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一章 做皇帝

谋大业，做皇帝，是孙氏父子早已确定的目标。孙坚入洛阳，一枚传国玉玺，促使他即刻南下谋创自己的事业。孙坚此一行动，受到注史者、南朝宋人裴松之的批评：“孙坚于兴义之中最有忠烈之称，若得汉神器而潜匿不言，此为阴怀异志，岂所谓忠臣者乎？吴史欲以为国华，而不知损坚之令德。……匹夫怀璧，犹曰有罪，而况斯物哉！”①孙坚死后，孙策自称是想“收合流散，东据吴会，报仇雪耻，为朝廷外藩。”张纮甚知孙策心志，把话挑明，说：“若投丹杨，收兵吴会，则荆扬可一，仇敌可报。据长江，奋威德，诛除群秽，匡辅汉室，功业侔于桓、文，岂徒外藩而已哉？”孙策当即明确表示，自己的想法“一与君同符合契”。②

及至孙权继业，上上下下谋取帝业的决心，一般说来是不再隐讳了。周瑜对鲁肃说：“承运代刘氏者，必兴于东南，推步事势，当其历数，终构帝基，以协天符”。鲁肃初见孙权，即言可乘曹操忙于北方战争的机会，“剿除黄祖，进伐刘表，竟长江所极，据而有之，然后建号帝王以图天下”。孙权表面谦虚，说“此言非所及

————————

① 《三国志•吴书•孙坚传》裴注。

②《三国志•吴书•孙策传》注引《吴历》。

也”，而内心实然其说。①

一、积极准备

事实证明，自从刘备自称汉帝于蜀，孙权亦即加紧准备，把做皇帝的活动提到了日程上。

外部准备，已如前述，大战曹魏，不再向魏称藩，不坚决反对刘备称帝，都是其重要战略组成部分。

内部准备，除了程序问题，重在两个方面，一是在自己的统辖范围内积极构建有利环境，一是大造舆论。

构建有利环境

孙权明白，要想平稳地登上皇帝宝座，域内的相对稳定是很重要的。当时，他必须解决好两个问题，一是平抚山越，二是宽息安民。《三国志》作者陈寿说：“山越好为叛乱，难安易动，是以孙权不遑外御，卑词魏氏。”孙权称帝前夕，进行了又一次的镇抚山越行动。就当时的形势看，目的自然不仅是为了御魏，而更重要是为了自己做皇帝。

黄武四年（公元225年），鄱阳大帅彭绮作乱，自称将军，攻没属城，有众数万人。六年，孙权以周鲂为鄱阳太守，与建武中郎将胡综一起戮力攻讨，遂将彭绮生擒，稳定了鄱阳周围局势。

黄武五年，“丹杨、吴（郡）、会（稽）山民复为寇贼，攻没属县”，孙权立即把这三郡中的“险地”划出来，另置东安郡，以绥南

————————

①《三国志•吴书•鲁肃传》。

将军全琮领太守。全琮到达事发地点后，“明赏罚，招诱降附，数年中，得万余人”。事情略定，孙权即召全琮回来，并罢东安郡。①

宽息安民是稳定广大百姓的重要措施。黄武五年春，孙权下令说：“军兴日久，民离农畔，父子夫妇，不听相恤，孤甚愍之。今北虏缩窜，方外无事，其下州郡，有以宽息。”②

是时，陆逊因为驻地“所在少谷”，上表请求“令诸将增广农亩"。孙权以“甚善”回复，遂广屯田。

孙权的诸多措施，效果明显。尽管没有明确的记载，但我们从冯熙对曹丕的一番有所夸张的谈话中，可见一斑。立信都尉冯熙使蜀吊刘备丧后被提升为中大夫。孙权称帝前，又派他到魏观察动静。曹丕问：“吴王若欲修宿好，宜当厉兵江关，悬旌巴蜀，而闻复遣（使与蜀）修好，必有变故。”熙答：“臣闻西使直报问，且以观衅，非有谋也。”曹丕又问：“闻吴国比年灾旱，人物凋损，以大夫之明，观之何如？”熙答：“吴王体量聪明，善于任使，赋政施役，每事必咨，教养宾旅，亲贤爱士，赏不择怨仇，而罚必加有罪，臣下皆感恩怀德，惟忠与义。带甲百万，谷帛如山，稻田沃野，民无饥岁，所谓金城汤池，强富之国也。以臣观之，轻重之分，未可量也。”③

大造舆论

孙权的臣下同曹丕、刘备的臣下一样，为了让孙权心安理得地做皇帝，也做了不少舆论准备。虽然不及曹魏那样“天瑞纷呈”，

————————

①《三国志•吴书•全琮传》。

②《三国志•吴书•吴主传》。

③《三国志•吴书•吴主传》注引韦曜《吴书》。

但也足见“天命所在”。

黄武二年，“曲阿（今江苏丹阳）言甘露降”，群臣劝孙权“即尊号”，孙权“不许”。孙权辞让说：“汉家堙替（已亡），不能存救，亦何心而竞乎？”意思是，汉室刚灭，不忍自为。实际上，一是魏兵压境，刚谋通蜀，未便遽为；二是舆论造得还不够火候。群臣再次称说“天命符瑞，固重以请”。黄武四年，“皖口（在今安徽怀宁西）言木连理”。黄龙元年（公元229年），称帝之前，武昌、夏口都有“黄龙、凤凰见”，公卿百司再一次劝孙权“正尊号”。同时，把三十年前汉献帝兴平年间流行的童谣传唱开来：“黄金车，班兰耳，昌门（按吴西门），出天子。”①

孙权因黄龙见于夏口，便即筹备“因瑞改元”，并做黄龙大旗，立于中军帐，“诸军进退，视其所向”。同时，命解烦右部督、建武中郎将胡综作《黄龙大牙》长赋，其中有云：

明明大吴，实天生德，神武是经，惟皇之极。……应期受命，发迹南土……四灵既布，黄龙处中，周制日月，实曰太常（按：《书•君牙》孔安国传说：“王之旌旗画日月，曰太常”），桀然特立，六军所望。仙人在上，鉴观四方，神实使之，为国休祥。军欲转向，黄龙先移，金鼓不鸣，寂然变施，暗谟若神，可谓秘奇。在昔周室，赤乌衔书，今也大吴，黄龙吐符。合契河洛（按：指《河图》《洛书》），动与道俱，天赞人和，金曰惟休。②

————————

①《三国志•吴书•吴主传》。

②《三国志•吴书•胡综传》。

很明显，赋的中心就是一句话，黄龙吐符，大吴当有天下，孙权应该做皇帝。

这时，曹魏已经称帝二代八年六个月，蜀汉也已称帝二代八年了。况且，不久前他大破曹休于石亭，取得了对魏战争的重大胜利；蜀汉诸葛亮已经是第三次兵出祁山，也给曹魏构成了一定威胁。鼎足三分的形势已固。时机成熟，东吴君臣自然不愿再以不对等的称谓面对魏蜀。因此，孙权称帝的大典便顺理成章地在武昌举行了。

二、“正 尊 号”

黄龙元年（魏太和三年，蜀建兴七年）四月丙申（公元229年5 月23日），孙权在武昌城南举行郊祀大典，即皇帝位，改年号黄武为黄龙（黄武是称帝前、为王时的年号；黄龙是称帝后的第一个年号）。

孙权即位做皇帝，吴人称之为“正尊号”。这是因为他们觉得，孙权从建元黄武之时已经是“皇帝”了，只不过是没有使用“皇帝”的称号罢了。现在是补行大典，予以“正名”，所以称“正尊号”。

秉承汉统

魏蜀吴三国都自称是汉朝的继统者，互不奉行另两方的正朔。公元220年，汉禅于魏，曹丕建号黄初；刘备继续用建安年号，直至次年（公元221年）称帝，改用章武年号；孙权也是继续用建安年号，到公元222年，虽未称帝，但毅然建号黄武。

孙权称帝，按照历朝惯例，发表告天文书，说明自己做皇帝是天命所归，不得不为，希望得到天帝的庇护。全文如下：

皇帝臣权敢用玄牡（黑色公牛）昭告于皇皇后帝：汉享国二十有四世，历年四百三十有四，行气数终，禄祚运尽，普天弛绝，率土分崩。孽臣曹丕遂夺神器，丕子叡继世作慝，淫名乱制。权生于东南，遭值期运，承乾秉戎，志在平世，奉辞行罚，举足为民。群臣将相，州郡百城，执事之人，咸以为天意已去于汉，汉氏已绝祀于天，皇帝位虚，郊祀无主。休征嘉瑞，前后杂沓，历数在躬，不得不受。权畏天命，不敢不从，谨择元日，登坛燎祭，即皇帝位。惟尔有神飨之，左右有吴，永终天禄。①

孙权的告天文书虽然不长，但有四个特点很突出，一是直承汉统，说“汉氏已绝祀于天，皇帝位虚，郊祀无主”，自己畏天命，不得不为。二是不承认魏承汉统。这一点，只要把孙权、曹丕二者的告天文加以对照，便即赫然。曹丕说，汉“历年四百二十有六”；孙权说，汉“历年四百三十有四”。两者相差八年。这八年就是曹氏已经称帝的八年。三是明确表示了同曹魏彻底决裂，直称“孽臣曹丕遂夺神器，丕子叡继世作慝，淫名乱制”。四是没有对蜀汉政权表态，实际承认了刘备政权的合法性，所以随后有了愿意与蜀“中分”天下之举。

————————

①《三国志•吴书•吴主传》注引《吴录》。

同时，孙权还按照惯例，“追尊父破虏将军（孙）坚为武烈皇帝，母吴氏为武烈武皇后”，“吴王太子登为皇太子。”另，追封兄长讨逆将军孙策为长沙桓王，并封孙策的儿子孙绍为吴侯。

爵赏将吏

重量级历史人物爵级的变动和升迁，必然标志着历史的重大变易，也体现着诸多历史人物的淹沉与泛起。

孙权做皇帝时，已经四十八岁。先此，他已历职汉讨虏将军，领会稽太守（建安五年，公元200年，曹操表举）；行车骑将军，领徐州牧（建安十四年，公元209年，刘备表举）；骠骑将军，领荆州牧，南昌侯（建安二十四年，公元219年，曹操表举）；吴王（黄初二年，公元221年，曹丕策命）。每次职攀爵变，他都不忘记僚属的升赏，使大家同享荣誉，从而更好地把文武大臣团结在自己周围，加强政治和军事权力的控制。

孙权宣告：

辅国将军、领荆州牧陆逊，授上大将军，领牧如旧，“辅太子，并掌荆州及豫章三郡事，董督军国”。①

左将军诸葛瑾，授大将军、左都护，领豫州牧。

右将军、左护军步骘，授骠骑将军，领冀州牧。

昭武将军朱然，授车骑将军、右护军，领兖州牧。

奋武将军朱桓，授前将军，领青州牧。

绥南将军全琮，授卫将军，左护军，领徐州牧。

安南将军、交州刺史吕岱，进拜镇南将军，继领交州刺史。

————————

①《三国志•吴书•陆逊传》。

平北将军、襄阳太守潘璋拜右将军。奋威将军潘灌，拜为少府。

偏将军、省尚书事、外总平诸官兼领辞讼是仪，“复拜侍中、中执法，平诸官事、领辞讼如旧”。

解烦左右部督徐详、胡综，并为侍中，兼左右领军。

另，宗室、扬威将军孙韶授镇北将军。建义校尉朱据，娶公主，授左将军。西曹掾阚泽拔为尚书。

孙权很重视太子孙登的培养，遽拔一些崭露头角、颇具才干的年轻人予以辅佐。先此，孙登为王太子的时候，即“选置师傅，铨简秀士，以为宾友”。于是诸葛瑾的儿子诸葛恪、张昭的儿子张休、陈武的儿子陈表，以及顾雍的孙子顾谭等“选人，侍讲诗书，出从骑射”。黄龙元年，孙权立登为皇太子，“以恪为左辅，休右弼，谭为辅正，表为翼正都尉，是为四友。而谢景、范慎、刁玄、羊箭（循，古道字）等皆为宾客，于是东宫号为多士。”①

孙权称帝之后，惟一没有得到爵赏的，只有老臣张昭。前面讲到，孙策临死之前，“以弟托昭，昭率群僚立而辅之”。张昭对于孙权地位的确立卓有功勋。然而不久以后，特别是经过赤壁之战，因为政见不同，加以张昭惯以长者自居，常使孙权下不了台，二人关系裂缝日深。孙权封王，张昭以顾命老臣，“与孙绍（邵）、滕胤、郑礼等，采周、汉（制度），撰定朝仪”，有功。当时，大家都以为丞相之职非张昭莫属，然而孙权只“拜昭为绥远将军，封由拳侯”。孙权冠冕堂皇地说，不忍心让张昭负担太重：“方今多事，职统者责重，非所以优之也。”而用了一位业绩并不显赫的孙邵为丞相。据

————————

① 《三国志•吴书•孙登传》。

《江表传》载：“权既即尊位，请会百官，归功周瑜。”张昭有点不识相，“举笏欲褒赞功德，未及言，权曰：‘如张公之计（按：赤壁之战时，张昭主张迎操）今已乞食矣。’”张昭闻言，“大惭，伏地流汗”。① 随后，张昭“以老病，上还官位及所统领”。孙权当即答应张昭的请求，更拜为“辅吴将军，班亚三司，改封娄侯，食邑万户”。自此，张昭“在里宅无事，乃著《春秋左氏传解》及《论语注》”，做学问去了。② 虽然时有咨问，但已经没有实际权力，失去了昔日辅政大臣的风采。

三、吴蜀“中分天下”

孙权四月称帝，五月即派出两路使节，一是派校尉张刚、管笃出使辽东，回应魏扬烈将军、辽东太守公孙渊声言来附（后详）；二是派出使节“以并尊二帝之议往告于（蜀）汉”。③

“并尊二帝”是孙权称帝时的重大战略决策。这意味着吴、蜀共有天下，而把魏国排斥在外。据载，此事在蜀引起了不小震动。《三国志•诸葛亮传》注引《汉晋春秋》说：“是岁，孙权称尊号，其群臣以并尊二帝来告”。蜀国大臣们讨论这件事，都以为“交之无益，而名体弗顺”，一致主张，应该“显明正义，绝其盟好”。诸葛亮力排众议，剖析形势，讲明利害，指出：

————————

①《三国志•吴书•张昭传》注引《江表传》。

②《三国志•吴书•张昭传》。

③《资治通鉴》卷71，魏明帝太和三年。

权有僭逆之心久矣，国家所以略其衅情者，求掩角之援也。今若加显绝，仇我必深，便当移兵东伐，与之角力，须并其土，乃议中原。彼贤才尚多，将相缉穆，未可一朝定也。顿兵相持，坐而须老，使北贼得计，非算之上者。借孝文卑辞匈奴，先帝（指刘备）优与吴盟，皆应权通变，弘思远益，非匹夫之为忿也。今议者或以（孙）权利在鼎足，不能并力，且志望以满，无上岸之情，推此，皆似是而非也。何者？其智力不侔，故限江自保；权之不能越江，犹魏贼之不能渡汉，非力有余而利不取也。若大军致讨，彼高当分裂其地以为后规，下当略民广境，示武于内，非端坐者也。若就其不动而睦于我，我之北伐，无东顾之忧，河南之众不得尽西（按，指魏兵因要备吴而不能全力抗蜀），此之为利，亦已深矣。权僭之罪，未宜明也。①

不难看出，这是夷陵之战以后，诸葛亮处理蜀吴关系的一次纲领性的谈话，完全是一种战略的考虑：一是明确了联吴的目的在“求掩角之援”，深刻地指出，如果与吴绝盟，吴蜀立即又成敌国，对方“仇我必深”，我方则当“移兵东伐，与之角力”，但条件很不成熟，一旦出兵，必“顿兵相持，坐而须老”，给曹魏以可乘之机，反之，吴蜀盟好则可给曹魏以压力；二是讲清了“应权通变”之宜，要学习先人，遇事想得远一点，不能感情用事；三是进一步分析形势，指出当前均势状态下，吴国孙权不能越江，就像曹魏之不能渡汉（水）一样，“非力有余而利不取”，而是“智力不伴，故限江自保”，但是，

————————

① 《三国志•蜀书•诸葛亮传》注引《汉晋春秋》。

如果对其用兵，他们必将动员起来，全力对我；四是透露了“和吴”对于即将北伐曹魏的重大意义，指出“若就其不动而睦于我，我之北伐，无东顾之忧”。

诸葛亮说服了大家，对孙权称帝不仅没有明确表示反对，而且特派卫尉陈震赴吴“庆权践位”。

两月后，黄龙元年（蜀建兴七年）六月，陈震到达武昌。于是，孙权与汉（蜀）人盟，宣告“参分天下”（按：两家把地盘全分了，何来三分？所以《资治通鉴》卷71改做“中分天下”），将魏国地盘“豫、青、徐、幽属吴，兖、冀，并、凉属蜀。其司州之土，以函谷关为界。”这份由吴方起草而通过的盟文写得很长，因很重要，全文录下：

天降丧乱，皇纲失叙，逆臣乘衅，劫夺国柄，始于董卓，终于曹操，穷凶极恶，以覆四海。至令九州幅裂，普天无统，民神痛怨，靡所戾止。及操子丕，桀逆遗丑，荐作奸回，偷取天位。而叡么麽（按：意为小人物），寻丕凶迹，阻兵盗土，未伏厥诛。昔共工乱象而高辛行师，三苗干度而虞舜征焉。今日灭叡，禽其徒党，非汉与吴，将复谁任？夫讨恶翦暴，必声其罪，宜先分裂，夺其土地，使士民之心，各知所归。是以春秋晋侯伐卫，先分其田以畀宋人，斯其义也。且古建大事，必先盟誓，故《周礼》有司盟之官，《尚书》有告誓之文，汉之与吴，虽信由中，然分土裂境，宜有盟约。诸葛丞相德威远著，翼戴本国，典戎在外，信感阴阳，诚动天地，重复结盟，广诚约誓，使东西士民咸共闻知。故立坛杀牲，昭告神明，再敌加书，副之天府。天高听下，灵威斐谌，司慎司盟，群神群祀，莫不临之。自今日汉、吴既盟之后，戮力一心，同讨魏贼，救危恤患，分灾共庆，好恶齐之，无或携贰。若有害汉，则吴伐之；若有害吴，则汉伐之。各守分土，无相侵犯。传之后叶，克终若始。凡百之约，皆如载书，信言不艳，实居于好。有渝此盟，创祸先乱，违贰不协，蹈慢天命，明神上帝是讨是督，山川百神是纠是殛，俾坠其师，无克祚国。于尔大神，其明鉴之！①

这篇盟文，不仅是把曹操及其子孙痛骂一顿，重要的是把"戮力一心，同讨魏贼”、“若有害汉，则吴伐之；若有害吴，则汉伐之”以及“各守分土，无相侵犯”这样的重要内容，亦即共同对敌、相互支援、互不侵犯这样的原则，用盟约的形式确定下来，奠定了吴蜀两国终世不再战争的基础，反映了孙权、诸葛亮两个战略家谋求“掩角”而应对曹魏的正确决策。据载，赤乌年间，国内曾刮起了一股蜀汉将要毁盟之风，像步骘、朱然等这样一些重量级人物也分别上疏，言说蜀汉将要叛吴联魏，讲了两条“根据”：一谓“自蜀还者，咸言（蜀）欲背盟与魏交通，多作舟船，缮治城郭”；二谓不配合吴国的军事行动，“蒋琬（按：诸葛亮的继承人，时掌蜀政）守汉中，闻司马懿南向，不出兵乘虚以掩角之，反委汉中，还近成都"。结论是“事已彰灼，无所复疑，宜为之备。”孙权力排众议，以为事情不会这样，指出四点：（一）“吾待蜀不薄，聘享盟誓，无所负之，何

————————

①《三国志•吴书•吴主传》。按：此盟文为孙权授意建武中郎将胡综写成。陈寿在《胡综传》中评说：“综为盟文，文义甚美”。

以致此？”（二）“司马懿前来入舒，旬日便退，蜀在万里，何知缓急而便出兵乎？”（三）过去魏欲入汉川，我们准备策应，但没有“举动”，“会闻魏还”，准备活动就停止了，蜀难道可以以此怀疑我们吗？（四）“人家治国，舟船城郭，何得不护？”就像现在我们这里“治军”，难道是想对付蜀吗？最后，孙权断然说：“人言苦不可信，朕为诸君破家保之。”①事实正如孙权所说，蜀汉根本没有叛盟的打算。

——————

①《三国志•吴书•吴主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