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试图在荆州发展

刘备联合黄巾龚都部战胜曹操守将蔡扬部以后，遂在汝南发展势力。不久，官渡之战结束，“曹公既破绍，自南击先主，刘备最怕曹操亲征，正如他自巳所说的“曹孟德单车来，吾自去”。自知不敌，于是遣麋竺、孙乾与刘表联系，情愿依附于刘表。

据载，“公（操）南征备，备闻公自行，走奔刘表，（龚）都等皆散。”①

事实上，曹操这次南征刘备，也是向刘表耀兵。史谓，建安六年春，曹操曽“以袁绍新破，欲以其间击刘表”。他的重要心腹、尚书令荀彧觉得条件尚不成熟，指出：“（袁）绍既新败，其众离心，宜乘其困，遂定之；而欲远师江、汉，若绍收其余烬，乘虚以出人后，则公（操）事去矣。”②因此，曹操没有发动这次行动。亦正因如此，九月间，曹操南击刘备，刘备逃依刘表时，曹操没有追击他。

刘表，字景升，山阳高平（今山东鱼台）人，西汉鲁恭王刘余之后。党锢期间，曾是一个有点名气的党人，“与同郡张俭等俱被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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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三国志•魏书•武帝纪》。

② 《资治通鉴》卷64，汉献帝建安六年。

议”，为“八顾”之一①、献帝初平元年（公元190年），长沙太守孙坚攻杀荆州刺史王睿，诏书以刘表为荆州剌史。刘表“单马入宜城（今湖北宜城南），请南郡人蒯越、襄阳人蔡瑁共谋划在蒯越等人的帮助下，他平定江南，遂有“南接五岭，北据汉川，地方数千里”之地和“带甲十余ZT之众，史载，刘表“招诱有方，威怀兼洽”、“万里肃清，大小咸悦而服之二兖、豫诸州及关西“学士归者盖有千数：《刘镇南碑》对于他的政绩还夸张地说：“劝穑务农，以田以渔，稌粟红腐（谓粮食吃不完，变质了。稌，音tū，稻），年谷丰伙，江湖之中，无劫掠之宼，沅湘之间，无攘窃之民……当世知名，辐辕而至，四方襁负，自远若归，穷山幽谷，于是为邦，百工集趣，机巧万端，器械通变，利民无穷心邻邦怀慕，交、扬、益州，尽遣驿使，冠盖相望。下民有康哉之歌（康哉，出《尚书•益稷》“庶事康哉”之谏，用以赞颂时势安宁），群后有妇功之绪（意谓各路诸侯不断把功劳归于刘表）。”可见，在北方连年战争的时候，而刘表统治的荆州是相对徳定的。他自己也颇知清廉之要，“在荆州几二十年，家无余积”。但是，刘表乃一儒人，胸无大志，谋无远虑，不习军事，试图“爱民养士，从容自保”。所以，曹操与袁绍争持期间，他既不助袁，也不援操，欲坐观天下之变②。

刘表对刘备来归很重视。他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亲自“郊迎”这位徒有虚名的豫州剌史，“以上宾礼待之，益其兵，使屯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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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党锢之祸”，党人“虽废锢，天下士大夫皆高尚其道而污秽朝廷，希之者惟恐不及，更共招标榜，为之称号”。窦武、陈蕃、刘淑被称为“三君”（“君者，言一世之折宗也”，即首领），李膺等八人被称为“八俊”（“俊者，言人之英也”），郭奏、范滂等八人被称力“八顾”（“顾者，言能以德行引人者也”），张俭等八人为“八及”（“及者，言其能导人迫宗者也”），度尚等八人被称为“八厨”（“厨也，言能以财救人者也”）。

② 参见《后汉书•刘表传》，《全三国文》卷64。

野。”①这是建安六年九月的事。

刘备从刘表那里得到了多少兵，史籍没有记载。但是，刘表准其作为一个军事实体独立存在，却是刘备所求之不得的。

一、三顾茅庐请诸葛

刘备屯驻新野（河南今县），急谋发展，抓紧时间广揽人才，因而“荆州豪杰归先主者日益多”②。

徐庶、司马徽共荐卧龙

据《三国志•诸葛亮传》和注引《襄阳记》等书载，是徐庶和司马徽分别向刘备推荐了诸葛亮。

徐庶，本名福，字元直，颖川人。“本单家子（按：犹言岀身单寒之家）”③。初习武，后事文。“少好任侠击剑、曾经为了替人报仇，“白垩（音è，白土）突（涂）面，被（披）发而走，为吏所得，问其姓名，闭口不言”，险些被杀，幸“其党伍共篡解之（意为党徒朋友们用强力夺取），得脱”。他对朋友们的搭救很是感激。嗣后，“弃其刀戟，更疏巾单衣，折节学问”。据说，开始的时候，他到精舍（学校）去，“诸生闻其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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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三国志•蜀书•先主传》。

②同上。

③《三国温义》第35回《单福新野遇英主》因史称徐遮“本单家子”而说徐庶“姓单名福”；36回又说，徐庶“为因逃难，更名单福”。流俗至今，大误。清钱大昕广征汉魏史籍指出，“凡云单家者，说言寒门非郡之著姓耳。徐庶为单家子，与此一例。流俗读单为善，疑其本姓单，后改为徐，妄之甚矣。”（见卢弼《三国志集解》卷35）

贼，在肯与共止一（徐）福乃卑躬早起，常独扫除，动静先意，听习经业，义理精熟。遂与同郡石韬相亲爱。”可见他是一个文武都有一些本事的人。后来，“中州兵起，又与（石）韬南客荆州，到，又与诸葛亮特相善。”①《诸葛亮传》说，徐庶投到刘备幕下，“先主器（重）之”。徐庶与诸葛亮“特相善”，甚知其能，对刘各说：“诸葛孔明者，卧龙也，将军岂愿见之乎？”刘备说：“君与俱来。”庶说：“此人可就见，不可屈致也。将军宜枉驾顾之。”由是“先主遂诣亮，凡三往，乃见”。

司马徽，字德操，颍川人，“清雅有知人鉴”（有知人鉴，意谓有知人之明）②。据《三国志•庞统传》注引《襄阳记》载，庞统的叔叔、诸葛亮小姊的公公庞德公亦甚知人，庞德公曾将司马徽与诸葛亮、庞统并称，说：“诸葛孔明为卧龙，庞士元为凤維，司马德操为水镜。”刘备访世事于司马德操，德操自谦，自称为“儒生俗士”，不自比于诸葛亮和庞统，说：“儒生俗士，岂识时务？识时务者在乎俊杰。此间自有伏龙、凤雏。”刘备问为谁，德操回答说：“诸葛孔明、庞士元也。”③

刘备通过与徐庶、司马徴的接触，知道了渚葛亮、庞统以及客居荆州的颍川石韬（广元）、博陵崔州平、汝南孟建（公威）等，皆欲拢之。这都是一些待机而出的人物，并不是隐士。但他们中的多数，既知刘表无能，不愿在荆州为官，也不看重刘备，而是倾向于北还，到曹操那里做官。如石广元北归仕魏，历任郡守、典农校尉等职；孟公威“恩乡里，欲北归”，诸葛亮对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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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三国志•蜀书•诸葛亮传》注引《魏略》。

② 《三国志•蜀书•庞统传》

③ 《三国志•蜀书•庞统传》注引《裹阳记》。

“中国（按：指中原）饶士大夫，遨游何必故乡邪”，公威不听，终北归，在魏“贵达”，为凉州刺史，有治名，官至征东将军①。至于崔州平，乃汉末太尉崔烈之子，兄崔钧为西河太守，自然志在谋官，可惜史失其名，不知所终。

诸葛亮隆中对策

诸葛亮，字孔明，琅邪阳都（治今山东沂南南）人，史谓：“其先葛氏，本琅邪诸县（今山东渚城）人，后徙阳都。阳都先有姓葛者，时人谓之诸葛，因以为氏。”②其先祖诸葛丰曾在西汉元帝时做过司隶校尉，父亲诸葛珪在东汉末年做过泰山郡丞。可见，诸葛亮岀身并非寒苦之家，因而能够得到较好的学问教养。不幸的是，在他尚未成年的时候，父亲死了，成了孤儿，不得不跟随叔父诸葛玄生活。《三国志•诸葛亮传》说，“亮早孤，从父玄为袁术所署豫章太守，玄将（带着）亮及亮弟均之官。”诸葛玄到达豫章后，不久，汉朝中央“更选朱皓代玄、诸葛玄丟了官以后，无所止，由于素与荆州牧刘表有旧，便“往依之”③、诸葛玄死后，诸葛亮与弟弟堵葛均开始独立生活，安家于襄阳城西二十里隆中，并亲自参加田间劳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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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三国志•蜀书•诸葛亮传》注引《魏略》；《三国志•魏书•温恢传》。

② 《三国志•吴书•诸葛瑾传》注引《吴书》。另，注引《风俗通》说，有葛婴者，“为陈涉将军，有功而谏，（汉）孝文帝追录，长其孙诸县候，团并氏爵”。其说不同，

③ 另《三国志•蜀书•诸葛亮传》注引《献帝春秋》记藏不同，称：“初，豫章大守周术病卒，刘表上诸葛玄为豫章大守，治南昌。汉朝闻周术死，遣朱皓代玄，皓从扬州刺史刘繇求兵击玄，玄退屯西城，陆入南昌。建安二年正月，西城民反，杀玄，送首诣繇。”

史称“玄卒，亮躬耕陇亩，好为《梁父吟》①。身长八尺（约近1.9米的大个子），每自比于管仲、乐毅，时人莫之许也、惟博陵崔州平、颍川徐庶元直与亮友善，谓为信然。”②可见：诸葛亮虽然躬耕田亩之中，但并不是一个安心于农的标准的农民，而是一面种田，一面研究学问、吟咏歌赋，一面广交朋友、结交名士、扩大自己的影响，一面综观天下之变、测度诸雄（各路军阀）优劣、讨论时政、谋划安定大局的策略，心怀大志、待机而出的急迫心情跃然纸上，他的一些亲近

友好都很清楚诸葛亮试图“出山”有所作为，因而誉祢其为“伏龙”、“卧龙”。所谓“臣本布衣，躬耕于南阳，苟全性命于乱世，不求闻达于诸侯”云云，实为后来自为之词，非为岀山之前的真实心情。

刘备三顾茅庐问策诸葛亮于隆中，隆中对策确立了刘备嗣后战略决策的指导思想，重要意义不可低估，《三国志•诸葛亮传》记录了二人在没有任何人参加的情况下的谈话内容。刘备问曰：“汉室倾颓，奸臣窃命，主上蒙尘，孤不度德量力，欲信大义于天下，而智术短浅，遂用猖獗（蹶），至于今日。然志犹未已，君谓计将安出？”诸葛亮成竹在胸，当即将久经酝酿的一番话说了出来：自董卓已来，豪杰并起，跨州连郡者不可胜数。曹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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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梁父（一作梁甫），泰山之下一小山名。《梁父吟》，乐府楚调名，今传

古辞“步出齐城门，遥望荡阴里，里中有三坟，累累正相似。问是谁家冢？田

疆古冶子。力能排南山，文能犯地理。一朝被谗言，二桃杀三士，谁能为此谋？国相齐晏子”。今人大都认为是诸葛亮作，非是。（宋）郭茂倩《乐府诗集•梁父吟题解》说：“《梁父吟》，盖言人死葬此山，亦葬歌也。”反映着悲凉慷慨之气。卢弼《三国志集解》说得对：“梁父吟本为古歌谣，诸葛吟之遣兴耳。”辞意是讥晏婴而悲三士，还是颂晏婴，理解各有不同。

② 《三国志•蜀书•诸葛亮传》。

比于袁绍，则名微而众寡，然操遂能克绍，以弱为强者，非惟天时，抑亦人谋也。今操已拥百万之众，挟天子而令诸侯，此诚不可与争锋。孙权据有江东，已历三世，国险而民附，贤能为之用，此可以为援而不可图也、荆州北裾汉、沔，利尽南海，东连吴会，西通巴、蜀，此用武之国，而其主不能守，此殆天所以资将军，将军岂有意乎？益州险塞，沃野千里，天府之土，高祖因之以成帝业。刘璋暗弱，张鲁在北，民殷国富而不知存恤，智能之土思得明君。将军既帝室之胄，信义著于四海，总揽英雄，思贤如渴，若跨有荆，益，保其岩阻，西和浩戎，南抚夷越，外结好孙权，内修政理，天下有变，则命一上将将我荆州之军以向宛、洛，将军身率益州之众出于秦川，百姓孰敢不箪食壶浆以迎将军者乎？诚如是，则霸业可成，汉室可兴矣。

隆中对策要在三点，第一，剖析形势，进而指出北不可与曹操争锋，南不可谋袭孙权，荆、益地险而主弱，可相机据而有之；第二，确定战略，这就是跨有荆、益，西和诸戎，南抚夷越，东结孙权，北拒曹操；第三，突出人谋和贤能为之用的思想。

刘备很欣赏诸葛亮的隆中对策，连连称“善”。因而把诸葛亮视为高人，收为心腹，佐谋于幕府之中。据说，刘备与诸葛亮情好日密，惹得关羽、张飞等不高兴，刘备对他们说：“孤之有孔明，犹鱼之有水也。愿诸君勿复言。”关羽、张飞等闻此，不仅知道了诸葛亮在刘备心目中的地位，而且也知道了诸葛亮韬略过人，因而也就不复再言了 。

当然，也有另说。如《先主传》注引晋人孙盛《魏略》和司马彪《九州春秋》都说是诸葛亮主动求见刘备的：“刘备屯于樊城。是时曹公方定河北，亮知荆州次当受敌，而刘表性缓，不晓军事。亮乃北行见答，备与亮非旧，又以其年少（亮，时年27岁〉，以诸生意待之。坐集既毕，众宾皆去，而亮独留，备亦不问其所欲言口备性好结毦（毦，音儿。羽毛装饰品），时适有人以耗牛尾与备者，备因手自结之。亮乃进曰：‘将军当复有远志，但结毦而已邪！’备知亮非常人也，乃投廃而答曰：‘是何言与，我聊以忘忧耳。’亮遂言曰：‘将军度刘镇南（表）孰与曹公邪？'备曰：‘不及。’亮又曰：‘将军自度何如也？’备曰：‘亦不如。’曰：‘今皆不及，而将军之众不过数千人，以此待敌，得无非计乎！’备曰：‘我亦愁之，当若之何？’亮曰：‘今荆州非少人也，而著籍者寡，平居发调，则人心不悦；可语镇南（刘表），令国中凡有游户，皆使自实，因录以益众可也。’备从其计，故众遂强，备由此知亮有英略，乃以上客礼之。”刘备听从了诸葛亮的建议，通过刘表征录“游户”壮丁，扩大了自己的队伍。对此，南朝宋人裴松之提出非议，认为既然诸葛亮出师表中讲到“先帝不以臣卑鄙，猥自枉屈，三顾臣于草庐之中，谘臣以当世之事，”所以不是诸葛亮主动找刘备是很清楚的。我认为，可能性是极大的，所以不妨备此一说，两说并存。因为：

第一，诸葛亮喜欢自比管仲、乐毅。管、乐均文韬武略过人，而且都是善于主动求仕者。管仲，春秋时期齐人，“三仕三见逐于君”，最后得到齐桓公重用。“管仲既用，任政于齐，齐桓公以霸，九合诸侯，一匡天下，管仲之谋也。”①乐毅，战国时期赵国人，得知燕昭王招贤，“遂委质为臣”。燕昭王使乐毅为上将军，配相国印，联合赵、楚、韩、魏等国伐齐，“徇齐五岁，下齐七十余城，皆为郡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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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史记•管仲传》。

以属燕”。他的《报燕惠王书》，至今读来令人感叹不已①。

第二，诸葛亮等待时机而谋仕进的意愿早已明显流露。如本传注引孙盛《魏略》说：“亮在荆州，以建安初与颍川石广元、徐元直，汝南孟公戒等俱游学，三人务于精熟，而亮独观其大略口每晨夜从容，常抱膝长啸，而谓三人曰：‘卿三人仕进可至剌史郡守也了三人问其所至，亮但笑而不言，后公威思乡里，欲北归，亮谓之曰：‘中国饶士大夫，遨游何必故乡邪！’”这说明，诸葛亮的抱负是很大的，虽然没有打算北向投曹谋官，但什么刺史、郡守都不放在眼里。裴松之认为，孙盛《魏略》此言，“谓诸葛亮为公威计者可也，若谓兼为己者，可谓未达其心矣，老氏称知人者智，自知者明，凡在贤达之流，固必兼而有焉。以诸葛亮之鉴识，其不能自审其分乎？”显然，这是一种想当然的分析，没有事实根据。

第三，孙盛、司马彪，皆晋人，去时不远。两人皆书其事，当非空穴来风。

由此可见，先有诸葛亮主动求见，后有刘备亲顾问策，遂礼而用之，不是没有可能。其实，不管何种情形，都无损于刘备善用诸葛亮之明、自然，对于诸葛亮形象的树立，后者似乎不如前者，但亦无损大局。

这里还需要指出的是，《隆中对》出自陈寿《三国志•诸葛亮传》，文字工整严密，述事若合符契，显系后来整理过的语言，正因如此，难免真假之讽。窃以为，虽如此，但其基本内容当非伪造，因就当时的形势育，有头脑的政治家作此判断并不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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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史记•乐毅传》。

二、刘表“托国”

刘备屯驻新野（河南今县），声名日播，荆州豪杰图谋前程者纷纷投靠。这种情形，自然引起刘表的注意，所以便有了“表疑其心，阴御之”①的记载。由此看出，刘表对于刘备待以上宾之礼，乃是表面现象，而心怀疑虑则是其真实的心理状态。

刘表“阴御”刘备的方法，最主要的有两点，一是表示“信任”和“重用”，让他拒守边埸，离开新野。这是一箭双雕的计划，既让刘备离开了临时根据地新野，又让他为自已拒敌于边場。二是表示“亲热”，将他羁縻于襄阳，使离军事。无疑，这后一种则是更深一步的阴谋。

刘备对于刘表的心思自然是明白的。因此，他能自觉而有效地利用刘表所提供的条件，既能暂安于荆州地域，又能适度发展自己，相机而动，

博望诱战夏侯惇

史载，刘表使刘备“拒夏侯惇、于禁等于博望（今河南南阳东北）久之，先主设伏兵，一旦自烧屯伪遁，惇等追之，为伏兵所破”。②既谓“久之”，可见是有一段比较长的时间离开了新野，驻扎在同曹操军事接壊的地区；并且曾经主动发动过一次战役，取得小胜，打败了曹操名将伏波将军、河南尹夏侯惇和虎威将军于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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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三国志•蜀书•先主传》。

② 同上。

《三国志•李典传》记载了这次战争的简单情况：“刘表使刘备北侵，至叶（今河南叶县西南），太祖（操）遣（李）典从夏侯惇拒之。备一旦烧屯去，惇率诸军追击之，典曰：‘贼无故退，疑必有伏。南道狭窄，草木深，不可追也。'惇不听，与于禁追之，典留守。”夏侯惇中了刘备的埋伏，“战不利，典往教，备望见救至，乃散退”①。

刘备用诱敌深入的计策打赢了这一仗。取得小胜，但未敢主动扩大战果。这是他一生中少有的胜仗之一。这次战争，规模虽然不大，但因对方是曹操的名将，所以大大増强了刘备在荆州地界的威望，也更加增大了刘表对刘备的疑虑，使刘表感觉到让刻备远离自己而亲临军事前线，并不是制约的好办法。

羁縻于襄阳、樊城

刘表的第二手是，将刘备羁廉于襄阳、樊城（两城均属今湖北襄樊市），让其离开军事前线，率领部伍屯驻樊城。刘表做荆州牧，治襄阳，而樊城与襄阳隔水相望。这样，从地域上看，刘表便让刘备驻扎到了自己的眼皮底下。无疑，这更有利于掌握和窥测刘备的动向。但是，这样又不免使刘表产生了新的疑虑。《三国志•先主传》注引《世语》说：“备屯樊城，刘表礼焉，惮其为人，不甚信用丁相对来说，屯驻樊城，其实也不是刘备所希望的。他所希望的是能在荆州地域内，不受控制和限制地、更方便地发展自己的势力。

刘备羁于襄阳、樊城的时间可能比驻兵在外更长。所以留下了不少有趣的故事。如《三国志•先主传》注引《九州春秋》说：“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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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三国演义》渲染的刘备住新野期间大战曹仁、袭夺樊城的战争，不见史传。

在荆州数年，尝于表坐起至厕，见髀里肉生，慨然流涕。还坐，表怪问备，备曰：‘吾常身不离鞍，髀肉皆消，今不复骑，髀里肉生。日月若驰，老将至矣，而功业不建，是以悲耳。’”这是刘备慨叹事业不成，更是意欲摆脱刘表的羁縻血想出的一条试图打动刘表心灵的计策。刘表懦暗，自然看不出来，而反为所动。

另外，还有一些更具戏剧性、信疑参半的记载，如同书注引《世语》说：刘表“曾请备宴会，蒯越、蔡瑁欲因会取备，备觉之，伪如厕，潜遁出，所乘马名的卢①，骑的卢走，堕襄阳城西檀溪水中，溺不得出。备急曰：‘的卢：今日厄矣，可努力！’的卢乃一踊三丈，遂得过，乘桴渡河，中流而追者至，以表意谢之，曰：‘何去之速乎！'”对此，晋人孙盛说：“此不然之言。备时羁旅，客主势殊，若有此变，岂敢宴然终表之世而无衅故乎？此皆世俗妄说，非事实也。”其实，蒯越乃刘表重要谋臣，蔡瑁系刘表忠实心腹，素忌刘备，既知刘表“不甚信用”刘备，图谋除之是完全可能的。刘备当然亦知刘表及其谋臣的心思，在一种特殊环境下不辞而别也会是有的。至于“马跃檀溪”，当然属于夸张性的描述。

劝刘表袭击曹操后路

官渡之战，曹操打败了袁绍刀袁绍“惭愤，发病呕血”而死。嗣

①关于“的卢”马的来历和故事，晋人傅玄《乘舆马赋》说：“刘备之初降也（按：指归依曹操），太祖（曹操）赐之骢马，使（刘冬）自至厩选之，名马以百数，莫可意者，次至下厩，有的颅（卢）马委弃莫视，瘦瘁骨立，刘备抚而取之，众莫不笑之。其后刘备奔于荆州，逸足电发，追不可逮，众乃服焉。”（转自［清］枕世骏《三国志补注》卷五）“的卢（颅）”马的名字，《伯乐相马经》说：“马白额入口至由者，名曰榆雁，一名的卢。奴乘客死，主乘弃市，凶马也”（见南朝人刘义卿《世说新语•德行•刘孝标注）。

后，曹操曾在先征刘表，还是先彻底解决袁绍的儿子袁尚（自领冀州牧）、袁谭（青州刺史）、袁熙（幽州剌史）及其外甥高干（并州刺史）霸居北方的问题，犹豫过。我在《曹操传》中曾作如下表述：自建安七年九月至第二年二月，曹操大战袁谭、袁尚于黎阳，最后谭、尚败退还邺，谭、尚败退之后，诸将欲乘胜追击，曹操欲待其变而攻之。郭嘉更知袁氏内部状况，劝操待变，对操说，袁绍爱此二子，生前没有定下立谁，现花郭图、逢纪等分别为谭、尚的谋臣，必交斗其间，他们回军之后必将分裂，“急之则相持，缓之而后争心生，不如南向荆州若征刘表者，以待其变，变成而后击之，可一举定也！”①“何谓“若征”？就是摆出一个征讨的架势，并不是真正的用兵。曹操最善示假，而且屡屡得手。他称赞并采纳了郭嘉的计谋，遂示以南征刘表的假象，建安八年五月率军自北还许，然后大张旗鼓“南征”。果如曹操、郭嘉所料，不久，袁氏兄弟反目，袁谭攻袁尚，谭败，兵还南皮（今县）；袁尚率兵攻谭，谭又败，奔平原（今县）。谭不僅得“唇亡齿寒”、“兄弟阋于墙”的严重后果，竟遣辛毗向首操求救。时，操已耀兵南下，军驻西平（治今河南西平西）“辛毗至西平见操，转达袁谭求救之意，因为军已南向，群下多以为刘表强，袁氏兄弟不足忧，应该先平刘表。荀攸则支持曹操、郭嘉的预谋，认为应该乘乱而取河北。荀攸做了两方面的分析，一是认为刘表虽强但不可怕，“天下方有事，而刘表坐保江、汉之间，其无四方之志可知矣”；二是指出袁氏仍有势力，如果“兄弟和睦以守其成业，则天下之难未息也。今兄弟构恶，此势不两全，及其乱而取之，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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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三国志•魏书•郭嘉传》。

时不可失也”①。在此谋略的指导下，不几年，曹操便消灭了袁谭，打败了袁尚，稳定了北方，自已兼做了冀州牧。

建安十一年（公元207年），曹操决定北征乌桓，进而彻底消灭袁绍儿子袁尚、袁熙的残余势力。荆州得此消息时，刘备曾劝说刘表乘机袭许。刘表没有听从刘备的意见，即史籍所称：“表不能用。”应该说，刘备的意见是有道理的，如果付诸实施，可以对曹操的后方构成威胁。当时，曹操的许多将领也意识到这一点，他们说：“袁尚亡虏耳，夷狄贪而无亲，岂能为尚用？今深入征之，刘备必说刘表以袭许，万为变，事不可悔。”②这种意见的基点是，袁尚与乌桓不能联合，不可怕，而可怕的是刘备、刘表乘操北征，而袭其后。

当吋，曹操的重要谋士、军谋祭酒郭嘉则看得更远，深刻分析了北方形势以及刘表与刘备的关系，支持曹操征乌桓。郭嘉说：“公（操）虽威震天下，胡（乌桓）侍其远，必不没备。因其无备，卒然击之，可破灭也。且袁绍有恩于民夷，而（袁）尚兄弟生存。今四州之民，徒以咸服，德施未加，舍而南征（刘表），（袁）尚因乌丸（即乌桓）之资，招其死主之臣，胡入一动，民夷倶应，以生蹋顿之心，成觊觎之计，恐青、冀非己之有也。（刘）表，坐谈客耳，自知才不足以御（刘）备，重任之则恐不能制，轻任之则（刘）备不为用，虽虚国远征，公无忧矣。”③郭嘉的分析很透彻，一是乌桓无备，可掩而袭之；二是袁氏仍有影响，但袁氏兄弟尚未把势力收拢起来；三是刘表只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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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三国志•魏书•荀攸传》。

② 《三国志•魏书•武帝纪》。

③ 《三国志•魏书•郭嘉传》。

坐而论道，“坐谈客耳”，不是忧；四是刘表对刘备存有戒心，指出刘备其人及其军事存在客观上已对刘表形成了制约，郭嘉深刻的分

析，切中要害，从而坚定了曹操的决心，遂起兵北上。

乌桓亦称乌丸，本东胡之一部。《后汉书•乌桓传》称：“汉初，匈奴冒顿灭其国，余类保乌桓山，因以为号焉。俗善骑射，居无常处，食肉饮酪，以毛毳为衣，贵少而贱老，其忤悍塞，有勇健能理决斗讼者，推为大人，乌桓长期臣服匈奴，每年都要给匈奴贡献牛马羊皮。西汉武帝时骠骑将军霍去病击匈奴左地，因徙乌桓于上谷（治今河北怀来东南）、渔阳（治今北京密云西南）、右北平（初治辽宁凌源西南，徙治河北丰润东南）、辽西（治今辽宁义县西）、辽东（治今辽宁辽阳北）五郡塞外，始置护乌桓校尉一以后时附时离。东汉灵帝初，乌桓大人上谷有难楼，众九千余落；辽西有丘力居，众五千余落；辽东有苏仆延，众千余落，右北平有乌延，众八百余落，均自称王。献帝初平年间，丘力居死，子楼班年少，侄子蹋顿代立，总摄辽东、辽西、右北平三郡。建安初，袁绍与公孙瓒相持，蹋顿遣使至绍求和亲，并助袁绍击破公孙瓒。袁绍假借皇帝的名义赐各部大人皆为单于，并以家人女为己女嫁给蹋顿。后难楼、苏仆延等共奉楼班为单于、蹋顿为王。因为袁绍曾厚待蹋顿，所以袁尚、袁熙兄弟兵败后投奔了他。

建安十二年八月，曹操大胜乌桓，“斩蹋顿及名王以下，胡、汉降者二十万余。”袁尚、袁熙投奔辽东太守公孙康。九月，曹操从柳城撤兵，不久公孙康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斩袁尚、袁熙及苏仆延等，将其人头送到曹操面前，建安十三年正月，曹操凯旋还邺。

曹操北伐乌桓的成功，稳定了北方；彻底消灭了袁氏势力，根除了心腹之患；公孙康内附，幽、冀不再有重大反对力量存在。从此再也无须“临观异同，心怀游豫，不知当复何从”①了。于是，南征刘表便即提到日程上。

至此，刘表也意识到自己将是下一个被征伐的目标，大大后悔了。《先主传》注引《汉晋春秋》说，曹公北征乌桓胜利自柳城还兵后，刘表曾对刘备说：“不用君言，故为失此大会。”刘备则对刘表安慰说：“今天下分裂，日寻干戈，事会之来，岂有终极乎？若能应之于后者，则此未足为恨也。”话虽这样说，但二人依然各怀疑虑，尤其是更加重了刘表对刘备的疑惧。郭嘉说的“重任之则恐不能制，轻任之则备不为用”两句话，可谓是刘表心理特征的生动写照。

刘表临终玩“托国”花招

建安十二年以后，刘表与刘备的关系，相对来说，形式上比较“融洽”了。这既有刘备谋事、处事、虚与委蛇和善于掩饰方面的原因，也有刘表迫于形势方面的原因。

所谓迫于形势，第一，最重要的是刘表知道曹操在先后解决了吕布、袁术、袁绍父子、乌桓以后，南征荆州已经摆到日程上了。据载，曹操北征乌桓凯旋回邺，立即开始了南征刘表的准备：先是在邺做玄武池训练水军；继而调整政治机构，自为丞相，控制权力，排除异己，以求有一个安定的后方；同时抓紧调整军事部署，以张辽屯长社（今河南长葛东），于禁屯颍阴（今河南许昌），乐进屯阳翟（今河南禹县），镇兵许都附近；表征前将军马腾为卫尉，以其子马超为偏将军统其众，同时迁其家属至邺，让马腾及其家属做了实际上的人质，以减轻西北方向之忧。七月，曹操在进行或完成上述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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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曹操集•步出夏门行》。

件大事之际，得知孙权已破江夏，斩黄祖，甚感时不我待。他知道，必须抢在孙权之前夺得荆州，否则一旦荆州为孙权所有，形势就大不一样了。因此，问计荀彧，荀彧提出了“可显出宛、叶而间行轻进，以掩其不意”。的策略曹操采纳了荀彧的意见，遂于秋七月，南征刘表，直趋宛（今河南南阳）、叶（今河南叶县西南）。

其次，孙权屡次向荆州用兵，早在曹操出兵荆州之前，鲁肃即劝孙权乘曹操北岀之机而取荆州，指出“汉室不可复兴，曹操不可卒除。为将军计，惟其鼎足江东，以观天下之衅。规模如此，亦自无嫌。何者？北方诚多务也，因其奏务，剿除黄祖（刘表将、江夏太守），进伐刘表，竟长江所极，据而有之，然后建号帝王以图天下，此高帝之业也。”②甘宁也劝孙权说：“南荆之地，山陵形便，江川流通，诚是国之酉势也。宁已观刘表，虑既不远，儿子又劣，非能承业传基者也。至尊（孙权）当早规之，不可后操。”③孙权听从了鲁肃、甘宁等人的意见，建安八年（公元203年），西伐刘表的江夏（今湖北武昌）太守黄祖，“破其舟军”；十二年，再征黄祖，“虏其人民而还”；十三年，复征黄祖，屠其城，“枭其首，虏其男女数万口”④。可见，曹操、孙权都在觊觎荆州，而且都想遽而有之。荆州东线，北线都很紧张。

第三，刘备坐地日大，网罗益众。刘表让刘备作为一支独立的军事力量屯驻腋下之地樊城，实是一个重大错误，随着刘备军事力量的不断增大和威望的日渐提高，刘表深深感到了刘备的威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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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三国志•魏书•荀彧传》。

② 《三国志•吴书•鲁肃传》。

③ 《三国志•吴书•甘宁传》。

④ 《三国志，吴书•吴主传》。

及至弥留，已经陷入子孙难保其国的恐慌之中。

第四，特别让刘表担心的是，荆州内部出现了严重危机。刘表所生二子刘琦、刘琮，皆平庸无能之辈，正如曹操所给的评语那样，“生子当如孙仲谋（孙权字），刘景升（刘表字）儿子若豚犬耳。”①将人比做猪狗，可见鄙视之甚。刘表生病期间，二子都在觊觎州牧的位子，《后汉书•刘表传》载，起初刘表因为长子刘琦

的相貌很像自己，“甚爱之”，后来为次子刘琮娶了后妻蔡氏的侄女，“蔡氏遂爱琮而恶琦，毁誉之言日闻于表。表宠耽后妻，每信受焉，又妻弟蔡瑁及外甥张允并得幸于表，又睦于琮，而琦不自宁。”

刘琦失宠了，失势了，恐慌了，因而向诸葛亮请求自安之术。《后汉书•刘表传》载，“亮初不对。后乃共升高楼，（琦）因令去梯，谓亮曰：‘今日上不至天，下不至地，言出子，而入吾耳，可以言未？’亮曰：‘君不见申生在内而危，重耳居外而安平？’琦意感悟，阴规出计。会表将江夏太守黄祖为孙权所杀，琦遂求代其任。”②《三国志•刘表传》的记载不同，认为刘琦并非自求，而是被遣外任的：“初，表及妻爱少子琮，欲以为后。而蔡瑁、张允为之支党，乃出长子琦为江夏太守。”两说可以并存。

刘表晩年，完全被后妻蔡氏、少子刘琮及其“支党”所控制。据《三国志•刘表传》注引《典略》记载，刘表病甚，刘琦性孝，“还省疾”，蔡瑁、张允恐刘琦见到刘表，“父子相感，更有托后之意”，将刘琦“遏于户外，使不得见”，威胁说：“将军（指刘表）命君抚临江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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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三国志•吴书•吴主传》注引《吴历》。

② 申生、重耳皆春秋时晋献公儿子，申生为太子，被骊姬所害，重耳出逃

在外，后来返国为君，是为晋文公。

为国东藩，其任至重。今释众而来，必见谴怒，伤亲之欢心以增其疾，非孝敬也。”刘琦流涕而去。可见，刘琦、刘琮的明争暗斗是相当激烈的，亦可见，如果刘琦确实是听了诸葛亮的意见自求外任的，那实在不是好主意。这就像袁绍的长子袁谭被外任青州刺史一样，一旦离开，便失去了与其弟弟争夺州牧的机会和可能，这一点，以诸葛亮之智应当是非常清楚的。这会不会是诸葛亮、刘备别有用心，有意促成刘琦外出，加速激化刘氏兄弟二人之间的矛盾，最终分裂荆州势力？当是一个值得怀疑的问题。

刘表迫于外有强邻（北有曹操，东有孙枚）、近有刘备军事力量的存在、内患自己和儿子们“才不足以御备”，而又面临刘琦、刘琮兄弟互不相容的严峻形势，病重期间玩了一个“托国”的把戏，试图稳住刘备，以保荆州牧的权力平稳过渡到自己儿子刘琮的手里。这就是《三国志•先主传》注引《英雄记》所说：“（刘）表病，上（刘）备领荆州剌史广汗引《魏书》所说：“表病笃，托国于备，顾谓曰：‘我儿不才，而诸将并零落，我死之后，卿便摄荆州。’”当时，刘表已经立次子刘琮为嗣，刘备自然明白刘表的本意所在，因而当即表示：“诸子自贤，君其忧病。”意谓“您的儿子都很好，不必担心，您就放心地走吧”。据说，刘表死后，有人劝刘备“宜从表言”，即宣布遵照刘表的遗言夺了荆州牧的位子。刘备说：“此人（指刘表）待我厚，今从其言，入必以我为薄，所不忍也，这就是被历代诸儒和治史者以及小说家所极度赞赏的德者之风。实质上，这是根本不存在的事。南朝宋人裴松之已经指出（刘）表夫妻素爱（刘）琮，舍嫡立庶，情计久定，无缘临终举荆州以授（刘）备，此亦不然之言。”

确实如此，刘表怎么会无缘无故把荆州让给刘备呢？刘表其人，“虽外貌儒雅，而心多疑忌”①，所以，如果将其视为刘表耍的政治花招，自然就会得出比较合理的解释，

刘备胆怯不敢遽有荆州

刘表死后，蔡瑁、张允等遂以刘琮为嗣。刘琮继为镇南将军、荆州牧，以刘表的“成武侯”印授刘琦。刘琦不得继承荆州牧实职，勃然大怒，将侯印“投之地”（摔在地上），立即部署，准备乘奔丧的机会“作难”②。诸葛亮、刘备的离间计策在不长的时间里便见成效。

刘琦想乘“奔丧”的机会“作难”的计划，未及发动，曹操的大军已经到达新野，因此不得不将军队撤到江南待机。假设不是这样，即使没有曹操直趋宛、叶而迅占新野，刘表的儿子们自然必如袁绍的儿子们一样，大战一场，而最终得利的将是刘备。

从刘备方面来说，他不接受荆州之托，绝非良德有加，更非内心不欲，这一点，完全被其后来夺取更为厚待自己的刘璋的益州牧的行径所证实。所以，任何为其粉饰的语言都是多余的。

历史表明，刘备不敢接受“托国”，最为重要的亦属形势使然：

第一，荆州内部，实际权力主要控制在刘表的心腹大将蒯越、别驾刘先、以及妻弟蔡瑁和外甥张允等人的手里，他们既以全力“奉琮为嗣”，不惜将刘琦赶出襄阳，让他去做江夏太守，怎么会轻易把权力送给刘备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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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三国志•魏书•刘表传》。

② 《后汉书•刘表传》。

第二，刘表的谋臣蒯越、傅巽、蔡瑁等自始至终都对刘备持怀疑态度，试图除之却没有得到机会。前述蒯越、蔡瑁等谋乘宴会之便袭杀刘备，即是例证。

第三，刘表、刘琮周围围绕着一股很强的亲曹势力，他们的政治态度很明确：宁归曹操，不附刘备，比如，在曹操和袁绍相拒官渡期间，从事中郎韩嵩、别驾刘先和蒯越等就曾对刘表说：“……曹操善用兵，旦贤俊多归之，其势必举袁绍，然后移兵以向江汉，恐将军不能御也。今之胜计，莫若举荆州以附曹操，操必重德将军，长享福祚，垂之后嗣，此万全之策也。”据说，刘表狐疑不断，便派韩嵩到许，观望虚实。韩嵩至许，被曹操授予侍中、零陵太守的职务，“及还，盛称朝廷曹操之德，劝遣子入侍。此事引起了刘表的很大不满，以至想把韩嵩杀死①。

第四，面临强敌入境的严峻形势。当时，曹操和孙权都在向荆州用兵，曹军已临国门，吴将屡蚕边界，这是刘备不敢贸然自为的重要外部原因。

以上就是刘表病重期间的客观形势，此种情形，刘备面临两方劲敌和荆州内部复杂而不利的形势，自然不敢受托。若然，则将立即成为众矢之的。不仅刘表、刘琮的心腹和亲曹派不答应，就是刘琦也不会接受；更重要的是必将成为孙权、曹操出兵讨伐的口实。况且从主观上说，试图以自己的数千之众统御心怀狐疑的十数万大兵也是力不从心的。可见，“所不忍也”云云，不过是托词、誉赞而已

其实，就当时的情形看，即使没有曹操、孙权的进攻和威胁，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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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后汉书•刘表传》。

备要想谋得荆州牧的位子，第一步也只有通过联合刘琦搞掉刘琮才有可能。事实上，刘备、诸葛亮所谋划的正是这样一条路子。所以我说，诸葛亮劝说刘琦离开襄阳，实为刘备，而对刘琦来说，则非良策。

三、兵败当阳

建安十三年（公元208年）七月，曹操南征刘表；八月，刘表病故；九月，曹操军至新野。

刘琮降操

大兵压境，荆州的重要僚属章陵太守蒯越、从事中郎韩嵩、东曹掾傅巽，以及文士王粲等同说刘琮投降曹操。刘琮犹豫，本想负隅顽抗，说：“今与诸君据全楚之地，守先君之业，以观天下，何为不可乎？”傅巽对刘琮说：“逆顺有大体，强弱有定势 以人臣而拒人主，逆道也；以新造之楚而御中国，必危也；以刘备而敌曹公，不当也。三者皆短，欲以抗王师之锋，必亡之道也。”随后，傅巽向刘琮提出问题：“将军自料何与刘备？”刘琮承认：“不若也。”傅巽尖锐地指出：“若（刘）备不足御曹公，则虽全楚不能以自存也；若足街曹公，则（刘）备不为将军下也。愿将军勿疑。”①这个分析，重在两点，一是王师——曹军不可敌，二是刘备不可靠。王漿更宣言不讳地对刘琮说：“曹操故人杰也，雄略冠时，智谋出世”，要想保己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