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蜀汉皇帝.2

蜀是战争的发动者，但相对来说，刘备忙于称帝，却很少战略的考虑。对魏，他固然难谋进取，但也不思暂时缓和的策略，反使其得机平定了西北地方叛乱，从而构成了北面的后顾之忧；孟达降魏、丢失了东出的战略要地房陵、上庸、西城三郡；借称帝之机，大骂曹魏，将其置于“篡盗”的位置上，进一步构恶双方的关系。因此，刘备面临着两面备兵的军事局面。从战略上说，刘备即已先输一着。

战前吴蜀的军事备战

吴国君臣在战争问题上的认识比较一致，因而能够上下同心，协力备战。

（1）移都武昌，以利督战。孙吴本都建业（今南京），征战关羽期间，孙权亲临前阵至公安；此时又自公安徙都鄂（今湖北鄂城），改名武昌。都武昌而不返建业，不仅便于督战和临事决议，而且必给三军全力抗蜀以重大鼓舞。

（2）遣使请和，示弱于敌。史载，诸葛亮的兄长诸葛瑾“从讨关羽”有功，被孙权封为宣城侯，领南郡太守，住公安，直接与蜀军相拒。孙权向刘备求和，诸葛瑾受意给刘备写信说：“奄闻旗鼓来至白帝，或恐议臣以吴王侵取此州，危害关羽，怨深祸大，不宜答和，此用心于小、未留意于大者也。试为陛下论其轻重，及其大小。陛下若抑威损忿，暂省瑾言者，计可立决，不复咨之于群后也。陛下以关羽之亲何如先帝？荆州大小孰与海内？俱应仇疾，谁当先后？若审此数，易于反掌。”刘备不听。

（3）重地部兵，严阵以待。《三国志•陆逊传》载，"刘备率大众米向西界，权命逊为大都督，假节，督朱然、潘璋、宋谦、韩当、徐盛、鲜于丹、孙桓等五万人拒之。”

具体部署是：大都督、右护军镇西将军陆逊驻守夷陵（今湖北宜昌东南），以为本营；第一道防线，振威将军、固陵太守潘璋守秭归，将军李异、郎将刘阿等守巫山（今重庆巫山）、巴山（今四川巴东东北）、兴山（今湖北兴山南）等地；第二道防线，安东中郎将孙桓守夷道（今湖北枝城西北），将军宋谦屯枝江（今湖北枝江东北），建武将军、庐江太守徐盛屯当阳；第三道防线，昭武将军朱然与偏将军领永昌太守韩当共守江陵，绥德将军领南郡太守诸葛瑾则屯守南岸公安，兴业都尉周胤（周瑜次子）率兵千人助守，建忠中郎将骆统屯孱陵（今湖北公安西南）；另以平戎将军步骘率交州义士万人出长沙守益阳，武陵郡都尉鲜于丹守武陵，遥相策应。其余诸将大都随孙权驻守武昌，枕戈待命。

相对来说，主攻一方刘备却没有做出充分的准备。

其一，对于这场复仇战争的认识上下很不统一。

谋臣诸葛亮态度暧昧，明知难以取胜，却怀有冒险之思，所以不予切谏，客观上支持了刘备的错误行动。对此，就连甚慕诸葛亮之能的清代皇帝乾隆在《御批通鉴辑览》卷28中看到“群臣谏者甚众，帝（刘备）皆不听，乃留诸葛亮辅太子而自率诸军东下”时，也不由对诸葛亮的人格发出了疑问，说：“（诸葛）亮隆中之对已云吴可与为援而不可图，何此日东伐，竟不能止帝，至事后乃追思法正乎？”

宿将赵云持反对态度。《二国志•赵云传》注引《云别传》说赵云力谏，“国贼是曹操，非孙权也，且先灭魏，则吴自服，操身虽毙，子丕篡盗，当因众心，早图关中，居河、渭上流以讨凶逆，关东义士必裹粮策马以迎王师。不应置魏，先与吴战、兵势一交，不得卒解也。”刘备不听，不让赵云随征，而将其留督江州。

从事祭酒秦宓试图阻兵，陈说天时不利，被抓进了监狱。《华阳国志•刘先主志》载：“广汉秦宓上陈天时必无其利，先主怒，款之干理（理，指狱官）。”

其二，过高地估计了自己的力量。此前刘备不仅获得了据有巴蜀的全面胜利，而且在对魏战争中也取得了许多成功，如前所述，先是张飞大破魏将张郃于宕渠；继而进屯阳平关，“南渡河水，缘山稍前，营于定军山”，破斩魏将夏侯渊；不久赵云又设伏击魏兵，“魏兵惊骇，自相蹂践，堕汉水中死者甚多”。一时间，刘备的心气甚足，甚至对于一向很怕的曹操也不放在眼里了，竟说“曹操虽来，无能为也”，结果如愿以偿，“操与备相守积月，魏军士多亡（逃走）”，曹操被迫率领诸军返回长安，刘备遂有关中①。如此诸多胜利，不仅使他敢于称王称帝，而且敢于指使关羽攻取裹樊，对魏吴同时用兵。关羽虽然失败被杀了，但他仍认为自己的兵力远超于吴，无须做更多的准备，也无须进行必要的整军练兵活动，从而也不严肃地考虑周密的布兵、进军规划。

战争过程

刘备的称帝活动草草结束后，便于章武元年（魏黄初二年，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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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资治通鉴》卷69。

元221年）六月调动军队，七月正式率兵“东伐”。

（1）兵未动，张飞被部下杀死。

史载，刘备将东征以复关羽之耻，命张飞率巴西兵万人，自阆中（今四川阆中）会江州（今重庆），“临发，其帐下将张达、范强杀飞，顺流而奔孙权”。张飞、关羽都是刘备的心腹猛将，但他们各有一个突出的优点和缺点，即“羽善待卒伍而骄于士大夫，飞爱敬君子而不恤小人”。刘备常常告戒张飞说：“卿刑杀既过差，又日鞭挝健儿，而令在左右，此取祸之道也。”但张飞始终不知觉悟。据说，刘备忽闻有人报告，“（张）飞营军都督有表”，即知张飞出了事，惊叹说：“噫！飞死矣。”①当时，张飞为车骑将军领司隶校尉。镇守巴西，是刘备的最高军事将领，亦当是伐吴的主将。无疑，张飞之死，不仅失去了一位人称“万人之敌”的将领、削弱了军事力量，而且也会极大地影响三军士气。

张飞死了，赵云又不重用，战将魏延、马超防魏于北，可用之兵和善战之将便可想而知了。

（2）初战胜利。

章武元年七月，刘备率诸军伐吴，孙权请和，刘备盛怒不许，遂自率兵四万余人，以将军吴班、冯习为左右领军，张南为前部，赵融、廖淳、傅肜各为别督，杜路、刘宁等各以所部随领军吴班及将军陈式等东征 尚书令刘巴，偏将军黄权，侍中马良，太常赖恭，光禄勋黄柱，少府王谋，大鸿胪何宗，太中大夫宗玮，从事祭酒程畿（继秦宓为从事祭酒），从事王甫、李朝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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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参见《三国志•蜀书•张飞传》、《华阳国志•刘先主传》。

亦均随军出征必。首战，刘备自江州至白帝（今重庆奉节东），指挥所设在白帝，督令将军吴班、冯习攻吴将李异、刘阿所守巫与秭归。《三国志•先主传》说：“将军吴班、冯习自巫攻破异等，军次秭归。”取得了初战胜利。同时，“武陵五溪蛮夷遣使请兵”②，表示归顺效力。形势大好。

（3）长驱而进，欲战不能。

章武二年（公元22年）正月，刘备进驻秭归，继而大进。偏将军黄权深恐长驱有失，试图劝刘备稳扎稳打，因谏刘备说：“吴人悍战，又水军顺流，进易退难，臣请为先驱以尝寇，陛下宜为后镇。”刘备不仅不听黄权的意见，而且以为黄权阻军，即“以权为镇北将军，督江北军以防魏师”，而“自在江南”③。刘备命令吴班、陈式水军攻夷陵。“将军吴班、陈式水军屯夷陵，夹江东西岸”，控制了长江两岸和水道。并且“自佷山（今湖北长阳西。佷，音恒）通武陵，遣侍中马良安慰五溪）蛮夷”，赐以金锦，授以官爵，因而五溪蛮夷“咸相率响应”，从而增强了力量。

同年二月，刘备自秭归渡江东进，“率诸将进军，缘山截岭，于夷道猇亭驻营”，而以“镇北将军黄权督江北诸军，相拒于夷陵道”④。双方展开了战略与战术的角逐。据载，夏五月，刘备从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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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参阅《三国志•蜀书•先主传》、《华阳国志•刘先主传》；《中国历代战争史》（四），军事译文出版社1983年版第192页。

② 《三国志•蜀书•先主传》。五溪，《水经•沅水注》说，武陵有五溪，谓雄溪、樠溪、无溪、酉溪、辰溪，“蛮夷”（今苗、瑶族祖先）居此者，“故谓此蛮五溪蛮也”。

③《三国志•蜀书•黄权传》。

④ 《三国志•蜀书•先主传》。

峡、建平（吴分宜都郡置建平郡，治今重庆巫山）连营至夷陵界，立数十屯，绵延七百里，陆逊大步后撤，坚守不战。刘备“先遣吴班将数千人于平地立营，欲以挑战"；陆逊的将领们见吴班兵少，"皆欲击之”，陆逊以为不可，对大家说：“备举军东下，锐气始盛，且乘高守险，难可卒攻，攻之纵下，犹难尽克，若有不利，损我大势，非小故也。今但且奖厉将士，广施方略，以观其变。若此间是平原旷野，当恐有颠沛交驰之忧，今缘山行军，势不得展，自当罢（罢，通疲）于木石之间，徐制其弊耳。”大家还是不理解，以为陆逊怯懦畏敌，“各怀愤恨”。刘备见计不得逞，遂将埋伏在山谷中的八千伏兵调出。陆逊借此因对诸将说：“所以不听诸君击班者，揣之必有巧故也。”① 诸将始服。

刘备在攻夺猇亭的同时，另以将军张南为先锋，自秭归南岸长驱东南，将孙权的侄子、安东中郎将孙桓所部万余人包围在夷道。孙桓求救于陆逊。陆逊说：“未可。”诸将说：“孙安东公族，见围已困，奈何不救？”陆逊回答说：“安东得士众心，城牢粮足，无可忧也。待吾计展，欲不救安东，安东自解。”据说，后来陆逊得计，刘备大溃，孙桓见到陆逊说：“前实怨不见救，定至今日，乃知调度自有方耳。”②

刘备以冯习为大督、张南为前部督的主力部队，自正月与吴相拒，至六月不决。

（4）犹亭兵败，仓皇遁归。

《三国志•吴主传》载：“蜀军分据险地，前后五十余营，逊随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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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三国志•吴书•陆逊传》注引《吴书》。

②《三国志•吴书•陆逊传》。

重以兵应拒”、陆逊先以轻兵试敌，派部将宋谦等攻刘备五屯，“皆破之，斩其将”：陆逊逐步认清了刘备的辅点，一个完整的破敌计划渐趋完成，因而给孙权上疏，剖析敌我形势说：“夷陵要害，国之关限，虽为易得，亦复易失。失之非徒损一郡之地，荆州可忧；今日争之，当令必请。备干天常，不守窟穴而敢自送、臣虽不材，凭奉威灵，以顺讨逆，破坏在近。寻备前后行军，多败少成。推此论之，不足为戚；臣初嫌之水陆俱进，今反舍船就步，处处结营，察其布置、必无他变。伏愿至尊高枕，不以为念也。”陆逊所言，要在三不：一为夷陵不可失，失之荆州难保；二为刘备不可怕，因为他既违天时地利之宜，又乏用兵之能。的确是这样，刘备一生置身军旅，名气也不小，但打胜仗的时候很少，临战败走的时候很多。现在又舍船就步，处处结营，而且所置营寨，缺乏应战之变，破之不难。三为安定孙权，让他高枕无忧，“不以为念”。

闰六月，陆逊决定反攻：诸将感到困惑，表示疑义，齐声说：“攻备当在初，今乃令入五六百里，相衔持经七八月，其诸要害皆以固守，击之必无利矣。"陆逊对大家说：“备是猾虏，更尝事多，其军始集，思虑精专，未可干也。今住已久，不得我便，兵疲意沮，计不复生，掩角此寇，正在今日。”陆逊先令部队攻刘备一营，试其兵力虚实，观其营寨设施，结果“不利”。诸将皆表示不满说：“空杀兵耳。”（意谓白白让士兵送死）但陆逊却从战斗中得到了有益的启发，因而高兴地对大家说：“吾已晓破之之术。”于是命令士兵“各持一把茅，以火攻拔之。一尔势成，通率诸军同时俱攻”。结果获得大胜。

据载，吴振威将军潘璋“斩备护军冯习等，所杀伤甚众”；昭武将军朱然，“攻破备前锋，断其后道，备遂破走”，并与偏将军韩当等“共攻蜀军于涿乡（今湖北枝城西北），大破之”；安东中郎将孙桓“投刀奋命，与逊戮力、备遂得免”：绥南将军诸葛瑾、建忠郎将骆统、兴业都尉周胤亦皆率其所部自公安、孱陵（今湖北公安西）进击猇亭、吴军主力在陆逊的号令下，齐集猇亭，大战刘备，连破蜀军四十余营。刘备主将张南、冯习等及胡王沙靡柯战死，将军杜路、刘宁等穷途末路投降了东吴①。

刘备猇亭大败，退守马鞍山（今湖北枝城西、长阳南），“陈兵自绕”（意为周围布兵设防、以为自卫）。陆逊紧逼山下，将其团团围住。《三国志•陆逊传》载，“逊督促诸军四面蹙之、（刘备）土崩瓦解，死者万数”。刘备自知难于在马鞍山立足，即趁夜黑率轻骑突围，向西北方向遁逃。士兵溃散，幸得“驿人自担烧铙铠断后”，有效地阻滞了吴军前进的步伐，刘备才得脱身，回到白帝城②、看样子，刘备当时大概只有部分近卫跟随，“其舟船器械，水步军资，一时略尽，尸骸漂流，寨江而下”。

刘备败得如此惨重，大为惭恚，不禁长吁：“吾乃为逊所折辱，岂非天邪！”另，《三国志•孙桓传》载，孙桓率部，奋力直追，竟绕过刘备，断其归路，“斩（断）上夔道（指秭归、巴东、奉节一线），截其径要”。要塞被吴占有，近路为吴所截，刘备只有带着很少的人“逾山越险”，狼狈之状可见。因此他又不禁忿恚而说：“吾昔初至京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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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以上参见《三国志•吴书•陆逊传》、《潘璋传》、《朱然传》、《孙桓传》、《诸葛瑾传》等。

② 胡三省注《资治通鉴》卷69说：“汉工初连兵入夷陵界，沿路置驿，以达于白帝。及兵败，诸军溃散，惟“驿人自担所弃铙铠，烧之于隘以断后，仅得脱也。”《水经注》说：“烧铠断道处，地名石门，在稀归县西。”杜佑《通典》说：“归州巴东县有石门山、刘备断道处。”

（今江苏镇江），桓尚小儿（孙桓战刘备时年龄仅25岁），而今迫孤乃至此也！”

据载，在败退过程中，将军傅肜、从事祭酒程畿都表现了英勇的精神。傅肜殿后，“兵众尽死，朕气益烈。吴人谕之使降，肜骂曰：‘吴狗，安有汉将军而降者！’遂死之。”程畿溯江而退，吴兵即将追及，“众曰：‘后追将至，宜解舫轻行。’畿曰：‘吾在军，未习为敌之走也’亦死之。”②

《三国志•先主传》说，刘备“自猇亭还秭归，收合离散兵，遂弃船舫，由步道还鱼复，改鱼复县曰永安”。永安，治所在白帝城。吴遣将军李异、刘阿等紧追其后，进屯白帝南面的南山。刘备急召留督江州的赵云。

赵云勒兵到达永安，遏住颓势，使永安周围的军事态势发生了变化。刘备由绝对的军事劣势变为可以重新组织新的进攻；孙权则因深入过急，而后需难继。一种新的局部地区的军事平衡，又在特定条件下形成了。

正是在上述情况下，并且面临曹魏伐已的危险，吴国又做出了富有重大意义的战略调整。《陆逊传》载，“备既住白帝，徐盛、潘璋、宋谦等各竞表言备必可禽，乞复攻之。权以问逊，逊与朱然、骆统以为曹丕大合土众，外托助国讨备，内实有奸心，谨决计辄还。”孙权、陆逊决策既定，即命刘阿等自南山撤兵，驻守巫县（今重庆巫山）。

刘备败退永安，黄权军在江北，道路隔绝，不得西还，不得已率其所部投降于魏，据《黄权传》说，执法部门向刘备报告，应该依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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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资治通鉴》卷69。傅肜，《华阳国志•刘先主志》作傅彤。

收斩黄权的妻子，“先主曰：‘孤负黄权，权不负孤也。’待之如初。”这说明刘备倒也敢于承担责任。魏文帝曹丕对于黄权来归很重视，因对黄权说：“君舍逆效顺，欲追踪陈（平）、韩（信）邪？”黄权回答说：“臣过受刘主殊遇，降吴不可，还蜀无路，是以归命。且败军之将，免死为幸，何古人之可慕也！”曹丕佩服黄权所言，“拜为镇南将军，封育阳侯，加侍中，使之陪乘”。蜀降人传言刘备已经诛杀了黄权的妻子，“权知其虚言，未便发丧”。曹丕诏权发丧，权说：“臣与刘（备）、葛（诸葛亮）推诚相信，明臣本志。窃疑未实，请须。”后得审问，得知实情，果如黄权所料。

同时，侍中马良所督五溪蛮众亦为吴将军步骘所败，马良战死。

蜀吴复通

孙权决计撤兵，没有多久，“魏军果出，（吴）三方受敌”。《三国志•吴主传》载，“初，权外托事魏，而诚心不款。魏欲遣侍中辛毗、尚书桓阶往与盟誓，并征任子，权辞让不受。秋九月，魏乃命曹休、张辽、臧霸出洞口（今安徽和县西南），曹仁出濡须（今安徽无为东北），曹真、夏侯尚、张郃、徐晃围南郡。权遣吕范等督五军，以舟军拒休等，诸葛瑾、潘璋、杨粲救南郡，朱桓以濡须督拒仁。”这就是所谓“三方受敌”的形势。同时，辖境以内也极不平静，即有所谓“时扬、越蛮夷多未平集，内难未弭”。在此情况下，孙权展开了两方面的外交活动，一是卑辞向曹不上书，“求自改厉”，二是谋求复与蜀通。

十月，孙权上书给曹丕，自谓：“若罪在难除，必不见置，当奉还土地民人。乞寄命交州，以终余年。”又通书说，欲为子孙登“求婚宗室”。

曹丕对于孙吴战和本无定策，当时的要求是胁迫孙权遣子孙登为质于魏，既见孙权如此卑辞求和，便即回报说：“君生于扰攘之际，本有纵横之志，降身奉国，以享兹祚。自君策名已来，贡献盈路。讨备之功，国朝仰成……朕之与君，大义已定，岂乐劳师远临江汉？廊庙之议，王者所不得专；三公上君过失，皆有本末。朕以不明，虽有曾母投杼之疑，犹冀言者不信，以为国福。故先遣使者犒劳，又遣尚书、侍中践修前言，以定任子。君遂设辞，不欲使进。议者怪之、……今省上事，款诚深至，心用慨然，凄怆动容。即日下诏，敕诸军但深沟高垒，不得妄进。若君必效忠节，以解疑议，（孙）登身朝到，夕召兵还。此言之诚，有如大江！”孙权没有答应送子为质的要求，临江拒守。一时间，双方小战，互有所伤。

十一月，曹丕亲自至宛（今河南南阳）督兵。据载，会遇大风，吴将吕范等兵船，“绠缆悉断，直诣休等营下，（魏）斩首获生以千数，吴兵进散。帝（曹不）闻之，敕诸军促渡。军未时进，吴救船遂至，收军还江南。曹休使臧霸追之，不利，将军尹卢战死”①。或谓：“大风，范等兵溺死者数千，余军还江南，曹休使臧翁以轻船五百、敢死万人袭攻徐陵（今江苏镇江西），烧攻城车，杀略数千人。（吴）将军全琮、徐盛追斩魏将尹卢，杀获数百。”②

刘备闻魏军出，便与陆逊信说：“贼今已在江陵（指曹魏军队进入南郡界），吾将复东，将军谓其能然不？”实际上，这是虚张声势。他根本没有重新振兵再战的能力、陆逊看得很清楚，所以回信说：“但恐军新破（指刘备军），创痍未复，始求通亲，且当自补，未暇穷兵耳。若不惟算，欲复以倾覆之余，远送以来者，无所逃命。”把刘备的毫无势力依托的恐吓顶了回去③。

魏兵压境，刘备驻跸白帝，形势对吴极为不利。孙权甚惧，为了避免两面作战，即于十二月间，主动派遣大中大夫郑泉到白帝见刘备，谋求“复通”。据《三国志•吴主传》注引《吴书》载，战争之前，刘备曾致书孙权，要孙权支持、承认他的称帝行动，孙权没有理睬。刘备因而问郑泉说：“吴王何以不答吾书，得无以吾正名不宜乎？”（意为：是不是认为我称皇帝是不应该的？）郑泉回答说：“曹操父子陵轹汉室，终夺其位。殿下既为宗室，有维城之责，不荷戈执殳为海内率先，而于是自名，未合天下之议，是以寡君未复书耳。”据说，刘备听了郑泉的话后“甚惭恧”。显然，这是站在吴国的立场上说话。刘备自认称帝是理所当然的，怎么会感到惭愧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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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资治通鉴》卷69，

②《三国志•吴书•吴主传》：

③ 《三国志•吴书•陆通传》注引《吴录》。

刘备在白帝，心情颓唐，渐悟用兵之误。十一月，染疾在身，不能自振。十二月，境内出现不稳，“汉嘉太守黄元，素（诸葛）亮所不善，闻先主有疾，虑有后患，举郡拒守。”① 同时，曹魏军队远临江汉，不仅严重威胁东吴，而且如果势成，对蜀亦将形成压力。诸此，都迫使刘备不能不重新考虑对吴策略。因此，他响应了孙权的请和行动、即遣太中大夫宗玮“报命”。从此，蜀吴边塌又获得了相对平静。

大败的原因

刘备失败的原因，他自谓：“吾之败，天也”②。这是不愿从自我检讨的角度去总结战争。很清楚，他的失败既有客观的因素，也有主观的因素，而其主观方面又当是最为主要的。

（1）从战略上说。

第一，他早此支持关羽伐吴，构恶双方关系，即已违背了“西和诸戎，南抚夷越，外结好孙权，内修政理”的总的战略方针，在自己力量尚未丰实的情况下，促使孙吴在一段时间内改变策略，向魏称臣，提前了谋取荆州全境的行动；

第二，关羽失败，他没有预为防范和及时支援，遂使自巫以下沿江战略要地尽失，吴方控制了夔道及沿江地区，蜀军如果深入，自然便有被夹于狭窄地带和被切断后路之虞，因而他不得不连营向前；

第三，由于自己失误，孟达降魏，失掉荆州北三郡，从而失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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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华阳国志•刘先主志》。

② 同上。

可派另部自汉江而下、进而威胁武昌的军事态势；

第四，两面作战，兵力分散。这一点，他远不及孙权聪明。孙权为了对付刘备，不惜上书曹操“称说天命”，进而向魏称臣。而刘备却始终处在两面作战的态势中。此时，曹操虽从汉中撤兵了，但魏军仍控陈仓一线，具有再出汉中的威慑力量。因此，他不能更多地集中兵力，不敢把据守益州北部、汉中地区的骠骑将军马超、镇北将军魏延、偏将军吴壹所部调往荆州前线。

刘备发动讨吴战争犯有战略性错误，诸多蜀臣都清楚地认识到这一点，所以便有了“先主东伐，群臣多谏，不纳”①和“先主既即尊位，将东征孙权以复关羽之耻，群臣多谏，一不从”②一类的记载。诸如，前引秦宓进谏被执、赵云力谏被安置江州督军等都是实证。

值得注意的是诸葛亮对于这场战争态度模糊，并没有强烈反对。战争失败后，诸葛亮不禁叹息：“法孝直（法正，字孝直）若在，则能制主上，令不东行；就复乐行，必不倾危矣。”诸葛亮所以这样说，自然是因为自己没有做到这一点，同时也透露了他对战争的态度。

法正为人，敢于死谏。据载，刘备与曹操争战汉中，“势有不便，宜退，而先主大怒不肯退，无敢谏者。矢下如雨，正乃往当先主前，先主云：‘孝直避箭。’正曰：‘明公（指备）亲当矢石，况小人（自谓）乎？’先主乃曰：‘孝直，吾与汝俱去。’遂退。”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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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华阳国志•刘先主志》。

②《三国志•蜀书•法正传》。

③《三国志•蜀书•法正传》并注。

那诸葛亮为什么不能力谏呢？揣度之，第一，他对战争形势估计不足，未曾料到战争结局会如此之惨；第二，一时间他对战争首鼠两端．从根本上说，他一直主张“外结孙权”：况且，“群臣多谏”和老兄诸葛瑾时领吴国南郡太守直接与蜀军相持及其代表孙权向刘备求和的行动与意见，对他自然产生影响。因此，他不会积极主张东征，或有少谏，亦属可能。但早期史著，没有这方面的记载，可见影响不大。直到明清时代，为了树立诸葛亮的形象、开脱诸葛亮的责任，演义作品和官方史作才有了诸葛亮谏阻东征的内容。如：《三国演义》第81回记诸葛亮自言“苦谏数次不听”及上表救秦宓，其中有谓：“……窃谓魏贼若除，则吴自宾服。愿陛下纳秦宓金石之言，以养士卒之力、别作良图，则社稷幸甚！天下幸甚！”细品其文，托作之义甚明。这样说来，诸葛亮岂不是支持了刘备东征吗？窃以为，客观上的确是这样的。因为诸葛亮战略总目标的重要内容之一是跨有荆、益以制曹魏。荆州既失，吴扼夔门，魏据三郡，蜀汉用兵只有北出秦川一途，诸葛亮的战略目标落空了。他深知，仅靠北出汉中，不可能制魏，更不可能灭魏。他试图能得荆州数郡之地，与魏接壤，以利待机东出击魏。所以，他虽知东击孙吴有危险，但却觉得稍有拓地以取吴数郡是可能的，更未想到惨败。所以，他既不赞成出兵，也不坚决阻谏、客观上默认、支持了刘备的错误决策和行动。因此，作为蜀汉丞相、军师将军，诸葛亮对于夷陵—猇亭战争的失败不能不负有一定责任。论者或谓刘备缺乏远略，不明诸葛亮隆中决策之远大，致有此败。这样分析，固然不错，但尚需看到诸葛亮在其“跨有荆益”的目标落空之后的思想感受和变化。所以，如果换个角度看问题，也可以说，刘备东征，正是谋求对于诸葛亮隆中决策目标的实现。

（2）从战术上说，关键在于刘备不善指挥战争。陆逊给他“前后行军，多败少成”的评价是非常确切的。

第一、军未熟练，历史的时间表说明，建安二十四年（公元219年）十一月，关羽失败被杀，刘备“忿孙权之袭关羽”，即要起兵东征，但当闻知曹丕称帝后，便紧锣密鼓地开始筹划并实施自己的称帝活动；章武元年（魏黄初二年，公元221年）四月，刘备登极为汉皇帝，并按汉代礼制设官立制，备后宫，立太子，改元，大赦，两三月间草草地完成了必要的诸多程式之后，便即移跸江州了；在江州，刘备迅速地调动军队，粗粗地按照一相情愿的原则做了初步的战争规划，任命了左右大督、先锋及各部将领，七月便出兵了。可见、他集中起来的以步兵为主的军队并没有经过认真的训练，特别是没有经过乘船水上作战的训练，从素质上说，虽非乌合，但乏机动作战的能力。

第二，将无英才。帅（指刘备）本不明，又加军谋乏人，将无良才，后果自然可知。法正已死，孔明留蜀，军中几乎无人能够对刘备的战略战术指导思想和战争部署提出不同意见，更不用说建设性的良计。只有黄权通达军谋，但得不到信任，难展其能。黄忠先此而亡①，张飞死难，赵云留守江州，马超、魏延北据魏军，竟然没有一位名宿大将随征，所用督锋诸将大都是一些名气不大或无名之辈。这些人是否能够服众，是否具有指挥作战的能力，姑且不论，但其自然为敌方所轻、反长敌人的志气。所以，负面作用是非常明显的。至于小说家言关兴、张苞大展乃父雄风，兴斩仇人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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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黄忠死于建安二十五年。《三国演义》说黄忠于章武元年被任命为先锋，战死疆场。这是完全不可能的。

璋，苞刃仇人范强、张达，二人护驾救主，均属无稽。因为张苞早夭，未及战争；关兴年少，未预战事；潘璋死于吴嘉禾三年（公元234年），那已经是战争十年以后的事了。

第三，自恃其力。刘备兵本不众，汉中必须布以重兵防魏，又失荆州北三郡，牵涉了一些兵力；本要张飞率巴西兵万人，自阗中会江州，张飞被杀，这万余人是否调到了夷陵前线，不得而知。权算其数，可用兵力，罄其所有，大约也只能调集四万余人，最多不超过五万人①．所以，仅就兵力而言，同陆逊都督五万人相比，并不占优势。况且陆逊守势待敌，兵力容易集中；刘备长驱而进，沿途设防，兵力自然分散。但刘备却自恃其力，少有自知之明，认为以此足以败敌复仇；既得武陵“蛮夷”愿为己用，遥为策应，更觉得胜利指日可待了。实际上，刘备可用于阵前的兵力是非常有限的。相反，陆逊在猇亭决战前，则已把所督诸将各部大都集中到作战前阵，相对兵力超过了刘备，具备了集中兵力打击敌人的能力。

第四，不善知彼。刘备出兵，只是激于义愤，没有对魏蜀吴三方基本形势作出应有的分析。他对魏吴能够达成谅解，暂时媾和，从而使孙权可以将主要精力和兵力用于对付蜀军的形势估计不足，此其一。其二，他没有认识到魏国曹丕仍在忙于巩固地位，特别是着力对付自己的弟弟曹植、曹彰等，暂时不可能在秦川举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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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刘备出兵多少，记载不一。《三国志•魏帝•文帝纪》注引《魏书》载孙权上魏文帝书说“刘备支党四万人，马二三千匹，出稀归，请往扫扑，以克捷为效”。《中国历代战争史》（四）和《中国军事史•兵略（上）》均取此说，谓刘备率兵四万人。《三国志•魏书•刘晔传》注引《傅子》说“权将陆议（逊）大败刘备，杀其兵八万余人，备仅以身免”，亦可备一说。《三国演义》第81回说刘备有“川将数百员，并五溪番将等，共兵七十王万”，显然是个被非常夸大了的数字。

从而使自己不敢把备战于汉中的具有战争经验的将领和富有战斗力的主力部队调动一部到荆州前线。其三，最为重要的是，他没有把年轻的陆逊、孙桓等人放在眼里。他低估了孙吴的军事势力和军事指挥者的能力。时，吴名将鲁肃、吕蒙、甘宁先后死去，陆逊虽在打败关羽时起了重要作用，但在刘备眼里，年已38岁的陆逊仍被看做是不谙军旅的年轻人。这从前引“吾之败，天也”、“吾乃为逊所折辱，岂非天邪”以及“吾昔初至京城，（孙）桓尚小儿，而今迫孤乃至此也”的话语中，清楚地看到了这种最初的情绪。其四，他不善因时因地具体分析敌我双方的力量对比，错把劣势当优势，缺乏应有的应敌之变。

第五，舍船就步。蜀军居水上游，乘船作战，顺水而下，易于成势，是其有利条件。战争开始时，最使陆逊担心的也是蜀军“水陆俱进”。但刘备没有有效地利用这一条件，而是“舍船就步”，跋涉并屯兵于“苞原隰险”之地，其结果便是士卒疲敝，立营难固，最终给敌人以可乘之机。当然，有一点是我们应该注意到的，即刘备并非完全不知“水陆俱进”的好处，但客观条件使他不得不如此。因为他急急调集起来的军队绝大部分是步兵，陆战犹未熟练，水战自然不行。况且，他已没有耐性去考虑筹建、训练水师的问题了。

第六，连营向前。刘备长驱深入数百里，连营数十座，声势虽然很大，但却伏下了严重的危机。善治兵者皆知其误。陆逊既知刘备舍船就步、处处结营，便得出了正确的结论：“察其布置，必无他变”。的确，这样布兵是没有办法变化应敌的。所以，他便觉得胜券在握了，满有把握地给孙权上书：“伏愿至尊高枕，不以为念也”。《三国志•文帝纪》载，曹丕“闻（刘）备兵东下，与（孙）权交战，树栅连营七百余里，谓群臣曰：‘备不晓兵，岂有七百里营可以拒敌者乎！’”“苞原隰险阻而为军者为敌所禽”，此兵忌也。孙权上事今至矣。’后七日破备书到。”连曹丕这种略通兵法但并不深知治军用兵之要的人都看到了这一点，而刘备却如此布兵，一是七百里连营大大分散了兵力，二是“苞原隰险阻而为军”，将军队驻扎在不利作战的地方，三是树栅成营易被火攻。由此可见，刘备之失，失在制军之误．但是，客观地说，还应该看到刘备如此布兵亦属大势使然。他长驱深入，只控长江沿线，两厢大都为敌方领地，不能不担心敌人断其后路。连营向前，正是为此。

第七，师老不振。蜀军东出，利在速决。但陆逊大步后撤，避免接触，以待敌疲而战的方针，使刘备无法得到这种条件。刘备曾试图诱致吴军出战，但所用之法，形同儿戏，善用兵者一看便知，所以始终不能成功。因此，“自正月与吴相拒，至六月不决”。正如前引陆逊所分析的那样“其军始集，思虑精专，未可干也。今住已久，不得我便，兵疲意沮，计不复生”。师老兵疲，刘备熟视无睹，抑或虽知而乏复振之策，客观效果都一样。因此一败涂地，不堪收拾。

第八，不虞后路。说刘备完全没有考虑后路，自然不是这样。他沿江设营四五十座，目的不外：一保军需可继；二御两厢敌人，防断后路；三利大兵进退。但他没有考虑战争或有大失的可能，因此也就没有虑及战略退却和撤兵安全的问题。所以，其一，他立营虽多，但却没有选择有利地势建立几个可资战守的据点；其二，由于自上而下没有兵败退却的思想准备，设营不固，入员分散，不能形成有战斗力的独立作战单位。俗谓“兵败如山倒”。预为战败之谋尚且如此，况无如此准备者。

战争是双方的，胜败自有主体和客体两方面的因素。因此，讨论刘备的失败原因，不能不谈及孙权的用兵之得。

第一，战备充分。孙权击杀关羽以后，深知刘备必然发兵复仇，虽然试图谋和，但不抱幻想，因此在战备上做了充分的准备，已如前述，不赘。

第二、战略正确。窃以为孙权最为得计的战略决策莫过于同魏修暂时之好，避免两面作战，得以集中兵力对付刘备，非如此，他不能，也不敢将其主力部队和诸多重要将领置于夷陵前线。也正为此，刘备兵有后顾，既要置兵汉中，又要防魏侧击，兵力本来不多，竟然又需遣黄权率八千兵防魏，大大分散了兵力，削弱了战斗力。其次便是先取战略防御，不惜大步后撤，迫使刘备拉长战线、分散兵力、从而使战斗力量的对比不断向有利于自己的方面发展，时机成熟，一举歼敌。正如毛泽东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所指出的：“楚汉成皋之战、新汉昆阳之战、袁曹官渡之战、吴魏赤壁之战、吴蜀彝陵之战、秦晋淝水之战等等有名的大战，都是双方强弱不同，弱者先让一步，后发制人，因而战胜的。”①

第三，选帅得人。孙权重用陆逊，足见其很有知人善任之明。当时，历有战功、且职爵高于陆逊的宿将如朱然、吕范、韩当、凌统、徐盛等俱在，但是不三年，却将相对年轻的陆逊由校尉遽拔为偏将军，抚边将军，右护军，镇西将军，封侯，进而临变受命为大都督，假节，督兵抗敌。升迁之快，世所少有。因而诸将多有不服者。实践证明，陆逊是当之无愧的帅才。一是打败关羽以后，他在不长的时间里有效地控制了新得荆州之地；他领宜都太守，迫使刘备的宜都太守樊友“委郡走”，并致“诸城长吏及蛮夷君长皆降”；他从孙权那里请得权力，可以代表孙权以金银铜印“假授初附”，从而很快地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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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毛泽东选集》第一卷，入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204页。

敌为友，稳定了地方秩序；他遣将军李异、谢旌等率三千人继破蜀将詹晏、陈凤，“又攻房陵太守邓辅、南乡太守郭睦，大破之”，又破降已经归蜀为将的秭归大姓文布、邓凯等，“前后斩获招纳，凡数万计”。他连打胜仗，拓展了土地，获得了地方势力和“蛮夷”君长的支持，同时也得到了下级将吏的信任和爱戴。二是他熟悉兵法，甚通谋略，能屈能伸，善知制敌而不制于敌的策略。屈能卑辞而下之，麻痹敌人，蓄势待发，被人视为畏进怯敌；伸能统兵长驱，“一尔势成，通率诸军同时俱攻”，前后不及两月，即全收失地，把刘备赶回到了东征的出发点上。三是他尤知御将之要，刚柔相济，最终能够把资深老将团结在自己周围，全力对敌。陆逊大步后退、坚守不出的方针，被部下诸将视为怯敌，纷纷表示不满。据载，“当御备时，诸将军或是孙策时旧将，或公室贵戚，各自矜恃，不相听从。逊案剑曰：‘刘备天下知名，曹操所惮，今在境界，此强对也。诸君并荷国恩，当相辑睦，共剪此虏，上报所受，而不相顺，非所谓也。仆虽书生，受命主上。国家所以屈诸君使相承望者，以仆有尺寸可称，能忍辱负重故也。各任其事，岂复得辞！军令有常，不可犯矣。’及至破备，计多出逊，诸将乃服，”后来，孙权听说这件事，因问陆逊：“君何以初不启诸将违节度者邪？”陆逊回答：“受恩深重，任过其才。又此诸将或任腹心，或堪爪牙，或是功臣，皆国家所当与共克定大事者。臣虽驽懦，窃慕（蔺）相如、寇恂相下之义，以济国事。”表现出了一位智勇兼备的统帅的风范：容众、果断、知己知彼、刚柔相济、善谋大局。孙权对于陆逊的回答非常高兴，“大笑称善，加拜逊辅国将军，领荆州牧，即改封江陵侯”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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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以上《三国志•吴书•陆逊传》。

第四，地势之利，历史表明，自刘备谋蜀起兵之日起，孙权也同时加紧了谋得荆州的行动：及至关羽败死，孙权已完全控制了长江水域及其临江诸郡、沿岸战略要地，迫使刘备只能沿江布兵，连营向前。七百里布兵，自然兵力严重分散，后方既远，又乏两厢策应，蜿蜒如同长蛇，一旦头部遭到致命打击，全身立即瘫痪。

另外，还要讲一点的是，三国时代，任何一方的军事行动，都受鼎足之势的制约。因此、曹魏的政策不能不对吴蜀战争及其最终结果产生间接或直接的影响。无疑，曹操接受孙权“讨关羽自效”是正确的，已如前述。但曹丕不乘蜀吴争战之机用兵，反而接受孙权称臣，封权为王，这对曹魏来说，是失掉了一次极好的“蹙吴”机会；而对吴、蜀来说，客观上等于支持了孙权，制约了刘备；同时，也为自己后来对吴用兵伏下了危机。

曹丕所以确定这样的策略，与他对于三国战争形势始终缺乏清醒的认识有关。据载，黄初元年，曹丕诏问群臣，“令料刘备当为关羽出报吴不？”大家都说：“蜀，小国耳，名将唯羽。羽死军破，国内忧惧，无缘复出。”侍中刘晔则认为：“蜀虽狭弱，而备之谋欲以威武自强，势必用众以示其有余。且关羽与备，义为君臣，恩犹父子。羽死不能为兴军报敌，子终始之分不足。”刘备果然出兵击吴，吴需倾全国兵力对付刘备，无力北御曹魏，因而遣使向魏“称藩”。朝臣皆因蜀吴交战必致两伤而向曹丕道贺，只有刘晔认为“权无故求降。必内有急”，主张“可因其穷，袭而取之”。并指出，“夫一日纵敌，数世之患，不可不察也。”但是，曹丕谋收两败之利，不听刘晔的意见，因说：“人称臣降而伐之，疑天下欲来者心，必以为惧，其殆不可！孤何不且受吴降而袭蜀之后乎？”刘晔进一步指出：“蜀远吴近，又闻中国伐之，便还军，不能止也。今备已怒，故兴兵击吴，闻我伐吴，知吴必亡，必喜而进与我争割吴地，必不改计抑怒救吴，必然之势也。”曹丕始终听不进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