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汉中王

一、沔阳设坛场，自为汉中王

刘备的腰杆子硬起来了，遂于建安二十四年（公元219年）七月自称汉中王，向梦寐以求的“称孤道寡”的目标，迈出了关键性的一步。

应该指出的是，早在三年前曹操已经称王了。所以不难看出，刘备的称王称帝的诸多程式，没有自己的创造，大都是从曹操那里学的。

首先是群下劝进。《三国志•先主传》载，“秋，群下上先主为汉中王”，群下劝进是表面现象，实质是其自谋进爵的前奏。这如同荷攸、钟繇、董昭等数十人劝曹操为魏王和华歆、司马懿、辛毗、陈群等--百二十人反复劝曹丕为皇帝是一样的。

据载、马超、许靖、诸葛亮、关羽、张飞、黄忠、法正、李严等120 人，各以刘备所给的官爵名义联名上表，告诉汉献帝，刘备即将称王。表文很长，所述刘备应该称王的理由，概约十点：

一是从历史上找根据，指出历代奸凶“皆冯（凭）世笼，藉履国权，穷凶极乱”、非贤如大舜、周公等“则不能流放禽讨，安危定倾”。这是寓意将曹操比作元恶大憨，将刘备比做古之能定天下者。

二是对汉献帝的处境深表同情和忧虑，并揭露曹操的酷虐变诈及其谋夺天下的野心，他们深情地说：“伏惟阵下诞姿圣德，统理万邦，而遭厄运不造之艰"进而指出："董卓首难，荡覆京畿，曹操阶祸，窃执天衡，皇后太子，鸩杀见害，剥乱天下，残毁民物。久令陛下蒙尘忧厄，幽处虚邑。人神无主，遏绝丁命，厌昧皇极，欲盗神器”。

三是尽述刘备的功德，说什么“左将军领司隶校尉豫、荆、益三州牧宜城亭侯备，受朝爵秩，念在输力，以殉国难，"特别提到衣带诏的事：“睹其机兆，赫然愤发，与车骑将军董承同谋诛操，将安国家，克宁旧都。会承机事不密，令操游魂得遂长恶，残泯海内。”

四是大讲“封建同姓”的重要意义，说“昔在虞书，敦序九族、周监二代，封建同姓，诗苦其义，历载长久。汉兴之初，割裂疆土，尊日了弟，是以卒折诸吕之难（按：指平定吕后侄子吕产、吕禄等叛乱），而成太宗（按：汉文帝庙号太宗）之基。”他们这是以此历史经验为前提，进而指出不仅要建藩，而且刘备最有资格封疆立国。因而表称：“臣等以（刘）备肺腑枝叶，宗子藩翰，心存国家，念在弭乱。”简言之，封刘备为王最符合“封建同姓”之义，其结果也必将最终安定国家、平定内乱。

五是毫不掩饰地直接陈述不给刘备晋爵无以安天下，指出：“自操破于汉中，海内荧雄望风蚁附（于刘备），而（刘备）爵号不显，九锡未加，非所以镇卫社稷，光昭万世也。”

六是我示“奉辞在外，礼命断绝”，既然无法得到皇帝的批准，大家就这样决定了。其一，例说了陇、蜀之地向有自立元戎的先例，说：“昔河西太守梁统等值汉中兴，限于山河，位同权均，不能相率，咸推窦融以为元帅，卒立效绩，摧破隗嚣：”其二，表达了“时不我待”的心情，事出无奈，不得不先斩后奏，即所谓：“今社稷之难，急于陇、蜀、操外吞天下，内残群察，朝廷有萧墙之危，而御侮未建，可为寒心。”

七是通过表奏皇帝这种形式，昭告天下（实际也是告诉曹操），刘备已自立为王，直称：“臣等辄依旧典，封（刘）备汉中王，拜大司马，董齐六军，纠合同盟，扫灭凶逆。”所谓“辄依旧典”，就是昭告天下，他们这样做，是根据国家以往封拜土爵的规矩、程式和已有先例行事的。这里需要注意的是，既已为王，为什么还要封拜为大司马？这是因为，根据汉法，王爵虽然显赫，但王国的权力要受到许多限制，其中最主要的是：（1）不得擅离国境，（2）不得擅自对外发兵。这对试图进一步开疆拓土、谋取大业的人是极为不利的。所以，曹操晋爵魏王，仍任汉丞相；孙权策命为吴工，同授人将军，持节督交州、荆州事。刘备自然明白这一点，所以为王的同时自拜为大司马（按：刘备入蜀时，刘璋曾表荐刘备行大司马，行，代行之意）。大司马（太尉），主兵，“掌四方兵事功课”，是汉时三公之--，东汉时期虽然没有实权，但在名义上却依然是国家的军事统帅，特别自霍光以大司马大将军辅政以来，地位更显。有了大司马的名义，即有了权力，可向全国发出号令、“董齐六军，纠合同盟”，征讨不服。

八是宣布他们自己确定的汉中王的势力范围，即：“以汉中、巴、蜀、广汉、犍为为国”。

九是昭示建国立制原则，这就是：“所署置依汉初诸侯王故典”。

十是再次坦言：“夫权宜之制，苟利社稷，专之可也，然后功成事立，臣等退伏矫罪，虽死无恨，”意谓不管汉献帝同意不同意，刘备都要称土了，这一点，虽然词有不敬，但情有可原，因为汉献帝已经完全控制在曹操手里， 既然不可能得到曹操的同意、自然也就得不到皇帝诏准，所以最好的办法就莫过于在程式上玩个把戏，报告一下就算完事了，

值得注意的是、表文强调了“所署置依汉初诸侯王故典”。这正是曹操封公建国、进爵为王时所特别强调的。我在《曹操评传》一书里讲到，汉尚书令华歆、尚书左丞潘勖遵奉曹操的意旨以皇帝名义起草的“策命”、最后就特别强调了“魏国置丞相已下群卿百寮，皆如汉初诸侯王之制，”为什么要特意强调置官皆如“汉初”二字呢？这是因为王国官制在汉时变化很大。汉初诸侯王地广权大。据《史记•五宗世家》说，“高祖时，诸侯皆赋，得自除内史以下，汉独为置丞相，黄金印，诸侯自除御史、廷尉、宗正、博士，拟于天子。”《汉书•诸侯王表序》说，“藩国大者，跨州兼郡，连城数十，宫室百官，同制京师”；《后汉书•百官志》也说，“汉初立诸王，因项羽所立诸王之制，地既广大，且至千里。又其官职，傅为太傅，相为丞相，又有御史大大及诸卿，皆秩二千石，百官皆如朝廷。国家惟为置丞相，其御史大夫以下皆自置之。”“策命”强调置官如“汉初”之制，就是要其“拟于天子”，“同制京师”，“百官皆如朝廷”，建立一个相对独立的国家。刘备准备称王时也强调了这一点，用意当然也是相同的。

史载，刘备自称汉中王，设坛场于沔阳（今陕西勉县东），陈兵列众，群臣陪位，宣读了准备送达皇帝的表文后，便“拜受玺绶”，戴上了王者冠冕（当然，玺绶和王冠都是自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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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以上《三国志•蜀书•先主传》。《华阳国志•先贤士女总赞（中）》称：“群下上先主为汉中王，其文（李）朝所造也。”李朝，字伟南，广汉郪（今四川三台南）人，时为别驾从事。

同时，宣布立长子刘禅为王太子；提拔牙门将军魏延为镇远将军，领汉中太守，以镇汉川，

然后，打起王者的旗号回到成都，并即宣布以许靖为太傅，法正为尚书令，赖恭为太常，黄柱为光禄勋，王谋为少府，廖立为侍中，关羽为前将军，张飞为右将军，马超为左将军，黄忠为后将军。另以赵云为翊军将军（次于前后左右将军的将军），其余人等“皆进位有差”①。一个同曹魏相对并立的独立王国的建制建立起来了。

据说，刘备回成都时，巴蜀之地举行了大规模的奉迎仪式。《三国志•先主传》注引《典略》说：“（刘）备于是起馆舍，筑亭障，从成都到白水关，四百余区”②。“四百余区”云云，大概说的是沿路有四百多个集中的奉迎据点。可谓是好好地风光了一番。

刘备称王建国后，立即派人上表汉帝，并派人把曹操所表授的左将军及宜城亭侯印退给朝廷。刘备的表奏说：

臣以具臣之才，荷上将之任，董督三军，奉辞于外，不得扫除寇难，靖匡王室，久使陛下圣教陵迟，六合之内，否而未奉，惟忧反侧，痰如疾首。晨者董卓造为乱阶，自是之后，群凶纵横，残剥海内：赖陛下圣德威灵，人神同应，或忠义奋讨，或上天降罚，暴逆并殖，以渐冰消。惟独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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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以上《三国志•蜀书•先主传》、《华阳国志•刘先主志》、《资治通鉴》卷66。按：只有《华阳国志》提到刘备自立为王时，封赵云为翊军将军。但据《三国志•赵云传》所谓“武都既定，以云为翊军将军”看，似在此前，所以《先主传》、《资治通鉴》均不载。

②《三国志•蜀书•先主传》注引《典略》。

操，久未枭除，侵擅国权，恣心极乱。臣昔与车骑将军董承图谋讨操，机事不密，承见陷害，臣播越失据，忠义不果、遂得使操穷凶极逆，主后戮杀，皇子鸩害，虽纠合同盟，念在奋力，懦弱不武，历年未效。常恐殒没，孤负国恩，寤寐永叹，夕惕若厉。今至群寮以为在昔虞书敦叙九族，庶明励翼，五帝损益，此道不废。周监二代，并建诸姬，实赖晋、郑夹辅之福。高祖龙兴，尊王子弟，大启九国，卒斩诸吕，以安大宗，今操恶直丑正，实繁有徒，包藏祸心，篡盗已显，既宗室微弱，帝族无位，斟酌古式，依假权宜，上臣大司马汉中王。臣伏自三省，受国厚恩，荷任一方，陈力未效，所获已过，不宜复忝高位以重罪谤。群寮见逼，迫臣以义。臣退惟寇贼不枭，国难未已，宗庙倾危，社稷将坠，成臣忧责碎首之负。若应权通变，以宁靖圣朝，虽赴水火，所不得辞，敢虑常宜，以防后悔。辄顺众议，拜受印玺，以崇国威。仰惟爵号，位高宠厚，俯思报效，忧深责重，惊怖累息，如临于谷。尽力输诚，奖厉六师，率齐群义，应天顺时，扑讨凶逆，以宁社稷，以报万分。谨拜章因驿上还所假左将军、宜城亭侯印绶。

可见，表文除复述以群下名义所上表文的基本内容外，更加着意突出了忧国效忠和“群寮见逼，迫臣以义”、“应权通变，以宁靖圣朝，虽赴水火，所不得辞，敢虑常宜，以防后悔”以及“辄顺众议，拜受印玺，以崇国威”的意境。这是封建时代诸多政治家，包括曹操、刘备在内的共有的权术特点：既想达到自己的目的，又把手段说得冠冕堂皇，从而隐蔽其幽龊的心态、不过，必须承认，既然曹操架空了皇帝、立国在先，那么刘备抓紧时机称王建国，于时于理，都是无可非议的。

二、授命关羽，出击曹军

历史表明，当曹操放弃汉中，率领军队后撤，返回长安时，刘备、诸葛亮非常有效地利用了这一一形势，遂据有汉中，东西拓展地盘，很快进入今湖北境内，占领了房陵（今房县）、上庸（今竹山），营造东进之势，遥与关羽相呼应，给曹操南方重要据点襄阳以重大威胁；继而，刘备自称汉中王，退还了曹操所表授的印绶，表示彻底断绝同曹操所控制的朝廷的联系，进一步表明了他坚决抗操而谋取大业的决心，

大约就在同时，即刘备称王而颐指气使地回成都的时候，关羽在刘备、诸葛亮的授意下，向曹操的军队发动了进攻。

水淹于禁七军

史载，建安二十四年（公元219年）七月，关羽使南郡太守麋芳守江陵，将军士仁（姓士名仁。一作傅士仁）守公安，自率主力攻曹操的征南将军曹仁于樊城。

曹操遣左将军于禁“督七军三万人救樊”。

以上是《三国志•关羽传》、《华阳国志•刘先主志》和《资治通鉴》的记载，说明战争是刘备、关羽主动发起的。但《三国志•于禁传》和《武帝纪》关于战争的发动，记载不同，分别称：“太祖（曹操）在长安，使曹仁讨关羽于樊，又遣（于）禁助（曹）仁”；曹操“遣于禁助曹仁击关羽”。《徐晃传》也说：曹操“复遣晃助曹仁讨关羽，屯宛。”这些记载说明，战争则是由曹操首先发动的。根据当时的情势看，曹操刚从汉中撤兵回到长安，孙权正调动兵马戍驻淮南，谋攻合肥、刘备、关羽的土气正盛，曹操在战略上暂取守势。因此，战争不可能是曹操主动发动的，当以《三国志•先主传》和《华阳国志•刘先主志》为是。

据载、曹仁使左将军于禁和立义将军庞德，驻屯于樊北，成椅角之势，布兵不谓有误。但应了一句俗话：人算不如天算。

两军相交，已进入大雨季节、八月、大雨连绵十余日，汉水泛滥，平地水五六丈，于禁等“七军皆没”，于禁与诸将“登高望水，无所回蹬”，关羽乘大船因水势而攻于禁。于禁穷迫，为保数万士兵的性命，不得已，投降了关羽①。

庞德则表现了宁死不降的精神。庞德在堤上，披甲持弓，箭不虚发，自平旦战至日过中矢尽，以短兵相接，“战益怒，气愈壮”。由于水势不断上涨，吏士们穷迫皆降，不得已庞德与麾下三人“弯弓傅矢，乘小船欲还（曹）仁营”，不幸小船被洪水打翻了，“水盛船覆，失弓矢”，庞德落水，“独抱船覆水中，为关羽所得。”关羽劝其投降，说：“卿兄在汉中（按：庞德从兄庞柔在蜀），我欲以卿为将，不早降何为？”庞德立而不跪，厉声大骂说：“竖子，何谓降也！魏王带甲百万，威震天下；汝刘备庸才耳，岂能敌邪！我宁为国家鬼，不为贼将也！”关羽遂将庞德杀死②。

于禁是曹操的名将，一直与张辽、乐进、张郃、徐晃等齐名，每有征战，曹操都是以他们“行为军锋，还为后拒”。庞德本是马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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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三国志•魏书•于禁传》。

②《三国志•魏书•庞德传》。

部属，马超被曹操打败，庞德随马超奔汉中，投靠张鲁，曹操定汉中，庞德随众降操，操“素闻其骁勇，拜立义将军”。据载，樊下诸将因为庞德从兄庞柔在蜀、又是马超的部将，对其不放心，庞德为了表白自己，因而常说：“我受国恩，义在效死。我欲身自击羽。今年我不杀羽，羽当杀我。”据说，庞德曾亲与关羽交战，“射羽中额”，差一点取到了关羽的性命、当时，庞德常乘白马、“羽军谓之白马将军，皆惮之”。曹操得知于禁投降关羽而庞德死节时，哀叹久之，并为庞德流涕，因曰：“吾知禁三十年，何意临危处难，反不如庞德邪！”遂封庞德二子为列侯。后来，曹丕即位，特派使者到庞德墓上赐谥，策文说：“……惟侯（指庞德）式昭果毅，蹈难成名，声溢当时，义高在昔，寡人愍焉，谥曰壮侯。”①

水，特别是大水，给关羽水军带来了极大方便。汉水泛溢，平地数丈，大水灌入城内，“羽急攻樊城，樊城得水，往往崩坏，众皆失色”。有的主张弃城而走，对曹仁说：“今日之危，非力所支，可及羽围未合，乘轻船夜走，虽失城，尚可全身。”汝南太守满宠当时受命协助曹仁，住在城内，竭力劝阻大家。满宠说：“山水速疾，冀其不久。闻羽遣别将已在郏下（今河南郊县境），自许（昌）以南，百姓扰扰，羽所以不敢遂进者，恐吾军掩其后耳。今若遁去，洪河（指黄河）以南，非复国家有也，君宜待之。”②曹仁听从了满宠的建议，曹仁、满宠等于是沉杀白马与军人盟誓，同心固守。当时，城中人马才数千，大水不断上涨，"城不没者数板（胡二省注通鉴云：城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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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三国志•魏书•走德传》，附录：据《三国志•蜀书•关羽传》注引王隐《蜀记》说，庞德的儿子庞会跟随掠将钟会、邓艾伐蜀，蜀破，庞会授仇，“尽灭关氏家”。

②《三国志•魏书•满宠传》。

二尺为一板）“关羽”乘船临城，立围数重，外内断绝，粮食欲尽，救兵不至"；同时，关羽又遣别将包围曹操将军吕常于襄阳 曹操所授之荆州刺史胡修、南乡太守（治今河南浙川西南）傅方都投降了关羽①

“群盗”响应，对曹操形成了严重威胁

水淹七军前后，关羽在南阳、镇川、弘农诸郡、招附纳降，大大发展势力，使曹魏在此地区的统治很不稳固，正如满宠所说，“自许以南，百姓扰扰”。

先是南阳民苦于供给曹仁徭役，宛守将侯音、卫开等以宛反，曹操命曹仁，讨侯音等，曹仁与庞德--起破宛而屠之，斩侯音、卫开。侯音等反，即使参与镇压的人，如功曹宗子卿也承认造反者“顺民心，举大事，远近莫不望风”②。曹仁屠宛，显然是不得人心的。继而是陆浑（今河南嵩山境）民孙狼等反，杀县主簿，南附关羽。“羽授狼印，给兵，还为寇贼”②。

是年十月，曹操自长安回到洛阳。时之大势对于曹操很不利，既弃关中，失利于西；又值梁、邦、陆浑“群盗”并起。不管是叛将，还是反民，又大都遥受关羽印号，为羽支党，与羽相呼应。历史记载说，这时自许以南，“群盗”遥应羽，囚而关羽“威震华夏”，竟使曹操被迫召集重要的政治军事会议，讨论了要不要"徙许都以避其锐”的问题④。在此关键时刻，丞相军司马司马懿和西曹属蒋济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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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资治通鉴》汉献帝建安二十四年。

②《资治通鉴》汉献帝建安二十三年。

③《资治通鉴》汉献帝建安二十四年。

④《三国志•蜀书•关羽传》。

出了联吴的谋略、他们对曹操说：“丁禁等为水所没，非战攻之失，于国家人计未足有损，刘备、孙权外亲内疏，关羽得志，权必不愿也， 可遣人劝蹑其后，许割江南以封权，则樊围白解。”① 曹操接受了司马懿和蒋济的意见，做出了联吴击关羽的正确决策。

在三足鼎立的形势下，如何更有利地发展自己、战胜敌人，实是曹孙、刘各方无时不在思考的战略大计。以一抗二，还是合二对一，利害得失，道理浅显，但表现在认识上和实践上却是各有不同， 即使固定的某一方对另一方，联合抑或对抗，前后决策亦不相一。

对比起来，曹操对于这个问题的认识，赤壁战后虽然有所觉悟，也曾试图挑拨孙、刘关系，鼓励孙权把刘备赶出荆州，但远不及诸葛亮、鲁肃的认识深刻。这是因为曹操低估了孙、刘的力量，尤其是低估了孙、刘联合所形成的合力，自以为中原大军数倍于孙、刘，总有一天会把他们通通收拾掉、在这种思想指导下，相当长的时间内，他始终按照两面作战的战略布兵。因此，对吴用兵，不能不顾及两北方面的形势；对西北或刘备用兵，又不能不顾及孙权屡屡犯边的事实。现在形势起了变化，西北军事不利，刘备益张；荆宛关羽构难、吏民为乱；襄樊受困，许都临险。在此形势下，经司马懿、蒋济一点，以曹操之聪明自然顿时彻悟。于是他立即作出了联吴击关羽的正确的军事决策。

三、关羽失荆州，败死麦城

我在《曹操评传》一书中，曾对曹、孙、刘三方关系做过一些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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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三国志•魏书•蒋济传》。

析，其中讲到孙吴对于曹、刘的策略，最富变化，起初鲁肃坚决主张联刘抗曹，认为“以曹操尚存，宜且抚辑关羽，与之同仇，不可失也。”及至日蒙代鲁肃为督，“以为羽素骁雄，有兼并之心，且居国上流，其势难久”，因而向孙权献计说：“今令征虏（孙皎）守南郡，潘璋住白帝，将钦将游兵万人，循江上下，应敌所在，蒙为国家前据襄阳，如此，何忧于操，何赖于羽？且羽君臣，矜其诈力，所在反复，不可以腹心待也。今羽所以卡便东向者，以至尊圣明，蒙等尚存也。今不于强壮时图之，一日僵仆，欲复陈力，其可得邪？”孙权很同意吕蒙的意见，但因谋取徐州而一时拿不定主意，吕蒙认为：“今操远在河北，新破诸袁，抚集幽、冀，未暇东顾。徐土守兵，闻不足言，往自可克。然地势陆通，骁骑所骋，至尊今日得徐州，操后旬必来争，虽以七八万人守之，犹当怀忧：不如取羽，全据长江，形势益张。”① 对此两种主张，论者大都褒鲁肃而非吕蒙，认为天下大势，孙刘非联合不足以抗操，如果孙刘相争，必给曹操以渔利之机。从谋划打败曹操的角度说，此说不无道理，但却明显地表露出一种非历史的观点。这在客观上是把曹操置于非正义一方，立论完全着眼于如何打败皙操。事实上，曹操、孙权、刘备三方是相对独立的三个实体，各自决策的出发点，均在于权衡三方关系，进而考虑自已的利益所在。三角的关系，对任何一方来说，其他两方都是自己的敌人或潜在敌人。联合一方对另一方，有力地抗击或抑制、削弱了另一方，于已是有利的。但如果致使临时联合的一方，实即潜在的敌人乘机大大发展起来，也是于己不利的，由此看来，我们不能不注意到、就东吴的利益说，没有孙刘联合便没有赤壁的胜利。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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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三国志•吴书•吕蒙传》。

后来情况不同了。所以，起初鲁肃劝孙权联刘抗曹是正确的；后来孙权、吕蒙一变而为取援曹操、进攻关羽，亦是对的，刘备的势力正趋迅猛发展，自从取得房陵、上肩以后，益州与荆州便在地理上从北到南联在一起，而关羽尔在荆州诸郡坐大，实际上，关羽攻樊城的最终日的也完全是为了解除控江而下的后顾之忧。不难看出，就当时的军事形势言，关羽对吴的威胁远远超过了曹操对吴的威胁。

任何军事上的联盟，都是利益的联盟。当此之时，曹操要解除关羽的威胁，孙权又何尝不是如此。他们因为有利益上的共同点，自然就比较容易地暂释前嫌而联合起来了。

战略失当，促进了曹操与孙权的联合

必须指出的是，刘备、诸葛亮在没有其他更好人选的情况下，授关羽以重任，使之镇守荆州，虽然不能过责他们决策失当，但也不能不承认其缺乏知人善任之明。

关羽其人，高傲自负，轻视他人，都督荆州事以后，这种致命的缺点，更有了新的发展。对此，刘备、诸葛亮都是非常清楚的。但他们都没有对其施之以教，更不敢行之以约束，反而采取了放任纵容的态度。下面几件事，可以说明这一点。

《三国志•关羽传》载：“先主西定益州，拜羽董督荆州事。羽闻马超来降，旧非故人，羽书与诸葛亮，问超人才可谁比类。亮知羽护前，乃答之曰：‘孟起（马超字孟起）兼资文武，雄烈过人，一世之杰，黥（布）、彭（越）之徒，当与益德并驱争先，犹未及髯之绝伦逸群也。'羽美须髯，故亮谓之髯。羽省书大悦，以示宾客。”这是特意给关羽戴高帽的一个典型例子。

《三国志•黄忠传》载，刘备为汉中王，欲以黄忠为后将军。当时，刘备、诸葛亮都想到关羽会有意见，诸葛亮对刘备说：“忠之名望，素非关、马之伦也，而今便令同列。马、张在近，亲见其功，可尚喻指：羽遥闻之，恐必不悦，得尤不可乎！”刘备说：“吾自当解之。”刘备是怎样做关羽的工作的，《三国志•费诗传》中的记载做出了明确的反映：“先主为汉中王，遣（费）诗拜关羽为前将军。羽闻黄忠为后将军，羽怒曰：‘大丈夫终不与老兵同列！’不肯受拜。诗谓羽曰：‘夫立王业者，所用非一。昔萧（何）、曹（参）与高祖少小亲旧，而陈（平）、韩（信）亡命后至，论其班列，韩最居上，未闻萧、曹以此为怨。今汉王以一时之功隆崇于汉升（黄忠字汉升），然意之轻重，宁当与君侯（指关羽）齐乎！且王与君侯譬犹一体，同休等戚，祸福共之。愚为君俟，不宜计官号之高下、爵禄之多少为意也。仆一介之使，衔命之人，君侯不受拜，如是便还，但相为惜此举动，恐有后悔耳！’羽大感悟，遽即受拜。”费诗遵循刘备、诸葛亮的意旨，尽量迎合关羽喜欢戴高帽的心理，说得关羽很舒服。

当然，关羽确有刚毅勇敢、颇多凛然之气的一面。刮骨疗毒，令人叹服。据《三国志•关羽传》说：“羽尝为流矢所中，贯其左臂，后创虽愈，每至阴雨，骨常疼痛，医曰：‘矢镞有毒，毒人于骨，当破臂作创，刮骨去毒，然后此患乃除耳。’羽便伸臂令医劈之。时羽适请诸将饮食相对，臂血流离，盈于盘器，而羽割炙引酒，言笑白若。”①

但是，他更多的时候是刚愎自用，妄自尊大。所以，很不善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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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三国演义》说华佗为关羽刮骨疗毒，没有根据。华佗早在建安十七年以前就已经死了。

处理同敌国、友国的关系。据载，孙权为了暂时稳定孙刘两家关系，曾经派遣使者为儿子向关羽的女儿求婚，“羽骂辱其使，不许婚”①。至于是否如《三国演义》所说，孙权的使者是诸葛瑾，关羽闻瑾来意，勃然大怒说：“吾虎子安肯嫁犬子乎！不看汝弟之面，立斩汝首，再休多言！”以及“诸葛瑾抱头鼠窜，回见吴侯”等等，历史皆无可考。就当时的情势看，双方关系尚未完全破裂，出言当不至此。但关羽“不许婚”这件事，极大地激怒了孙权，当是真的。自然也使孙权进一步感到了刘备、关羽的威胁。

另，鱼豢《典略》载，关羽围樊时，孙权曾一度想站在关羽一边，“遣使求助之”，正式的使节出发前，“又遣主簿先致命于羽”。然而，关羽不但不抓紧机会暂时稳住孙权，或利用吴军牵制曹操的一部分军队，反而毫无道理地“忿其淹迟”当时，于禁已经投降，关羽已经飘飘然，利令智昏，竟然出口不逊，大骂：“貉子（按：蔑称孙权）敢尔，如使樊城拔，吾不能灭汝邪！”短短数语，不仅侮辱了别人，而且完全暴露了自己的野心。据说，“权闻之，知其轻已，伪手书以谢羽，许以自往。”表现出了一个战略家的心计，表面谦逊，实则暗中加紧谋划新的对策②。

当然，更重要的是关羽围曹仁，于襄樊，并且水淹于禁七军，"以舟兵尽虏禁等步骑三万送江陵”③，从而形成了北扼汉水、南控长江的形势。如此声威大震，直接构成了对东吴的严重威胁。

诸此等等，迫使孙权在战略上做出了重大调整，并在战术上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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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三国志•蜀书•关羽传》

②《三国志•蜀书•关羽传》注引《典略》。

③《三国志•吴书•吴主传》。

极备战。很快， 种新的战略思路便付诸实施了。

孙权明白，第一，单靠自己的力量，尚无绝对取胜的把握；第二，两面作战非常危险。因此，要想同关羽较量，必须取得同曹操的暂时联盟。《三国志•吴主传》载，“权内惮羽，外欲以为己功，笺与曹公、乞以讨羽自效。”《武帝纪》注引《魏略》说：“孙权上书称臣，称说大命（即劝曹操做皇帝）”。孙权此举，计在自保，但也恰好适应了曹操准备联吴抵抗关羽的战略调整。

孙权“乞以讨羽自效”的请求得到了曹操“许割江南以封权”的承诺，于是一种各存异心、互相利用的暂时联盟便告成立。关羽必败的大势，从此也便注定了。

战术错误，不敌曹操巧部兵

建安二十四年十月，曹操派平寇将军徐晃屯宛，助曹仁，并决定亲自率领大军南救曹仁。曹操驻军摩陂（今河南郏县境），遥制诸军抗援事宜。

当时，关羽分别将曹仁和曹将吕常围困于樊城和襄阳。史载，徐晃屯宛，“晃所将多新卒，以羽难与争锋，遂前至阳陵陂（当在今湖北襄阳境内）屯。”曹操另遣将军徐商、吕建等援晃，并明令不要孤军深入，“须兵马集至，乃俱前。”

关羽兵屯偃城（今湖北襄阳境），徐晃率兵到，“诡道作都堑，示欲截其后”（按：指绕到羽军背后构筑工事，表示要截断羽军后路），羽军害怕，“烧屯走”。晃得偃城。据称，徐晃两面连营，稍前，距关羽的围城兵仅有三丈，但不发动进攻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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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三国志•魏书•徐晃传》。

曹操为了贯彻自己的军事意图，特意派遣赵俨以议郎的身分参曹仁军事。当时徐晃的部队力量有限，“不足解围”，但部下不能体会曹操的用意，“呵责晃促救”。赵俨对诸将说：“今贼围素固，水潦犹盛，我徒卒单少，而仁隔绝不得同力，此举适所以敝内外耳。当今不若前军逼围，遣谍通仁，使知外救，以励将士。计北军（指曹仁军）不过十日，尚足坚守，然后表里俱发，破贼必矣。如有缓救之戮，余为诸君当之。”赵俨既然承担了“缓救”的责任，诸将自然高兴。于是，徐晃一方面使其前军在离关羽围困樊城的军队不远的地方，“作地道”，另一方面“箭飞书与仁”，不断把外面的消息通知曹仁①。

赵俨为什么敢于承担“缓救”的责任？徐晃军营能迫羽围如此之近而不突袭之，又是为何？道理很简单，因为他们都已理解了曹操的用兵意图，即：借助吴手而破关羽。胡三省对此曾做如下评论：“晃营迫羽围如此而不能制，使吕蒙不袭取江陵，羽亦必为操所破，而操假手于蒙者，欲使两寇自敝而坐收渔人、田父之功也。”②

曹操命令徐晃把孙权“请以讨羽自效”的信息分别射进曹仁营中和关羽的营屯中：据载，孙权派人告诉曹操，说要遣兵西上，偷袭关羽的江陵、公安二城，“江陵、公安累重，羽失二城，必自奔走，樊军之围，不救自解”，希望不要泄漏，以免关羽有备。曹操向群臣征求意见，大家都认为应该保密：老谋深算的董昭甚知曹操心意，却说：“军事尚权，期于合宜。宜应（孙）权以密，而内露之。羽翔权上，若还自护，围则速解，便获其利。可使两贼相对衔持，坐待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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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三国忠•魏书•赵俨传》。

②《资治通鉴》卷68，汉献帝建安二十四年。

弊。秘而不露，使权得志，非计之上。又，围中将吏不知有救，计粮怖惧，倘有他意，为难不小、露之为便。且羽为人强梁，自恃二城守旧、必不速退”①曹操按照董昭所说，表面上答应孙权保密，实则故意暴露给关羽，

事态发展果如曹操、董昭所料，围里曹仁军闻之，“志气百倍”；关羽闻之，顿起犹豫。为什么犹豫呢？胡三省认为，“羽虽见权书，自恃江陵、公安守固，非权旦夕可拔；又因水势结围以临樊城，有必破之势，释之而去，必丧前功，此其所以犹豫也"② 做此分析，确有道理。到了口边的肉不取而去，的确是于心不甘、关羽犹豫了，拔樊的决心动摇了，两面抗敌的信心自然也就不足了。信心既然不足，斗志亦自然受到影响。

曹操前后又给徐晃派去了殷署、朱盖等十二营军队。徐晃兵力既增，遂趁关羽狐疑之机向关羽发起了攻击。关羽因水而临樊城，所以军营大都屯驻于高阜之上，史载，关羽“围头有屯，又别屯四冢（当指屯住四个土丘之上）。晃扬声当攻围头屯，而密攻四冢。羽见四冢欲坏，白将步骑五千出战，晃击之，（羽）退走，（晃）遂追陷与俱入围，破之，（羽军）或自投沔水死。”③投降关羽的荆州刺史胡修和南乡太守傅方，亦皆被徐晃军杀死。瞬息之间，军事态势发生了根本变化，本具强劲势力的关羽军队，由优势转为劣势，如无回天之谋，只有等待失败了。

关羽在曹操那里做偏将军的时候，曾同张辽、徐晃等人相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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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三国志•魏书•董昭传》。

②《资治通鉴》卷68，献帝建安二十四年注。

③《三国志•魏书•徐晃传》。

善。《三国志•关羽传》注引《蜀记》记载了关羽、徐晃二人对峙战场时的一段的故事：“羽与晃宿相爱，遥共语，但说平生，不及军事，须臾，晃下马宣令：‘得关云长头，赏金千斤。’羽惊怖，谓晃曰：‘大兄，是何言邪！’晃曰：‘此国之事耳。’”故事非常有趣，也很生动。这说明关羽确实重视情义。但同徐晃的处事原则，即国事大于私义相比，似也不可多褒，

兽操对于徐晃迅即取得胜利很高兴，对徐晃大加表扬说：“贼围堑鹿角十重，将军致战全胜，遂陷贼罔，多斩首虏、吾用兵三十余年，及所闻古之善用兵者，未有长驱径入敌围者也。且樊、襄阳之在围，过于莒、即墨，将军之功，逾孙武、穰苴。”因此，当徐晃“振旅还摩陂，太祖（曹操）迎晃七里、置酒大会。太祖举卮酒劝晃，目劳之曰：‘全樊、襄阳，将军之功也。’”①

弱点毕露，关羽兵败死麦城

关羽撒樊城围而退，但其舟船仍据河水：曹操并没有进一步追击关羽。这是为什么呢？战争的过程告诉我们，这是曹操欲使孙权、关羽两存、两战、两伤，最后相机而取之的计策。

孙权视关羽为严重威胁，必欲除之而后安，既然与曹操达成谅解，便立即开始谋划攻取江陵的行动。孙权及其将吕蒙、陆逊等县知关羽的弱点，而且成功地利用了关羽“意骄志逸”的弱点和“但务北进”、少备孙权的战略错误。

先是吕蒙诈病，麻痹关羽。吕蒙自始至终都把关羽视做重要敌人。如前所述，早在鲁肃为督时，“鲁肃等以为曹公尚存，祸难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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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三国志•魏书•徐晃传》。

构，宜相辅协，与之同仇，不可失也”、而吕蒙却秘密向孙权献策，让自己前据襄阳，令征虏（孙皎）守南郡，潘璋住白帝，蒋钦率领游兵万人，循江上下，应敌所在。他特别指出，"且羽君臣，矜其诈力，所在反复，不可以腹心待也。今羽所以未便东向者，以至尊圣明，蒙等尚存也。今不于强壮时图之，一旦僵仆，欲复陈力，其可得邪？”权深纳其策。鲁肃死后，日蒙西屯陆口，鲁肃的人马万余尽属之，又拜汉昌太守（治今湖南平江东），与关羽分上接境，吕蒙“知羽骁雄，有并兼心，且居国上流，其势难久”，所以代肃后，制造假象，“初至陆口，外倍修恩厚，与羽结好”；内则积极谋战，待机而动。因此想出了装病一招。据载，关羽围曹仁、攻襄樊时、曾经留下部分兵力驻守公安、南郡，以备孙权。吕蒙即上疏孙权说：“羽讨樊而多留备兵，必恐蒙图其后故也。蒙常有病，乞分士众还建业，以治疾为名。羽闻之，必撤备兵，尽赴襄阳。大军浮江，昼夜驰上，袭其空虚，则南郡可下，而羽可擒也。”于是吕蒙“遂称病笃，权乃露檄召蒙还，阴与图计”。关羽果然上了当，“信之，稍撤兵以赴樊。”①

既尔，陆逊为右部督，代吕蒙，进一步对关羽施以麻痹之术。陆逊由定威校尉遽拔为督，是吕蒙向孙权推荐的。史载，吕蒙称病回建业，路经芜湖，陆逊甚知吕蒙用意，因对吕蒙说，“关羽接境，如何远下，后不当可忧也？”吕蒙说：“诚如来言，然我病笃。”陆逊进计说：“羽矜其骁气，陵栎于人。始有大功，意骄志逸，但务北进，未嫌于我，有相闻病，必益无备，今出其不意，自可禽制。下见至尊（按：指孙权），宜好为计。”吕蒙怕过早泄露机密，故作不然状，说：“羽素勇猛，既难为敌，且已据荆州，恩信大行，兼始有功，胆势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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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三国志•吴书•吕蒙传》。

盛，未易图也。”话虽这样说，但吕蒙由此得知陆逊之能，所以吕蒙至都，孙权问：“谁可代卿者？”便对孙权说：“陆逊意思深长，才堪负重，观其规虑，终可大任。而未有远名，非羽所忌，无复是过。若用之，当令外自韬隐，内察形便，然后可克。”于是，孙权即召陆逊，“拜偏将军，右部督，代蒙”。

陆逊至陆归，针对关羽喜欢“戴高帽”的弱点，立即给了关羽一封信，将其大大吹捧了一通，说：“前承观衅而动，以律行师，小举大克，一何巍巍！敌国败绩，利在同盟，闻庆拊节，想遂席卷，共奖王纲。近以不敏，受任来西，延慕光尘，思秉良规。”又说什么“于禁等见获，遐迩欣叹，以为将军之勋足以长世，虽昔晋文城濮之师，淮阴拔赵之略，蔑以尚兹”。同时，假意向关羽献策，“闻徐晃等少骑驻旌，窥望麾葆。操猾虏也，忿不思难，恐潜增众，以逞其心。虽云师老，犹有骁悍。且战捷之后，常苦轻敌，古人杖术，军胜弥警，愿将军广为方计，以全独克。”又致谦下自托之意，自称“书生疏迟，忝所不堪，喜邻威德，乐自倾尽，虽未合策，犹可怀也。倘明注仰，有以察之。”

关羽读了陆逊的信，觉得陆逊“有谦下自托之意，意大安，无复所嫌”。陆逊察觉到时机已经成熟，遂向孙权“具启形状，陈其可禽之要”①。

关羽俘获于禁等人马数万后，粮食乏绝，擅取孙权湘关米，为孙权发兵提供了借口，“权闻之，遂行，先遣（吕）蒙在前”。

此时，曹操在打了一场有限的战争后，便拥兵不前而坐山观虎斗了。但曹操没有想到孙权、吕蒙竟会那样容易地取得南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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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以上《三国志•吴书•陆逊传》。

史载，“蒙至寻阳，尽伏其精兵麟臃中，使白衣摇橹，作商贾人服、昼夜兼行，至羽所置江边屯候，尽收缚之、是故羽不闻知。遂到南郡，士仁、麋芳皆降。蒙人据城，尽得羽及将士家属”①。

麋芳、士仁本是关羽让其留守江陵、公安的，因为供给军资不及时，关羽扬言要治他们的罪，麋芳、士仁怕治罪，便即投降了吕蒙。《三国忠•吕蒙传》注引《吴录》说：“初，南郡城中失火，颇焚烧军器，羽以资芳，芳内畏惧、权闻而诱之，芳潜相和，及蒙攻之，乃以牛酒出降、"同书注引《吴书》载，士仁在公安据守，吕蒙令虞翻说以利害，指出：“吕虎威（蒙）欲径到南郡，断绝陆道，生路一塞，案其地形，将军为在箕舌上耳，奔走不得免，降则失义，窃为将军不安，幸熟思焉。”七仁得书，“流涕而降”。吕蒙带上士仁，兵至南郡，“南郡太守麋芳城守，蒙以仁示之，遂降。”

关羽闻南郡失守，不得不立即向南撤退。这就是说，孙权几乎是兵不血刃地夺取了南郡。

据说，曹操的将领们，深恐功劳被孙吴独占，大都认为应该乘关羽危惧之机，追而擒之。但赵俨甚得曹操之意，对大家说：“权邀羽连兵之难，欲掩制其后，顾羽还救，恐我承其两疲，故顺辞求效，乘衅因变以观利钝耳。今羽已孤进，更宜存之以为权害。若深入追北，权则改虞于彼，将生患于我矣。王必以此为深虑。”②正如赵俨所策，曹操听到关羽南走的消息，深恐诸将追击，果然急令曹仁勿追。曹操的用意很清楚，就是让孙权去消灭关羽，从而使孙、刘势不两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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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三国志•吴书•吕蒙传》。

②《三国志•魏书•赵俨传》。

吕蒙入据南郡之后，积极稳定局势，利用怀柔策略，大大瓦解了关羽的军心、其一，“蒙入据城，尽得羽及将士家属，皆抚慰，约令军中不得干历人家，有所求取。”据说，有“蒙麾下士，是汝南人（吕蒙亦汝南人），取民家--签，以覆官铠，官铠虽公，蒙犹以为犯军令，不可以乡里故而废法，遂垂涕斩之。于是军中震栗，道不拾遗。”其二，“蒙旦暮使亲近存恤耆老，问所不足，疾病者给医药，饥寒者赐衣粮。”其三，“羽府藏财宝，皆封闭以待权至，”其四，厚待关羽的人，"羽还，在道路，数使人与蒙相闻，蒙辄厚遇其使，周游城中，家家致问，或手书示信、羽入还，私相参讯，咸知家门无恙，见待过于平时，故羽吏士无斗心。”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