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咸丰五年(1857年)正月十二，曾国藩离开凶险万丈的九江老营，于十六日抵达江西省城南昌。此时的曾国藩，心情十分复杂。
曾几何时，横扫湖南、湖北的湘军，攻无不取，战无不胜，成为大清唯一能与太平军相抗衡的劲旅，屡屡蒙受隆恩，叙优奖掖，何等自是、何等惬意？而如今兵损将陨，樯摧楫折，连遭败绩，惶惶乎不知所踪；曾几何时，力挽狂澜、独撑半壁的曾国藩，运筹帷幄，决胜千里，被视为大清智勇双全的军事统帅，为圣上所独倚，为朝野所仰望，何等自豪、何等荣光？而如今却屡赴阴曹，死里逃生，凄凄然如丧家之犬。这真是命也时也运也。
曾国藩莅临南昌，没有见到欢迎的人群，没有迎接的官吏，更没有见到自己的同年、时任江西巡抚的陈启迈。曾国藩虽然一时无所适从，但自己心里还是很清楚的，身为败军之将，的确也没有什么脸面示人。曾国藩只能打肿了脸充胖子，把苦水往自己的肚子里咽。他在家书中违心地说，自到南昌后，“官绅相待甚好”，“一切尚为顺平”，但癣疾却大发。
曾国藩的神情很沮丧，很愁苦。纵横捭阖的日子结束了，现在不得不开始寄人篱下的新生活。
兵败如山倒。曾国藩败走九江，其颓势一发而不可收。驻扎在蕲州的太平军趁机渡江向南杀来，接连攻占兴国、通山、崇阳、通城、咸宁等城池，“扰陷殆遍”，其影响直至江西武宁县境，武昌危在旦夕，不得不再次戒严。驻守在武昌城的湖北巡抚陶恩培，心惊胆寒，束手无策，只能向曾国藩“飞书请援”，而曾国藩还没有来得及施以援手，湖北就失守了。
闻之湖北失守，湘军将士无不动容。想不到苦战经年才打下的湖北，说丢就丢了，曾国藩甚觉“可惜可恨”。现在，曾国藩想到的已不是如何去救援湖北，而首先想到的是老家湖南的安全。可是湘军现在远在江西，无论是主观还是客观，都没有条件“回救桑梓”。曾国藩把未能回救湖南的原因告诉了自己的弟弟们。曾国藩说，人数少回去无济于事，回去的人多了，则“口粮无出”；如果全军都回去，可是战船都陷在鄱阳湖内，“又富无人统领，殊不放心”。
没有办法保护桑梓，让曾国藩很是不安，而此时发生的一些事情，也让曾国藩烦心，弄得他一会儿是“癣疾大发”，一会儿是“火气甚旺”，一会儿又“用心尤甚，夜不能寐”，甚是郁闷。那么曾国藩到底为什么如此烦心而郁郁不得其乐呢？
总的来讲，自曾国藩到南昌后，无论是内部还是外部，就没有遇到过什么顺心的事儿，尤其是湘军内部本不该发生的几件事儿，让曾国藩很上火很纠结，叹曰：“军事愈办愈难，有非一言所能尽者，诸为心照。”B43
首先是一个叫万瑞书的水师哨官就把曾国藩气了个半死。
事情发生在去年腊月二十五那个惊心动魄之夜。太平军趁夜来袭，火烧湘军水师大营，各船纷纷开动逃命。而粮台所雇的那些民船更是“仓皇失措”，水手们“惊逃上岸”，有的全船竟然没有一个人看守。这个时候，水师右营哨官万瑞书趁火打劫，跑到空船上大肆盗抢。三十日，闻讯后的曾国藩饬令永州知府，一下子就从万瑞书的船上搜出盗抢的白银一千二百多两。让曾国藩怒不可遏的是，就在准备将万瑞书“严讯究办”之时，万瑞书却驾船逃跑了，至于是跑到了武汉，还是逃回了湖南老家，均未可知。这把曾国藩气得火冒三丈，当即向咸丰帝请旨，严饬湖南巡抚骆秉章，在水师营内及万瑞书的湘阴原籍进行缉拿，一旦到案，即行正法。而那个奉旨缉拿万瑞书的骆秉章，却不知是为了乡情还是为了与曾国藩作对，竟然“不欲杀之”——偏偏不想将万瑞书就地正法，还非常过分地要向咸丰帝求情，对万瑞书予以“开释”。闻之此事，曾国藩不胜悻然。自打曾国藩退守江西，与骆秉章之间的沟通就不太顺利，在一些问题上意见很难统一，曾国藩不得不承认世事维艰，很难处理。结果，这件事一直拖了六个月之久才办妥。
其次是为湘军将士保奏请功的事。
应该说，曾国藩是一个很会用人的统帅，尤其是在笼络人心、奖掖部属方面，从来没有吝啬过。自去年十月出征以来，曾国藩数次向咸丰帝奏保，经他保奏而屡屡迁升的将士无数，其中最大的已经官至巡抚，成为一方大员，简直跟曾国藩本人的肩膀头一般齐了。及时的“奖叙”，令“军士用命，无坚不摧”，赢得了“极顺”的局面。然而至湘军南下后，局势每况愈下。不仅北岸的黄梅、广济、蕲州等地全部失陷，“复为贼踪往来之地”，就连田家镇等地，也由于水师精锐深陷内湖、老营两次遭袭、湘军败退江西而重新成了太平军的势力范围。这样一来，一连串的失利湮没了从前的辉煌。这就是寻常人看问题的角度和思维定势，既能一俊遮百丑，也会一条鱼腥了一锅汤。曾国藩无奈地慨叹：“前此战功竟成空虚，可愤！或恨！”B44
内心的苦楚只能隐藏在心里。在失败面前，曾国藩还是表现出一个统帅应有的襟怀和气度——我可以承担全部责任，但将士们用生命与鲜血拼来的功劳不能抹杀。他上奏咸丰帝直言：“事机之不顺，调度之失宜，咎在臣等”B45，而湘军将士“血战十余次，伤亡千余人，其劳勋究不可没。”B46
曾国藩分析后认为，假如咸丰帝因湘军作战失利而有功不赏的话，很可能造成消极的后果。比如，现在军营里“贤愚不一”，尤其是那些“诡滑者”，一看到情况不妙，就心怀“退志”；而那些“志朴”可以依靠的人，都是前几次在战斗中“力战受伤之人”。这些人旧伤未愈，一见战局不利就“愈愤极思战”。对于这些军卒，只有不辱没他们“既往之功，乃益作其将来之气”。曾国藩的这番话说得大义凛然，但也颇含蓄。事实上，由于战事紧张，曾国藩没有及时给那些立有战功的将士请功保奏，引起了他们的不满，甚至影响到了军心的稳定。在这种情况下，曾国藩不得不向咸丰帝“开单汇奏，吁恳天恩！俯如所请，以资激劝”B47。
这事儿，说起来一点都不奇怪。没有好处谁会用命？利益是推动事物发展的原动力。古今一理，概莫能外。
注释：
①②③ 《曾国藩全集·奏稿》：清咸丰四年闰七月初三日之《岳州水陆官军四获胜仗折》。
④⑥B22B26B30B36B42 《曾国藩全集·年谱》。
⑤ 《曾国藩全集·奏稿》：清咸丰四年闰七月初九日之《岳州水陆大捷踏平贼营进扎螺山折》。
⑦⑧⑨B10 《曾国藩全集·奏稿》：清咸丰四年八月十九日之《谢三品顶戴恩折》。
B11B13B14B15B16B17B18B19B20 《曾国藩全集·奏稿》：清咸丰四年八月二十七日之《官军水陆大捷武汉两城同日克复折》。
B12 《曾国藩全集·奏稿》：清咸丰四年八月二十二日之《水陆续获胜仗现筹进兵折》。
B21 《曾国藩全集·家书》：清咸丰四年九月十三日谕诸弟。
B23B24 《曾国藩全集·奏稿》：清咸丰四年十月初七日之《谢兵部侍郎衔恩折》。
B25 《曾国藩全集·家书》：清咸丰四年十一月二十七日之谕诸弟。
B27B28B29 《曾国藩全集·奏稿》：清咸丰四年九月二十七日之《缕陈鄂省前任督抚优劣折》。
B31B32B33 《曾国藩全集·奏稿》：清咸丰四年十月初七日之《陆军踏破半壁山贼营水师续获大胜折》。
B34 《曾国藩全集·奏稿》：清咸丰四年十月初七日之《谢兵部侍郎衔恩折》。
B35 《曾国藩全集·家书》：清咸丰四年十一月初七日之谕诸弟。
B37 《曾国藩全集·家书》：清咸丰五年正月初二日之谕诸弟。
B38 《曾国藩全集·奏稿》：清咸丰四年十二月十四日之《浔城逆党两次扑营均经击败折》。
B39 《曾国藩全集·奏稿》：清咸丰四年十二月三十日之《水师三次获胜两次败挫折》。
B40 《曾国藩全集·奏稿》：清咸丰五年正月初五日之《陆军剿小池口贼并陈近日军情折》。
B41 《曾国藩全集·奏稿》：清咸丰五年正月初八日之《大风击坏战船并陈近日剿办情形折》。
B43 《曾国藩全集·家书》：清咸丰五年四月二十四日之谕诸弟。
B44B45B46B47 《曾国藩全集·奏稿》：清咸丰五年正月二十七日之《遵旨保奖折》。
8 死生由命
既然翻了脸，还管他是谁？
老同年既然不给面子，那就只能“重参”。
太平军起事，风起云涌，锐不可当，很快就横扫了大清东南半壁。就在大清国大厦将倾，危如累卵的紧要关口，在籍侍郎曾国藩横空出世，率领一干湘乡子弟异军突起，不但打破了太平军战无不胜的神话，而且收复了湖北、湖南，扭转了东南半壁的危局。这不仅让那些正规的八旗兵、绿营兵颜面无存，就连那些地方督抚大员也赧颜汗下，威风扫地。江西的最高行政长官、巡抚陈启迈就是这其中一员。
陈启迈与曾国藩既有同乡之亲，又有同年、同翰林之谊。可对这位与自己“三同”的地方大员，曾国藩心里却一点底都没有。因为陈启迈压根就不待见曾国藩，或者说根本就不买他的账。
曾国藩与陈启迈之间的嫌隙得从清咸丰四年(1854年)八月说起。
那时，曾国藩正率领湘军连克武昌、汉阳等重镇，向太平军发起大规模反攻。湘军的仗自然是越打越大，战线也越拉越长，因而在后勤保障方面就难免不出现问题，尤其是饷银供给严重不足，经常是朝不保夕，难以为继。为解饷银困局，曾国藩只好向咸丰帝求援。咸丰帝也不含糊，立即下旨，饬令江西、广东、四川三省“解饷协济”，三省倒是奉旨行事，但却屡出差错，落实不到实处。先是由江西、广东等地解来的饷银，让湖南巡抚骆秉章给“另款抵扣”了，而由四川解来到四万两银子，被荆州将军官文给截留了。九月的饷银迟迟不到，而十月份的饷银则“尚属无着”。在曾国藩“焦急难名”之时，只好再次上奏咸丰帝，向江西伸手。曾国藩也不是拣软柿子捏，从江西解饷还是有一定理由的。一来江西“物力较丰”，有一定的物质基础；二来相距较近，没有交通方面的困难；三来湘军一旦“下至九江、湖口一带”，则江西的防御问题“即可稍驰”，对江西大有裨益。曾国藩敦请咸丰帝“飞饬江西巡抚”，不管什么钱，先解来八万两“以济急用”再说。
看似急如星火的大事，江西巡抚陈启迈却压根就没理曾国藩的那个茬儿，而且连一点动静都没有，就像从来就没有这么一回事，弄得曾国藩只好直接找咸丰帝询问，江西那八万两饷银“未知能应时解到否”？
因为有了这样的经历，曾国藩对即将面临的环境并不乐观，在还没进南昌城之前，早就有了一定的思想准备。果然，陈启迈对这位来到自己这一亩三分地的老同乡、老同年没客气，基本没给什么情面。在他的影响下，江西官绅也上行下效，毫不客气地给曾国藩和他的湘军一个又一个的眼罩戴。身为败军之将，又“客寄虚悬”，寄人篱下，总不能啥事都由着自己的性子来。曾国藩咬咬牙忍了。所以，那一个时期，曾国藩在家书中提到比较多的就是“忍气”二字。
陈启迈不是一个心眼很宽敞的人，眼光比较短浅，很看重自己手里那点儿权力，对曾国藩这位“客寄”在自己屋檐下的兵部侍郎没有什么好看法，更心怀芥蒂。
在陈启迈看来，曾国藩这个名不正言不顺的所谓钦差水分很大，但他依仗着自己的军功，常常狗仗人势，超越权限，屡屡干涉内政、诟病江西。对曾国藩的一些做法，陈启迈很是悻悻。比如，曾国藩初到九江之时，两次血战太平军而“未能大挫其锋”，原因是太平军遍布两岸，而且水陆相互依偎策应，拼死进行抵抗。反观湘军一方，则水师与陆军隔离，“孤悬大江，介处贼营之中”，夜夜受到太平军的骚扰，不得安宁。加之连日雨雪交加，水师停泊在江中，“则为风波所撼；泊岸边，则为陆贼所扑”，因而弄得水师疲惫不堪，颇为劳苦。在这样的情况下，曾国藩不说太平军顽强和湘军无能，而是对江西颇有微词。曾国藩上奏咸丰帝，说江西水师“本可以藉以协助臣君”，但为什么没有“协助”呢？原因是在太平军水陆合击之下，江西四十多艘战船全部被掳，旗帜和炮械一样没剩。太平军有了从江西抢来的这些战船、装备和在安徽新打造的三十艘战船，进攻更加频繁，士气越发高涨。加之占据险关要隘，不仅可以“内窥江西”，而且“外拒我军”，湘军根本就没有取胜的可能。在这种情况下，湘军即使与江西相隔咫尺，也没有办法相通。江西的水师非但帮不上湘军，却使太平军如虎添翼，使太平军“愈剿愈多，愈击愈悍”。可见，身为江西最高行政主管的陈启迈其罪之大矣。
这是发生在清咸丰四年(1854年)十一月份的事儿。
接到曾国藩的奏折后，咸丰帝立即饬令湖北、江西两省派兵参加“会剿”。命令湖广总督杨霈派桂明留驻黄州，魁玉、杨昌泗随同“剿贼”；蕲州以下，命杨霈“自驻黄梅、广济之间”；调江西臬司恽宸光、总兵赵如胜“驻军九江境上”。上述这些地方大员、军队，统由曾国藩调度指挥。曾国藩节制了陈启迈、恽宸光、赵如胜还不算，对他们的表现还是很不满意，继续向咸丰帝告状。说塔齐布渡江北上以后，南岸官军即不能得手，原因“是江西陆路兵勇殊不足恃”，迫使塔齐布还得“渡回南岸”。咸丰帝一听就火了，质问：“倘南北两岸专恃一塔齐布奔驰追剿，则湖北、江西两省官兵，岂不成虚设耶？”①直接就把板子打到了陈启迈的屁股上。
尤其令陈启迈怒不可遏的，是曾国藩一面在咸丰帝面前告陈启迈的刁状，另一方面还通过咸丰帝向江西要枪要炮要饷银。更可恨的就数咸丰帝，曾国藩说什么是什么，要什么给什么，对曾国藩简直就是有求必应，一一“允准”，这让陈启迈怒火中烧，而敢怒又不敢言。
有仇不报非君子。现在，曾国藩终因兵败而退守江西，进入了陈启迈的势力范围，使他终于等来了泄私愤的机会。由此，陈启迈心存得意，时不时地给曾国藩小鞋穿，迫使曾国藩在他的矮檐下低头。比如，在饷银的问题上，陈启迈就坚决地封住了曾国藩的嘴，即使是为了保卫江西也处处刁难，“饷尤掣肘”。再如，在奉旨为湘军筹备炮位的问题上也是故意为难曾国藩——炮是筹备好了，你自己出船来运吧。弄得咸丰帝都看不下眼去。
随着矛盾的不断加深，两位同乡、同年、同僚最终撕破了脸皮。积聚已久的火山终于爆发了。
清咸丰四年(1854年)四月发生了一起讼案。当时，塔齐布在湘潭大胜太平军，溃散的太平军残部退入江西境内。很快，萍乡、万载等县先后失守。万载县知县李峼贪生怕死，竟然不顾一城百姓的死活而独自弃城逃命。乡民彭才三害怕遭到太平军的劫掠，主动送粮送马以图自保。太平军过境后，当地的举人彭寿颐倡导组织团练，把六个区合为一个团，刊刻了条规呈报李峼批准。彭才三对彭寿颐倡办团练一事大唱反调，说什么“馈贼可以免祸，谓团练反以杵贼”，主张对太平军采取怀柔政策，放弃抵抗。而他自己不仅坚决不参加团练，而且拒绝捐赀。由于彭才三不起好作用，最后把团局给搅散了。搅散了团局还不算，彭才三还贿赂李峼，诬告彭寿颐“一家豺狼，恐酿逆案”。李峼拿人家手短，便袒护彭才三，“蒙混通禀”。血性的彭寿颐没有想到，自己因为刚正不阿而“遭诬”，因为倡办团练而“获咎”。于是，愤怒的彭寿颐便向各个衙门举报李峼弃城而逃和彭才三“馈贼阻团”等罪行。袁州知府绍德深同情彭寿颐，认为彭才三的所作所为是完全错误的，并严厉地申饬了李峼。案子最终上报到陈启迈的手里。陈启迈“批词含糊，不剖是非”，一拖就是半年，“案悬未结”。曾国藩到江西后，彭寿颐登门告状。开始的时候，曾国藩以“军务重大”，没有时间去管“词讼”为由，没有接见彭寿颐，但彭寿颐所刊的那些“条理精密，切实可行”的团练章程却引起了曾国藩的注意。传来彭寿颐一看，曾国藩大喜，认为此人“才识卓越，慷慨有杀贼之心”，便心生爱才之意，有意留用。为此，曾国藩先后两次亲自找到陈启迈商量，说彭寿颐是一个可用之才，他的案子无关紧要，自己想把他带到军营里效用。陈启迈“坚僻不悟”，根本没理曾国藩的茬儿，不仅不为彭寿颐“伸理冤屈”，反而固执地认为他办理团练是错误的。更有甚者，不仅认为彭寿颐办理团练是错误的，还要撤销李峼“弃城逃走之案”，而治彭寿颐“以诬告之罪”。陈启迈大耍地方大员的权威，不仅固执己见，卷了曾国藩的面子，还将彭寿颐收监，让恽宸光严刑逼供。陈启迈“颠倒黑白，令人发指”的行径，令曾国藩“反复思之，而不能平也”。从此，曾国藩与陈启迈的沟通更加困难，两个人之间“尤多龃龉”。彭寿颐这件事，也成为曾国藩与陈启迈之间矛盾爆发的一个导火索。
陈启迈一桩桩一件件的恶行，终于让曾国藩忍无可忍。清咸丰五年(1855年)六月十二日，曾国藩上奏咸丰帝，严参陈启迈。观曾国藩这道《奏参江西巡抚陈启迈折》，无一字不义愤，无一句不痛斥。开篇就直陈陈启迈“劣迹较多，恐误大局”②。
曾国藩道，现在江南数省，太平军的势力成蔓延之势，全依仗着那些督抚大员“庶几维持补救，转危为安”。然而到江西几个月以来，仔细观察陈启迈“居心行事”，并“证以舆论，实恐其贻误江省，并误全局”③。
曾国藩列举了陈启迈种种劣迹。
一是庇佑逃将废员。赵如胜原是被发配新疆的革职总兵，被陈启迈留用后统带一支战船百艘、水勇四千、大小炮位七百余尊的部队。就是这个赵如胜，还没与太平军接仗，只是听说太平军要来，便“首先逃奔”。在赵如胜的率先垂范之下，该部顿作鸟兽散，战船、装备皆为太平军掳获。那么太平军一共来了多少人马呢？仅有区区九十人而已。“闻风先逃，殊可痛憾”，而陈启迈则瞪着眼睛说瞎话，谎奏“赵如胜奋不顾身，力战终日”，“含糊欺饰，罔恤人言”。派赵如胜防堵饶州，一个月内就“败逃三次”，对饶州失陷负有责任。但陈启迈皆“含混入奏”，不仅没有治赵如胜的罪，就连原定发配新疆的罪名也不提了。陈启迈对赵如胜“始终怙非袒庇，置赏罚纲纪于不问”，而袒护废员吴锡光的行为更是着人愤恨。
吴锡光是一名被革职的守备，原本被弹劾后应“奉旨正法之员”。吴锡光拜到陈启迈门下“吁求救全”。陈启迈便演了一出狸猫换太子，故意颠倒留用与正法的时间，不仅保全了吴锡光的性命，而且“多方徇庇，虚报虞功。既请开脱罪名，又奏保屡次超生，又奏请赏给勇号”。要说起来，吴锡光并非一无是处，曾国藩承认此人“气质强悍，驾驭而用之，尚不失为偏裨能战之才”。但他“贪婪好淫，纵兵扰民，在南康时，军中妇女至百余之多；过舍时，将市肆抢掠一空，实为远近绅民所共恶”。吴锡光残忍成性，不惜唆使部下残杀其他兵勇，用其他犯案兵勇替代手下的犯罪兵勇，“缚而杀之”。就是对这样一个人，这样的恶行，陈启迈“一力袒庇，颠倒是非”，“既不奏闻，又不惩办”。更可恨的是，在饶州之战中吴锡光仅“杀贼数十人”且“此绅庶所共见、共闻”。而陈启迈则替吴锡光虚报战功，谎称“克复饶州，杀贼三千，焚船百余”，使吴锡光等得以超生。义宁州失陷，主要系当地土匪所为，而吴锡光“骄矜散漫，仓促败亡”。陈启迈则谎奏其“鏖战竟日，杀贼千余”等。曾国藩说：“自军兴以来，各路奏报，饬胜讳败，多有不实不尽之处……然未有如陈启迈之奏报军情，几无一字之不虚者。”曾国藩惊呼：“兹风不改，则九重之上，竟不得知外间之虚实安危，此尤可虑之大者也。”
二是处处给湘军找麻烦。湘军败退江西以后，对从根本上扭转战局的确发挥不了什么作用了，这让曾国藩感到“惭愧无补”，但对江西而言就不是这样，用曾国藩的话说是“于江西则不为无功”。为保江西无虞，曾国藩命塔齐布所部扎营在九江，堵防着太平军在陆路上的主力；曾国藩自己驻扎在南康，堵防来自长江上的太平军水师；罗泽南则驻防饶州，确保东路安全。曾国藩不禁发问：“此军何负于江西？”可即便这样，从陈启迈的嘴里仍旧难说出一个“好”字，仍旧不买曾国藩的账，照样“多方掣肘，动以不肯给饷为词”。那么，是不是曾国藩所部支出太多，江西藩库没有能力承担了呢？曾国藩算了一笔账，并上奏咸丰帝道：“臣军前后所支者，用侍郎黄赞汤炮船捐输银四十万两，奏准漕折银数数万，皆臣军本分应得之饷，并非多支藩库银两。”可话说回来了，就是把江西的钱都花了，那也是国家的钱、皇上的钱，也绝对不是你陈启迈私有财产啊？有什么理由“迭次信函，皆云不肯给饷”？曾国藩向咸丰帝诉苦道：“臣既恐无饷而兵溃，又恐不和而误事，不得不委屈顺众。”
三是朝令夕改，反复无常。清咸丰五年(1855年)四月二十七日，罗泽南部攻克广信府，实现了曾国藩“扼浙之吭嗌”的计划，在长江南岸东路争取了先手。按照曾国藩的设想，准备调罗泽南乘胜折回饶州都昌，与水师会合，联手攻取湖口。而陈启迈则没有曾国藩“三省全局”的大局观念，往往置全局于不顾，仅仅就考虑自己那一亩三分地的利益，处处跟曾国藩唱反调。一会儿调罗泽南去守景德镇，一会儿又调罗泽南回防南昌。出于维护团结的目的，对陈启迈的抽风行为，曾国藩“均已曲从之矣”。可陈启迈并没有感觉，仍然恣意妄为。就在罗泽南刚刚回防南昌之际，陈启迈马上调罗泽南去助剿义宁，曾国藩回函表示同意。罗泽南刚刚起身，陈启迈突然致函曾国藩，要调罗泽南前往湖口，曾国藩又复函答应了。可陈启迈再次致函曾国藩“忽有仍调义宁之信”。这一下，始终也没有个准主意的陈启迈，把曾国藩的全盘计划彻底打乱了。曾国藩气愤地上奏道：“朝令夕改，反复无常，虽欲迁就曲从而有所不能。”
这还没完。陈启迈不仅在调兵方面反复无常，在重建水师问题上同样说了不算，算了不说。
清咸丰五年(1855年)二月，曾国藩与陈启迈商量江西重建水师的问题，计划改造十余艘旧船，招募千名水勇，目的是“以固本省鄱湖之门户，以作楚军后路之声援”。这个想法，与陈启迈正月间给皇上的上奏内容基本上是一致的，陈启迈对与曾国藩共同商议的结果也“深以为然”，并同曾国藩一起会衔“札委”南河候补知府刘于淳“董理其事”。接到札委后，刘于淳便立即行动。就在刘于淳“业已兴工造办”之时，突然接到陈启迈的命令，说什么江西本省没有必要设立水师，马上停止造船。面对陈启迈的这一决定，曾国藩没有说什么，而是“顺而从之矣”，乃令札刘于淳另设船厂，供己之用。就在这时，刘于淳忽然接到陈启迈命令，要取走厂内的船只交给吴锡光新募的水军使用，同时命令刘于淳再建造十五艘船，刘于淳一一照办。等船造好了，陈启迈却批饬：“不复需用。”陈启迈的出尔反尔，把刘于淳彻底弄傻了。曾国藩怒奏曰：“倏要船，倏不要船；倏立水军，倏不立水军。无三日不改之号令，无前后相符之咨札。不特臣办军务，难与共事；即为属员者，亦纷然无所适从。”
四是是非不分。湖南的平江、江西的义宁州是两个办团练较有成效的州县，不仅在抵抗太平军方面甚是得力，而且在捐资纳款方面也从不含糊。清咸丰四年，义宁州在与太平军的激战中屡获胜仗，且“捐款甚钜”。可是在事后陈启迈的保奏中却出现了咄咄怪事：出力的人没有得到奏保，捐资的人也没有得到奏保，所保的都是“各署官亲幕友”。陈启迈的不公激起了民愤，义宁州的绅民怨声载道，在南昌城的街头巷尾贴满的大字报，言称因为保举不公，所以要解散团练。如果太平军再来，断不会捐钱、堵防。面对民怨，陈启迈“不知悛悔，悍然罔顾”。不久，太平军再取义宁，守军抵挡不住，请求陈启迈派兵增援，陈启迈没有理那个茬儿。结果，在困守二十天后，义宁州失陷。因为宿仇，太平军一次就杀了义宁练勇数万人。面对惨状，“百姓皆齿于巡抚保举不公，致团练散而罹此惨祸也”。
此外，曾国藩还列举了陈启迈颠倒黑白、包庇恶人、陷害无辜等劣迹。
曾国藩在奏折的最后说：“臣与陈启迈同乡、同年、同翰林，向无嫌隙。在京师时，见共供职勤慎；自共事数月，观其颠倒错谬，迥改平日之常度。以致军务纷乱，物论沸腾，实非微臣意料之所及。”④
咸丰帝读完曾国藩的奏折后吃惊非浅。让他没有想到的是，在国家岌岌可危之际，身为地方大员的陈启迈竟然如此昏聩，劣迹斑斑，拿大清的江山当儿戏，这还了得？当即下旨，将陈启迈革职查办。可怜年近知天命的陈启迈，用大半生的心血好不容易才熬来的巡抚高位，就这样被曾国藩一纸奏折给断送了。现在，陈启迈是欲说无门，欲哭无泪，想买后悔药都没地方去买了。
孤家寡人
得力大将死的死、走的走，只剩下一个仰天长叹的曾国藩。
曾国藩及其湘军退守江西后，虽咬牙坚持，困兽犹斗，但胜败参差，始终也不能从根本上扭转军事上的被动局面。清咸丰五年(1855年)四月初八日，太平军分成几股打进江西境内，攻陷了义州，南昌城闻讯赶紧戒严。义州失守，受到关联的不仅仅是一个南昌，就连湖南“亦有东顾之忧”。因为义州与湖南平江、浏阳近在咫尺，太平军有从“此路窥伺长沙”之想。
曾国藩对局势看得很清楚，如果不能迅速消除义州这个心腹之患，那么三面受敌的湖南就“万难支持”了。虽然调罗泽南急赴义州进剿，但能不能“急急克复”，“以绝两省腹心之患”，曾国藩的心里也没有什么底。只能慨叹：“大乱之弭，岂尽由人力，亦苍苍者有以主之耳！”⑤
形势不容乐观，曾国藩不能不有所作为。清咸丰五年(1855年)六月十三日，曾国藩派水师出击徐家埠，并委派知县李锟带领陆勇协同作战，烧毁太平军战船八十余艘，获得小胜。水师本欲乘胜拿下卡壩、梅家洲，却出师不利，以伤亡数十人的代价黯然收场。与此同时，塔齐布的陆营倒是比较顺利，在新坝击溃太平军，获得胜利。
就在曾国藩于江西苦苦挣扎之时，湖北局势骤然恶化。湖广总督杨霈兵败德安府，逃奔襄阳。咸丰帝一怒之下，将杨霈革了职。
对于杨霈的结局，曾国藩颇不以为然，因为他早就看出杨霈难得善终。不用说别的，就看杨霈手下的那些鄂勇一触即溃、趁乱抢劫粮台的恶行，就知道他必败无疑。《曾国藩年谱》就记曰：“鄂军在德安者屡败不振。”曾国藩甚至曾直接上奏咸丰帝说：“湖北兵勇不可复用。”
罗泽南没有辜负曾国藩的期望，先后击败梁口、乾坑、鳌岭、鸡鸣山等地的太平军，于同月十六日收复义州；萧捷三率水师击败太平军于鞋山；李元度破太平军于徐家埠，形势出现转机。
六月二十七日，湖南提督塔齐布赶到青山大营，与曾国藩会晤，共商“破贼”大计。两个人已经有半年多的时间未谋面了。生逢乱世，凶险难测，好友之间更多的只能是彼此的惦念，能够见上一面实属不易，不免感慨良多，有许多心里话要说。但身为将帅，曾国藩与塔齐布没有多余的时间可供两个人感叹叙情，而是把注意力专注于眼下的战事。可一谈到战事不顺，就不能不使两个人感到窝心，曾国藩曾言：“言及顿兵江境，劳师靡饷，上负主恩，下失民望，两人惭愤交集，哽咽难言。”⑥
对湘军来说，眼下最大的一个障碍就是浔城。因为太平军飘忽不定，驻守浔城的太平军忽多忽少，如果让塔齐布“分剿他处，则恐大营单薄，反为逆贼所乘；若令聚一处，则五千之众，久无成功，日对坚城，徒深胶着”⑦。而问题是，如果湖口的水师没有陆军的掩护，彼此“俱不可能得手”。奉命出击义宁的罗泽南能不能及时返回湖口还是一个未知数，这迫使曾国藩和塔齐布“不得不思所变计，以求有济于大局”⑧。
在纠结于浔城未破，而“顿兵已久，愤恨同深”的时候，曾国藩提出自己的想法，认为现在“宜移师东渡，会剿湖口，扫荡东流建德一带，长驱直下，期与下游芜湖之师会合”⑨。
塔齐布也提出了自己的建议，意思仍然坚持要打下浔城。他觉得自六月以来，湘军“攻城之具，增置完备，七月以内，即行大举攻剿，誓当力破此城，以雪积愤”⑩。如果拿不下浔城，七月底再移师东渡也不晚。
曾国藩采纳了塔齐布的意见。两个人还议定，曾国藩派三千平江勇攻打湖口，约定在七月十五以后，“两城同攻，水陆并进”，一举拿下如鲠在喉的浔城。
然而，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
刚刚还在青山大营与曾国藩“会商攻剿之策”的塔齐布，竟然于七月十八日突然“卒于军”中。
九江陆营专弁飞报曾国藩说，七月十八日辰时，塔齐布命令部队出营，向浔城发起攻击。可塔齐布人还没等出营，“陡患气脱之症，昏迷不醒”，竟然在两个时辰之后辞世了。
闻此噩耗，犹如一记晴空霹雳，使曾国藩“不胜悲愣”。
失去这员不可暂离须臾的股肱悍将，曾国藩悲痛欲绝自不待言，还于次日急赴九江，亲自料理塔齐布的丧事，并安抚营众。
塔齐布之死，令曾国藩仰天长叹，无限痛惜地奏报咸丰帝说，塔齐布身殁，“不独臣军失此名将，大损声威；即东南众望所摧，亦均恃为长城之倚”B11，并高度肯定塔齐布的功绩。
曾国藩说，塔齐布每次作战均一马当先，而命令兵勇跟随在他的后面，“不令出己之前”。如果别的营盘出现了危机，塔齐布就会毫不犹豫地“跃马驰往救援”。每次临战，塔齐布都会在不让其他将士知晓的情况下，单人独骑“相度战地，及察看贼营情形”。塔齐布曾屡次被太平军“狙伺追逼”而身陷险境，但塔齐布均能以弥天大勇，“从容御之”。曾国藩曾“迭次劝阻”塔齐布，身为主将，不应该这样不顾个人安危，屡次赴险。其他的将士也天天“谏止”。而塔齐布“气吞凶逆，不为怯惧”。就连曾国藩也不得不慨叹，塔齐布“屡濒危险”而“得免于难”，是因为“常有奇缘”，有老天庇佑。
曾国藩举出了几个塔齐布深陷危境而终能化险为夷的例子。比如湘潭之战，塔齐布遭到太平军的围攻，他竟然“纵马越墙得脱”；在崇阳、黄梅战役中，塔齐布虽然两次负伤，但“均以麾下易马扶去得脱”；小池口之战，大批的太平军甚至抓住了塔齐布的马尾巴，塔齐布临危不惧，“挥刀砍之”，“卒能纵横冲突，转败为功”，就连太平军众将士都“惊以为神”。上述这些令别人听来胆寒的经历，在塔齐布那里却像是家常便饭，往往“雍容恬退”。
曾国藩认为塔齐布不仅作战神勇无敌，而且“宅心仁厚”，爱兵如子。比如，他把自己所得的薪水银两，全部拿去犒赏了士卒；经常与兵勇们“絮语家事”，“亲如父子”。塔齐布不但对自己的兵勇爱护有加，就是对失去战斗能力的敌军也仁慈相待。在洪山之战中，大批的太平军被围逼溺水，其中有很多士卒是未成年的孩子。塔齐布一见不由大哭。遂命令“不杀幼孩”，并救起数百人，全部发给盘缠遣回原籍。
塔齐布以治军严明著称，尤其是不允许兵勇“骚扰民间”。如果谁要敢违反，“秋毫必罚”。塔齐布的所作所为，堪称湘军的典范。
塔齐布之死，不独使曾国藩心肺痛彻，而且“军士、百姓，同声悲泣”，“远近官绅，并深惊悼”。
曾国藩请求咸丰帝“交部从优议叙”塔齐布，并“吁恳天恩”，准予在塔齐布“为功甚钜”的湖南长沙建立专祠，“以慰忠魂，而洽民意”。
屋漏偏逢连夜雨。
正当曾国藩因失去塔齐布而久久不能自持，料理善后之时，同月二十四日再传噩耗：水师营官游击衔、湖南都司萧捷三阵亡。萧捷三就是突入湖口而被困在鄱阳湖的那位“忠份内蕴”的骁将。曾国藩又急忙赶回青山水师大营，安抚那里的水师。
这是一个阴霾重重、祸不单行的七月。连失塔齐布、萧捷三两员悍将，使曾国藩痛心疾首，深陷愁苦而难以自拔。然而战局胶着，胜负难料，所以又不能不强打精神勉力支撑。心理和身体上的双重压力，令曾国藩疲于奔命，心力交瘁。
但让曾国藩稍感心安的是，在罗泽南等诸将的努力下，江西的局势似乎正在向好的方向发展。
先是罗泽南于七月十五、十六日“迭次大胜”、克复义宁。义宁“居万山之中形势险阻”，且“地连湖北湖南”，“一隅不靖，三省戒严”。所以，罗泽南拿下义宁，关系到“数省大局”，曾国藩认为罗泽南“为功甚伟”。接着，湘军水陆大军协同作战，兵发湖口，亦“累获胜仗”，“已和县城，湖内贼船焚烧将尽”。
然而，江西的局面，并没有因湘军获得几次小规模的胜利而发生根本性的转变，与太平军的拼杀始终陷于胶着状态。被困江西、“无能补益全局”的曾国藩，殚精竭虑，“用心尤甚”，苦思破局之策，其他众将也在积极思考，渴望打破眼下的僵局。其中，湘军大将罗泽南就是一位典型代表。罗泽南上书曾国藩，阐述自己的观点。
罗泽南认为，影响东南大势的关键在于武昌，能够得到武昌，就可以控制江西、安徽，尤其是江西也就有了“屏蔽”。
如果像目前这样继续株守江西，“如坐瓮中”，虽然每天与太平军殊死拼杀，但“无益大局”。请求率部由义宁起兵，进攻崇阳、通城，从而“进援武昌”，“引军东下，以取建瓴之势”。而后，内湖的水师与外江“声息可通，进攻九江，始有把握”。现在，只要留下周凤山一支部队驻守江西“以缀贼势”，必须等到克复武昌之时，大军才能“全注九江”，到那个时候，“东南大局乃有转机”。
罗泽南讲得头头是道，曾国藩“深韪其言”——非常认可他的意见。
湘军兵发湖口，再次试图攻取太平军“坚拒”的下钟山营垒，但没有取得预期效果。水师也在攻击梅家洲时惨遭大败。这令曾国藩和湘军很郁闷。
兵机不顺，罗泽南坐不住了。
七月二十九日，罗泽南单人独骑，驱程六百余里至南康大营，当面向曾国藩进言，指出目前战事的利弊，继续阐述自己的破局之策。
其实，在江西的太平军势力并不大，仅仅就坚守在九江、湖口两城和梅家洲、下钟山两座营垒。然而，由于这些城池、营垒“坚踞不可攻”，所以湘军久攻不下，被迟滞在江西而不能自拔。
罗泽南强调，在目前这种情况下，驻扎在湖口的水陆大军“但当坚守”，不应该屡次主动发动攻击，以“顿兵损威”，尤其是水师更不应该轻举妄动，“仍当俟江汉上游攻剿有效，以取建瓴之势”。
曾国藩采纳了罗泽南的建议，并从九江大营抽调了一千五百人交给罗泽南，会同罗泽南原有的三千五六百兵勇共计五千兵勇，由义宁开始了“进剿”之路。
罗泽南赶至南康献策之时，正巧刘蓉也在那里。
对局势心知肚明的刘蓉对曾国藩说：“公所赖以转战者，塔、罗两君。今塔公亡，诸将可恃独罗公，又资之远行，脱有缓急，谁堪使者？”B12
刘蓉的意思再明白不过了——曾国藩转战疆场，所依赖的就是塔齐布、罗泽南两位大将。现在塔齐布已经亡故了，就剩下一个罗泽南。如果再放走了罗泽南，一旦有什么变故，还能指望谁呢？
刘蓉的问题，直接触到了曾国藩的软肋。
对于罗泽南的进言，曾国藩与刘蓉的想法基本一致。
早在罗泽南没有克复义宁之前，曾国藩就在家书中说，“如义宁能攻破，恐罗山(泽南)须回湖南保全乡梓，则此间又少一枝劲旅矣”。而眼下的局势，又让曾国藩无法拒绝罗泽南的建议。
曾国藩咬着牙对刘蓉说：“吾固知其然，计东南大局宜如此。今俱困江西无益，此军幸克武昌，天下大势犹可为，吾虽困犹荣。”B13
曾国藩的这番话说得很无奈，支持罗泽南远征，无非就是希望能够改变一下不利的战局，其实也是拿死马当活马医，乃是不得已而为之。
刘蓉与郭嵩焘一起与罗泽南话别。
刘蓉对罗泽南说，江西现在三面“距贼”，如果你的部队再走了，江西“必不能支”，你有什么主意？
罗泽南回答道，曾公所率领的水师“幸还能自立”，只能留下曾公一个人在江西，除此之外，并没有什么两全其美的办法。
郭嵩焘说，曾公所考虑的是“有益于天下大局”，他把自己的安危看得轻如鸿毛，他这样做，不是从今天才开始的。
罗泽南感慨地说，如果老天爷没有抛弃大清的话，“此老必不死”。
三个人相与叹息而别，既无奈又悲切。
这边刚刚按下了葫芦，那边又起来了瓢。
江西的形势尚未好转，湖南又传来噩讯。太平军大举进攻湖南，致使湖南“四境皆有贼氛”，而且已经攻陷了郴州，“逆焰尤盛”。
湖南巡抚骆秉章急了，急忙奏调罗泽南返湘回剿。
罗泽南业已踏上南征之路。曾国藩希望罗泽南能够旗开得胜，实现“由崇、通以捣武汉”的战略构想。如果顺利的话，从大的方面来讲可以“裨于大局”，而且还可以“保全乡梓”。
曾国藩一想到自己开赴南康已经五个月了，而久久“不能打出湖口，仅能保全江西，无能补益全局”，不禁“胶着难名”。
塔齐布死了，萧捷三亡了，罗泽南走了，现在的江西，就只剩下曾国藩孤家寡人老哥儿一个。“当此乱世，黑白颠倒，办事万难”B14。在这生死存亡之际，曾国藩只好也只能一个人来面对所发生的一切风暴雷霆。
曾国藩的癣疾又犯了，“身无完肤，夜不成寐”，而且越来越严重。
死是最好的选择
面对蜂拥而至的太平军，曾国藩做好了死的准备。
时间并没有因为刀光剑影、血雨腥风而放慢脚步。相反，在生生死死的频繁交替中，往往让人觉得日子过得更快、更没有准备。
时间到了清咸丰十一年(1861年)。屈指算来，曾国藩率领着他的湘军与太平军的鏖战已经进行了七八个年头了，而且还在继续。太平天国运动仍然如烈火一般，在大清的东南半壁熊熊燃烧，势如燎原。《曾国藩年谱》记曰，截止到清咸丰十年(1860年)底，“东南寇乱方剧，惟秦晋差安，其馀各行省征战之事，纷不可纪”。这说明对于大清国来说，形势依然严峻如昨，难以乐观。是年隆冬盛寒，湘军与太平军双方处于相持阶段，暂时没有大的战事，彼此之间可以松一口气了。除此之外，没有大的变化。
如果说与以往相比，一定要找出些什么不同的话，那就是曾国藩已经年过半百，年纪越来越大了，身体越来越差了，他说自己精力日渐衰退，经常就像挺不住似的。然而官职却越来越大，担子越来越重了。此时，曾国藩已经身居两江总督高位，补授钦差大臣，督办整个江南军务，“任职崇高，控驭广远”，成为大清国江南“事权归一”的最高统帅。当年，曾国藩为了争取一个巡抚实职，曾煞费苦心而不可得。而如今，一人竟辖制江苏、安徽、江西三省并浙江军务，掌控着大清东南半壁，地位之高，权势之隆，为大清入关以来第一人，也标志着曾国藩人生进入到了鼎盛时期。然而，“历练已深”、屡经沉浮的曾国藩却没有了当年的盛心，“不以物喜，不以己悲”，似乎看淡了一切。“胸怀豁达，成败生死，不复计较，故不生烦恼耳”B1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