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八章 暮年诸失及其最后的岁月

晋人孙盛说，孙权“年老志衰，谗臣在侧，废嫡立庶，以妾为妻，可谓多凉德矣”①。陈寿说，孙权“性多嫌忌，果于杀戮，暨臻末年，弥以滋甚。至于谗说殄行，胤嗣废毙，岂所谓贻厥孙谋以燕翼子者哉？其后叶陵迟，遂致覆国，未必不由此也。”②这些评论，虽不尽善，但也颇有一定道理。

一、废立失度

赤乌四年（公元241年），太子孙登死了。五年正月，孙权立三子孙和为太子（按：次子孙虑已死）；八月，封四子孙霸为鲁王。随后，发生了重大的影响吴国政局的“二宫之变”。

并宠太子与鲁王

孙和，字子孝，“少以母王（氏）有宠见爱，年十四，（孙权）为置宫卫，使中书令阚泽教以书艺。”据说，孙和“好学下士，甚见称述”。立为太子时，年已十九。孙权命令精于学问的中书令阚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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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三国志•吴书•吴主传》注。

②《三国志•吴书•吴主传》评。

为太傅，学有专精而且做过合浦、交阻太守的薛综为少傅，另外还将当时的学问家蔡颖、张纯、封信、严维等派到太子身边，“皆从容侍从”。《三国志•孙和传》注引韦曜《吴书》说，孙和“少岐嶷有智意，故权尤爱幸，常在左右，衣服礼秩雕玩珍异之赐，诸子莫得比焉。好文学，善骑射，承师涉学，精识聪敏，尊敬师傅，爱好人物。（蔡）颖等每朝见进贺，和常降意，欢以待之。讲校经义，综察是非，及访诏朝臣，考绩行能，以知优劣，各有条贯。”他还对博弈之害，很有一套看法，经常对人讲，士人应当“讲修术学，校习射御，以周世务，而但交游博弈以防事业，非进取之谓"。看来，是一个很不错的人选。

孙霸，字子威。史称，“和为太子，霸为鲁王，宠爱崇特，与和无殊”。尚书仆射是仪当时兼领鲁王傅，甚感不妥，上疏劝谏：“臣窃以鲁王天挺懿德，兼资文武，当今之宜，宜镇四方，为国藩辅。宣扬德美，广耀威灵，乃国家之良规，海内所瞻望。且二宫宜有降杀，以正上下之序，明教化之本。”书三四上，孙权不听。①

孙权给予鲁王与太子完全一样的待遇，说明他态度暧昧，传位给谁尚未拿定主意，犯了封建时代帝王立嗣的大忌，很快引起了社会震动。朝臣分成两派。《孙和传》注引殷基《通语》描述了这一严重情况：

权既立和为太子，而封霸为鲁王，初拜犹同宫室，礼秩未分。群公之议，以为太子、国王上下有序，礼秩宜异，于是分宫别僚，而隙端开矣。自侍御宾客造为二端，仇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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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三国志•吴书•孙霸传》、《资治通鉴》卷74。

疑贰，滋延大臣。丞相陆逊、大将军诸葛恪、太常顾谭、骠骑将军朱据、会稽太守滕胤、大都督施绩、尚书丁密等奉礼而行，宗事太子；骠骑将军步骘、镇南将军吕岱、大司马全琮、左将军吕据、中书令孙弘等附鲁王。中外官僚将军大臣举国中分。

另外，还有一位全公主（一作长公主）从中作梗。据载，全公主（按：名鲁班，步夫人生）与孙和的母亲王夫人不和。有一次，孙权得病，孙和到祖庙中为父祈祷。孙和的妃子的叔父、扬武将军张休居住在宗庙附近，因而邀请孙和到家里坐坐，全公主使人跟踪“觇视”，乘机向孙权进馋，说“太子不在庙中，专就妃家计议”，又造谣说“王夫人见上寝疾，有喜色。”孙权听了全公主的谗言，不禁大怒，致使“（王）夫人忧死，而和宠稍损，惧于废黜”。①

鲁王霸觊觎滋甚，兄弟争权的形势日渐明显。

丞相陆逊上疏说：“太子正统，宜有磐石之固，鲁王藩臣，当使宠秩有差，彼此得所，上下获安。谨叩头流血以闻。”书三四上，以至要求“诣都”，当面向孙权“口论通庶之分，以匡得失”。孙权不仅不听，而且严处了他的亲属，“外生顾谭、顾承、姚信，并以亲附太子，枉见流徙”。太子太傅吾粲也因多次同陆逊通信，“下狱死”。孙权“累遣中使责让逊”，致使有功勋臣“愤恚致卒”。②

太子太傅吾粲，“抗言执正，明嫡庶之分”，并且“欲使鲁王霸出驻夏口，遣杨竺不得令在都邑”。又经常给驻守武昌的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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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三国志•吴书•孙和传》。

②《三国志•吴书•陆逊传》。

逊透露“消息”，二人“连表谏争”。因此，“为霸、竺等所谮害，下狱诛。”①

太常、平尚书事顾谭上疏说：“臣闻有国有家者，必明嫡庶之端，异尊卑之礼，使高下有差，阶级逾邈，如此则骨肉之恩生，觊觎之望绝。……今臣所陈，非有所偏，诚欲以安太子而便鲁王也。”②顾谭被远徙交州。

吾粲下狱死、顾谭徙交州以后，孙权“沉吟者历年”，考虑了一段时间，决心“改嗣”，遂将太子“幽闭”起来。朝廷上下顿时大乱。史载，骠骑将军朱据、尚书仆射屈晃率领诸将吏“泥头自缚，连日诣阙”请求解除对孙和的幽禁。孙权登上白爵观俯瞰请愿的人，见状“甚恶之”，敕责朱据、屈晃等不顾后果，带头闹事。

朱据、屈晃等帮了倒忙，反而加强了孙权的“改嗣”决心。由于反对声太高，孙权没有立四子孙霸，而是“废和立亮”。孙亮是孙权的七子，年龄最小，只有八九岁。因此，无难督陈正、五营督陈象上书，引用了“晋献公杀申生，立奚齐，晋国扰乱”的故事。朱据、屈晃也“固谏不止”。③由此，孙权更加震怒，遂于赤乌十三年（公元250年）八月做决定：

（1）族诛陈正、陈象；（2）把朱据、屈晃拉入殿内，各杖打一百；（3）将“驸马”朱据的官职从骠骑将军一下子降为新都郡丞（按：随后赐死）；（4）屈晃“斥归田里”；（5）谏者坐罪，因此“群司坐谏诛放者十数”；（6）废太子和为庶人，徙于故鄣（按：故鄣，在今浙江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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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三国志•吴书•吾粲传》。

②《三国志•吴书•顾谭传》。

③《三国志•吴书•孙和传》。

吉西北）。

鲁王孙霸也没有得到好下场。他“结朋党以害其兄”，所为太过，孙权“心亦恶之”①，又恐其为害少主，因此在流放孙和的同时，便将孙霸“赐死”，诛其支党全寄（全琮子）、吴安、孙奇、杨竺等。

孙权在二子争宠的时候，也曾感到不安，对侍中孙峻说：“子弟不睦，臣下分部，将有袁氏之败，为天下笑。”南朝宋人裴松之认为，孙权连袁绍、刘表都不如：“袁绍、刘表谓（袁）尚、（刘）琮为贤，本有传后之意，异于孙权既以立和而复宠霸，坐生乱阶，自构家祸，方之袁、刘，昏悖甚矣。”②

立幼子为储

赤乌十三年末，孙权立第七子，而且只有八九岁的孙亮为太子，也是重大失误。本来孙和被废后，还有五子孙奋、六子孙休。这也是酿成孙权身后吴国政局不稳的重要原因之一。

孙亮，字子明。史载，“权春秋高，而亮最少，故尤留意。姊全公主尝谮太子和子母，心不自安。因倚权意，欲豫自结，数称述全尚女，劝为亮纳。赤乌十三年，和废，权遂立亮为太子，以全氏为妃。”一个幼童，不仅立为“储君”，而且娶了妃子。其母潘氏，也于次年立为皇后。揣度之，孙权立亮时，并没有想到自己的死期很快就到了。及至“寝疾”，乃征诸葛恪“以大将军领太子太傅，中书令孙弘领少傅”；临终，“召恪、弘及太常滕胤、将军吕据、侍中孙峻，属以后事”。历史的经验说明，新主年幼，诸臣同时受诏辅政，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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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资治通鉴》卷75，魏邵陵厉公嘉平二年。

②《三国志•吴书•孙和传》裴注。

个权臣专权或争权的时代便开始了。

授辅政权力太重

幼主登基，难断大事，或皇太后干权，或权臣辅政。孙权以诸葛恪为主要辅政，不可谓所托非人。此前，恪已是国之重臣，大将军，假节，住武昌，领荆州事。据韦曜《吴书》说：“权寝疾，议所付托。时朝臣咸皆注意于恪，而孙峻表恪器任辅政，可付大事。权嫌恪刚很（愎）自用，峻以当今朝臣皆莫及，遂因保之，乃征恪。”恪等受诏沐下，“诸事一以相委”。恪歔欷流涕说：“臣等皆受厚恩，当以死奉诏，愿陛下安精神，损思虑，无以外事为念。”无疑，诸葛恪虽有许多毛病，权力欲很大，但尽忠国事是没有任何问题的。问题出在授权太重了，权下诏：“有司诸事一统于恪，惟杀生大事然后以闻。为治第馆，设陪卫。群官百司拜揖之仪，各有品叙。”①这样授权，既助长了恪的刚愎自用之性，又引起了野心家不满，自然难免成为一大乱渊。

不久，孙权死，孙弘“素与恪不平，惧为恪所治，秘权死问，欲矫诏除恪”。时孙峻（孙坚弟孙静的曾孙）羽翼未丰，知孙弘非恪对手，将权死讯告恪，“恪请弘咨事，于坐中诛之，乃发丧制服”。

史载，诸葛恪初始尚好，“罢视听，息校官，原逋责，除关税，事崇恩泽，众莫不悦。恪每出入，百姓延颈思见其状。”军事上也取得了胜利。然而，不久“违众出军，大发州郡二十万众，百姓骚动”，失掉人心。继而，军事失利，“众庶失望，而怨黩兴矣”。野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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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三国志•吴书•诸葛恪传》注引《吴书》。

家孙峻，“因民之多怨，众之所嫌”，诬蔑诸葛恪想造反，“与亮谋，置酒请恪”，杀恪。①

孙峻做了丞相大将军，督中外诸军事，控制了大权。孙峻病死，从弟孙綝“为侍中武卫将军，领中外诸军事，代知朝政”。孙綝执政后，杀了另两位辅政大臣滕胤和吕据，并诛胤三族，废掉孙亮，迎立孙休。

孙休继位后，甚恐为孙綝所害。有一次，孙綝给孙休送礼，休不受，纵竟扬言：“帝非我不立，今上礼见拒，是与凡臣无异，当复改图耳。”孙休为了自保，竭尽周旋，最终设计将他杀了，并且“耻与峻、琳同族，特除其属籍”。②

孙权“废立”失度，自构家祸，削弱了国力，为后世吴国的政治动乱伏下了祸根，为敌国来侵提供了机会。就在孙权立少子孙亮为太子之后不久，魏征南将军王昶便向魏国皇帝上言（按：实为向司马懿建议）：“孙权流放良臣，通庶分争，可乘衅击吴。”因此，司马懿即派三路兵袭吴，“遣新城太守州泰袭巫、秭归；荆州刺史王基向夷陵；王昶向江陵。”吴军大败，大将施绩兵败夜遁，将军锺离茂、许旻等阵前被斩。③

二、信异兆，崇鬼神

孙权同一切封建帝王一样，自认为是真命天子，因此很信上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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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三国志•吴书•诸葛恪传》。

②《三国志•吴书•孙綝传》。

③《三国志•魏书•王昶传》、《资治通鉴》卷75，魏邵陵厉公嘉平二年。

所示“异兆”。从黄龙元年做皇帝那天起，因“夏口、武昌并言黄龙、凤凰见”而改元“黄龙”，到太元二年死，中经二十一年，《孙权传》中竟然记录了十余次的异兆。上有所好，下自效之。略为：

黄龙三年（公元231年）夏，“有野蚕成茧，大如卵”；“由拳（今浙江嘉兴）野稻自生，改为禾兴县”。

同年十月，“会稽南始平（今浙江天台）言嘉禾生”。因此，大赦，改明年为嘉禾元年。

赤乌元年（公元238年）八月，“武昌言麒麟见。有司奏言麒麟者太平之应，宜改年号”。

此前，赤乌集于殿前，孙权下诏说：“间者赤乌集于殿前，朕所亲见。若神灵以为嘉祥者，改年宜以赤乌为元。”群臣立即捧场，说：“昔武王伐纣，有赤乌之祥，君臣观之，遂有天下，圣人书策载述最详者，以为近事既嘉，亲见又明也。”于是改元为赤乌。

五年二月，“海盐县言黄龙见”。

六年正月，“新都言白虎见”。

是年，魏司马懿准备袭击诸葛恪，孙权本想发兵策应，“望气者以为不利”，遂止。于是令诸葛恪军徙屯柴桑。

七年秋，“宛陵言嘉禾生”。九年四月，“武昌言甘露降”。

十一年二月，地震，孙权认为是上天示警，因即下诏求谏：“朕以寡德，过奉先祀，莅事不聪，获谴灵祗，夙夜祗戒，若不终日。群僚其各厉精，思朕过失，勿有所讳。”

同年四月，“云阳言黄龙见”。

同年五月，“鄱阳言白虎仁”。《瑞应图》说：“白虎仁者，王者不暴虐，则仁虎不害也。”孙权认为，此瑞应在自己身上，颇有自得之意，因而下诏说：“古者圣王积行累善，修身行道，以有天下。故符瑞应之，所以表德也。朕以不明，何以臻兹？书云‘虽休勿休'，公卿百司，其勉修所职，以匡不逮。”

十二年四月，“有两乌衔鹊堕东馆”。孙权命丞相朱据，“燎鹊以祭”。

同年六月，“宝鼎出临平湖”。同年八月，“白鸠见于章安”。

十三年，“五月，日至，荧惑入南斗。秋七月，犯魁第二星而东。八月，丹阳、句容及故鄣、宁国诸山崩，鸿水溢。”孙权因诏“原逋责，给贷种食”，废太子，鲁王霸赐死。①

孙权本来同他的兄长孙策一样不甚崇拜神灵，甚至连祭拜天地的“郊祀”也不太在意。《三国志•吴主传》注引《江表传》说，嘉禾元年冬，群臣因为孙权没有“郊祀”，上奏说：“顷者嘉瑞屡臻，远国慕义，天意人事，前后备集，宜修郊祀，以承天意。”孙权回答：“郊祀当于土中，今非其所，于何施此？”群臣重奏：“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王者以天下为家。昔周文武郊于酆、镐，非必土中。”孙权说：“武王伐纣，即阵于镐京，而郊其所也。文王未为天子，立郊于酆，见何经典？”群臣复书说：“伏见《汉书•郊祀志》，匡衡奏徙甘泉河东，郊于长安，言文王郊于酆。”孙权认为：“经传无明文，匡衡俗儒意说，非典籍正义，不可用也。”《晋书•五行上》说，孙权称帝，“竟不于建业创七庙”。

晚年，孙权原来的观念大有变化。《三国志•虞翻传》载，孙权曾与张昭讨论神仙的事情，遭到虞翻的反对。虞翻指责张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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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以上见《三国志•吴书•吴主传》并注。

（按：实际也是指向孙权），说：“彼皆死人，而语神仙，世岂有神仙邪！”虞翻其人，“性疏直，数有酒失”。孙权“积怒非一”，至此竟以反对神仙存在的事，流放了名臣虞翻。历史明确记载了孙权从事郊祀的活动：太元元年十一月，“权祭南郊还，寝疾”。

他迷信神灵，甚至崇拜“神人”。

赤乌十三年，有“神人授书，告以改年、立后”。孙权即于次年改元为太元元年，立后。

太元元年（公元251年）五月，孙权派遣中书郎李崇带着“辅国将军罗阳王印绶”奉迎临海罗阳县的一位“神”。据说，自称为神的王表“周旋民间，语言饮食，与人无异，然不见其形。又有一婢，名纺绩”。王表随李崇出，一路之上，“所历山川，辄遣婢与其神相闻”。七月，崇与表到达京城，孙权“于苍龙门外为立第舍，数使近臣赍酒食往。表说水旱小事，往往有验”。于是，次年改元为神凤。然而，孙权染疾在身，不久皇后潘氏也死了，“诸将吏数诣王表请福”，王表知自己的骗局渐渐暴露，便畏罪逃走了。

三、最后岁月

贬杀亲生儿子，诛流名臣爱将，国基不稳，边埸兵败失利，严重地打击了孙权。他的精神垮了，忧伤成疾，不久便中风卧床不起了。因此，他不得不急急稳定局势，安排后事。在最后的不到九个月中，他决定并付诸实施了如下大事：

立皇后

孙权为王称帝五十余年，一直到辞世前一年才正式立后。孙权有七位夫人：

（1）谢夫人，会稽山阴人，孙权母“为权聘以为妃”，初有宠，后来失志，早卒。

（2）徐夫人，吴郡会稽人，孙权姑姑的孙女。孙权“为讨虏将军在吴（今江苏苏州），聘以为妃，使母养子登”。后来，孙权移都，离开苏州，“以夫人妒忌，废处吴”。十余年后，权为吴王及即尊号，登为太子，登及群臣“请立夫人为后”，因为孙权“意在步氏，卒不许”。后来，病死在吴。

（3）步夫人，名练师，临淮淮阴人，“以美丽得幸于权，宠冠后庭”。生二女，长女名鲁班，字大虎，先嫁周瑜的儿子周循，后嫁全琮；小女名鲁育，字小虎，先嫁朱据，后嫁刘纂。史称，步夫人"性不妒忌，多所推进，故久见爱待”。孙权想立步夫人为后，但大臣们不同意，“议在徐氏”。孙权“依违者十余年”，始终没有给她正式名号。但是，“宫内皆称皇后，亲属上疏称中宫”。死了以后，“追正名号，乃赠印绶”，并颁长篇“策命”，称其为“内教修整，礼义不愆。宽容慈惠，有淑懿之德。民臣县望，远近归心”。

（4）袁夫人，袁术之女，《三国志•妃嫔传》注引《吴录》说，夫人“有节行而无子”，孙权“以诸姬子与养之，辄不育”，步夫人死，孙权欲立为后，"夫人自以无子，固辞不受"。

（5）王夫人，琅邪人，“以选入宫”，生子孙和，“宠次步氏”。步氏死后，孙和立为太子，“权将立夫人为后，而全公主素憎夫人，稍稍谮毁”。据说，“及权寝疾，言有喜色”，因此“权深责怒”，夫人“以忧死”。后来，孙和的儿子孙昭立为帝，“追尊夫人曰大懿皇后”。

（6）王夫人，南阳人，“以选入宫”，生子孙休。史载，“及和为太子，和母贵重，诸姬有宠者，皆出居外”，夫人出居公安，死在公安。孙休即位，“遣使追尊曰敬怀皇后”。

（7）潘夫人，会稽句章人，是惟一生前被孙权正式立为皇后的人。史载，“父为吏，坐法死”，夫人与姊沦为奴，俱输织室，孙权“见而异之，召充后宫”。生子孙亮。孙权死前，太元元年立她为皇后。潘皇后“性险妒容媚，自始至卒，谮害袁夫人等甚众”。孙权病重期间，潘皇后派人向中书令孙弘问“吕后专制故事”。可见，既有野心，待人又狠。下人恨之入骨，“侍疾疲劳，因以羸疾，诸宫人伺其昏卧，共缢杀之，托言中恶”。

另，不见史传的妃妾，不知几多。比如故太子孙登的生母，由于出身“庶贱”，连自己抚养儿子的权利都被剥夺了，自然也就不被录于史了。五子齐王孙奋的母亲，只知被称“仲姬”，不见其他任何介绍。

由上可见，孙权对于立皇后事，长期犹豫不决。以至后期还拿不定主意，赤乌五年，“百官奏立皇后及四王”，孙权以“天下未定”为由，罢议，下诏说：“今天下未定，民物劳瘁，且有功者或未录，饥寒者尚未恤，猥割土壤以丰子弟，崇爵位以宠妃妾，孤甚不取。其释此议。”直到末年，“神人授书，告以改年、立后”，才决心办这件事。结果，选人非佳，酿成后宫之变，不少人为之送命。①

封诸子为王

孙权的儿子，见诸史传者有七个。

长子孙登，字子高，是个得到历史肯定的很不错的“储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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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以上参见《三国志•吴书•妃嫔传》、《吴主传》。

魏黄初二年，孙权为吴王，立登为王太子。黄龙元年，权称尊号，立为皇太子。后来，孙权由武昌迁都建业，“征上大将军陆逊辅登镇武昌，领宫府留事”。

历史留下了不少孙登爱民的故事。他出行的时候，"当由径道，常远避良田，不践苗稼，至所顿息，又择空闲之地，其不欲烦民如此”。有一次，他乘马外出，有一弹丸从身边飞过，恰好附近有一人“操弹佩丸”，大家都认为就是此人所为，操弹佩丸者“辞对不服，从者欲捶之”，孙登不准，让人把弹丸要过来，两丸相比，不一样，于是把人放了。

后来，弟弟孙虑亡故，孙登昼夜兼行，回到孙权身边，见权悲泣，以天下大事之重进行安慰，“权纳其言，为之加膳”。嗣后，一直留在孙权身边。嘉禾三年，孙权出征新城，登留守，“总知留事”。曾参与制定科令，“甚得止奸之要”。

赤乌四年，孙登做了二十一年太子，病死了，年仅三十三岁。临终，上疏恳切，言中时弊。史载，他死后，孙权读到儿子的遗书，“益以摧感，言则陨涕”。死后谥曰宣太子。

次子孙虑，字子智，“少敏惠有才艺，权器爱之。黄武七年，封建昌侯。”后来，丞相顾雍等奏请进其爵为王，孙权未许。丞相雍等又议，“宜为镇军大将军，授任偏方，以光大业。”权乃许之。据说，“及至临事，遵奉法度，敬纳师友，过于众望。”很不幸，嘉禾元年，孙虑年仅二十岁便死了。

三子孙和，四子孙霸，继孙登之后，和为太子，霸封鲁王，二人并宠，争夺权力，是谓“二宫之变”，赤乌十三年孙和被废，孙霸赐死。已如前述，详情不另。

孙权在最后一年多的时间里，抓紧再立“储君”，同时把封建时代封诸子为王这件“显别嫡庶，封建子弟，所以尊重祖宗，为国藩表”的大事付诸实施。弥留期间，太元二年正月，封故太子孙和“为南阳王，居长沙”，或谓“遣之长沙”；五子孙奋“为齐王，居武昌”；六子孙休“为琅邪王，居虎林（今安徽贵池西）”。孙亮、孙休后来都做了皇帝。

孙奋，字子扬，在父皇孙权死后不久，“坐杀吏罪，废为庶人”。史载，孙权死后，太傅诸葛恪“不欲诸王处江滨兵马之地，徙奋于豫章（治今江西南昌）”。孙奋“怒，不从命，又数越法度”。因此，诸葛恪给他写了一封长信，其中有谓“福来有由，祸来有渐，渐生不忧，将不可悔”以及“良药苦口，惟疾者能甘之。忠言逆耳，惟达者能受之，今者恪等㥪㥪欲为大王除危殆于萌芽，广福庆之基原，是以不自知言至，愿蒙三思”等颇具威胁的语言，孙奋害怕了，“遂移南昌”。据孙奋本传和注引《江表传》说，孙奋“游猎弥甚，官属不堪命。及恪诛，奋下住芜湖，欲至建业观变。傅相谢慈等谏奋，奋杀之。坐废为庶人，徙章安县”。六年后，太平三年（公元258 年），孙亮封他为章安侯。建衡二年（公元270年），“民闻或谓晧死，讹言奋与上虞侯奉当有立者。奋母仲姬墓在豫章，豫章太守张俊疑其或然，扫除坟茔。晧闻之，车裂俊，夷三族，诛奋及其五子，国除”。①

改元、大赦、减徭赋

孙权最后几个月，除了立后、封诸子为王等“家事”以外，国之大事，主要做了三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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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以上参见《三国志•吴书•吴主五子传》、《孙权传》。

　（1）连连改元。公元251年五月，改赤乌为太元；次年二月，又改太元为神凤。

　（2）连连大赦。太元元年五月，“立皇后潘氏，大赦”；八月，“大风，江海涌溢，平地深八尺，吴高陵松柏斯拔，郡城南门飞落。冬十一月，大赦”；次年二月，立三个儿子为王，又大赦。

　（3）太元元年十二月，下达最后一道惠民政策，诏：“省徭役，减征赋，除民所患苦”。①

孙权认为，这几件事都是他生前应该做的。

频频改元，是应天命、谋福祉、趋吉利，实际也是缺乏自信的心理表现。这件事，对他的子孙影响很大，儿子孙亮在位六年，三次改元；孙子孙晧在位十六年，八次改元。

连连大赦，是他对于数十年来峻刑苛法、用刑过严的修正，试图挽回执法不当的影响，稳定社会，自塑仁君形象。因此，可做有限度的肯定。但是，如果作为一项大的政策评价，还是诸葛亮、刘备说得有道理，“治世以大德，不以小惠”，“岁岁赦宥，何益于治”。②

省徭役，减征赋，是他对于以往实行的重徭苛赋政策的最后检讨，不失为英明之举。

四、孙 晧 失 国

神凤元年（公元252年，魏嘉平四年，蜀延熙十五年。按：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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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以上《三国志•吴书•吴主传》。

②《资治通鉴》卷75，魏邵陵厉公正始七年。

凤建元仅两个月，二月前属太元二年，四月后为建兴元年）四月，孙权病死了。

陈寿《三国志》说：“夏四月，权薨，时年七十一岁，谥曰大皇帝。秋七月，葬蒋陵（在今江苏南京钟山）。”陈寿称孙权死为“薨”，而没有像记录刘备死那样用“殂”字：“先主殂于永安宫”；更没有像记录曹操死那样用“崩”字：“（魏）王崩于洛阳”。这是不公平的。按照《周礼•曲礼下》所说：“天子死曰崩，诸侯曰薨”；《书•尧典》所说：“帝（尧）殂落，百姓如丧考妣”。显然，是将孙权等而下之，视作一方诸侯，而不是偏居一方的一代天子。

陈寿说，孙权“胤嗣废毙……其后叶陵迟，遂致覆国，未必不由此也”。这只能说是有一点道理，但不全对。正如南朝宋人裴松之所说，“孙权横废无罪之子，虽为兆乱，然国之倾覆，自由暴（孙）晧。若权不废（孙）和，晧为世嫡，终至灭亡，有何异哉？此则丧国由于昏虐，不在于废黜也。设使（孙）亮保国祚，（孙）休不早死，则晧不得立，则吴不亡矣。”①这些都是后来话。

其实，吴国灭国原因是多方面的，不仅有内部的，也有外部的。蜀汉既亡，司马代曹，晋朝初肇，势力强劲。而孙权死后的吴国则如邓艾对司马师分析的那样：“孙权已没，大臣未附，吴名宗大族昔有部曲，阻兵仗势，足以违命。诸葛恪新秉国政，而内无其主，不念抚恤上下以立根基，竞于外事，虐用其民，悉国之众，顿於坚城，死者万数”。②

当然，吴国衰亡，与孙权的子孙不肖、嗣主无能也有极大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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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三国志•吴书•吴主传》并注。

②《资治通鉴》卷76，魏邵陵厉公嘉平五年。

孙亮年幼，难以为政，诸葛恪掌权，虽想作为，但虐民用众，不得人心，野心家孙峻、孙綝乘机构变，杀恪废亮；孙休为帝，除孙綝，自为政，然而“不能拔进良才，改弦易张”，又惜年岁不永，三十而卒；孙晧一代昏君、暴君，“既得志，粗暴骄盈，多忌讳，好酒色，大小失望”，“剥人面，凿人眼”（按：晧降晋后，其侍中李仁辩称“无此事”），自不量力，屡起边衅，虽有上大将军施绩、丞相陆凯、大司马陆抗等先后辅佐，但难挽危局于既倒。

天玺元年（晋咸宁二年，公元276年），晋征南大将军羊祜给司马炎上疏“请伐吴”。天纪二年（晋咸宁四年，公元278年），羊祜病故，杜预为镇南大将军，都督荆州诸军事。次年十一月，晋兵大举伐吴，“镇军将军、琅邪王司马伷（按：司马懿子）出涂中，安东将军王浑出江西，建威将军王戎出武昌，平南将军胡奋出夏口，镇南大将军杜预出江陵，龙骧将军王浚、巴东监军唐彬下巴蜀，东西凡二十万”。诸路大军，所向皆克。天纪四年（晋太康元年，公元280年）三月壬申，孙晧“面缚、舆榇，诣军门降”。

至此，孙坚、孙策父子开基立业，孙权掌国五十余年的一方政权，在他的不肖子孙的经营下灭亡了。

孙权同曹操、刘备一样，在中国历史上都有一定贡献，为政、用兵、治国、用人都留下了值得重视的经验教训和许多发人思考的问题。他们的为人，都透视着政治权术家的两面性特点，既有智慧的升华，尚义崇诚，也有权术的施展，尔虞我诈，具有典型意义。他们的事功和诸多政治思想以及军事上的失败和成功，过去是，将来也必定是重要的永久的历史研究课题和文艺创作源泉。

后 记

《曹操传》、《刘备传》出版，一些重要的、广大读者感兴趣而涉及鼎足三方关系的内容，如赤壁之战、荆州之争、夷陵之战，以及相互的政治和外交斗争等许多内容都讲过了，所以，本来不打算再写《孙权传》了。然而，诸多老朋友和读者不断给予鼓励，认为应该对孙权的许多特有的事功做出述评，不能三缺一。自己也觉得，孙权是个很有作为的军事战略家，政治、经济和文化政策上，以及用人等方面都有一些积极的东西值得总结，即使一些消极的东西也可作为教训借鉴。三缺一，不便把握这个人才辈出、风云多变的特殊年代，更不方便读者对孙权的为人及其应有的历史地位有一个全面的正确的理解。于是又有了这本书。

三方鼎立的关系，讲述了两方，涉及到另一方的有关内容自然也就讲到了。因此，本书同另两本书的一些章节有一些重复。比如，赤壁之战，曹、刘、孙三传都得讲；夷陵之战，刘、孙两传都得讲。角度不同，但基本内容差不多。这种重复是不能避免的，理由有二：第一，读者读了一本，未必一定去读另两本；第二，三本书虽有联系，但它们是独立的，诸多重要内容是传主各自事功的重要组成部分，如果缺了，作为个人传记就不完整了。

本书出版，同前两书一样，得到人民出版社领导、编辑和出版人员的支持，社长黄书元、副社长陈有和、副总编辑张小平、副社长任超都给了许多激励和帮助，历史编辑室主任乔还田编审为本书的写作、编辑加工提了不少宝贵意见，负责设计、校对和出版的同志付出了很多辛劳。谨此一并致谢。

2006年9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