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三章 吴魏边境的攻防战争

孙权称帝，迄止辞世，历时二十二年。二十多年中，吴魏之间没有发生过如建安十三年（公元208年）赤壁之战、黄武元年（魏黄初三年，公元222年）顽抗曹丕三路兵和黄武七年（魏太和二年，公元228年）大战曹休那样的大规模的战争，但中小规模的军事接触和边境的攻防战役始终不断。有史可稽的战役，约近二十次。其中有些战例也是非常精彩的。

一、主动进攻

孙权称帝后吴魏的军事冲突和边境战争，大都是吴方发动的。他所以在此期间屡屡发动对魏战争，原因有四：一是蜀汉丞相诸葛亮屡出汉中，对曹魏西北边防构成了威胁，吴蜀协同，易获成功；二是边境紧张，使军旅时常处在备战、待战状态中，利于边境巩固和向敌示兵；三是武将在边，关注边防战争，利于内部统治的稳定；四是他已拥有了一支可资发动局部军事行动的军事力量。正如《三国志•齐王纪》注引习凿齿《汉晋春秋》所说：“孙权自十数年以来，大政江北，缮治甲兵，精其守御，数出盗窃，敢远其水，陆次平土”。

然而，孙权发动的战役大都收效不大，甚至是严重失利的。　

黄龙、嘉禾年间的战役

（1）黄龙三年（魏太和五年，公元231年）二月，孙权派中郎将孙布诈降，试图诱致魏建武将军、扬州刺史王凌。王凌其人，甚知用兵之要，但他上了孙权的当，准备派出军队迎接孙布来降。是年十月，孙权将大量兵力潜伏在阜陵（今安徽全椒东南），试图在王凌军队经过的时候一鼓歼之。结果，王凌在即将进入伏击圈之前发觉了孙权的意图，迅即将军队撤回。孙权无获而罢。这是孙权作为吴国皇帝第一次向魏示兵，也是向魏传达的一个新的即将开始军事周旋的信号。

（2）嘉禾元年（魏太和六年，公元232年）三月，孙权遣将军周贺、校尉裴潜等由海路到辽东。是年九月，回来路上遭到魏将田豫伏击，周贺被杀于成山，所部全军覆没。（已详前章）

（3）同年，孙权以陆逊“引兵向庐江”。此举在魏引起震动，朝臣大都以为应该急救，征东将军满宠则认为，“庐江虽小，将劲兵精，守则经时。又贼舍船二百里来，后尾空县（悬），尚欲诱致，今宜听其遂进，但恐走不可及耳。”满宠遂“整军趋杨宜口（今安徽霍丘境）”，陆逊闻魏“大兵东下，即夜遁”。①

（4）嘉禾二年（魏青龙元年，公元233年）正月，孙权向合肥新城示兵（按：魏于太和四年，公元230年，建合肥新城），“权自出，欲围新城，以其远水，积二十日不敢下船”。魏将满宠“潜遣步骑六千，伏肥城隐处以待之”。孙权上岸耀兵，满宠“伏军卒起击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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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三国志•魏书•满宠传》。

斩首数百，或有赴水死者”。①吴兵失利，“不克而还”。

　（5）嘉禾三年（魏青龙二年，公元234年）五月，孙权再次亲自挂帅，率众十万“围合肥新城”。同时派上大将军陆逊、大将军诸葛瑾等分别屯兵江夏、沔口，示兵北取襄阳，遥为声援；派镇北将军孙韶、奋威将军张承等分别向广陵、淮阳，以为掩角之势。当时，诸葛亮兵出武功，孙权认为，魏西北军事紧张，魏明帝曹叡不能远出，是攻取合肥新城的好机会。然而，曹叡把西北战事交给了司马懿，居然亲率水军“东征”。曹叡的行动，出乎孙权意外。孙权知难相抗，便在曹叡尚未到达寿春的时候，即把军队撤了回来，孙韶也罢军而回。围城时，魏将满宠“驰往赴，募壮士数十人，折松为炬，灌以麻油，从上风放火”，烧毁了吴军的攻城器具，射死了孙权的侄子（四弟孙匡的儿子）、长水校尉孙泰。②

曹叡对于此次战役的胜利，颇为自得。《三国志•明帝纪》作如下记述：“五月，孙权人居巢湖口，向合肥新城，又遣将陆议（逊）、孙韶各将万余人入淮、沔。六月，征东将军满宠进军拒之。”满宠建议放弃新城，把敌人引到寿春消灭之。曹叡不听，说：“先帝东置合肥，南守襄阳，西固祁山，贼来辄破於三城之下者，地有所必争也。纵权攻新城，必不能拔。敕诸将坚守，吾将自往征之。”七月，曹叡“亲御龙舟东征”，孙权攻新城，魏将张颖等“拒守力战”。但当曹叡大军距离合肥新城还有数百里的时候，“权遁走，议、韶等亦退”。曹叡“遂进军幸寿春，录诸将功，封赏各有差。八月己未，大曜兵，飨六军，遣使者持节犒劳合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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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三国志•魏书•满宠传》。

②《三国志•吴书•吴主传》、《三国志•魏书•满宠传》。

寿春诸军”。

（6）嘉禾四、五年（魏青龙三、四年，公元235—236年），魏吴间虽有小的战事，如孙权北征，未至而还，派遣陆逊、诸葛瑾攻襄阳，取得小胜，但基本上是一段不长的平和时期，甚至还有官方交易发生。《三国志•吴主传》载，“魏使以马求易珠玑、翡翠、玳瑁”，有人主张不与交易，孙权说：“此皆孤所不用，而可得马，何苦而不听其交易？”两年间，双方都把主要精力转向内部。孙权开始注意域内经济政策的调整与越民的再反抗。魏则想乘诸葛亮死后，蜀军后退，西北战场缓和之机，大兴土木，新建洛阳宫，起昭阳殿、太极殿和总章观等。一时间搞得“百姓失农事”，群臣纷纷进谏。殡葬皇太后、立太子的事也都切实忙了一阵子。

（7）嘉禾六年（魏景初元年，公元237年）战事又开始了。七月，孙权派遣车骑将军朱然率领二万余人围魏国江夏郡（按：当时吴江夏郡治鄂城，魏江夏郡治樊城），魏荆州刺史胡质等“击之”。《三国志•胡质传》说：“吴大将朱然围樊城，质轻军赴之”。许多人认为“贼盛不可迫”，胡质认为：“樊城卑下，兵少，故当进军为之外援；不然，危矣。”胡质“勒兵临围”，朱然不战，主动退走。

赤乌年间的战役

赤乌年间，孙权试图军事大为。《汉晋春秋》记载，一位名叫殷礼的零陵太守分析形势，上书为孙权划策：“今天弃曹氏，丧诛累见，虎争之际而幼童莅事（按：曹叡死，年幼的养子齐王曹芳继位）。陛下身自御戎，取乱侮亡，宜涤荆、扬之地，举强羸之数，使强者执戟，羸者转运，西命益州军（指蜀军）于陇右，授诸葛瑾、朱然大众，指事襄阳，陆逊、朱桓别征寿春，大驾入淮阳，历青、徐。（魏国）襄阳、寿春困于受敌，长安以西务对蜀军，许、洛之众势必分离；掩角瓦解，民必内应，将帅对向，或失便宜；一军败绩，则三军离心，便当秣马脂车，陵蹈城邑，乘胜逐北，以定华夏。”殷礼认为，不应再搞小打小闹的军事行动，“若不悉军动众，循前轻举，则不足大用，易于屡退。民疲威消，时往力竭，非出兵之策也。”孙权虽然没有完全听殷礼的，即行大举，但受其影响颇深。

（1）赤乌二年（魏景初三年，公元239年）三月，公孙渊再次叛魏，请求吴援，孙权即派遣宾客羊箭、宣信校尉郑胄、将军孙怡为使，率兵到达辽东，击魏守将张持、高虑等。不久，闻知魏将发重兵讨伐公孙渊，随即收兵，仅仅虏得男女若干，小胜而还。

（2）赤乌四年（魏正始二年，公元241年），孙权兵发四路，对魏进行了一次较大规模的战争。

第一路，遣卫将军全琮略淮南。全琮以数万之众战魏征东将军王凌和扬州刺史孙礼于芍陂，“决芍陂（按：意谓决芍陂堤。芍陂在今安徽寿县南），烧安城（在今安徽寿县境）邸阁（粮库），收其人民”。① 王凌“率诸军逆讨”，双方展开争夺塘坝高地的战斗，力战连日，魏军乘胜攻陷吴军五营，吴兵不敌而退，中郎将秦晃等十余人战死。

第二路，遣威北将军诸葛恪攻六安。双方军队没有大的接触，诸葛恪无获而罢。

第三路，遣车骑将军朱然、将军孙伦等率五万人围樊城。骑都尉朱异和安东中郎将吕据“破城外围”。② 魏皇帝（齐王）曹芳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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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三国志•吴书•吴主传》。

②《三国志•吴书•朱桓传》附《朱异传》、《吕范传》附《吕据传》。

太傅司马懿“率众拒之”。干宝《晋纪》说，当时形势紧急，吴将全琮寇芍陂，朱然、孙伦围樊城，诸葛瑾、步骘寇祖中（按：祖，音zha，祖中，在今襄阳南，或宜城西）。司马懿给皇帝上言：“祖中民夷十万，隔在水南，流离无主，樊城被攻，历月不解，此危事也，请自讨之。”据说，司马懿“以南方暑湿，不宜持久，使轻骑挑之，（朱）然不敢动”。于是，司马懿虚张声势，“乃令诸军休息洗沐，简精锐，募先登，申号令，示必攻之势。”朱然等“闻之，乃夜遁”。司马懿追至三州口（在今湖北襄樊境），“斩获万余人，收其舟船军资而还”。①

第四路，遣大将军诸葛瑾、骠骑将军步骘取祖中（在今襄阳南，或宜城西）。瑾等与朱然等属于同一地区作战，朱然既败，瑾等亦退。

孙权此次用兵，初有小胜，继而受挫，基本上是失利的。

（3）赤乌五年（魏正始三年，公元242年），孙权派朱然征祖中，魏将蒲忠、胡质分别率领数千人迎击，“忠要遮险隘，图断然后，质为忠继援”。当时，朱然所督兵将已经数路先发，没有办法收拢回来，“便将帐下见兵八百人逆掩”，结果，“忠战不利，质等皆退”。朱然获得一次小的胜利。②

（4）赤乌六年（魏正始四年，公元243年）正月，孙权再次以诸葛恪征六安。诸葛恪攻破魏将谢顺的营地，“收其民人”。此前，恪屯庐江皖口（今安徽怀宁境），曾以轻兵袭舒（今安徽舒城），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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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晋书•宣帝纪》。

②《三国志•吴书•朱然传》。按：此战不见《三国志•魏三少帝纪》和《吴主传》，裴松之认为是岁无事，是陈寿“误以嘉禾六年为赤乌五年耳”。然而，嘉禾六年，朱然是出兵樊城，并没有到祖中。可备一说。

“掩得其民而还”；并且派出侦探，观察地势，“欲图寿春”，没有得到孙权的批准。诸葛恪在六安、舒城一线构成了对魏的威胁。魏太傅司马懿率军入舒，"权方发兵应之，望气者以为不利"，于是令恪率兵西移，自皖口徙屯于柴桑（今江西九江西南）。”①《晋书•宣帝纪》的记载略有不同，但明显是为司马懿张目，说：“帝（司马懿）督诸军击诸葛恪，车驾（指魏皇帝）送出津阳门。军次于舒，恪焚烧积聚，弃城而遁。”

（5）赤乌七、八年（魏正始五、六年，公元244——245年），孙权积极备战，虚张声势而未作大的行动。赤乌九年，孙权做了重大人事调整，以骠骑将军步骘为丞相（按：陆逊已卒），车骑将军朱然为左大司马，卫将军全琮为右大司马，镇南将军吕岱为上大将军，威北将军诸葛恪为大将军。同时分荆州为二部，以吕岱督右部，自武昌以西至蒲圻；诸葛恪督左部，代陆逊镇守武昌。

是年二月，朱然再征祖中。史称，朱然“复征祖中，魏将李兴等闻然深入，率步骑六千断然后道”，朱然处乱不惊，夜出迎敌，斩获千余（按：一说数千），“军以胜反”。这一胜利颇使孙权高兴。因此，历史记下了一个有趣故事：先此，赤乌八年七月，已被重用的投降魏将马茂谋刺孙权，阴谋暴露，孙权虽然已经“夷其三族”，但忿不能平。朱然临行前上表说：“马茂小子，敢负恩养。臣今奉天威，事蒙克捷，欲令所获，震耀远近，方舟塞江，使足可观，以解上下之忿。惟陛下识臣先言，责臣后效。”当时，孙权实无必胜的信心，所以“抑表不出”，没有表示态度。不久，接到朱然捷报，“群臣上贺，权乃举酒作乐”，把朱然的表章向大家展示，说：“此家前初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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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三国志•吴书•诸葛恪传》、《吴主传》。

表，孤以为难必，今果如其言，可谓明于见事也。”于是，立即派遣使者“拜然为左大司马、右军师”于军前。①

朱然的军事胜利，引起了沔水以南魏国居民的恐慌，致使“祖中民吏万余家”弃家渡沔，到沔水以北避难。这是孙权对魏用兵损失最小、收获最大的一次战役。此后，孙权的对魏战争便逐步转向被动了。

（6）赤乌十年（魏正始八年，公元247年），孙权派遣将军诸葛壹伪叛，试图引诱魏扬州刺史、镇东将军诸葛诞来降。诸葛诞“以步骑一万迎壹于高山（在今安徽滁州境）”。孙权“出涂中（今江苏六合境），遂至高山，潜军以待之”。诸葛诞在进入伏击圈之前发觉了吴军意向，随即收兵而退。权亦无果而还。②

同年末，孙权大集兵众于建业，扬言准备北犯扬州。魏扬州刺史诸葛诞让安丰太守王基规划应敌之策，王基认为，孙权两次至合肥，一次至江夏，继而全琮出庐江，朱然寇襄阳，皆无功而还，当时陆逊等已死，而权年老，内无贤嗣，中无谋主，他“自出则惧内衅卒起，痈疽发溃；遣将则旧将已尽，新将未信。此不过欲补定支党，还自保护耳”。③ 王基看得很准，孙权果然没有出兵。然而，另一面确实是真的，两年间，孙权始终在为同魏再战而积极准备着。

（7）赤乌十一年前后（约在公元247—249年间），派偏将军朱异掩袭魏庐江太守文钦于六安，是一小胜。《三国志•朱桓传》附《朱异传》说：“魏庐江太守文钦营住六安，多设屯寨，置诸道要，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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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三国志•吴书•朱然传》、《吴主传》。

②《三国志•吴书•吴主传》注引《江表传》。

③《三国志•魏书•王基传》。

招诱亡叛，为边寇害。异乃身率其手下二千人，掩破钦七屯，斩首数百”。朱异因此被提升为扬武将军。

二、被动受敌

赤乌后期数年，东吴天灾人祸不断。废立太子的事，大伤元气；谋臣名将诸葛瑾、陆逊、步骘、全琮、朱然相继亡故；地震、洪水、雨雹、大风、山崩、江海涌溢、天文异象频频而至。再加数十年中，内外用兵不断，人力物力消耗极大。至此，年届古稀的孙权不仅缺乏主动出兵的能力，而且也没有了规划、指挥再次战争的精力。

与此同时，魏国政局发生了剧变，司马懿最终扳倒大将军曹爽，尽诛曹爽及其弟兄、亲信，自己做了丞相，独掌军政大权，重新调整军事人选，开始谋划新的军事行动以立威。

由此，历史开始了孙吴被动受敌的局面，除了几次小胜，大多战役是失利的。战略上，明显地表现出逐步由战略进攻转向战略防御。

（1）赤乌十三年（魏嘉平二年，公元250年）冬十月，已经成为魏扬州刺史、前将军的文钦诈降，伪称要叛魏降吴，密书给朱异，引诱朱异出来接应。朱异把文钦求降书送达孙权，并且指出实为伪降，“不可便迎”。孙权有点犹豫，下诏说：“方今北土未一，钦云欲归命，宜且迎之。若嫌其有谲者，但当设计网以罗之，盛重兵以防之耳。”于是，孙权加派偏将军吕据“督二万人，与异并力，至北界”。文钦见“异等持重”，不敢冒进，诈降之谋未能得逞。孙权的防范性军事调动，虽然没有收到实效，但不能不承认他是正确的。①

（2）同年，孙权开始重视防御工事的建筑。最明显的事例是，“遣军十万，作堂邑（在今江苏六合境）涂塘以淹北道”。②涂塘，即堤堰。修筑堤堰的目的，如唐人杜佑《通典》所说，“淹北道以绝魏之窥建业”。说得通俗点，就是魏如来犯，放水淹之。

（3）同年十二月，孙权遣将军朱绩、戴烈、陆凯等，往拒魏征南将军、都督荆豫诸军事王昶和荆州刺史王基。史载，是年王昶对魏帝说：“孙权流放良臣，嫡庶分争，可乘衅而制吴、蜀；白帝、夷陵之间，黔、巫、秭归、房陵皆在江北，民夷与新城郡接，可袭取也。”魏相司马懿接受王昶的意见，于是“遣新城太守（治今湖北房县）州泰袭巫、秭归、房陵，荆州刺史王基诣夷陵，昶诣江陵”。王昶至江陵，“两岸引竹缅（音 geng，竹缅，用竹子做的大绳）为桥，渡水击之”。吴军急趋，夺得南岸阵地，“凿七道来攻”。王昶“使积弩同时俱发”。吴将“施绩（按：朱绩，朱然子，本姓施）夜遁入江陵城”，吴兵数百人被追兵所杀。历史记载，王昶想把吴军引到平地“合战”，于是制造假象，“先遣五军案大道发还（后撤）”，使吴兵“望见以喜之”，并将所获铠马甲首，在城外周围展示，以激怒吴军，诱其出城。实则“设伏兵以待之”。朱绩果然上当，出兵追袭魏军，大败。朱绩遁走，其将锺离茂、许曼被杀。王昶“收其甲首旗鼓珍宝器仗，振旅而还”。对于此一战役的失败，《三国志•吴书》的记载多有隐讳和曲护。《吴主传》说，诸军“皆引还”；《朱绩传》则把责任推到后被灭门的诸葛恪、诸葛融的头上，说战前朱绩与奋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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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三国志•吴书•朱桓传》附《朱异传》、《吕范传》附《吕据传》。

② 《三国志•吴书•吴主传》。

将军诸葛融约定：“昶远来疲困，马无所食，力屈而走，此天助也。今追之力少，可引兵相继，吾欲破之于前，足下乘之于后，岂一人之功哉，宜同断金之义。”诸葛融答应了，朱绩“便引兵及昶于纪南（在江陵西北），纪南去城三十里，绩先战胜而融不进，绩后失利”。①

（4）太元元年（魏嘉平三年，公元251年）正月，随王昶南征的魏荆州刺史王基、新城太守州泰等别袭吴抚军将军步协于夷陵，步协“闭门自守”。王基“示以攻形，而实分兵取雄父（在今湖北宜昌境）邸阁（按：囤积粮食的处所），收米三十余万斛，虏安北将军谭正，纳降数千口。于是移其降民，置夷陵县。”②孙权再次遭到大的失利。

三十年前，孙权在夷陵大败刘备（公元223年），刘备郁愤死去；三十年后，孙权守将在同一地区败于被司马懿控制下的曹魏政权，失败以后的第二年，神凤元年（魏嘉平四年，公元252年）四月，孙权便死去了。

孙权死后，新皇帝年少，宗室孙峻、孙綝相继专权，起用少壮派，又曾抵抗或主动发动过对魏战争，并且取得些许胜利。诸葛恪执政，一度打败魏将王昶、册丘俭、诸葛诞的来犯，但他被胜利冲昏了头脑，继而以二十万之众（按：实数不会有这样多）进犯淮南。结果连一个仅有三千人把守的合肥新城也没有打下来。当其不得不撤兵的时候，“士卒伤病，流曳道路，或顿仆坑壑，或见略获，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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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三国志•吴书•吴主传》、《朱然传》附《朱绩传》，《三国志•魏书•齐王纪》、《王昶传》。

②《三国志•魏书•王基传》。

亡忿痛，大小呼嗟”，其状惨不忍睹。总的来说，基本上是胜少败多，没有取得什么新的进展。及至蜀亡，晋兴，孙吴内讧不断，末日便到了。此是后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