第十章 决策新变

吴黄武元年（蜀章武二年，魏黄初三年）①八月，刘备败归白帝，吴蜀战争基本结束。而时之曹丕已经甚明孙权“外托事魏，而诚心不足”，后悔不听刘晔乘机伐吴之言，正在酝酿新的行动。

适应新的形势，孙权应付魏蜀两国的决策又有了新的变化。

一、两手对曹魏

历史表明，孙权为了获得西抗刘备的支持和封王，实际上曾经假意答应过送子为质等许多条件。只是每到动真格的时候，便“多设虚辞”而虚与委蛇。既然“诚心不款”，便给曹魏提供了借口，最终也就脱不了兵戎相见的结果。

虚与委蛇

孙权大败刘备，陆逊“临陈所斩及投兵降首数万人。刘备奔走，仅以身免”。② 然后，立即遣使向曹丕报告。《三国志•吴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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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是年孙权四十一岁，虽未称帝，但毅然改元，以示自己不奉曹魏和蜀汉正朔。他改元黄武，同魏改元黄初含有同样意思。胡三省说，“吴改元黄武，亦以五德之运承汉为土德也”。以五德终始论，汉为火德。

②《三国志•吴书•吴主传》。

传》注引《吴历》说：

权以使聘魏，具上破备获印绶及首级、所得土地，并表将吏功勤宜加爵赏之意。

曹丕为了表示庆贺，特派使者赠送鄙子裘、明光铠、骅马，并且用白色帛绢抄写自己的著作《典论》及诗赋与权。同时，还特下诏文，赞扬孙权的功劳，鼓励其以前人为鉴，穷追敌人，“务全独克”。诏文说：

老虏（按：指刘备）边窟，越险深入，旷日持久，内迫罢弊，外困智力，故现身于鸡头（按：山名，在今湖北荆门境），分兵拟西陵（按：即夷陵），其计不过谓可转足前迹以摇动江东。根未著地，摧折其支，虽未刳备五脏，使身首分离，其所降诛，亦足使虏部众凶惧。昔吴汉先烧荆门，后发夷陵，而子阳（按：公孙述字）无所逃其死；来歙始袭略阳，文叔（按：刘秀字）喜之，而知隗嚣无所施其巧。①今讨此虏，正似其事，将军勉建方略，务全独克。

孙权决策已定，自然不会听曹丕的。吴兵后撤，曹丕完全明白了孙权不惜称臣、纳贡的本意及其战略重点的新变（实为逐步回复到原来的联蜀抗魏立场）。魏三公（按：时魏之三公应当是太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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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见《后汉书•吴汉传》和《来歙传》。建武十一年，后汉大将吴汉，破公孙述于荆门；建武八年，来歙突袭略阳，斩隗嚣守将。

锺繇、司徒华歆、司空王朗）联名上奏，数孙权罪十五条，鼓动曹丕立即“移兵进讨，亦明国典”。三公奏文很长，其要略为：

第一，陈述削藩之要：

臣闻枝大者披心，尾大者不掉，有国有家之所慎也。昔汉承秦彝，天下新定，大国之王，臣节未尽，以萧（何）、张（良）之谋不备录之，至使六王先后反叛，已而伐之，戎车不辍。又文、景守成，忘战弭役，骄纵吴、越，养虺成蛇，既为社稷大忧，盖前事之不忘，后事之师也。

第二，概述孙权之诡诈和罪过：

吴王孙权，幼竖小子，无尺寸之功，遭遇兵乱，因父兄之绪，少蒙翼卵晌伏之恩，长含鸱枭反逆之性，背弃天施，罪恶积大。复与关羽更相规伺，逐利见便，挟为卑辞。先帝（按：指曹操）知权奸以求用，时以于禁败于水灾，等当讨羽，因以委权。先帝委裘下席，权不尽心，诚在恻怛，欲因大丧，寡弱王室，希托董桃传先帝令（按：董桃传令，未详），乘未得报许，擅取襄阳，及见驱逐，乃更折节。邪辟之态，巧言如流，虽重译累使，发遣禁等，内包隗嚣顾望之奸，外欲缓诛，支仰蜀贼。圣朝含弘，既加不忍，优而赦之，与之更始，猥乃割地王之，使南面称孤，兼官累位，礼备九命，名马百驷，以成其势，光宠显赫，古今无二。权为犬羊之姿，横被虎豹之文，不思靖力致死之节，以报无量不世之恩。

第三，指出孙权必叛：

臣每见所下权前后章表，又以愚意采察权旨，自以阻带江湖，负固不服，狃状累世，诈伪成功，……终非不侵不叛之臣。

第四，请免孙权官爵：

臣谨考之周礼九伐之法，平（衡量）权凶恶，逆节萌生，见罪十五。昔九黎乱德，黄帝加诛；项羽罪十，汉祖不舍。权所犯罪衅明白，非仁恩所养，宇宙所容。臣请免权官，鸿胪削爵土，捕治罪。敢有不从，移兵进讨，以明国典好恶之常，以静三州（按：指荆、扬、交三州）元之苦。①

曹丕甚悔不用刘晔之谋，因而决定重施软硬两手，再次遣使与盟，要求孙权送子为质。孙权自然“辞让不受”。

其实，孙权在为王之前表面上是曾答应过送子为质的。《三国志•吴主传》注引《魏略》说，于禁投降关羽的时候，护军浩周、军司马东里衮也投降了，以后他们又一起为吴所得。孙权在谋联曹魏的时候，放回浩周、东里衮，利用他们向刚即王位的曹丕“自陈诚款”。后人司马光说，孙权“自陈诚款，辞甚恭慧”。孙权在信中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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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三国志•吴书•吴主传》注引《魏略》。

昔讨关羽，获于（禁）将军，即白先王（按：指曹操），当发遣之。此乃奉款之心，不言而发。先王未深留意，而谓权中间复有异图，愚情㥪㥪（音lòu，恭谨之意），用未果决。遂值先王委离国祚，殿下承统，下情始通。公私契阔，未获备举，是令本誓未即昭显。梁寓传命，委曲周至，深知殿下以为意望。权之赤心，不敢有他，愿垂明恕，保权所执。谨遣浩周、东里衮，至情至实，皆周等所具。

又说：

权本性空薄，文武不昭，昔承父兄成军之绪，得为先王所见奖饰，遂因国恩，抚绥东土。而中间寡虑，庶事不明，畏威忘德，以取重戾。先王恩仁，不忍遐弃，既释其宿罪，且开明信。虽致命虏廷，枭获关羽，功效浅薄，未报万一。事业未究，先王即世。殿下践阵，威仁流迈，私惧情愿未蒙昭察。梁寓来到，具知殿下不遂疏远，必欲抚录，追本先绪。权之得此，欣然踊跃，心开目明，不胜其庆。权世受宠遇，分义深笃，今日之事，永执一心，惟察，重垂含覆。

然后，对东线摩擦进行辩解：

先王以权推诚已验，军当引还，故除合肥之守，著南北之信，令权长驱不复后顾。近得守将周泰、全琮等白事，过月（按：当指黄初元年六月。是月，曹丕“南征”）六日，（魏）有马步七百，径到横江，又督将马和（人名）复将四百人进到居巢，琮等闻有兵马渡江，视之，为兵马所击，临时交锋，大相杀伤。卒得此问，情用恐惧。权实在远，不豫闻知，约敕无素，敢谢其罪。

最后，婉斥曹丕不讲信用：

又闻张征东（按：张辽为征东将军）、朱横海（按：未详，或谓朱灵）今复还合肥，先王盟要，由来未久，且权自度未获罪衅，不审今者何以发起，牵军远次？事业未讫，甫当为国讨除贼备，重闻斯问，深使失图。凡远人所恃，在于明信，愿殿下克卒前分，开示坦然，使权誓命，得卒本规。凡所愿言，周等所当传也。

曹丕当即召见浩周、东里衮。浩周“以为权必臣服”，而东里衮则“谓其不可必服”。是岁冬，曹丕称帝，遣使封孙权为吴王，使浩周与持节使者邢贞一同前往。公事完后，浩周赴孙权私宴，对孙权说：“陛下未信王遣子入侍也，周以阖门百口明之。”孙权很感动，当即表示：“浩孔异（浩周字），卿乃举家百口保我，我当何言邪？”遂流涕沾襟。及与周别，又指天为誓，表示一定送子为质。

浩周回去以后，“权不遣子而设辞，帝（曹丕）乃久留其使”。孙权善为托辞，于下可见其妙：黄武元年（魏黄初三年）八月，孙权再次上书表示送子为质，并与浩周书说：“昔君之来，欲令遣子入侍，于时倾心欢以承命，徒以登年幼，欲假年岁之间耳。而赤情未蒙昭信，遂见讨责，常用惭怖。自顷国恩，复加开导，忘其前愆，取其后效，喜得因此寻竟本誓。前已有表具说遣子之意，想君假还，已知之也。”但同时提出了不能即行的理由，希望同夏侯氏联姻，等儿子成了曹魏宗室女婿之后再送，说：“今子当入侍，而未有妃耦，昔君念之，以为可上连缀宗室若夏侯氏，虽中间自弃，常奉弭在心（按：事指建安二十二年孙权向曹操请降，曹操“报使修好，誓重结婚”）。当垂宿念，为之先后，使获攀龙附骥，永自固定。其为分惠，岂有量哉！”孙权明知这是不可能的，于是故作姿态，进一步表示“诚意”：“如是欲遣孙长绪（按：孙邵字长绪，黄武初曾为吴丞相）与小儿俱入，奉行礼聘，成之在君。”又表示：“小儿年弱，加教训不足，念当与别，为之缅然，父子恩情，岂有已邪！又欲遣张子布（昭）追辅护之。孤性无余，凡所欲为，今尽宣露。惟恐赤心不先畅达，是以具为君说之，宜明所以。”

从记载看，曹丕似乎有点被说服了，于是下诏说：“权前对浩周，自陈不敢自远，乐委质长为外臣，又前后辞旨，头尾击地，此鼠子自知不能保尔许地也。又今与周书，请以十二月遣子，复欲遣孙长绪、张子布随子俱来，彼二人皆权股肱心腹也。又欲为子于京师求妇，此权无异心之明效也。”曹丕“既信权甘言，且谓周为得其真，而权但华伪，竟无遣子意"。曹丕想派侍中辛毗、尚书桓阶为使，“往与盟誓，并征任子”，孙权“辞让不受”。至此，曹丕完全明白了孙权答应送子为质纯属权宜之计，因而大怒，“自是之后，帝（曹丕）既彰权罪，周亦见疏远，终身不用”。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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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以上见《三国志•吴书•吴主传》并注引《魏略》、《三国志•魏书•文帝纪》。

顽抗曹魏三路兵

曹丕对吴，与盟不得，征质不至，感到了对自己权威的挑战。《三国志•刘晔传》说：“备军败退，吴礼敬转废，帝（曹丕）欲兴众伐之。”刘晔认为：“彼新得志，上下齐心，而阻带江湖，必难仓卒。”曹丕不听。

黄初三年（吴黄武元年，公元222年）九月，曹丕兵分三路征吴。一路：命征东大将军曹休、前将军张辽、镇东将军臧霸出洞口（在今安徽和县江边）；二路：大将军曹仁出濡须；三路：上军大将军曹真、征南大将军夏侯尚、左将军张邰、右将军徐晃围南郡。十月，曹丕亲驾南征，十一月至宛，就近督军。

孙权亦分三路兵相对，派建威将军吕范等督五军，以舟军拒曹休等；裨将军朱桓为濡须督拒曹仁；左将军诸葛瑾、平北将军潘璋、将军杨粲救南郡。

双方军队部署到位，孙权感到形势严重。面对魏军来势汹汹，又加“时扬、越蛮夷多未平集，内难未弭”，孙权内外交急，再次主动求和，“卑辞上书，求自改厉”。孙权在上书中假意说：

若罪在难除，必不见置，当奉还土地民人。乞寄命交州，以终余年。

曹丕也知，完全征服孙权非常困难，所以也想迂回一步。于是给孙权回了一封很长的信，一赞孙权事功：“君生于扰攘之际，本有纵横之志，降身奉国，以享兹祚。自君策名已来，贡献盈路。讨备之功，国朝仰成。”二责孙权所为，引起朝臣疑虑，说：“三公上君过失，皆有本末。朕以不明，虽有曾母投杼之疑，犹冀言者不信，以为国福。故先遣使者犒劳，又遣尚书、侍中践修前言，以定任子。君遂设辞，不欲使进，议者怪之。又前都尉浩周劝君遣子，乃实朝臣交谋，以此卜君，君果有辞。”最后，再次强调指出如要解疑，必须送质："今省上事，款诚深至，心用慨然，凄怆动容。即日下诏，敕诸军但深沟高垒，不得妄进。若君必效忠节，以解疑议，（孙）登身朝到，夕召兵还。此言之诚，有如大江！”

孙权当然不答应，随即改年号为黄武，不用曹魏正朔，以示不服，“临江拒守”。

一路战况：

吴方记载，《三国志•吴主传》说：“冬十一月，大风，（吕）范等兵溺死者数千，余军还江南。曹休使臧霸以轻船五百、敢死万人袭攻徐陵（在洞口对岸），烧攻城车，杀略数千人。将军全琮、徐盛追斩魏将尹卢，杀获数百。”《吕范传》说：“曹休、张辽，臧霸等来伐，范督徐盛、全琮、孙韶等，以舟师拒休等于洞口。……时遭大风，船人覆溺，死者数千，还军”。《徐盛传》说：“曹休出洞口，盛与吕范、全琮渡江拒守。遭大风，船人多丧，盛收余兵，与休夹江。休使兵将就船攻盛，盛以少御多，敌不能克，各引军退。”《吾粲传》说：“值天大风，诸船绠绁断绝，漂没著岸，为魏军所获，或覆没沈溺，其大船尚存者，水中生人皆攀缘号呼，他吏士恐船倾没，皆以戈矛撞击不受。粲与黄渊独令船人以承取之，左右以为船重必败，粲曰：‘船败，当俱死耳！人穷，奈何弃之。’粲、渊所活者百余人。”《全琮传》说：“魏以舟军大出洞口，权使吕范督诸将拒之，军营相望。敌数以轻船抄击，琮常带甲仗兵，伺候不休。顷之，敌数千人出江中，琮击破之，枭其将军尹卢。”《贺齐传》说，安东将军贺齐出镇江上（今南京以上至皖），“魏使曹休来伐。齐以道远后至，因住新市为拒。会洞口诸军遭风流溺，所亡中分，将士失色，赖齐未济，偏军独全，诸将倚以为势。”

魏方记载，《曹休传》说：此前“孙权遣将屯历阳，休到，击破之，又别遣兵渡江，烧贼芜湖营数千家。”此次“帝（曹丕）征孙权，以休为征东大将军，假黄钺，督张辽等及诸州郡二十余军，击权大将吕范等于洞浦（口），破之。”《张辽传》说：“孙权复叛，帝遣辽乘舟，与曹休至海陵，临江。权甚惮焉，敕诸将：‘张辽虽病（按：辽刚病愈），不可当也，慎之！’是岁，辽与诸将破权将吕范。”《臧霸传》说，臧霸与曹休讨吴，“破吕范于洞浦”。

这说明，孙权的兵马在洞口对曹休等进行了顽强抵抗，虽有所得，但吕范等被打败，损失惨重。所以有关魏方的记载，数称“破”敌；《资治通鉴》卷69说，“会暴风吹吴吕范等船，绠缆悉断，直诣休等营下”，魏军“斩首获生以千数，吴兵迸散”；《三国志•文帝纪》注引《魏略》载曹丕诏书，甚至夸张地说“斩首四万，获船万艘”（按：当时，吴不可能集这样多的兵力于此）。吴方记载则没有那么严重，但也相当可观，谓：“遭遇大风”，溺死者数千；被杀者数千；失踪、逃亡者“过半”；惟贺齐“偏军独全”。战后，孙权对有功者给予封赏，对出战不利者进行了处罚，包括异母弟孙朗。《江表传》载，曹休出洞口，孙朗（原书作匡，裴松之辨证：匡已早故，当为朗）为定武中郎将，孙朗随吕范御敌，“违令放火，烧损茅芒，以乏军用”，随被吕范遣送回吴，孙权不再称其为兄弟，“别其族为丁氏，禁锢终身”。

二路战况：

吴方，《朱桓传》比较详细地记录了朱桓抗敌过程，说：朱桓为濡须督，“魏使大司马曹仁步骑数万向濡须，仁欲以兵袭取州上，伪先扬声，欲东攻羡溪（在濡须东）。”朱桓当即“分兵将，赴羡溪”，队伍开拔以后，侦察兵报告说曹仁已“进军拒濡须七十里”。朱桓随即“遣使追还羡溪兵”，结果晚了一步，“兵未到而仁奄至”。当时，朱桓“手下及所部兵，在者五千人，诸将业业（按：业业，谓非常惊慌），各有惧心”，朱桓给大家鼓气，说：“凡两军交对，胜负在将，不在众寡。……今仁既非智勇，加其士卒甚怯，又千里步涉，人马罢困，桓与诸军，共据高城，南临大江，北背山陵，以逸特劳，为主制客，此百战百胜之势也。虽曹丕自来，尚不足忧，况仁等邪！”据说，朱桓“因偃旗鼓，外示虚弱，以诱致仁。”曹仁果然被朱桓牵着鼻子走，分兵三支：（1）“遣其子泰攻濡须城”，（2）“分遣将军常雕督诸葛虔、王双等，乘油船别袭中洲（江中小岛）。中洲者，（桓）部曲妻子所在也”，（3）“仁自将万人留橐皋（在濡须西），复为泰等后拒。”朱桓以部分兵攻取油船，以部分兵别击常雕等，亲自拒曹泰，烧营而退，“遂枭（常）雕，生虏（王）双，送武昌，临陈斩溺，死者千余”。取得了重大胜利。

魏方，《曹仁传》讳记此役。大概是因为曹仁战而无功随后郁病而死、史讳其短的缘故。《文帝纪》注引《魏略》所载曹丕诏却又作夸张地说：“大司马（按：黄初二年十月，曹仁被授大司马）据守濡须，其所禽获亦以万数。”

显然，二路战役吴方取得了决定性胜利。

三路战况：

吴方记载，《朱然传》说，魏遣曹真、夏侯尚、张邻等攻江陵，魏文帝自住宛，为其势援，连屯围城。孙权"遣将军孙盛督万人备州上，立围坞，为然外救。邻渡兵攻盛，盛不能拒，即时却退，邻据州上围守，然中外断绝”。孙权“遣潘璋、杨粲等解[围]而围不解”，而此时江陵城中“兵多肿病，堪战者裁五千人”。曹真等“起土山，凿地道，立楼橹临城，弓矢雨注，将士皆失色”，但朱然“晏如而无恐意，方厉吏士，伺间隙攻破两屯"。魏军攻围朱然"凡六月日"，曹真、夏侯尚等“不能克，乃彻攻退还”。《诸葛瑾传》并注引《吴录》记载，诸葛瑾迁左将军，督公安，“曹真、夏侯尚等围朱然于江陵，又分据中州，瑾以大兵为之救援。……兵久不解，权以此望之。及春水生，潘璋等作水城于上流，瑾进攻浮桥，真等退走。虽无大勋，亦以全师保境为功。”《潘璋传》说：“魏将夏侯尚等围南郡，分前部三万人作浮桥，渡百里洲上。诸葛瑾、杨粲并会兵赴救，未知所出，而魏兵日渡不绝。”潘璋认为“魏势始盛，江水又浅，未可与战”，于是便带着人马“到魏上流五十里，伐苇数百万束，缚作大筏，欲临流放火，烧败浮桥”。据说，刚刚缚作苇筏完毕，夏侯尚便退军了，潘璋重演周瑜的"火烧"计谋，没有派上用场。

魏方记载，《曹真传》说，曹真为上军大将军，都督中外诸军事，假节钺，“与夏侯尚等征孙权，击牛渚屯，破之。”《夏侯尚传》说，尚为征南大将军，“孙权虽称藩，尚益修攻讨之备，权后果有贰心”，曹丕幸宛，“使尚率诸军与曹真共围江陵。权将诸葛瑾与尚军对江，瑾渡入江中渚，而分水军于江中。尚夜多持油船，将步骑万余人，于下流潜渡，攻瑾诸军，夹江烧其舟船，水陆并攻，破之。城未拔，会大疫，诏敕尚引诸军还。”据载，曹丕所以让夏侯尚主动撤军是因为听了侍中董昭的话。

这说明，此路兵，魏虽小胜而无大获，吴虽不利而无大失。总之，曹丕三路伐吴的战争，双方互有所得，互有所失，谁也没有占到很大便宜。但从战略上看，曹丕没有取得预期成果，是“失败”；孙权顽抗敌人来犯，使曹魏不能逞其志，是“成功”。

再抗魏军

如果说，曹丕在黄初三年（吴黄武元年）九月三路伐吴和十一月至次年三月御驾南征算是两次用兵的话（按：从作战实体看，也可算做一次），那么黄初五年（吴黄武三年，公元224年）八月，曹不又第三次兴兵伐吴。

此期间，魏蜀吴三方形势又发生了新的变化，其中最重要的是刘备亡故，诸葛亮遣使修好于吴，吴蜀复通，孙权又可全力对魏，如史所载，“遂绝魏，专与汉（蜀）连和”。① 甚至还主动向北示兵，如《三国志• 贺齐传》载，起初孙权戏口（今地不详）守将晋宗“以众叛如魏，还为蕲春太守”，此时孙权“出其不意，诏（贺）齐督糜芳、鲜于丹等袭蕲春，遂生虏宗”。

对于曹丕此次“兴军伐吴”，侍中辛毗竭力谏阻。他认为，“吴楚之民，险而难御……方今天下新定，土广民稀。夫庙算（按：行兵前朝廷中的谋划）而后出军，犹临事而惧，况今庙算有缺而欲用之，臣诚未见其利也。先帝（曹操）屡起锐师，临江而旋。今六军不增于故，而复循之，此未易也。”曹丕不听，遂“于八月，为水军，亲御龙舟，循蔡、颖，浮淮如寿春。九月，至广陵（治今江苏扬州东北）。”②

《三国志•徐盛传》、《资治通鉴》卷70记载，“魏文帝大出，有渡江之志”，吴安东将军徐盛建计，“植木衣苇，为疑城假楼（按：胡三省注云，植木于内，以苇席遮外），自石头至于江乘（今江苏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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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资治通鉴》卷70，魏文帝黄初四年。

② 《三国志•魏书•辛毗传》。

容），连绵相接数百里，一夕而成；又大浮舟舰于江。”曹丕到广陵，“望围愕然，弥漫数百里，而江水盛长，便引军退”。不由长叹：“魏虽有武骑千群，无所用之，未可图也。”①

此次战役，秋汛未过，“帝（曹丕）御龙舟，会暴风漂荡，及至覆没”。孙权知曹丕不能有所作为，所以没有亲临前线。《三国志•刘晔传》记载，曹丕“幸广陵泗口，命荆、扬州诸军并进”。丕问群臣：“权当自来不？”许多人都说：“陛下亲征，权恐怖，必举国而应。又不敢以大众委之臣下，必自将而来。”只有刘晔认为不可能。果然如此，曹丕“大驾停住积日，权果不至”，于是退兵。

黄初六年（吴黄武四年，公元225年）三月，曹丕第四次伐吴。三月“辛未，帝为舟师东征”，五月至谯。御史中丞鲍勋谏阻，说：“王师屡征而未有所克者，盖以吴、蜀唇齿相依，凭阻山水，有难拔之势故也。往年龙舟飘荡，隔在南岸，圣躬蹈危，臣下破胆，此时宗庙几至倾覆，为百世之戒。今又劳兵袭远，日费千金，中国虚耗，令黠虏玩威，臣窃以为不可。”曹丕大怒，给了鲍勋以降职处分并于兵罢之后找个理由将其杀死。② 八月，曹丕“遂以舟师自谯循涡入淮，从陆道幸徐。九月，筑东巡台。”十月，军至广陵故城，“临江观兵，戎卒十余万，旌旗数百里”。一时间，曹丕踌躇满志，诗兴大发，于马上留下名诗一首：

观兵临江水，水流何汤汤，戈矛成山林，玄甲耀日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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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资治通鉴》卷70，魏文帝黄初五年。

② 《三国志•魏书•鲍勋传》。

猛将怀暴怒，胆气正从横。谁云江水广，一苇可以航？不战屈敌虏，戢兵称贤良。古公（按：指周人祖先古公亶父）宅岐邑，实始翦殷商。孟献营虎牢，郑人惧稽颡（按：《左传》襄公二年，孟献子“请城虎牢以逼郑”）。充国务耕植（按：指汉赵充国屯田），先零自破亡。兴农淮、泗间，筑室都徐方。量宜运权略，六军咸悦康；岂如《东山诗》，悠悠多忧伤。

但是，面对吴人严兵固守，水面结冰，船只不得入江，曹丕又一次眼望大江不由惊叹：“嗟乎，固天所以限南北也！”遂归。据载，归时，吴兵将其截杀了一顿。吴扬威将军孙韶“遣将高寿率敢死之士五百人，于迳路（小路）要击帝（曹丕）。帝大惊。寿等获副车、羽盖以还”。①可见其状，相当狼狈。魏军战船数千统统搁浅动不了，幸蒋济想法“遏断湖水”，船只才驶入淮中，得脱而还。黄初七年正月，曹丕回到洛阳，开始认识到自己不是善于用兵的人，对蒋济说：“自今讨贼计画，善思论之。”②

总的来看，曹丕对于三国鼎立的形势一直缺乏清醒的认识，因而在军事和处理同吴、蜀的关系上都出现了错误。该出兵时不出兵，错过战机；不该出兵时出兵，构恶关系。孙权利用了曹丕的错误和弱点，对魏外卑而内亢，从来不抱幻想；用得着时，借魏胁蜀，用不着时，考虑到自身的长远利益，则联蜀抗魏，纵横捭阖真还有点自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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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三国志•吴书•吴主传》注引《吴录》。

②《三国志•魏书•蒋济传》。

二、不再向魏称藩

魏黄初七年（吴黄武五年，公元226年）五月，年仅四十岁的魏文帝曹丕死了，儿子曹叡继位。魏明帝曹叡忙于内务，一时无暇西征南讨。

“叡不如丕”

孙权在曹丕死后，对曹氏祖孙三人做过长篇分析，基本的结论很正确：丕不如操，叡不如丕。

据说，曹丕死后，陆逊曾向孙权上表，“以为曹丕已死，毒乱之民，当望旌瓦解，而更静然。闻皆选用忠良，宽刑罚，布恩惠，薄赋省役，以悦民心，其患更深于操时”。这说明，陆逊把曹叡的能力估计得很高，从而对魏吴间的形势预测得也过于悲观。孙权不同意陆逊的观点，“以为不然”。

首先，孙权对操、丕、叡三人作了对比，认为：“操之所行，其惟杀伐小为过差，及离间人骨肉，以为酷耳。至于御将，自古少有。丕之于操，万不及也。今叡之不如丕，犹丕不如操也。”用“曹丕万不及操，叡又万不及丕”一类的语言刻画曹叡，可见鄙视之甚。其次，对于曹叡上台后推行的惠民政策也极贬抑，以为只是一些“欲以自安”的屑小举措，不足以兴邦定国：“其所以务崇小惠，必以其父新死，自度衰微，恐困苦之民一朝崩沮，故强屈曲以求民心，欲以自安住耳，宁是兴隆之渐邪！”

第三，指出曹叡“威柄不专”，必致后患，理由有二：（一）他说：“闻任陈长文（群）、曹子丹（真）辈，或文人诸生，或宗室戚臣，宁能御雄才虎将以制天下乎？夫威柄不专，则其事乖错（按：曹丕死前，召中军大将军曹真、镇军大将军陈群、征东大将军曹休、抚军大将军司马懿四人，'并受遗诏辅嗣主'）。如昔张耳、陈余（按：张、陈均汉初人），非不敦睦，至于秉势，自还相贼，乃事理使然也。”（二）他认为，陈群之徒，过去“畏操威严，故竭心尽意，不敢为非耳”，后来，曹丕继业，“年已长大，承操之后，以恩情加之，用能感义”，现在，“叡幼弱，随人东西”，曹真、曹休、陈群、司马懿等辈，“必当因此弄巧行态，阿党比周，各助所附。如此之日，奸谗并起，更相陷怼，转成嫌贰。一尔已往，群下争利，主幼不御，其为败也焉得久乎？”进而指出，“自古至今，安有四五人把持刑柄，而不离刺转相蹄啮者也！强当陵弱，弱当求援，此乱亡之道也。”

第四，孙权认为陆逊对曹丕死去以后魏国形势的认识，是其一生中的一次失误，因对诸葛瑾说：“子瑜，卿但侧耳听之，伯言常长于计校，恐此一事小短也。”①

孙权的话，实是抓住由头大做舆论上的准备，自然有一定道理。没有这样的认识，就不会有主动向北耀兵，就不会有不久以后自立为皇帝的大举，也就不会有不断加强绝魏睦蜀的新举措，从而也就不会出现真正意义的三个帝国的鼎立局面。

主动示兵

正是基于以上认识，所以曹丕死后不久，孙权便主动出兵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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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以上《三国志•吴书•诸葛瑾传》。按：南朝宋人裴松之不同意孙权的见解，认为：“魏明帝（曹叡）一时明主，政自己出，孙权此论，竟为无征，史载之者，将以主幼国疑，威柄不一，乱亡之形，有如权言，宜其存录以为鉴戒。”

但成效不好。

（1）《三国志•吴主传》说，黄武五年“秋七月，权闻魏文帝崩，征江夏，围石阳（在今湖北应城境），不克而还。”对于这次战役，主攻方因为无功而还，所以历史记载较少，相反被动方的记载却相对较多。《文聘传》说：“孙权以五万众自围（文）聘于石阳，甚急。聘坚守不动，权住二十余日乃解去。聘追击破之。”《明帝纪》说：“八月，孙权攻江夏郡，太守文聘坚守。”朝议的时候众大臣“欲发兵救之”，曹叡则认为：“权习水战，所以敢下船陆攻者，几掩不备也。今已与聘相持，夫攻守势倍，终不敢久也。”曹叡分析得对，魏吴两军“相持”，魏方仅增小股兵力，便将吴兵赶走了：“先时遣治书侍御史荀禹慰劳边方，禹到，于江夏发所经县兵及所从步骑千人乘山举火，权退走。”①战争中，吴国的江夏太守孙奂表现比较突出，受到封赏。《孙奂传》说：“权攻石阳，奂以地主，使所部将军鲜于丹帅五千人先断淮道。自帅吴硕、张梁五千人为军前锋，降高城，得三将。大军引还”。孙权见奂军阵整齐，高兴地说：“初吾忧其迟钝，今治军，诸将少能及者，吾无忧矣。”

（2）派诸葛瑾、张霸等寇襄阳，瑾败霸死。《三国志•明帝纪》说，魏以抚军大将军司马懿对付诸葛瑾，“讨破之，斩霸”。《晋书•宣帝纪》说；“及孙权围江夏，遣其将诸葛瑾、张霸并攻襄阳，帝（司马懿）督诸军讨权，走之。进击，败瑾，斩霸，并首级千余。”司马懿因功被升迁为骠骑大将军。

（3）以别将侵扰寻阳（治今湖北黄梅西南），一将被杀，两将投敌。《三国志•明帝纪》载，魏以征东大将军曹休“又破其别将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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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三国志•魏书•明帝纪》。

寻阳。”《曹休传》载，“吴将审德屯皖，休击破之，斩德首，吴将韩综、翟丹等前后率众诣休降。”

孙权主动发兵数股扰魏，大都失利。但其重要意义不容忽视。这标志着双方关系发生了新的转折。他不再向魏称藩，而是完全结束了称臣的历史，谋称尊号，积极把自做皇帝的目标提到了日程上。

大战曹休

黄武七年（魏太和二年，蜀建兴六年，公元228年），孙权与曹休大战。

从整体战略看，黄武以来孙权的所有军事行动，都是准备大战曹魏的组成部分。除了上述主动示兵外，为了便于用兵和解除北战曹魏的后顾之忧，孙权还先后出兵收拾了叛投魏国的将领晋宗和阴与魏国相呼应的鄱阳大帅彭绮。

史载，“先是（吴）戏口守将晋宗杀将王直，以众叛如魏，魏以为蕲春（治今湖北蕲春西北）太守，数犯边境”，并向孙权的驻跸地武昌骚扰，“图袭安乐（在今武汉市境），取其保质”。孙权“以为耻忿”，黄武二年（魏黄初四年）六月，令后将军贺齐率领糜芳、鲜于丹、刘邵、胡综等“出其不意”袭蕲春，活捉了晋宗。①

黄武四年（魏黄初六年）十二月，鄱阳人彭绮“自称将军，攻没诸县，众数万人”，并“自言举义兵，为魏讨吴”。曹魏朝臣都很高兴，以为“因此伐吴，必有所克”。魏明帝曹叡问中书令孙资，孙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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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三国志•吴书•吴主传》、《贺齐传》、《胡综传》，《资治通鉴》卷70，魏文帝黄初四年。

不同意，认为鄱阳宗人前后数有举义者，“众弱谋浅，旋辄乖散”，孙权肯定有办法对付他们，所以彭绮也靠不住。①果然，黄武六年（魏太和元年）春，孙权派解烦督胡综和鄱阳太守周鱿出兵将其生擒了。

孙权决定发动大战曹休的对魏战争，绝非贸然行动，而是考虑了当时的形势。就自己一方说：（1）镇抚山民近年又取得了成功；（2）巩固内部统治和南抚交阻的“柔远”举措都有成效；（3）称帝活动正在加紧进行，对于提高孙权的威望和军民团结产生了积极影响；（4）经过夷陵之战，士气旺盛。就客观形势说，最为重要的是魏蜀吴三方态势的新变化，更容易让孙权迅速做出策略上的新调整。这种新变化表现在：（1）吴蜀复通（后详），减轻了西面的军事压力；（2）魏文帝曹丕死了，明帝曹叡初登帝位，忙于人事、政务、军务的新调整；（3）诸葛亮率军伐魏，已经“北驻汉中”了。诸葛亮第一次出祁山（今甘肃西和西北），虽然是先胜后败，但对魏国产生了重大影响。《三国志•诸葛亮传》载，“建兴六年（魏太和二年，吴黄武七年，公元228年）春，（诸葛亮）扬声由斜谷道（今陕西眉县西南）取郿（治今眉县北），使赵云、邓芝为疑军，据箕谷（今陕西汉中北）。魏大将军曹真举众拒之。亮身率诸军攻祁山，戎阵整齐，赏罚肃而号令明，南安（今甘肃陇西东）、天水（今甘肃通渭西北）、安定（今甘肃定西）三郡叛魏应亮，关中响震。”曹魏对于诸葛亮来犯，很感突然，《资治通鉴》说：“始，魏以汉昭烈（刘备）既死，数岁寂然无闻，是以略无备豫；而卒闻亮出，朝野恐惧，于是天水、南安、安定皆叛应亮。”因此，曹叡不得不亲率重大兵力对付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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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三国志•吴书•吴主传》、《资治通鉴》卷70，魏文帝黄初六年。

兵来犯。

诸此，都是孙权发动一次大的战争的有利条件。

孙权考虑了这些条件后，便即开始了他的具体行动。第一步是引曹休出兵。《三国志•周鲂传》记载，黄武七年五月，孙权特命鄱阳太守周鲂“密求山中旧族名帅为北敌所闻知者”，用假情报引诱魏大司马、扬州牧曹休出兵。周鲂提出，“恐民帅小丑不足仗任，事或漏泄，不能致休”，因而请求以自己的名义派人送信给曹休，诱其出兵。孙权批准了周鱿的诱敌计划和诱敌信。周鱿给曹休的信，共七条，很长，近两千言，重要内容略为：（1）愿意弃暗投明，"惟明公君侯（曹休）垂日月之光，照远民之趣，永令归命者有所戴赖”；（2）尽述归降之诚，“敢缘古人，因知所归，拳拳输情，陈露肝膈。乞降春天之润，哀拯其急，不复猜疑，绝其委命”；进而假意请求“保密”并表示积极响应曹休的军事行动：“事之宣泄，受罪不测，一则伤慈损计，二则杜绝向化者心，惟明使君远览前世，矜而愍之，留神所质，速赐秘报。纺当候望举动，俟须响应”；（3）历陈自己处境危险，并致“情报”，真假假，诱曹休上钩，说孙权众兵在外，武昌空虚：“东主（孙权）顷者潜部分诸将，图欲北进。吕范、孙韶等入淮，全琮、朱桓趋合肥，诸葛瑾、步骘、朱然到襄阳，陆议（逊）、潘璋等讨梅敷（人名）。东主（孙权）中营自掩石阳，别遣从弟孙奂治安陆城（今湖北安陆），修立邸阁，辇赀运粮，以为军储，又命诸葛亮进指关西，江边诸将无复在者，才留三千所兵守武昌耳。”表示，“若明使君（曹休）以万兵从皖南首江渚，纺便从此率厉吏民，以为内应”；（4）再明精诚、惶恐、悬命西望之意；（5）具言内外配合必获全胜之机，煞有介事地说：“今使君若从皖道进住江上，鱿当从南对岸历口为应。并鼓动曹休赶快发兵：“鲂生在江、淮，长于时事，见其便利，百举百捷，时不再来，敢布腹心。”（6）假说孙权此次用兵“内幕”，东主“当以新赢兵置前，好兵在后，攻城之日，云欲以羸兵填堑，使即时破，虽未能然，是事大趣也。”（7）请备好印信数百，“得以假授诸魁帅，奖厉其志”，请备幢麾数十，“以为表帜，使山兵吏民，目瞻见之，知去就之分”。最后，为了让曹休相信，再次煞有介事地请求保密，说什么“今之大事，事宜神密，若省鱿笺，乞加隐秘。”周鱿七条，貌似情意真切、孙权之误历历在目、曹魏必胜的结局已跃然纸上。

曹休果然上当，“休闻之，率步骑十万向皖以应鱿”；曹叡“又使司马懿向江陵，贾逵向东关（今安徽含山境），三道俱进。”①《三国志•曹休传》记载略异，说：“太和二年，帝为二道征吴，遣司马懿从汉水下，休督诸军向寻阳。”根据《三国志•贾逵传》看，三道俱进的说法是对的：“太和二年，帝使（贾）逵督前将军满宠、东莞太守胡质等四军，从西阳（今安徽桐城东北）直向东关，曹休从皖，司马懿从江陵。”

第二步，集中布兵，决战曹休。《三国志•陆逊传》说：“（黄武）七年，权使鄱阳太守周鲂谲魏大司马曹休。休果举众入皖，（权）乃召（陆）逊假黄钺，为大都督，逆休”。当时的授权仪式很隆重。后来，陆逊的孙子陆机为其祖写墓志铭的时候很以为荣。陆机说：“魏大司马曹休侵我北鄙，乃假公（陆逊）黄钺，统御六师及中军禁卫而摄行王事，主上执鞭，百司屈膝。”张勃《吴录》也记载：“假逊黄钺，吴王亲执鞭以见之。”②

陆逊为帅自统中部，令朱桓、全琮为左右督，各督三万人击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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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资治通鉴》卷71，魏明帝太和二年。

②《三国志•吴书•陆逊传》注。

三道俱进。朱桓、全琮皆吴国名将。

至此，曹休已经知道受骗，然而“耻见欺诱，自恃兵马精多”，遂与吴战。

曹休深入，在魏引起震动。尚书蒋济上表以为：“深入虏地，与权精兵对，而朱然等在上流，乘休后，臣未见其利也。”曹休军队至皖，吴出兵安陆，蒋济又上疏说：“今贼示形於西，必欲并兵图东，宜急诏诸军往救之。”①前将军满宠也上疏说：“曹休虽明果而希用兵，今所从道，背湖旁江，易进难退，此兵之洼地也（按，洼当作挂。《孙子兵法•地形篇》：‘可以往，难以返，曰挂'）。”②

第三步，决战曹休于石亭。黄武七年“秋八月，权至皖口，使将军陆逊督诸将大破（曹）休于石亭（在今安徽潜山境）”。③陆逊、朱桓、全琮三路并进，“冲休伏兵，因驱走之，追亡逐北，径至夹石（在今安徽桐城境），斩获万余，牛马骡驴车乘万辆，军资器械略尽。休还，疽发背死”。④曹休损兵万余，当是真的，《三国志•周鱿传》也这样记载：“休果信鱿，帅步骑十万，辎重满道，径来入皖。纺亦合众，随陆逊横截休，休幅裂瓦解，斩获万计。”

曹休幸免于被擒，全赖贾逵相救。《三国志•贾逵传》载，“逵至五将山，休更表贼有请降者，求深入应之。诏司马懿驻军，逵东与休合进。”贾逵觉察到，孙权实无东关之备，必然是“并军于皖”，所以“休深入与贼战，必败”，于是“部署诸将，水陆并进，行二百里”，得知“休战败，权遣兵断夹石”。一时间，“诸将不知所出，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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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三国志•魏书•蒋济传》。

②《三国志•魏书•满宠传》。

③《三国志•吴书•吴主传》。

④《三国志•吴书•陆逊传》。

欲待后军”。贾逵对大家说：“休兵败于外，路绝于内，进不能战，退不得还，安危之机，不及终日。贼以军无后继，故至此；今疾进，出其不意，此所谓先人以夺其心也，贼见吾兵必走。若待后军，贼已断险，兵虽多何益！”于是兼程进军，多设旗鼓为疑兵，吴兵见状，遂退。贾逵据夹石，以兵粮给休，曹休得免全军覆没之灾。因此，史家评论说，如果没有贾逵，“休军几无救也”。

此次战役，吴军虽有大获，但惜未听从朱桓的意见，预伏军队于夹石。朱桓曾向孙权进计说：“休本以亲戚见任，非智勇名将也。今战必败，败必走。走当由夹石、挂车（挂车岭，在今安徽桐城北），此两道皆险陋，若以万兵柴路（按：柴路，谓设置路障），则彼众可尽，而休可生虏，臣请将所部以断之。若蒙天威，得以休自效，便可乘胜长驱，近取寿春，割有淮南，以规许、洛，此万世一时，不可失也。”事实证明，朱桓的意见是非常正确的。然而，孙权、陆逊都没有看到这一点，关键的时候，用兵过于保守。孙权征求陆逊的意见，陆逊“以为不可，故计不施行”。①曹休失败，果由夹石而还。孙权、陆逊急忙派兵追击，但晚了一步，贾逵已到夹石，据守险要，设伏待敌，吴兵只得作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