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六章 实行文化宽容政策

一、好学习，广读书

孙权少年时期，父亲长年征战，他随母转徙，居无定所。稍长，十四五岁便预军事，被授军职，随兄征战。因此，就其条件来说，少年的他只能从母亲或近从那里获得一般的儒法申商和军事方面的书本知识。但他自知用功，几乎读完了先秦儒家的主要经典著作。当然，我们也能清楚地看到，由于条件所限，他虽然读过不少书，但不可能读深读透，更不可能得到系统的文化修养。因此，他没有曹操、曹丕那样的文化根底，甚至还不如“喜狗马”、“不好读书”但总算跟随著名学者读过两年书的刘备。他没有曹操那样丰富的思想内涵，虽然军事上有所建树，但很难称为是中国历史上有名的、理论上有所建树的政治思想家。但他统事以后，知不足而努力，很重学习，并且督促诸武将系统学习文化。这种肯学习、重学习的精神，常为历史称道。

《三国志•吴主传》注引《吴书》记载了中大夫赵咨使魏，在魏文帝面前大赞孙权的好学精神：“吴王浮江万艘，带甲百万，任贤使能，志存经略，虽有余闲，博览书传历史，藉采奇异，不效诸生寻章摘句而已。”

《三国志•吕蒙传》注引《江表传》记载了一则孙权劝武将吕蒙和蒋钦读书的故事。

权谓蒙及蒋钦曰：“卿今并当涂掌事，宜学问以自开益。”

蒙曰：“在军中常苦多务，恐不容复读书。”

权曰：“孤岂欲卿治经为博士邪？但当令涉猎见往事耳。卿言多务孰若孤，孤少时历《诗》、《书》、《礼记》、《左传》、《国语》，惟不读《易》。至统事以来：省三史（按：指《史记》、《汉书》、《东观汉记》）、诸家兵书，自以为大有所益。如卿二人，意性朗悟，学必得之，宁当不为乎？宜急读《孙子》、《六韬》、《左传》、《国语》及三史。孔子言‘终日不食，终夜不寝以思，无益，不如学也'。光武（刘秀）当兵马之务，手不释卷。（曹）孟德亦自谓老而好学。卿何独不自勉勖邪？”

据说，吕蒙听从孙权教导，“始就学，笃志不倦，其所览见，旧儒不胜”。因此，学问大有长进。后来鲁肃代周瑜统兵，从吕蒙那里经过，“意尚轻蒙”。饮酒间，吕蒙突然问鲁肃：“君受重任，与关羽为邻，将何计略，以备不虞？”鲁肃毫无准备，一时语哽，仓促回答：“临时施宜。”吕蒙说：“今东西虽为一家，而关羽实熊虎也，计安可不豫定？”随即“为肃画五策”。鲁肃大为惊讶，“于是越席就之”，拊其背说：“吕子明，吾不知卿才略所及乃至于此也。”遂拜蒙母，结友而别。有的记载说得更生动，吕蒙“密为肃陈三策，肃敬受之”，肃拊蒙背说：“吾谓大弟但有武略耳，至於今者，学识英博，非复吴下阿蒙。”吕蒙自豪地说：“士别三日，即更刮目相待。”

蒋钦也从此用心读书。孙权对他们的进步非常高兴，常常对人感叹地说：“人长而进益，如吕蒙、蒋钦，盖不可及也。富贵荣显，更能折节好学，耽悦书传，轻财尚义，所行可迹，并作国士，不亦休乎！”①

这则故事说明：第一，孙权少年时候即知读书，好读书；第二，孙权希望自己的将领及所有当途掌事者，像自己一样，积极读书，折节好学；第三，孙权主张的读书范围主要是三个方面，一是儒家经典，二是史书，三是包括兵书在内的诸子之学；第四，他崇拜或欣赏善于读书的人。

二、“诏立都讲祭酒，以教诸子”

孙权一生的精力，主要放在军事和政治、民族等这些重大现实问题上。相对来说，经济问题重视不够，教育、文化等方面的事更属建树不多。历史对于他教育和文化方面的情况记载很少。但这绝不是说孙权完全忽视教育和文化事业。

孙权时期地方上的教育制度，不得而知，只好略而不及。

孙权称帝一年后，即黄龙二年正月，“诏立都讲祭酒，以教诸子”②。

这一记载，虽然简短，但有几个意思特别应当注意：一是表明孙权统事的前三十年，尚未很好顾及教育事业，但做了皇帝以后便把此事提上日程，下令建设中央学府（太学），并且任命了“都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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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以上《三国志•吴书•吕蒙传》并注。

②《三国志•吴书•吴主传》。

（主讲）、“祭酒”（授课负责人）。二是说明孙吴继承了汉时太学制度。汉武帝时，置太学，立五经博士；汉平帝时，置六经祭酒。孙权所立教育制度同汉一脉相承。三是说明教学内容较汉武帝之独尊儒术和曹操之“以先王之教为教”有很大不同。所谓“以教诸子”，就是不仅教授儒家的经典著作，而且还教授其他诸子之学。他所授博士，自然不会有汉武帝那样多，但比较广泛。据载，不久之后，甚至外籍佛僧支谦，也能得到“博士”的称号。

但是，孙权在世时的教育成就，似乎也不宜估计过高。这从六年以后吴国第三任皇帝孙休下的一纸诏文中可以得到反证：

古者建国，教学为先，所以道世治性，为时养器也。自建兴以来，时事多故，吏民颇以目前趋务，去本就末，不循古道。夫所尚不惇，则伤化败俗。其案古置学官，立五经博士，核取应选，加其宠禄；科见吏之中及将吏子弟有志好者，各令就业。一岁课试，差其品第，加以位赏。使见之者乐其荣，闻之者羡其誉。以敦王化，以隆风俗。

“建兴”是孙亮的年号，这说明孙休没敢触及老子的责任。这里的“古者建国，教学为先，所以道世治性，为时养器也”，讲的是从前，不是指孙权时代；所谓“自建兴以来，时事多故，吏民颇以目前趋务，去本就末，不循古道。夫所尚不惇，则伤化败俗”，自然也不仅仅是孙亮做皇帝以后最近五六年的事情，而是包括孙权时期。针对时弊，孙休提出了恢复教育的三项政策，一是按照古制，“置学官，立五经博士”，并且给与优厚待遇；二是科令大小文武官员的子弟“有志好者，各令就业”。业指学业，“就业”就是入学读书；三是对学生每年进行考试，根据考试成绩，“加以位赏”。可见，严格地说来，吴国正规的学校教育的恢复和健全，是孙权死了以后的事情。

三、重儒，但不斥诸子之学

重儒

前面讲到，孙权读书广泛，但儒家经传始终被放在首位。对于孙权重视儒学，器重硕儒和有儒学根底的人，我们还可从其他方面得到不少证明。

证一：孙权用人重视能力，不拘一格，但特别看重儒学造诣很深的人。中枢要津，多用儒者。例如，长史张昭少好学，博览群书，尤专《左氏春秋》，后著《左氏春秋传解》及《论语注》；丞相顾雍为官之前已为吴郡名儒；丞相步骘为官前，“昼勤四体，夜诵经传”，做了丞相后，“犹诲育门生，手不释卷，被服居处有如儒生”；长史张纮汉末曾人太学读书，“事博士韩宗，治京氏《易》、欧阳《尚书》，又于外黄从濮阳闾受《韩诗》及《礼记》、《左氏春秋》”；尚书令严峻，“少耽学，善《诗》、《书》、三《礼》，又好《说文》”；等等。

证二：以鸿儒博学者为太子师。太子太傅程秉，师从郑玄，博通五经，著《周易摘》、《尚书驳》、《论语弼》等；太子太傅阚泽，以好学著名，“以经传文多，难得尽用，乃斟酌诸家，刊约《礼》文及诸注说以授二宫（按：指太子孙和、鲁王孙霸）”，时人虞翻誉称阚泽：“阚子儒术德行，亦今之（董）仲舒也”，“阐生矫杰，盖蜀之扬雄”；孙权为太子孙登选置陪读，“铨简秀士，以为宾友”，标准就是“侍讲诗书，出从骑射”，所以很有学问的诸葛恪、张休、顾谭、陈表等

四人当选。①据《三国志•陆逊传》载，陆逊辅太子孙登于武昌，有一位名叫谢景的人侍读太子。其人喜好魏国人刘廪的“先刑后礼之论”，陆逊得知后狠狠把谢景训斥了一顿：“礼之长于刑久矣，虞以细辩而诡先圣之教，皆非也。君今侍东宫，宜遵仁义以彰德音，若彼之谈，不须讲也。”

证三：地方教学内容，大都以儒学为教。无疑，这也应该是当政提倡的结果。例如，丹阳人唐固，“修身积学，称为儒者，著《国语》、《公羊》、《穀谷梁》传注，讲授常数十人”②；骑都尉虞翻，著作甚多，曾与大儒孔融书信往来，“示以所著《易注》”，孔融回信称：“闻延陵（按：春秋时吴公子季札封于延陵，故称）之理乐，睹吾子之治《易》，乃知东南之美者，非徒会稽之竹箭也。”后来虞翻被流放交州，“虽处罪放，而讲学不倦，门徒常数百人”。其间，著《论语》、《国语》等训注，“皆传于世”，自然，教学内容亦当以儒学为主。③

不斥诸子之学

证一：从他自学和给吕蒙、蒋钦列出的读书单不难看出，他所提倡的读书范围，诸子之学显列其中。

证二：他非常重视史书的学习。所以，在为太子配备教师时特别强调了史传的学习。《孙登传》载，孙权“欲登读《汉书》，习知近代之事，以张昭有师法，重烦劳之，乃令休（按：休是昭子）从昭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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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以上分见《三国志•吴书》各本传。

②《三国志•吴书•阚泽传》。

③《三国志•吴书•虞翻传》。

读，还以授登”。

证三：孙权的中枢要津大臣，大多博学，不仅为当世硕儒，而且兼治诸子。如，虞翻作《老子训注》；严峻作《管仲论》；太子少傅薛综“以名儒居师傅之位”，不仅著有诗赋难论数万言，而且“又定《五宗图述》、《二京（赋）解》，皆传于世”①；郁林太守陆绩，“博学多识，星历算数无不该览”，在官“虽有军事，著述不废，作浑天图，注《易》释《玄》，皆传于世”②。

证四：孙权很信术数之学。骑都尉领太史令吴范，“以治历数、知风气”闻名，“占验明审”，引起孙权的很大兴趣。据载，孙权多次访问，欲知其中奥秘，吴范“秘惜其术”，不将关键的内容告知，使得孙权很不高兴，以致把已经拟好的封吴范为都亭侯的诏书又收了回来，“削除其名”。吴范死后，孙权“追思之”，很希望还能找到这样的人，下令“募三州（按：指荆、扬、交）有能举知术数如吴范、赵达者，封千户侯”。③河南人赵达，“治九宫一算之术，究其微旨，是以能应机立成，对问若神，至计飞蝗，射隐伏，无不中效。”赵达其人，同吴范一样，“宝惜其术”，秘不传人。阚泽、殷礼“皆名儒善士，亲屈节就学，（赵）达秘而不告”；太史丞公孙滕是赵达的学生，“勤苦累年”，屡求其术，而终不能得。据载，孙权“行师征伐，每令（赵）达有所推步（按：推步，古天文学术语。此处当谓预测天气情况），皆如其言”。但当问其所以然时，达则沉默不语。因此也使孙权很不高兴，“由此见薄”，始终不给他封官。赵达死了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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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三国志•吴书•薛综传》。

②《三国志•吴书•陆绩传》。

③《三国志•吴书•吴范传》。

后，孙权听说他有著作留下，“求之不得，乃录问其女”，并掘墓开棺，终无所得，法术遂绝。①

四、礼遇道士，为道教盛行南方奠定了基础

道教兴于东汉。孙权时期，五斗米道和太平道在江南地区都有分布和发展。前述有位托名于吉（一作干吉）的道士本受孙策礼遇，只是因为有违孙策的军令推行和有损于孙策的威严而被斩杀了。孙权为政，不仅结交方士、礼遇道士有过其兄，而且切实地支持道教的发展。他曾礼遇方士、道士介象、姚光、葛玄等一批人。据《历代崇道记》记载，“吴主孙权于天台山造桐柏观，命葛玄居之；于富春造崇福观，以奉亲也；建业造兴国观，茅山造景阳观。都造观三十九所，度道士八百人”。《三国志•吕蒙传》载，吕蒙病情加重，孙权"自临视，命道士于星辰下为之请命"。可见，孙权已经相当相信道教和道士了。

晋代有位儒道兼修的、著名的神仙道教代表人物葛洪（284—364）。他是江南人，祖父、父亲都曾经是吴国的官僚。《晋书•葛洪传》说，葛洪“丹阳句容人也。”葛洪《抱朴子•自叙》说：“祖父（葛系）仕吴，历宰海盐、临安、山阴三县，入为吏部侍郎、御史中丞、庐陵太守、吏部尚书、太子少傅、中书、大鸿胪、侍中、光禄勋、辅吴将军，封吴寿县侯。父（葛悌）仕吴五官郎、中正、建城南昌二县令、中书郎、廷尉、平中护军、拜会稽太守。”他的从祖父葛玄是江南著名道士，很受孙权重视。《抱朴子•内篇•金丹篇》讲到神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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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三国志•吴书•赵达传》。

道教的传承时说：“昔左元放（慈）于天柱山中精思，而神人授以金丹仙经。会汉末乱，不遑合作，而避地来渡江东，志欲投名山以修斯道。余从祖仙公（葛玄）又从元放受之，凡受《太清丹经》三卷及《九鼎丹经》一卷、《金液丹经》一卷。余师郑君者（郑隐），则余从祖仙公之弟子也，又于从祖受之，而家贫无用买药。余亲事之洒扫，积久乃于马迹山中立坛盟受之，并诸口诀之不书者。”这一记载说明，神仙道教的传承，吴国是重要一环，而尤与孙权的文化宽容政策有着很大关系。

另外，以《搜神记》著名后世的晋人干宝，也算是吴人（按：祖籍新蔡），其祖父干统为吴国奋武将军，父干莹做过丹阳丞。《搜神记》这样的著作出自吴国官吏后代人的手中，自然也不是偶然的。

今人胡孚琛《魏晋神仙道教》一书所作分析有道理，他说：“孙权信仙好道的政策，使北方和巴蜀的道教传人陆续流人江南，左慈等著名方士也到东吴避难和组织道团，为六朝神仙道教的兴起打下了基础。特别是西晋灭亡后北人大批渡江，上层社会的一大批天师道世家移居到江南，使江南成为全国道教发展的中心。”①

五、亲准建立佛寺

《三国志•东夷传》注引鱼豢《魏略•西戎传》记载，西汉哀帝元寿元年（公元前2年），博士弟子景卢受大月氏王使者伊存口授《浮屠经》。这说明西汉末年佛教开始传入中国。南朝梁僧慧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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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胡孚琛：《魏晋神仙道教》，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45页。

《高僧传》记载，东汉明帝（公元58—75年在位）“夜梦金人飞空而至”，即派郎中蔡愔、博士弟子泰景等人到天竺寻求佛法。愔等请回摄摩腾、竺法兰二僧，“明帝甚加赏接，于城西门外立精舍以处之"。这是汉地正式有佛教和尚的开始。摄摩腾译出了第一部汉文佛典《四十二章经》。他们居住的地方后称白马寺，是中国的第一座佛教寺院。蔡愔在西域获得不少佛经，翻译了《十地断结》、《四十二章》等五部。但由于战乱，四部失传，“不传江左”。只有《四十二章经》存，《高僧传• 竺法兰》说：“汉地见存诸经，唯此为始也。”这些记载说明，此前佛经没有传到江南。汉桓帝时，安息（波斯）僧人安世高到中国，译经甚多。“（安世）高游化中国，宣经事毕，值灵帝之末，关锥扰乱，乃振锡（按：锡，指锡仗，僧人出行称振锡）江南。”安世高到过庐山、广州，吴末还到过扬州，但孙权未曾见过此人。汉末桓灵献时期，胡僧游化中原，传译佛经，一时为盛，但少到江南者。所以，《高僧传•康僧会》称，“孙权称制江左，而佛教未行”。

建安年间，僧人支谦由北方避乱至吴。支谦，月氏人，"博览经籍，莫不精究，世间伎艺，多所综习，遍学异书，通六国语。……孙权闻其才慧，召见悦之，拜为博士，使辅导东宫，与韦曜诸人共尽匡益。”《高僧传•支谦》载：

谦以大教虽行，而经多梵文，未尽翻译，已妙善方言，乃收集众本，译为汉语。从吴黄武元年至建兴中，所出《维摩》、《大般泥洹》、《法句》、《瑞应本起》等四十九经，屈得圣义，辞意文雅。又依《无量寿》、《中本起》制菩提连句《梵呗三契》，并注《了本生死经》等，皆行于世。

继而，康居僧人康僧会到吴。《高僧传》称：“时吴地初染大法，风化未全，僧会欲使道振江左，兴立图寺，乃杖锡东游。”赤乌十年，亦即孙权晚年，康僧会到达建业，“营立茅茨，设像行道”，引起轰动。

时吴国以初见沙门，靓形未及其道，疑为矫异。有司奏曰：“有胡人入境，自称沙门，容服非恒，事应检察。”

孙权以宽容的态度对待，对主管部门说：“昔汉明帝梦神，号称为佛，彼之所事，岂非其遗风耶？”当即召见，问有什么灵验。康僧会玩弄了一个远取“舍利”的把戏，得到孙权的信任，大叹服，即为建塔。自此，吴有佛寺，因而命名为建初寺，名其地为佛陀里，“由是江左大法遂兴”。①孙权死后，僧会在建初寺又翻译了许多佛经，影响很大。

后来，东晋南朝时期，江南佛教大发展，遍地建佛寺。唐人诗句有云：“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如此状况，从一定意义上说，不可不谓孙权实肇其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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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梁]慧皎：《高僧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