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实现跨有荆益的既定目标.2

对于刘备与庞统的这段对话，历代历史家多有评论，一种可以著名的“帝蜀寇曹”论者、晋人习凿齿为代表，他在说明“君臣俱失”的时候，既要倡导“德义”，又要树立刘备的“兼明”形象。他说：“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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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三国志•蜀书•霍峻传》。

②《三国志•蜀书•先主传》。

③ 《华阳国志•刘二牧志》。据《三国志•王连传》说，刘备取得成都后，王连归降，备“以连为什邡令，转在广都（治今成都东南）、所居有绩”，后来官至蜀郡太守。

④ 《三国志•蜀书•庞统传》。

霸王者，必体仁义以为本，仗信顺以为宗，一物不具，则其道乖矣。今刘备袭夺璋土，权以济业，负信违情，德义俱愆，虽功由是隆，宜大伤其败，譬断手全躯，何乐之有？庞统惧斯言之泄宣，知其君之必悟，故众中匡其失，而不修常谦之道，矫然太当，尽其蹇谔（意为忠直敢言）之风。夫上失而能正，是有臣也，纳胜而无执，是从理也；有臣则陛隆堂高，从理则群策毕举：一言而三善兼明，暂谏而义彰百代，可谓达乎大体矣。若惜其小失而废其大益，矜此过言，自绝远说，能成业济务者，未之有也。”显然，这是一种为刘备辩护的观点：另一种可以南朝宋人裴松之为代表，他用正统的儒家的历史观看问题、敢于直言刘备之非和习凿齿之评论不当。他说：“以为谋袭刘璋、计虽出于统。然违义成功，本由诡道，心既内疚，则欢情自戢，故闻备称乐之言，不觉率尔而对也。备酣宴失时，事同乐祸，自比武王、曾无愧色，此备有非而统无失，其云‘君臣俱失'，盖分谤之言耳。习氏所论，虽大旨无乖，然推演之辞，近为流宕也”（流宕，在此可以理解为说话片面）①。

其实，历史地看，东汉末年，社会大乱，军阀割据，各路“英雄”无不觊觎别人的地盘，你争我夺，没有休止。什么德义、信顺云云，无从谈起，实也不必谈起。我在《曹操评传》——书中，对于曹操伐袁绍、讨衷术、平吕布、征刘表，不仅不以为非，而且作为功业大加赞扬。我们既然不以曹操的兼并战争为非，自然也不能对刘备夺人土地过于指责。况且汉时州牧辖区，非同列国封疆，并不是一家私产，只要力量具备，任何人都可自领州牧，占有其地。质言之，刘备取益袭璋，从政治大义言，不存在有亏“德义”的问题；他打了胜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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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三国志•蜀书•庞统传》并注。

置酒作乐，一时忘乎所以，口吐真言，也无需多怪。只不过是，伎俩既不尽善，心理也不乏龌龊而已。

战争的第二阶段

涪城大会，实际也是--次正式的暂师大会。鼓舞了士气，震撼了益州。成都城内一片恐慌。刘璋暗懦，形同春秋时代的宋襄公，拘泥于义，不善战事。《三国志•法正传》载，州从事郑度向刘璋进言：“左将军（刘备）悬军袭我，兵不满万，土众未附，野谷是资，军无辎重。其计莫若尽驱巴西、梓潼民内（迁）涪水以西，其仓廪野谷，一皆烧除，高垒深沟，静以待之。彼至，请战，勿许，久无所资，不过百日，必将自走。走而击之，则必擒耳。”这是一种非常厉害的、历史上行之有效的“坚壁清野”的策略。刘备闻听郑度出此计策，非常害怕，急问法正怎么办，法正甚知刘璋迁腐，肯定地对刘备说：“终不能用，无可忧也。”刘璋果如法正所言，对其群下说：“吾闻拒敌以安民，未闻动民以避敌也。”刘璋不愿贻害于民。结果，不仅不用郑度的计策，而且罢免了郑度的职务。地方上的仓库、田间的野谷，一无所动，全部资敌。

《华阳国志•刘二牧志》说得很对：“（刘璋）绌（通黜）度不用，故刘主所至有资，进攻绵竹。”

建安十八年（公元213年）五月，刘备由涪向成都进发，刘璋先后分遣三路兵马进行抵抗：一遣其将扶禁、向存抄刘备后路，“帅万余人由阆水（今嘉陵江）上，攻围（霍）峻”。据载，相持一年而不能下，“峻城中兵才数百人，伺其怠隙，选精锐出击，大破之，即斩存首”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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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三国志•蜀书•霍峻传》。

二遣其将刘璝、冷苞、张任、邓贤、吴懿等拒刘备于涪，结果“皆破败，退保绵竹”。中郎将吴懿（亦作壹）至刘备军投降，拜为讨逆将军。三遣护军将军李严、参军费观督绵竹军抗拒刘备，结果严、观亦率其众投降刘备，同拜禅将军。

刘备军势大增，遂分遣诸将平定下属各县。刘璜、张任与刘璋的儿子刘循退守锥城（今四川广汉北），刘备将雒城团团围住。张任勒兵出战于雁桥（在雒城南），兵败。刘备闻张任“忠勇”，劝其投降，张任厉声回答说：“老臣终不复事二主矣。”刘备怀着惋惜的心情将其杀了①。

建安十九年（公元214年）五月，刘备命关羽总统荆州事，让诸葛亮与张飞、赵云溯流而上，攻克巴东（巴东郡，辖今四川云阳、重庆奉节等地），入巴郡（治今重庆）。进而南北配合，进攻成都。诸葛亮、张飞入川，几乎在没有遇到严重抵抗的情况下，很快便克复白帝（今重庆奉节东）到达江州（今重庆）。巴郡太守赵笮和将军严颜进行了抵抗，失败。张飞生擒严颜，怒斥严颜说：“大军至，何以不降而敢逆战？"颜答："卿等无状，侵夺我州，我州但有断头将军，无降将军也。”飞大怒，说：“牵去斫头！”颜脸色不变，从容地说：“斫头便斫头，何为怒邪！”俗谓张飞粗中有细。诚然，张飞被严颜的大义凛然打动了，因而“壮而释之，引为宾客”②。

继而，诸葛亮、张飞、赵云分兵略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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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三国志•蜀书•先主传》注引《益部耆旧杂记》。《三国演义》以“孔明定计捉张任"作为诸葛亮入川第一大功劳，实际这是不可能的，因为诸葛亮建安十九年入川，而张任已在建安十八年被刘备杀了。

② 据《华阳国志•刘二牧志》。《三国志•蜀书•张飞传》谓严颜为巴郡太守，没有提及赵笮。当以《华阳国志》为是。

诸葛亮平定德阳（今四川遂宁），“璋帐下司马蜀郡张裔拒亮，败于柏下（当为陌下，在今遂宁东南），裔退还”①

张飞所过战克，攻巴西（治今四川阆中），“巴西功曹龚谌迎飞”。

赵云平定江阳（治今四川泸州）、犍为（治今四川彭山）。②

这样，北有刘备及其亲自率领的黄忠、魏延各军，东有张飞，南有诸葛亮、赵云，时不一年，便形成了对于成都的军事包围形势。

刘备围攻雒城约有一年。在此期间，刘备让法正给刘璋写了一封很长的信劝降。节录其要：

法正首先假说自己受命不力，不敢复命之意，因说：“受性无术，盟好违损，惧左右不明本术，必并归咎，蒙耻没身，辱及执事，是以损身于外，不敢反命”；继而言及自己忠心不变，因说：“前后披露腹心，自从始初以至于终，实不藏情，有所不尽”，而今国事已危， “虽捐放于外，言足憎尤，犹贪极所怀，以尽余忠”。此类话语，自然属于言不由衷。既为叛国之臣，不得不说：

然后，直陈要害，指出刘璋“左右不达英雄从事之道”，进而为刘璋分析形势，重在四点：一说刘备已经站稳了脚跟，很有针对性地指出刘备不怕持久之战：“事变既成，又不量强弱之势，以为左将军（刘备）县远之众，粮谷无储，欲得以多击少，旷日相持。而从关至此，所历辄破，离宫别屯，日白零落。雒下虽有万兵，皆坏阵之卒，破军之将，若欲争--日之战，则兵将势力，实不相当，各欲远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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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华阳国志•刘二牧志》。《三国志•蜀书•张斋传》谓：“张飞自荆州由垫江入，璋授裔兵，拒张飞于德阳陌下，军败，还成都。”陌下，在今遂宁东南，当以《华阳国志》为是。张裔拒诸葛亮，而不是拒张飞。

② 以上《华阳国志•刘二牧志》、《三国志•张飞传》、《赵云传》。

计粮者，今此营守已固，谷米已积，而明将军（刘璋）土地日削，百姓日困，敌对遂多，所供远旷。愚意计之，谓必先竭，将不复以持久也-空尔相守，犹不相堪，二说刘备军队已经占领了益州大部土地，民思易主：“今张益德数万之众，已定巴东，人犍为界，分平资中、德阳，三道并侵，将何以御之？本为明将军计者，必谓此军县远无粮，馈运不及，兵少无继。今荆州道通，众数十倍，加孙车骑遣弟及李异、甘宁等为其后继。若争客主之势，以土地相胜者，今此全有巴东，广汉、犍为，过半已定，巴西-郡，复非明将军之有也。计益州所仰惟蜀，蜀亦破坏，三分亡二，吏民疲困，思为乱者十户而八，若敌远则百姓不能堪役，敌近则一旦易主矣。广汉诸县，是明比也。”三说战略要地已失，成都、雒城必将不保：“义鱼复（后改名白帝城，在今重庆奉节东）与关头（即白水关）实为益州福祸之门，今二门悉开，坚城皆下，诸军并破，兵将俱尽，而敌家数道并进，已入心腹，坐守都、雒，存亡之势，昭然可见。”最后切入主旨，只有投降，才是出路：“以正下愚，犹知此事不可复成，况明将军左右明智用谋之土，岂当不见此数战？日夕偷幸，求容取媚，不虑远图，莫肯尽心献良计耳。若事穷势迫，将各索生，求济门户，展转反复，与今计异，不为明将军尽死难也，而尊门犹当受其忧。正虽获不忠之谤，然心白谓不负圣德，顾惟分义，实窃痛心．左将军从本举来，旧心依依，实无薄意。愚以为可图变化，以保尊门。”①

法正的信，不仅给刘璋以威胁，而且大大瓦解了刘璋的军心、民心。

刘备围雒期间，不幸的是，军事中郎将庞统率众攻城，为流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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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三国志•蜀书•法正传》。

所中，卒于阵前，死时年仅36岁。史载，“先主痛惜，言则流涕”。据说，有一位名叫处存的人，以荆州从事随刘备入蜀，至雒，被任命为广汉太守。其人对庞统一向很不服气，“统中矢卒，先主发言嘉叹”，而他却说：“统虽尽忠可惜，然违大雅之义。”刘备大怒说：“统杀身成仁，更为非也？”于是罢免了处存的官①。后来，刘备为释怀念之情，特遣诸葛亮亲自去授庞统的父亲为议郎，再升为谏议大夫，追赐统爵关内侯，谥曰靖侯②。

建安十九年夏，刘备攻陷锥城，遂向成都进军。诸葛亮、张飞、赵云也引兵来会，完成了对成都的战略包围。

战争的结束阶段

正当完成了对成都的包围时，马超率众自汉中向刘备“请降”。马超，字孟起，扶风茂陵（今陕西兴平）人。父马腾，灵帝末与边章、韩遂等俱起事于西州；汉献帝初年，朝廷以韩遂为镇西将军，以马腾为征西将军，马腾、韩遂始甚相亲，结为异姓兄弟，继而失和，部曲相侵，相为仇敌，腾攻遂，遂亦攻腾，杀其妻子。后曹操以腾为卫尉，使其离开西北，居邺，马超以偏将军统领父亲马腾部众，与韩遂合纵，并与关中杨秋、李堪、成宜等十部相结，据守潼关，抵抗曹操。建安十六年，马超被曹操打败，“走保诸戎”，继率诸戎袭夺陇上诸县，杀凉州刺史韦康、占据冀城（今甘肃甘谷东南），自称征西将军，领并州牧、督凉州军事。不久，马超被韦康的部属杨阜、姜叙、梁宽、赵衢等打败，归依张鲁。马超知张鲁“不足与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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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三国志•蜀书•杨戏传》附《季汉辅臣赞》。

②《三国志•蜀书•庞统传》。

事”，又加“鲁将杨昂等数害其能”，智志难酬，心中抑郁不快，既闻刘备“围刘璋于成都”，便“密书请降”。

刘备得知马超来降，非常高兴，即遣新投建宁（当为益州，时益州郡尚未改为建宁）督邮李恢往迎。马超将兵径到城下，刘备闻马超至，“喜曰：‘我得益州矣。’乃使人止超，而潜以兵资之。超到，令引军屯城北”。

马超既至，城内一片恐慌，“蜀郡太守许靖将逾城降，事觉，不果。璋以危亡在近，故不诛靖、”史称，马超兵至，“城中震怖，璋即稽首”；又谓“超至未一旬而成都溃”。可见，马超投降刘备这件事，对刘璋产生了很大的震慑作用①。

刘备围城数十日后，派从事中郎简雍入城劝降。据《三国志•刘二牧传》载，时“城中尚有精兵三万人，谷帛支一年（《华阳国志》谓：谷支二年），吏民咸欲死战（按：此语失之夸张：只能说部分人愿欲死战）。璋言：‘父子在州二十余年，无恩德以加百姓，百姓攻战三年，饥膏草野者，以璋故也，何心能安！’”遂遣帐下司马张裔奉使去见刘备，刘备答应张裔“礼其君而安其人”。裔还，城门即开，刘璋遂与简雍同乘一辆车子出降，“群下莫不流涕”。②

刘璋投降，刘备如何面对刘璋，史无明记。大概是为免尴尬，没有见面，只是对刘璋做了如下安排：“迁璋于南郡公安，尽归其财物及故佩振威将军印绶”③。振威将军号是曹操先期加给刘璋的，所以称“故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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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以上《三国志•蜀书•马超传》并注，《法正传》，《华阳国志•刘二牧志》。

②《三国志•蜀书•刘二牧传》、《张裔传》、《简雍传》。

③《三国志•蜀书•刘二牧传》。

对于如何看待刘备夺益驱璋和刘璋蒙辱保民投降的事，向有不同说法、《三国志》作者陈寿说，刘焉“遽造舆服，图窃神器，其惑甚矣、璋才非人雄，而据土乱世，负乘致寇，自然之理，其见夺取，非不幸也”。这是一种“报应”的历史观念和英雄史观。《三国志•刘璋传》注引晋人张璠《汉纪》的话说：“刘璋愚弱而守善言，斯亦宋襄公、徐偃王之徒、末为无道之主也。”表现了对刘璋的一定程度的同情。《后汉书》作者范晔则说：“刘焉睹时方艰，先求后亡之所，庶乎见几而作，夫地广则骄尊之心生，财衍则僭奢之情用，固亦恒人必至之期也、璋能闭隘养力，守案先图，尚可与岁时推移，而遽输利器，静受流斥，所谓羊质虎皮，见豺则恐，吁哉！”表现了对刘璋命运的更深的叹息。

窃以为，刘备取蜀，尽管其谋夺别人土地的心情不乏龌龊之思，他的谋略和手段也多有卑鄙之为，但其试图跨有荆益而取天下的目的，不能以为非。我们自然不能说"目的就是一切"的命题是正确的，但对于一个欲乘天下大乱而谋取大业的人物来说，只要心存百姓，一切为实现其目的而采取的谋略和手段，都是不应过分指责的、至于刘璋，固然愚暗不明，才非人雄，但他最终能够审时度势，不愿民人受苦、州城残破，毅然出降，亦不失为明智之举。史家可以责备其愚弱无能，但勿需讥其骨头不硬，反而应该对其既知大势已去而心存百姓的所思所为，从而避免了州城残破、生民涂炭，作为一项对于历史和人民的贡献记上一笔。

刘备取得益州是最终形成三国鼎立局面的关键，因此不能不在这里谈到曹操对于刘备攻取益州这件事的战略失误。刘备取益，用了三年时间。在此期间，虽然不能说曹操完全没有注意到刘备的迅速西扩，但他对于刘璋的软弱无能和刘备迅速发展起来的势力及其谲诈之能认识不足。历史记载了曹操属下、丞相掾赵戬对于刘备入蜀的分析，可以看做是曹操的思想实际状况，赵戬说：“刘备其不济乎？拙于用兵，每战必败，奔亡不暇，何以图人？蜀虽小区，险固四塞，独守之国，难卒并也。”据说，有一位小人物、征士傅干倒是做出了比较接近事实的分析。他对赵戬的言论进行了批驳，指出：“刘备宽仁有度，能得人死力。诸葛亮达治知变，正而有谋，而为之相，张飞、关羽勇而有义，皆万人之敌，而为之将，此三人者，皆人杰也。以备之略，三杰佐之，何为不济也？”①当然，曹操所以没有对刘备西上给予充分注意，当时还有更重要的原因，这就是他正把主要精力放在三个方面：一是巩固权力，先是获得赞拜不名、入朝不趋、剑履上殿的权力，继而封公建国，位居诸侯王之上；二是陈兵西北，把消灭马超、韩遂，进而夺取汉中，掌握益州北门锁钥，作为重要的战略目标；三是偶向孙权耀兵，给孙权以威慑，以保南疆安定。他忽略了刘备的迅速向西发展，因而不仅没有想到在襄樊一线给刘备以牵制，而且不断向孙权示兵，客观上使刘备解除了来自孙权方面的后顾之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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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三国志•蜀书•先主传》汪引《傅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