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章 折而不挠的一代人物

对于刘备，历史家常常崇其为人，但以“等而下之”的评语同曹操相比论其事功。《三国志》作者陈寿说：

先主之弘毅宽厚，知人待士，盖有高祖之风，英雄之器焉。及其举国托孤于诸葛亮，而心神无贰，诚君臣之至公，古今之盛轨也。机权干略，不逮魏武（曹操），是以基宇亦狭。然折而不挠，终不为下者，抑揆彼之量必不容己，非唯竟利，且以避害云尔！

《华阳国志》作者常璩说：

汉末大乱，雄杰并起。若董卓、吕布、二袁（袁绍、袁术）、韩（遂）、马（超）、张杨、刘表之徒，兼州连郡，众逾万计，叱咤之间，皆自谓汉祖可踵，桓、文易迈。而魏武神武干略，勘屠荡尽。于时先主名微人鲜，而能龙兴凤举，伯豫君徐，假翼荆楚，翻飞梁、益之地，克胤汉祚，而吴、魏与之鼎峙。非英才名世，孰克如之！

陈寿、常璩的评论突出了以下三点：第一，刘备不愧为一代英才；第一，刘备的才能和功业不及曹操；第三，刘备名微，然能折而不挠，终得一方天下。无疑，这样的评论是有一定道理的。但是，随着“帝蜀寇魏”之论起、“颂刘非曹”之风盛，曹操的形象江河日下，成为“奸雄”的典型代表，而刘备则颂声日闻，成为“忠义”的化身，博得后人的广泛同情和爱戴、曹操谲虐变诈和刘备弘毅宽厚的一面都被突出了，形象化了。宋人司马光、苏轼等人都极赞许刘备的为人、 就连老自姓也认为刘备是“好人”，曹操是“坏人”，据苏东坡《志林》说：“涂巷中小儿薄劣，其家所厌苦，辄与钱令聚坐听说古话。至说二国事，闻刘玄德败辄蹙眉，有出涕者，闻曹操败，即喜唱快。”这说明，北宋期间，曹操的“奸诈”和刘备的“仁义”形象已为广大的老百姓所接受。元、明、清时期，三国评话、演义作品的出现和三国戏曲的广泛流传，曹操、刘备的形象更加艺术化了。一般人等不再认为刘备的智勇和事功不如曹操，从而进一步使他成为正义的化身，忠义的楷模。

终究如何评价刘备呢？笔者试做如下几方面的概括：

一、折而不挠终有一方天下

“折而不挠”四字、非常生动地概括了刘备的性格和奋斗历程。前述可见，刘备24岁从军，参加镇压黄巾军，因“讨黄巾有功，除安喜尉”，但不久便因鞭杖督邮而“弃官亡命”了；继而，再从军，力战有功，当上了下密丞，迁为高唐尉、高唐令，但不久又被黄巾攻破城池，再次亡命，奔投了公孙瓒；然后，他做了公孙瓒别部司马，因抗拒袁绍数有战功，“试守平原令，后领平原相”：十余年间，他虽能“外御寇难，内丰财施”，众多归附，但遭人嫉妒。有人派刺客杀他，“客不忍刺”、幸免于死。34岁，是刘备人生道路上的重要转折点，他成了方镇之主，曹操征陶谦，刘备同青州刺史田楷一起赴救，陶谦表荐刘备为像州刺史，继领徐州牧，骤然名列最高地方长官之列。但他不久即遭到袁术、吕布的袭击，老婆孩子都成了吕布的俘虏，不得已而依附于曹操，曹操厚待刘备，以为豫州牧，益其兵使东击吕布，结果又被吕布的部将高顺打败，妻子再次被吕布虏去。直至曹操擒杀吕布以后，刘备才复得妻子。嗣后，刘备失去地盘，跟随曹操回到许昌，被授以左将军。他不甘心依附于曹操，参与了车骑将军量承受诏欲诛曹操的阴谋，继而心怀忐忑，借机离开了许昌，遂叛曹而与袁绍联合。这是建安四年（公元199年）的事，刘备39岁。自此以后便终生与曹操为敌了，建安五年，曹操东征刘备，“尽收其众”，虏其妻子，并擒关羽以归，刘备投奔了袁绍，充当了袁绍的马前个，白马阪再败于曹操的奇计之下。官渡战后，刘备南投刘表，“表疑其心，阴御之”，数年间郁郁不得伸其志，“见髀里肉生，慨然流涕"，因叹“日月若驰，老将至矣，而功业不建，是以悲耳”。建安十三年（公元208年），刘备48岁。是年曹操南征刘表，刘琮投降，大败刘备于当阳长坂，刘备弃妻子，仅以数十骑逃走。嗣后，复收余众，联合孙权，大破曹军于乌林赤壁。建安十四年，刘备自为荆州牧，具正开始并加快了谋创大业的实际行动。十六年入蜀，十九年破益，刘璋出降，继则东拒孙权，北抗曹操，遂有汉中。建安二十四年秋自称汉工于汉中。章武元年（魏黄初二年，公元221年），刘备61岁，在成都进号为帝，一切程式虽然是在凄怆的气氛中进行的，但总算完却了谋取大业的心愿。继而，东战孙权，惨败夷陵，抑郁病结，物故白帝。

可见，刘备的人生道路，自始至终都坎坷不平、充满危机。起步——挫折——爬起来——再挫折——发展，直至立足一方。这是一个战斗的历程。撇开刘备的政治动机不讲，它的确深刻地反映了一个人的精神：折而不挠，败不气馁，为了憧憬的目标而始终不懈地奋斗着。

陈寿将刘备“折而不挠”的精神，归结为“抑揆彼（指曹操）之量必不容己，非唯竟利，且以避害云尔！”就一定时期而论，当然是有道理的。自从建安四年刘备参与董承受衣带密诏谋诛曹操的阴谋以后，自然不再见容于操。既如此，惟有抗争，才能保全自己，发展自己。但是，就其整体而论，不宜视为最重要的原因，而应当是一种谋立大业的深层意念所使然。

二、重义，爱民，甚知得人之要

刘备重义、爱民甚得历史好评。特别是在诸多文艺作品中，由于突出了曹操的酷虐变诈、嗜杀、疑诛行为，更使他们形成了鲜明的对照。从而也使刘备获得了更多的同情和谅解。但是，细审则不难发现，刘备固然有更多可以称道的仁义之行，但也同样突现着两面性。曹操的两面性人格，我在《曹操传》一书中已经做了分析，这里重在分析刘备。

义以待人

刘、关、张结义的佳话，长期在中国历史文化发展和社会道德培养中发挥重大作用。其中，虽然不无负面影响，但积极的一面始终是主要的。他们一经结义，终生不易。人存两地，心在一起。曹操厚待关羽，关羽深念刘备厚恩，信守“誓以共死，不可背之”的信条，不为所动：关羽的忠义精神，深深地打动了曹操。史谓，“曹公义之”，因而慨叹说：“事君不忘其本，天下义士也。”为此，裴松之在注《三国志》时还把曹操大大赞扬了一番：“曹公知羽不留而心嘉其志，去不遣追以成其义，自非有王霸之度，孰能至于此乎？斯实曹公之休美。”关羽被孙权杀害后，张飞为义所激，失去理智，暴戾有加，死于部下；刘备明知不具备伐吴条件，不听众臣劝谏，仓促出兵伐吴，以致惨败而归，为义误国，为义把自己的件命也搭上了。对于刘备为义所累这一点，连旁观人也看得清楚。如前所述《三国志•刘晔传》载，魏文帝曹丕曾“诏问群臣令料刘备当为关羽出报吴不”，有人说：“蜀，小国耳，名将唯羽。羽死军破，国内忧惧，无缘复出。”侍中刘晔则清楚地认识到：“蜀虽狭弱，而备之谋欲以威武自强，势必用众以示其有余。且关羽与备，义为君臣，恩犹父子。羽死不能为兴军报敌，于终始之分不足。”

礼贤下土，厚待宾客。他在做平原相的时候，“士之下者，必与同席而坐，同簋而食，无所简择”，因而得到了广泛的拥护和支持，“众多归焉”，由此引起了方镇大员的重视，遂有陶谦荐代徐州牧、袁绍备赞“刘玄德弘雅有信义”的事情发生①。

善遇部属，上兵甘为驱使。刘备拙于用兵，战则常败，但每每不久便又重新把自己的队伍集中起来、建安元年，吕布将他打败，虏其妻子，及至请和，求屯小沛，很快便“复合兵得万余人”。建安二年，又被吕布打败，三年曹操擒杀吕布以后，他跟随曹操还许，时过年余，离开曹操，及还小沛，“郡县多叛曹公为先主”，很快得众数万人。建安五年，被曹操打败，几乎只身逃依袁绍，“驻月余日，所失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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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三国志•蜀书•先主传》，井注引《魏书》、《献帝春秋》。

士卒稍稍来集”。诸此说明、刘备很知善待卒伍之要、士卒感恩，愿为驱使①。正因他懂得这一点，所以他对关羽"善待卒伍而骄于士大夫”和张飞“爱敬君子而不恤小人”都给予了关注，常常告戒张飞必须善待十兵，指出“鞭挝健儿，而令在左右，此取祸之道也”②。

爱民得民

刘备很懂“得人心者得大下”的道理。所以，为政在宽，史无苛敛记载。初为官，人民饥馑，他外御寇难，内丰财施，以求稳定社会秩序。自为荆州牧，极少征敛。既得益蜀，尤重社会安定。他非常赞同赵云关于“益州人民，初罹兵革，田地皆可归还，令安居复业，然后可役调，得其欢心”的意见，避免了试图“以成都中屋舍及城外园地桑田分赐诸将”的一次重大的伤及民利的决策失误③。

最受人们赞扬的是他宁知不利而不弃民的举动：建安十三年，曹操取荆州，刘琮投降，荆州人多归刘备，前面谈到，当他到达当阳时，从众已有十余万，辎重数千辆，严重地拖累了行动速度，日行只有十余里。后有追兵，情势危机，有人劝他弃众而速走江陵，他毅然说：“夫济大事必以人为本，今人归吾，吾何忍弃去！”短短一句话，深刻地表达了他对待民众的态度，而且深刻地反映了他的民本思想是同他谋图大事紧紧相连的。历史表明，刘备虽然惨败当阳长坂，仅与诸葛亮、张飞、赵云等数十骑得免，从政治上说更非明人之举，但却博得了广泛的同情，对其以后的发展产生了非常积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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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三国志•蜀书•先主传》。

②《三国志•蜀书•张飞传》。

③《三国志•蜀书•赵云传》注引《云别传》。

的影响。晋人习凿齿的话、反映了这种事实。他说：“刘玄德虽颠沛险难而信义愈明，势逼事危而言不失道。追景升（刘表）之顾，则情感三军；恋赴义之土，则甘与同败，观其所以结物情者，岂徒投醪抚寒含蓼问疾而已哉！其终济大业，不亦宜乎！”①

明示诚敬，阴怀诡诈

谋立大业的历史人物，很少将信义作为目的而信守不移者。对他们来说，倡信崇义自始至终都是争取人心，进而达到政治目的的手段。刘备自然也不例外。他崇尚信义，但决不为此自囿。所以，从另一角度看，刘备又是一个诡诈有加、很不讲信义的人。就他与曹操的关系言，始则他被吕布打败，归依曹操，曹操“厚遇之，以为豫州牧”，继而表为左将军，“礼之愈重，出则同舆，坐则同席”，而刘备却不念其遇，首启衅端，阴谋诛操，得机离许以后又立即北联袁绍对抗曹操，二人遂不相容。再就他与吕布的关系言，吕布固然是反复无义小人，侵其地，掠其妻，死有余辜，但在解除袁术的危机时亦曾有恩于刘备，及至吕布投降曹操，生死悬于刘备一言之间，他一句话便提醒了曹操，把吕布送上了断头台。再如他同公孙瓒、袁绍的关系。刘备本是公孙瓒的同窗好友，瓒年长，备“以兄事之”。在刘备走投无路的时候，公孙瓒委以重任，让他为别部司马领兵抗袁绍，继领平原相，刘备却趁援救陶谦的机会，离开公孙瓒而归依陶谦；当他被曹操打垮，几乎是只身投靠袁绍时，袁绍“遣将道路奉迎，身去邺二百里”，与刘备相见，史谓：“备归绍，绍父子倾心敬重。”刘备既已得兵，很快便“阴欲离绍”，诡说袁绍南连刘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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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三国志•蜀书•先主传》注引习凿齿语。

趁机南下，以谋自己发展的机会。

特别要着重说的是他对待刘表父子和刘璋的明示诚敬，阴怀诡诈的态度。

刘备对待刘表父子的态度，使他获得了很大的政治资本。前述事实表明，刘备南投刘表完全是为了自己的发展，刘表“益其兵”，并以上宾礼待之，使他在荆州界内站住了脚跟。及至刘备部众日多，荆州豪杰多依之，刘表惮其为人，自然会产生疑虑，所以“阴御之”、“不甚信用”，甚至发生刘表的僚属想除掉刘备的事都是有可能的。但不管怎么说，刘表对于刘备是有恩的。刘备心里自然也很明白。可是，刘备自始至终都是自以豫州牧、左将军的身分客居荆州的。他羁旅在别人的地盘里，却等待机会建立自己的功业，所以“见髀里肉生，慨然流涕”。他深纳诸葛亮“跨有荆益”的隆中对策，自然要觊觎荆州。历史表明，刘表弥留之际，已经深深感到了刘备对其子孙的威胁，不得不以退为过，希望刘备善待其子。后人为了突出表现刘备的“信义”之心，遂有所谓刘表“托国”和刘备言说“此人待我厚，今从其言，人必以我为薄，所不忍也”之说。实际上，在刘琮、刘琦的争嗣斗争中，刘备完全背弃了刘表的意愿，支持了刘琦，从而加剧了荆州内部危机。及至刘琮已经遣使请降曹操，诸葛亮劝其攻琮取荆州，而言“吾不忍也”，又有人劝其劫持刘琮及荆州吏士南走江陵，刘备说什么“刘荆州临亡托我以孤遗，背信自济，吾所不为，死何面目以见刘荆州乎！”等语，完全是主客观条件都不具备，特别是曹操大军压境的形势使然，而并非是不愿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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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参阅《三国志•蜀书•先主传》、《三国志•魏书•刘表传》，并注引《九州春秋》、《魏书》等。

刘备对待刘璋的态度是最为明显的以怨报德。刘璋上了张松的当，遣法正迎刘备，而且“前后赂遗以巨亿计”。法正趁机向刘备陈说益州可取之策。刘备、诸葛亮既然将“跨有荆益”作为既定目标，自然非常高兴。但他却试图将其真实的思想掩饰起来，而以虚假的嘴脸面对现实。所以，当治中从事庞统说其取益州"权借以定大事”时，他假惺惺地以宽、仁、忠、义相对，说什么“今以小故而失信义于天下者，吾所不取也。”庞统以“义取顺守，报之以义，事定之后，封以大国，何负于信”的说词，给了他一个下台阶，他便心安理得地出兵了。刘璋“敕在所供奉先主，先主入境如归”①。因此，没有多少日子，刘备便顺利地自公安、宜都等地驱兵数百公里，到达益州的巴郡（治今重庆）。随后，又由巴水（今涪江）溯流而上数百公里到达涪城（今四川绵阳），深入到益州的腹地。刘备至涪，刘璋亲自从成都到涪出迎，诚心相待，相见甚欢。刘璋推刘备行大司马，领司隶校尉；刘备推刘璋行镇西大将军，领益州牧如故。刘璋为刘备增兵，厚加资给。刘璋对待刘备真可谓是仁至义尽了。但不久便自知上当了，杀了内奸张松，敕令“关戍诸将文书勿复关通先主”。俗话说，请神容易送神难。刘璋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刘备则即无须再顾信义之言，便即“分定郡县”，向成都进兵了。刘璋投降后，刘备无颜面对刘璋，遂按庞统所说“事定之后，封以大国，何负于信”的意思，“迁璋于南郡公安”。他为刘璋留了一条活路，也算“报之以义”了。

上述可见，刘备确有阴怀诡诈的一面。有时甚至比曹操更加少仁乏义。但在分析历史人物的时候，自然还应注意从另一角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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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三国志•蜀书•刘二牧传》。

看问题，即：成大事者往往不以小义而废大谋。刘邦、李世民、朱元璋是这样、曹操、刘备也是这样，当然，从道义上说，是不足为鉴的。

三、用人尚贤而不明于察

历史证明，大凡开国者，一般都注意尚贤任能。刘备屡战屡败，频遭挫折，自然亦知任用贤能的重要。

清人赵翼在《廿二史札记》中就三国之主的用人特点做了概括。他说：“人才莫盛于三国，亦惟三国之主，各能用人，故得众力相扶，以成鼎足之势。而其用人，亦各有不同者，大概曹操以权术相驭，刘备以性清相契，孙氏兄弟以意气相投，后世尚可推见其心迹也。”这样概括自然很有道理，但亦失之于偏。

我在《曹操评传》一书中曾对曹操的用人思想作过分析，认为曹操出于功利的目的，惟才是举，虚怀待人，不惜爵赏，使许多人，不管是归投名贤，还是征召人朝的地方官员或乡隐俊士，都甘为其用。一大批知识分子集中邺下，形成了事实上的文人集团；众多的智能人士，被破例授官，出则牧守，入则列卿或中枢要津。这是曹操谋取人业的人才资本，是他“任天下之智力，以道御之”取得的实际效果。这里面固然有其“以权术相驭”的问题，待人处事亦难免谲诈，有时已经把不合己意的人杀了，还表示痛惜，为之歌欺流涕有时表面和气面内实恨之，伺机而除之。但更当注意的是，确实不乏他以诚待人的事例。赵翼认为，曹操“以嫌忌杀人”、“亦以疑似之言杀人”，由此可以推知“从前之度外用人，特出于矫伪以济一时之用，所谓以权术相驭也”。这是一种以点概全的分析方法，不足为训。

孙权的用人之道，远在刘备之上。他的兄长孙策就曾因为“善于用人”而著称于时，史谓：“策为人，美姿颜，好笑语，性阔达听受，善于用人，是以土民见者，莫不尽心，乐为致死。”有一个有趣的故事，常常为人所道。史载，东莱人太史慈为北海相孔融向刘备求救后南投扬州刺史刘繇，没有得到重用，有人劝刘繇以慈为大将军，而刘繇仅仅给了他一个相当“侦察排长”的职务。一次，太史慈“独与一骑”出去侦察，突然同孙策遭遇，“策从骑十三，皆韩当、宋谦、黄盖辈也。慈便前斗，正与策对。策刺慈马，而揽得慈项上手戟，慈亦得策兜鍪。会两家兵骑并各来赴，于是解散。”后来，太史慈“遁于芜湖，亡入山中，称丹杨太守……进住泾县（安徽今县），立屯府，大为山越所附”，孙策亲自“攻讨”，太史慈寡不敌众，“遂见囚执”，孙策见到这位曾把自己头盔摘走的冤家对头，立即为其解缚，并“即署门下督，还吴授兵，拜折冲中郎将”，①

正因孙策善于罗致人才，所以乐为其用的人很多，不几年，便为孙权留下了文如张昭、张纮，武如周瑜、程普等一批颇有谋略的领导人物。

用人待之以诚，孙权又远在其兄之上。孙策生前即已觉察到自己罗致人才的本事远远不及弟弟孙权。所以，他弥留之际嘱以后事时特意讲到了年仅19岁的弟弟的这一突出优点，说：“举江东之众，决机于两陈之间，与天下争衡，卿不如我；举贤任能，各尽其心，以保江东，我不如卿。”②事实确实如此、孙权继领吴地之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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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三国志•吴书•太史慈传》。

②《二国志•吴书•孙破虏讨逆传》。

敬待孙策旧部，如对张昭、周瑜、程普、吕范等，“委心而服事焉”；“招延俊秀，聘求名士”，如鲁肃，诸葛瑾等一大批文官武将，先后甘为所用；拔将于“行阵”，如吕蒙，成为一代名将；不疑归从，如甘宁投吴，待之“同于旧臣”；更可贵的是，他不拘年资，重用新人，如以陆逊为督，大败关羽和刘备，等等。据载，魏文帝曹丕曾问吴国使臣“吴王何等主”？使者突出讲了孙权的知人善任的品质，回答说：“纳鲁肃于凡品，是其聪也；拔吕蒙于行陈，是其明也；获于禁而不害，是其仁也；取荆州而兵不血刃，是其智也；据三州虎视于天下，是其雄也；屈身于陛下，是其略也。”①《三国志•吴主传》注引晋人傅玄的话说，孙权继承父兄的事业以后，“有张子布（昭字子布）以为腹心，有陆议（逊）、诸葛瑾、步骘以为股肱，有吕范、朱然以为爪牙，分任授职，乘间伺隙，兵不妄动，故战少败而江南安。”这也是从用人的角度，评论孙权的事功。可见，时人和后人，都很欣赏孙权重视人才、善于用人的一面。

不可否认，刘备用人重义，常能以诚待人，所以也的确收到了某些“以性情相契”的效果。少结豪杰，人多归附；代领徐州，诸贤拥戴。但在当时他对于举贤任能的重要性尚乏理性的认识。及至南依刘表、屯驻新野时、才真正彻悟招贤用贤之要，从而开始了自觉地访贤用贤活动。徐庶来投，他器而用之，司马徽隐居，他主动拜访。司马徽、徐庶不约而同地向他推荐诸葛亮、庞统，他即枉驾三顾诸葛亮于草庐之中②。三顾茅庐，咨以大计，深深打动了诸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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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三国志•吴书•吴主传》，

② 窃以为，不必排除诸葛亮先自主动求见的记载。先是诸葛亮主动求见，进献“益众”之策，“备由比知亮有英略，乃以上客礼之”；后有刘备问大计于茅庐，亮遂投身于备，这是不矛盾的。参见本书第四章第一节。

亮的心，使诸葛亮“由是感激，遂许先帝以驱使”，而终身不易。隆中对策，办使刘备顿开茅塞，信心倍增，喜谓“孤之有孔明，犹鱼之有水也”。诸此，都揭示了他求贤若渴的心情。他同关羽、张飞、赵云等人的关系，更如赵翼所分析的那样：“自少结契，终身奉以周旋，即羁旅奔逃、寄人篱下，无寸土可以立业，而数人者，患难相随，别无贰志，此固人数者之忠义，而备亦必有深结其隐微而不可解者矣。”所谓“深结其隐微而不可解者”，就是待之以情，交之以义，“以性情相契”。

历史证明，刘备在创业过程中，特别是入蜀前后，尤其注意广开贤路。不管文官，还是武将，凡有来归，总是以诚相待，量能授职。马超来投，即以为平西将军，迁左将军、骠骑将军，与关、张同列。黄忠“委质”，常先登陷阵，勇毅冠三军，拜为讨虏将军，迁征西将军、后将军、亦与关、张同列。庞统归属，初为耒阳令，及见与谈，大器之，以为治中从事，与诸葛亮并为军师中郎将。法正助刘备入蜀有功，以为蜀郡太守，扬武将军，“外统都畿，内为谋主”，继为尚书令、护军将军。入蜀以后，刘璋旧部归附者，贤能皆用。前已述及，此不一一。

但是，毋庸讳言，刘备实乃中国历史上的一代平庸之主。他不具备大政治家的资质，军事才能更属平平。可是，他却获得了比曹操更多的声誉。这其中，除了曹魏最终逼汉禅位的重要政治原因之外，最主要的是刘备能够更善于掩饰其阴诈疑忌而更多地表现了能够以诚敬待人，从而与曹操不加掩饰地表现出的诱诈、诛杀功臣的一面形成了鲜明的对照。但是，如就知人善任而言，他则远远不如曹操。曹操对于自己部属的能力及其为人了如指掌，更加不疑归从，敢于拔将于卒伍之间，所以收到了人尽其用的效果。

刘备固然也有看人看得准的时候，例如，史载马谡“才器过人，好论军计，丞相诸葛亮深加器异。先主临薨谓亮曰：‘马谡言过其饮，不可大用，君其察之！’亮犹谓不然，以谡为参军，每引见谈论，自昼达夜。”①及至街亭兵败，诸葛亮自愧知人不及刘备。另如，重用魏延。刘备自为汉中王后，将还成都，需要一个得力的重要将领镇守汉川，当时，“众论以为必在张飞，飞亦以心自许。先主乃拔（牙门将）魏延为督汉中镇远将军，领汉中太守，一军尽惊”。为此，历史上还记下了一个生动的故事：刘备大会群臣，问魏延，“今委卿以重任，卿居之，欲云何（你想说点什么）？”魏延昂然回答说：“若曹操举天下而来，请为大王拒之；偏将十万之众至，请为大王吞之。”刘备连称其说得好，大家也“咸壮其言”②。再如，他对张飞的弱点也能看得清楚，因而常常告戒张飞不要“刑杀过差”、“鞭挝健儿”。他甚至有时能够洞察冤屈，为下臣辩讼：功曹书佐主簿李恢，“为亡虏所诬，引恢谋反”，职能部门将李恢捉起来，刘备“明其不然”，不仅不予治罪，反而“更迁恢为别驾从事”③。

但是，事实证明，刘备不少的时候是不明于察，不能深知部属的心术及其长处和短处。因而，就连关羽、赵云等一些心腹宿将也得不到正确地发挥作用。关羽刚愎自用，本非方镇之材，刘备不仅授以重任，而且尽护其短，不断助长其骄傲情绪，最终酿成大错。正如王夫之所说：“关羽，可用之材也，失其可用而卒至于败亡，昭烈（刘备）之骄之也，私之也，非将将之道也。”④赵云屡有战功，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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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三国志•蜀书•马良传》。

②《三国志•蜀书•魏延传》。

③《三国志•蜀书•李恢传》。

④ 王夫之：《读通鉴论》卷九。

蜀以后，谋略常与刘备相左，刘备便不再信用，授官竟然不能与关、张、黄、马同列：关、张、黄、马均为名号将军，都封了侯，而赵云始终是杂号将军，而且在刘备生前竟然得不到封侯①。孟达对于刘备入蜀有功、并取得了攻夺房陵、上庸、西城等地的胜利、刘备却对其不信任，又遣养子、副军中郎将刘封自汉中乘沔水而下，夺了孟达的军权，导致了孟达、刘封不和，最终酿成孟达叛归曹魏、失掉三郡的后果。

刘备为人有少恩、多忌的一面，没有宽广心怀。所以，在用人方面，有时表现得比曹操更加狠毒，不容异己。明明自己急于做皇帝，却假装出很不愿意的样子，但当别人真的劝他缓一步称帝的时候，便暗藏愤怒于心，找个机会把提建议的人杀了或贬了。

最为可悲的是，他对诸葛亮很不放心。王夫之曾用三个方面的事实证明这点：第一，留关羽守江陵，而不以诸葛亮率赵云、张飞守江陵，“疑武侯（诸葛亮）之交固于吴，而不足以快己之志也”，“先主之信武侯也，其不如其信羽，明矣”；第二，诸葛瑾奉使入蜀、兄弟二人不能私见，“不敢尽兄弟之私”（按，此当两面论，因为诸葛瑾在吴也有避嫌问题）；第三，刘备临崩托孤而有“君自取之”之言。其实，还有两点可以证明，一是刘备封诸葛亮为丞相，但生前未准其开府，军政权力仍牢牢地掌握在自己手里；二是刘备东征，诸葛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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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赵云封侯是在刘备死了以后，《三国志•蜀书•赵云传》说：“（后主）建兴元年，（赵云）为中护军、征南将军，封永昌亭侯，迁镇东将军。……七年卒、追谥顺平侯。”而关羽早在建安五年，已由曹操表封为汉寿亭侯，死后追谨壮缪侯；张飞在刘备住荆州时己封新亭侯，章武元年又进封西乡侯，死后追谥桓侯；马超来投，即封前都亭侯，章武元年进封肇乡候，死后追谥威侯；黄忠在刘备为汉中王时，已“与关羽等齐位，赐爵关内侯”，死后追谥刚侯。

明知条件尚不成熟，出于私心而不敢谏，因叹“法孝直（法正，字孝直）若在，则能制主上，令不东行”。这生动地表明了二人各怀疑虑的心情。

刘备对于巴蜀名士和蜀籍官员存在戒心，从而影响了对他们的使用，影响了蜀国后继人员的培养。王夫之指出，“先主所用，类皆东州之产，耄老丧亡，而固不能继。蜀非乏人，无有为主效尺寸者，于是知先主君臣之图此也，疏矣。”① 的确是这样，表现在：第一，中央枢纽机关少用蜀人。据查，刘备称帝以后，所任职官，诸卿、尚书、侍中、治中以上，只有杨洪（犍为武阳人）、黄权（巴西阆中人）、何宗（蜀郡郫人）、王谋（汉嘉人）等少数几人。

第二，带着偏见看人，言有不逊，谏有不称，即黜其职，甚至收付刑狱。比如，秦宓，广汉绵竹人，“少有才学”，刘备为益州牧时辟宓为从事祭酒。刘备称帝后，将东征吴，“宓陈天时必无其利”，便被抓进了监狱。彭羕，广汉人，起初，仕州不过书佐，刘备领牧后，经庞统、法正推荐，拔为治中从事。彭羕为治中从事，“形色嚣然”，左迁江阳太守，言不逊，便收狱处死。张裔，蜀郡成都人，治公羊春秋，博涉史汉，颇有学问。善论人物臧否的许靖，谓“裔干事敏捷，是中夏钟元常之伦也”（钟繇，字元常，官至曹魏相国）。张裔对于刘备和平入城作出了贡献，刘备入成都，“以裔为巴郡太守，还为司金中郎将，典作农战之器”。“典作农战之器”云云，实质就是把冶铁业控制在官府手里。可见，司金中郎将是个比较重要的官职。但不久，便又左迁为益州郡（今云南境内）太守，结果被少数族眷率雍闿缚送于吴。费诗，犍为南安（今四川夹江）人，开始曾经受到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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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王夫之：《读通鉴论》卷十。290

视。后来，刘备准备做皇帝，他不识时务，上疏阻止，便被降了职，“左迁部永昌（今云南保山）从事”。黄权，曾是刘璋的重要幕僚主簿，刘备拜他为偏将军。刘备为汉中王，以权为治中从事，是一位难得的军事人才、归属刘备以后屡献奇谋，及至伐吴，二人意见不同，便将其调离前阵、使“督江北军以防魏师”，孤军悬处，道路隔绝，不能还蜀，被迫降魏。

另外，需要提及的还有：周群，巴西阆中（今县）人，晓占候，刘璋辟为师友从事，先主定蜀，署儒林校尉。刘备与操争汉中，问群，群对曰：“当得其地，不得其民也，若出偏军，必不利，当戒慎之！”由此，周群终生不得提升。后部司马张裕，蜀郡人，亦晓占候，谏刘备说“不可争汉中”。刘备不用裕言，遣将军吴兰、雷铜等入武都，结果打了败仗，“皆没不还”。刘备便借故将其杀了。杜琼，蜀郡成都人，学业精深，刘璋时辟为从事，刘备亦仅以为议曹从事。

第三，用而不信，不予实权。汉制，自武帝以后，军政权力往往主要掌握在中朝官手里①。蜀汉自然也是这样。据查，刘备所置中朝宫，尚书、侍中以上无蜀籍一人；九卿之列，仅少府王谋、大鸿胪何宗二人②；所置将军，卫将军、左右前后将军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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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中朝也称内期，中朝宫也称内朝宫。《汉书•刘辅传》说：“中朝，内朝也。大司马、左右前后将军、侍中、常侍、散骑、诸吏为中朝；丞相以下至六百石为外朝也。”外朝又称外廷。

② 王谋、何宗，除了具名上奏为刘备“上尊号”外，不见有所作为。《三国志•蜀书•杨戏传》说，刘备用王谋为少府、何宗为大鸿胪，矢其行事，故不为传。《华阳国志•先贤士女总赞》说，何宗“赞立先主，为大鸿胪，方授公辅，会卒”。足见其没有实际权力，也没有做出像样的事情来。

自然不可能①，即使其他各种名号将军、杂号将军也不得与，仅有黄权被封为偏将军，王平（巴西宕渠人）被封为裨将军。偏、裨，皆为将军之副。地方郡守一级的要员，二十余人中，除张裔、杨洪、费诗等曾做过一段外②，亦大都是客籍人氏。

受到刘备重视并给予一定重用的人有几个，但官秩达到二千石者很少，大都不过千石。尹默，梓潼涪人，“皆通诸经史，又专精于《左氏春秋》”，被刘备拔为劝学从事。及立太子，以默为仆。李恢，建宁俞元人。刘备领益，以恢为功曹书佐主簿，后迁为别驾从事。章武元年，以为麻降都督，使持节领交州刺史。官秩算是高的了。马忠，巴西阆中人，建安末举孝廉，除汉畅长、“先主东征，败绩猇亭，巴西太守阎芝发诸县兵五千人以补遗缺，遣忠送往。先主已还永安，见忠与语，谓尚书令刘巴曰：‘虽亡黄权，复得狐笃，此为世不乏贤也。’”建兴元年、诸葛亮以忠为门下督。至子谯周（巴西西充人）、张翼（犍为武阳，今四川彭山东人）等人受到一定重视，那都是刘备死后的事。

四、尚儒而喜法术

刘备少年时期不太喜欢读书，但从“年十五，母使行学，与同宗刘德然、辽西公孙瓒俱事故九江太守同郡卢植”③的记载看，他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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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后汉书•百官一》说，“将军……比公者四：第一大将军，次骠骑将军，次车骑将军，次卫将军。又有前、后、左、右将军。”前、后、左、右将军，皆金印紫绶，“位次上卿”（“位次”是相当的意思）。

② 后来造反的汉嘉太守黄元，未能考知为何方人氏。

③《三国志•蜀书•先主传》。

是在儒学思想的影响下成长的，而且确曾投到当代硕儒门下，受过短期的正规儒学的熏陶。所以，他自处、办事、建制、用人等方面都表现出了明显的儒教特征。但是，残酷的历史现实和坎坷的人生阅历，又使他甚知诸子百家之可观以及术法之可用。因此，刘备虽然不能具有曹操那样丰富的思想，但也同样具有霸王道杂之的思想特征。

儒为学先

第一，如前所述，刘备特别重视以儒家的思想教育子女。刘禅为太子，刘备所发策文仅仅突出地对刘禅提出了一条要求，即：“行一物而三善皆得”。“行一物”是说每做一件事，“三善”系指父子之道、君臣之义、长幼之节。言简意赅，一句话便把儒学的最基本的思想内涵包容其中，明令刘禅以儒家的父子、君臣、长幼之道修养自己。所置仆傅，特别强调了“以耆宿学士见礼于世”和“通诸经史”的人。及至弥留，再次遗诏刘禅将《汉书》、《礼记》作为最重要的学习科目。《汉书》为汉朝掌故，意在让刘禅熟悉祖宗之法，学习治国为政之道。《礼记》为修身要籍，“行一物而三善皆得”就出于此。并且特别强调了“勿以恶小而为之，勿以善小而不为。惟贤惟德，能服于人”的内容。这是简要地复述孔子在《易•系辞下》中所说的话。

第二，重用儒人，倡办儒学。刘备很知儒学之用，自定蜀之日起便注意重用儒人。儒者周群、少笃儒学，刘璋时为师友从事，刘备署为儒林校尉；杜琼，少学于广汉名儒任安，“精究安术”，刘璋时辟为从事，刘备以为议曹从事；许慈，“善郑氏学，治《易》、《尚书》、《三礼》、《毛诗》、《论语》”，胡潜，“卓荦强识，祖宗制度之仪，丧纪五服之数，皆指掌画地，举手可采”，刘备定蜀，“承丧乱历纪，学业衰废，乃鸠合典籍，沙汰众学。慈、潜并为博士，与孟光、来敏等典掌旧文”。据载，刘备为了调解许慈和胡潜的关系，还颇费过一番心思。《三国志•许慈传》说：“值庶事草创，动多疑议，慈、潜更相克伐，谤谟忿争，形于声色；书籍有无，不相通借，时寻楚挞，以相震搬。其矜己妒彼，乃至于此。先主愍其若斯，群僚大会，使倡家假为二子之容，效其讼阅之状，酒酣乐作，以为嬉戏。初以辞义相难，终以刀杖相屈，用感切之。”孟光，“博物识占，无书不览，尤锐意三史，长于汉家旧典。好《公羊春秋》而讥呵左氏”，刘备定益州，拜孟光为议郎，与许慈等并掌制度。来敏，“涉猎书籍，善《左氏春秋》，尤精于《仓》、《雅》训诂，好是正文字”，刘备定益州，署敏典学校尉，尹默，“通诸经史，又专精于《左氏春秋》，自刘歆条例，郑众、贾逵父子、陈元、服虔注说，咸略诵述，不复按本”，刘备以为劝学从事。李馔，“父仁，字德贤，与同县尹默俱游荆州，从司马徽、宁忠等学。误具传其业，又从默讲论义理，五经、诸子，无不该览，加博好技艺，算术、卜数，医药、弓弩、机械之巧，皆致思焉”，刘备用为州书佐①。

后来，诸葛亮领益州牧，为蜀汉丞相，继承了刘备的重儒倡学政策。诸如以耽古笃学、研精六经、尤善书札的谯周为劝学从事，以大将军蒋琬为典学从事，总州之学者，等等。

重视法术

一个重要的表现是，刘备在留给刘禅的诏书中，非常清楚地表明了诸子、兵书、法术等著作在他心目中的地位。他指令刘禅除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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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参见《三国志》卷42。

读好经书、《汉书》外，“闲暇历观诸子及《六韬》、《商君书》，益人意智。”又说：“闻丞相为写《申》、《韩》、《管子》、《六韬》一通已毕，未送，道亡，可自更求闻达。"这说明，第一，刘备并没有将儒学和其他诸子百家对立起来；第二，他也没有把法术著作同儒学并列，而是放在次于儒学的位置。“闲暇历观”四字，生动地表明了这一点。可见，一切试图以此具论刘备、诸葛亮为法家者都是不能成立的；第三，刘备和诸葛亮都知刘禅弱点所在，因而特别重视针对性的施教。《三国志集解》注引姜宸英说的话很对：“后主庸弱，故先主与（诸葛）亮皆欲其读此书，可见古人读书皆以致用。”

另一个重要表现是，如前所述，他指示诸葛亮等五人制定的法律制度（蜀科）非常严酷。

还有一个重要表现是，亦如前述，执法中时有枉法而少有宽贷。

五、历经沙场而不善用兵

刘备一生，大部分时间是在战争环境下度过的。所以，他同曹操一样，可谓是鞍马劳顿，控惚军旅数十年。他重视兵书的学习，并在战争实践中得知兵书之用，因而临终能够要求刘禅“闲暇”时读《六韬》；他更知战争实践的重要，因而当其脱离战争时间长了的时候，便觉不安。甚至自见“髀里肉生”而“慨然流涕”。但是，历史证明，他并不是一个善于用兵的人。如果说年轻时候在别人的统率下尚能“数有战功”，那么自从代领徐州牧、身为封疆大吏以后，由他自己指挥的战争便是败多胜少了。仅据《三国志•先主传》、《武帝纪》和《华阳国志》等书记载列表如下。

时间 战争 结果

建安元年 刘备拒袁术，吕布乘虚袭下邳，虏备妻子。 失败

同年 杨奉、韩暹寇徐、扬，刘备邀击。 胜利

建安二年 吕布攻刘备，刘备败归曹操。 失败

建安三年 曹操益其兵使击吕布，再败，吕布复虏其妻子。 失败

建安四年 刘备叛操，操派兵击之，不克。 小胜

建安五年 曹操征刘备，尽收其众，虏其妻子，生擒关羽。 失败

同年 官渡战争期间，曹操诱败刘备、文丑于白马坂。 失败

同年 复绍派刘备助汝南黄巾刘辟，曹仁击之，备还归袁绍。 失败

建安六年 刘备与汝南黄巾龚都等合兵，迎击募阳。 胜利

同年 曹操南击刘备，备闻操自行，奔归刘表。 失败

建安七年 刘备屯新野，北至叶，设伏击夏侯惇等。 胜利

建安十三年 丢妻弃子，兵败当阳。 失败

建安十三年 配合周瑜破曹操军于赤壁、乌林。 胜利

建安一十四年 南征荆州四郡。胜利 胜利

建安十六至十九年 刘璋遣法正迎刘备入蜀，继而相战，刘璋降。 失败

建安二十年 吴争荆州三郡，备求和，与孙权分荆州地。 胜利

同年 曹将张郃进军宕渠，刘备使张飞与战，破部 失败

建安二十二至二十三年 刘备遣张飞、马超等屯下辩，被曹洪打败。 失败

建安二十三年 刘备遣陈式断马鸣阁道，被徐晃打败。 胜利

建安二十四年 黄忠破夏侯渊于定军山。 失败

同年 关羽败死，失荆州。 失败

章武元年至二年 率兵伐吴，夷陵惨败。 失败

上述不完全统计，战争22次，失败13次，胜利9次。其中，刘备亲自督阵或指挥的战争17次，失败9次。可见，虽然不能说他是一位长败将军，但败多胜少确是事实。对此，时人都很清楚，国人固然不便多言，但敌国之谋臣战将则常言及。吴国陆逊说他“前后行军，多败少成”①。魏国水相掾赵戬说他“拙于用兵，每战必败”②、曹丕也说“备不晓兵”④ 。他的主要战绩是在法正、庞统、诸葛亮、赵云、张飞的谋划和支持下，谲诈与武功并用，一举夺得益州，成就大业。但综合考察，不能不承认，刘备虽然是通过军事手段谋取天下，但甚乏军事才略。

王夫之认为，刘备所以屡山屡败是由于两方面的原因，一是“未能受命”的缘故。他说：“刘先主之刺豫州，因陶谦也；其兼领徐州，亦因陶谦也。二袁、曹操，皆受命于灵帝之末，吕布、刘表，亦拜爵王廷而出者，惟先主未受命也，而不得不因人而兴。始因公孙瓒，继因陶谦，周旋于两不足有为者之左右，而名不登于天府，是以屡出而屡败。”二是“托非其人”。他说：“及其为左将军，受诏诛操而出奔，乃北奔于袁绍，托非其人矣，而非过也。”④ 从战略和战争号召力上以及自身的发展来说，此等条件，固然有所影响。但从战术，以及诸次战争的胜败来说，全委于此，自然是有意规避客观力量的对比和回护其无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