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一章 后继乏人.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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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三国志•蜀书•廖立传》。

乐生之心，流矜怨之德，法行于不可不用，刑加乎自犯之罪，爵之而非私，诛之而不怒，天下有不服者乎！诸葛亮于是可谓能用刑矣，自秦汉以来未之有也。”①

峻刑重法，有效地稳定了社会秩序，保证了经济政策的实施，加强了军队的战斗力。

北伐曹魏

诸葛亮务农殖谷、闭关息民和南抚夷越，以及严厉法治、重视吏治和社会稳定的政策都取得了预期的效果，东联孙吴也获得了相当成功、国家相对富强了，出兵抗魏的后顾之忧也消除了，强兵之事自然就提到日程上了，于是“治戎讲武，以俟大举”②。

建兴四年（魏黄初七年，公元226年），魏国发生了重大变故，魏文帝曹丕死了，明帝曹睿初登帝位，忙于内务。吴王孙权闻曹丕死，先是亲自率兵攻江夏郡，继则以左将军诸葛瑾攻襄阳。诸葛亮认为这是北伐曹魏的好机会。于是五年（公元227年）三月，便率军出发，“北驻汉中”了。临发，他给刘禅上了一个长疏，这就是闻名的《出师表》。《出师表》所言内容很多，大都是对刘禅的嘱咐性言语和誓报刘备“殊遇”之恩的表示，并且反映了诸葛亮的一些重要思想：

先帝创业未半而中道崩殂，今天下三分，益州疲敝，此诚危急存亡之秋也。然侍卫之臣不懈于内，忠志之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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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以上参见《三国志•蜀书•李严传》并注。

②《三国志•蜀书•诸葛亮传》。

忘身于外者，盖追先帝之殊遇，欲报之于陛下也。诚宜开张圣听、以光先帝遗德，恢弘志七之气，不宜妄自菲薄，引喻失义，以塞忠谏之路也：宫中府中，俱为一体，陟罚臧否，不宜异同。若有作好犯科及为忠善者，宜付有司论其刑赏，以昭陛下平明之理，不宜偏私，使内外异法也；侍中、侍郎郭攸之、费袆、董允等，此皆良实，志虑忠纯，是以先帝简拔以遗陛下。愚以为宫中之事，事无大小，悉以咨之，然后施行，必能裨补阙漏，有所广益。将军向宠，性行淑均，晓畅军事，试用于昔日，先帝称之日能，是以众议举宠为督。愚以为营中之事，悉以咨之，必能使行阵和睦，优劣得所。亲贤臣，远小人，此先汉所以兴隆也。亲小人，远贤臣，此后汉所以倾颓也。先帝在时，每与臣论此事，未尝不叹息痛恨于桓、灵也。侍中、尚书、长史、参军，此悉贞良死节之臣，愿陛下亲之信之，则汉室之隆，可计日而待也。

臣本布衣，躬耕干南阳，苟全性命于乱世，不求闻达于诸侯。先帝不以臣卑鄙，猥自枉屈，三顾臣于草庐之中，咨臣以当世之事，由是感激，遂许先帝以驱驰。后值倾覆，受任于败军之际，奉命于危难之间，尔来二十有一年矣， 先帝知臣，谨慎，故临崩寄臣以大事也。受命以来，夙夜忧叹，恐托付不效，以伤先帝之明，故五月渡泸，深入不毛。今南方已定，兵甲已足，当奖率三军，北定中原，庶竭驽钝，攘除奸凶，兴复汉室，还于旧都。此臣所以报先帝，而忠陛下之职分也。

至于斟的损益，进尽忠言，则攸之、祎、允之任也。愿些下托至以讨贼兴复之效。不效，则治臣之罪，以告先帝之灵 [若无兴德之言，则]责攸之、祎、允等之慢，以彰其咎、陛下亦宜自谋，以咨谓善道，察纳雅言，深追先帝遗诏。臣不胜受恩感激、今当远离，临表涕零，不知所言。

《表》中内容，大多前面已有涉及、就军事而言，诸葛亮甚知蜀汉势力远不及魏，对魏用兵并没有什么取胜的把握。但为什么又要主动发动对魏的战争呢？一是自认取得南方胜利以后，内外形势比较有利，二是欲报刘备信用、托孤之恩、即所谓“盖追先帝之殊遇，欲报之于陛下也”。就政治而言，一是力倡亲贤臣，远小人，广听不同意见，不塞忠谏之路，重用贤能；二是主张刑赏平明，内外执行统一的法律标准，即所谓“不宜偏私，使内外异法也”。

诸葛亮振兵与魏战争共有五次，

第一次，出祁山（今甘肃西和西北），先胜后败。史载，“建兴六年（魏太和二年，公元228年）春，（诸葛亮）扬声山斜谷道（今陕西眉县西南）取郿（治今眉县北），使赵云、邓芝为疑军，据箕谷（今陕西汉中北）．魏大将军曹真举众拒之-亮身率诸军攻祁山，戎阵整齐，赏罚肃而号令明，南安（今甘肃陇西东）、天水（今甘肃通渭西北）、安定（今甘肃定西）二郡叛魏应亮，关中响震。”这是一种声东击西的战术，赵云、邓芝自东路佯攻，可以牵制魏军的重要主力；实则自率主力西出祁山，攻其不备。从历史的记载来看，曹魏对于蜀汉的第一次北伐儿乎没有什么军事和思想的准备。正如《资治通鉴》所转书的那样，“始，魏以汉昭烈（刘备）既死，数岁寂然无闻，是以略无备豫；而卒闻亮出、朝野恐惧，于是天水、南安、安定皆叛应亮。”可见，开局的势头不谓不好，竟然使得魏明帝曹睿不得不仓促派出兵马步骑五万，西镇长安，一命大将军曹真都督关右诸军驻郿，一命右将军张郃拒亮、结果是，两军刚一接触，蜀军便即一败涂地：“亮使马谡督诸军在前，与郃战于街亭。谡违亮节度，举动失宜，大为郃所破。亮拔西县（今甘肃天水西南）千余家，还于汉中，戮谡以谢众。”①东路，赵云、邓芝部虽然拥众多于曹真，但也因诸葛亮的战略指导思想有误，导致诸将麻痹轻敌，失于戒备，均被曹真一举击溃②。

第一次出兵失败了。兵败后，诸葛亮总结教训，倒是勇于承担责任。他认为：“大军在祁山、箕谷，皆多于贼，而不能破贼为贼所破者，则此病不在兵少也，在一人耳。”于是，“考微劳，甄壮烈，引咎责躬，布所失于天下，厉兵讲武，以为后图，戎土简练，民忘其败矣。”诸葛亮上疏自贬：“臣以弱才，叨窃非据。亲秉族钺以厉三军，不能训章明法，临事而惧，至有街亭违命之阙、箕谷不戒之失，咎皆在臣授任尤方。臣明不知人，恤事多暗，《春秋》责帅，臣职是当，请自贬三等，以督厥咎。”② 为了安抚臣下，刘禅不得不按照诸葛亮的意见、实则有限度地接受了诸葛亮的自贬，下诏：以亮为右将军，行丞相事，所总统如前。第一次出兵的重要收获是，收降了天水参军姜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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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三国志•蜀书•诸葛亮传》、《资治通鉴》卷71、按：《诸葛亮传》说诸葛亮“蜀谡以谢众”，《马谡传》说“谡下狱物故，亮为之流涕”。“下狱物故”是说死在监狱里，并非斩首。所记不同。

② 按：《三国志•蜀书•赵云传》说赵云、邓芝“兵弱故强，失利于箕谷，然敛众固守，不至大败”，乃史家回护之笔。当以《汉晋春秋》所载诸葛亮语“大军在祁山、箕谷，皆多于贼”为是，并非“兵弱敌强”。

③《三国志•蜀书•诸高亮传》，并注引《汉晋春秋》。

第二次，同年冬，出散关（今陕西宝鸡西南），围陈仓（今陕西宝鸡东）。据说、出征前诸葛亮又写了第二份出师表。现存的这份《后出师表》，虽有伪托之嫌，但也的确写出了诸葛亮的复杂心情。《三国志•诸葛亮传》注引习凿齿《汉晋春秋》说，诸葛亮“闻孙权破曹休，魏兵东下，关中虚弱”，以为又有了出击的机会，于是十一月再次上表，其中说到，“先帝虑汉（蜀）贼（魏）不两立，王业不偏安，故托臣以讨贼也。以先帝之明，量臣之才，故知臣伐贼才弱敌强也；然不伐贼，王业办亡，惟坐待亡，孰与伐之？是故托臣而弗疑也：臣受命之日，寝不安席，食不甘味，思惟北征，宜先入南，故五月渡泸，深入不毛，并日而食。臣非不自惜也，顾王业不得偏全于蜀都，故冒危难以奉先帝之遗意也，而议者谓为非计。今贼适疲于西，又务于东，兵法乘劳，此进趋之时也”①。这说明诸葛亮的心情是惶惑的，矛盾的，期于侥幸的。事实证明，诸葛亮的形势分析又是错误的。史载，蜀军第一次失败后，魏大将军曹真料定，“以亮惩于祁山，后出必从陈仓”，于是“使将军郝昭、王生守陈仓，治其城”②。结果，第二年春天，诸葛亮果然围陈仓，曹真属下郝昭以千余人守陈仓，诸葛亮有众数万，“昼夜相攻拒二十余日”，伤亡惨重，终不能拔。据载，诸葛亮先是试图说服郝昭投降，遭到严词拒绝；继而，诸葛亮“自以有众数万、而昭兵才千余人，又东救（指魏兵）未能便到，乃进兵攻昭，起云梯冲车以临城，昭于是以火箭逆射其梯，梯然（燃），梯上人皆烧死；昭又以绳连石磨压其冲车，冲车折。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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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三国志•蜀书•诸葛亮传》注引《汉晋春秋》。裴松之指出：“此表，亮集所无，出张俨《默记》。”后代史学家虽然有的认为可信，但大都认为是伪托之作，故不全录。

②《三国志•魏书•曹真传》。

乃更为井阑百尺以射城中（胡三省注：以木交构若井阑状。按：当是攻城用的一种软梯），以士丸填堑，欲直攀城，昭又于内筑重墙。亮又为地突（地道），欲踊出于城里，昭又于城内穿地横截之”①。诸葛亮陈兵城下，对于魏国的一个弹丸小城和一位无名之将，竟然无计可施。不久粮尽，又闻曹真派出的救兵和魏明帝派出的名将张郃将到，只好引军而还。还军中，取得小胜，魏将王双轻敌，率领少数骑兵追赶诸葛亮，亮与战，破斩王双。

第三次，建兴七年（魏太和三年，公元229年），诸葛亮遣将军陈式（按：一作陈戒）攻打魏军没有正规部队驻扎而力量薄弱的武都（今甘肃成县西北）、阴平（今甘肃文县西北）。魏雍州刺史郭淮率众往救，迎击陈式，诸葛亮率兵自出，至建威（今甘肃成县西），郭淮自动退还。诸葛亮遂平武都、阳平二郡，并筑汉、乐二城（汉城筑在今陕西勉县境，乐城筑在今陕西城固境，当时地域均在汉中郡内），又得小胜，刘禅因而下诏恢复了诸葛亮的丞相职务。

建兴八年（魏太和四年，公元230年），魏使司马懿、张郃、曹真分别由西城（今陕西安康西北）、子午谷（在今陕西长安县南秦岭山中）、斜谷出兵，欲攻汉中，诸葛亮布兵城固（今陕西城固西北）、赤阪（今陕西洋县龙亭山东）以待之。“大雨道绝，真等皆还”，未战而罢。

第四次，建兴九年（魏太和五年，公元231年）二月、复出祁山，以木牛运，粮尽退军。《汉晋春秋》载，司马懿留精兵四千守上邦（今甘肃天水西），“余众悉出，西救祁山”，诸葛亮“分兵留攻，自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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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资治通鉴》卷71。

宣王（司马懿）于上邽。郭淮、费曜等微亮，亮破之，因大芟刈其麦，与宣王遇于上邽之东，敛兵依险，军不得交，亮引而还。”司马懿追赶至卤城（今甘肃天水西），诸葛亮使魏延、高翔、吴班迎战，“大破之，获甲首三千级，玄铠五千领，角弩三千一百张，宣王还保营”。退军中，“豫令军士夹道而伏，弓弩乱发”，射杀了魏国名将张郃。战争取得可喜的胜利。但因都护李严运粮不继而且假传圣旨，诸葛亮撤军了。

诸葛亮认识到，数次出兵不能取得成功的一个重要原因是粮食供应困难。所以，“每患粮不继，使己志不申”。因此，数年之间便重点在解决粮食问题上下功夫：（1）建兴十年，“休士劝农于黄沙（今陕西勉县东），作流马木牛毕，教兵讲武”；（2）十一年冬，“使诸军运水，集于斜谷口，治斜谷邸阁（邸阁，指仓库）”。

建兴十二年（魏青龙二年，公元234年）春，诸葛亮第五次出兵，“悉大众由斜谷出，以流马运，据武功五丈原（今陕西岐山南），与司马宣王对于渭南。”在此，他没有发动攻势，“是以分兵屯田，为久驻之基”。据说，“耕者杂于渭滨居民之间，而百姓安堵，军无私焉。”不幸，相持百余日，其年八月，诸葛亮染病，死于军，时年54。

根据诸葛亮遗命，“葬汉中定军山（今陕西勉县南），因山为坟，冢足容棺，敛以时服，不须器物。”遗命反映了东汉末年以来，包括曹操在内的诸多政治家的节葬思想。他虽然不及曹操有关丧葬思想那样系统和具体，但亦足为后人所尚，

诸葛亮死后，刘禅下诏，大赞其事功，说：“惟君体资文武，明睿笃诚，受遗托孤，匡辅朕躬，继绝兴微，志存靖乱。爱整六师，无岁不征，神武赫然，威震八荒，将建殊功于季汉，参伊、周之巨勋。如何不吊，事临垂克，遵疾陨丧，朕用伤悼，肝心若裂。夫崇德序功，纪行命谥，所以光昭将来，刊载不朽，今使使持节左中郎将杜琼，赠君丞相武乡俟印绶，谥君为忠武侯。魂而有灵，嘉兹宠荣。呜呼良哉！呜呼哀哉！”① 这是一篇悼词性的诏书，颂其为人，扬其事功，将其比做伊尹、周公，自然不无不可，但谓“事临垂克”，显然是一种很不现实的夸张。

局限和失误

“下国卧龙空悟主，中原逐鹿不由人”（温庭筠：《过五丈原））。“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杜甫：《蜀相》）。诸葛亮死后，蜀汉不复再振。因而诸葛亮之智能，便更加备受历史的好评。

晋人，《三国志》作者陈寿说：“诸葛亮之为相国也，抚百姓，示仪轨，约官职，从权制，开诚心，布公道；尽忠益时者虽仇必赏，犯法怠慢者虽亲必罚，服罪输情者虽重必释，游辞巧饰者虽轻必戮。善无微而不赏，恶无纤而不贬。庶事精练，物理其本，循名责实，虚伪不齿。终于邦域之内、咸畏而爱之，刑政虽峻而无怨者，以其用心平而劝戒明也。可谓识治之良才，管、萧之亚匹矣”。不过，陈寿认为，诸葛亮的军事才能不及行政，指出“连年动众，未能成功，盖应变将略，非其所长欤！”又说，诸葛亮“治戎为长，奇谋为短，理民之干，优于将略”②。

《华阳国志》作者常璩在《刘后主志》中描述诸葛亮开府治事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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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以上《三国志•蜀书•诸葛亮传》、《后主传》、习谓诸葛亮“六出祁山”，实际五次主动出兵、一次被动应敌，其中只有两次出祁山。

②《三国志•蜀书•诸葛亮传》。

的重大作为和成就时，承袭并引录了陈寿的观点。并说，诸葛亮“政修民理，威武外振”，同时，他非常不客气地将其比作“宋襄公求霸”，说：“诸葛亮虽资英霸之能，而主非中兴之器，欲以区区之蜀，假已废之命，北存强魏，抗衡上国，不亦难乎！似宋襄公求霸者乎？”

傅玄说，诸葛亮“达治知变，正而有谋”①，

袁宏说，诸葛亮“治国以礼，民无怨声，刑罚不滥，没有余泣，虽古之遗爱，何以加兹。及其临终顾托，受遗作相，刘后（备）授之无疑心，武侯（亮）处之无惧色，继体纳之无二情，百姓信之无异辞，军臣之际，良可咏矣。”②

袁准如陈寿一样，也从多方面评价赞扬诸葛亮，第一，称其相小，说：“张飞、关羽与刘备俱起，爪牙腹心之臣，而武人也。晚得诸葛亮，因以为佐相，而群臣悦服，刘备足信，亮足重故也。及其受六尺之孤，摄一国之政，事凡庸之君，专权而不失礼，行君事而国人不疑，如此即以为君臣百姓之心欣戴之矣。”第二，称其治国有方，说：“行法严而国人悦服，用民尽其力而下不怨。”第三，称其用兵之能，说：诸葛亮“兵出如宾，行不寇，刍荛者不猎，如在国中。其用兵也，止如山，进退如风，兵出之日，天下震动，而人心不忧”。又说：“亮之行军，安静而坚重。安静则易动，坚重则可以进退。亮法令明，赏罚信，士卒用命，赴险而不顾。”第四，赞其成就，说：“亮之治蜀，田畴辟，仓廪实，器械利，蓄积饶，朝会不华，路无醉人。”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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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太平御览》卷444。傅玄，晋代名臣，官至司隶校尉，著《傅子》，《晋书》有传。

②《文选》卷47。袁宏，晋人，文才快捷，以“倚马可待”，留名后世，《晋书》有传，

说：“本立故未治，有余力而后及小事，此所以劝其功也，”第五，言其局限。当有人提出疑问，“以亮之才而少其功，何也？”袁宏明确指出：“亮持本者也，其于应变，则非所长也，故不敢用其短。”①

吴国大鸿胪张俨作《默记》，在其《述佐篇》中对比诸葛亮与司马懿而讲到诸葛亮时说：“孔明起巴、蜀之地，蹈一州之土，方之大国，其战士人民，盖有九分之一也、而以贡贽大吴、抗对北敌（魏），至使耕战有伍，刑法整齐，捉步卒数万，长驱祁山，慨然有饮马河洛之志。”他说：“余观彼（诸葛亮）治国之体，当时既肃整，遗教在后，及其辞意恳切，陈进取之图，忠谋謇謇，义形于主，虽古之管、晏，何以加之乎？”②

应该说，上列各家评价，显多过誉，且有不实，但基本上是作为人看待的，所以虽过而不离大谱。可是后人常嫌不够，以至将其神化。

至唐，便有尚驰《诸葛武侯庙碑铭序》所说：“至令官书庙食，成不刊之典，一山之内，每有风行草动，状带威神，若岁大旱，邦人祷之，能为云为雨，是谓存与没人皆福利，生死古今一也。死而不朽，反贵于生。”③

吕温《诸葛武侯庙记》说，诸葛亮“大勋未集，天夺其魄。至诚无忘，炳在日月，烈气不散，长为雷雨”④。

裴度、房玄龄等则对陈寿有关诸葛亮的评价，屡加挞伐。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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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三国志•蜀书•诸葛亮传》注引《袁子》。袁准，晋人，儒者，著《袁子》，《晋书》有传。

②《三国志•蜀书•诸葛亮传》注引《默记》。

③《唐文粹》卷55上。

④ 同上。

《蜀丞相诸葛武侯祠堂碑铭》说：“陈寿之评，未极其能事，崔浩（按：崔浩、北魏人，善文，累官至司徒）之说，又诘其成功，此皆以变诈之略，论节制之师，以进取之方，语化成之道，不其谬与！”因说，刘备“爰得武侯，先定蜀上，道德城池，礼义干橹。煦物如春，化人如神……”①

房玄龄等撰《晋书》时对陈寿提出批评，认为“寿为亮立传，谓亮将略非长、兀应敌之才，言（诸葛）瞻惟工书，名过其实。议者以此少之”②。

宋、明时期、更复神化，竟然出现了一些更加离奇的典故，据清人张澍辑《诸葛忠武侯文集》录《蜀古迹记》记载说，宋建隆二年（公元961年），曹彬为都监，伐蜀，谒武侯祠，见宇第雄观、颇有不平之色，对左右说：“孔明虽忠于汉，然疲竭蜀之军民，不能复中原之万一，何得为武？当因其倾败者拆去之，止留其中，以祀香火。”左右都认为不可，并且立即有人报告说，中殿摧塌，有石碑出，惊视之，出土尺许，石有刻字，宛若新书，乃孔明亲题也。题曰：“测吾心腹事，惟有宋曹彬。”曹彬读罢，当即下拜，叩头说：“公，神人也，小人安能测战！”遂令蜀守新其祠宇，为文祭之而去。又录《游梁杂钞》说，明嘉靖年间，建乾清宫，遣少司马冯清求大材于蜀地，至孔明庙，见柏，谓“无出其右”，定为首选，用斧削去其皮，朱书“第一号”字。遂聚千百人斫伐，“忽群鸦无数，飞绕鸣噪，啄人面目。藩臬诸君皆力谏、遂止，命削去朱书，深入肤理，字画粲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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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唐文粹》卷55上。

②《晋书•陈寿传》。

窃认为，诸葛亮确实是一个伟大的历史人物：定益治蜀，治民有道，使蜀汉地区得到一段相对稳定的时期；治军严明，刑政峻急而不酷，给后人留下了许多可以借鉴的东西；东联孙吴，南抚夷越，在外事交往和民族关系史上给人以诸多启示；尽心事业，鞠躬尽瘁，一种高尚的做人精神垂范后世；为官清廉，倡俭节丧，聪明睿智，长于巧思，皆令后人佩服。

出师前，他在给刘禅的奏表中说：“成都有桑八百株，薄田十五顷，子弟衣食，自有余饶。至于臣在外任，无别调度，随身衣食，悉仰于官，不别治生，以长尺寸。若臣死之日，不使内有余帛，外有赢财，以负陛下。”① 及卒，检其所有，如其所言。一国丞相，在死之前，“不使内有余帛，外有赢财”，这是一种多么伟大的全心为国、不谋私利的精神啊！

但是，诸葛亮是人，不是神，所以也有人的局限和弱点。数其大者：

第一，善大谋而不谙军旅征战，

就其为刘禅所作《伐魏诏》和他的《出师表》，不难看出，他先是错误估计形势，自认为是正义之师，说什么“天命既集，人事又至，师贞势并，必无敌矣”。既而，他率步骑二十万众，以优于魏国驻守关中的兵力伐魏、但始终不能伸其志，魏延提出出敌不意，派其率领精兵五千，循秦岭而东，出了午谷，直捣长安的策略，虽非必胜，但足可给敌以重大打击，迫使大部分魏军自陇右东撤保长安。但诸葛亮“以为此县（悬）危，不如安从坦道，可以平取陇右，十全必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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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三国志•蜀书•诸葛亮传》。

而无虞，故不用延计”①。结果，贻误战机。第一次出兵失败，嗣后敌方增加了兵力，己方挫伤了士气，虽然偶有小胜，但再也不能发动有规模的战争了。不仅灭魏的梦想破灭，就是犯边略地亦属困难。以后用兵，都是在尽忠王事、报答刘备“殊遇”之恩的心情驱使下进行的，明知不可为而为之，耗兵损国，毫无利益，遂使蜀汉开始走向下坡。换言之，这场由诸葛亮主动发动的战争，伤亡甚大，得地其少，是非常得不偿失的。

第二，执法随意。

陈寿说诸葛亮“科教严明，赏罚必信，无恶不惩，无善不显”，自然有其道理。但回护了他曲法枉法、执法不公的一面。据《三国志•后主传》注引《魏氏春秋》说：“初，益州从事常房行部，闻（朱）褒将有异志，收其主簿案问，杀之。褒怒，攻杀房，诬以谋反。诸葛亮诛房诸子，徙其四弟于越嶲，欲以安之。褒犹不俊改，遂以郡叛应雍闿。”可见，诸葛亮处理朱褒谋反事，竟妄杀常房诸子是非常错误的。正如裴松之所说，常房为朱褒所诬，“执政所宜澄察，安有妄杀不辜以悦奸慝？”②另如前述，“宽法”对待法正，“枉法”对待彭羕、刘封、廖立等，都是执法随意的表现。至于对待同受遗诏辅政、中都护、有权力统内外军事、地位仅次于自己的李严，是否心存乘机剪除，从而巩固自己的绝对权威，虽不敢断，但也不能排除此种可能。历史证明，历代受诏共同辅政者，最终权力总是集中于一人，其他能如李严全其身者，已经算是幸运的了。

第三，处事不公，用人不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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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三国志•蜀书•魏延传》注引：《魏略》。

②《三国志•蜀书•后主传》并注。

魏延被杀，是一件历史冤案，完全是由诸葛亮--手策划的，史载，“延每随亮出，辄欲请兵万人，与亮异道会于潼关……亮制而不许。延常谓亮为怯，叹恨己才用之不尽。”诸葛亮与魏延在军事战术上有分歧，因而不信任魏延。死前，他不用处于最高军事地位的前军师征西大将军、假节、南郑侯魏延，而安排自己的亲信、承相府长史（秘书长）杨仪主持退军事宜，令魏延断后，诸葛亮死后，杨仪秘不发丧，魏延认为：“丞相虽亡，吾自见在。府亲官属便可将丧还葬，吾自当率诸军击贼，云何以一人死废天下之事邪？且魏延何人，当为杨仪所部勒，作断后将乎！”魏延满腹牢骚，固不可取，但“何以一人死废大下之事”云云颇有道理。杨仪根本不听魏延的意见，“遂使欲案亮成规，诸营相次引军还”。魏延大怒，阻军后撤。丞相府的原来班底留府长史蒋琬、司马费祎以及侍中董允都站在杨仪一边，“保仪疑延”。于是魏延便成了反贼，结果被马岱斩杀，并夷三族。陈寿作《魏延传》时，明确指出：“原延意不北降魏而南还者，但欲除杀仪等。平日诸将素不同，冀时论必当以代亮。本指如此，不便背叛。”另，《魏略》记载有所不同，但魏延不反，观点也是明白的：诸葛亮病，令延摄行已事，“亮长史杨仪宿与延不和，见延摄行军事，惧为所害，乃张言延欲举众北附（指降魏），遂率其众攻延。延本无此心，不战军走，追而杀之”。

诸葛亮重视用人，主张尚贤，因而史有所称。《文献通考•选举九》说：“汉昭烈（刘备）既崩，诸葛孔明秉政、惩恶举善，量能授任，不计资叙。时犍为郡守李严以杨洪为功曹，严未去郡而洪以才能已为蜀郡守；洪门下书佐何祗有才策，洪未去郡而抵已为广汉守。”但这只是事实的一方面，而另一方面也是非常清楚的。他缺乏识人之要，因而常有用人不明之事。这不仅表现在重用“狷狭”成性的杨仪，而且表现在错用“言过其实”的马谡。史载，诸葛亮出祁山，“时有宿将魏延、吴壹等，论者皆言以为宜令为先锋，而亮违众拔谡"①，致有街亭失败，士卒离散。还表现在怀疑魏延，拒用其谋略②，掣肘其行动，不给其应有的地位和权力，导致军事分裂，冤杀骁将，自毁“长城”。

还有，对人对事不讲原则，比如前述明知关羽缺点很大，而有意给其戴高帽子，从而进一步助长了关羽高傲自负的发展，贻误军机；等等。

第四，没有认真在提高刘禅的素质上下工夫。

刘禅固然愚钝，是扶不起的阿斗，但诸葛亮仅止于不篡其位，而没有让他得到为政的实际锻炼。所以，一旦诸葛亮死去，蜀汉便无法再振了。

章武三年（建兴元年，公元223年）四月，刘备死于白帝永安宫。五月，刘禅继位于成都，时年17岁。刘备为政短暂，根基不深，没有来得及培养和建立起坚强的领导核心。懦子无教，暗弱少能。诸葛虽智，政无巨细，咸断一人，百事待决，力不从心。据载，刘备在时，诸葛亮尚能为刘禅写《申子》、《韩非子》、《管子》、《六韬》等，试图提高他的素质，但后来不仅不见此类事再现，而且面陈策谋、劝谏事，除《出师表》中的一些原则性的话外，便很少见到了。

刘禅继位前后，诸葛亮以丞相录尚书事，领司隶校尉，领益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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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三国志•蜀书•马谡传》、

② 按：诸葛亮第一次伐魏失败后的自贬疏中有“不能训章明法，临时而惧”之语，实际含有不用魏延计谋之检讨。

牧。这样的安排、自然就“政事无巨细，咸决于亮”、内外百官全统于一人了。诸葛亮的主要精力是放在了丞相府的“开府”上，而没有放在朝廷中枢机构的建设和人员的配备上。面此，刘禅也只好宣布“政由葛氏，祭则寡人”了，仅仅保有了名义上的地位而不预政事。

刘禅性本愚钝，幼又失教，长不自厉，壮不自奋，老乏志气，当为历史所非。但是，就其后天教育来说、刘备、诸葛亮都应承担重要责任。刘备对于刘禅，少不施教，既立为太子，才感到问题的严重和迫切，急置仆傅，但为时已晚。两年后，刘备死了，文未深修、武未得练的刘禅便登极为君了。刘备深知儿子无能，难以支撑并发展蜀汉局面，不得不“托孤”于诸葛亮。诸葛亮受托后，寝不安席，食不甘味，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盖追先帝（刘备）之殊遇，欲报之于陛下（刘禅）也”。诸葛亮还说过，“受命以来，夙夜忧叹，恐付托不效，以伤先帝之明”，因而“五月渡泸，深入不毛”、并把目标定为“奖率三军，北定中原，庶竭驽钝，攘除奸凶，兴复汉室，还于旧都”①。依此，我们不能不赞叹其忠于所托的品质和作为，但是，诸葛是并没有致力于提高刘禅的素质，亦没有把刘禅放在主导地位而辅佐。揣度之，这绝不会是刘备“托孤”的全部意义。

诸葛亮对于刘禅的毛病看得很清楚。仅据诸葛亮《出师表》寓意即见：他（刘禅）“妄自菲薄”，不思作为，缺乏志气；他本愚钝，但又不善于听取意见，而且常闹笑话，“引喻失义，以塞忠谏之路”，因此诸葛亮告诫他“亦宜自谋，以谘诹善道，察纳雅言”；他包庇亲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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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见诸葛亮《前出师表》、《后出师表》。

宫闱之中常有违禁乱法者，因而引发了诸葛亮关于执法“不宜偏私，使内外异法也”的议论；他有亲小人、远贤臣之嫌，因而使诸葛亮放心不下，临别慨叹：“亲贤臣，远小人，此先汉所以兴隆也。亲小人，远贤臣，此后汉所以倾颓也。”诸葛亮指出刘禅的缺点、并希望他改正，自然是好的，但为什么不早谋匡正而任其存在和发展到如此地步呢？

第五，不重视僚属的培养，所荐非能，

诸葛亮执政以后，事尤巨细，咸决于已，忽视并妨碍了后继者的使用和培养。因此，及至诸葛亮死后，执政者只能是原丞相府的班底。蒋琬、费祎、董允等，均为守成之臣，自知才能不及诸葛亮，不敢做更张之想。

董允之后，相继为尚书令或“平尚书事”的有吕乂、陈祗、董厥、诸葛瞻、樊建等。吕乂“治身俭约，谦靖少言，为政简而不烦”，但缺乏开拓精神。陈祗“上承主指，下接阉竖”，是一位同宦官勾结用事的尚书令。至于董厥、诸葛瞻、樊建，史载：“自瞻、厥、建统事，姜维常征伐在外，宦人黄皓窃弄机柄，咸共将护，无能匡矫”①。

诸葛亮不信魏延，而用杨仪，遽拔姜维，自然都是重大的失误。

至于其他后继人物，历史证明，或世之硕儒，文藻壮美，或修身谨严，不谋家产，或忠勇坚贞，临官忘家，甚或得到配享武侯之荣。但以定国安邦大器言，无一足称。

有关此一问题，本章最后一节，将作简略评述。

行文至此，不由想起成都武侯祠中清人赵藩撰写的对联：“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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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三国志•蜀书•吕乂传》、《陈祗传》、《董厥传》、《诸葛瞻传》。

攻心则反侧自消，从古知兵非好战；不审势即宽严皆误，后来治蜀要深思。”此说反映了诸葛亮用兵治蜀的一些情况，出言不虚，发人深思，堪让后人广而思之。

二、刘禅暗弱难为国

章武三年（建兴元年，公元223年）四月，刘备死于白帝永安宫。五月，刘禅继位于成都，时年17岁。据此计算，刘禅应该出生于建安十二年（公元207年）刘备依附于荆州刘表之时。母甘氏。他死于晋泰始七年（公元271年），终年当为65岁，

关于刘禅的生年和出身，还有另外一些说法。同时代，魏人鱼豢所作《魏略》说：“初（按指建安五年），备在小沛，不意曹公卒至，遑遽弃家属，后奔荆州。禅时年数岁，窜匿，随人西入汉中，为人所卖。及建安十六年，关中破乱，扶风人刘括避乱入汉中，买得禅，问知其良家子，遂养为子，与娶妇，生一子。初禅与备相失时，识其父字玄德。比舍人有姓简者，及备得益州而简为将军，备遣简到汉中，舍都邸。禅乃诣简，简相检讯，事皆符验。简喜，以语张鲁，鲁为洗沐送诣益州，备乃立以为太子。初备以诸葛亮为太子太傅，及禅立，以亮为丞相，委以诸事，谓良曰：‘政由葛氏，祭则寡人。’亮亦以禅未闲于政，遂总内外，”这段记载，从出身的角度为刘禅懦弱无能、不谙政事，找到了历史的“根据”；亦为诸葛亮总揽内外大政而君臣相安，提供了生动的说明。但却是不可靠的。南朝宋人裴松之根据《二国志•二主妃子传》“后主生于荆州”和《后主传》“初即帝位，年十七”以及《赵云传》“云身抱弱子以免”等记载指出，“以事相验，理不得然，此乃《魏略》之妄说”；并指山，诸葛亮亦不曾为太子太傅。裴论很有道理。不过，令人疑惑的是，《魏略》之作早于陈寿《三国志》，更早于常《华阳国志》等书。鱼豢，魏人，官居郎中，属于内（中）朝官，撰写《魏略》期间、刘禅尚在人世，甚至已经被虏到了洛阳、其作何以谬误至此。

除了刘禅本身的素质条件外，历史的客观形势使他必然成为一代暗弱无能的君主。

天下靠人打，国赖谋者治。可叹的是，“天不祚汉”，在重要的历史转折时期，谋臣宿将相继离世。据《三国忠》、《华阳国志》诸书载，刘备为帝前后，亦即刘禅即位前，许多有威望、有能力的人都死了，其中著者有：

军师中郎将庞统，建安十九年，率众攻雒城，中流矢死，年仅36岁；

前将军关羽，建安二十四年，失荆州，被孙权部将所杀；

后将军黄忠、建安二十五年，病死；

尚书令法正，建安二十五年，病死，年45岁；

安汉将军麋竺，建安二十五年，病死；

秉忠将军孙乾、昭德将军简雍、昭文将军伊籍，均死于建安末；

右将军，迁车骑将军张飞，章武元年，被帐下将杀死；

左将军、迁骠骑将军马超，章武二年，病死，年47岁；

司徒许靖，章武二年，病死；

尚书令刘巴，章武二年，病死；

侍中马良，章武二年，死于夷陵之战。

可见，刘禅继位后面临的是中央机构不健全、人才极为短缺的局面。

更为无可奈何的是，建兴十二年（公元234年），诸葛亮病死五丈原（今陕西武功境），事出突然，朝无能臣，自然还是丞相府的班底执掌大权。丞相的两位长史，亦即现代意义的两位“总管”或“秘书长”，分别统制军权与政权。丞相长史杨仪掌军事；丞相留府长史蒋琬为尚书令，“总统国事”。这就是诸葛亮为刘禅安排的生存环境。据《三国志•杨仪传》载：“（杨）仪既领军还，又诛讨（魏）延，自以为功勋至大，宜当代亮秉政，呼都尉赵正以《周易》筮之，卦得《家人》①，默然不悦。而亮平生密指，以仪性猾狭，意在蒋琬，琬遂为尚书令、益州刺史。仪至，拜为中军师，无所统领，从容而已。”可见，杨仪想做接班人，但诸葛亮“意在蒋琬”。《三国志•蒋琬传》载，诸葛亮常说：“公琰（琬字）托志忠雅，当与吾共赞王业若也。”并且密表刘禅说：“臣若不幸，后事宜以付琬。”既有密表，又是留守成都，蒋琬自然捷足先登，遂总国政。继而又迁大将军，录尚书事。不久，又进位大司马。因此，刘禅又在新的当政的卵翼下，深居宫中，女乐为娱，打发其无所作为的日子了。据《三国志•后主传》注引鱼豢《翅略》说，直到延熙九年（公元246年），蒋琬病死，“禅乃自摄国事”。时，刘禅已经40岁，且已做了24年的不问政事的蜀汉皇帝，饱食终日，无所用心，冥顽成性，已是很难改变了。

刘禅在位四十一年，是个享祚不短的皇帝。在此期间，益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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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家人，卦名。《周易正义》说：“家人之义，各自修一家之道，不能知家外他人之事也。统而论之，非元亨利君子之贞。”

地区有过一段相对稳定和发展。但是，由于大部时间政出于下，他既非决策，又不身躬，所有成绩，似乎都不能记在他的头上。相反，所有失误，最终国破家亡，他作为一国之君，自然是难辞其咎。因此．历史的公平秤，只能将他放在庸君的位置上进行贬斥，以戒来者，

自甘无能，不务进取

如前所述，刘禅性本愚钝，幼又失教，长不自厉，壮不自奋，老乏志气，当为历史所非。但是，就其后天教育来说，刘备当负重要责任。历史证明，对于子女的教育，刘备远远不及曹操。

曹丕在其《典论•自叙》中说过，曹操考虑到时代的需要，在曹丕5岁的时候，便教其学射，6岁的时候，便教其学骑。因而，曹丕8岁的时候，便能骑马射箭。嗣后便常常被带到前沿阵地，熟悉战阵，观摩战事。曹丕少习弓马，从而养成了爱好武功的习惯，既长，不仅箭法精妙，而且剑术也很高明。更为重要的是，曹操要求儿子们既要习武，更要习文。曹丕按照这个要求，文武兼修。因而在经史子集和文化艺术等方面都得到严格的修养，从而为其以后的为政和乐府的创作奠定了很好的基础。

刘备对于刘禅则不然。当他感到问题的严重和迫切时，为时已晚。刘备深知儿子无能，难以支撑并发展蜀汉局面，临终不得不“托孤”于诸葛亮。诸葛亮对刘禅，从一定意义上说，不能不说有负刘备之托。他完全是有意的既不对刘禅主动培养，也不给予刘禅以实际锻炼的机会，任其淫欲颓唐，逸乐后宫，不谋进取。

国之人事，全由诸葛亮决断。刘禅文不能谋，武不能战，自甘无能，难务进取，自然只好安于“政由葛氏，祭则寡人”的局面。他亲政之前无所事事二十几年，沉湎于宫中生活，愚劣之质和自卑之感日甚一日。诸葛亮在《出师表》中提醒他不要"妄自非薄"。其实、刘禅的这种“妄自菲薄”的感觉，主要是自惭于诸葛亮：这是客观环境所使然，质言之，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正是由诸葛亮造成的。

刘禅亲政之后，恶习难改，学不长进，谋难己出，在处理国政和兵戎大事方面，自然就难免依旧受制于人，

他生活腐败，骄奢淫逸。嫔妃之数已逾古制，但仍不履足，“常欲采择（按：指选妃、选宫女）以充后宫”，因此受到董允的抵制。史称：“（董）允以为古者大子后妃之数不过十二，今嫔嫱已具，不宜增益，终执不听。”① 另外，还有一段逸事，也反映了大臣们对刘禅骄奢淫逸生活的反感。《三国志•刘琰传》说，车骑将军刘琰的妻子胡氏入贺太后，“太后令特留胡氏，经月乃出、胡氏有美色、琰疑其与后主有私，呼卒五百挝胡，至于以履搏面，而后弃遣。”胡氏将刘琰的行为上告，刘禅即将刘琰抓进监狱，让刑事部门议罪。因此，“有司议曰：‘卒非挝妻之人，面非受履之地。’琰竟弃市。自是，大臣妻母朝庆遂绝。”

他荒于政事，喜欢游山玩水，“颇出游观，增广声乐”，沉于声色犬马之中。因此，引出了太子家令谯周一篇长谏。谯周在历述王莽以来的成败典故之后，讲到刘禅“至于四时之祀，或有不临，池苑之观，或有仍出（按：意为频繁出游）”，因此表示了自己的深感不安，进而劝谏说：“夫忧责在身者，不暇尽乐。先帝（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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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三国志•蜀书•董允传》。

备）之志，堂构（按：指祖先遗业）未成，诚非尽乐之时。愿省减乐官、后宫所增造，但奉修先帝所施，下为子孙节俭之教。”①事实证明，刘禅对此倒是挺有主意，我行我素，谯周的劝谏没有收到应有的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