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五章 开发经济

吴国据有长江中下游及江南以至交州的广大地区。

江南经济的开发，相对较晚。通常认为，东晋南北朝以后，北方战乱频仍，士庶南流，政治和经济中心南移，江南经济获得较快发展，以至超越北方。从发展总体来看，这样分析无疑是对的。然而，极易使人产生错觉，好像此前江南经济没有得到相应开发，从而贬低了此前江南人民及其统治者对于江南经济开发所做的贡献。其实，发展是有一个渐进过程的。

历史表明，春秋吴、越、荆楚，以及汉代吴王刘濞等均对江南有过点的局部性的开发。所以司马迁《史记》中才得出如下结论：

夫吴自阖庐、春申、王濞三人招致天下之喜游子弟，东有海盐之饶，章山之铜，三江、五湖之利，亦江东一都会也。

衡山、九江、江南、豫章、长沙、是南楚也……郢之后徙寿春，亦一都会也。

番禺亦一都会也，珠玑、犀、玳瑁、果、布之凑。

班固《汉书•地理志》也说：

江陵，故郢都，西通巫、巴，东有云梦之饶，亦一都会也。

吴东有海盐章山之铜，三江五湖之利，亦江东之一都会也。

今之苍梧、郁林、合浦、交趾、九真、南海、日南，皆粤分也。……处近海，多犀、象、毒冒（玳瑁）、珠玑、银、铜、果、布之凑，中国往商贾者多取富焉。番禺，其一都会也。

这些记载和分析，为我们描绘了一幅江南经济的现实图景。因此，我们不能不承认江南经济已有一定发展，而且同北方一样形成了若干具有相当规模的经济中心城市。什么叫都会？都会就是比较大的城市，就是一个地区的经济中心。如果没有周围经济的发展作为依托，这样的中心何以能够形成呢？

固然，司马迁和班固也都看到了江南相对落后的一面。司马迁说：

楚、越之地，地广人希，饭稻羹鱼，或火耕而水耨，果隋（隋通陏，果实）蠃（螺）蛤，不待贾而足，地势饶食，无饥馑之患，以故呰窳（呰，音 zi；窳，音 yu；呰窳，意为懒惰）偷生，无积聚而多贫。是故江、淮以南无冻饿之人，亦无千金之家。

班固说

楚有江汉川泽山林之饶，江南地广，或火耕水耨。民食鱼稻，以渔猎山伐为业，果蓏（音luo）蠃（螺）蛤，食物常足，故呰窳媮生，而亡积聚，饮食还给，不忧冻饿，亦亡千金之家。

及至东汉末年，战乱不断，北方经济遭受严重破坏，人口大幅度减少，或谓：“天下户口耗减，十裁一在”①，“大魏奄有十州之地，而承丧乱之弊，计其户口不如往昔一州之民”②，“丧乱之后，人民至少，比汉文景之时，不过一大郡”。③北方人口锐减，原因很多，战乱、灾荒、瘟疫，以及荫户不报，是最重要的，但大量人口流向南方也是一个重要因素。

吴国同样也受战争不断、灾异频仍的影响，人口锐减，生产力不足，经济发展自然受到制约。只是不像魏国那样严重罢了。《文献通考•户口一》载，“吴赤乌三年（公元240年），户52万，男女口230万，吴亡时（公元280年），户53万，吏32000，兵23万，男女口230万。（按：《晋书•地理志》谓‘赤乌五年，其户52.3 万，男女口240万’）。”这可能是一些被缩小了的数字。根据《后汉书•郡国志》和《晋书•地理志》两书对比看出：扬州，后汉盛时有户102万余，口433万余；晋平吴后，户31万余（口未详），户减69.7%。荆州，后汉盛时（不计南阳郡。因为三国时大部属魏）户87万余，口382万余；晋平吴后，户31万余（口未详），户减64.4%。另，晋平吴后，还得交州户2.56万。这样的数字，可能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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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三国志•魏书•张绣传》。

②《三国志•魏书•杜恕传》。

③《三国志•魏书•陈群传》。

近事实。相比较：东汉桓帝永寿二年（公元156年），全国有户约1607万，口约5648万；至西晋太康元年（公元280年），全国户约246万，口约1616万。百余年间，户存25.3%，减少84.7%；口存28.6%，减少71.4%。（按：这些数字，也不一定准确，主要是在社会动荡情势下，一些隐户、依附户，往往不能计入）。孙权时期吴国人口之减，显然少于平均之数。所以，情况应该较魏为好。

吴国经济的发展是我国南方经济发展的重要一环。相对来说，吴国经济比魏国经济获得了较好发展，论其原因，要在三点：第一，汉末人口南流，不仅增加了南方的劳动力，而且将北方的相对先进的生产技术带到了南方；第二，长江流域以及江南的优越的利于农作物生长的地理环境，为吴国经济的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第三，孙权后期的诸多经济措施发挥了一定作用。一、二两点，非本书专论范围，这里仅就孙权统治时期的经济措施以及经济发展的状况，略为述论。

一、宽赋息调

孙权自汉建安五年（公元200年）受政统事至吴神凤元年（公元252年）死去，为政五十余年。五十年时间，大体可以分作前后两半。其前半时间，约黄武四年（公元225年）前，主要精力都放在军事上，强调经济对军事的保障，实行酷烈的强制经济政策，基本上不问或很少重视经济的改善措施，虽然也曾有过因为大疫而“尽除荆州民租税”①一类的事，但比较忽视民间疾苦，征赋繁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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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三国志•吴书•吴主传》。

少有宽贷。因此，江南经济虽有一定开发，但不够显著。中大夫冯熙出使魏国时对曹丕所言“带甲百万，谷帛如山，稻田沃野，民无饥岁，所谓金城汤池，强富之国也”，显然是大大夸张了的，是有违事实的说辞。后半时间，大规模的战争相对少了，朝臣们请求减赋轻役、勿夺民时的呼声高了，虽然役繁赋多的情况没有根本改变，但黄武五年孙权终于下令“宽息”、“增广农亩”。这标志着他思想和经济政策上的一些重要建树和转变。

黄武年间“宽息”令

孙权统治时期，经济方面的问题始终比较严重。史籍虽然没有具体论述，也没有量化记载，但大臣们的奏章和孙权的令文为我们提供了分析问题的可靠根据。

《三国志•骆统传》记载，黄武年间，“征役繁数，重以疫疠，民户损耗”。建忠中郎将骆统上疏，先是讲了一番“民以君安，君以民济”的道理。然后，尽述现实的严重性。

第一，言说征赋繁多带来“田畴芜旷，民户浸寡”的问题：

今强敌未殄，海内未乂（未乂，意为尚未治理好），三军有无已之役，江境有不释之备，征赋调数，由来积纪，加以殃疫死丧之灾，郡县荒虚，田畴芜旷，听闻属城，民户浸寡，又多残老，少有丁夫，闻此之日，心若焚燎。

第二，论说问题的形成及其后果：

思寻所由，小民无知，既有安土重迁之性，且又前后出为兵者，生则困苦无有温饱，死则委弃骸骨不反，是以尤用恋本畏远，同之于死。每有征发，羸谨居家重累者先见输送。小有财货，倾居行赂，不顾穷尽。轻剽者则进入险阻，党就群恶。百姓虚竭，嗷然愁扰，愁扰则不营业，不营业则致穷困，致穷困则不乐生，故口腹急，则奸心动而携叛多也。又闻民间，非居处小能自供，生产儿子，多不起养，屯田贫兵，亦多弃子。天则生之，而父母杀之，既惧干逆和气，感动阴阳。

第三，劝说孙权考虑长远利益，“与民消息”：

且惟殿下开基建国，乃无穷之业也。强邻大敌非造次所灭，疆塌常守非期月之戍，而兵民减耗，后生不育，非所以历远年，致成功也。夫国之有民，犹水之有舟，停则以安，扰则以危，愚而不可欺，弱而不可胜，是以圣王重焉，祸福由之，故与民消息（按：指给老百姓一段休养生息时间），观时制政。方今长吏亲民之职，惟以办具为能，取过目前之急，少复以恩惠为治，副称殿下天覆之仁，勤恤之德者。官民政俗，日以凋弊，渐以陵迟，势不可久。夫治疾及其未笃，除患贵其未深，愿殿下少以万机余闲，留神思省，补复荒虚，深图远计，育残余之民，阜人财之用，参曜三光，等崇天地。

据载，孙权感骆统所言，开始“加意”考虑宽赋减役。约略同时，大都督陆逊也在兵余之时，上书“陈便宜，劝以施德缓刑，宽赋息调”。①

有感于经济形势的严峻与内外军事形势的相对缓和，以及大臣们的劝谏，孙权在黄武五年（公元226年）春，下达了第一个宽赋息调的命令：

军兴日久，民离农畔，父子夫妇，不听相恤，孤甚愍之。今北虏缩窜，方外无事，其下州郡，有以宽息。

令文很简短，没有涉及“宽息”的具体内容或指标，实施的情况和成果也不得其详。但可以肯定的是，以孙权当时的统治权威，州郡及其以下地方政权都会很好地对待他的第一个“宽息令”。

同时，他针对“宽赋息调”的言论，又做了一些辩解：

至于发调者，徒以天下未定，事以众济。若徒守江东，修崇宽政，兵自足用，复用多为？顾坐自守可陋耳。若不豫调，恐临时未可便用也。

总之，由于有过一定程度的“宽赋息调”，便有了自黄武五年，经黄龙，至嘉禾初六七年间的相对稳定。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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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三国志•吴书•吴主传》。

② 关于孙吴赋税制度，长沙走马楼出土三国吴简提供了很重要的证明。有些简文载有“入××乡口算钱”若干的内容，说明汉以来的口钱、算赋制度在孙权统治时期仍在实行（当然，孙权“役赋凡百”，仅此是不够的，还会有其他的赋敛政策）。

嘉禾年间“勿复督课”诏

孙权做皇帝以后，同蜀汉已经媾和，北方曹魏也很少发动对吴战争，但他谋建宏业，不甘寂寞，又屡屡用兵，诱战魏将，求夷州，取海南，征辽东，人力财力消耗很大，因而征役赋调再度严重起来。再加连年灾荒，收成不好，百姓无以为生，纷纷逃役、拒征。社会治安问题也日益严重。《三国志•孙登传》说，“时年谷不丰，颇有盗贼，（登）乃表定科令所以防御，甚得止奸之要。”

嘉禾三年（公元234年）春，孙权为了缓和社会矛盾，颁布了第二次有关减免征役赋调的诏令：

兵久不辍，民困于役，岁或不登。其宽诸逋，勿复督课。

这一诏令，对于稳定社会局面，起到了一定作用。但也没有解决根本问题，所以，嘉禾六年，陆逊借孙权征求关于“兴利改作”的意见时，再次上书言说民富才能国强的道理："国以民为本，强由民力，财由民出。夫民殷国弱，民瘠国强者，未之有也。故为国者，得民则治，失之则乱，若不受利，而令尽用立效，亦为难也。”

赤乌年间“勿夺民事”和“开仓赐贫”诏

赤乌元年（公元238年），孙权在杀了校事吕壹以后，曾经迫于形势，一面“引咎责躬”，一面又为自己辩护：

自孤兴军五十年，所役赋凡百皆出于民。天下未定，孽类犹存，士民勤苦，诚所贯知。然劳百姓，事不得已耳。

孙权的自我辩护，起了很坏的作用。本已严重的情况再度恶化。郡县“荒残”，民物“凋敝”。因此，太子孙登临终上疏，劝说孙权“为政听民，律令与时推移，诚宜与将相大臣详择时宜，博采众议，宽刑轻赋，均息力役，以顺民望”。①

征役繁多，自然侵夺民时。历代稍知统治之术的当政者，无不主张或形式上强调“勿夺民事”。

赤乌三年（公元240年）春，孙权颁布了第三道诏令：

盖君非民不立，民非谷不生。顷者以来，民多征役，岁又水旱，年谷有损，而吏或不良，侵夺民时，以致饥困。自今以来，督军郡守，其谨察非法，当农桑时，以役事扰民者，举正以闻。

同年冬，民饥，孙权再次下诏：“开仓廪以赐贫穷”。

次年春，百官奏立皇后及四王，孙权甚知不合时宜，因令缓议：“今天下未定，民物劳瘁，且有功者或未录，饥寒者尚未恤，猥割土壤以丰子弟，崇爵位以宠妃妾，孤甚不取。其释此议。”是年四月，又下令“禁进献御，减太官膳”。

这次行动，比较认真，因此收效亦较明显，获得了十年的相对稳定。殊数不易，应该肯定。晚年，孙权对宽刑轻赋、均息力役问题有了进一步认识，试图巩固这一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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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三国志•吴书•孙登传》。

历史证明，孙权时期“役赋凡百”，而其中“征役繁数，民困于役”造成的社会影响较之于“赋”课更为严重。征役几乎是没有限制的，有事则征，当人们提出异议时，孙权便用“事不得已耳”的话为自己辩解。赋税之征，似有定制，问题在于灾疫迭臻、征役繁多，致使“年谷有损”，而赋算照旧，以致民不堪负，所以也就有了太子孙登等人的“轻赋”之议。后期情况有所改善。

二、增广田亩

农业是前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基础。孙权很明白，要想保有几十万的军事势力，争霸建业，谋国图存，没有农业经济的保障是不可能的。因此，他除了在一些时间里注意适当减轻农民负担外，还特别重视军事的经济保障，增广耕地。其重要措施，一是广屯田，二是以山民“补户”，三是掳掠、招徕人口，四是提倡农业技术。

广屯田

我在《曹操传》一书中曾说，屯田的提出和实行，完全是时代所使然。数十年间战乱不断，人口锐减，大批的农业劳动力或死、或亡、或被征为军士，土地大面积荒芜，军民饥谨乏食。出路何在呢？不少地方割据势力都想到了屯田。曹操面对残酷的现实，又知历史的经验，因而约在后汉初平、兴平年间把先代曾经实行过的屯田作为定国之术提了出来，并付诸实施。

曹操屯田在不长的时间里解决了严重的粮食危机。许下屯田第一年即获丰收，得谷百万斛，继而历年丰收；州郡例置屯田，广置屯田后，“五年中仓廪丰实”；建安中期，出现了“所在积谷，仓廪皆满”的景象；建安末，又听司马懿之议，扩大军屯，让“天下不耕者二十余万”兵士，且耕且守。“于是务农积谷，国用丰赡”（《晋书•宣帝纪》）。这些描述，固然多有夸张之辞，但不能否认，粮食问题的确是得到了一定程度的缓解。

曹操屯田的重大收获以及一整套军屯、民屯制度，对于当时包括孙氏兄弟的各割据军事集团，显然都产生了重大影响。

孙策是否已经推行屯田，历史没有明确记载。就其兴平二年（公元195年）渡江，建安五年（公元200年）死去，五年间马不停蹄、征战不休的情况看，似乎难以顾及此类事情。但我们又注意到，他也接触到了这一问题。《三国志•太史慈传》载，扬州刺史刘繇被孙策打败，繇将太史慈“遁于芜湖，亡入山中，称丹杨太守。是时，策已平定宣城以东，惟泾（安徽今县）以西六县未服。慈因进住泾县，立屯府，大为山越所附”。“立屯府”，就是建立了管理屯田的机构。孙策把太史慈俘虏以后，不可能将已垦屯田荒废，“屯府”犹存当在情理之中。另外，孙策打败庐江太守刘勋以后，“皆徙所得人”，包括百工、鼓吹、部曲三万余人“东诣吴”，安置的方法，部分强者可以补兵，老弱妇幼怎么办？屯田当是重要出路。

孙权执政以后不久，历史便有明确的有关屯田的记载。

《三国志•陆逊传》说：“孙权为将军，逊年二十一。始仕幕府，历东西曹令史，出为海昌屯田都尉，并领县事。县连年亢旱，逊开仓谷以振贫民，劝督农桑，百姓蒙赖。”陆逊死于赤乌八年（公元245年）二月，终年六十三岁。以此上推，陆逊二十一岁是在建安八年（公元203年）。自此他历任东西曹令史，然后出任屯田都尉。吾师王仲荦先生在《魏晋南北朝史》一书中据此认为，“东吴屯田，开始于公元203—204年前后”。如果说曹操在兴平、初平年间开始屯田，那么孙权屯田比曹操屯田大约晚了十年左右。屯田都尉是主管屯田事宜的重要官员。曹操的著名的主持屯田人枣祗的官职就是屯田都尉。应该特别注意的是，既然有了县一级的屯田官员的设置，可见孙权执政初始几年，屯田便很快就有了一定规模。①

《吕蒙传》载，魏使庐江谢奇为蕲春典农，屯皖田乡，数为边寇。吕蒙“伺隙袭击”，谢奇“缩退”，其部伍“皆携负老弱，诣蒙降”。又，曹操“遣朱光为庐江太守屯皖，大开稻田”，吕蒙对孙权说：“皖田肥美，若一收孰，彼众必增，如是数岁，操态见矣，宜早除之。”孙权听从吕蒙的建议，亲自征皖，取得胜利，获朱光及男女数万口。众多的屯田民怎么安置年壮者可以补兵，妇女老弱怎么办？原地或易地继续屯田自然是一条重要出路。

孙权屯田与曹操屯田的最大不同在于，孙权以军屯为主，曹操更重民屯。②军屯是军队的战余生产活动，组织形式仍以军事建制为主，生产方式和剥削方式相对来说都比较简单。所以，他没有像曹操那样为屯田，特别是为许下屯田，大费周折，初行“计牛输谷”，屯田农民按照租用官府的耕牛数目，向政府缴纳租粮；后用枣祗“分田之术”，即把土田分给个人，然后根据收获量多寡对半分成，从而大大提高了屯田民的生产积极性。

孙权的军队屯田，主要是解决军队的平时粮秣供给问题。黄武五年（公元226年），是孙权扩大屯田的关键一年。是时，“陆逊以所在少谷，表令诸将增广农亩。”孙权答复：“甚善。”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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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陆逊生于公元183年，203年为屯田都尉，时在孙权统事后的第四年。

② 参阅拙作《曹操传》“推行屯田”一章。

是一条非常重要的记载：第一，当时，陆逊为大都督加辅国将军，统率吴国主力部队刚刚打败刘备，据守西部防线，粮食发生了困难；第二，陆逊向孙权报告，为了解决粮食问题，他命令诸将增广农亩；第三，孙权肯定了陆逊的做法。这其中特别应该注意的是“令诸将增广农亩”的提法。“令诸将”，表明军队普遍屯田；“增广农亩”，表明是在原有的屯田基础上扩大规模。唐人房玄龄说：“有吴之务农重谷，始于此焉。”①

吴国西线屯田，大都布置在长江流域，江陵、夷陵、寻阳等处都是重点。

东线屯田也颇见规模。下引记载可以证明：

《三国志•满宠传》载，青龙三年（吴嘉禾四年，公元235年）春，“权遣兵数千家佃于江北”。至八月，魏征东将军满宠“以为田向收熟，男女布野，其屯卫兵去城远者数百里，可掩击也”。于是“遣长吏督三军顺江东下，摧破诸屯，焚烧谷物而还”。

《诸葛恪传》载，嘉禾六年（公元237年），威北将军诸葛恪“率众（按：恪平山越得甲士四万，自领万人）佃庐江皖口（今安徽怀宁西），因轻兵袭舒，掩得其民而还”。

《诸葛瑾传》注引《吴书》载，瑾次子融，被授骑都尉，“赤乌中，诸郡出部伍，新都都尉陈表、吴郡都尉顾承各率所领人会佃毗陵（今江苏武进）”。

另外，据《三国志•楼玄传》载，孙权时“玄为监农御史”。这说明，孙权在中央设置了专职农官，监理农事。还有一些记载，虽然讲的是孙权死后、晋代初年的事，但可以帮助我们反观孙权统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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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晋书•食货》。

时期的屯田情况：

《晋书•王浑传》说，王浑为晋安东将军、都督扬州诸军事，镇寿春，“吴人大佃皖城，图为边害”。晋咸宁四年（公元278年），“浑遣扬州刺史应绰督淮南诸军攻破之，并破诸别屯，焚其积谷百八十余万斛、稻苗四千余顷、船六百余艘。”

《宋书•州郡一》记载，晋太康二年（公元281年）分丹阳县立于湖县（今安徽当涂南），于湖县治就设在原吴国管理民屯的“督农校尉”治所；复立江乘县，江乘县治所即为吴时“典农都尉”治所；立毗陵郡，毗陵郡是“吴时分吴郡无锡以西”而设“毗陵典农校尉”地方；复立湖孰县（今江苏江宁东南），吴时曾取消湖孰县建制，设“典农都尉”；复立溧阳县，吴时省溧阳县建制，“为屯田”，晋恢复立县。

屯田是吴国军队的重要经济支柱，对于孙权统治时期的社会稳定以及江南经济的发展起过一定作用。

当然，孙权屯田如同曹操屯田一样，它不是先进的生产方式，作用必然是有限的。第一，军屯剥削太重，“屯田贫兵”连个孩子都养不起①；第二，民屯生产者没有人身自由，动辄被称作“复客”、“复民”、“复人”增于有功将领。如：吕蒙死，赐“屯田六百人”；陈武战死，“复客二百家”；潘璋死，赐“复客五十家”，等等。②

用山民“补户”

平抚山越，是孙权自始至终都很关心的大问题。他对待已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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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三国志•吴书•骆统传》。

②《三国志•吴书•吕蒙传》、《陈武传》、《潘璋传》。

镇服的山民的办法，除了笼其头领，抑其反抗，力求局势稳定外，最重要的是“强者为兵，羸者补户”。所谓“补户”，犹同“编户”，就是把本来不负担国家征赋的人纳入正式户籍管辖之内，照例服役供赋。

据《三国志•陆逊传》记载，陆逊首倡此说。孙权执政初期“数访世务”于陆逊，陆逊建议：“方今英雄棋蹄，豺狼窥望，克敌宁乱，非众不济，而山寇旧恶，依阻深地。夫腹心未平，难以图远，可大部伍，取其精锐。”孙权接受了陆逊意见，以逊为帐下右部督，进讨丹杨山越叛乱。陆逊取得胜利，“遂部伍东三郡，强者为兵，羸者补户，得精卒数万人”。

《贺齐传》载，贺齐也采取了同样政策。建安十八年，他镇压了豫章东部民乱后，“诛其首恶……拣其精健为兵，次为县户”。

无疑，孙权将此一政策贯彻始终。例如，后来诸葛恪平丹阳民乱，依然是这样做的。

掳掠、招徕人口

孙权奄有三州，地域辽阔，但人口稀少，劳力不足，限制了军事力量和经济的发展。所以，孙权兄弟都重视在战争中掳获或招徕人口。

建安四年，孙策攻皖城，打败袁术所署庐江太守刘勋，得袁术“百工及鼓吹部曲三万余人”，皆徙所得人“东诣吴”。①

五年，孙权再攻皖城，打败新任庐江太守李术，“屠其城，枭其首，徙其部曲三万余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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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三国志•吴书•孙策传》注引《江表传》。

十二年，孙权西征黄祖，“虏其人民而还”。十三年，孙权复征黄祖，“虏其男女数万口”。

十八年，孙权意外得户十余万。曹操政策失误，令民内移，“民转相惊，自庐江、九江、蕲春、广陵户十余万皆东渡江”。

十九年，孙权再攻皖城，“获（魏）庐江太守朱光及参军董和，男女数万口”。

二十五年，魏“南阳阴、鄼（两县在今湖北老河口市境）、筑阳（今湖北谷城东）、山都、中庐（两县在今湖北襄樊市境）五县民五千家来附”。

黄龙二年，遣将卫温、诸葛直“求夷州”，得夷州数千人还。①嘉禾五年，孙权使陆逊、诸葛瑾攻襄阳，兵至江夏、安陆等地，“斩首获生，凡千余人。其所生得，皆加营护，不令兵士干扰侵侮。将（携带）家属来者，使就料视。若亡其妻子者，即给衣粮，厚加慰劳，发遣令还，或有感慕相携而归者。邻境怀之，江夏功曹赵濯、弋阳备将裴生及夷王梅颐等，并帅支党来附逊。逊倾财帛，周赡经恤。”②

赤乌二年，遣使者羊衜、郑胄、将军孙怡，击魏守将张持、高虑等于辽东，虏得男女。

四年，遣卫将军全琮“略淮南，决芍陂，烧安城邸阁，收其人民”。

六年，以诸葛恪征六安，“破魏将谢顺营，收其民人”。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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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以上《三国志•吴书•孙权传》并注。

②《三国志•吴书•陆逊传》。

③《三国志•吴书•孙权传》。

掠民、收民的记录如此之多、之久，说明这已是吴国长期实行的一项政策。

提倡农业新技术

孙氏初有江南，广大农村，特别是山区，生产技术落后，汉末火耕水耨的局面没有得到根本改变。终吴一代，农业生产技术有了改进，但仍然远比北方落后。孙权曾经做出努力，提倡牛耕，提倡农业新技术。

黄武五年，孙权为鼓励增广田亩事，“父子亲自受田”，并将新的耕作技术用于生产活动，令说：“今孤父子亲自受田，车中八牛以为四耦，虽未及古人，亦欲与众均等其劳也。”①历代帝王“籍田”、参加一些仪式性的短暂劳动，都是做样子给老百姓看的，大多劳民伤财，但也往往产生一些好的激励人心的效果。

孙权所说“八牛以为四耦”，就是把八头牛分作四组，二牛为一耦（组），拉二犁。牛耕技术始于东周。春秋时期，孔子有两个弟子，一个叫冉耕，字伯牛，一个叫司马耕，字牛，足见北方牛耕并非罕见。两汉时期，牛耕已很普遍，就是远至交州九真也学会了牛耕。《后汉书•任延传》说，东汉初年，任延为九真太守，“九真俗以射猎为业，不知牛耕，延乃令铸作田器，教之垦辟（按：《后汉书补注》谓：‘教民以牛耕，置吏巡行'），田畴岁开广，百姓允给”。无疑，孙权时期的东吴，长江流域及江南平地较多的地区牛耕当已普遍。孙权将“车中八牛以为四耦”的重要目的，不止提倡牛耕，而在耕作技术的改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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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三国志•吴书•孙权传》。

据《三国志•锤离牧传》载，锺离牧“少爰居永兴（今浙江萧山西），躬自垦田，种稻二十余亩”，得六十斛米。一人垦田二十亩，产量亩产三斛，如果没有牛耕和来自北方的新的农业技术是不可能的。

史学家范文澜说得对：吴对东南地区的开发，有显著的成就，“长江中下游吴比东汉时经济文化确是发展了。这首先由于东汉末年中原及江淮间大量流民逃入荆扬二州，他们带来了各地区较高的生产技术，使江东地区原来的农业和手工业得到一些改进。”①

三、发展商业、手工业和海上交通

西晋文学家左思（约公元250—305年）作《三都赋》，“豪贵之家，竞相传写，洛阳为之纸贵”。其一《吴都赋》中描写了吴都（今江苏南京，一说苏州）景致。

开市朝而并纳，横阛阓（音huán huì，指市垣与市门）而流溢。混品物而同廛（廛，仓库），并都鄙（都鄙，城区与郊区）而为一。士女伫眙（伫眙，立视），商货骈坒（坒，音bì，相连），纻衣絺服（絺，音chī，红衣，苎麻做的衣服，絺服，细葛布做的衣服），杂沓傱萃（傱，sōng，走貌），轻舆按辔以经隧（隧，走向市场的路），楼船举帆而过肆，果布辐凑而常然，致远流离（即琉璃）与珂玳。金镒磊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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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第2编，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第213页。

（金二十两为镒，磊砢，众多貌），珠琲阑干（琲，珠十贯为一琲，阑干意如纵横）。桃笙象蕈，韬于筒中，蕉葛升越，弱于罗纨（李善注：桃笙，桃枝簟也，吴人谓簟为笙，又折象牙以为蕈也。蕉葛，葛之细者，升越，越之细者）。①

这“洛阳为之纸贵”的著作，今人读来，很难懂。但基本意思也算昭然。著作虽然写于晋初，但在很大程度上有所夸张地反映了已亡吴国经济，特别是孙权统治时期的都市、交通、商业、手工业的一般繁荣情景。

无疑，这些成就首先应该记在孙权账上，而不是记在他的后人孙晧等人的账上。

通市易，铸大钱

孙权注意国内贸易的发展，并为其创造条件。例如，赤乌八年“遣校尉陈勋将屯田及作士三万人凿句容（江苏今市）中道，自小其（按：或谓当作小辛，指自句容至丹阳之运河）至云阳（今江苏丹阳）西城，通会市，作邸阁。”②

从左思《吴都赋》看出，孙权并没有实行汉代“重本抑末”政策，而是有点鼓励私人商业，所以才会出现如下情形：“富中之甿，货殖之选。乘时射利，财丰巨万。竞其区宇，则并疆兼巷；矜其宴居，则珠服玉馔。”

孙权也重视同敌国之间经济交往。嘉禾四年，魏使以马求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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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据《文选》。

② 《三国志•吴书•吴主传》。

珠玑、翡翠、玳瑁，孙权高兴地说：“此皆孤所不用，而可得马，何苦而不听其交易？”①

史载，孙权对于远域，包括西域、天竺、大秦等地商人来做买卖都表欢迎。《梁书•诸夷传》和《南史•夷貊•南海诸国》都说：“南海诸国，大抵在交州南及西南大海洲上，相去近者三五千里，远者二三万里，其西与西域诸国接。……后汉桓帝世，大秦、天竺皆由此道遣使贡献（按：实为互市）。及吴孙权时，遣宣化从事朱应、中郎康泰通焉，其所经过及传闻，则有百数十国。”《梁书•诸夷•中天竺国》载：孙权黄武五年，“有大秦贾人字秦论来到交趾，交趾太守吴邈遣送诣权，权问方土谣俗，论具以事对。时诸葛恪讨丹阳，获黝（黟）、歙短人，（秦）论见之曰：‘大秦希见此人。’权以男女各十人（按：希见此人，意为少见这样的人。孙权将这样的人男女各十，赐于秦论），差吏会稽刘咸送论。咸于道物故，论乃径还本国。”

《册府元龟•外臣部》载：赤乌六年，扶南王“遣使献乐人及方物”。海南诸国林邑、扶南等出产的玳瑁、沉木香、象牙、翡翠等等也常常通过交易传入中国。

货币是充当一般等价物的特殊商品。货币的生产、发展或衰落，客观地反映着社会经济状况。

三国时期，货币经济处于相对衰落。我在《曹操评传》中讲到，两汉魏晋时期，中国货币发展过程中有过几次波折，一是王莽改制，废汉五铢钱而行大钱，又铸契刀、错刀，又行“宝货五品”，名目繁多，打乱了货币秩序，搞乱了汉代经济，百姓皆感不便。二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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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三国志•吴书•吴主传》。

董卓“悉坏五铢钱，更铸小钱”，搞得货轻而物贵，“谷一斛至钱数百万”，以至无法使用。三是曹丕“罢五铢钱，以谷布为市”。据载，曹操为相，罢董卓小钱，还用五铢。曹丕为帝，黄初二年三月，亦宣布用五铢钱。但是，当时出现了另一方面的问题，“是时不铸钱既久，货（币）本不多，又更无增益，故谷贱无已。”（《晋书•食货》）面对着谷贱钱贵的形势，曹丕于同年十月间又宣布“罢五铢钱”。这一错误决策使中国货币经济走上了倒退的道路。不几年，弊端便显露出来。《晋书•食货》说：“魏文帝罢五铢钱，使百姓以谷帛为市。至明帝世，钱废谷用既久，人间巧伪渐多，竞湿谷以要利，作薄绢以为市，虽处以严刑而不能禁也。”在北方，罢钱币，用谷帛作为等价物，带来了严重的经济问题和社会问题。

蜀汉遇到了同样问题，为了“平诸物价”，刘备在建安十九年铸造了“径七分，重四铢”的“直（值）百钱”和“径一寸一分，重八铢，文曰：五铢直百”的“直百五铢钱”。又有传形五铢钱。清人梁章钜《三国志旁证》引洪遵《泉志》说，“传形五铢，今所谓蜀钱，时有勒为直百者，亦有勒为五铢者。大小称量如一，三吴诸县行之。’”可见蜀钱已在吴境流行。

孙权没有采用曹丕的办法，因噎废食，“使百姓以谷帛为市”，而是采用了刘备的办法。不过，他铸的钱，不是“直百”，而是更大。

嘉禾五年，“铸大钱，一当五百。诏使吏民输铜，计铜畀直。设盗铸之科。”杜佑《通典》说，孙权“铸大泉，一当五百，文曰：‘大泉五百’，径一寸三分，重十二铢。”

赤乌元年，又“铸当千大钱”。

这种由官府专断的低质大面值货币措施，实是对老百姓的一种掠夺政策。不可能久行。

赤乌九年，孙权不得不下令“禁大钱”。《江表传》载，孙权下诏说：“谢宏往日陈铸大钱，云以广货，故听之。今闻民意不以为便，其省息之，铸为器物，官勿复出也。私家有者，敕以输藏，计畀其直，勿有所枉也。”①《晋书•食货》评述时也说：“钱既太贵，但有空名，人间患之。权闻百姓不以为便，其省息之，铸为器物，官勿复出也。私家有者，并以输藏，平畀其直，勿有所枉。”

可见，孙权对货币政策对于社会经济和社会稳定的影响尚有一定认识。他的先铸大钱而后又禁大钱的诏令，都是试图从实际出发以解决实际问题。但终其生，他始终没有找到解决问题的根本办法。所以，听任蜀汉货币在吴国流行。蜀之传形五铢，不管是“勒为直百者”，还是“勒为五铢者”。因其“大小称量如一”，便于使用，竟然遍及江南，“三吴诸县行之”。

手工业

我没有收集到孙权统治时期有关手工业的具体诏谕或措施，只能从诸多形象化描绘或精秀的出土物推断孙权对于手工业的重视和鼓励。

葛麻纺织技术高。左思《吴都赋》说，身着“纻衣绨服”的人，“杂沓傱萃”。按照古人的解释，“纻衣绨服”就是很细致漂亮的葛、麻织品。又说，“蕉葛升越，弱于罗纨”。“蕉葛”就是葛布之细者，“升越”就是越布之细者，“弱于罗纨”就是比绫罗丝绢还柔软。吴都市面上的葛麻织品是这样好，边地交州生产的葛布也这样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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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三国志•吴书•吴主传》并注。

《三国志•士燮传》记载：“燮每遣使诣权，致杂香细葛，辄以千数。”

丝织、刺绣技术有了新发展。《吴都赋》说，“国税再熟之稻，岁贡八蚕之绵”。这说明种桑养蚕已很普遍，而且发达。种桑养蚕是农业，亦是手工业丝织品的基础。不少盛产桑蚕的地方，丝织品的质量大都很好，如会稽郡之诸暨、吴郡之永安专供宫廷需要。孙权死后，孙晧为了奢华的需要，竟然形成了规模化生产，后宫的织络工竟达一千余人。社会上奢靡成俗，中书丞华覈在上孙昭疏中讲到：“今事多而役繁，民贫而俗奢，百工作无用之器，妇女为绮靡之饰，不勤麻桌，并绣文糊糊，转相仿效，耻独无有。兵民之家，犹复逐俗。内无儋石之储，而出有绫绮之服”。因此，华覈提出建议，令民绩麻，“但禁绮绣无益之饰”。① 这些记载，如果从积极的意义上理解，无疑反映了吴国丝织、刺绣业已经达到了一个新的水平。

盐铁业得到重视。前已述及，吴地盛产盐铁，所以春秋吴越、汉代刘濞均以致强。孙权也很重视盐铁。产盐地方，设司盐校尉、盐池司马等官。产铁的地方，则置冶令、冶丞。《三国会要•盐铁》引《唐六典》文证明了这一点：“江南诸郡有铁者，或置冶令或丞，皆吴时置。”冶铁技术既为当世，也为后世人所称道。陈寿在《三国志• 贺齐传》中说：贺齐“尤好军事，兵甲器械极为精好，所乘船雕刻丹镂，青盖绛襜（音chān，车子帷帐），干橹戈矛，葩瓜文画，弓弩矢箭，咸取上材，蒙冲斗舰之属，望之若山。”显然，没有达到一定程度的钢铁冶炼技术，要想造出极精的兵甲器械，并在干橹戈矛上“葩瓜文画”，是完全不可能的。南朝人陶弘景亲见吴国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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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三国志•吴书•华覈传》。

器之精，在其《刀剑录》中说：“吴主孙权黄武四年采武昌山铜铁，作千口剑、万口刀，各长三尺九寸，刀斗方，皆南钢越炭作之”。①

造船业发达。吴国兵扼长江，北拒曹魏，西防蜀汉，东临大海，水军是其重要军事建制，从而也使造船业达到了新的历史水平。设立了造船基地，并设典船都尉之官督造。能造军用五楼船②，还能造容纳三千人的武装运兵船。③《南州异物志》说，吴国的船“大者二十余丈，高去水三二丈，望之如阁道，载六七百人，物出万斛”。据记载，吴国亡时，被晋接受的船只达五千余艘。④

另，烧瓷业、建筑业都有可观成就。1958年在南京清凉山一座甘露元年（公元265年。时孙权已死十三年，不是直接证据，可作参证）的吴墓中出土了一只青瓷羊，通体施釉，匀净莹润，造型栩栩如生，“羊作蹲伏状，昂首，双目前视，两耳贴脑后，角曲卷于耳后，嘴微张，颌下无须，体态丰健，两肋有羽翼纹，四肢蜷曲，臀部紧贴短尾”。⑤《吴都赋》描述了吴都周围建筑之精之盛：“列寺七里”，“屯营栉比”，“横塘查下（地名），邑屋隆夸。长干（地名）延属（接连不断），飞甍（大房子的屋脊）舛互（交错）。”

水上交通和航海技术

军事的需要，造船业的发达，推动了内河交通、海上交通和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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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太平御览》卷343。

② 见《三国志•吴书•董袭传》。

③ 《水经注•江水》引《江水记》说，昔孙权装大舶，“载坐直之士三千人”。

④《三国志•吴书•孙晧传》注引《晋阳秋》。

⑤ 转自网上。物存南京博物馆，参阅《中国史稿》第三册，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图版二。

海技术的发展；反之，水上交通和航海技术的发展，又促进了造船技术的新提高。“水浮陆行，方舟结驷。唱棹转毂，昧旦永日”，“汎舟航于彭蠡，浑万艘而既同”，“弘舸连舳，巨槛（船板）接胪。飞云、盖海（皆大船名），制非常模”。① 这虽然是左思的文学形容，但总不会是捕风捉影。事实证明，孙权时期确实已经有了浮海远航的技术和能力。前面讲到，黄龙二年（公元230年），他派将军卫温、诸葛直“将甲士万人浮海求夷洲及亶洲”嘉禾元年（公元232年），遣将军周贺、校尉裴潜率兵万人到辽东；赤乌二年（公元239年），又遣使者羊衜、将军孙恰等到辽东，击魏守将；赤乌五年（公元242年），遣将军聂友、校尉陆凯“以兵三万讨珠崖、儋耳”。《太平御览•舟部》引吴人康泰《吴时外国传》说：“从加那调州，乘大海舶，张七帆，时风一月余日，乃入秦，大秦国也。”可见，航海技术的确已经达到了相当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