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试图在荆州发展.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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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后汉书•刘表传》。

宗，长享学福祚，“只有卷甲倒戈，应天顺命”，归降曹操①。

刘琮知敌难抗，又知部属离心，更知刘备难以久恃，于是听从蒯越、韩嵩、傅巽、王粲等人的建议，举州投降了曹操。

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刘琮与曹操并非平等的敌国关系，而是以下逆上，且强弱悬殊，大势不利，败不可免，举众归降，实属明智之举。刘琮投降后，曹操虽然没有让他继续留在荆州，而另以涿州李立为荆州牧，但也合乎情理地安排了他，让他做了青州刺史，封列侯。

同时，“下令荆州吏民，与之更始。乃论荆州服从之功”③。蒯越等十五人，对于和平解决荆州问题有重大贡献，均被封侯，许多人被调入朝廷担任要职。如：“（蒯）越为光禄勋；（韩）嵩，大鸿胪；（邓）羲（一作邓义），侍中；（刘）先，尚书令；其余多至大官。”④傅巽“以说刘琮之功，赐爵关内侯”⑤。大将文聘，更被厚礼待之，授以江夏太守，使统本兵，随追刘备。

闻变南走

刘琮降操，受到最大影响的莫过于难容于曹操的刘备。他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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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三国志•魏书•王粲传》注引《文士传》。

② 《三国志•魏书•刘表传》。《三国演义》说曹操以刘琮力青州剌史，遂派于禁追杀刘琮于途。这纯属子虚乌有。《三国志•刘表传》注引《魏武故事》载曹操令提到：“虽封列侯一州之位，犹恨此宠未副其人；而比有笺求还州。监史虽尊，秩禄未优。今听所执，表琮为谏议大夫，参同军事。”可见，刘琮虽然未到青州赴任，想回荆州，也没得到批准，但也不曾被杀，而是做了没有实权的谏议太夫。

③ 《三国志•魏书•武帝纪》。

④ 《三匡志•魏书•刘表传》。

⑤ 《三国志•魏书•刘表传》注引《傅子》。

失所依，成了孤立之旅，所以特别紧张，特别愤怒。

刘琮遣使请降之肘，刘备“屯樊，不知曹公卒至，（曹兵）至宛，（备）乃闻之，遂将其众去。”①又，《三国志•先主传》注引孔衍《汉魏春秋》说：“刘琮乞降，不敢告备。备亦不知，久之乃觉，遣所亲问琮。琮令宋忠诣备宣旨。是时曹公在宛，备乃大惊骇，谓忠曰：‘卿诸人作事如此，不早相语，今祸至方告我，不亦太剧乎！’引刀向忠曰：‘今断卿头，不足以解忿，亦耻大丈夫临别复杀卿辈！’遣忠去，乃呼部曲议。”

时之刘备，东面尚未与孙权通协，北临曹军压境，没有后路，只有南走江陵一途。

据载，当时有人劝刘备“劫将琮及荆州吏士径南到江陵”。刘备说：“刘荊州临亡托我以孤遗，背信自济，吾所不为，死何面目见刘荆州乎！ ”②显然，度势而论，刘备已没有机会和能力为此，所言不过托词而已。

又，《三国志•先主传》说，诸葛亮曾经主张乘机消灭刘琮，占有荆州：“过襄阳，诸葛亮说先主攻琮，荆州可有。先主曰：‘吾不忍也。’乃驻马呼琮，琮惧不能起。琮左右及荆州人多归先主。”

对于诸葛亮劝刘备攻劫刘琮而乘机夺得荆州的事，“帝蜀寇魏”论者，如朱熹等为其未行而叹惜。然而，治史者度于形势，多有不信。卢弼《三国志集解》卷32引用的王懋竑的话是一种代表性的意见。王懋竑说：“夫跨有荆益乃隆中之本计，而以当日事势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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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三国志•蜀书•先主传》。

② 《三国志•蜀书•先主传》注引《汉魏春秋》。

之，恐诸葛公未必出此。是时，曹操已在宛，军势甚盛，先上以羁旅之众，乘隙以攻人之国，纵琮可取，操其可御乎！”显然，这后一种意见是对的。

刘备听到刘琮已降的消息后，率部张飞、赵云以及诸葛亮、徐庶等急趋南下，《先主传》注引《典略》说：“（刘）备过辞（刘）表墓，遂涕泣而去。”经过襄阳，一些不愿归依曹操的刘琮左右及荆州人大多归依刘备。沿途不断有人加入，“比到当阳（湖北今县），众十余万，辎重数千两（辆）”。刘备背上了很大的“包袱”，行动迟缓，日行不过十余里。这是军事上的大忌。

当时有人劝刘备弃众而走，说：“宜速行保江陵，今虽拥大众，被甲者少，若曹公兵至，何以拒之？”①无疑，这种意见是正确的。终究是何人出此弃众而速保江陵的计策，历史讳言其名。但就当时在刘布身边的谋人来看，廉竺、简雍、并乾、伊籍等不谙军事，难虑及此，而能从军事角度出此策者，不是诸葛亮，就是徐庶，而最大的可能是诸葛亮②。史讳其名的原因，全在维护他们的名誉。因为按照儒家的观点，以礼义治民者是绝对不能弃民而求自保的。我这样说的另一个根据是，《三国志》中明白记载的诸葛亮劝刘备乘机攻刘琮而夺荆州的话，在《资治通鉴》里便变成了“或劝备攻琮”。同样，也是用一个“或”字，隐去了诸葛亮的名字。这是治史者常用的笔法。

刘备面对严峻形势，表现了一位“仁君”的胸怀，因说：“夫济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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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三国志•蜀书•先主传》〉

② 《三国演义》说，从事中郎简雍劝対备“速弃百姓而走”。査无任何根据。

事必以人为本，今人归吾，吾何忍弃去！”对此，晋代历史家习凿齿曾做过 番颇受后人尊崇的评论。他说：“先主虽颠沛险难而信义愈明，势逼事危而言不失道。追景升（刘表）之顾，则情感三军；恋赴义之士，则甘与同败，观其所以结物情者，岂徒投醪抚寒含蓼间疾而已哉！其终济大业，不亦宜乎！”①的确，刘备此举，在后人眼睛里获得了不少政治分数，从为政爱民的角度亦应给予一定肯定，但就当时言，说明刘备不善权衡政治与军事的轻重关系，不具备军事大家的才能。如果以事实论成败，说刘备兵败当阳实属自取其败，也是不为过的。

兵败当阳

史载，曹操知江陵地处要冲，旦有粮储、兵械之类，深恐为刘备据有，于是放弃辎重，轻车追击刘备，及到襄阳，听说刘备已南去，便督将曹纯和刚刚投降过来的刘表大将文聘率领精骑五千急追，一日一夜行二百里，终于在当阳县之长阪追上了刘备。曹操不顾所谓“百里而趋利者蹶上将”的兵法之忌，正是看到了刘备包袱重、行动缓、处事迟的弱点，

追击中，曹操俘获了徐庶的母亲，徐庶被迫离开刘备而归依曹操。《三国志•诸葛亮传》載，“（刘）琮闻曹公来征，遣使请降。先主在樊闻之，率其众南行，亮与徐庶并从，为曹公所迫破，获庶母。庶辞先主而指其心曰：‘本欲与将军共图王霸之业者，以此方寸之地也。今已失老母，方寸乱矣，无益于事，请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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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三国志•蜀书•先主传》注。

此别。’遂诣曹公。”①

战斗很快结束，刘备惨败，弃妻子，与诸葛亮、张飞、赵云等数十骑逃走，曹操大获其人众辎重，《三国志•曹仁传附曹纯传》说：曹纯“从征荆州，追刘备于长阪，获其二女辎重，收其散卒”。

据说，张飞、赵云在战斗中均有非凡表现，张飞将二十骑拒后，“据水断桥，瞋目横矛曰：‘身是张益德也，可来共决死！'敌皆无敢近者，故遂得免。”②赵云身抱刘备的幼子刘禅，杀岀重围，“及先主为曹公所追于当阳长阪，弃妻子南走，云身抱弱子，即后主也，保护甘夫人，即后主母也，皆得免难。”③

随后，刘备仓皇自长阪斜趋东向走汉津（今湖北沙洋境），幸好与此前派出的相约会师于江陵的关羽水军相遇，渡过沔水（今汉水），并得到刘表长子、江夏太守刘琦的接应，一起到了夏口（今汉口）。

四、会战赤壁

刘备东走夏口，曹操以曹仁为行征南将军，率领主力，占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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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三国演义》把徐庶荐诸惠亮放在刘备驻新野之时而自己即将离开刘备之前，于时不符。实际上，徐席和诸葛亮同在対备幕下达一年之久。《三国志•蜀书•诸葛亮传》注引《魏略》说，“及荆州内附，孔明与刘备相随去，福（徐庶）与韬（石广元）俱来北。至黄初中，韬仕历荐守、典农校点，福至右中郞将、御史中丞。”石广元、徐庶在魏都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所以诸葛亮后来不由叹息：“魏殊多士邪，何彼二人不见用乎？”但言徐母“自杀”，庶“誓不为（曹操）设一谋”，均无事实根据。

②《三国志•蜀书•张飞传》。

③《三国志•蜀书•赵云传》。

军事要地江陵。曹操据有荆州，扩大了地盘，壮大了力量，威声大震，孙权、刘备无不感到恐惧，急谋自存之策，我曾在《曹操传》一书中指出，当时曹操本有两条可取之策，一是不要在江陵停下来，而是乘胜迅即东下继续追击刘备，以各个击破为指导思想，急破刘备于孙、刘联盟形成之前；二是索性缓攻刘备，先事休整，用贾诩之策，以其破袁氏、收汉南，“威名远著，军势既大”的声威，乘旧楚之饶，以飨吏士，抚安百姓，使安上乐业”，以达到“不劳众而江东稽服”的目的①，但曹操的决策，既非前者，也非后者，而是在江陵耽误了一段既不长也不短的时间，给了刘备以喘息的机会，致使孙、刘联盟得以形成。

孙刘联手

孙、刘联合实乃历史的必然。史载，曹操趋兵荊州的时候，孙权已知自将不免，且势不能敌，所以便主动开始了联合刘备的行动。

讲到孙权与刘备联手抗曹，首先应该知道一个为此而作出很大付出的关键人物——鲁肃。鲁肃，字子敬，临淮东城（治今安徽定远东）人。生而失父，与祖母居。家富于财，性好施与。尔时天下已乱，肃不治家事，大散财货，摽卖田地，以赈穷弊结士为务，甚得乡邑欢心。袁术闻其名，授以东城长。当时，他与居巢（治今安徽巢县西南）长周瑜甚相善。据载，“肃见（袁）术无纲纪，不足与立事，乃携老弱将轻侠少年百余人，南到居集就瑜。瑜之东渡，因与同行，留家曲阿。”周瑜向孙权推荐了魯肃，“荐肃才宜佐时，当广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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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三国志•魏书•贾诩传》。

其比，以成功业，不可令去也。”①

我们常说、刘备问策诸葛亮于隆中，奠定了以后发展的重要的战略指导思想，意义很大。大约就在同时或稍后，孙权和魯肃同样也有过一次重要的有关战略指导思想的问策与对策。后人对诸葛亮的《隆中对》给予了足够重视，但对鲁肃的对策的重要意义却少有提到应有高度的分析。本书的传主是刘备，自然也不能着墨太多，但考虑到鲁肃是对刘备事业产生重大影响和制约的人物，则有必要略述其要。

据载，孙权得到周瑜的推荐，立即接见鲁肃，“与语甚悦之”。随后，便单独引见，“合榻对饮”密议问策。

孙权问：“今汉室倾危，四方云扰，孤承父兄余业，思有桓文之功（按：意谓打算建有齐桓、晋文那样的霸业）。君既惠顾，何以佐之？”

鲁肃答：“昔高帝（刘邦）区区欲尊事义帝而不获者，以项羽为害也。今之曹操，犹昔项羽，将军何由得为桓文乎？肃窃料之，汉室不可复兴，曹操不可卒除。为将军计，惟有鼎足江东，以观天下之衅。规模如此，亦自无嫌。何者？北方诚多务也。因其多务，剿除黄祖，进伐刘表，竟长江所极，据而有之，然后建号帝王以图天下，此高帝之业也。”

很清楚，鲁肃关于“汉室不可复兴，曹操不可卒除”的形势分析同诸葛亮对天下大势的观察完全一致。他的战略指导思想，对于东吴来说，确定为：第一步，“鼎足江东，以观天下之衅”；第二步，“竟长江所极，据而有之，然后建号帝王以图天下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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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三国志•吴书•鲁肃传》。

鲁肃的密室献策，深刻地影响了孙权。孙权高兴而谦虚地说：“今尽力一方，冀以辅汉耳，此言非所及也（按：非所及，指建号帝王）。”

刘表死后，鲁肃又进一步对孙权说：“夫荆楚与国邻接，水流顺北，外带江汉，内阻山陵，有金城之固，沃野万里，士民殷富，若据而有之，此帝王之资也。”意思是明日，要建帝王之业，就必须有根基，这根基就是夺取荆州而有之。

历史表明，孙权就是按照鲁肃的这一指导思想而谋取天下的。接下来，鲁肃分析了荆州的具体形势及其相应的策略，指出：第一，荆州势力已经分裂，“今表新亡，二子素不辑睦，军中诸将各有彼此。”第二，把策略重点放在刘备身上，视刘备与荆州地方势力间的相互情况而采取两种不同的对待荆州的策略，一为“结好”，二为“别图之（意即武力夺取）”。他认为，“刘备天下枭雄，与操有隙，寄寓于表，表恶其能而不能用也，若备与彼协心，上下齐同，则宜扰安，与结盟好；如有离违，宜别图之，以济大事。”第三，时不我待，当前应立即联合刘备，使抚荆州之众。因此，鲁肃要求孙权派他“吊表二子，并慰劳其军中用事者，及说备使抚表众，同心一意，共治曹操”。并且进而指出：“备必喜而从命。如其克谐，天下可定也。今不速往，恐为操所先。”①

孙权听从了鲁肃的意见，让其借吊刘表死丧的机会，相机说刘备使抚刘表之众，“同心一意，共治曹操”。《先主传》注引《江表传》更明确地记述了此行的目的：“孙权遣鲁肃吊刘表二子，并令与备相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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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以上《三国志•吴书•鲁肃传》。

据载，鲁肃到达夏口，闻曹操已向荆州进军，于是“晨夜兼道”。当赶到南郡时，刘琮已经投降曹操，刘备惶遽奔走，欲南渡江。鲁肃只好改道，径迎向前、与刘备相遇于当阳长阪，“因宣权旨，论天下事势，致殷勤之意”①，并“陈江东强固，劝备与权并力”②。

《三国志•先主传》注引《江表传》生动地记录了鲁肃劝说刘备应同孙权结盟的对话：

鲁肃问刘备：“豫州（刘备自曹操表荐其为豫州牧，人们便常尊称为刘豫州）今欲何至？”

刘备回答：“与苍梧太守吴巨有旧，欲往投之。”

鲁肃即劝刘备与孙权结盟，说：“孙讨虏（权）聪明仁惠，敬贤礼士，江表英豪，咸归附之，已据有六郡，兵精粮多，足以立事。今为君计，莫若遣腹心使自结于东，崇联合之好，共济世业，而云欲投吴巨，巨是凡人，偏在远郡，行将为人所并，岂足托乎？”

此时，刘备新败，正苦无安身之地，很高兴地接受了鲁肃的意见，便随鲁肃东走夏口。然后，过江退守樊口（今湖北鄂城西北）。

联合抗操实际也是刘备早已酝酿的问题。前已述及，刘备屯新野，三顾诸葛亮于茅庐之中，诸葛亮在对刘备剖析天下大势时，明确指出：“操已拥百万之众，挟天子而令诸侯，此诚不可与争锋。孙权据有江东，已历三世，国险而民附，贤能为之用，此可以为援而不可图也。”③

但最初实际谋划并促成联合的关键人物是谁呢？显然，鲁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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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三国志•蜀书•先主传》注引《江表传》。

②《三国志•吴书•鲁肃传》。

③《三国志•蜀书•诸葛亮传》。

的作用比诸葛亮更重要。所以，南朝宋人裴松之非常客观地指出， “刘备与权并力，共拒中国，皆肃之本谋。”①

《三国志•诸葛亮传》着力渲染诸葛亮在这方面的作用，裴松之颇不为然，指出：“蜀书亮传曰：‘亮以连横之略说权，权乃大喜。’如似此计始出于亮。若二国史官，各记所闻，竞欲称扬本国容美，各取其功。今此二书（按：指《三国志》中的《吴书》和《蜀书》），同出一人，而舛互若此，非载述之体也。”②

孙刘必然联合的趋势，没有引起曹操的重视。他自以为势大，所以再也没有想到运用故伎，离间孙刘，以利各个击破。他把刘备视做屡败之将，觉得只要沿江而下即可彻底击败；孙权小儿更非对手，只要大兵压境，再恫吓一下，就会俯首听命。他甚至同他的属将们认为孙权必杀刘备。当时、只有奋武将军程昱认为孙权不仅不会杀刘备，而且必然与之联合。程昱说：“孙权新在位，未为海内所惮。曹公无敌于天下，初举荆州，威震江表，权虽有谋，不能独当也。刘备有英名，关羽、张飞皆万人敌也，权必资之以御我。难解势分，备资以成，又不可得而杀也。”程昱的分析是对的，孙权不仅没有采取杀刘备以求自保的策略，而且主动派人同刘备联系，继而“多与备兵，以御太祖（操）”③。

曹操基于一种不切实际的判断，略作军事部署，使后军都督、征南将军曹仁和军粮督运使夏侯渊驻守江陵，以厉锋将军曹洪驻守襄阳，另以一部水陆军由襄阳沿汉水南向夏口，然后遂即率所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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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三国志•吴书•周瑜传》注。

② 同上。

③《三国志•魏书•程昱传》。

及新附荆州之众顺江东下。

曹操率兵自江陵顺江东下，刘备、诸葛亮甚惧。诸葛亮对刘备说：“事急矣，请奉命求救于孙将军（权）。”所谓“奉命求救”，自然也反映着刘备迫于形势而急于联合孙权的心思：

诸葛亮随鲁肃见孙权于柴桑（今江西九江市西南），劝说孙权早下决心联合抗操，表现出了出色的外交才能。

诸葛亮对孙权说：“海内大乱，将军起兵据有江东，刘豫州亦收众汉南，与曹操并争大下。今操芟夷大难，略已平矣，遂破荆州，威震四海。英雄无所用武，故豫州遁逃至此、将军量力而处之，若能以吴、越之众与中国抗衡，不如早与之绝；若不能当，何不案兵束甲，北面而事之！今将军外托服从之名，而内怀犹豫之计，事急而不断，祸至无日矣。”

孙权说：“苟如君言，刘豫州何不遂事之乎？”

诸葛亮回答说：“田横，齐之壮士耳，犹守义不辱，况刘豫州王室之胄，英才盖世，众士慕仰，若水之归海，若事之不济，此乃天也。安能复为之下乎！”

这是一种激将的方法。孙权听后勃然大怒：“吾不能举全吴之地，十万之众，受制于人，吾计决矣。”

诸葛亮使吴，最终完成了刘备与孙权的联合，

然后，诸葛亮为孙权分析大势，指出：第一，刘备仍有一定的力量基础，“豫州（刘备）军虽败于长阪，今战士还者及关羽水军精甲万人，刘琦合江夏战士亦不下万人。”第二，曹军虽强，但劣势明显。一谓师老兵疲：“曹操之众，远来疲弊，闻追豫州，轻骑--日一夜行三百余里，此可谓“强弩之末势不能穿鲁缟’者也。故《兵法》忌之，曰：‘必蹶上将军，’”二谓“北方之人，小之水战”。三谓民心未服；“荆州之民附操者，逼兵势耳，非心服也。”

根据以上的分析，诸葛亮激励孙权说：“今将军诚能命猛将统兵数万，与豫州协规同力，破操军必矣。操军破，必北还。如此则荆、吴之势强，鼎足之形成矣。成败之机，在于今日。”①

孙权听了诸葛亮的话很高兴，答应进一步同群下计谋。

正在此时，曹操的恐吓书信送到了孙权面前。信上说：

近者奉辞伐罪，旋麾南指，刘琮束手；今治水军八十万众，方与将军会猎于吴，②

这封信虽然只有寥寥数语，却有震天骇地之势，“孙权得书以示群臣，莫不向震失色”。长史张昭等明确提出了投降主张，说：“曹公豺虎也，既托名汉相，挟天子以征四方，动以朝廷为辞，今日拒之，事更不顺。且将军大势，可以拒操者，长江也；今操得荆州，奄有其地，刘表治水军，蒙冲斗舰，乃以千数，操悉浮以沿江，兼有步兵，水陆俱下，此为长江之险已与我共之矣，而势力众寡，又不可论。愚谓大计不如迎之。”③张昭的话显然是一种悲观论。但从一定意义上说，又不无道理。因为曹操的确具有不可比拟的优势，如果策略得当，的确能够将孙权彻底击垮。

孙权惶恐之际，又是力主孙刘联合的鲁肃坚定了他的抗操决心。鲁肃对孙权说：“向察众人（按：指张昭等）之议，专欲误将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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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以上《三国志•蜀书•诸葛亮传》。

②《三国志•吴书•吴主权传》注引《江表传》。

③《三国志•吴书•周瑜传》。

不足与图大事 今肃可迎操耳，如将军不可也。何以言之？今肃迎操，操当以肃还付乡党，品其名位，犹不失下曹从事，乘犊车，从吏卒，交游士林，累官故不失州郡也。将军迎操，欲安所归？愿早定大计，莫用众人之议也！”鲁肃也用激将法，使孙权明白没有后路，从而说服了孙权，孙权不禁感慨说：“此诸人持议，皆失孤望：今卿廓开大计，正与孤同，此天以卿赐我也。”①

同时、鲁肃劝孙权立即把周瑜从鄱阳召回。

周瑜，字公理，庐江舒人，初从孙策，为中护军，领江夏太守，孙权讨刘表之江夏太守黄祖时，瑜为前部大督。周瑜从鄱阳被召回，表示了与鲁肃同样坚决的态度。

周瑜对孙权说：“操虽托名汉相，其实汉贼也。将军以神武雄才，兼仗父兄之烈，割据江东，地方数千里，兵精足用，英雄乐业，尚当横行天下，为汉家除残去秽；况操自送死，而可迎之邪！”这是有针对性的，从政治的角度首先揭穿曹操“扶天子以令诸侯”、动辄以朝廷为辞的实质，抗操并非抗朝廷，而是为朝廷除贼。

然后，周瑜讲述了能够战胜曹操的具体理由，先是分析曹军的弱点，指出：第一、操有后顾之忧，“北土既未平安，加马超、韩遂尚在关西，为操后患”；第二，兵用其短，“舍鞍马，仗舟楫，与吴、越争衡，本非中国所长”；第三，“又今盛寒，马无藁草”；第四，“驱中国士众远涉江湖之间，不习水上，必生疾病”。

既而，周瑜又进一步分析了曹军的实际力量，指出：“诸人徒见操书言水步八十万而各恐慑，不复料其虚实，便开此议，甚无谓也。今以实校之，彼所将中国（中原）人不过十五六万，且军已久疲；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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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三国志•吴书•鲁肃传》。

得（刘）表众亦极七八万耳，尚怀狐疑。大以疲病之卒御（统率）狐疑之众，众数虽多，甚未足畏。”

周瑜表示愿意请得精兵五万人，进驻夏口与操决战。

孙权听了鲁肃、周瑜的话后，抗操决心遂定，因而拔刀砍去奏案的一角，说：“诸将吏敢复有言当迎操者，与此案同！”孙权对周瑜说：“公瑾，卿自至此，甚合孤心。子布（张昭）、元表（秦松）各顾妻子，挟持私虑，深失所望；独卿与子敬（鲁肃）与孤同耳，此天以卿二人赞孤也。五万兵难齐合，已选三万人，船粮战具俱办，卿与子敬、程公（程普）便在前发，孤当续发人众，多载资粮，为卿后援。卿能办之者诚决，邂逅不如意，便还就孤，孤当与孟德次之 ”①

孙权的抗操决心又反过来给周瑜等以极大激励。孙权遂以周喻、程普为左右都督，率兵同刘备联合，共同拒操、同时以鲁肃为赞军校尉，随军助划方略。

会战赤壁

周瑜率领的军队在樊口与刘备会合，据载，刘备对于诸葛亮东去求救，心情急迫，但信心不足。《江表传》说：“备从鲁肃计，进住鄂县之樊口（在今湖北鄂州西北）。诸葛亮诣吴未还，备闻曹公军下，恐惧，日遣逻吏于水次候望权军。吏望见瑜船，驰往白备，备曰：‘何以知非青徐军（按：指曹操的军队）邪？’吏对曰：‘以船知之。’备遣人慰劳之。”

周瑜为人，恃才傲物，他虽然不像《三国演义》里渲染的那样想以借刀杀人之计，除掉诸葛亮、刘备、但确也表现出对于惨败之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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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以上见《三国志•吴与•周瑜传》并注引《江表传》。

的刘备看不起，根本不将其作为封疆大吏看待，而且对其派人而不是亲自迎接自己并“慰劳”军队很不高兴。根据职阶，他应该去拜见刘备，共谋进取，然而他却要求刘备“屈驾”来见自己。因此，他让刘备派来的慰军使者带口信给刘备：“有军任，不可得委署，倘能屈威，诚副其所望。”

关羽、张飞对于周瑜如此以下傲上、口气强硬的态度很不为然。这方面，刘备的确比关羽、张飞更有头脑，是一位能屈能伸的人物。他急忙对关羽、张飞说：“彼欲致我，我今自结托于东而不往，非同盟之意也。”于是，刘备“乘单舸（按：意谓不另带护卫船只）往见周瑜”。

会见中，刘备问：“今据曹公，甚为得计。战卒有几？”周瑜曰：“三万人。”备曰：“恨少。”瑜曰：“此自足用，豫州但观瑜破之。”刘备希望让鲁肃、诸葛亮参加会谈，“欲呼鲁肃等共会语”，周瑜断然拒绝："受命不得妄委署，若欲见子敬，可别过之。又孔明已俱来，不过三两日到也。”这说明，会谈是在周瑜盛气陵人、刘备卑而下之的气氛中进行的。

刘备与周瑜会谈以后，信心依然不足，因而预为自己留了后路。史载，刘备“虽深愧异瑜，而心未许之能必破北军也，故差池在后，将两千人与羽、飞俱，未肯系瑜，盖为进退之计也"。①

本来“情急”而主动求援结盟，而又心怀异虑，不将主力开赴前哨，更不愿将自己的军队归周瑜指挥，反映了刘备谲诈的一面。晋人孙盛曾对此段记载持怀疑态度，他说：“刘备雄才，处必亡之地，告急于吴，而获奔助，无缘复顾望江渚而怀后计。《江表传》之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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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以上《三国志•蜀书•先主传》注引《江表传》。

当是吴人欲专美之辞。”①实际上，这恰恰就是刘备的心理写照。他新败之后，心怀余悸，不敢想像能以三万人抵十数万之众；他残兵有限，不能把仅有的数千兵押在这胜负难卜的最后的赌注上；他面临如果再败而不可复振的形势，不能不 考虑自己的后路。

周瑜、程普等水军数万，与刘备“并力”，逆水而上，行至赤壁，与顺水而下的曹军相遇。

赤壁位于今湖北蒲圻西北，隔江与乌林（今湖北洪湖市东北）相对。据载，建安十三年（公元208年）十月十日两军刚一接战，曹操即吃了败仗。

为什么初一交战曹军便失利了呢？我曾在《曹操传》一书中指出，直接的原因有四：一是曹军中瘟疫流行，病者甚众；二是曹军不习水战，站立尚且不稳，何来战斗力；三是曹操料敌不周，自以为势不可当，猝然相遇，缺乏思想上的充分准备，未能根据当时当地的实际情况做出正确的调度与部署；四是狭路相逢，曹军虽众，但江中相接者却是对等的。一句话，本处优势的曹操，在此特定的情况下反而转处于劣势了。

曹操失利后，不得不停止前进，把军队“引次江北”，全部战船靠到北岸乌林一侧。周瑜则把战船停靠南岸赤壁一侧，两相对峙。

时值寒冬，北风紧吹，战船颠簸，曹军将士不习舟楫，眩晕不能自抑；又加军中疫病流行，自然减员甚多，战斗力大损。曹操为了固结水寨，解决战船颠簸、士兵晕船之苦，令将士们用铁链把战船连锁在一起②；此时陆军亦陆续到达，亦令岸边驻扎、可以看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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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三国志•蜀书•先主传》注。

②《三国演义》所谓庞士元献连环计的故事，不见史传。

曹操是想暂作休整，待冬尽春来，再谋进取，这样决策，把战船连锁在一起固不可取，但在战斗力甚弱的情况下暂作休整，应该说是可取的，问题是他存在轻敌思想，总以为大兵压境，足以慑敌，以至料敌不当，虑事不周，最终导致失败。

曹操、周瑜两军隔江相望，曹操连锁战船的事对方很快就知道了。周瑜部将黄盖因而献出火攻之策。黄盖对周瑜说：“今寇众我寡，难与持久、然观操军船舰，首尾相接，可烧而走也。”①周瑜采纳了黄盖的意见，并即决定让黄盖利用诈降接近曹操战船，然后纵火烧之。

黄盖修降书一封，派人送给曹操，书称：“盖受孙氏厚恩，常为将帅，见遇不薄。然顾天下事有大势，用江东六郡山越之人，以当中国百万之众，众寡不敌，海内所共见也。东方将吏，无有愚智、皆知其不可，惟周瑜、鲁肃偏怀浅戆，意未解耳。今日归命，是其实计。瑜所督领，自易摧毁。交锋之日，盖为前部，当因事变化，效命在近。”②

这封降书，正与曹操心中所想相符，认为黄盖归降，实属情理中事、为了慎重，他还特别召见送信人，秘密审问了一番。此等送信人，绝非等闲之辈，必定既有胆识，又有辩才，把黄盖欲降之意表述得更加清楚。于是，曹操让送信人向黄盖转达他的口谕：“盖若信实，当授爵赏，超于前后也。”③ 并约定归降时的信号。看来，当时并未约定具体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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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三国志•吴书•周瑜传》。

②《三国志•吴宁•周瑜传》注引《江表传》。

③ 注引《江表传》、《三国演义》说送信人是阚泽，于史无征。

周瑜、黄盖得知曹操允降，立即进行战斗准备，“乃取蒙冲斗舰数十艘，实以薪草，膏油灌其中，裹以帷幕，上建牙旗”，又“像备走舸，各系大船后”①。万事俱备，只欠东南之风：

至于《三国演义》中说的“草船借箭”，则完全是移花接木。《三国志•吴主传》注引《魏略》记载建安十八年孙权抵抗曹操进攻儒须口的战役，说：“（孙）权乘大船来观军，公（曹操）使弓弩乱发，箭著其船，船偏重将覆，权因回船，复以一面受箭，箭均船平，乃还。”这个情节的确很精彩，所以被演说三国评话的人和罗贾中移花接木地变成了赤壁战时诸葛亮“草船借箭”的原型。实际上，这个记载是不可信的。重要理由是，《三国志•吴主传》注引《吴历》也记载了这次战役，情况完全不同。《吴历》说：“曹公出濡须，作油船，夜渡洲上。权以水军围取，得三千余人，其没溺者亦数千人，”又说：“权数挑战，（曹）公坚守不出。权乃自来，乘轻船，从濡须口入公军。诸将皆以为是挑战者，欲击之。公曰：‘此必孙权欲身见吾军部伍也。’敕军中皆精严，弓弩不得妄发。权行五六里，回还作鼓吹。”这说明，这次战役，曹操虽然受到了损失，但并没有让士兵乱发弓箭，而是明令“不得妄发”。既如此，“草船借箭”事，自然是不曾发生过。

《三国演义》说，诸葛亮为周瑜“借东风”。这自然又是不可能的。“借东风”，不见史传，最早见于《搜神记》一类不经之书。

其实，时值隆冬，多刮北风，但按气象规律，几天严寒日过后，亦常间有稍暖之日，风向亦或变为东风、南风、东南风。据说，十一月十二日甲子日（公元208年12月7日）这一天，晴空风暖，傍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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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三国志•吴书•周瑜传》。

南风起①，及至午夜风急，黄盖即以所备之船舰出发，以十艘并列向前，余船以次俱进。到了江的中心，众船举帆，黄盖手举火把，告诉部下，使众兵齐声大叫“我们是来投降的”。曹军吏士毫无戒备，“皆延颈观望，指言盖降”，离操军二里许，黄盖命令各船同时发火，“火烈风猛，船往如箭，飞埃绝烂，烧尽北船，延及岸上营柴”。顷刻之间，“烟炎张天，人马烧溺死者甚众。”②周瑜等指挥轻锐船只，随继其后，擂鼓大进。曹军大溃，战船被烧，并且延及岸上，陆寨也难保守了，又加病卒甚多，曹操知道不可久留，于是下令自焚余船，引军西走。

由上可见，刘备及其部属在赤壁水战中的作用是不大的。但不少记载将刘备作为战争主体。《三国志•武帝纪》记载，“公（操）至赤壁，与备战，不利。于是（时）大疫，吏士多死者，乃引军还。备遂有荆州江南诸郡。”注引《山阳公载记》也说，“公船舰为备所烧，引军从华容道步归”。这可能是就整体而说的。因为孙权是应刘备的“请救”而出兵的，所以视刘备为战争主体。实际上，刘备只起了配合作用，相对来说，《三国志•先主传》和《吴主传》的记载比较客观一些。《先主传》说：“先主遣诸葛亮自结于孙权，权遣周瑜、程普等水军数万，与先主并力，与曹公战于赤壁，大破之，焚其舟船。”《吴主传》说：“瑜、普为左右督，各领万人，与备俱近，遇于赤壁，大破曹公军。”

治史者大都认为，当以《周瑜传》及其注引《江表传》为是，主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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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三国志•魏书•贾诩传》裴松之注谓：“（曹操）至于赤壁之败，盖有运数。实有疾疫大兴，以损凌厉之锋，凯风自南，用成焚如之势。天实为之，岂人事哉？”可见，实为南凤，“东凤”云云，为后起之说。

②《三国志•吴书•周瑜传》注引《江表传》。

是周瑜烧毁了曹操的战舰，而不取曹操的船舰“为备所烧”的说法。

还应指出的是，曹操的很大一部分船只实是自己在退军途中烧毁的。《三国志•周瑜传》注引《江表传》载：“瑜之破魏军也，曹公巴：‘孤不羞走。'后书与孙权曰：‘赤壁之役，值有疾病，孤烧船自退，横使周瑜虚获此名。’”“这里，固有自我解嘲的成分，但亦当反映了一定事实。所以，《三国志•郭嘉传》也记载了这件事：“太祖（操）征荆州还，于巴丘遇疾疫，烧船，叹曰：‘郭奉孝在，不使孤至此。’”另，《读史方舆纪要》卷77巴陵县曹公洲注说“即孟德为孙权所败，烧船处”。巴丘，山名，在湖南岳阳市湘水右岸；巴陵，即今湖南岳阳。岳阳距赤壁、乌林不下百里之遥，可见曹操烧船是在退却中为了避免以船资敌，出于战略的需要而主动采取的措施。《吴主传》也承认这一点，说：“公（操）烧其余船引退，上卒饥疫，死者大半。”

刘备的主要作用在陆战方面相传，周瑜在谋划水战的同时，派兵在乌林一侧登陆、刘备也自蜀山（今湖北嘉鱼境）向乌林进发，所以他们能在曹操败退之时形成共同追击之势。

曹操在其船只被烧或自烧以后，“引军从华容道（在今湖北监利东）步归，遇泥泞，道不通，天又大风，悉使羸兵负草填之，骑乃得过。羸兵为人马所蹈籍。陷泥中，死者甚众。”①幸得张辽、许褚等接应，小得脱险。应该指出的是，曹操在华容道并没有遭到刘备军的伏击，更没有关羽放走曹操的事情发生，据载，“军既得出，公大喜，诸将问之，公曰：‘刘备，吾俦也，但得计少晚，向使早放火，吾徒无类矣。”的确如操所料，刘备行动慢了一步，曹军已过，他才赶到，虽然放了一把火，但是正如记载所说：“寻亦放火，而无所及”②。

周瑜、刘备水陆并进，追赶曹操，直至南郡（治江陵）城下，操军兼以疾疫，死者大半。曹操既已失败，又恐后方不稳，于是留征南将军曹仁、横野将军徐晃守江陵、折冲将军乐进守襄阳，然后率领残部北还。

赤壁之战，以曹操失败而告终。

周瑜、刘备将曹仁等包围在江陵城中一年多：刘备在周瑜攻夺江陵和击败曹仁于夷陵的战斗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史载，“备谓喻云：‘仁、守江陵城，城中粮多，足为疾害。使张益德将千人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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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读史方舆纪要》卷76鱼岳山条：“先主会吴拒操，曾驻跸于蜀山。”

②《三国志•魏书•武帝纪》注引《山阳公载记》。

卿，卿分二千人追（随）我，相为从夏水入截仁后，仁闻吾入必走。”为此，周瑜确曾“以二千人益之”①，说明他们有过军事上的联合行动。他们的联合行动，迫使曹仁孤城难守，不得不主动放弃江陵，退守襄樊。

《三同志•吴书》的记载有失公平。《吴主传》说：“（周）瑜（曹）仁相守岁余，所杀伤其众，仁委城走。”《周瑜传》记述了吴将甘宁与曹仁的夷陵战役：“瑜与程普又进南郡，与仁相对，各隔大江。兵未交锋，瑜即遣甘宁前据夷陵。仁分兵骑别攻围宁，宁告急于瑜。瑜用吕蒙计，留凌统以守其后，身与蒙上救宁。宁围既解，乃渡屯北岸，克期大战。瑜亲跨马操陈，会流矢中右胁，疮甚，便还。后仁闻瑜卧未起，勒兵就陈，瑜乃自兴，案行军营，激扬吏士，仁由是遂退。”《甘宁传》说：“（周瑜）攻曹仁于南郡，未拔。宁建计先径进取夷陵，往即得其城，因入守之；时手下有数百兵，并所新得，仅满千人。曹仁乃令五六千人围宁。宁受攻累日，敌设高楼，雨射城中，士众皆惧，惟宁谈笑自若。遣使报瑜，瑜用吕蒙计，帅诸将解围。”这些记载，都突出了周瑜、甘宁的谋略与战斗精神，而不提刘备同甘宁一起绕江陵而西，入据夷陵事，起到了重要的配合作用，显然是不公平的。

五、自为荆州牧

曹仁北退，孙权遂以周瑜为南郡太守，屯江陵；程普为江夏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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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三国志•吴书•周瑜传》注引《吴录》。夏水，在今江陵东北，注入汉水，故汉水亦称夏水。

守，屯沙羡（今汉口西南）；吕范为彭泽太守；吕蒙为寻阳令。这样，孙权便完全控制了西起夷陵（今湖北宜昌东南）东至寻阳（今江西九江）的长汇防线。

刘备也得到暂时的喘息机会，收拢并发展了自己的军队。

“借荆州”

共同的敌人打败以后，孙刘两家的矛盾立即表现出来。吴人认为曹操是他们打退的，荆州辖地理所当然地应该归吴所有。因此在如何安置（确切地说是如何对付）刘备方面费起周折来。概括为：

第一，使其居于狭小地区之内。《三国志•先主传》注引《江表传》说，周瑜为南郡太守，分南岸地给刘备，刘备立营于油江口，改名为公安（今湖北公安）。

所谓南岸地并不是许多人所说的长江以南所有荆州四郡的地盘，而是南郡的长江以南的近江地区。这一点，前人已有辨证。如卢弼在《三国志集解》中驳胡三省注通鉴所谓“荆州八郡，瑜既以江南四郡给备，备又欲得江汉间四郡”时指出，“……周瑜分南岸地给备者，即指油口立营之地，非谓江南四郡也。若已给江南四郡，又欲兼得江汉间四郡，将置周瑜、程普于何地乎！（时，周、程二人分领南郡、江夏太守）且公瑾方深忌先主，上疏以猥割土地为虑，岂肯遽给四郡乎！是南岸之地仅限于油口立营之地无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