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一章 后继乏人

刘备称帝，倏忽之间，仅仅两年（公元221年4月—223年5 月）便郁结成疾抱憾而终了。如果从建安十九年（公元214年）克益取蜀自领益州牧算起，也只有八九年的时间。在此期间，他的主要精力，完全放在军事上。北拒曹操，取得汉中，扼住北门锁钥，从而稳定了益州社会秩序，有着积极意义。但是，东战孙权，频遭挫折，失掉荆州，缩小了统治地盘，却产生了重大的负面作用。他未曾注意，也没有来得及考虑并实施社会经济领域的措施，因而甚少建树。所以，我用一句比较客气的话，称他是一个未及有所作为的、平庸的皇帝。

那么，他的后继者又是个什么样子呢？

一、诸葛治蜀是与非

诸葛亮，东汉末年和三国时代除曹操以外的最著名的政治家、思想家、军事家。他的聪明才智受到后人的尊崇，他的事功得到历史的承认。我在一个大的国家图书馆里查阅有关三国人物的著作发现，写刘备的书甚少，而研究诸葛亮的事功、演义诸葛亮的故事的书甚多。这说明，诸葛亮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远在刘备之上。也说明，诸葛亮这个历史名人已得到了相对比较充分的研究。所以，我放弃了为诸葛亮作传的念头。但是，诸葛亮是刘备蜀汉事业的实际继承者，是刘备死后、刘禅亲政以前的蜀汉的真正统治者。作为本书，虽然勿须全面论述诸葛亮的事功和思想，但不能不言及后继者对于传主事业的守成、发扬或衰败，因而也就不能不略及诸葛亮治蜀的功过是非。

前述诸葛亮隆中对策，奠定了刘备“跨有荆、益，保其岩阻，西和诸戎，南抚夷越，外结好孙权，内修政理”的战略指导思想。刘备因得诸葛亮而高兴，自谓：“孤之有孔明，犹鱼之有水也。”不久，诸葛亮即为刘备东联孙权，打败曹操，取得赤壁战争的胜利，做出了重要贡献。继而以军师中郎将，督荆州之零陵、桂阳、长沙三郡，“调其赋税，以充军实”。在平蜀的战争中，先期功劳不及庞统，后与张飞、赵云等“率众诉江，分定郡县，与先主共围成都”。取得益州，驱逐刘璋，诸葛亮功不可没，

刘备取得益州后，自领益州牧，以诸葛亮为军师将军，署左将军府事，建起了以“诸葛亮为股肱，法正为谋主，关羽、张飞、马超为爪牙，许靖、麋竺、简雍为宾友”为基础的最初的领导核心。诸葛亮主内政，“先主外出，亮常镇守成都，足食足兵”。可惜的是，诸葛亮和刘备没有很好地贯彻隆中对策之“结好孙权”的战略方针，导致失掉荆州，关羽死难。

章武元年（公元221年），诸葛亮在帮助刘备做皇帝中起了别人无可取代的作用。刘备即帝位，以亮为丞相，并录尚书事，假节，共理大政。张飞死后，又兼领司隶校尉，内察中央百官，外督诸郡。权力日隆。但刘备生前，没有让诸葛亮以丞相开府治事，大政仍决于己。所以，此前的历史责任，不管是成功，还是失败，自然都应算在刘备的头上。刘备伐吴失败，章武三年春，病笃永安，“托孤”，属亮以后事，并诏敕刘禅及其弟弟们事储葛亮“如父”。

同年（亦即建兴元年），刘禅继位后，诸葛亮为武乡侯，以丞相开府治事。建兴二年，又领益州牧，“政事无巨细，咸决于亮”。自此，诸葛亮开始自主治蜀，直至病故五丈原，前后历时十有二年。这是蜀汉的一个承前启后的重要历史阶段，治史者不能不将其作为刘备事业的后继者给予特别重视。

续结吴好

诸葛亮头脑清楚，既知刘备伐吴之失，自然更加坚定其联吴拒魏的战略决策。所以，刘备死后，诸葛亮首先想到的是对外与吴通好。

史载，正当诸葛亮“深虑（孙）权闻先主殂陨，恐有异计，未知所如”的时候，尚书邓芝建议“宜遣大使重申吴好”，并主动请缨为使，诸葛亮即遣邓芝固好于吴。

邓芝充分转达了诸葛亮的意愿，向孙权晓之以利害，说：“吴蜀二国四州之地，大王（指孙权）命世之英，诸葛亮亦一时之杰也。蜀有重险之固，吴有三江之阻，合此二长，共为唇齿，进可并兼天下，退可鼎足而立，此理之自然也。大王若委质于魏，魏必上望大王之入朝，卜求太于之内侍，若不从命，则奉辞伐叛，蜀必顺流见可而进，如此，江南之地非复大王之有也。”经过一段艰苦的谈判，吴王孙权终于决定“绝魏，与蜀连合”，并遣使“报聘于蜀”①。

当然，谈判所以取得成功，一个更重要的原因当如前面曾经说过的，即：魏国皇帝曹丕犯了战略性错误。他倾全国主力，以三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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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三国志•蜀书•邓芝传》。

大军向吴国发起了新的进攻，吴国边境吃紧，孙权再次感到了曹魏的威胁。

再一次联吴的成功，蜀汉又获得了相对稳定的外部环境，解除了东顾之忧，而且尤利于北拒曹魏，和集中力量稳定内部，平定内乱。

自此，联吴方针再没有动摇过。建兴七年（吴黄龙元年，魏太和三年，公元229年），孙权称帝号、吴国在承认刘备帝位的前提下，“其群臣以并尊二帝来告”。蜀国大臣们讨论这件事，大家都以为“交之无益，而名体弗顺”，一致主张，应该“显明正义，绝其盟好”、诸葛亮力排众议，剖析形势，讲明利害，指出：

权有僭逆之心久矣，国家所以略其衅情者，求掩角之援也。今若加显绝，仇我必深，便当移兵东伐，与之角力，须并其土，乃议中原。彼贤才尚多，将相缉穆，未可--朝定也。顿兵相持，坐而须老，使北贼得计，非算之上者。昔孝文卑辞匈奴，先帝（指刘备）优与吴盟，皆应权通变，弘思远益，非匹夫之为您也。今议者或以（孙）权利在鼎足，不能并力，且志望以满，无上岸之情，推此，皆似是而非也。何者？其智力不侔，故限江自保；权之不能越江，犹魏贼之不能渡汉，非力有余而利不取也。若大军致讨，彼高当分裂其地以为后规，下当略民广境，示武于内，非端坐者也。若就其不动而睦于我，我之北伐，无东顾之忧，河南之众不得尽西（按，指魏兵因要备吴而不能全力抗蜀），此之为利，亦已深矣。权僭之罪，未宜明也。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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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三国志•蜀书•诸葛亮传》注引《汉晋春秋》。

不难看出，这是夷陵之战以后，诸葛亮处理蜀吴关系的一次纲领性的谈话，完全是一种战略的考虑：一是明确了联吴的目的在“求掩角之援”，深刻地指出，如果与吴绝盟，吴蜀立即又成敌国，对方“仇我必深”，我方则当“移兵东伐，与之角力”，但条件很不成熟，一旦出兵，必“顿兵相持，坐而须老”，给曹魏以可乘之机，反之，吴蜀盟好则可给曹魏以压力；二是讲清了“应权通变”之宜，要学习先人，遇事想得远一点，不能感情用事；三则进一步分析形势，指出当前均势状态下，吴国孙权不能越江，就像曹魏之不能渡汉（水）一样，“非力有余而利不取”，而是“智力不佯，故限江自保”，但是，如果对其用兵，他们必将动员起来，全力对我；四则透露了“和吴”对于即将北伐曹魏的重大意义，指出“若就其不动而睦于我，我之北伐，无东顾之忧”。

诸葛亮说服了大家，对孙权称帝不仅没有明确表示反对，而且特派卫尉陈震代表蜀国去向孙权庆贺。

平定内乱，安抚夷越

刘备生前死后的一段时间里、蜀汉境内曾经出现混乱。刘备、诸葛亮，可谓得计，短期内便把动乱基本平定下来。

建安十九年（公元214年），刘备定蜀，即以安远将军邓方为朱提（今云南昭通）太守、庲降都督，治南昌县（今云南镇雄境）。邓方，“轻财果毅，夷汉敬其威信”。

建安二十三年，马秦、高胜等人“起事于郪（今四川三台南）、合聚部伍数万人”、很快打到资中县（今县）。这帮迅速集聚的乌合之众，没有什么战斗力。资中属犍为郡，犍为太守李严仅“率将郡士五千人讨之”，便将马秦、高胜等斩首，“枝党星散，悉复民籍”。①

章武元年（公元221年），邓方死后，刘备以别驾从事李恢代为庲降都督、治平夷县（今贵州毕节）②。

章武三年，汉嘉（治今四川雅安北）太守黄元因与诸葛亮不睦而反。如前所述，益州治中从事杨洪奏明刘禅，“遣其亲兵，使将军陈智、郑绰讨元”。黄元军败，“顺流下江，为其亲兵所缚，生致成都，斩之”③。

同年、越嶲（今四川西昌境）郡、夷叟（按：夷人大种曰“昆”，小种曰“叟”）大帅高定反，杀郡将军焦璜，举郡称王以叛④，并遣军围攻新道县（按：汉无新道县，或僰道之误，或蜀新设，约在今四川宜宾境）。犍为太守李严“驰往赴救”，将高定的军队击败⑤。高定军队的残部又回到越嵩集结。

约同时，益州郡（今云南曲靖境）大姓雍闿反，“杀太守正昂，耆率雍闿恩信著于南土，使命周旋，远通孙权"。刘备以张裔为益州郡太守，径往至郡，雍闿“据郡不宾”，流张裔于吴。史载，雍闿假借鬼教，说：“张府君如瓠壶，外虽泽而内实粗，不足杀，令缚于吴”。直到刘备死后，诸葛亮让尚书邓芝到吴国约和时，“令芝言次可从权请裔”，张裔才又回到了蜀国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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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三国志•蜀书•李严传》。

②《华阳国志•南中志》、《三国志•蜀书•先主传》。

③《三国志•蜀书•杨洪传》、《先主传》。

④ 详见《华阳国志•蜀志•越嶲》。

⑤《三国志•蜀书•李严传》。

⑥《三国志•蜀书•张裔传》、《后主传》。

刘备死后，南中益州、永昌（今云南保山）、牂牁（治今贵州凯里西北）和越博等郡并叛，从而使诸葛亮面临更加严峻的形势。

南中四郡，包括今四川西南部、云南和贵州广大地区，居住着今称苗、傣、彝等的许多少数民族，史称“西南夷”①。如何对待这些少数民族是中国历代王朝所必须解决的问题。诸葛亮早在“降中对"中就提出了"西和诸戎，南抚夷越"的既定政策。

诸葛亮先是以龚禄为越嶲太守，住安上县（今四川屏山西），遥领太守。不久，龚禄被杀。史载，自丞相诸葛亮讨伐高定以后，叟夷数反，杀太守龚禄，“是后太守不敢之郡，只住安上县，去郡八百里，其郡徒有名而已”。

雍闿等得知刘备已死，“骄黠滋甚”。都护李严给雍闿--连发去六封信，“解喻利害”。雍闿仅回一信，拒绝内附，说：“盖闻天无二日，土无二王，今天下鼎立，正朔有三（指蜀、魏、吴），是以远人惶惑，不知所归也。”但他越过蜀汉而约降于吴，吴则遥以雍闿为永昌太守。据载，雍闿欲往赴任，永昌郡功曹吕凯与府丞王伉“帅厉吏民，闭境拒闿”、并且针对雍闿来文回答说：“……先帝（刘备）龙兴，海内望风，宰臣（诸葛亮）聪睿，自天降康。而将军不睹盛衰之纪，成败之符，譬如野火在原，蹈履河冰，火灭冰泮，将何所依附？曩者将军先君雍侯，造怨而封，窦融知兴，归志世祖（按：窦融，据河西，刘秀称帝后，内附，被授凉州牧，累官至大司空），皆流名后叶，世歌其美。今诸葛承相英才挺出，深睹未萌，受遗托孤，翊赞季兴，与众无忌，录功忘瑕。将军若能翻然改图，易迹更步，古人不难追，鄙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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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华阳国志•南中志》载：“南中在昔盖夷越之地，滇濮、句町、夜郎、叶榆、桐师、嶲唐侯王国以十数。编发左衽，随畜迁徙，莫能相雄长。”

何足宰战！……”①雍闿未敢贸然进驻永昌，而是即地壮大力量，“使郡人品获诱扇诸夷”，雍闿、孟获“诱扇诸夷”的措施和行动，获得相当成功，“诸夷皆从之”②，协力得到不少发展、

建兴元年（公元223年），牂牁太守朱褒“拥郡反”，与雍闿相呼应③。越嶲夷王高定亦同呼应。

最初几年，“诸葛亮以新遭大丧，皆抚而不讨”④。

建兴三年三月，诸葛亮南征四郡，“五月渡泸（金沙江），深入不毛”，临行，曾一度做过越嶲太守的马谡“送之数十里”，诸葛亮向马谡征求意见，说：“虽共谋之历年，今可更惠良规。”“共谋历年”之谓，说明南征之事，已经谋划了很久。马谡贡献了一条很好的意见，说：“南中恃其险远，不服久矣，虽今日破之，明日复反耳。今公方倾国北伐以事强贼。彼知官势内虚，其叛亦速。若殄尽遗类以除后患，既非仁者之情，且又不可仓卒也。大用兵之道，攻心为上，攻城为下，心战为上，兵战为下，愿公服其心而已、"史称："亮纳其策”⑤。

诸葛亮至南中，“所在战捷”、兵分三路，一路由诸葛亮亲率主力自成都南下至金沙江北岸，“由越嶲人”，取得了“斩雍闿及高定”的胜利⑥。一路由驻扎在今贵州毕节的庲降督李恢“由益州（今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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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三国志•蜀书•吕凯传》。

②《资治通鉴》卷70。

③《三国志•蜀书•后主传》。

④《资治通鉴》卷70。

⑤ 《三国志•蜀书•马良传附马谡》。

⑥ 《三国志•吕凯传》记载不同，称：“及丞相亮南征讨闿，既发在道，而闿已为高定部曲所杀。”

南曲靖境）入”，作牵制性战斗。一路由新拜牂牁太守、门下督马忠“由牂牁入”，李恢、马良“击破诸县，复与亮合。”①经过几个月的战斗，至秋，四郡皆平。

对于主力一路，有的军事著作根据历史记载描述说："诸葛亮所属的蜀军主力到达金沙江北岸后，即经安上（今四川屏山），沿江西上，向集结在旄牛（今四川汉源）、卑水（今四川昭觉附近）、定笮（今四川盐源）等地筑垒防守的高定的军队突然发起进攻。结果高定被杀，蜀军顺利地占领了越嶲郡。”②

南征中，李恢、马忠等均很好地贯彻了诸葛亮的意图。《三国志•李恢传》说，刘备死后，“高定恣睢于越嶲，雍闿跋扈于建宁（按：益州郡，蜀汉改称建宁郡），朱褒反叛于牂牁。丞相亮南征，而恢案道向建宁。诸县大相纠合，围恢军于昆明。”这说明李恢一一路曾经陷入困境。“时恢众少敌倍，又未得亮声息”，为摆脱困境，先施以缓兵之计，欺诳南人，假意欲与共谋大事，说：“官军粮尽，欲规退还，吾中间久斥乡里（按：李恢，建宁人，故言乡里），乃今得旋，不能复北，欲还与汝等同计谋，故以诚相告。”然后，出其不意，奇袭破敌。史称，“南人信之，故围守怠缓。于是恢出击，大破之，追奔逐北，南至槃江，东接牂牁，与亮声势相连。”因此，南土平定，恢军功居多，被封汉兴亭侯，加安汉将军③。

马忠打下牂牁，平定了朱褒叛乱，然后继续向益州郡进发，同诸葛亮、李恢会师于昆明。马忠平叛、进军、治理地方，甚知得民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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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参阅《资治通鉴》卷70。

② 《中国军事史》第二卷，第471页，解放军出版社1986年版。

③ 《三国志•蜀书•李恢传》。

要，恩威并施，两手同用，“抚育恤理，甚有威惠”，得到了南人的拥护①。

诸葛亮出征南中诸郡，最有戏剧性的是“七擒七纵”孟获的故事

孟获，建宁郡（治今云南曲靖）人，是一位得到西南少数民族拥护的人物。他收拢雍闿余众对诸葛亮进行抵抗。据《三国志•诸葛亮传》注引《汉晋春秋》说：“亮在南中所在战捷，闻孟获者为夷汉并所服，募生致之。既得，使观于营阵之间，问曰：‘此军何如？’对曰：‘向者不知虚实故败，今蒙赐观看营阵，若只如此，即定易胜耳。’亮笑，纵使更战，七纵七擒，而亮犹遣获。获止不去，曰：‘公天威也，南人不复反矣。’遂至滇池，南中皆平，即其渠率而用之。”

诸葛亮平定南中诸郡，为了安定南中秩序，采取了一系列改善民族关系和发展生产的措施。《中国军事史》第二卷根据史传和《华阳国志•南中志》、诸葛史迹等概括为十项，颇得其要，谨做节录如下：

（1）把南中四郡增改为越嵩、建宁、永昌、牂牁、云南、兴古六郡，缩小郡区便于管辖；

（2）选用本地人或熟悉当地情况的人做各郡太守；

（3）尊重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不变更他们的部落组织，保留原来渠帅的首领地位和特权，通过他们进行地区统治；

（4）吸收少数部族上层中有威望的一些人到蜀汉中央政府去，给以较高的政治待遇（如孟获被授御史中丞）；

（5）把一些态度恶劣的大姓豪绅强制迁到成都和内地，使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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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三国志•蜀书•马忠传》。

离开本土，不再干涉地方行政；

（6）把一些强壮的男子编入军队，号称飞军，连同其家属一万多户迁到蜀中。这支军队成为蜀军中的一支劲旅；

（7）把一些民户配给焦、雍、娄、爨、孟、量、毛、李等大姓为部曲。客观上，对南中地区社会的进一步封建化起了一定促进作用；

（8）把汉族比较先进的生产技术传授给当地的少数部族，使他们会使用牛耕，改变原来的刀耕火种的落后耕作方法，使生产得到发展；

（9）设置盐铁官，管理冶铁煮盐；派人传授织锦技术，促进手工业的生产；

（10）在永昌太守张嶷的主持下，修复了旄牛道（从今四川雅安到西昌的古道）和沿途亭驿，便利商旅往来①。

诸葛亮南征四郡的战争相当成功，尤其是“即其渠率而用之”（按：即以少数民族原来的头领仍然担任地方官）的政策，不仅有保土安民，平抚少数民族，和解民族关系，从而取得了南中四郡相对安定的作用，而且还由于得到少数民族头领和人民的支持，从而取得了重大的经济效益。当时，蜀国经济甚为困难，平定四郡后，出其金、银、丹、漆、耕牛、战马以给军国之用，史云“军资所出，国以富饶”②。

据说，有人不同意诸葛亮“即其渠率而用之”的办法，诸葛亮分析利害说：“若留外人，则当留兵，兵留则无所食，一不易也；加夷新伤破，父兄死丧，留外人而无兵者，必成祸患，二不易也；又夷累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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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中国军事史》第二卷，第472—473页，解放军出版社1986年版。

② 《三国志•蜀书•诸葛亮传》并注，《华阳国志•南中志》。

废杀之罪，自嫌衅重，若留外人，终不相信，三不易也。今吾欲使不留兵，不运粮，而纲纪粗定，夷、汉粗安故耳。”①所论非常透彻。这种以抚为主，从而加强民族和睦的政策，在中国民族关系史上留下了光辉的一页。

诸葛亮建兴三年三月出兵，十二月回到成都，历时9个月，史称“南中四郡皆平”②。“四郡皆平”之云，自然是相对而论。史实证明，尽管诸葛亮采取了许多好的措施、稳定、改善了民族关系，发牛了影响久远的历史作用，但并不是一次征伐性的战争就能使其完全宾服、而是常有反复。所以，司马光《资治通鉴》第七十卷所说“自是终亮之世，夷不复反”的评论是不确切的。后世把平抚西南地区的功劳全都记在诸葛亮的头上，自然也有失于绝对化。

应该说，承诸葛亮之后，遵循诸葛亮的既定方略，最终取得比较安定局面的任务，是由李恢、马忠、张嶷，以及霍弋等逐步完成的。

《三国志•李恢传》说，诸葛亮大军撤回以后，南夷又曾复叛，杀害守将。李恢“身往扑讨”。李恢做建宁太守六年之久，“锄其恶类，徙其豪帅于成都，赋出叟、濮，耕牛战马金银犀革，充继军资，于时费用不乏。”

《三国志•张翼传》说，建兴九年（公元231年），翼为庲降都督、绥南中郎将，“翼性持法严，不得殊俗之欢心。耆率刘胄背叛作乱，翼举兵讨胄。”张翼“修攻战方略资储”，未及平定，而被调回。

《三国志•马忠传》说，建兴十一年（公元233年），“南夷豪帅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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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三国志•蜀书•诸葛亮传》注引《汉晋春秋》。

②《三国志•蜀书•后主传》、《诸葛亮传》。

胄反，扰乱诸郡。征庲降都督张翼还，以忠代翼。忠遂斩胄，平南土。”马忠将庲降都督治所由平夷（今贵州毕节）移至味县（今云南曲靖），“处民夷之间”，以便接触、控制和融洽相互关系。《华阳国志•南中志》说，忠至，承张翼之方略、资储，灭掉刘胄。忠在南，“柔远能尔，甚垂惠爱，官至镇南大将军。”另，《三国志•马忠传》还说，越嶲郡长时间不稳，“亦久失土地，忠率将太守张嶷开复旧郡，由此就加安南将军”。马忠任庲降都督达12年之久，“卒后，南人为之立祠，水旱祷之”。

诸葛亮死后，延熙三年（公元240年），刘禅以张嶷为越德太守，“嶷将所领往之郡，诱以恩信，蛮夷皆服，颇来降附”。①

张嶷曾是马忠的属下，北讨叛羌，南平蛮夷，“辄有筹划战克之功”。计其著者：（1）往讨“捉马”部，生缚其帅魏狼，然后，“又解纵告喻，使招怀余类。表拜狼为邑侯，种落三千余户皆安土供职。”史称，“诸种闻之，多渐降服”。（2）平定了苏祁（一作苏示，今四川西昌北）邑君冬逢及其弟弟隗渠等的反复降反，杀冬逢，隗渠西逃。据载，“渠刚猛捷悍，为诸种深所畏惮，（渠）遣所亲二人诈降嶷，实取消息。嶷觉之，许以重赏，使为反间。二人遂合谋杀渠。渠死，诸种皆安。”（3）杀死了加害原太守龚禄的斯都耆帅李承求。（4）收服了去郡三百余里的定荐、台登、卑水三县夷率，“种类咸面缚谢过”，张嶷则“杀牛飨宴，重申恩信”，因此收到了“遂获盐铁，器用周赡”的成效。（5）收服旄牛夷种类四千余户，开通经旄牛至成都旧道，“千里肃清，复古亭驿”。至此，越嶲郡才平定下来，“诸种皆安”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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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三国志•蜀书•张嶷传》。

② 同上。

据载，马忠死后，接任庲降都督者有张表、阎宇等。霍弋为阎宇参军，继而代为监军，“时水昌郡夷獠恃险不宾，数为寇害，乃以弋领永昌太守，率偏军讨之，遂斩其豪帅，破坏邑落，郡界宁静”。随后，霍弋因功升迁为翊军将军，兼领建宁太守①。

应该强调的是，蜀汉四十余年，对待西南少数民族基本上是延用诸葛亮的镇、抚两手并用政策，而且确实收到成效。所以，当魏军兵临城下时，刘禅和他的一些臣僚竟然想到是不是南走少数民族地区的问题。

务农殖谷，闭关息民

诸葛亮对于恢复和发展蜀汉的经济，给予了必要的重视。建兴二年春，开始实行“务农殖谷，闭关息民”②的经济措施。可惜史无详细记载。

“务农殖谷，闭关息民”是诸葛亮试图恢复和发展蜀汉经济的总的政策的有机整体，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从当时的情势言，只有“闭关息民”，才能获得一个暂时的相对稳定的生产环境，达到“务农殖谷”的目的；反之，只有提倡农业，增加生产，也才能够使疲敝于战争的广大农民得到相应生息。就其本质来说，“务农殖谷”是其长期的立国之本，“闭关息民”是根据形势而确定的临时措施。

这里主要应该注意三个方面的内容：

一是体现了诸葛亮具有传统的“重农”思想，即其所谓“惟劝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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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华阳国志•南中志》、《三国志•霍峻传》。

②《三国志•蜀书•后主传》。闭关，胡三省说“闭越演之灵关也”。实际上，不妨广其义而视之。

业，无夺其时，惟薄赋敛，无尽民财”①。

二是实行休养生息。不过，从历史的时间表来看，所谓“闭关息民”，时间并不很长，第一段，从开始到第二年春天，仅1年。建兴三年春天，诸葛亮开始南征，“闭越嶲之灵关”，自然是不可能了，南征历时9个月，诸葛亮当年十二月回到成都。此后，即从建兴四年春开始，可以算是“闭关息民”的第二段，大约又有1年多的时间，至建兴九年春，诸葛亮率军北驻汉中，战争用兵、劳民又开始了。

三是休土、屯田，增加粮食储备，以待军事需要。我在《曹操评传》中讲过，曹操曾设立了带有军事性质的管理屯田的专门机构和职官，“置典农中郎将，秩二千石；典农都尉，秩六百石或四百石；典农校尉，秩比二千石，所主如中郎。部分别而少，为校尉丞”②。典农系统的官吏一般不受郡国行政系统的管辖，而是一个独立系统，大的郡国设典农中郎将，小郡设典农校尉，典农都尉的地位相当于县令长。典农都尉直接管理生产单位——屯。屯置司马，每屯五十人 军屯，大体是按照原军事单位进行的，它的基层单位为“屯营”，每营六十人，中央和地方另设掌管军屯之官。根据诸多资料分析，蜀汉没有建起如此系统的督农组织，但它也没有破坏东汉原有的督农系统，即如《后汉书•百官五》所说：“凡郡国皆掌治民，进贤劝功，决讼检奸。常以春行所主县，劝民农桑，振救乏绝。”各县皆置诸曹，其中五官掾“监乡五部，春夏为劝农掾，秋冬为制度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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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参见《诸葛亮集•便宜十六策•治人》。《便宜十六策》和《将苑》，皆为依托之作、不足信，但有些语言符合诸葛亮的思想，故偶取而用之。

②《后汉书•百官三》汪引《魏志》。

诸葛亮正是在此基础上，约在此时，调整、恢复、相应建立起来-套虽非完整但却相当有效的督农系统，在一些重要郡县保留、设置了专职或兼职农官、无疑，这是同曹操所置完全不同的另一套督农系统 它的主要特点是，—些地方官，特别是边塌郡县地方官，既治兵，又治民，并且大都兼领农事．如吕又为汉中太守，“兼领督农，供继军粮”①。“督农”是个名词，指督导农事的官职。

随后，诸葛亮数次出兵不能取得成功，一个很重要原因就是粮食供应困难。因此，数年之间更是常常在解决粮食问题动脑筋，如：建兴十年“休士劝农于黄沙（今陕西勉县东）”；十二年“分兵屯田，为久驻之基”。事实证明，这些措施都收到了不少好的效果，一是支援了粮食供应，二是改善了军民关系，“耕者杂于渭滨居民之间，而百姓安堵，军无私焉”②。

为了务农殖谷，诸葛亮对于水利建设给予了重视。例如，为了发挥都江堰的作用，设置“堰官”，并征发丁壮常驻，以维护和保证堤坝的安全。此即《水经注》所说，灌县都安大堰，亦日前堰，又谓之金堤，“诸葛亮北征，以此壤农本，国之所资，以征丁千二百人主护之”。还在成都外围修筑了防水工程。《成都志》说，九里堤在县西北，堤长九里，故老相传，诸葛亮所筑，以捍水势。另，《夔州府志》说，夔州有义泉，诸葛武侯所凿，“侯虑城中无水，乃接筒引泉入城”。《一统志》说，有大诸葛堰、小诸葛堰“在金齿指挥使司城南一十五里，皆有灌溉之利”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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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三国志•蜀书•吕乂传》。

②《三国忠•蜀书•诸葛亮传》。

③转向《诸葛亮集•故事•遗迹篇》。

又，诸葛亮从当地实际出发，还特别重视盐铁的生产事业。不仅设置、健全盐铁之官，而且亲自俘察、指导生产。这从流传的一些故事可见其一斑。

张华《博物志》说：“临邛火井一所，从（纵）广五尺，深二三丈。片在县南百里，昔时人以竹木投以取火，诸葛丞相往视之，后火转盛热，以盆盖井上，煮盐得盐。”《山川纪异》说，“诸葛盐井有十四”。《初学记•异苑》说：“临邛县有火井，汉室之盛则赫炽，桓、灵之际火势渐微，诸葛孔明一窥而更盛。”

《元和郡县志》说，"陵州始建县东南有铁山，出铁，诸葛亮取为兵器，其铁刚利，堪充贡焉。”《周地图》说，“蒲亭县有铁山，诸葛武侯取为刀剑”。《嘉定府志》说，“铁山从仁寿来，横亘井、犍、荣、威间数百里，产铁，诸葛武侯取铸兵器。”《方舆纪要》说，“铁钻山在崇宁县西六里，武侯铸铁钻于此，以造军器。”又说，“铁溪河自邛州流入新津，注入皂江，相传诸葛武侯曾烹铁于此。”②

文献中还留下了一些诸葛亮善铸铜鼓的故事。例如《益部谈资》载，诸葛鼓乃铜铸，面广一尺七寸，高一尺八寸，边有四兽，腰束下空旁，有四耳，花文甚细，色泽如瓜皮，重二十余斤，悬于水上，用酋木槌击之，声极圆润。②《一统志》还记载，在柳州府融县二十里有铜鼓山，“旧传诸葛武侯散堙铜鼓，以厌僚人，后有得于是山者，故名”③。可见，蜀汉冶铜铸铜的技术已经达到相当水平和规模。

诸葛亮注意发展生产，重视与民休息，收到了效果。表现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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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以上参见《诸葛亮集•故事•遗迹篇》。

②《诸葛亮集•故事•制作篇》。

③《诸葛亮集•故事•遗迹篇》。

是蜀汉人民户口有了增加。

史载，“魏武据中原，刘备割巴蜀，孙权尽有江东之地，三国鼎立，战争不息，魏氏（景元四年、公元263年）户663423，口4432881；汉昭烈章武元年（公元221年），有户20万，男女90万；蜀亡时（公元263年），户28万，口94万，带甲将士102000，吏4万；吴赤乌三年（公元240年），户52万，男女口230万，吴亡时（公元280年），户53万，吏32000，兵23万，男女口230万。”①

《文献通考•户口一》记谓：“兴平、建安之际，海内荒废，天子奔流，白骨盈野，故陕津之难，以箕撮指，安邑之东，后裳不全，遂有戎寇，雌雄未定，割剥庶民，三十余年，及魏武克平天下，文帝受禅，人众之损，万有一存。”曹魏统治区，人口锐减，长期不能恢复元气，《三国志•张绣传》说，“天下户口耗减，十裁一在”。魏明帝太和年间（公元227—232年）杜恕上疏说："今大魏奄有十州之地，而承丧乱之弊，计其户口不如往昔一州之民”②、青龙年间（公元233—236年）陈群上疏也说：“今丧乱之后，人民至少，比汉文景之时，不过一大郡”③。这些记载，话虽说得有所夸张，但确真实地反映了社会的残破情况。

相比较：东汉桓帝永寿二年（公元156年），全国有户约1607 万，口约5648万；至西晋太康元年（公元280年），平吴，全国户约246万，口约1616万。百余年间，户存25.3%，减少84.7%；口为28.6%，减少71.4%。这些数字，虽然不一定准确（主要是在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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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文献通考》卷10。

②《三国志•魏书•杜恕传》。

③《三国志•魏书•陈群传》。

动荡情势下，一些隐户、依附户、往往不能计人。下同），但足以从•-个特定角度，透视出魏国户口锐减的严重性。

吴国，公元240—280年，40年间，仅增户1万，略为2%，口增（含兵、吏）26.2万，略为11%。

历史证明，在魏国户口锐减和吴国户口增长甚微的时期，蜀汉户口却有相应增加。公元221—263年，43年间，蜀汉户增8万，约增长40%，口增18万余（包括兵、吏），约增长20%。

应该说，这些都与诸葛亮治蜀的有关措施分不开。不过，他也远远没有将蜀汉人口恢复到东汉桓帝时期的水平，甚至不及一郡之多。据《后汉书•郡国五》载、益州之巴郡曾有户31万余，口近109万；蜀郡户30万，口135万。如果加上汉中、广汉、犍为、群炯、越嵩、益州、永昌各郡和诸属同，整个益州刺史部所辖，汉桓帝时期，约有户156.5万，口近600万：这些数字，由于可知和不可知的原因，没有科学的可比性，但其折射出的大的趋势，是可作为研究问题的参考的。当然，汉末社会大势和天灾、人祸所造成的人口凋零，并不是某一个政治人物所决定了的。所以，也不当过责于诸葛亮。

“刑法峻急”

诸葛亮特别重视以法治国，前述刘备在时，即命诸葛亮同法正、伊籍、刘巴、李严“共造蜀科”，以及裴松之在注《三国志•诸葛亮传》时驳晋人郭冲所说五事时提到“亮刑法峻急，刻剥百姓”等，都说明了这一点。

他的法治思想特点，突出地表现为从实际出发。他认为，益州的社会风气已被刘璋父子搞坏了：“刘璋暗弱，自（刘）焉已来有累世之恩，文法羁縻，互相承奉，德政不举，威刑不肃。蜀土人士，专权自恣，君臣之道，渐以陵替；宠之以位，位极则贱，顺之以恩，恩竭则慢，所以致弊，实由于此。”因而，他很有针对性地提出了“威之以法”、“限之以爵”的政策：“吾今威之以法，法行则知恩，限之以爵，爵加则知荣；恩荣并济，上下有节，为治之要，于斯而著。”①

诸葛亮认为，“治国之政，其犹治家。治家者务立其本，本立则末正矣。”什么叫“本”呢？他说：“本者，经常之法，规矩之要。圆凿不可以方彬，铅刀不可以砍伐，此非常用之事不能成其功，非常用之器不可成其巧。”②一句话，欲要治国，必须用法，因而，主张“峻法”。

对于吏治，他指出，内外上下，宫中（朝廷）府中（丞相属下）“俱为一体，陟罚臧否，不宜异同。若有作奸犯科及为忠善者，宜付有司论其刑赏……不宜偏私，使内外异法”。

在治军中，诸葛亮尤重法治，因而能够收到“戎陈整齐，赏罚肃而号令明”的效果③，现行清人张澍编《诸葛忠武侯文集》中收集的诸葛亮军事著作，仅“军令”、“兵要”和有关军事教令就有三十余则。这些论兵著作，明显地表现着两个特点，一是具体，二是严酷。例如，“闻雷鼓音，举白幢绛旗，大小船进战，不进者斩”；“凡战临陈，皆无讙哗，明听鼓音，谨视幡麾，麾前则前，麾后则后则后，麾左则左，磨右则右，不闻令而擅前后左右者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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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三国志•蜀书•诸葛亮传》注引郭冲语。

②《诸葛亮集•便宜十六策•治国》。

③ 以上《三国志•蜀书•诸葛亮传》。

据说，诸葛亮严肃执法，竟致有点“惜赦”。《华阳国志》载：“丞相亮时，有言公惜赦者，亮答口：‘治世以大德，不以小惠……若刘景升（表）、季玉（璋）父子，岁岁赦宥，何益于治！’”

至于“峻法”的程度如何，晋人郭冲说，“自君子小人咸怀怨叹”；同是晋人陈寿则说，“刑政虽峻而无怨者”①。自然，两人所说都有道理，但都失之于绝对化，

遍观事实，不难发现，诸葛亮确实执法严峻，甚或加其罪而除之。例如，前述对刘备养子刘封，“虑封刚猛，易世之后终难制御”，便劝刘备以“封之侵凌（孟）达，又不救（关）羽”之罪将其杀掉②；对治中从事彭议，因其“形色器然”，便让刘备降了彭羕的官，既而以谋反罪捉起来杀掉③。侍中廖立，被诸葛亮降职为长水校尉，“立本意，自谓才名宜为诸葛亮之贰，而更游散在李严等下，常怀快快”，并且公然批评先帝刘备用兵“徒劳吏士”、用人多为“凡俗之人”，关羽“怙恃勇名，作军无法”。于是，诸葛亮便上表弹劾：“长水校尉廖立，坐自贵大，臧否群士，公言国家不任贤达而任俗吏，又言万人率者皆小子也；诽谤先帝，疵毁众臣。人有言国家兵众简练，部伍分明者，立举头视屋，愤咤作色曰：‘何足言？'凡如是者不可胜数。羊之乱群，犹能为害，况立托在大位，中人以下识真伪邪？”表中所说廖立对“有言国家兵众简练，部伍分明者”不以为然，显然是针对诸葛亮的。于是诸葛亮即以刘禅名义下诏，“废立为民、徙汶山郡”。据说，廖立身率妻子耕殖自守，闻诸葛亮卒，垂泣叹曰：“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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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三国志•蜀书•诸葛亮传》并注。

②《三国志•蜀书•刘封传》。

③《三国志•蜀书•彭羕传》。

终为左衽矣！”自知再也没有翻案的机会了①

当然，刑政虽峻也有“无怨”者。李严（后改名李平），章武二年，拜尚书令。三年“与诸葛亮并受遗诏辅少主”，为中都护，统内外军事， 九年，诸葛亮军出祁山，李严主管督运粮草，“秋夏之际，值天霖雨，运粮不继”。李严怕承担责任，一方面派人假说刘禅“军粮难继”之意，“呼亮来还”，既而，诸葛亮退军，李严又装作不知而阳惊，说“军粮饶足，何以便归”，目的是“欲以解已不办之责，显亮不进之愆”。另一方面，又表后主，说“军伪退，欲以诱贼与战”，试图解脱自己指喻诸葛亮退军之过。据载，“亮具出其前后手笔书疏本末，平违错章灼。平辞穷情竭，首谢罪负。”李严虽然“谢罪”，但诸葛亮还是没有放过他，即上表弹劾，历数李严之过，将其废为庶民，逐出成都，徙居梓潼郡。李严被废后，诸葛亮厚待其子李丰、丰官至朱提太守；并且写了一封很感人的信给李丰其中有言：“吾与君父子戮力以奖汉室，此神明所闻，非但人知也。……今虽解任（指李严被废），形业失故，奴婢宾客百数十人，君以中郎参军居府，方之气类，犹为上家。若都护（指李严）思负一意，君与公琰（蒋琬，字公琰）推心从事者，否可复通，逝可复还也。详思斯戒，明吾用心，临书长叹，涕泣而已。”无疑，诸葛亮在这里为李严留下“复还”的希望： 所以，李严得知诸葛亮死的消息后，便着急发病死了（大概是心脑血管病）。陈寿说得很对，李严“常冀亮当自补复，策后人不能，故以激愤也。”这是一个典型的“刑政虽峻而无怨”案例，大受后人赞扬。晋人习凿齿曾评论说：“诸葛亮之使廖立垂泣，李平致死，岂徒无怨言而已哉！……水镜无私，犹以免谤，况大人君子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