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上三哭（第四十一回），陡然之间，一个“仁德之君”的形象便被树立起来了。

以上三哭（第四十一回），陡然之间，一个“仁德之君”的形象便被树立起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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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三国志•蜀书•诸葛亮传》。

赵云长坂坡救阿斗，杀透重围，血满征袍，“见玄德与众人憩于树下、云下马伏地而泣，玄德亦泣"。（第四十二回）此地此情，不能不哭。败兵折将，从者十余万遭殃，妻死子失，仅与数十骑得免，前途茫然，不知所至。事实凿凿，作者无法避开，不能不写。同时写到刘备伤心痛哭，亦属理所当然。否则，刘备的有德、有义、有情的形象，便要大打折扣了。

刘琦病亡，刘备闻知，“痛哭不已”。诸葛亮劝刘备说：“生死分定，主公勿忧，恐伤贵体。且理大事：可急差人到彼守御城池，并料理葬事。”刘备即时便教云长前去襄阳保守。刘备说：“今日刘琦已死，吴必来讨荆州，如何对答？”诸葛亮说：“若有人来，亮自有言对答。”（第五十三回）刘备以刘琦为荆州牧，乘机在荆州地盘获得了重大发展。刘琦既亡，他同孙权的关系便会立即紧张起来，所以情绪上有点激动是可能的。但从刘备与诸葛亮的对话和后来诸葛亮对鲁肃高论“刘皇叔当有荆州”中不难看到，《三国演义》安排此哭，纯粹是为后文对付东吴讨荆州张本。

刘备东吴招亲，久之，闻知荆州“有警”，入见孙夫人，“暗流泪”，跪告孙夫人说：“备欲不去，使荆州有失，被天下人耻笑；欲去，又舍不得夫人。”孙夫人被感动了，不仅愿意跟随他回荆州，而且智退孙权、周瑜、程普等派来的追杀部队。（第五十五回）哭之为用，可谓妙极。自然也得到了读者的认可和同情。

又说，刘备来到刘郎浦，沿江岸寻渡，“一望江水弥漫，并无船只”，俯首沉吟，“蓦然想起在吴繁华之事，不觉凄然泪下”。作者评谓“谁知一女轻天下，欲易刘郎鼎峙心”，适度地反映了刘备的“平凡”的一面。（第五十五回）这是作者从“人之常情”的角度去写刘备，拉近了读者与主人公的情感，从而让读者从紧张的情绪中回到平静，从刘备的泪面上去领会人生。

孙、刘两家为“借荆州”、“索还荆州”事斗争激烈，最终难免兵找相见：《三国演义》加写了--个用哭解除危机的场面，说：孙权命鲁肃去“索还”荆州，刘备根据诸葛亮授意，“掩而大哭”。诸葛亮对鲁肃说：“当初我主人借荆州时，许下取得西川便还。仔细想来：益州刘璋是我主人之弟，一般都是汉朝骨肉，若要兴兵去取他城池时，恐被外人唾骂；若要不取，还了荆州，何处安身？若不还时，于尊舅（按：指孙权）面上又不好看。事实两难，因此泪出痛肠。”孔明说罢，触动刘备衷肠，“真个捶胸顿足，放声大哭”。鲁肃是个宽仁长者，见刘备如此哀痛，只得应允去说服孙权“再容几时”。（第五十六回）一次严重的争土拓地之争，被刘备的眼泪化解了。

《三国演义》说，刘备在荆州盛宴款待张松，十里长亭饯行，刘备举杯对张松说“甚荷大夫不外，留叙三日，今日相别，不知何时再得听教”，言罢，潸然泪下。动之以情，眼泪深深打动了张松，使其不由自思：“玄德如此宽仁爱士，安可舍之，不如说之，令取西川。”随即献上了军事地图。（第六十回）为后而刘备进军益州张本。真可谓：眼泪一滴，不啻雄兵十万。

《三国演义》说，刘璋与简雍同车出城投降，刘备出寨迎接，握手流涕曰：“非我不行仁义，奈势不得已也！”（第六十五回）这样的哭，简直无异于人们常说的“鳄鱼的眼泪”，但作者却要通过此情此景掩盖刘备的假面，表现刘备的“仁德”。

至于闻知关羽遇害，号哭终日，“一日哭绝三五次，三日水浆不进，只是痛哭，泪湿衣襟，斑斑成血”（第七十八回），张飞被杀，放声大哭，昏绝于地（第八十一回），自然属于情理中事。

《三国演义》在刘备弥留之际，让他做了最后一哭，说：刘备病入膏肓，又哭二位结义兄弟，其病愈深，两眼混花，“忽然阴风骤起，将灯吹摇，灭而复明，只见灯影之下，关、张二人侍立。刘备起而视之，上首乃云长、下首乃翼德也。刘备扯定大哭”。在此，作者特意撰述三兄弟“集首”于病榻之旁，并让关羽告诉大哥“上帝以臣二人平生不失信义，皆敕命为神”，预示大哥也将仙逝为神，呼应并完成了作者所设定的“但求同年同月同日死”的“大义”之举（第八十五回）。

刘备以哭终命，显然不是大的政治家的形象，但足可博得广泛同情。

赘言：我如上叙说《三国演义》对于刘备形象的塑造，是不是要否定《三国演义》这部著作呢？不，绝对不。我一直认为，《三国演义》是中国历史上最具经典意义的伟大的文艺作品之一。《三国演义》的思想倾向，代表着一个时代的思想潮流，它在充分渲染曹操诡谲奸诈、残忍少信及其无君之心的一面的同时，尽力塑造刘备的正面形象，突出他的忠勇，渲染他的智能义德，夸张他的事功，不讲或少讲他的弱点和错误，回避他的虚伪酷虐，都是著作的主题思想所要求的。这种经过艺术加工过的曹操和刘备，已经不是或不完全是原来意义上的曹操和刘备，我在《曹操评传》一书中说过，这种差距是应该允许的，因为它是文艺作品，是历史小说，而不是历史书。

历史著作要求的是史实本来面目的记述和探索，是历史经验和历史教训的总结，以及由此得出的规律性结论，进而让读者得到或增长历史知识，从历史中汲取营养，受到历史的、政治的、道德的、以及艺术的、科技的等诸多方面的教育；文艺著作，包括历史小说和戏剧，是服务于一种大的思想前提下的形象思维作品，而这种前提往往是作者所处社会和历史环境所决定了的，作者可以根据时代和作品本身的需要，在人的思想前提下，在大的历史框架内引述、素描、渲染，甚至虚构某些历史场景和人物。所以，历史著作和文艺作品中的历史人物有一致的地方，但常有或更多的是差别，甚至迥然不同。这一点，自然会在一定范围内造成一些混乱，但是，它们的社会、思想作用，却在某种意义上又可能是殊途同归的。正因如此，二者完全可以并行不悖而绝对不能相互取代。

《三国演义》鞭答诡诈邪恶、褒扬义德忠勇的积极意义，以及描述战争场而和众多人物而取得的可喜的愉悦人心的艺术价值，是永生的。它的负面作用，始终是第二位的。关键的问题是，我们必须时刻不忘，《三国演义》中的人物和历史中的真实人物，特别是曹操、刘备、诸葛亮等重头人物，是不同的，或不完全相同的。否则，我们获得的知识将是片而的，或是混乱的。

后 记

有两个因素促使我完成了《刘备传》这本书。一是《曹操评传》和《曹操传》出版后，不少朋友鼓励我做拓展性研究。二是自己在撰写《曹操评传》等书时形成了对三国人物的一些看法，想再进一步说一说。

本书试图勾勒出历史人物的本来历史面目，所以书中刘备和诸葛亮等许多人物的形象不同于《三国演义》和以《三国演义》为基础衍生出来的诸多文艺作品中的形象。取材是否有失偏颇，置评是否得当，都将接受读者和时间的检验。

在本书写作和出版过程中，人民出版社社长黄书元、副社长陈有和、历史编辑室主任乔还田等许多朋友给了很多鼓励和实际帮助，谨向他们表示衷心感谢。

2004年3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