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一章 后继乏人.3

既总国政，治国乏术

诸葛亮在世，军政总统，一切军事、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成功与失败，自然都应记在诸葛亮的账上，诸葛既殁，蒋琬开府掌权13年，军不见进，政无建树。延熙六年，蒋琬在给刘禅的上疏中不得不承认：“臣既暗弱，加婴疾疹，奉辞六年，规方无成、夙夜忧惨。”②

蒋琬之死，对于刘禅来说是个重要的转折点。史有明记，延熙九年，蒋琬死后，刘禅开始“自摄国事”③。

汉制，凡大将军领尚书事，或录尚书事、平尚书事，就是最大的权力者。正如《文献通考•职官十三》所说："西汉以来，大将军之官，内秉国政，外则仗钺专征，其权任出宰相之右（按：右为上）。”诸葛亮死后，蜀汉没有再置丞相，大将军录尚书事，就是实际的执政。尚书令在一定意义上也就是实际的丞相。先是以蒋琬为尚书令，再迁大将军、录尚书事、领益州刺史，总统国事。蒋琬病死前后，又以费祎为大将军、录尚书事、领益州刺史，当权。

刘禅既已“自摄国事”，自此以后，蜀汉休咎的主要责任，当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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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三国志•蜀书•谯周传》。

②《华阳国志•对后主志》。

③《三国志•蜀书•后主传》注引《魏略》。

就该由刘禅来承担了，历史证明，蜀汉不仅没有因此好起来，而是更加--大不如一天了。简而言之，第一，诸葛亮的一些行之有效的政治、经济措施，没有得到继续贯彻：第二，诸葛亮的一些弊政和局限性，诸如用人不明，执法不公，反而有所发扬；第三，宦官干政，朝无诤臣；第四，经济凋敝，生产衰微，“民有菜色”；第五，疲于用兵，国力难支，民不得安息；第六，内部腐败，大臣失信，互为掣肘，不求有功，但求免罪自保，

据《华阳国志•刘后主志》载，刘禅先是“超迁（意为破格提拔）蜀郡太守吕乂为尚书令，进姜维为卫将军，与大将军费祎并录尚书事”。这说明，刘禅亲政之后，依然只能依靠诸葛亮遗留下的班底。他没有办法、也没有能力完全摆脱诸葛亮及其僚属的影响。当然，从另一个角度说，幸然如此，否则，说不定情况更糟。

吕乂主内政。《三国志•吕乂传》说，吕乂曾为巴西太守，“丞相诸葛亮连年出军，调发诸郡，多不相救，又募取兵五千人诣亮，慰喻检制，无逃窜者”，得到诸葛亮的信任，调为汉中太守，兼领督农。诸葛亮死后，吕乂累官广汉太守、蜀郡太守，入为尚书，“代董允为尚书令，众事无留，门无停宾。又历职内外，治身俭约，谦靖少言，为政简而不烦，号为清能。然持法刻深，好用文俗吏，故居大官，名声损于郡县”。可见，吕乂曾经是一个不错的官，但是持法峻刻，好用俗吏，官做大了，却没有做出像样的成绩来，名声也大不如做地方官的时候了。

延熙十四年（一作十五年），吕乂死，刘禅任用侍中陈祗为守尚书令，加镇军将军，主政事。《三国志•陈祗传》载，陈祗“多技艺，挟数术，费祎甚异之”，因而被越级提拔，从“选曹郎”一跃而为侍中，继而“又以侍中守尚书令，加镇军将军”。“大将军姜维虽班在祗上，常率众在外，希亲朝政，祗上承主指、下接阉竖，深见信爱，权重于维。”《华阳国志•刘后主志》也说：“姜维虽班在抵右（古代官以右为上），权任不如，蜀人无不追思董允者。”陈祗主政七年，朝风日坏、寸绩末见。却得刘禅的信爱和重用。景耀元年（公元258年），陈祗死，“后主痛惜，发言流涕”，并下诏枉赞其功绩，谥为忠侯，赐其长子爵关内侯，拨其次子为黄门侍郎。可见其昏庸不明之甚。

费祎、姜维主军事。二人虽然并录尚书事，应该管更多的事情，但主要是把精力放在军事上。他们在平抚凉州，以及益州境内汶山平康、涪陵蜀国少数民族的“反叛”中屡建“功勋”，但在对魏战争中却败多胜少。而且，二人在战争策略上存在很大分歧。《三国志•姜维传》说：“维自以练西方风俗，兼负其才武，欲诱诸羌、胡以为羽翼，谓自陇以西可断而有也。每欲兴军大举，费袆常裁制不从，与其兵不过万人。”费祎对姜维说：“吾等不如丞相亦已远矣。丞相犹不能定中夏，况吾等乎！且不如保国安民，敬守社稷，如其功业，以俟能者，无以为希冀侥幸而决成败于一举。若不如志，悔之无及。”① 应该说，费祎的方略，虽然难建大功，但比较符合蜀汉的实际。

延熙八年（魏正始六年，公元245年）冬，刘禅批准费祎出屯汉中。费祎承袭诸葛亮、魏延的做法，据险御敌，围守为主。九年，回成都、十一年复出汉中。此期间，加以魏、吴二国均致力内部，都没有主动向外耀兵，所以，蜀军末致兵败。

十二年（魏嘉平元年，公元249年），魏国发生内乱，司马懿杀大将军曹爽，本在秦陇与蜀军相抗的右将军夏侯霸（夏侯渊的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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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三国志•蜀书•姜维传》注引《汉晋春秋》。

子）惧诛，自驻屯地陇右出奔，投降蜀汉。刘禅、姜维认为，时机可乘。姜维出兵攻雍州，依赖山（今甘肃岷旦东）筑二城，使牙门将勾安、李歆等守之、魏以征西将军、都督雍凉诸军事郭淮与雍州刺史陈泰、南安太守邓艾等，围其城，“断其运道及城外流水”，蜀军“将士闲窘，分粮聚雪以稽日月”。姜维自牛头山（今甘肃岷县东南）来救，陈泰等截断姜维的退路、姜维“惧，遁走”，置二城于不顾，勾安、李歆“孤悬”无援、降魏①。

十三年（一作十二年），姜维复山西平（今青海西宁），“不克而还”②。

十六年（魏嘉平五年，公元253年）春，费祎为魏降人郭修所杀。《华阳国志•刘后主志》载，费袆虽典戎于外，庆赏刑威，都向刘禅报告、请示，听听朝廷的意见。自祎殁后，阉宦秉权。姜维自负才兼文武，“至是无惮，屡出师旅，功绩不立，政刑失错矣。”

是年夏，姜维再次率数万人出石营（今甘肃西和西北），经董亭，围南安（今甘肃陇西东北）。魏雍州刺史陈泰驱兵解围，姜维“粮尽退还”。

十七年（魏正元元年，公元254年）夏，魏狄道长李简密书请降，姜维率荡寇将军张嶷复出陇西，“军前与魏将徐质交锋，嶷临阵陨身”，虽然取得小的胜利，但断送了善处民族关系的安邦名臣张嶷的命③。魏军败退，姜维乘胜拔河关（今甘肃兰州西）、狄道（今甘肃临洮西南）、临洮（今县）三县民而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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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三国志•魏书•陈泰传》。

②《三国志•蜀书•后主传》。

③《三国志•蜀书•张嶷传》。

十八年春，姜维又提出出征，刘禅召集大臣讨论，征西大将军张翼“廷争”，以为“国小民劳，不宜黩武”，姜维不听，而且故意要张翼从征，让刘禅改授张翼为镇南大将军、是年夏，姜维即率魏降将、车骑将军夏侯霸（按：夏侯霸投降后，被授车骑将军）和张翼等俱出狄道。史载，“维至狄道，大破魏雍州刺史王经，经众死于洮水者以万计。”张翼劝其适可而止，对姜维说：“可止矣，不宜复进，进或毁此大功。”姜维大怒说：“为蛇画足。”① 姜维遂进兵围王经于狄道，魏代征西将军、都督雍凉诸军事陈泰、进军陈仓，趋兵上却（今甘肃天水西南），“分兵守要，晨夜进前”。陈泰分析军事态势说，姜维“县（悬）军远侨，粮谷不继，是我速进破贼之时也，所谓疾雷不及掩耳，自然之势也。洮水带其表，维等在其内，今乘高据势，临其项领，不战必走”。果如陈泰所料。魏军“潜行，夜至狄道东南高山上，多举烽火，鸣鼓角。狄道城中将士见救者至，皆愤踊。维始谓官救兵当须众集乃发，而卒闻已至，谓有奇变宿谋，上下震惧。”② 陈泰与王经密谋，截断姜维的退路，姜维等听到消息后，仓皇逃遁，退驻钟提（今甘肃临洮西）、

十九年（魏甘露元年，公元256年）春，刘禅升迁姜维为大将军。姜维“更整勒戎马，与镇西大将军胡济期会上邦。济失誓不至，故维为魏大将邓艾所破于段谷（今天水境），星散流离，死者甚众。”③ 本来形势有利于蜀而不利于魏，如魏将邓艾所说：“（魏）洮西之败，非小失也。破军杀将，仓廪空虚，百姓流离，几于危亡。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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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三国志•蜀书•张翼传》。

②《三国志•魏书•陈泰传》。

③《三国志•蜀书•姜维传》。

以策言之，彼有乘胜之势，我有虚弱之实，一也。彼上下相习，五兵犀利，我将易兵新，器杖未复，二也。彼以船行，吾以陆军，劳逸不同，三也，狄道、陇西、南安、祁山，各当有守，彼专为一，我分为四，四也， 从南安、陇西，因食羌谷，若趋祁山，熟麦千顷，为之县饵，五也。贼有黠数，其来必矣。”姜维果出祁山，“闻艾已有备，乃回从董亭趣南安，艾据武城山以相持、维与艾争险，不克其夜，渡渭东行，缘山趣上邽，艾与战于段谷，大破之”①。姜维惨败，蜀国“众庶由是怨讟，而陇已西亦骚动不宁。维谢过引负，求自贬削”②。于是降为后将军，行大将军事。

二十年，魏征东大将军诸葛诞反于淮南，分关中兵东下，姜维意欲乘虚取秦川，再次率数万人出骆谷（今陕西周至西南），至芒水（今陕西周至西南），与魏征西将军、都督雍凉二州诸军事、司马懿的侄子司马望和镇西将军邓艾相拒。当时，“长城（地名，在今陕西周至西南）积谷甚多而守兵乃少，闻维方到，众皆惶惧”。③司马望、邓艾傍渭坚围，不与战。既而，姜维得知诸葛诞失败，魏国将移兵来战，料难进取，主动撤兵，回到成都。

景耀元年（魏甘露三年，公元258年），刘禅恢复了姜维大将军的职务。据《三国志•姜维传》载，“初，先主留魏延镇汉中，皆实兵诸围以御外敌。敌若来攻，使不得入，及兴势（今陕西洋县北）之役，王平捍拒曹爽，皆承此制。”但姜维认为，这种立足于防御的布兵方式，不易获得大的成功，“不若使闻敌至，诸围皆敛兵聚谷，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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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三国志•魏书•邓艾传》。

②《三国志•蜀书•姜维传》。

③ 同上。

就汉（今陕西勉县西南）、乐（今陕西城固境）二城。使敌不得入平，且重关镇守以捍之。有事之日，令游军并进以伺其虚，敌攻关不克，野无散谷，干里县粮，自然疲乏。引退之日，然后诸城并出，与游军并力搏之、此殄敌之术也”。一相情愿地自我设计、非常美妙。刘禅接受了姜维的建议。于是，姜维一改诸葛亮用兵方略，重新部署了军队。

嗣后数年，魏国司马昭忙于巩固权力，吴国内部不稳，也未对外用兵，三国短暂相安。

景耀五年（魏景元三年，公元262年），蜀汉已属积弱不振，姜维又率众出汉、侯和（今甘肃临潭南）①。

姜维数出兵，“蜀人愁苦”，很多人提出了反对意见。征西大将军张翼廷争，“以为国小民劳，不宜黩武”②。太中大夫（一作中散大夫）谯周鉴于“军旅数出，百姓凋瘁”，而与尚书令陈祗论其利害，因作《仇国论》以讽之，其中有言"可为文王，难为汉祖"。又谓："夫民疲劳，则骚扰之兆生，上慢下暴则瓦解之形起。谚曰‘射幸数跌，不如审发。’是故智者不为小利移目，不为意似改步，时可而后动，数合而后举，故汤、武之师不再战而克，诚重民劳而度时审也， 如遂极武黩征，土崩势生，不幸遇难，虽有智者将不能谋之矣。”③意思很明白，他把刘禅、姜维的屡屡用兵，视为穷兵黩武，并进而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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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三国志•蜀书•姜维传》，按：汉城、侯和相距甚远，似难同出。《华阳国志•刘后主志》只说“（姜）维出侯和”，朱提汉城；《资治通鉴》卷78说、景元三年十月，姜维“入寇洮阳，邓艾与战于侯和，破之”，也没提到汉城，应当是对的。

②《三国志•蜀书•张翼传》。

③《三国忘•蜀书•谯周传》。

言后果不堪设想。右车骑将军廖化说得更明白：“兵不戢，必自焚，伯约（姜维字）之谓也。智不出敌而力小于寇，用之无厌，将何能立！”①

姜维不悟，结果在侯和被邓艾打败。然后，他置益州咽喉于不颐，还住沓中（今甘肃临潭西南），远离汉中而不在汉中设重兵固守。这是重大的战略性错误。

事实证明，姜维住兵沓中，完全是不顾国家大计而出于自利自保的目的；也是刘禅昏庸所导致的结果，对于姜维来说，固然情有可原；但对于刘禅来说，实在是罪不容贷。《三国志•姜维传》说：“维本羁旅托国，累年攻战，功绩不立。而宦官黄皓等弄权于内，右大将军阎宇与皓协比，而皓阴欲废维树宇。维亦疑之，故自危惧，不复还成都。”《华阳国志•刘后主志》说：“大将军维恶皓之恣擅，启后主欲杀之。后主曰：‘皓，趋走小臣耳。往者董允切齿，吾常恨之，君何足介意！'维本羁旅自托，而功效无称，见皓枝附叶连，惧于失言，逊辞而出。后主敕皓诣维陈谢，维说皓求沓中种麦，以避内逼。”

景耀六年（八月改元炎兴元年。魏元帝景元四年，公元263 年），魏相国司马昭知道时机成熟，即大兴徒众，发动灭蜀战争，命征西将军邓艾、镇西将军钟会、雍州刺史诸葛绪数路并进。姜维“闻钟会治兵关中，欲规进取”，乃上表刘禅，要求增兵，提出“宜并遣张翼、廖化督诸军分护阳安关口（今阳平关，在陕西宁强西北）、阴平桥头（今玉垒关，在甘肃文县东南），以防未然。”刘禅昏庸，没有主意，什么事都听黄皓的。他把表章先给黄皓一个人看。据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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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三国志•蜀书•廖化传》注引《汉晋春秋》。

“皓征信鬼巫”、用求神弄鬼、打卦问卜的伎俩，自欺欺人，散布鬼、班语，说敌人最终是不会来的、他把这些鬼话上奏刘禅，让刘禅“寝其事”，把姜维的表章压下来。所以，朝臣都不知有姜维从前线送回情报和要求派兵这回事①。及至魏军蜂拥而来，才知大事不好了

据《三国志•钟会传》载，邓艾督三万余人自狄道向甘松（在今甘肃迭部境）、沓中进发，以牵制姜维；诸葛绪督三万余人自祁山向武街（今甘肃武都西南）、桥头（今甘肃文县东南之玉垒关）进发，“绝维归路”；钟会统十二万众分从斜谷、骆谷、子午谷取汉中。刘禅下诏，敕令“诸围皆不得战，退保汉、乐二城”。

钟会一路：钟会率领诸军平行前进，直取汉中。令前将军李辅统万人围蜀将王含于乐城，护军荀恺围蜀将蒋斌于汉城，护军胡烈攻蜀将傅金于关口。蒋斌投降，傅金战死。钟会得知前部已将关口拿下，“长驱而前，大得库藏积谷”②。

邓艾一路：邓艾令天水太守王颀直攻姜维营，令陇西太守牵弘截断姜维瓜路，令金城太守杨欣趋取甘松。姜维“闻钟会诸军已入汉中，引退还。欣等追蹑于强川口（在今甘肃文县境），大战，维败走”③

诸葛绪一路：诸葛绪得知姜维自强川口败退，屯住桥头，当即回军三十里，欲以截击，追之不及，姜维退守剑阁。

史称，刘禅派出右车骑将军廖化、左车骑将军张翼、辅国大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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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三国志•蜀书•姜维传》。

②《资治通鉴》卷78。

③《三国志•魏书•邓艾传》。

军董厥等分别至沓中、阳安关口增援、“比至阴平，闻魏将诸葛绪向建威（今甘肃成县西），故住待之，月余，维为邓艾所摧，还住阴平。钟会攻围汉、乐二城，遣别将进攻关口，（蜀将）蒋舒开城出降，傅金格斗而死。（钟）会攻乐城，不能克。闻关口已下，长驱而前，翼、厥甫至汉寿，维、化亦舍阴平而退。适与翼、厥合，皆退保剑阁以拒会。”①

两军相持于剑阁，钟会与姜维书劝降，“维不答书，列营守险”。正当钟会陷入困境，“粮运县远，将议还归”的时候。邓艾“道行无人之地七百余里，凿山通道，造作桥阁。山高谷深，至为艰险，又粮运将匮，频于危殆。艾以毡自裹，推转而下。将士皆攀木缘崖，鱼贯而进。”② 夺取江油（四川今县），进逼绵竹（今四川德阳东北）。蜀汉亡国危机，便迫在眉睫了。

信用宦者，贻误大事

历史说明，君主昏庸，易被宦者所控。刘禅自然不会例外。他从立为太子，即与宦官黄皓相善；继位以后，事多依从。正因如此，诸葛亮便将太子舍人、洗马董允提拔为黄门侍郎，主宫中事。建兴六年，诸葛亮北出祁山前，更“虑后主富于春秋，朱紫难别，以允秉心公亮，欲任以宫省之事"，上表要求刘禅“宫中之事，事无大小，悉以咨之，然后施行”。不久，又升迁董允为侍中，领虎贲中郎将，统宿卫亲兵。据载，“献纳之任，允皆专之矣。允处事为防制，甚尽匡救之理。”刘禅和黄皓都有点怕他。刘禅常想广选美女以充后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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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三国志•蜀书•姜维传》。

②《三国志•魏书•邓艾传》。

如前所述，董允曾经“以为古者天子后妃之数不过十二，今嫔嫱已具，不宜增益”为由，坚决不同意。刘禅渐长，益加宠幸黄皓，“皓便辟佞慧，欲自容入”。董允常常“上则正色匡主，下则数责于皓”。因此，刘禅有点怕，黄皓也有点怕。"皓畏允，不敢为非，终允之世，皓公不过黄门丞。”①

延熙九年（公元246年），蒋琬、董允先后死去，刘禅自摄国政，黄皓便有恃无恐、肆无忌惮了。刘禅任用陈祗代董允为侍中，继而又让他以侍中守尚书令、加镇军将军，自从陈祗有宠，刘禅“追怨”董允日深，认为是董允降低了自己的威望。陈祗“上承主指，下接闹竖”，与黄皓互相表里②。可见，刘禅亲摄国政之日，也是黄皓“始预国政”之时。景耀元年（公元258年），陈祗死去，宦人黄皓开始“专政”，“操弄威柄，终至覆国”③。

刘禅在最后的几年里，也算是逐步“健全”了自己的领导核心：黄皓从黄门令而为中常侍、奉车都尉，全而掌握权力；以仆射董厥为尚书令，继迁辅国大将军；拜诸葛亮的儿子、刘备的女婿、尚书仆射、军师将军诸葛瞻为行都护卫将军，与董厥“并平尚书事”继而又以侍中樊建守尚书令④。史称，“自瞻、厥、建统事，姜维常征伐在外，宦人黄皓窃弄机柄，咸共将护，无能匡矫，然建特不与皓和好往来。”⑤ 这说明、诸葛瞻、董厥都曾为虎作伥，“咸共将护”黄皓的权力，只有樊建还有点志气，不与黄皓相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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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以上参见《三国志•蜀书•董允传》。

②《三国志•蜀书•陈祗传》

③《三国志•蜀书•后主传》、《陈祗传》。

④《三国志•蜀书•诸葛略传》，《华阳国志•刘后主志》。

⑤《三国志•蜀书•董厥传》。

刘禅信宦误国，重有三端；一是把权力交给了黄皓，自己沉湎酒色、不修政事。运阻断良谋，贤者离心。诸如前面所说，黄皓与右大将军阎宇勾结，阴欲废黜姜维而树立阎宇的权力，姜维疑惧，不敢回成都。再如，秘书令卻正，博览坟籍，性淡荣利，“自在内职（安：邵正由秘书吏转迁秘书令，是能够接近皇帝的内朝官），与宦人黄皓比屋周旋，经三十年，皓从微至贵，操弄威权，正既不为皓所爱，亦不为皓所憎，是以官不过入百石”①。三是贻误国家大事。国难当头，竟然听信黄皓的鬼话，把姜维求援的表章搁置不理，贻误了仅有的一点战机。

陈寿说得很对，像刘禅这样无能的君主，是否有所作为，全在辅佐，即所谓：“后主任贤相则为循理之君，惑阉竖则为昏暗之后（君），《传》曰‘素丝无常，唯所染之’，信之矣！”②

刘禅统治下的蜀国，到底是个什么样子呢？质言之，不几年，便把诸葛亮取得的仅有的一点成就耗光了。政治昏暗，经济凋散，人民食不果腹。有一个历史故事足可证明这一点：景耀四年（魏景元二年，只永安四年，公元261年），吴国派遣五官中郎将薛珝出使蜀汉，薛珝回国后，吴景帝孙休“问汉政得失”，薛珝生动地描述了蜀汉的情况：“主暗而不知其过，臣下容身以求免罪，人其朝不闻直言，经其野民皆菜色。”薛珝因此还发表了一通议论，说：“臣闻燕雀处堂，子母相乐，以为至安也，突决栋焚，而燕雀怡然不知祸之将及，其是（指蜀汉）之谓也。”③一言中的，蜀汉君臣上下正是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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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三国志•蜀书•御正传》。

②《三国志•蜀书•后主传》评语。

③《资治通鉴》卷77。

样子，目光短浅，安于逸乐，不知亡国之期将至。

当然，蜀之亡，并非只有刘禅信用宦者一个方面的原因，古代历史家常把历史的责任过多地加在黄皓头上，也是不公平的，《三国忠•谯周传》记载了一个异兆故事说：“宦人弄权于内，景耀五年，宫中大树无故自折，（谯）周忧之……”。这都属于蜀汉亡后的附会言论。况且，黄皓专权，诸葛瞻、董厥等人“咸共将护，无能匡矫”，不是也有“助纣为虐”之嫌吗。

苟且偷生，没有志气

刘备征战数十年争得了一方天下，由于本人无能，未及建起牢固的基础；诸葛执政，初有微绩，继而徒耗国力，积弱难复；阿斗昏庸，文无谋事之思，武无驭将之能，自然无所作为。所以，没有多年的工夫，这个偏居一隅的小朝廷便彻底断送了。亡国之际，刘禅的怯懦之性、昏庸本质更加充分地反映出来。

景耀六年（魏景元四年，公元263年）十月，魏征西将军邓艾以“攻其不备，出其不意，掩其空虚”之术，凿山通道，驱军于无人之地七百里，直至江油。蜀汉江油守将马邈投降，卫将军诸葛瞻不听尚书郎黄崇“速行固险，无令敌得入坪（平地）”的劝告，即弃涪城（今四川绵阳）而退保绵竹①。邓艾诱降诸葛瞻，说：“若降者，必表封琅邪王。”瞻愤怒，杀掉邓艾的使者。邓艾即遣其子邓忠等“出其右”，右司马师纂等“出其左”，邓忠、师纂出战不利，还告邓艾说“贼未可击！”，艾大怒：“存亡之分在此一举，何不可之有！”艾叱忠、纂等出，将斩之，“忠、纂还更战，大破之，斩瞻及尚书张遵等首，进军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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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华阳国志•刘后主志》。

雒（治今四川广汉北）。”①诸葛瞻长子诸葛尚不禁叹道：“父子荷恩，不早斩黄皓，以致败国殄民，用生何为！”于是“驱马赴魏军而死”②。由此可见，诸葛瞻父子还不愧是诸葛亮的子孙，总算战死阵前。

雒县至成都，路仅八十里，不及一日之遥。刘禅昏弱，不懂军事，更不知未雨绸缪之要，诸葛瞻既死，姜维、董厥、张翼、廖化等远在剑阁，于是蜀汉朝野一片惊慌。据《三国志•谯周传》说，“蜀本谓敌不便至，不作城守调度，及闻艾已入阴平（按：入阴平，误。当以《华阳国志》作‘入坪’，或如《资治通鉴》所说作‘入平土’），百姓扰扰，皆迸山野，不可禁制。”

大敌当前，刘禅召开了一次御前会议，“计无所出”。有的主张投吴，认为“蜀之与吴，本为和国，宜可奔吴”。有的主张南逃，认为“南中七郡，阻险斗绝，易以自守，宜可奔南”。

光禄大夫谯周则主张投降。他针对“奔吴”的主张指出：“自古已来，无寄他国为天子者也，今若入吴，固当臣服。且政理不殊，则大能吞小，此数之自然也。由此言之，则魏能并吴，吴不能并魏明矣。等为小称臣，孰与为大？再辱之耻，何与一辱？”又针对“奔南”的主张指出：“若欲奔南，则当早为之计，然后可果；今大敌以近，祸败将及，群小之心，无一可保，恐发足之日，其变不测，何至南之有乎！”

据说，聚议时，大臣们质问谯周说，现在邓艾已经离成都不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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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三国志•魏书•邓艾传》。

②《华阳国志•刘后主志》。

如果不肯接受我们投降怎么办？谯周根据天下形势，做出判断，认为：“方今东吴未宾，事势不得不受，受之不得不礼。”并进而保证说：“若陛下降魏，魏不裂土以封陛下者，周请身诣京都，以古义争之！”

经过聚议，众人期于自保，“皆从周议”，刘禅则依然有点倾向于南奔少数民族地区。谁周即又上疏，陈说四点不可南去的理由：一为南方不可靠，指出：“南方远夷之地，平常无所供为，犹数反叛，自承相亮南征，兵势逼之，穷乃幸从。是后供出官赋，取以给兵，以为愁怨，此患国之人也。今以穷迫，欲往依恃，恐必复反叛”；二为难免敌人追及，指出：“北兵之来，非但取蜀而已，若奔南方，必因人势衰，及时赴追”；三为南方没有立足的条件，指出：“若至南方，外当拒敌，内供服御，费用张广，他无所取，耗损诸夷必甚，甚必速叛”；四为失掉民心，民必“亡叛”，分析说：“昔王郎以邯郸儒号、时世祖（东汉光武帝）在信都，畏逼于郎，欲弃还关中。邳肜（一作彤）谏曰：‘明公西还，则邯郸城民不肯捐父母，背城（成）主，而千里送公，其亡叛可必也。’世祖从之，遂破邯郸。今北兵至，陛下南行，诚恐邳彤之言复信于今”①。最后，谯周对两条道路作了对比，指出：“早为之图，可获爵士；若遂适南，势穷乃服，其祸必深。”②

最终，刘禅觉得谯周的话有道理，于是决定投降。

当时，坚决反对投降的只有刘禅的第五子北地王刘谌③。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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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参见《后汉书•邳肜传》。

② 以上《三国志•蜀书•谯周传》

③《三国志•蜀与•二主妃子传》注引孙盛《蜀世谱》说，后主太子璿，璿弟瑶、琮、瓒、谌、恂、璩六人。蜀败，谌自杀，余皆内徙。

《三国志•后主传》注引《汉晋春秋》说：“后主将从谯周之策，北地王谌怒口：‘若理穷力屈，祸败必及，便当父子君臣背城一战，同死社稷，以见先帝可也。’后主不纳，遂送玺绶。是日，谌哭于昭烈之庙（刘备庙），先杀妻子，而后自杀，左右无不为涕泣者。”

刘禅命秘书令卻正起卓投降文书，并派侍中张绍（张飞的儿子）、驸马都尉邓良（邓芝的儿子）等到邓艾营，联络投降。投降文书，竭尽屈辱媚敌、摇尾术怜之语、

限分江、汉，遇值深远，阶缘蜀土，斗绝一隅，干运犯冒，渐苒历载，遂与京畿攸隔万里。每惟黄初中，文皇帝（按指曹丕）命虎牙将军鲜于辅，宣温密之诏，中三好之恩，开示门户，大义炳然，而否德暗弱，窃贪遗绪，俯仰累纪，未率大教。天威既震，人鬼归能之数，怖骇王师，神武所次，敢不革面，顺以从命！辄敕群帅投戈释甲，官府帑藏一无所毁。百姓布野，余粮栖亩，以俟后来之惠，全元元之命。伏惟大魏布德施化，宰辅伊、周，含覆藏疾。谨遣私署侍中张绍、光禄大夫谯周、驸马都尉邓良奉赍印绶，请命告诚，敬翰忠款，存亡敕赐，惟所裁之。舆榇在近，不复缕陈。①

既然要投降，势之所在，语含屈辱，似乎也不必多责。《三国志•后主传》载，“绍、良与艾相遇于雒县。艾得书，大喜”，接受了刘禅投降、并立即报以回书，让绍、良先还。邓艾的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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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三国志•蜀书•后主传》。

信，首言自古以来凡与中原对抗者没有不灭亡的，继而言及受降之义：“衔命来征，思闻嘉响，果烦来使，告以德音，此非人事，岂天启哉！昔微子归周，实为上宾，君子豹变，义存《大易》，来辞谦冲，以礼舆榇，皆前哲归命之典也。全国为上，破国次之，自非通明智达，何以见王者之义乎！”① 可见，用车拉着棺材（舆榇）、自缚出降是邓艾向刘禅提出的条件。

刘禅为了表示归从，即遣太常张峻、益州别驾汝超归邓艾节度、同时，遣太仆蒋显通知姜维投降钟会。《华阳国志•刘后主志》说：“姜维未知后主降，谓且固城；素与执政者不平，欲使其知卫敌之难，而后逞志；乃回由巴西（治今四川阆中），出郪（今四川三台县南）、五城（今四川中江）。会被后主手令，乃投戈释甲，诣钟会，降于涪。军士莫不奋激，以刀斫石。”

同时，刘祥又遣尚书郎李虎献《士民簿》给邓艾。簿计："领户二十八万，男女口九十四万，带甲将士士万二千，吏四万人，米四十余万斛，金银各二千斤，锦绮采绢各二十万匹，余物称此。”②

邓艾至成都城北，刘禅率太子诸王及群臣六十余人，舆榇自缚，衔璧出迎。邓艾亲释其缚，受其璧，焚其榇，承制拜刘禅为骠骑将军，仍让其住在成都宫中。蜀汉群僚皆“各随高下拜为王官，或领艾官属”③。据《华阳国志•刘后主志》载，邓艾捉住了宦官黄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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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三国志•蜀书•后主传》注引王随《蜀记》。“君子豹变”，语出《周易•革》，喻君子迁善去恶之意。“舆榇”，用车载着棺材，表示愿意受死。典出《左传》僖公六年，许僖公见楚子，“许男面缚衔璧，大夫衰绖，士舆榇”。据传，微子降周就是这样的。

②《三国志•蜀书•后主传》注引王隐《蜀记》。

③《资治通鉴》卷78。

“将杀之，受贿而赦之”。

不久，景元（魏元帝年号）五年（公元264年）正月，钟会诬陷邓艾谋反，诏书“槛车征艾”。钟会阴怀异计，重用姜维，出则同车，坐则同席，“将至成都，自称益州牧以叛。恃维为爪牙，欲遣维为前将军伐中国”。姜维教钟会诛杀“北来诸将”，南安太守胡烈等知其谋，“烧成都东门以袭杀会及维、张翼、后主太子璿等”①。

景元五年三月，刘禅被举家东迁洛阳，封为安乐县公。由司马昭控制的魏国末代朝廷以皇帝曹奂的名义发的策命中，称刘禅“恢崇德度，深秉大正，不惮屈身委质、以爱民全国为贵，降心回虑，应机豹变，履信思顺，以享左右无疆之休，岂不远欤！”又说，根据前训旧典，“锡兹玄牡，苴以白茅，永为魏藩辅”，食邑万户，赐绢万匹，奴婢百人。史载，刘禅子孙为三都尉封侯者五十余人。尚书令樊建、侍中张绍、光禄大夫谯周、秘书令卻正、殿中督张通等一干帮助刘禅投降的人们并封列候②。

对于谯周、卻正等劝说刘禅投降的主张，历史常有谴责之论。《三国志•谯周传》注引晋人孙绰和孙盛的话可作为代表。孙绰说：“谯周说后主降魏，可乎？曰：自为天子而乞降请命，何耻之深乎！夫为社稷死则死之，为社稷亡则亡之。先君（指刘备）正魏之篡，不与同天矣。推过于其父，俯首而事仇，可谓苟存，岂大居正之道哉！”孙盛说：“春秋之义，国君死社稷，卿大夫死位，况称天子而可辱于人乎！（谯）周谓万乘之君偷生苟免，亡礼希利，要冀微荣，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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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华阳国志•刘后主志》。

②《三国忠•蜀书•后主传》。

矣。……禅既暗主，周实驽臣，方之申包、田单、范蠡、大夫种，不亦远乎！”客观地说，此皆迂阔之说，属于传统的儒家忠君死国理论、三国形势，实为华夏疆域内的三个地方政权的鼎立，任何一方的战争行动都是统一和反统一战争的实施，不宜以严格意义的国家间关系论。“国”既难保、为使老百姓免遭涂炭，财产免遭蹂躏，全土安民，相机而降，实是对国家统一的重大贡献，也是对人民负责的精神体现。正因如此，司马昭为魏相国，发兵征蜀，并以“爱民全国”之功，封赏刘禅和谯周等，都是应该肯定的、陈寿的评论更是有道理的：“刘氏无虞，一邦蒙赖，周之谋也。”

应该受到谴责的主要人物只有刘禅。身为一国之君，虽然从谯周之策投降了，但他更多的是出于保命保族的考虑，况且他：第一，初无治国之方；第二，临难怯敌，不明御敌之策；第三，苟安偷生，没有骨气。

“乐不思蜀”的故事，生动地说明了刘禅的平庸、暗弱、可笑。《三国志•后主传》注引《汉晋春秋》载，刘禅投降到洛阳后，司马昭为他办了一次宴会，故意“为之作故蜀技”，以刺激他。结果是，“旁人皆为之感怆，而禅喜笑自若”。这不由使司马昭发出了“人之无情，乃可至于是乎！虽使诸葛亮在，不能辅之久全，而况姜维”的慨叹。有一天，司马昭问刘禅：“颇思蜀否？”刘禅回答说：“此间乐，不思蜀。”随从刘禅到洛阳的原秘书令卻正闻知此等毫无人情味的回答后，急见刘禅，给其出主意说：“若王（指司马昭）后问，宜泣而答曰：‘先人坟墓远在陇蜀，乃心西悲，无日不思’，因闭其目。”后来司马昭果然又问，刘禅便按卻正的话回答，司马昭深知刘禅说不出此等话来，因说：“何乃似卻正语邪！”刘禅吓得旧瞪口呆，便即承认：“诚如尊命。”惹得左右人等“皆笑”。

刘禅，晋泰始七年（公元271年）病死洛阳，谥思公。第六子刘恂嗣爵安乐县公。

三、蜀无能臣谋将

三国鼎立，蜀汉先亡，自然有许多方面的原因。诸如，国小力弱，难抗大国；后主暗弱，诸葛亮壮志未酬先死；宦官误国，等等。但最为重要的还是人才问题。所以我的结论是：蜀无能臣谋将。

这个结论不是我的创造，曾任蜀汉蜀郡太守的王崇后来著《蜀书》时即说：“后主庸常之君，虽有一亮之经纬，内无胥附之谋，外无爪牙之将，焉可包括天下也！”①晋人常璩则说：“爰迄（蒋）琬、（费）祎，遵修弗革，摄乎大国之间、以弱为强，犹可自保：姜维才非亮匹，志继洪轨，民嫌其劳，家国亦丧矣。"② 孙盛说：“蜀少人士”③。袁宏说：“小国贤才少”④。后人王夫之也说：“先主之初微矣，虽有英雄之姿，而无袁、曹之权藉，屡挫屡奔，而客处于荆州，望不隆而士之归之也寡。及其分荆据益，曹氏之势已盛，曹操又能用人而尽其才，人争归之，蜀所得收罗以为己用者，江、湘、巴、蜀之士耳……虽若费祎、蒋琬之誉动当时，而能如钟繇、杜畿、崔琰、陈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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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华阳国志•刘后主志》。

② 同上。

③《三国志•蜀书•许慈传》注。

④《三国志•蜀书•诸葛亮传》注引《袁子》。

高柔、贾逵、陈矫者，亡有也。”①

最为不幸的是，刘备崩殂前后，相当一部分稍见武能定国、文能安邦的类才，壮年逝去了（前已述及）。诸葛亮执政以后，事无巨细，咸决于已，忽视了后继者的使用和培养，所选非能，守成尚恐不支，何谈事业的发展和壮大。

《华阳国志》说：“时蜀人以诸葛亮、蒋琬、费祎及董允为四相，一号四英也。”实际上，蒋琬、费祎、董允都是原丞相府的班底、均为守成之片，根本无法同诸葛亮相比。

蒋琬，字公琰，零陵湘乡人。诸葛亮很赏识他，称其为“社稷之器，非百里之才也"。（姑且不论做不好地方官的人而能做大官的理论是否正确）诸葛亮开府，以琬为东曹掾，主管人事；继而升为参军、长史，加抚军将军，主持丞相府事，表现出一定的办事能力。史载，“亮数外出，琬常足食足兵以相供给”。因此，诸葛亮常说：“公琰托志忠雅，当与吾共赞王业者也。”并且密表刘禅说：“臣若不幸，后事宜以付琬。”诸葛亮死后，刘禅即以蒋琬为尚书令，随后加行都护，假节，领益州刺史，迁大将军，录尚书事，开府、加大司马。他为人稳重，颇得时人好评，所以史称“琬出类拔萃，处群僚之右，既无戚容，又无喜色，神守举止，有如平日，由是众望渐服”。他的对魏策略，如刘禅延熙元年诏中所说，“诸军屯住汉中，须吴举动，东西掩角，以乘其衅”又“以为昔诸葛亮数窥秦川，道险运艰，竟不能克，不若乘水东下。乃多作舟船，欲由汉、沔袭魏兴、上庸”。蒋琬保守的战略方针，和乘水东下的打算，就当时的形势来说，未可为非。但他长驻汉中，“会旧疾连动，未时得行”。因此，诸葛亮的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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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王夫之：《读通鉴论》卷十。

第一位接班人是，内无建树，外无勋功，九年而事无所成①。

费祎，字文伟，江夏鄳（今河南罗山西）人，是诸葛亮心目中的第二任接班人。曾为丞相府参军、中护军、司马，帮助杨仪除掉魏延；后为后军师，代蒋琬为尚书令，迁大将军，录尚书事，领益州刺史。延熙十一年，出住汉中，“自琬及祎，虽自身在外，庆赏刑威，皆遥先谐断，然后乃行，其推任如此”。什么事情都向昏庸的刘禅请示，虽免专断之嫌，但也证明了他才有所限，缺乏政治家、谋略家的能力。延熙十五年，费祎开府，十六年初被魏降人郭修所杀。据说，费祎为人倒也聪明：《三国志•费祎传》注引《祎别传》说：“于时军国多事，公务烦猥，祎识悟过人，每省读书记，举目暂视，以究其意旨，其速数倍于人，终亦不忘。”而且为官清正，“雅性谦素，家不积财。儿子皆令布衣素食，出人不从车骑，无异凡人”。但是，为官平平，内无匡主殊勋，外未建功立业。应该肯定的是，他甚有自知之明，军事上主张战略防御，所以对姜维说：“吾等不如丞相亦已远矣。丞相犹不能定中夏，况吾等乎！且不如保国安民，敬守社稷，如其功业，以俟能者，无以为希冀侥幸而决成败于一举。若不如志，悔之无及。”应该说，费祎的方略，虽然难建大功，但比较符合蜀汉当时的实际②。

董允，字休昭，南郡枝江人，是诸葛亮心目中的第三任接班人，所以《出师表》中有所谓“若无兴德之言，则戮允等以彰其慢”之语。董允为侍中，上能正色匡主，下能抑制黄皓为非作歹。后以侍中守尚书令，做大将军费袆的副手，可惜未及有所大的成就，便先费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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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三国志•蜀书•蒋琬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