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二章 固土拓疆

黄龙元年秋九月，孙权由武昌迁都建业。同时，“征上大将军陆逊辅太子登，掌武昌留事”。①

孙权既做皇帝，便试图以天子之威，君临神州之半。当时，诸葛亮已经三次出兵战魏，虽然军无大功，但牵涉了曹魏的主力部队。这一客观有利形势，为孙权抓紧固土拓疆的行动提供了新的契机。

一、加强交州的控制

前面讲到，东汉末年，交州刺史朱符被地方“夷人”所杀，州郡扰乱。朱符死后，几方势力都想把交州置于自己的控制之下。

他们争夺交州控制权的历程，可以简述如下：一、交阻太守士燮，上报朝廷以自己的三个弟弟分别为合浦太守（治今广东雷州）、九真太守（治胥浦，今越南清化）、南海太守。从此，士燮兄弟“并为列郡，雄长一州，偏在万里，威尊无上”，基本控制了交州局面。但士燮兄弟没有得到刺史之封。二、曹操控制的汉廷在建安二年（一说八年）派遣南阳人张津为交州刺史。张津上任后不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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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三国志•吴书•吴主传》。

为其将区景所杀。三、荆州牧刘表闻知张津死，即“遣零陵赖恭代津”，并遣吴巨为苍梧太守。四、曹操后刘表一步得知张津死讯，既闻刘表已派赖恭代津，立即以皇帝的名义加封士燮“为绥南中郎将，董督七郡，领交阻太守如故”。“董督七郡”就是把交州七郡（南海、苍梧、郁林、合浦、交阻、九真、日南）全部军政置于其控制之下。并“赐燮玺书”，称：“逆贼刘表窥看南土”。自此，虽天下丧乱，道路断绝，但“燮不废贡职”，汉廷特复下诏拜士燮为安远将军，封龙度亭侯。这说明，士燮虽然不曾对孙权构成威胁，而且对吴相对友好，但交州并非吴有，名义上依然是朝廷直属州。①

争夺岭南治权

建安十五年（公元210年），孙权开始直接染指交州。此时，刘表派出的交州刺史赖恭和苍梧太守吴巨火并，吴巨“举兵逐恭，恭走还零陵”。孙权得知赖恭被逐，遂以鄱阳太守步骘为交州刺史、立武中郎将。步骘得到命令，即“领武射吏千人，便道南行”。第二年，孙权又追拜步骘“使持节，征南中郎将”。

步骘到达交州后，一是果断地诱杀了吴巨，二是较好地处理了同士燮兄弟的关系，从而使士燮兄弟成为吴国封官。史载，“刘表所置苍梧太守吴巨阴怀异心，外附内违。骘降意怀诱，请与相见，因斩徇之，威声大震。”士燮兄弟，“相率供命”，孙权加燮为左将军。建安末年，“燮遣子康入质，权以为武昌太守，燮、壹（燮弟）诸子在南者，皆拜中郎将。”士燮积极效命，“又诱导益州豪姓雍等，率郡人民使遥东附”，孙权“益嘉之”，升授士燮为“卫将军，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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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三国志•吴书•士燮传》。

龙编侯，弟壹偏将军，都乡侯。”从此，士燮不断向孙权贡献，“每遣使诣权，致杂香细葛，辄以千数，明珠、大贝、流离、翡翠、璋瑁、犀、象之珍，奇物异果，蕉、邪（按：即椰子）、龙眼之属，无岁不至。（士）壹时贡马凡数百匹。权辄为书，厚加宠赐，以答慰之”。士燮兄弟，相率供命，标志着孙权基本上用非武力的方式解决了交州问题，“南土之宾，自此始也”。①

加强直接控制

延康元年（魏黄初元年，公元220年），孙权遣吕岱代骘。从此，孙权对于交州开始了新的方略。他要加强自己对交州的控制，削弱士氏家族的势力。黄武五年（公元226年），年已九十岁的士燮死去，孙权以士燮的儿子士徽为安远将军，领九真太守，而以校尉陈时代燮为交趾太守，试图动摇士氏在交阻的根基。吕岱则以“交阻绝远”，表请孙权分割交州，海南三郡（交阻、九真、日南）为交州，以将军戴良为刺史，海东四郡（苍梧、南海、郁林、合浦）为广州，岱自为刺史。史载，吕岱驻留南海，戴良与陈时俱前行，到达合浦。士徽知道孙权、吕岱的目的，不听所命，“自署交阻太守，发宗兵拒良”（或谓“徽不承命，举兵戍海口以拒良等”）。吕岱于是上疏孙权“请讨徽罪”，孙权即予批准。吕岱出士徽不意，“潜军轻举，掩其无备”，督兵三千人晨夜浮海，“自广州将兵昼夜驰入，过合浦，与良俱前”。据说，吕岱还派士壹的儿子、中郎将士匡“移书交阻，告喻祸福”，劝士徽投降，假说只要服罪，“虽失郡守，保无他忧”。徽闻岱至，大为震怖，不知所出，即率兄弟六人肉袒迎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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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三国志•吴书•步骘传》、《士燮传》。

吕岱令士徽等穿好衣服，阳示宽宏。第二天，吕岱“早施帐幔，请徽兄弟以次入，宾客满坐。岱起，拥节读诏书，数徽罪过，左右因反缚以出，即皆伏诛，传首诣武昌。”随后，孙权铲除士氏势力的目的既已达到，又即撤销广州建制，仍以吕岱为交州刺史，统交州七郡如故。士燮之兄弟及质子康等，皆免为庶人。①

黄龙初，吕岱“既定交州，复讨九真，斩获以万数”。又派出使节中郎康泰、宣化从事朱应“南宣国化”。据说，徼外扶南（今泰国）、林邑（在今越南中南部）、堂明（今柬埔寨）诸王，“各遣使奉贡”。②

黄龙三年，孙权已经完全控制了交州，“以南土清定”，把吕岱召回，还屯长沙附近，会讨“武陵蛮夷”。③

孙权称帝前后，结束了交州地方势力的统治，割断了交州与魏的政治联系，真正地把交州置于自己的控制之下，扩大了版图，使之成为吴国的有机组成部分。

这里顺便要说的是，黄龙二年孙权在“浮海求夷州（今台湾）”（后详）的时候，曾经准备另遣偏师取珠崖（亦作珠匪、朱里，治今海南海口），受到陆逊的阻止。陆逊说：“珠崖绝险，民犹禽兽，得其民不足济事，无其兵不足亏众。”“求夷州”的军事行动没有收到预期的效果，“取珠崖”的计划也遂搁置。

十二年后，赤乌五年（公元242年）七月，孙权在取得一次对魏战争的胜利后，遂将征讨珠崖的计划付诸实施。《三国志•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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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三国志•吴书•吕岱传》、《士燮传》。

② 参见《梁书•诸夷•扶南国》。

③《三国志•吴书•吕岱传》。

主传》说，孙权派遣将军聂友、校尉陆凯“以兵三万讨珠崖、儋耳（今海南儋州）”。用兵取得相当成功，控制了两郡，然后将珠崖郡治移至徐闻（广东今县），从而更为相对有效地将海南置于交州刺史的统治之下。

赤乌十一年（公元248年），交趾、九真“夷贼”攻没城邑，交州“骚动”。孙权以衡阳督军都尉陆胤为交州刺史、安南校尉，率兵南向。陆胤率部进入交州，“喻以恩信，务崇招纳”，高凉（今广东阳江西）渠帅黄吴等支党三千余家皆出降。然后，继续引军而南，到达交阻、九真郡，“重宣至诚，遗以财币。贼帅百余人，民五万余家，深幽不羁，莫不稽颡”。骚乱平定后，陆胤因功加授安南将军，又随即回师交州北部诸郡，“复讨”苍梧（今湖南梧州）反叛，前后虏获八千余人，“以充军用”。①

二、谋有幽燕之地

孙权用兵交州，加强了对岭南的直接控制，谋略是成功的。但试图拥有幽燕之地，联合公孙渊，掩角曹魏，则完全是建立在战略幻想之上，所以失败了。

公孙渊，魏辽东太守。其祖公孙度，父公孙康都先后为汉朝辽东太守。汉末，公孙康归附曹操，继领辽东，封左将军。公孙康死的时候，渊尚年幼，群下拥立康弟公孙恭为太守。魏文帝曹丕承认事实，遣使授恭车骑将军，并追认康为大司马，以示优待。公孙恭“劣弱不能治国”。太和二年，公孙渊先斩后奏，强夺恭位，然后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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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三国志•吴书•陆凯传》附《陆胤传》。

告魏廷。此事在魏引起了震动和特别注意，不少大臣主张乘机根除公孙氏在辽东的势力。《三国志•刘晔传》载：“辽东太守公孙渊夺叔父位，擅自立，遣使表状。晔以为公孙氏汉时所用，遂世官相承，水则由海，陆则阻山，故胡夷绝远难制，而世权日久。今若不诛，后必生患。若怀贰阻兵，然后致诛，于事为难。不如因其新立，有党有仇，先其不意，以兵临之，开设赏募，可不劳师而定也。”魏明帝曹叡没有听取刘晔等人的意见，而是继续奉行怀柔政策，封渊为扬烈将军、辽东太守。

公孙渊称臣

公孙渊虽受魏封，但知朝中人对自己很不信任。在此情况下，公孙渊“遣使南通孙权，往来赂遗”。①不久，曹叡即令幽州刺史王雄与东莱太守（失名）由陆路、汝南太守（一作平州刺史）田豫督青州诸军自海道进讨公孙渊。据《三国志•蒋济传》注引司马彪《战略》说，明帝命田豫、王雄“并攻辽东”，蒋济不同意，认为：“凡非相吞之国，不侵叛之臣，不宜轻伐。伐之而不制，是驱使为贼。”并进而指出，即使一举便克，“得其民不足益国，得其财不足为富；倘不如意，是为结怨失信也。”曹叡不听，豫等果然无功而退。

孙权称帝后，即派校尉张刚、管笃为使向公孙渊通报。继而，嘉禾元年（魏太和六年，公元232年）三月，又派将军周贺、校尉裴潜、都尉葛某（按：失名。《魏略》作郎中令万泰）晓谕“圣意”。九月，周贺返回时，在今山东半岛之端的成山，遭到魏军伏击，被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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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三国志•魏书•公孙渊传》。

据《三国志•田豫传》载，“豫度贼（吴）船垂还，岁晚风急，必畏漂浪，东随无岸，当赴成山。……贼还，果遇恶风，船皆触山沉没，波荡著岸，无所蒙窜，尽虏其众。”十月，公孙渊回应孙权，即派校尉宿舒、郎中令孙综“称藩于权，并献貂、马”。①《三国志•公孙渊传》注引韦曜《吴书》记录了公孙渊向孙权称臣的表文。表文表露了得不到魏国朝廷信任而不知应该依附于谁的郁悒心情，说：“自先人以来，历事汉、魏，阶缘际会，为国效节，继世享任，得守藩表”，然而“犹知符命未有攸归”。然后，为孙权大唱赞歌，卑词承命，愿意为臣：

每感厚恩、频辱显使，退念人臣交不越境，是以固守所执，拒违前使。虽义无二信，敢忘大恩！陛下（按：承认孙权为皇帝）镇抚，长存小国，前后裴校尉、葛都尉等到，奉被敕诫，圣旨弥密，重纨累素，幽明备著，所以申示之事，言提其耳。臣昼则讴吟，宵则发梦，终身诵之，志不知足。……今魏家不能采录忠善，褒功臣之后，乃令谗伪得行其志。听幽州刺史、东莱太守诳误之言，猥兴州兵，图害臣郡。臣不负魏，而魏绝之。盖闻人臣有去就之分……伏惟陛下德不再出，时不世遇，是以㥪㥪怀慕自纳，望远视险，有如近易。诚愿神谟蚤定洪业，奋六师之势，收河、洛之地，为圣代宗。天下幸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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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三国志•吴书•吴主传》。

孙权接到公孙渊的上表，陡然有点利令智昏了，觉得拥有中原的日子不远了，“大悦”，连例行的冬日郊祀也不进行了，说什么“郊祀当于土中，今非其所，于何施此”。当即决定“加渊爵位”。①

封渊为王

嘉禾二年（魏青龙元年，公元233年）正月，孙权封公孙渊为燕王。送达的诏书有几点内容特别引人注意：

第一，完全是真命天子君临天下的口气。

朕以不德，肇受元命，夙夜兢兢，不遑假寝。思平世难，救济黎庶，上答神祇，下慰民望。是以眷眷，勤求俊杰，将与戮力，共定海内。苟在同心，与之偕老。

第二，不仅立渊为燕王，而且扩大其封疆，将其统治地盘由辽东扩展到幽州、青州（今河北、山东境）。

今使持节督幽州领青州牧辽东太守燕王，久胁贼虏，隔在一方，虽乃心于国，其路靡缘。

第三，毫不掩饰已将“普天一统”的欣喜之情。

今因天命，远遣二使（按：指公孙渊派来的使节），款诚显露，章表殷勤，朕之得此，何喜如之！虽汤遇伊尹，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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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三国志•吴书•吴主传》并注《江表传》。

获吕望，世祖未定而得河右（按：指刘秀天下未定，张掖属国都尉窦融以河西五郡内附），方之今日，岂复是过？普天一统，于是定矣。书不云乎：‘一人有庆，兆民赖之'。其大赦天下，与之更始，其明下州郡，咸使闻知。特下燕国，奉宣诏恩，令普天率土备闻斯庆。

随后，是年三月，孙权派太常张弥、执金吾许晏、将军贺达等将兵万人，“金宝珍货，九锡备物，乘海授渊”，并护送宿舒、孙综等还辽东。同时，孙权让张弥等又给公孙渊带去一道长诏。

诏文首述即将平一天下的前景，然后，大赞公孙渊识时务，“天姿特达，兼包文武，观时睹变，审于去就”，功劳比周公、姜太公还大，理应受到重赏。最后，胪列赏格。第一项，授土地：“今以二州十七郡[百]七十县，封君为燕王”；第二项，授玺绶策书、符节，金虎符五、竹使符十，并赐“玄土”、“白茅”，用以祭祀社稷；第三项，授兵权，可用大将军仪仗：“方有戎事，典统兵马，以大将军曲盖麾幢、督幽州、青州牧辽东太守如故”；第四项，加九锡：其中有大辂、玄牡、衮冕之服、轩县之乐、虎贲之士百人、斧钺各一、彤弓一、彤矢百、玈（音lǘ，黑色）弓十、兹矢千、租（酒之一种）一亩（酒器），等等。①

孙权此举，引起群臣反对，“举朝大臣，自丞相（顾）雍已下皆谏，以为渊未可信，而宠待太厚，但可遣吏兵数百护送舒、综，权终不听。”②老臣张昭力谏说：“渊背魏惧讨，远来求援，非本志也。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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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三国志•吴书•吴主传》注引《江表传》。

②《三国志•吴书•吴主传》。

渊改图，欲自明于魏，两使不反，不亦取笑于天下乎？”君臣二人争执不下，“权不能堪，案刀而怒曰：‘吴国士人入宫则拜孤，出宫则拜君（指张昭），孤之敬君，亦为至矣，而数于众中折孤，孤尝恐失计。’”张昭“忿言之不用，称疾不朝”。①骑都尉虞翻，虽然已经充军交州，仍不忘国事，"常忧五溪宜讨，以辽东海绝，听人使来属，尚不足取，今去入财以求马，既非国利，又恐无获”，欲谏不敢，作表请吕岱转报。② 孙权皆不听。

徒送使者和万人性命

魏国很快便知公孙渊通吴，因而即采两种措施予以应对。一是布兵今山东半岛东端陆上并海域，拦击吴兵和使者（如前所述）。二是加紧对公孙渊和辽东吏民的威胁利诱。《魏略》载：“国家（魏明帝）知渊两端，而恐辽东吏民为渊所误”，因而向辽东发出了公开信，“告辽东、玄菟（郡名，辖今辽宁东部、吉林南部等地）将校吏民”。重点有三：一把孙权痛骂一顿，说：“逆贼孙权遭遇乱阶，因其先人劫略州郡，遂成群凶，自擅江表，含垢藏疾。冀其可化，故割地王权，使南面称孤，位以上将，礼以九命。权亲叉手，北向稽颡。假人臣之宠，受人臣之荣，未有如权也。狼子野心，告令难移，卒归反覆，背恩叛主，滔天逆神，乃敢僭号。恃江湖之险阻，王诛未加。比年已来，复远造船，越渡大海，多持货物，诳诱边民。”二斥公孙渊背义，说公孙渊此举是：“厌安乐之居，求危亡之祸，贱忠贞之节，重背叛之名。”三赦所有“反邪就正”者，说：“朕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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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三国志•吴书•张昭传》。

②《三国志•吴书•虞翻传》注引《吴书》。

天下父母，加念天下新定，既不欲劳动干戈，远涉大川，费役如彼，又悼边陲遗余黎民，迷误如此……。若股肱忠良，能效节立信以辅时君，反邪就正以建大功，福莫大焉。……其诸与贼使交通，皆赦除之，与之更始。”

公孙渊果然害怕了，又恐孙权“远不可恃，且贪货物”，于是又叛吴归魏。他非常凶残地诱致吴使，悉斩张弥、许晏、裴潜、万泰等，“送其首于魏，没其兵资”。当时，吴军号称万人，实约七八千人，除张弥等“将吏兵四百余人”外，其余皆由军将贺达、虞咨率领，驻扎沓津（约在今辽宁辽阳境）。公孙渊袭杀张弥等后，将其他“面缚乞降”的“吏从兵众”数百人，“徙充边城”。同时遣将韩起率将三军，驰行至沓津，诱杀贺达、虞咨及其兵众三百余人。另，“吴兵被创赴水没溺者可二百余人，其散走山谷，来归降及藏窜饥饿死者，不在数中”。

公孙渊杀吴使、屠吴军，即时向魏明帝上报，并为自己辩护，诡称前遣校尉宿舒、郎中令孙综赴吴是“甘言厚礼，以诱吴贼。幸赖天道福助大魏，使此贼虏暗然迷惑，违戾群下，不从众谏，承信臣言，远遣船使，多将士卒，来致封拜”，

孙权失利，痛心疾首，大怒，决定亲征，对臣下说：“朕年六十，世事难易，靡所不尝，近为鼠子所前却，令人气涌如山。不自截鼠子头以掷于海，无颜复临万国。就令颠沛，不以为恨。”①

但大臣们多不同意。上大将军陆逊上疏“以小不忍则乱大谋”之意劝孙权，指出“……今不忍小忿，而发雷霆之怒，违垂堂之戒（按：古训‘坐不垂堂'，意为堂屋檐下容易受到坠落物的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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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以上《三国志•魏书•公孙渊传》并注、《三国志•吴书•吴主传》。

害），轻万乘之重，此臣之所惑也。……强寇在境，荒服未庭（按：指辖区之边远地方还没有归附），陛下乘桴远征，必致窥觎（按：指曹魏必乘机兴兵），感至而忧，悔之无及。若使大事时捷，则渊不讨自服；今乃远惜辽东众之与马，奈何独欲捐江东万安之本业而不惜乎？乞息六师，以威大虏，早定中夏，垂耀将来。”①

尚书仆射薛综上疏说：“水火之险至危，非帝王所宜涉也。今辽东戎貊小国，无城池之固，备御之术，器械铢钝，犬羊无政，往必禽克”，然而有“三不可”。他说：“其方土寒境，谷稼不殖，民习鞍马，转徙无常。卒闻大军之至，自度不敌，鸟惊兽骇，长驱奔窜，一人匹马，不可得见，虽获空地，守之无益，此不可一也。”“海行无常，风波难免，倏忽之间，人船异势。虽有尧舜之德，智无所施，贲育之勇，力不得设，此不可二也。”“郁雾冥其上，咸水蒸其下，善生流肿，转相污染，凡行海者，稀无斯患，此不可三也。”薛综最后劝孙权先把注意力集中到中原，说：“中国一平，辽东自毙，但当拱手以待耳。今乃违必然之图，寻至危之阻，忽九州之固，肆一朝之忿，既非社稷之重计，又开辟以来所未尝有，斯诚群僚所以倾身侧息，食不甘味，寝不安席者也。惟陛下抑雷霆之威，忍赫斯之怒，遵乘桥之安，远履冰之险，则臣子赖祉，天下幸甚。”②

选曹尚书陆瑁连上两篇长疏，其中有“陛下不忍惘惘之忿，欲越巨海，身践其土，群臣愚议，窃谓不安”之句，主要理由有：（1）吴国的主要危险是曹魏，“北寇（指魏）与国，壤地连接，苟有闲隙，应机而至”，如果为了眼前利益，“而更弃本追末，捐近治远，忿以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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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三国志•吴书•陆逊传》。

②《三国志•吴书•薛综传》。

规，激以动众”，是危险的，是“猾虏（指魏）所愿闻”，而“非大吴之至计也”；（2）兵势不利，“兵家之术，以功役相疲，劳逸相待”，现在吴兵到海岸以后，离渊“道里尚远”，因此必然是“兵势三分，使强者进取，次当守船，又次运粮，行人虽多，难得悉用；加以单步负粮，经远深入，贼地多马，邀截无常”；（3）魏国朝廷会支援公孙渊，“若渊狙诈，与北（指魏）未绝，动众之日，唇齿相济”；（4）士兵有恐怖情绪，军队“若实孑然无所凭赖，其畏怖远迸，或难卒灭”；（5）山越会乘机起事，“使天诛稽于朝野，山虏承间而起，恐非万安之长虑也。”陆瑁进而恳请孙权，“愿陛下抑威住计，暂宁六师，潜神嘿规，以为后图，天下幸甚。”①

经过群臣力谏，孙权终于取消了渡海北伐公孙渊的军事行动。

非常有趣的是，四年后，赤乌元年（魏景初二年，公元238年）正月，公孙渊再次“遣使称臣”。公孙渊反复无常、首鼠两端，最终落得个国破家亡、身首异处的下场。据载，公孙渊绝吴后，魏明帝封他为大司马、乐浪公，“持节，领郡如故”。但始终两相疑虑。魏景初元年（公元237年），魏遣幽州刺史毌丘俭等带着皇帝的玺书征召公孙渊入朝，“渊遂发兵反”，逆战毌丘俭于辽隧（今辽宁海城西）。毌丘俭等败而归，公孙渊“遂自立为燕王，置百官有司”，并再次向吴称臣。晋人习凿齿《汉晋春秋》记载：“公孙渊自立，称绍汉元年。闻魏人将讨，复称臣于吴，乞兵北伐以自救。”当时，吴人对公孙渊的反复无常很气愤，“欲戮其使”，只有羊衜认为“不可”。羊衜劝孙权发兵，说：“不如因而厚之，遣奇兵潜往以要其成。若魏伐渊不克，而我军远赴，是恩结遥夷，义盖万里；若兵连不解，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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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三国志•吴书•陆瑁传》。

尾离隔，则我虏其傍郡，驱略而归，亦足以致天之罚，报雪曩事矣。”孙权认为羊衜意见很对，“乃勒兵大出”。对公孙渊的使者说，愿与公孙渊“同休戚，共存亡”，就是死在中原，“吾所甘心也。”结果，又是毫无所获。次年，魏遣太尉司马懿征渊，历经数战，终于“斩渊父子”，并“斩相国以下首级以千数，传渊首洛阳”。①

孙权试图将公孙渊纳为藩属的行动，谋在扩大帝业，动机不可为非，但就当时形势言，纯属贸然行动。

孙权失算了，但有一个意外的收获，被历史记录了下来，这就是沟通了同朝鲜的联系。据载：“初，张弥、许晏等俱到襄平（辽东郡治襄平，今辽宁辽阳北），官属从者四百许人。渊欲图弥、晏，先分其人众，置（于）辽东诸县，以中使秦旦、张群、杜德、黄疆等及吏兵六十人，置（于）玄菟郡。”秦旦等谋袭玄菟郡太守王赞，失败，旦、疆到达句骊，假传（孙权）圣旨，“因宣诏于句骊王宫及其主簿”，宣称吴帝赏赐的东西，已被辽东公孙渊抢走。“宫等大喜，即受诏”。其年，“宫遣皂衣二十五人送旦等还，奉表称臣，贡貂皮千枚，鹖鸡皮十具。”嘉禾四年（公元235年），孙权又“遣使者谢宏、中书陈恂拜宫为单于，加赐衣物珍宝”。此时，“宫受魏幽州刺史讽旨”，令他把吴使捉起来。王宫派遣主簿笮咨、带固等出安平，与谢宏相见。谢宏先发制人，"即缚得三十余人质之"，王宫“于是谢罪，上马数百匹”。谢宏让笮咨、带固二人回去“奉诏书赐物与宫。是时宏船小，载马八十匹而还。”②不过，从《三国志•明帝纪》记载看，吴同高句骊的这种关系仅仅维持了很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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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三国志•魏书•公孙渊传》。

②《三国志•吴书•吴主传》注引韦曜《吴书》。

时间，是年七月，高句骊把孙权的新来使者胡卫杀了，将其首级送到幽州。

三、遣将浮海求夷洲

黄龙二年（魏太和四年，公元230年），孙权派遣将军卫温、诸葛直率领甲士万人，“浮海求夷洲及亶洲”。

夷洲（一作夷州），即今我国台湾。

亶洲（一作澶洲）指什么地方史无定论。有谓日本者，有谓琉球者，有谓吕宋者，有谓对于东海岛屿的称呼者，甚至还有认为是指美洲者。窃以为，既然兵出一路求两洲，必然是或大体是同一方向，如有其地，当在东海外域之大洋中。《后汉书•东夷列传》和《三国志•吴主传》都记载，亶洲在海中，传言秦始皇遣方士徐福将童男女数千人入海，求蓬莱神仙（山）及仙药不得，徐福畏诛不敢还，遂止此洲。世世相承，有数万家。其人民，常有到会稽交易者，会稽东冶县人海行，亦有遭风流移至亶洲者。所在绝远，不可往来。这些记载，写明了亶洲的方位，但并不是肯定的，而是将“传言”的故事记录在“传言”的地方上。事实上，直到孙权时代，人们并不知道传说中的亶洲在什么地方。所谓“求”亶洲，即有寻找它的意思。值得注意的是，从东冶（今福州）船行东向，“流移”所至，似乎只能到琉球群岛南端诸岛，只有遇飓风而折向北上，才有可能性抵达现在的日本本土。所以，我认为，亶洲是传说中的地理概念，“其人民常有到会稽交易者”，可能是泛指东海外域大洋中列岛，其中主要是琉球群岛南端诸岛之民。论者，特别是讨论徐福为秦始皇求仙药而不敢回来的论者，多谓亶洲是日本。如果是那样，既然倭人早已同汉有所联系，甚至倭人女王还向魏“遣使奉献”，居地已很明确，（如：《后汉书•东夷列传》所说“倭在韩东南大海中，依山奥为居，凡百余国。自武帝灭朝鲜，使译通于汉者三十余国，国皆称王，世世传统……。建武中元二年，倭奴国奉贡朝贺……光武赐以印绶”），而《后汉书》作者就不会又在同传中把日本再说成是一个"所在绝远，不可往来"的"亶洲"。况且，那时候，既然人们已知“东倭重译纳贡”①于魏的事实存在，孙权怎么又会把日本称作亶州呢。

孙权遣将“浮海求夷洲及亶洲”的决策，上大将军陆逊和卫将军全琮等都提出异议。《三国志•陆逊传》载，孙权"欲遣偏师取夷州及朱崖（今海南海口，此处泛指海南），皆以谐逊”，陆逊上疏说：“臣反复思惟，未见其利，万里袭取，风波难测，民易水土，必致疾疫，今驱见众，经涉不毛，欲益更损，欲利反害。”又说，“珠崖绝险，民犹禽兽，得其民不足济事，无其兵不足亏众。”进而讲述应当“畜力而后动”的道理，说“治乱讨逆，须兵为威，农桑衣食，民之本业，而干戈未戢，民有饥寒。臣愚以为宜育养士民，宽其租赋，众克在和，义以劝勇，则河渭可平，九有（州）一统矣。”《全琮传》说：“权将围珠崖及夷州，皆先问琮”。全琮认为：“以圣朝之威，何向而不克？然殊方异域，隔绝障海，水土气毒，自古有之，兵入民出，必生疾病，转相污染，往者惧不能反，所获何可多致？猥亏江岸之兵，以冀万一之利，愚臣犹所不安。”

陆逊、全琮的意见，从军事的角度看，自然很有道理。但他们没有理解或没有注意到孙权用兵的动机不在所获多少，而在于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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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晋书•宣帝纪》。

展封疆。因此，孙权没有听从武将们的劝阻。不幸的是，结局被陆逊、全琮言中。“卫温、诸葛直军行经岁，士众疾疫死者什八九，亶洲绝远，卒不可得至，得夷洲数千人还。”①所谓“亶洲绝远，卒不可得至”，不外两种可能，一是船队绕过夷洲后没有把握好方向，迷途了，驶入夷洲以东、琉球以南的旷洋中，找不到陆地可靠；二是以亶洲命名的地方不存在。

此次出兵，得不补失，孙权“深悔之”，怒将卫温、诸葛直“以违诏无功”的罪名，杀了。②“违诏”，自然不是因为病死了许多人。这是非人为的因素。而是因为违背了孙权的出兵本意，没有达到预期的目的。历史记载很明确，孙权的目的是“求夷洲及亶洲”。“求”，乃寻求之意，是求得其地，建立联系，求其内附。用陆逊的话说，是“远规夷洲”。“远规夷洲”就是试图将远方的夷洲纳入自己的统治范围之中。诏用“求”字，而不用“征”、“伐”或“讨”字。因为两者的意思，迥然不同。卫温、诸葛直，第一没有到达（说得确切些是没有找到）亶洲，是“违诏”；第二，他们虽然开通了大陆与夷州的水上交通，并在实际上把夷洲纳入了吴国版图，但没有建立起永久性政权，也没有有效地建立和加强同地方势力或民人的联系，是“违诏”；第三，孙权用兵虽然常常带有“强者为兵，羸者补户”的功利主义，但夷州用兵并不为此，他们掳掠了夷洲数千人，不符合孙权的本意，同样也是“违诏”。

孙权此次用兵，从军事上说，失多得少，不足为训。但加深了大陆与夷洲的交通和经济交流，扩大了两岸人众交往，使其成为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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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资治通鉴》卷71，魏明帝太和四年。

②《三国志•吴书•吴主传》。

国不可分离的组成部分，对于后世的影响是积极的、深远的。

四、平“蛮夷”、讨山越

孙权统事以来，始终重视域内安定，尤其注意夷越的武装反抗势力。若有动乱，常即发兵镇抚。称帝前夕，因为忙于吴蜀媾和与对魏的战事，对内着重于“抚”；称帝后，为了巩固统治和域内形势稳定，又加强了兵力镇压，发动了数次平“蛮夷”、讨山越的军事行动。

潘浚“讨五溪蛮夷”

黄龙三年（公元231年）二月，孙权"遣太常潘浚率众五万，讨武陵蛮夷”。

潘浚，武陵汉寿（湖南今县）人，曾为荆州牧刘表的江夏从事、湘乡令；刘备领荆州牧时，以浚为治中从事；孙权杀关羽，并荆土，“拜浚辅军中郎将，授以兵。迁奋威将军，封常迁亭侯。”孙权称帝后，“拜（浚）为少府。进封刘阳侯，迁太常”。潘浚是武陵郡人，熟悉武陵情况。刚被孙权所用时，即以五千人平定过武陵境内五溪蛮夷叛乱立功。以善抚蛮夷著名。

武陵蛮夷，久不顺服。吴、蜀夷陵战争的时候，“诸县及五溪民皆反为蜀”，全都投到刘备方面去，听从马良的调遣。

从潘浚第一次平定五溪蛮夷（建安二十四年，公元219年），到黄龙三年（公元231年），已有十数年了。此期间，五溪蛮夷不仅曾经帮助过刘备，而且又有了新的集结和组合。

史载，“五溪蛮夷叛乱盘结，权假浚节，督诸军讨之。”潘浚历时四年，付出了很大努力，杀了不少人，“信赏必行，法不可干，斩首获生，盖以万数”，从此，“郡蛮衰弱，一方宁静”。直到嘉禾三年（公元234年）冬，潘浚才算是“平武陵蛮夷，事毕”，回到武昌，与陆逊继续辅太子，“共掌留事”。

镇南将军吕岱参加了会讨武陵蛮夷的军事行动。吕岱本交州刺史，黄龙三年，“以南土清定”，召还长沙。史称：“会武陵蛮夷蠢动，岱与太常潘浚共讨定之。”①

全琮征六安、诸葛恪平丹杨

嘉禾二年（公元233年），卫将军全琮率领步骑五万征六安（安徽今市），“六安民皆散走”。据说，诸将想分兵追捕。全琮不同意，认为：“分兵捕民，得失相半”，“纵有所获，犹不足以弱敌而副国望也。如或邂逅，亏损非小，与共获罪，琮宁以身受之，不敢徼功以负国也。”②

嘉禾三年（公元234年）秋，孙权以诸葛恪为抚越将军，丹杨太守，讨山越。

诸葛恪，诸葛瑾的长子，“少知名，弱冠拜骑都尉，与顾谭、张休等侍太子登讲论道艺，并为宾友”。孙权称帝后，诸葛恪“从中庶子转为左辅都尉”。孙权异其才捷，“欲试以事，令守节度”，因授以实职。

诸葛恪认为，“丹杨山险，民多果劲，虽前发兵，徒得外县平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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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以上见《三国志•吴书•潘浚传》、《吴主传》、《吕岱传》。按：五溪蛮，《水经• 元水注》说，武陵有五溪，谓雄溪、樠溪、无溪、酉溪、辰溪，“蛮夷”（今苗、瑶族祖先）居此者，“故谓此蛮五溪蛮也”。

②《三国志•吴书•全琮传》。

而已。其余深远，莫能禽尽”。他屡次自求去完成这件事，并说“三年可得甲士四万”。朝臣都不同意，理由有三：（一）丹杨地势险阻，说丹杨“与吴郡、会稽、新都、鄱阳四郡邻接，周旋数千里，山谷万重”；（二）民无反叛迹象，认为“其幽邃民人，未尝入城邑，对长吏，皆仗兵野逸，白首于林莽”；（三）民人善战，越民“俗好武习战，高尚气力，其升山赴险，抵突丛棘，若鱼之走渊，猿狄之腾木也。时观间隙，出为寇盗，每致兵征伐，寻其窟藏。其战则蜂至，败则鸟窜，自前世以来，不能羁也”。据说，他的父亲诸葛瑾也不支持，认为无故兴兵，"事终不逮”。恪则力排众议，力言必能取得胜利。

然而，孙权支持他。诸葛恪到丹杨后，没有采取屠杀政策，但手段也是非常残酷的。他首先通知四部属城长吏，“各保其疆界”（按：四部长吏指四部都尉。胡三省注《资治通鉴》说：四部当作四郡，即丹杨相邻之吴郡、会稽、新都、鄱阳。山越依阻出没，故令其各保其疆界也。亦通），命令山民集中，“其从化平民，悉令屯居”。然后，部署诸将对付不肯“从化”的山民，“罗兵幽阻，但缮藩篱，不与交锋，候其谷稼将熟，辄纵兵变刈，使无遗种”。山民的庄稼被官军收割光了，“旧谷既尽，新田不收，平民屯居，略无所人，于是山民饥穷，渐出降首”。

诸葛恪对于投降的山民，采取怀柔策略。他下令说：“山民去恶从化，皆当抚慰"，徙出外县者，“不得嫌疑，有所执拘。”据说，对于不遵从他命令的人，处罚很严厉。有一位臼阳（治今安徽当涂东北小丹阳镇）长胡伉，“得降民周遗，遗旧恶民，困迫暂出，内图叛逆，伉缚送诸府”。恪没有杀周遗，却“以伉违教，遂斩以徇，以状表上”。这一手很见效，“民闻伉坐执人被戮，知官惟欲出之而已，于是老幼相携而出”。三年的任务，一年就完成了，“岁期，人数皆如本规（按：指可得甲士四万）。恪自领万人，余分给诸将。”

孙权表彰诸葛恪的功劳，特派尚书仆射薛综劳军。薛综其人，颇善文辞，喜欢引经据典，将孙权的意思表述得淋漓尽致，不无夸张地说

山越恃阻，不宾历世，缓则首鼠，急则狼顾。皇帝赫然，命将西征，神策内授，武师外震。兵不染锷，甲不沾汗。元恶既枭，种党归义，荡涤山薮，献戎十万。野无遗寇，邑罔残奸。既扫凶慝，又充军用。藜蔡粮莠，化为善草。魑魅魍魉，更成虎士。虽实国家威灵之所加，亦信元帅临履之所致也。……故遣中台近官，迎致犒赐，以旌茂功，以慰劬劳。

嘉禾六年冬，诸葛恪平山越事毕，北屯庐江。①

吕岱讨李桓、罗厉，镇压廖式

嘉禾三年（公元234年）冬，庐陵（治今江西吉水东北）等地爆发了以李桓、罗厉等为首的叛乱。势头迅速蔓延，次年，“庐陵贼李桓、路合、会稽东冶贼随春、南海贼罗厉等一时并起。”

孙权命吕岱率领将军刘纂、唐咨、中郎将吾粲等分部讨击。随春很快投降了，吕岱予优待，“拜春偏将军，使领其众，遂为列将”。五年二月，中郎将吾粲获李桓，将军唐咨获罗厉等。李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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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以上见《三国志•吴书•诸葛恪传》、《吴主传》。

罗厉是被捉获的，待遇就不同了，所以《三国志•吕岱传》说，李桓、罗厉等“皆见斩获，传首诣都”。

孙权大嘉吕岱的功劳，下诏说：

（罗）厉负险作乱，自致枭首；（李）桓凶狡反复，已降复叛。前后讨伐，历年不禽，非君规略，谁能枭之忠武之节，于是益著。元恶既除，大小震慑，其余细类，扫地族矣。自今已去，国家永无南顾之虞，三郡晏然，无怵惕之惊，又得恶民以供赋役，重用叹息。

同时，对吕岱未经朝廷同意擅给投降者以重大封赏的行动，不仅不以为过，而且给予充分肯定，说：“赏不逾月，国之常典，制度所宜，君其裁之。”①

继而，吕岱领荆州文书，与陆逊并在武昌，督蒲圻（今湖北赤壁市）。赤乌二年（公元239年）十月，孙权派遣将军蒋秘南讨蛮夷。不久，蒋秘所部一个都督廖式，"杀临贺（今广西贺州）太守严纲等，自称平南将军，与弟潜共攻零陵、桂阳，及摇动交州、苍梧、郁林诸郡，众数万人”。对于这股同蛮夷有着密切联系的叛军。史载，吕岱“自表辄行，星夜兼路”。为了给吕岱以权力，孙权“遣使追拜”吕岱为交州牧，并且即遣左将军唐咨等“骆驿相继”，配合作战。吕岱、唐咨力战，“一年破之，斩廖式及遣诸所伪署临贺太守费杨等，并其支党，郡县悉平”。当时，吕岱年已八十，史赞“体素精勤，躬亲王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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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以上见《三国志•吴书•吕岱传》、《吴主传》。

陆逊讨彭旦、吴遽

嘉禾六年（公元237年），鄱阳地方爆发了分别以彭旦和吴遽为首的叛乱。是年二月，“陆逊讨彭旦等，其年，皆破之”。其中吴遽叛乱完全是因为强征兵役所致。《三国志•陆逊传》说：“中郎将周祗乞于鄱阳召募，事下问逊。逊以为此郡民易动难安，不可与召。恐致贼寇。”然而，周祗不听，强行征召，“郡民吴遽等果作贼杀祗，攻没诸县”，邻近豫章、庐陵两郡“恶民”，起而响应，“应遽为寇”。陆逊采取各个击破的办法，吴遽等力所不敌，相继投降，“逊料得精兵八千余人，三郡平”。

周鲂诱杀董嗣

嘉禾六年，山民董嗣率众暴动，“负阻劫钞，豫章、临川（按：临川郡是孙亮在太平二年时所设，此时仍属豫章）并受其害”。昭义中郎将吾粲、左将军唐咨曾经合力“以三千兵攻守，连月不能拔”。武力攻伐不能奏效，鄱阳太守加裨将军周鲂上表，请求罢兵，让自己相机而动，“得以便宜从事”。据载，“鲂遣间谍，授以方策，诱狙杀嗣”。董嗣被杀后，他的弟弟害怕了，跑到武昌向陆逊投降，“乞出平地，自改为善”。从此，数郡平静，“无复忧惕”。①

锺离牧平五郡

赤乌年间，会稽山阴（今浙江绍兴）人锺离牧先后为南海太守、丞相长史、中书令。他在南海（今广东广州）任上，“越界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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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三国志•吴书•周鲂传》。

讨”，先后平息高凉（今广东阳江西）、揭阳（广东今市）两股“叛乱”。《会稽典录》记载：“高凉贼率（帅）仍弩等破略百姓，残害吏民，牧越界扑讨，旬日降服。”又，“揭阳县贼率（帅）曾夏等众数千人，历十余年”，朝廷“以侯爵、杂缯千匹，下书购募，绝不可得”，锺离牧“遣使慰譬”，曾夏等人“皆首服，自改为良民”。在任职中枢期间，建安（今福建福州境）、鄱阳（今江西波阳）、新都（今浙江淳安）三郡“山民作乱”，牧为监军使者，一举平定，“贼帅黄乱、常俱等，出其部伍，以充兵役”。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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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三国志•吴书•锺离牧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