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自领益州牧

建安十九年夏，刘备入成都，立即宣布自领益州牧。史称“复领益州牧”。或谓“复”为衍字，实则不误。这是要表明他此前已领荆州牧，现在再领益州牧，是兼牧二州的意思。

一、入城前后的几项重大错误决策

刘备的军队入居成都后，城中曾经陷入一片混乱。这是由于刘备的决策不当所致。大者有三：

第一，据《三国志•刘巴传》注引《零陵先贤传》说，围攻成都之时，刘备曾与士众约定：“若事定，府库百物，孤无预焉。”因此，“及拔成都，士众皆十戈，赴诸藏，竞取宝物。”这是对国库的破坏性洗劫，

第二，入城后，举行了一次规模宏大的庆祝活动，取民财以为赏。据《华阳国志•刘先主志》载，“先主克蜀，蜀中丰富盛乐，置酒大会，飨食三军，取蜀城中民金银颁赐将士，还其谷帛。”① 据说，

————————

① 文中“取蜀城中民金银颁赐将士，还其谷帛”句，《三国志•蜀书•先主传》无“民”字，当以《华阳国志》为是，否则“还其谷帛”便无从谈起。元人胡三省注《资治通鉴》时明确指出，“凡城中公私所有金银，悉取以分赐将士，至于谷帛，则各还所主也。”这是对的。

对诸葛亮、法正、关羽、张飞各赐黄金五百斤、银千斤、钱五千万、锦万匹。其他人等，也都得到了数量不等的赏赐。这是对城中百姓的掠夺。有功者受赏，自然高兴，但大伤百姓期盼之心。一段时间之内，民心不稳，严重地影响了社会的稳定。

第三，不知何人还给刘备出了个主意，“欲以成都中屋舍及城外园地桑田分赐诸将"。这简直是昏了头脑。此举若行，必将酿成大乱，幸赵云出来说话，才没有酿成大错。但已造成了很坏的影响。赵云驳之说：“霍去病以匈奴未灭，无用家为，今国贼非但匈奴，未可求安也。须天下都定，各反桑梓，归耕本土，乃其宜耳。益州人民，初罹兵革，田宅皆可归还，令安居复业，然后可役调，得其欢心。”① 刘备听从了赵云的意见。

短暂的混乱期，不久就过去了。以刘备、诸葛亮之明，自然很快便认识到稳定局势、安定民心的重要，从而开始了巩固政权、扩大势力的实质性行动。

二、用旧部，拔归顺，建设军政机构

刘备重视相对独立的地方政权的建设，所以很快建立并巩固了以自己为核心的领导机构。正如《三国志•先主传》所形容的，他以“诸葛亮为股肱，法正为谋主，关羽、张飞、马超为爪牙，许靖、麋竺、简雍为宾友。及董和、黄权、李严等本璋之所授用也，吴壹、费观等又璋之婚亲也，彭羕又璋之所排挨也，刘巴者宿昔之所忌恨也，皆处之显任，尽其器能。有志之士，无不竞劝。”

————————

①《三国志•蜀书•赵云传》注引《云别传》。

“有志之士，无不竞劝”，说明建国初期刘备的用人方针基本上是好的。但是，我们必须看到，《三国志》作者陈寿忽视了另一方面的问题，即刘备不愿重用蜀人，对蜀人存有戒心。

重用旧部

重用旧部和入蜀取蜀有功者，以其亲信建立中枢机构，自然是刘备首先应该考虑的。

军师中郎将诸葛亮为军师将军，署左将军府事，兼益州太守（治成都）。“军师将军”，职当今日之参谋总长；“署左将军府事”，意为代行左将军（按：刘备在建安初被汉献帝授予左将军称号）府的秘书长；“兼益州太守”，是谓兼任首府的最高长官。三职集于一身。史称：“先主外出，亮常镇守成都，足食足兵。”①地位显要，史谓“股肱”。“股肱”者，乃人之大腿和胳膊，用以比喻最重要的辅佐大臣。

军议校尉法正为扬武将军，蜀郡太守（亦治成都）②，他已得到了刘备的完全信任，因而同诸葛亮一样，也被授予了很大权力，史称其“外统都畿，内为谋主”③、“外统都畿”，就是说成都城内的事情归诸葛亮，成都周围的事情则全由法正统理；“谋主”云云，意谓是最主要的出谋划策的人物，参谋部的头领，亦可比之于今日之参谋总长。

荡寇将军、襄阳太守关羽被正式命为“董督荆州事”，成了独当

————————

①《三国志•蜀书•诸葛亮传》。

② 胡三省注《资治通鉴》卷67说：“刘璋置益州太守与蜀郡太守并治成都郭下。”刘备因之。

③《三国志•蜀书•法正传》。

一面的方镇大员，代行荆州牧大事。

征虏将军张飞领巴西太守，镇兵重地，北拒曹兵，以为成都屏障。

偏将军马超为平西将军．史称关羽、张飞、马超为“爪牙”。“爪牙”不是贬义词，比喻最得力、最亲近的武臣和保镖。《国语•越语》有云：“谋臣与爪牙之士不可不养而择也。”说明谋臣、爪牙同样重要。

裨将军黄忠为讨虏将军。“自葭萌受任，还攻刘璋，（黄）忠常先登陷阵，勇毅过三军”，因擢显职，位在赵云之上。

牙门将军赵云为翊军将军。定蜀之初，赵云有忤刘备之处，没有得到应有的重用，但仍属重要武臣。所以，陈寿也称其为“爪牙”、评谓：“黄忠、赵云强挚壮猛，并作爪牙，其灌（婴）、滕（夏侯婴）之徒欤？”灌婴、夏侯婴都曾是汉高祖刘邦的忠实武将。

从事中郎麋竺为安汉将军，班在军师将军之右（按，古以右为上）。麋竺，字子仲，东海朐（治今江苏灌云西南）人，“祖世货殖，僮客万人，赀产钜亿”，曾为徐州牧陶谦别驾从事，奉谦遗命迎刘备为徐州牧，在刘备困难的时候，进妹于刘备为夫人，“奴客二千，金银货币以助军资，于时困匮，赖此复振”：后随刘备转战，参与谋事，为从事中郎，常为谈客，往来使命。可见，既有功劳，又是亲戚（妻舅），不可以一般部属相待。史称，麋竺雍容敦雅，但军事非其所长，“是以待之以上宾之礼，未尝有所统御。然赏赐优宠，无与为比”①。所谓待之如“宾友”之意，盖言关系密切，不完全以部属相待之意。

————————

①《三国志•蜀书•糜竺传》。

从事中郎简雍为昭德将军。简雍，字宪和，涿郡人，“少与先主有旧，遂从周旋（按：意为跟随转战）。先主至荆州，雍与麋竺、孙乾同为从事中郎，常为谈客，往来使命”入蜀，单身入成都，为劝说刘璋投降立下了功劳①。

从事中郎孙乾为秉忠将军。孙乾，字公佑，北海人，自刘备为徐州牧之时，即“随从周旋”，已有20余年。同简雍一样，都是善于“外交”的人物，曾为刘备北结袁绍，南联刘表，“皆如意指”。“见礼次糜竺，与简雍同等"②。

伊籍、字机伯，山阳（治今山东金乡西北）人，少依刘表，表卒，“遂随先主南渡江，从人益州。益州既定、以籍为左将军从事中郎，见待亚于简雍、孙乾等。”不久，因使吴得体，迁拜昭文将军③。《华阳国志•刘先主志》将孙乾、伊籍同麋竺、简雍一样，并列为“宾友”。

另，跟从刘备入蜀得到重用的人，还有：

魏延，字文长，义阳（治今河南桐柏东）人，“以部曲随先主入蜀，数有战功，迁牙门将军”。④“部曲”，泛指部队编制或次于将军一级的武官。《后汉书•百官一》说：“大将军营五部，部校尉一人，比二千石；军司马一人，比千石。部下有曲，曲有军侯一人，比六百石。曲下有屯，屯长一人，比二百石。”可见，入蜀之前，魏延的军阶大概还处在中下级的水平上。

中郎将霍峻，字仲邈，南郡枝江（治今湖北枝江东）人，曾是刘表的部属，刘表死后，率众投奔刘备，刘备以其为中郎将。随军入

——————

①《三国志•蜀书•简雍传》。

②《三国志•蜀书•孙乾传》。

③《三国志•蜀书•伊籍传》。

④《三国志•蜀书•魏延传》。

蜀，因固守葭萌、抵抗张鲁和刘璋有功，刘备特从广汉郡中分出梓潼郡，让其做梓潼太守、裨将军。

从事马良，字季常，襄阳宜城人。史称“兄弟五人，并有才名”。投刘备于荆州，被授从事，刘备入蜀，良留荆州，同诸葛亮的关系很好。当得知刘备已经打下雒城时，曾寄书诸葛亮说：“闻雒城已拔，此天祚也。尊兄应期赞世，配业光国，魄兆见矣。”意思是说诸葛亮大显身手的时候到了。并即向诸葛亮进安定益州之策，一谓选拔人才：“变用雅虑，审贵垂明，于以简才，宜适其时。”二谓和光悦远，安定局面，建立盛世：“若乃和光悦远，迈德天壤，使时闲于听，世服于道，齐高妙之音，正郑、卫之声，并利于时，无相夺伦，此乃管弦之至，（伯）牙、（师）旷之调也。虽非钟期，敢不击节！”有智谋。蜀定，被授左将军掾①。

从事马谡，字幼常，马良之弟，“才器过人，好论军计”，被授绵竹成都令，继为越嶲太守。

从事陈震，字孝起，南阳人。蜀定，为蜀郡北部都尉，因易郡名，为汶山太守，转为犍为太守。

从事廖立，字公渊，武陵临沅（今湖南常德）人。史载，刘备在荆州时、以立为从事，“年未三十，擢为长沙太守。……建安二十年，（孙）权遣吕蒙奄袭南三郡，立脱身走，自归先主。先主素识待之，不深责也，以为巴郡太守"②。

向朗，字巨达，襄阳宜城人，原为刘表之临沮长，刘备定江南，“使朗督秭归、夷道、巫、夷陵四县军民事。蜀既平，以朗为巴西太

————————

①《三国志•蜀书•马良传》。

②《三国志•蜀书•廖立传》。

守，顷之转任牂牁（太守），又徙房陵（太守）”①。

养子刘封，“本罗侯（罗，在今湖南湘阴境）寇氏之子，长沙刘氏之甥也。”刘备至荆州，时无“继嗣”（刘禅尚未出世），因养刘封为子。“先主入蜀，自葭萌还攻刘璋，时封年二十余，有武艺，气力过人，将兵俱与诸葛亮、张飞等溯流西上，所在战克。益州既定，以封为副军中郎将”②。

从事刘琰，字威硕，鲁国人。刘备“以其宗姓，有风流，善谈论，厚亲待之，遂随从周旋，常为宾客。先主定益州，以琰为固陵太守”③。

从事邓方，字孔山，南郡入，随刘备入蜀，“蜀既定，为犍为属国都尉，因易郡名，为朱提太守，选为安远将军，庲降都督”④。

辅匡，字元弼，襄阳人，随刘备入蜀，为巴郡太守。刘邕，字南和，义阳人，随刘备入蜀，为江阳太守。

另，陈到，字叔至，汝南人，自豫州随刘备，以忠勇见称，名位常同赵云差不多，入蜀后授为将军（失名号）；杨顾，字子昭，襄阳人，随刘备入蜀，曾先辅匡而为巴郡太守；张处仁，本名存，南阳人，以荆州从事随刘备入蜀，曾被授予广汉太守；殷观，字孔休，以主簿别驾从事随刘备入蜀，继任要职；习祯，字文祥，襄阳人，有风流，善谈论，名亚庞统，而在马良之右，随刘备入蜀，由雒令、郫令而为广汉太守。

简言之，凡刘备旧部，以及刘表旧部归依刘备而随从入蜀者，

————————

①《三国志•蜀书•向朗传》。

②《三国志•蜀书•刘封传》。

③《三国志•蜀书•刘琰传》。

④ 《三国志•蜀书•杨戏传》附《季汉辅臣赞》。

都得到了应有的重用，

善遇归降

刘备善遇归降和刘璋的部属，归降者大都甘为其用。但对蜀籍宫员、名上存有戒心，缺乏坦诚。其中得到任用的比较重要的人物有：

董和，字幼宰，南郡枝江人。原为刘璋益州太守，以“清约”著称，并且善于处理同少数民族之间的关系，“与蛮夷从事，务推诚心，南土爱而信之”。刘备授予他最为显赫的官职，“征（董）和为掌军中郎将，与军师将军诸葛亮并署左将军大司马府事，献替可否，共为欢交”。董和积极配合诸葛亮处理政务，以至死后常常受到诸葛亮的怀念。诸葛亮曾对属下说：“夫参署者，集众思广忠益也。若远小嫌，难相违覆（意为不能相互切磋），旷缺损矣、违覆而得中，犹弃弊蹻（破鞋）而获珠玉。然人心苦不能尽，惟徐元直（庶）处兹不感，又董幼宰参署七年，事有不至，至于十反，来相启告。苟能慕元直之十一，幼宰之殷勤、有忠于国，则亮可少过矣。”又说：“昔初交州平（崔州平），屡闻得失，后交元直，勤见启诲，前参事于幼宰，每言则尽”。可见，董和是一个头脑清楚，善于思考，曾向诸葛亮提供过许多好的建议的人：尤为可贵的是，董和始终保持清廉，居官食禄，“外牧殊域，内干机衡”，死之日“家无担石之财”①。

黄权，字公衡，巴西阆中（今四川阆中）人，曾是刘璋的重要幕僚——主簿，因为谏阻刘璋迎刘备入蜀而被降职为广汉长，而且是最后投降刘备的：“及先主袭取益州，将帅分下郡县，郡县望风景

————————————

① 《三国志•蜀书•董和传》。

附，权闭城坚守，须刘璋稽服，乃诣降先主”。刘备服其忠义，但恐其对已贰心，仪拜为偏将军。① 晋人徐众《三国评》对此作如下评论："（黄）权既忠谏于主，又闭城拒守，得事君之礼：武王下车，封比甘之墓，表商容之闾，所以大显忠贤之士，而明示所贵之旨。先主假（黄）权将军，善矣，然犹薄少，未足彰忠义之高节，而大劝为善者之心。”②

李严，字正方，南阳人，“少为郡职吏，以才干称”。曹操用兵荆州时，李严西入蜀，刘璋用为成都令，继拜护军，抵抗刘备于绵竹。投降后，刘备拜严为裨将军，“成都既定，为犍为太守，兴业将军”③。

许靖，字文休，汝南平舆（河南今县）人，是那位著名的预言曹操为“清平之奸雄，乱世之英雄”的许劲的从兄。汉献帝初年，官居御史中丞，后来避难交州；曹操迎帝都许后，曾欲北上依曹，因为“道路阻绝”而未得。后来刘璋派人招许靖入蜀，先后授以巴郡太守、广汉太守、蜀郡太守。刘备克蜀以后，以靖为左将军长史。长史，《通典》有谓：“众史之长，职尤不监”，可见是个重要职务。据说，开始时刘备不想重用许靖。因为许靖在刘璋危亡之际准备逾城投降，刘备薄其为人。法正从招徕人才的大局出发，对刘备说：“天下有获虚誉而无其实者，许靖是也。然今主公始创大业，天下之人不可户说，靖之浮称，播流四海，若其不礼，天下之人以是谓主公为贱贤也。宜加敬重，以眩远近，追昔燕王之待郭隗。”诸葛亮也

——————————

①《三国志•蜀书•黄权传》。

②《三国志•蜀书•黄权传》注。

③《三国尽•蜀书•李严传》。

对刘备说：“靖人望，不可失也，借其名以竦动宇内。”刘备于是乃厚待许靖。史列“宾友”之首①。

刘巴，字子初，零陵烝阳（今湖南衡阳西）人。本来与刘备嫌隙很深，史载，刘备在江南时，“荆楚群士从之如云”，而刘巴却“北诣曹公”，曹操辟为丞相府掾，受命招纳长沙、零陵、桂阳三郡。刘巴南赴三郡，“会先主（刘备）略有三郡，巴不得反使，遂远适交阻，先主深以为恨”。不久，刘巴又从交趾到蜀投靠刘璋，刘璋每遇大事，“辄以咨访”。他同黄权一样，也谏阻刘璋，试图拒刘备于国门之外，指出：“若使备讨张鲁，是放虎于山林也。”刘璋不听，刘巴因此“闭门称疾”。据传，刘备攻成都，下令军中说：“其有害巴者，诛及三族：”可见其对于刘巴的重视。刘备定益州，“及得巴，甚喜”，刘巴主动“辞谢罪负”，刘备“不责”，又加诸葛亮数荐其能，遂授为左将军西曹掾。西曹掾，"领百官奏事"（《汉旧仪》），"主府吏署用"（《汉书•丙吉传》），官秩四百石，以刘巴的资历和能力论，算不上重用。从《零陵先贤传》的记载看出，这时刘备、刘已之间的疙瘩还没有解开。一次，张飞拜访刘巴，就宿其家，“巴不与语”，惹得张飞很不高兴。诸葛亮劝刘巴不要摆架子，说：“张飞虽实武人，（但）敬慕足下。主公今方收合文武，以定大事。足下虽天素高亮，宜少降意也。”刘巴傲慢地说："大丈夫处世，当交四海英雄，如何与兵子共语乎？”刘备闻此，愤怒地说：“孤欲定天下，而子初专乱之。其欲还北，假道于此，岂欲成孤事邪？”诸葛亮再次对刘备说：“运筹策于帷幄之中，吾不如子初远矣！若提枹鼓，会军门，使百姓喜勇，当与人议之耳。”刘备亦知其“才智绝人”。因而，不能不给予相应任用，所

——————————

①《三国志•蜀书•法正传》、《许靖传》，《诸葛亮集》卷二。

以后来得由尚书而代法正为尚书令。然而，刘巴的惶惧之心，始终未曾平静，史谓，刘巴“躬履清俭，不治产业，又自以归附非素，惧见猜嫌、恭默守静，退无私交，非公事不言。”影响了其才能的充分发挥

彭羕，字永年、广汉（四川今市）人，“姿性骄傲，多所轻忽”，原仕刘璋不过书佐，后“又为众人所谤毁”，被刘璋“髡钳为奴隶”。刘备入蜀，彭羕往见庞统，共语经日，庞统“大善之”，遂与法正一起向刘备推荐。刘备“亦以为奇，数令羕宣传军事，指授诸将，奉使称意，识遇有加”。成都既定，刘备遽拔兼为治中从事。治中从事是州牧的重要佐官，因而被时人称为“羕起徒步，一朝处州人之上”②。自然，这与庞统、法正的称誉和推荐有很大关系。

费观，字宾伯，江夏鄂（今河南罗山西）人，史载，“刘璋母，观之族姑，璋又以女妻观”。是刘璋的双料亲戚，既是表侄，又为女婿，关系不可谓不密，曾为李严参军（官名），“拒先主（刘备）于绵竹，与严俱降”。投降后，刘备以为裨将军，后为巴郡太守、江州都督③。

吴壹（一作懿），字子远，陈留（今河南开封东南）人。随刘焉入蜀，刘璋时为中郎将，曾受命带兵拒刘备于涪。投降后，刘备用为护军讨逆将军，并且娶其妹（刘璋兄刘瑁的遗孀）为妻。费观、吴壹都是刘璋的亲戚、刘备坦然用之，因而受到陈寿的好评。

王谋，字元泰，汉嘉（今四川雅安北）人，刘璋时为巴郡太守、治

————————

①《三国志•蜀书•刘巴传》并注《零陵先贤传》。

②《三国志•蜀书•彭羕传》。

③ 《三国志•蜀书•杨戏传》附《季汉辅臣赞》。又，《三国志•蜀书•费祎传》载，费祎“依族父伯仁，伯仁姑，益州牧刘璋之母也”。

中从事。刘备用为别驾。

何宗，字彦英，蜀郡郫（四川今县）人，“通经纬、天官、推步、图谶”，刘璋时为犍为太守，刘备用为从事祭酒。

张裔，字君嗣，蜀郡成都人，刘璋帐下司马，先是拒张飞于德阳，军败，退还成都，既而作为刘璋的使者向刘备联系投降事。刘璋投降后，刘备以裔为巴郡太守，还为司金中郎将，继而又做益州那太守（治今云南曲靖境），

费诗，字公举，犍为南安人，刘璋时为绵竹县令，刘备兵临城下，举城投降，刘备授予督军从事，出为牂牁太守，还为前部司马。

秦宓，字子勑，广汉绵竹人，蜀地名士，“少有才学，州郡辟命，辄积疾不往”，刘备征为从事祭酒①。

李恢，字德昂，建宁俞元（今云南曲靖境）人，刘璋时为郡督邮，受人牵连，已被免官，“恢知璋之必败，先主必成，乃托名郡使，北诣先主，遇于绵竹”。刘备嘉其来从，特命北迎马超来归，事成，被授功曹书佐主簿②。

杨洪，字季休，犍为武阳（治今四川彭山东）人，刘璋时“历部诸郡”，刘备定蜀，用为蜀部从事。不久，蜀郡太守法正随刘备北争汉中，诸葛亮表荐杨洪领蜀郡太守，“众事皆办，遂使即真”。又不久，转为益州治中从事③。

又，刘璋属下，巴西太守庞羲被命为营司马；长史射坚，先后被任命为广汉、蜀郡太守；坚弟射援被任命为议曹从事中郎、军议中

——————————

①《三国志•蜀书•秦宓传》。

②《三国志•蜀书•李恢传》。

③《三国志•蜀书•杨洪传》，

郎将，等等，

可见，刘备既定益州，主要使用了两方面的人，一是自己的原有荆州的班底及其心腹。这些人或掌枢要，或统重军而兼治地方重郡。部分文官属吏，如麋竺、简雍等也授以将军之职，过问军事。二是原益州牧刘璋的重要部属引刘备入蜀者固然得到重用，其他不管是主动出降，或宣布归附的，还是兵临城下被迫投降，甚至是拥兵抵抗、败而后降的，也大都被量才录用或得到适当安排。

根据历史资料分析，刘备得益州，原有属郡，经过调整和分置，共设郡二十余个，除了很少儿个，如益州、蜀郡、汶山、巴东、巴西等重郡外，大都是拔用或继续以刘璋的旧官为郡守的。

同时，刘备对于新投名士和刘璋的中下级官吏，如书佐、令长等，也给予了应有的重视。

刘备重用旧部、善待归从和遽拔能者，说明他颇知用人之要。但是，同时必须提及，刘备在用人方面存在着很大的局限性，远远不及曹操和孙权，心存疑虑，常有挟嫌抑用之事，尤其对于蜀益人士的重视很不够，征辟甚少，以至后继乏才，贻误军国后事。对此，后面还将专论。

三、安定社会秩序

用刘巴之策，“平诸物贾（价）”

由于决策不当，原来刘璋“殷富”的府库被入城的军队洗劫一空，顿使刘备陷入经济困境。富入的金银虽然被取走了不少，但“还其谷帛”，因而能够囤积居奇；穷人则生无所依，食不果膻，惶难以终日。

对于此种情形，再加"军用不足"，刘备甚感忧虑：为了解决燃眉之急，西曹掾刘巴给刘备出了个主意，说："易耳，但当铸直百钱，平诸物贾，令吏为官市。”这种由官府专断的大面值货币政策，实是对老百姓的一种掠夺政策、为了尽快将这一政策付诸实施，刘备身体力行，“取帐钩铜铸钱，以充国用”①。史载，“数月之间，府库充实。”②

这里，反映了刘备尚能重视经济问题，反映了刘巴、刘备四个方面的重要思想：

第一，他们甚知钱币之用和钱币政策对于恢复和发展经济的指导意义；

第二，他们认识到平抑物价对于稳定社会秩序的重要作用；

第三，他们已经觉察到官营经济在一定情况下平抑物价的特别作用；

第四，他们稳定经济、增殖财富的出发点和手段，明显脱离了“重本抑末”的桎梏，不在发展生产，而重在通过活跃、稳定经济流通领域的秩序，从而达到剥夺百姓的目的。

关于铸钱的情况，根据清人梁章钜《三国志旁证》引洪遵《泉志》看，确有相当规模。就其形制言，约为三种，一是四铢重量的直百钱，二是八铢重量的直百五铢钱，三是变种五铢钱。从洪遵所说的话推测。三种钱不仅形制重量不同，而且当有时间的先后："蜀直百钱，建安十九年刘备铸：旧谱云：径七分，重四铢。又直百五铢钱，径一寸一分，重八铢，文曰：五铢直百。又有传形五铢钱。顾烜

——————————

①《南史•崔祖思传》。

②《三国志•蜀书•刘巴传》注引《零陵先贤传》。

曰：‘传形五铢，今所谓蜀钱，时有勒为直百者，亦有勒为五铢者。大小称量如一，三吴诸县行之。’”三吴非蜀地，可见通行之广，竟然遍及江南。

听诸葛亮之议，“刑法峻急”

《三国志•伊籍传》载，昭文将军伊籍、“与诸葛亮、法正、刘巴、李严共造蜀科、蜀科之制，由此五人焉。”科，即律令。这说明，刘备定蜀之初，即让诸葛亮、法正等人针对社会现实，研究刑法方面的问题，并且已经制定出成文的法律条文。可惜久已失载，后世不传，难详其具体内容。

近人卢弼《三国志集解》认为，“《诸葛亮集》有《科令篇》（按：现行本无此篇名，内容分见他篇），当为当时涉于科令之文。”可备一说，但非常明显的是，《诸葛亮集》所载，特别是现存《便宜十六策》和《将苑》中有关内容，大都是伪托之文，很难断定哪些是刘备、诸葛亮曾经说过或实施过的。窃以为，既属伪托之文，其言自然不可据引，但总的精神似亦非伪，不会过于离谱；另，诸葛治军，严律峻法，亦可为之佐证。

现存的一些记载表明，蜀科之制，虽由五人，但起主导作用的是诸葛亮。当时，五人的思想很不统一，其中法正同诸葛亮的分歧尤大。最终，诸葛亮的峻法思想占了上风，成为主导思想。

裴松之在注《三国志•诸葛亮传》时驳晋人郭冲所说五事时提到：“亮刑法峻急，刻剥百姓，自君子小人咸怀怨叹”。晋人袁宏《后汉纪》也说：“（建安）十九年夏五月，刘备克成都，诸葛亮为股肱，乃峻刑法，自君子小人咸怀怨叹。”法正因而对刘备进谏：“昔高祖入关，约法三章，秦民知德，今君假借威力，跨据一州，初有其国，未垂惠抚；且客主之义，宜相降下，愿缓刑弛禁，以慰其望。”诸葛亮不同意法正的意见，反驳说：“君知其一，未知其二。秦以无道，政苛民怨，匹夫大呼，天下土崩，高祖因之，可以弘济；刘璋暗弱，自（刘）焉已来有累世之恩，文法羁縻，互相承奉，德政不举，威刑不肃。蜀土人士，专权自恣，君臣之道，渐以陵替；宠之以位，位极则贱，顺之以恩，恩竭则慢。所以致弊，实由于此。吾今威之以法，法行则知恩，限之以爵，爵加则知荣；恩荣并济，上下有节，为治之要，于斯而著。”

这里反映了对于当时社会形势的两种不同认识。法正的“缓刑弛禁"思想，确实是只知其一，不知其二，认识片面，自然不足以治乱世。诸葛亮善于度势制法，有针对性地提出了“威之以法，限之以爵”的思路。这是一种“法无定制，因时而异”和“法爵相辅，恩荣并济”的思想，是一种以峻法为主的恩威并施的两面性政策，自然更适合当时的社会现实。

刘备同诸葛亮的思想一致，所以他同意了诸葛亮对于社会的分析及其以峻法为主的两面性政策，并且付诸实施。

有一个生动的故事，很能说明这一点。《三国志•简雍传》载，“时大旱禁酒，酿者有刑”。吏人在老百姓家里搜索到酿酒的工具，不管其在禁令颁布后有没有继续酿酒，“论者欲令与作酒者同罚”。昭德将军管雍陪同刘备外出“游观”，见一对男女同行，为了说服刘备轻刑，便对刘备说：“那对男女想通奸，为什么不把他们抓起来？”刘备奇怪地问：“你怎么知道？”简雍说：“因为他们都有生殖器，这与家里有酿酒工具想酿酒是一样的。”刘备听了简雍的话，不禁大笑，知其用意，因而赦免了家有酿酒工具而没有酿酒的人。

还应该指出的是，刘备、诸葛亮虽然执法严峻，但并不受法律条文的约束，常有不按法律办事之事，法外施恩有之，律外妄杀亦有之。这说明，封建时代任何政治家都不可能做到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据载，法正“外统都畿，内为谋主，一餐之德，睚眦之怨，无不报复，擅杀毁伤已者数人。”有人告诉诸葛亮：“法正于蜀郡太纵横，将军宜启主公，抑其威福。”诸葛亮说：“主公之在公安也，北畏曹公之强，东惮孙权之逼，近则惧孙夫人生变于肘腋之下。当斯之时，进退狼跋，法孝直为之辅翼，令翻然翱翔，不可复制，如何禁止法正使不得行其意邪！”史谓，诸葛亮素知刘备雅爱法正，“故言如此”①， 这是法外施恩，不按法律办事的生动例子。

但对彭羕却又是另一种态度。彭羕为治中从事，“形色嚣然”，“诸葛亮虽外接待羕，而内不能善，屡密言先主，羕心大志广，难可保安。先主既敬信亮，加察羕行事，意亦稍疏，左迁羕为江阳太守。”既而，马超告发彭羕有大逆之言，刘备和诸葛亮便以谋反罪将彭羕捉起来。彭羕在狱中给诸葛亮写了一封很长的信，历述自己的功劳，尽白自己的冤枉，甚至把刘备比做“慈父”，称诸葛亮为“当世伊、吕”，最终还是不免一死②。这是依据自己的好恶，律外妄杀的生动例子。

另如，后部司马张裕晓占候，曾谏刘备说“不可争汉中”。刘备不用裕言，遣将军吴兰、雷铜等入武都，结果打了败仗，“皆没不还”，据载，“初，先主与刘璋会涪，时裕为从事，侍坐，其人饶须，先主嘲之曰：‘昔吾居涿县，特多毛姓，东西南北皆诸毛也，涿令称曰

——————————

①《三国志•蜀书•法正传》。

②《三国志•蜀书•彭羕传》。

诸（猪）毛绕涿居乎'！裕因刘备无须，说了一个“潞（露）涿（豚）君”的故事，加以嘲讽。“先主常衔其不逊，加忿其漏言，乃显裕谏争汉中不验，下狱，将诛之。诸葛亮表请其罪，先主答曰：‘芳兰生门，不得不锄。’裕遂弃市。”① 这完全是挟嫌杀人，毫无法制可言了。

较盐铁之利

蜀地产盐，历史悠久。历代统治者都将盐铁之利视做重要的经济来源。秦时已置盐铁官管理盐铁交易。李冰为蜀守，“识齐（察）水脉，穿广都（今成都东南）盐井、诸陂池，蜀于是盛有养生之饶矣。”② 西汉临邛（今四川邛峡）人卓王孙以冶铁煮盐致富，家赀数千万，僮仆上千人③。

两汉政府都重视蜀地盐业的管理和开发。汉武帝实行盐铁官营政策，“是以县官（指朝廷）用饶足，民不困乏”、“兵革东西征伐，赋敛不增而用足”④。东汉虽弛盐铁之禁，但加强了盐铁税赋的管理和征收。汉末军阀混战期间，曹操用治书侍御史卫觊的建议，实行盐铁“监卖”政策。

刘备、诸葛亮自然也看到了盐铁对于解决经济问题的重要，所以，入蜀之后，虽然没有迅即制定出一套行之有效的严厉的官营政策，但立即建立和健全了盐铁的管理机制，控制了盐铁之政，从而收到了实际上的盐铁官营效果。

《三国志•王连传》载，“及成都既平，以（王）连为什邡令（治今

————————

①《三国志•蜀书•周群传》。

②《华阳国志•蜀志》。

③《史记•货殖列传》。

④《盐铁论•轻重篇》。

四川广汉南），转在广都，所居有绩。迁司盐校尉，较盐铁之利，利入甚多，有裨国用，于是简取良才以为官属，若吕乂、杜祺、刘干等，终皆至大官，自连所拔也，”《吕乂传》亦谓：“初，先主定益州，置盐府校尉，较盐铁之利，后校尉王连请（吕）义及南阳杜祺、南乡刘干等并为典曹都尉。”后来王连升官蜀郡太守、兴业将军，仍然“领盐府如故”。

可见，刘备初定益州，便把盐铁之利放到了重要地位，而且非常用心去配备和建立起一套比较完整的、稳定的、有效的盐政管理机构。

盐政的最高主管官为司盐校尉，属官有典曹都尉等。校尉、都尉均属武职，说明盐政管理不属地方，而是由中央统一管理，属于军事管制性质。校尉、都尉的官秩分别为二千石和比二千石，位当列卿，说明盐政管理在国家部门中地位的重要。“简取良才以为官属”云云，说明盐政管理系统对于管理人员的严格要求和任用。司盐校尉的属官最终大都做到“大官”，更加证明了当政者对于选拔盐政人员的重视。据载，都尉吕乂后来官至尚书令（丞相）；杜祺历任郡守、监军、大将军司马；刘干官至巴西太守。

蜀地并盐资源丰富。近入研究认为，四川境内，魏晋时期，东起朐忍（今云阳），西至临邛（今邛崃），北到汶山（今汶川），南至越高（治今西昌），都分布井盐产区。①

由于官府的重视，食盐生产技术，特别是“官灶”的煮盐技术，有了很大提高。昔时一灶五锅，蜀汉时期已有一灶十四锅者。例如，《太平寰宇记》卷85“贵平县”条引《益州记》说：“官有两灶二十

——————————

① 参见《中国盐业史•古代编》，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59页。

八镬，一日一夜，收盐四石，（色白）如霜雪也。”而且已知使用“井火”（天然气），因而大大提高了产量。晋人刘逵《蜀都赋》注称：“取井火还煮井水，一斛水得四五斗盐，家火煮之，不过二三斗。”常璩《华阳国志》卷三《蜀志》说，临邛县“有火井，夜时光映上昭。民欲其火，先以家火投之。顷许，如雷声，火焰出，通耀数十里，以竹筒盛其光藏之，可拽行终日不灭也。井有二，[一燥一]水。取井火煮之，一斛水得五斗盐；家火煮之，得无几也。”①

对于冶铸方面的政策，大抵实行了如同盐政一样的管理体制，甚或更多官营性质。《三国志•张裔传》载，刘备人成都，“以裔为巴郡太守，还为司金中郎将，典作农战之器”。铁器之用，无非农战，“典作农战之器”云云，实质就是把冶铁业控制在官府手里。中郎将本武官，官秩比二千石，以武官主管冶铸，称司金中郎将，如同以校尉主管盐政一样，表明了它的军事管制性质。

刘备用张裔为司金中郎将如同曹操用韩暨为司金校尉、王修为司金中郎将用意是一样的，最重要的是看重了他们的能力。韩暨发明水排，“因长流为水排，计其利益，二倍于前。在职（监冶谒者）七年，器用充实。”因此，曹操“制书褒叹，就加司金校尉，班亚九卿。”② 王修，曾为袁绍别驾，降曹后被授司空掾，行司金中郎将。授职后，王修自谦“力少任重，不堪而惧”；议者则认为大材小用，应当授予更显要的位置。几年后，曹操在给王修的信中说明了用意：“察观先贤之论，多以盐铁之利，足赡军国之用。昔孤初立司金之

————————

① 刘琳《华阳国志校注》注“以竹简盛其光藏之，可拽行终日不灭也”谓：并非接其光，而是取其气，通过小孔放出点燃。当是。

②《三国志•蜀书•韩暨传》。

官，念非屈君，余无可者。……自是以来，在朝之士，每得一显选，常举君为首，及闻袁军师（按：袁涣为军祭酒）众贤之议，以为不宜越君。然孤执心将有所厩，以军师之职，间于（按：意为近于）司金，至于建功，重于军师。……但恐旁人浅见，以蠡测海，为蛇画足，将言前后百选，辄不用之，而使此君沉滞冶官。张甲李乙，尚犹先之，此主人意待之不优之效也。孤惧有此空声冒实，淫蛙乱耳。"①曹操的表白，生动地说明了他对冶铁和铁业主管的重视：无疑，刘备也是出于同种考虑。张裔对于刘备和平人城做出了贡献，能力很强，人们将他同魏国名相钟繇相提并论，称“干理敏捷，是中夏钟元常（繇）之伦也”②。

历史上留下了不少有关刘备入蜀以后冶铸方面的记录，证明了他对于冶铸业的重视，以及蜀汉冶铸业所达到的水平。

陶弘景《刀剑录》载，蜀章武元年辛丑，采金牛山铁，铸八铁剑，各长三尺六寸，一先主自佩，一与太子，一与梁王理，一与鲁王永，一与诸葛孔明，二与关羽、张飞，一与赵云。各剑之上，都铸上了诸葛亮的题词，内容为“书作风角处所”。“风角”为古时占候之术，《后汉书•郎题传》有李贤注说：“风角谓候四方四隅之风，以占吉凶也”。可见，刘备铸长剑和曹操作百辟刀目的都是一样的，尽管质地上乘，可做武器使用，如曹植得到百辟刀后特作《宝刀赋》，其中有谓“故其利：陆断犀革，水断龙角，轻击浮截，刀不纤削”。但主要不是用来器用，而是用来趋吉避凶。曹操在《百辟刀令》记载了百辟刀事：“往岁作百辟刀五枚适成，先以一与五官将（按：当时曹丕

————————

①《三国志•蜀书•王修传》注引《魏略》。

②《三国志•蜀书•张裔传》。

为五官中郎将）。其余四，吾诸子中有不好武而好文学，将以次与之。”（《艺文类聚》卷60）曹操在《内诫令》中义说道：“百炼利器，以辟不祥，摄服奸宄者也。”（《御览》卷345）“百炼利器”指的就是曹操制做“百辟刀”五把。他把五把经过千锤百炼的宝刀分给儿子们，用以除凶避邪，震慑奸人：刘备把铸好的宝剑，分赐儿子和心腹，自然亦取"百炼利器，以辟不祥"之意。

《古鼎录》说，刘备章武二年，于汉川铸一鼎，名克汉鼎，置丙穴中（丙穴，地名，在今陕西略阳县东南）；又铸一鼎，沉于永安（今重庆奉节东）水中；又铸一鼎于成都武担山，名曰受禅鼎；又铸一鼎于剑口山，名曰剑山鼎。

《书苑》说，蜀先主常（尝）作三鼎，皆武侯篆隶八分，极其工妙。《鼎录》说，“龙见武阳（今四川彭山东）之水九日，因铸一鼎，像龙形，沉水中。”

《鼎录》又说，“章武三年，又作二鼎，一与（儿子）鲁王，文曰：‘富贵昌，宜侯王'；一与（儿子）梁王，文曰：‘大吉祥，宜公王'。并古隶书，高三尺，皆武侯迹。”①

刘备实行的盐铁管制政策收到了多大的经济成效，史无明记。仅就王连为司盐校尉，“较盐铁之利，利人甚多，有裨国用”一语，即不难看出，盐铁收人当是刘备入蜀建国初期的重要经济来源，而且确实收到了成效。

后来，诸葛亮继承、发扬了同刘备一起推行的盐铁政策，因而留下了更多的盐铁记录和遗迹。

————————

① 以上转自《诸葛亮集•故事•制作篇》。

四、东拒孙权，割让荆州三郡

汉末建安期间，诸侯割据、他们之间的战争态势，总是相互影响，相互制约的。

赤壁战争以后，建安十四年（公元209年）三月，曹操在谯重新集结军队；孙权试图向北推进，拿下曹操的重要据点合肥，久围而不下。七月，曹操率领水军自涡河入淮河，出肥水，军驻合肥，开芍陂屯田、十二月、曹操遣荡寇将军张辽和折冲将军乐进、破虏将军李典率领七千人屯驻合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