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自领益州牧.2

十五年（公元210年），曹操的主要精力放在整顿内部、巩固权力上，未谋向外用兵。

十六年（公元211年）以后的几年里，曹操把用兵重点放在西北。三月，曹操遣司隶校尉钟繇讨张鲁，同时使征西护军夏侯渊等将兵出河东，与钟繇会师共进。七月，曹操亲自率军征讨马超、韩遂和关中诸将。十月，战斗结束，歼敌关中诸将十部，马超、韩遂西走，取得辉煌胜利。

十七年（公元212年）正月，曹操自长安回邺。他在积极为封公建国忙活了一阵子之后，十月间再次出兵，东征孙权。

建安十八年（公元213年）正月，曹操以号称步骑四十万之大军进军儒须口，攻破了孙权江西大营，俘获其都督公孙阳。孙权亲率众七万御操，并以甘宁领三千人为前部督，径至曹操营下，“拔鹿角，逾垒入营，斩得数十级"。双方相持月余，曹操始终没有把军事上的主动权控制到自己手里。不久，便再次遭到袭击，损失相当严重。曹操吃了败仗，“坚守不出”，见孙权“舟船器仗军伍整肃，不禁

喟然叹曰：“生子当如孙仲谋”①。怅然而返。

可见，此一时期，曹操主要致力于内部，在军事上向南取守势，受到孙权的遏制，向西北取攻势，形成了对益州北部的威胁。

无疑，这种形势，在客观上为孙权巩固合肥一线的防御，并乘势向西扩展进而控制判州全境提供了条件、同时，曹操向汉中进军，使得刘璋很紧张。刘璋“内怀恐惧”，遂受张松、法正蛊惑，让刘备入川。刘备入川，转战巴蜀，又为曹操敢于调动襄樊一线驻军北上而用于关中战场准备了条件；同时也为孙权从刘备手中夺回荆州提供了更多希望。

曹操在得知刘备已经取蜀的消息后，加速了攻取汉中的步伐。建安二十年三月，曹操亲征张鲁；四月，自陈仓（今陕西宝鸡县）出散关（陈仓西南）入河池（今陕西凤县西北之凤州）；七月，军至阳平关（今陕西勉县西）；九月间，巴七姓夷王朴胡、赉邑侯杜率领巴夷、赉民归附；于是，分巴郡为三，以朴胡为巴东太守，杜漫为巴西太守，袁约（一作任约）为巴郡太守。十一月，张鲁在巴中尽携全家及其余众出降，曹操封鲁及五子皆为列侯。十二月，曹操出自巩固权力和谋划大的政治行动的需要，自南郑还，同时任命夏侯渊为都护将军，督张郃、徐晃等守汉中；命丞相长史杜袭为驸马都尉，留督汉中事。

孙权在刘备取得蜀地以后不久，则即利用曹操用兵西北对益州形成压力之机，向刘备提出了“欲得荆州”的要求。

至于刘备，起初对于益州北部锁钥——汉中的重要性认识不足，并且高估了张鲁的力量，以为有张鲁在，总可以对曹操抵抗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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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三国志•吴书•吴主权传》注引《吴历》。

阵子。至此，刘璋既败，张鲁已降，汉中落入曹操之手，刘备只有直面曹军临境的压力了，

北有曹操逼境，东有孙权夺荆之忧。面对此种新的战局，刘备权衡利弊，在战略战术上、不得不做一些调整。

返兵拒吴，保三郡

前述孙权曾经想同刘备一起西取已蜀，刘备以“放发归于山林”为词加以拒绝。及至刘备西图刘璋，据有巴蜀，孙权甚感受到愚弄，愤谓：“猾虏乃敢挟诈！”①

同时，留守荆州的关羽与孙权屯驻陆口的横江将军鲁肃相邻，“数生狐疑，疆域纷错”，常常发生摩擦。据说，“（鲁）肃常以欢好抚之"②。但对孙权、吕蒙等一些谋夺荆州的人来说，心理自难平衡。因此，夺取荆州的既定决策，便随着形势的变化，提到了实施的日程上。

建安二十年（公元215年）五月，孙权第一次命令中司马诸葛瑾奉使去成都，“通好刘备”，试图先用外交手段谋得荆州三郡。

诸葛瑾（174—241），字子瑜，琅邪阳都人，是诸葛亮的兄长，也是吴蜀交际中的重要人物之一。其人生平略谓：汉末，避乱江东，与鲁肃等并受孙权“宾待”，为权长史，转中司马。后因从讨关羽有功，封宣城侯，领南郡太守。刘备伐吴期间，瑾数为吴使，往来吴蜀之间。黄武元年（公元222年），又因抗蜀和解除魏将曹真、夏侯尚围困江陵的战争之功，升迁为左将军，督公安，假节，封宛陵侯。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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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三国志•吴书•普肃传》。

② 同上。

权称帝后，拜瑾为大将军、左都护，领豫州牧。《三国志•吴书•诸葛瑾传》注引《吴书》说：“瑾为大将军，而弟亮为蜀丞相，二子恪、融皆典戎马，督领将帅，族弟诞又显名于魏，一门三方为冠盖，天下荣之。”后，诸葛恪位极大将军领太子太傅，被孙亮、孙峻诬以谋叛，被杀，株及三族。

诸葛瑾以公使之身到蜀，受到军师将军、其弟诸葛亮的官方正式接待，并在诸葛亮的陪同下会见刘备，兄弟二人，各为其主。为避嫌隙，公事公办，除了在公开场合的会晤以外，二人从不单独见面。史家称为“退无私面”，暗寓诸葛亮、诸葛瑾皆对其主心存戒虑，也说明诸葛亮与刘备并非坦然相处。

诸葛瑾转达了孙权“欲得”被刘备占领的荆州诸郡的要求。刘备自然不许，但又不便硬顶，因说：“吾方图凉州，凉州定，乃尽以荆州与吴耳。”

孙权得到回报，看清了刘备的用意在于搪塞拖延，很愤怒地指出：“此假而不反，而欲以虚辞引岁。”① 因而不管刘备的态度如何，遂自置已为刘备据有的荆州南三郡长沙、零陵、桂阳长吏，建立自己的地方政权。

时，关羽都督荆州事，自然遵循刘备、诸葛亮的既定战略决策，尽保荆州已有土地，所以对孙权所置三郡长吏“尽逐之”。孙权大怒，于是分遣两路大军，一由“吕蒙督鲜于丹、徐忠、孙规等兵二万取长沙、零陵、桂阳三郡”；二由“鲁肃以万人屯巴丘（在今湖南岳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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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三国志•吴书•吴主传》、《诸葛瑾传》。理传说，“权遣使蜀通好，（理）与其弟亮俱公会相见，退无私面。”《三国演义》所说孙权预为拘执诸葛瑾家室老小，以及诸葛瑾奔返于荆、益之间，均属渲染，实无其事。

东）以御关羽”。同时，孙权自住陆口（今湖北嘉鱼西南），“为诸军节度”①。

据载，吕蒙趋袭三郡，兵到，致书长沙、桂阳二郡，皆服。其中，颇得刘备和诸葛亮信任的年末三十的长沙太守廖立弃城而去。历史记谓：“（孙）权遣吕蒙奄袭三郡，（廖）立脱身（逃）走，自归先主。”②桂阳太守，本由赵云兼领，云已入蜀，城守力薄，自然难以抗敌。只有零陵太守郝普据城不降。

刘备得知孙权出兵夺三郡，情知形势严峻，遂以诸葛亮镇守成都，自己率兵五万回到公安（湖北今县），并使关羽率领三万兵至益阳境（湖南今市），列开了誓保三郡架势。一场大的战争即将不可避免。

孙权闻讯，则即重新部署军队，使鲁肃率领万人由巴丘趋屯益阳（今湖南益阳东），同时急召吕蒙等，“使舍零陵，急还助肃”，准备在益阳境内迎战关羽。

吕蒙，字子明，汝南富陂（今河南新蔡东北）人。是孙权麾下力主驱刘灭蜀的主要人物，是--个让刘备、关羽倒过大霉的人。少南渡，以勇力闻，初被孙策用为别部司马，后被孙权命为平北都尉，领广德（安徽今县）长。从征黄祖有功，升横野中郎将。赤壁之战期间，“与周瑜、程普等西破曹公于乌林，围曹仁于南郡”。曹仁退走，孙权遂能据有南郡、抚定荆州，授吕蒙为偏将军，领寻阳（治今湖北武穴市东北）令。后来跟随孙权抗曹子濡须（今安徽无为东北），“数进奇计”，劝孙权“夹水口立坞，所以备御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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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三国志•吴书•吴主传》。

②《三国志•蜀书•廖立传》。

精”，曹操不能下，“（曹）望权军，叹其齐肃，乃退”①。又，从孙权征皖城（今安徽潜山北），虏获曹操所置庐江太守朱光及参军董和、男女数万口，遂被授予庐江太守、既而，遵命回到寻阳，讨平反叛，待机袋取荆州三郡，

吕蒙接到“急还助肃”的信后，秘而不宣，立即将一个谋划好的利用零陵太守郝普旧友邓玄之诱降郝普的计划付诸实施了。吕蒙“夜召诸将，授以方略”，故作姿态，假称明天早晨就要攻城，声云郝普不识事务，说：“郝子太（普字）闻世间有忠义事，亦欲为之，而不知时也。”随即煞有介事地对邓玄之等人讲了一些假的军事情报，一说刘备远在汉中，为夏侯渊所围；二说关羽已经吃了败仗：“关羽在南都，今至尊（指孙仅）身自临之。近者破樊本屯，（关羽）救郡， 逆为孙规所破。此皆目前之事，君所亲见也。”结论是：“彼方（刘备）首尾倒悬，救死不给，岂有余力复营此哉？今吾士卒精锐，人思致命，至尊（孙权）遣兵，相继于道。今子太以曰夕之命，待不可望之救，犹牛蹄中鱼，冀赖江汉，其不可恃亦明矣。若子太必能一士卒之心，保孤城之守，尚能稽延旦夕，以待所归者，可也。今吾计力度虑，而以攻此，曾不移日，而城必破，城破之后，身死何益于事，而令百岁老母，戴白受诛，岂不痛哉？度此家（指郝普）不得外问，谓援可恃，故至于此耳。君可见之，为陈祸福。”

邓玄之见到郝普，“具宣蒙意，普惧而听之”。既而郝普出降，“蒙迎执其手，与俱下船”，然后，吕蒙将孙权命他“急还援肃”的信给郝普看，因为计谋得逞，高兴得拍手大笑。郝普见书，始知刘备已在公安而关羽兵屯益阳，形势颇对自己有利，虽然“惭恨入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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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三国志•吴书•吕蒙传》、《吴主传》。

但为时已晚。

郝普降，吕蒙尽得三郡将守，“因引军还，与孙皎、潘璋并鲁肃兵并进，拒羽于益阳”。孙权已在实际上控制了三郡①。

关羽“单刀赴会”

史载，“（鲁）肃住益阳，与（关）羽相拒。肃邀羽相见，各驻兵马百步上，但诸将军单刀俱会。”可见，鲁肃虽然是主邀方，但会见地点并不是如小说家所说的在孙吴一边，而是在两军之间，且各在百步之外驻有精兵。所以，对于这次相会，双方都是“诸将军单刀俱会”，都有点紧张。相对来说、关羽傲气十足，表现倒也坦然；鲁肃一方反而心中有点打鼓。

《三国志•鲁肃传》注引《吴书》说：“肃欲与羽会语，诸将疑恐有变，议不可往。”鲁肃度其大势，认为尚不至此，因对大家说：“今日之事，宜相开譬：刘备负国，是非未决，羽亦何敢重欲干命！”

会见时，鲁肃首先发话，责备关羽，说：“国家（按：指孙权）区区本以土地借卿家者，卿家军败远来，无以为资故也。今已得益州，既无奉还之意，但求三郡，又不从命。”

话音未落，关羽一方，坐有一人说：“夫土地者，惟德所在耳，何常之有！"肃厉声呵之，辞色甚切。羽操刀起立，说："此自国家事，是人何知！”目使此人离开会所。此人是谁？肯定不是如《三国演义》所说的周仓，因为周仓的身份只能立后，不能与坐；且话语也不合周仓性格。

关羽对鲁肃回答说：“乌林之役，左将军（刘备）身在行间，寝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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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以上《三国志•吴书•吕蒙传》、《吴主传》。

脱介，戮力破魏，岂得徒劳，无一块壤，而足下来欲收地邪？”

鲁肃说：“不然。始与豫州（刘备）观于长阪，豫州之众不当校，计穷虑极（竭），志势摧弱，图欲远窜，望不及此。主上（孙权）矜愍豫州之身，无有处所，不爱土地士人之力，使有所庇荫以济其患，而豫州私独饰情，愆隳厦好。今已借手于西州矣，又欲剪并荆州之上，斯盖凡夫所不忍行，而况整领人物之主乎！肃闻贪而弃义，必为祸阶。吾子（指关羽）属当重任，曾不能明道处分，以义辅时，而负恃弱众以图力争，师曲为老，将何得济？”《左传•僖公二十八年》有谓“师直为壮，曲为老”。“师曲为老，将何得济”云云，就是说，你们没有道理地赖在这里，是必定要失败的。关羽很不善辩，竟被说得“无以答”。

当然，关羽虽督荆州事，但无权决定割让土地这样的大事，所以会见虽然沟通了看法，但不果而终①。自然，也无所谓胜利者。

分荆州三郡地予吴

历史的结局是，这场蓄势待发的战争并没有打起来。《三国志•鲁肃传》说，鲁肃与关羽会见后，“（刘）备遂割湘水为界，于是罢军”。显然，这样讲述事物的因果关系是不对的。真正的原因，当如《吴主传》所说、“未战，会曹公入汉中，备惧失益州，使使求和。权令诸葛瑾报，更寻盟好。遂分荆州，长沙、江夏、桂阳以东属权，南郡、零陵、武陵以西属备。”

可见，是曹操的进一步向西北用兵，构成了对刘备的威胁，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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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三国志•吴书•鲁肃传》并注。

促使孙、刘两家再次联合起来①。

历史的时间表亦足以证明这一点这就是：建安十九年夏，刘备定蜀；二十年五月，孙权便遣诸葛瑾使蜀，欲得荆州三郡，结果被刘备拒绝，怒而自置三郡长吏；同月，关羽尽逐孙权三郡长吏，孙权即遣吕蒙督兵二万，以武力夺三郡，双方进入战争状态；约六月，刘备带兵回到公安，部署部队，为力保荆州准备同孙权决战，此前，刘备对吴的态度是强硬的；此后，形势突变，秋七月，曹操的军队到达阳平（今陕西勉县西），打败张鲁守军，张鲁溃奔巴中，曹操占领南郑，尽得汉中。北抗曹操、阻止魏军入蜀，成为刘备的当务之急。

孙刘的再次联合，同首次联合--样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对刘备来说，虽然失掉了荆州三郡，但能够将主要兵力集中到汉中一线，从而比较好地扼住了益州“北门”，确保了益州的安全。很明显，就当时的大局来看，刘备在东线“以上地换和平”的决策是正确的。但是，这也伏下了刘备必然全失荆州的危机。

汉末，赤壁之战以后，荆州七郡，南阳基本在曹操的手里，江夏、南郡属孙刘交叉共有，其余四郡武陵、长沙、桂阳、零陵本由刘备控制：刘备的东部防线大体在鄱阳湖、赣水一线。分荆州三郡与孙权后，即以洞庭湖、湘水为界，刘备不仅失掉了湘水以东和沿江的土地，而且孙权的势力直接构成了对于南郡、公安、益阳等地关羽驻军的威胁，为孙权谋击关羽和后来夷陵之战打败刘备提供了地理上的优势。所以，严格地说来，曹操出兵汉中，迫使刘备同孙权重新联合，对于孙权来说，倒是有百利而无一害；而对于刘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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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以上参阅《三国志》之《先主传》、《关羽传》、《吴主传》、《鲁肃传》、《吕蒙传》；《华阳国志•刘先主志》；《资治通鉴》卷67，等。

来说，虽然得以集中兵力于汉中，但在东边却伏下了严重的危机。

五、北抗曹操，夺得益州北门

汉中（治今陕西南郑）地处益州北部，是益州北门锁钥，入蜀要冲，历代兵家必争之地。刘备入蜀之前，张鲁为汉宁太守，雄踞巴、汉已有30余年了。

张鲁，字公祺，沛国丰（今江苏丰县）人，祖父张陵，客居于蜀，学道鸽鸣山中，“造作道书以惑百姓，从受道者出五斗米”，因而人称其教为“五斗米道”。张陵死后，其子张衡（一作张修）行其道。《三国志•张鲁传》注引《典略》说，东汉熹平、光和年间，“妖贼”大起，三辅有骆曜、东方有张角，汉中有张脩，“情法略与（张）角同”，以符水咒说疗病。衡（脩）死，衡子张鲁继续行其道。

史载，张鲁母有姿色，兼挟鬼道，常常往来益州牧刘焉家。由于有这层关系，刘焉遂任张鲁为督义司马，与别部司马张修共同率兵掩袭汉中太守苏固，断绝斜谷之路。张鲁既得汉中，遂即杀了张修而并其众，成了汉中的统治者。刘焉死后，子刘璋代立，因鲁不顺服，刘璋把张鲁的母亲及全家统统杀了。张鲁、刘璋遂不两立。

张鲁据汉中，以鬼道教民，自号“师君”。学道者，初来皆名“鬼卒”；受道已信（深）者，号“祭酒”。祭酒各领部众，部众多者为治头大祭酒。这是其大体的组织情况。五斗米道的教义，主要有三点，一是要求做人诚实，“皆教以诚信不欺诈”，如果生病，要求病人自我反省有没有做错事，即“自首其过”；主张买卖公平，“市肆贾（价）平”；二是各祭酒“皆作义舍”，义舍内备有义米、义肉，行路人可以根据自己的饭量“量腹取足”。据说，如果取之过量，鬼道会使其生病的；一是“犯法者，二原，然后乃行刑，”“原”是赦免的意思：就是说，对犯法的人可以赦免三次，如果仍不改正，再按律给以相应的刑事处罚。张鲁据汉中全以五斗米道教民、驭众，因此“不置长吏，皆以祭酒为治”。张鲁的统治，得到百姓拥护，所以“民夷便乐之”，使他能够“雄踞已、汉垂三十年”。史载，汉末，朝廷对张鲁毫无办法，“力不能征，遂就宠鲁为镇民中郎将，领汉宁太守，通贡献而已。”④

对于张鲁之地，孙、刘、曹三家均欲得之。在东吴，周瑜曾献计“取蜀而并张鲁”；孙权曾想把刘备尽早赶出荆州地盘，表示愿与刘备一起取蜀、提出了所谓“先取刘璋，进讨张鲁”的主张，遭到刘备的拒绝。

刘璋居益州而让刘备入蜀的一个重要原因，也是试图击败张鲁，从而据有汉中以求自强。他闻曹操将讨张鲁，内怀恐惧，上了张松、法正的当，迎刘备入蜀。如前所述，刘璋使刘备击张鲁，但刘备的主要目标是取益州，而不是汉中，所以兵扎葭萌，驻军不前，“厚树恩德，以收众心”。

刘备破蜀取刘璋代为益州牧后，没有赶在曹操征服张鲁之前取得汉中，是其对于汉中的重要性认识不足，也是为了应付孙权谋夺荆州的缘故。

曹操亲征张鲁，军至阳平关（今陕西勉县西）。张鲁闻知屏障之险阳平关失陷，准备归降。部下阎圃也积极促其投降，但觉得时机不利，因对张鲁说，现在被迫归降，功必轻，“不如依杜遵，赴朴胡（杜漫、朴胡均巴中少数民族头领）相拒，然后委质，功必多”。张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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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三国志•魏书•张鲁传》。

接受了阎圃的意见，“乃奔南山，入巴中”①。走前，部属想烧掉全部宝货仓库，张鲁对大家说：“本欲归命国家，而意未达，今之走，避锐锋，非有恶意。宝货仓库，国家之有。”于是“封藏而去”。曹操入驻南郑，见府库封藏完好，甚喜张鲁所为，又知张鲁本有归顺之意，遂派人前去“慰喻”②，十一月，张鲁觉得时机已到，便尽携全家及其余众出降。曹操拜张鲁为镇南将军，待以客礼，封阆中侯，并封其五子及阎圃等皆为列侯。

就在张鲁“走入巴中”而准备归降曹操之时，刘备已同孙权达成妥协，分三郡地予吴，从南郡、公安等地引军回到江州（今重庆）。偏将军黄权对刘备讲了汉中的重要性：“若失汉中，则三巴不振、此为割蜀之股臂也。”③刘备有点着急了，于是即以黄权为护军，率领诸将迎接张鲁。据《华阳国志•汉中志》说：“（建安）二十年，魏武帝西征鲁，鲁走巴中。先主将迎之，而鲁功曹阎圃说鲁北降归魏武：‘赞以大事，宜附托；不然，西结刘备以归之。’鲁勃然曰：‘宁为曹公作奴，不为刘备上客。’遂委质魏武。”所以，刘备派出的军队尚未到达，张鲁已经回到南郑，投降了曹操。黄权顺路出击少数族领袖朴胡、杜漕等部，取得一些胜利。

曹操失计，未能遽取成都

建安二十年七月，曹操陷阳平，入南郑，军势大振。下一步怎么办？既然已经夺关，锁钥在握，是乘势入蜀，抑或见好即收、留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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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三国志•魏书•张鲁传》。

② 同上。

③《三国志•蜀书•黄权传》。

据守而大军引还？我在《曹操评传》中作过长段评论，概述约为：

丞相主簿司马懿和刘晔都主张乘胜入蜀。司马懿对曹操说：“刘备以诈力虏刘璋，蜀人未附而远争江陵，此机不可失也。今若曜威汉中，益州震动，进兵临之，势必瓦解。圣人不能违时，亦不可失时也。”① 刘晔也向曹操进言，说：“明公以步卒五千，将诛量卓，北破袁绍，南征刘表，九州百郡，十并其八，威震天下，势慑海外，今举汉中，蜀人望风，破胆失守，推此而前，蜀可传檄而定。刘备，人杰也，有度而迟，得蜀日浅，蜀入未恃也。今破汉中，蜀人震恐，其势自倾。以公之神明，因其倾而压之，无不克也。若小缓之，诸葛亮明于治而为相，关羽、张飞勇冠三军而为将，蜀民既定，据险守要，则不可犯矣。今不取，必为后忧。”② 司马懿和刘晔的主张很明确：一是刘备得蜀日浅，蜀人未附；二是刘备带兵离蜀，已“远争江陵”，去与孙权争荆州三郡，蜀境兵力有限；三是乘屡战屡胜之威和蜀人震恐之机，直捣成都，必可传檄而定。简而言之，一句话：机不可失，乘胜入蜀、曹操没有听司马懿和刘晔的意见，他感慨地说：“人苦无足，既得陇，复望蜀邪！”③七天后，有蜀降者说曹操克汉中以后，“蜀中一日数十惊，守将虽斩之而不能安也”。这时，曹操又有点动心了，问刘晔说：“今尚可击不？”哗说：“今已小定，未可击也。”④

曹操该不该乘胜入蜀，向有不同评论。南朝宋人裴松之注《三国志》时，认为曹操失掉一次大好机会。他说：“魏武后克平张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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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晋书•宣帝纪》。

②《三国志•魏书•刘晔传》。

③《资治通鉴》卷67，汉献帝建安二十年。

④《三国志•魏书•刘晔传》注引《傅子》。

蜀中一日数十惊，刘备虽斩之而不能止，由不用刘晔之计，以失席卷之会。”另一注史者，元人胡二省注《资治通鉴》则为刘晔后来的话辩解，说：“七日之间，何以遽谓之小定？哗盖窥觇备之守蜀有不可犯者，故为此言以对操竭耳。”意思是说，所谓“小定”，不过是托辞，实际上刘晔也已看清楚不可入蜀，所以用此来回答曹操的问题。这就是说，胡三省认为，曹操不入蜀的决策是正确的。后人论此，大约亦不外这两种意见。近人多认为后--种意见是对的，归纳其理由主要有三点：一，曹操很清醒地看到前进中的困难，蜀道之难更过散关之险，以疲惫之师越险攻蜀，怎得“席卷”；如果曹军深入，蜀军据险守要，会使曹军陷入进退两难之地；二，后顾之忧太重，江东孙权、荆州关羽均在窥伺自己的后路，如果大兵入蜀，必将授孙权、关羽以机，腹背受敌，后果不堪设想；三，陇右初平，羌人未附，汉中初定，根基不稳，遽然推进，后需难继。

其实还应加一条，即“内有忧逼”，曹操不愿长期在外。事实是最好的证明，曹操建安二十一年二月回到邺；三月亲耕籍田，行天子之仪；五月进爵为魏王；二十二年四月“设天子旌旗，出入称警跸”，成为实际上的“天子”。毫无疑问，这才是曹操急于引军而还的最为重要的原因。因为当此之时，进一步巩固和发展权力，绝除对自己的不利因素，逐步把汉献帝的名义权力也剥夺净尽比什么都重要。

我认为，曹操“既得陇，复望蜀”是完全可能呢？

第一，当时双方的谋臣都看到了这一点。曹方，谋兵不亚于操、后迁大将军大都督而数败诸葛亮的司马懿认为“机不可失”；颇有军事才能、屡被曹操称许、在曹丕称帝后屡献大谋以应吴、蜀的刘晔亦认为，应该“因其倾而压之”，富有远见地指出如果不取，“必有后忧”、刘方，谋臣法正分析说：“曹操一举而降张鲁，定汉中，不因此势以图巴、蜀，而留夏侯渊、张郃屯守，身遽北还，此非其智不逮而力不足也，必将内有忧逼故耳。”这就是说，法正也认为，以曹操之智谋和势力，足可以“因此势以图巴、蜀”①。

第二，从军事态势看。曹操克汉中，入南郑，益州霞动。蜀臣杨洪说诸岛亮增兵刘备时说过：“汉中，益州咽喉，存亡之机会，若无汉中，则无蜀矣。此家门之祸也，发兵何疑。”② 可见，曹兵驻扎南郑，实将益州北门控制在手，形势极为有利。不久，张鲁投降，巴郡内的七姓夷王、赉邑侯均降附，曹操因分巴郡为三，以夷帅分别担任巴东、巴西太守。这就是说，益州刺史部的北部，包括汉中、巴东、巴西郡等实已成为曹操的实际控制或间接控制之地。而刘备的主要军事势力，的确如司马懿所说正远争江陵。曹操建安二十年七月入南郑，刘备听到“曹公定汉中，张鲁遁走巴西”③的消息，才急于同孙权分荆州媾和，及至引军还江州，已是当年十一月间的事。可见，至少有四个月的时间，军事优势一直是在曹操一方。如果是大军继胜而进，那么蜀中就绝不会“小定”，而必是惊上加惊，也绝不会是一般的“斩之而不能安”，而必是惟恐逃命不及了。

第三，从地理形势看，凡认为曹操退兵的决策是正确的，大都强调蜀道之难。曹操既履散关之险，必惧蜀道之难。事实上，蜀道难固难矣，但并不是曹操之根本所虑。当时，汉中郡属益州刺史部，是益州的北部屏障和门户，阳平关既是南郑的关隘，又是益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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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三国志•蜀书•法正传》。

②《资治通鉴》卷68，汉献帝建安二十三年。

③《三国志•蜀书•先主传》。

的关隘。克阳平，取汉中，实际便扼住“益州咽喉”，然后即可避过米仓山、大巴山艰难之处，沿嘉陵江谷地南进入蜀。事实上，张郃不是随后便进入了益州腹地吗（详后）！

第四，后顾之忧虽有，但不可怕。曹操征张鲁之时，亦是孙权、刘备矛盾日趋明朗化之时。曹操毅然用兵汉中，也正是由于看准了这一点。同时他也早已料到谋兵汉中以后，孙权会有动作，所以才有“贼至乃发”的密教给张辽等。曹操将攻汉中，本已剑拔弩张的孙、刘两家“更寻盟好、遂分荆州”；七月曹操陷阳平、取南郑，八月间孙权即率众十万围合肥，结果惨败于曹操的预谋之下。应该说，孙权、关羽等的确是后顾之忧，不可不预。但就当时的情势看，并不可怕，一是孙权新败，余悸未平，短时间内不可能组织大的进攻；二是孙、刘矛盾依然存在，不可能形成可靠的联盟；三是孙、刘两家当时均无进取中原之谋。事实也证明，从建安二十年七月曹操拔汉中，到二十一年二月曹操还邺，以至二十二年正月曹操主动攻孙权，前后一年半，孙权均无大的行动。因此，不能把后顾之忧看得太重；事实上，曹操也没有把它看得太重。

第五，羌人新败未必尽附，但一时尚不构成后方的威胁。论者或谓羌人新附、关陇不稳亦是曹操不敢贸然入蜀的原因之一。实则从历史记载看，当时的羌、氏诸部虽不内附，并曾助马超、韩遂抗操，但极少主动攻击中原，每有战事，多系被动受兵。夏侯渊受命讨伐马超、韩遂，因势击其辅助势力，于是有了攻击兴国氐、长离羌和围咆罕斩宋建，以及张郃兵入湟中，降服诸羌之举。当时韩遂已死，马超已奔，诸羌虽众，但诸部多附于曹，并未形成什么统一的反抗力量。所以，就当时之大势看，诸羌不会贸然行动，曹操也不该因此而影响对于大局的考虑。

总之，曹操既取汉中而不入蜀是其一生中不亚于赤壁之败的又一次历史性错误。造成这次错误决策的根本原因是曹操急于巩固和发展朝中权力、急于回朝筹划进爵为王（回邺三个月后），进而“设大子旌旗，出入称警跸”（一年后）和戴上“十有二旅”的天子才能戴的冠冕，“乘金根车，驾六马，设五时副车”（一年半后）。

果如司马懿所说，机不可失，时不再来。自此之后，刘备、诸葛亮自始至终都把汉中作为最重要的战略要地，紧紧地扼住了益州的出入门户；曹操则从此陷入被动挨打局面，从外线主动进攻转为内线被动御敌，以至不再有谋夺益州的机会。

张飞有胆，大破张郃入巴军

张鲁投降后，曹操率领大军取道长安而归，留下夏侯渊，行护军将军，假节，督领平狄将军张郃、平寇将军徐晃等守汉川，相机平定巴郡。

张郃按照曹操的意图，约在建安二十年十二月间，率领部分军队进入四川，“下巴西，欲徙其民于汉中”，一直打到宕渠、蒙头、荡石①。宕渠为今之四川渠县，蒙头、荡石均在渠县境内，属巴西郡，地处现今川东达县地区西南部。可见，张郃的部队已经到达益州腹地。

根据历史的记载看，曹操留下夏侯渊、张郃屯守汉中，并未授以进攻和御敌之策；北还之前，令“张郃督军徇三巴”的决策，从根本上来说，是完全不恰当的。因为这是孤军深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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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三国志•蜀书•张飞传》、《张郃传》谓“郃别督诸军，降巴东、巴西二郡，徙其民于汉中”，作完成式表述，不确。

张飞时领巴西太守。张郃到达宕渠时，刘备尚在江州（今重庆）、遥令张飞率兵抵抗。两军相拒五十余日，不分胜负。但相对而言，第一，张飞的军队入蜀扩编以来一直是打胜仗的，兵为胜兵，锐气甚盛；第二，张飞军队由于更熟巴西地理环境，而且是以逸待劳，有利条件较多；第三，张郃兵力不会超过五千，张飞的兵力大超过张郃，势力对比上，张飞具有更多优势，

所以，局势很快急转，张郃的部队由攻势转为守势，不得不据守于个别据点，失去了主动发动进攻的能力。

最后，张飞想出办法将张郃引出据点，战于宕渠之瓦口。史载，“飞率精卒万余人，从他道邀郃军交战，山道迮狭，前后不得相救，飞遂破郃。郃弃马缘山，独与麾下十余人从间道退，引军还南郑，巴土获安。”①

关于张飞与张郃此次战役的地点，记载不同。另，《华阳国志•刘先主志》说，“飞从他道邀郃战于阳石（按：即荡石），遂大破郃军。”《方舆记要》卷68说：“八濛山在渠县东北七里，八峰起伏，其下平旷十余里，江水环之不匝者一里，常有烟雾濛其上。……山下有勒石云：‘汉将张飞大破贼首张郃于八濛’，飞所自题也。”八濛山疑当蒙头所在之山。因此，窃以为，记载不同，其地实一。

瓦口、阳石、蒙头当在宕渠东、八潆山同一地区，抑或同地而异名。

谋定汉中，初战多失利

张郃收兵北还，刘备也从江州回到成都。自此，刘备开始谋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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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三国志•蜀书•张飞传》。张郃“引军还南郑，巴土获安”云云，讲的是一个历史过程，并不是当即回到了南郑。

主动出击的军事部署；曹操则忙于整顿内部，巩固权威，加快进爵为王的步伐，进而“设天子旌旗、出入称警跸”，并且一度向孙权耀兵，败孙权于濡须口。所以，从建安二十一年（公元216年）春到建安二十二年冬十月，刘备同曹操在汉中、以及益州北部的其他地区没有大的军事接触。相安近两年。历史证明，是刘备主动打破了这种暂时相安的局面。

建安二十二年十月，就在天子让曹操“冕十有二旋，乘金根车，驾六马，设五时副车”的时候，刘备决定出兵了。他是在法正的激励下决策的。前面提到，法正曾对曹操收降张鲁、平定汉中，而不因势图巴蜀做过分析，指出，“此非其智不逮而力不足也，必将内有忧逼故耳”。法正认为机会到了，便劝刘备乘机出兵，对刘备说；“今策（夏侯）渊、（张）郃才略。不胜国之将帅，举众往讨，则必可克。克之之日，广农积谷，观衅伺隙，上可以倾覆寇敌，尊奖王室，中可以蚕食雍、凉，广拓境土，下可以固守要害，为持久之计：此盖天以与我，时不可失也。”①

据说，刘备一时拿不定主意：儒林校尉周群和后部司马张裕等人都出面阻军。周群说：“当得其地，不得其民也。若出偏军，必不利，当戒慎之！”张裕更直截了当地说：“不可争汉中，军必不利。”② 周群、张裕二人以善观天象、晓知“占候”著称，他们的话，都是没有任何事实根据的书生之见。

刘备没有为周群、张裕的言语所惑，听从了法正的计策。建安二十三年春，刘备安排诸葛亮“居守”成都，主持后勤，“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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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三国志•蜀书•法正传》。

②《三国志•蜀书•周群传》。

食足兵”①，以保障前方之需：随即两路出兵，一是自己在法正的辅佐下，亲率赵云、黄忠、魏延等诸将，出东路，向汉中进兵；二是派遣张飞、马超、吴兰等、出西路，攻取曹操西北驻军重地下辩（今甘肃成县西）。

曹操闻刘备来犯，即派心腹战将、厉锋将军曹洪督军前去武都（治下辩），加强防御，迎战张飞、马超、吴兰等。并以骑都尉曹休和议郎辛毗参曹洪军事。建安二十三年三月，曹休建议曹洪乘张飞等未集之机，“促击”吴兰：史称，“备遣张飞屯固山（今甘肃成县北），欲断（曹）军后”，曹军众议狐疑，曹休对曹洪说：“贼实断道者，当伏兵潜行。今乃先张声势，此其不能也。宜及其未集，促击兰，兰破则飞自走矣。”曹洪听从了曹休的意见，进兵突袭吴兰，大破之，斩吴兰将任夔等，吴兰逃亡中被氏人杀死，张飞、马超败走汉中方向，试图与刘备主力会合。西路军失败了②。

刘备自己直接指挥的军队，屯驻阳平关（今陕西勉县西），曹操诸将夏侯渊、张郃、徐晃等与之相拒。当时，根据曹操的部署，夏侯渊、徐晃屯阳平，张郃屯广石（似在今四川广元市境内③），为掩角之势。刘备错误地低估了曹操军队的力量，试图“断绝外内，以取汉中”。因而遣陈式等十余营兵力去切断马鸣阁栈道（在今四川昭化县境）。徐晃即率别部急趋，大破陈式等部，蜀兵“自投山谷，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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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华阳国志•刘先主志》。

②《三国志•魏书•曹休传》、《武帝纪》。

③ 胡三省说，广石在巴、汉之间。《三国志集解》注引《方舆纪要》卷56 说，广石戍在陕西勉县西（当代著作多取此说）。愚度当时军事态势，张郃部可能尚未回到汉中，刘备想断马鸣阁栈道就是为了断张郃归路，所以胡三省的意见是对的，以广石在今四川广元市境内比较合理。

死者”。本来处于进攻势头的刘备军队反而为敌反包围，失掉主动权，吃了败仗，曹操听到这个消息非常高兴，授徐晃符节，以示优宠，兴奋地说：“此阁道，汉中之险要咽喉也。刘备欲断绝内外，以取汉中。将军一举，克夺贼计，善之善者也，”①

刘备的主力部队攻张郃于广石，虽然形成了包围形势，但也未能克敌制胜。据说，刘备"以精卒万余，分为十部，夜急攻命。邻率亲兵搏战，备不能克。”②

刘备出兵失利，应验了周群、张裕的“军必不利”的预言。至此，刘备始知，即使操不在此，亦不可轻视，急忙给诸葛亮写信，令发益州兵、诸葛亮有点迟疑，问从事杨洪，杨洪因而发表了“若无汉中则无蜀矣”的一番议论，进而督促诸葛亮说：“方今之事，男子当战，女子当运，发兵何疑？”③

从以后的军事形势看，曹操的军队，包括张郃和徐晃，一因入川未能立住脚跟，二因甚恐被刘备自今甘肃南部东进的部队，截断后路，都陆续撤出了现今四川地界。因此，刘备的主力部队也便大部部署到汉中附近了。

战争转机，定军山破斩夏侯渊

建安二十三年，刘备主动向汉中用兵，没有取得预期的效果，所以《三国志•先主传》说：“先主率诸将进兵汉中。分遣将军吴兰、雷铜等入武都，皆为曹公军所没。”但曹操的军队也无主动进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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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三国志•魏书•徐晃传》。

②《三国志•魏书•张郃传》。

③《三国志•蜀书•杨洪传》。

能力，并不得不逐步收缩阵地。因此，刘备与夏侯渊、张郃便在阳平关，摆开了对峙的局面。

刘备与夏侯渊等相拒阳平二年有余，操军虽有小胜，但战争的主动权，相对来看，却始终在刘备一方。时既至此，曹操逐渐认识到，不仅“望蜀”不可能，就是确保汉中，扼住益州咽喉也是极不容易，因此还邺两年半几件大事完成以后，又决定亲自率兵出击刘备。

建安二十二年（公元218年）九月，曹操再至长安。但他进军迟缓，贻误了军机。刘备则积极谋划新的战略战术，并努力争取在曹操到达之前付诸实施。所以，曹操未及到达汉中，刘备已在定军山打败了夏侯渊，取得了关键性的胜利。战况如下：

建安二十四年（公元219年）正月，刘备自阳平南渡沔水（即汉水），“缘山稍前，营于定军山”。定军山北临汉水，位在今陕西勉县南，东望汉中，是汉中的又一屏障和门户。因此，夏侯渊也派兵“来争其地”、并以主要兵力在此布防：法正对刘备说，可乘势而击之。刘备夜命黄忠乘高鼓噪攻之，"忠推锋必进，劝率士卒，金鼓振天，欢声动谷”①；同时派军烧毁夏侯渊军营外围的鹿角，“渊使张郃护东围，自将轻兵护南围。备挑部战，邻军不利，渊分所将兵半助邻，为备所袭，渊遂战死”②。曹操任命的益州刺史赵题也同时被杀。

曹军定军山兵败，张郃将军队撤到阳平。

夏侯渊战死，曹军无帅，“军中扰扰，不知所为”，因为“恐为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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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三国志•蜀书•黄忠传》。

②《三国志•魏•夏侯渊传》。

备所乘，二军皆失色”①。督军杜袭与司马郭淮等毅然共推张郃代为军主。张郃自建安五年由袁绍归操后，屡建功勋，名震退迩，众望所归。郭淮因对大家说：“张将军，国家名将，刘备所惮；今日事急，非张将军不能安也”②。张郃代理军主，“勒兵按陈，诸将皆受郃节度，众心乃定”③。曹操时在长安，得知消息后，对于杜袭、郭淮、张郃的临时制变很满意，立即“遣使假郃节”，赋予张郃以军中最高统帅的权力。

对于夏侯渊之死，曹操表现出极大的悲伤与惋惜，因给夏侯渊谥号为“愍侯”。“愍”就是哀怜的意思。史载，曹操对夏侯渊的勇敢精神很欣赏，但对其缺点也很清楚，所以渊虽然多次取得战功，曹操常告诫他说：“为将当有怯弱时，不可但恃勇也。将当以勇为本，行之以智计；但知任勇，一匹夫敌耳"④。夏侯渊没有把曹操的话记在心上，致有此败。为此，曹操特作《军策令》以诫全军。其令谈到当时的战斗情况："夏侯渊今月贼烧却鹿角。鹿角去本营十五里，渊将四百兵行鹿角，因使士补之。贼山上望见，从谷中卒出，渊使兵与斗，贼遂绕出其后，兵退而渊未至，甚可伤。渊本非能用兵也，军中呼为‘白地将军'，为督帅尚不当亲战，况补鹿角乎！”⑤ 这里反映出曹操爱将之思，同时也反映出他的制将用兵之意，体现了他“督帅不亲战”，以及“将当以勇为本，行之以智计”的军事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