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曾国藩“历练已深”有人信，说他“胸怀豁达”也没人怀疑，但说他“成败生死，不复计较，故不生烦恼耳”却说早了，说过了。因为，一场生死劫难即将发生，曾国藩不仅颇为计较，而且几乎死难。
事情的起因，不能不从曾国藩痛失李续宾说起。
清咸丰八年(1858年)六月，太平天国翼王石达开率军出走，向浙江发起进攻。此时，名为在家丁父忧、实为与咸丰较劲、讨要巡抚实权的曾国藩，突然接到了咸丰的上谕，命他再度出山，救援形势危急的浙江。早已因矫情而失宠的曾国藩，正为自己的愚蠢而悔青了肠子，现在终于有了出头的机会，便二话没说，马上答应遵旨行事，并向咸丰帝表白：“臣才质凡陋，频年饱历忧虞，待罪行间，过多功寡。伏蒙皇上鸿慈，曲加矜宥！惟有殚竭愚忱，慎勉襄事，以求稍纾宵吁忧勤！”B16意思是说我曾国藩啥也不是，感谢皇上给我机会，我一定好好干。
由于石达开进攻浙江门户衢州受挫，便转攻福建、江西，所以曾国藩援浙并没有成行，而是滞留在江西，准备奉旨改援福建。
石达开出走后，太平军调整部署，前军主将陈玉成部攻取庐州，然后与后军主将李秀成会师大败清军于乌衣、江浦，然后一举击破清军威胁天京的江北大营。
咸丰帝闻讯后坐不住了，害怕太平军北进，威胁他的京师老巢，便不顾实际情况，在十天之内连下七道谕旨，命令湘军李续宾部驰援庐州，不料却正中太平军的下怀。
几年来的较量，太平军已经把湘军看成自己的心腹大患，头号劲敌。打破清军的江北大营以后，太平军两大重要将领陈玉成、李秀成已经可以腾出手来，准备从容地对付湘军这个宿敌了。
最先看到这种危机的是曾国藩。他不由在心里为李续宾捏了一把汗。
李续宾，号迪安，生于公元1818年，与曾国藩同为湖南湘乡的老乡。贡生出身，为罗泽南最得意的弟子。清咸丰二年，李续宾协助老师罗泽南在当地募勇，于次年至长沙，追随曾国藩开始其短暂的戎马生涯，自此成为曾国藩的嫡系中的嫡系，精锐中的精锐。
被曾国藩称作“含宏渊默，大让无形”的李续宾，能征惯战，战功卓著，几乎参加了湘军创办以来的所有重要战事，并在曾国藩的屡屡奏保之下而不断晋身。
公元1854年，李续宾擢知县；继而参与攻取湖北崇阳、咸宁、武昌等重大战役，擢升为知州；田家镇战役后，李续宾升任安庆知府。此后，仍然跟随曾国藩东挡西杀，晋为记名道员。公元1856年，湘军开创者之一的罗泽南辞世，李续宾接手其军，成为湘军一线的将领。同年十二月，李续宾协同胡林翼、杨载福等破武昌、取大冶、下兴国，授记名按察使。不久，李续宾相继参与了打得安、困九江、取广济、夺小池口、战湖口、梅家洲等恶战，晋升为主管一省财赋、地方官考绩的浙江布政使。公元1858年再陷九江后，加巡抚衔。李续宾由一名贡生到从二品高官，仅仅用了六年的时间。这一是说明了李续宾军功之著，二是说明了曾国藩奏保之力。
对于李续宾来说，打仗就像喝凉水那么容易。可现在的主要问题并不在于李续宾能不能打，而是要看他的部队是不是能顶得住。
早在清军的江北大营与陈玉成、李秀成鏖战之时，李续宾便奉命策应，乘虚攻取了安徽太湖、潜山、桐城、舒城，并向太平军的粮饷重地三河镇发起攻击。
三河镇位于庐州南部五十余里的地方，不仅是太平天国最重要的钱粮等物资供应地，堪称太平天国的经济命脉所在，而且地处咽喉，向北直逼庐州，向南威胁安庆，战略地位显著。
三河镇那边一告急，洪秀全就接到了陈玉成的奏报，马上命陈玉成、李秀成两大太平军主力联袂杀奔三河镇。这样一来，孤军冒进的李续宾所部立刻陷入危急之中。
此时，李续宾所部不仅长途奔袭，鞍马劳顿，而且势单力孤，手里只有区区五千兵马。但在咸丰帝催逼之下，李续宾不敢抗旨不遵，他早已没有了退路，只能咬牙挺着，向咸丰帝表示，即使拼了命也要报答皇上的“恩遇”。悲剧由此拉开了帷幕。
由于湖北方面拒发援兵，李续宾只好孤军作战，血拼三河镇。湘军以伤亡上千人的代价，连续攻克了三河镇外围的九座堡垒，但并没有最终攻克三河镇。
形势在瞬息万变。
一方面，三河镇内的太平军守军踞城待援。另一方面，陈玉成的援军日夜兼程赶来增援，抢占三河镇东南方的白石山和西南方的金牛镇，对李续宾部形成了反包围，并截断了其后路。与此同时，李秀成的援兵也接踵而来。更要命的是北面的捻军也掺和进来了，与庐州守军一起南下，掐断了舒城湘军的驰援之路。一时间，李续宾所部被太平军、捻军十数万大军团团围困而深陷重围，想撤退已经来不及了。
清咸丰八年(1858年)十一月十四日，陈玉成率部杀来。困兽犹斗的李续宾与陈玉成血拼在一起。太平军前锋遇挫而退。李续宾部乘胜追击。
次日黎明时分，适逢大雾弥漫。李续宾所部越过了陈玉成大营。陈玉成率部从后面杀出，湘军大败。李续宾闻讯前来救援。此时，驻扎在白石山的李秀成所部杀将过来，而三河镇内的太平军也趁机杀出，李续宾所部四千多人马顿时陷入绝境。
惨烈的战斗，从黎明一直持续到深夜。
曾国藩在事后给咸丰帝的奏折中描述道：“我军四面被围……贼踞其垒，断我军去路。”B17
部属苦劝李续宾“突围退保”，遭到李续宾断然拒绝。李续宾说，我身经百战，每一次出征都没有指望还活着回来。今天“固必死”。“此有不愿从死者，请各为计”——有不想死的，你们自己想招儿吧。众员弁“皆跪泣”不愿离开，表示愿意跟随李续宾同生共死。李续宾“具衣冠望关叩首”。
二更时分，李续宾“怒马直出”，冲向了战场。最终，李续宾战死疆场。与之一起殉难的还有曾国藩的弟弟曾国华及六千余人，几乎全军覆没。
此役，既让曾国藩痛失股肱，尽失精锐，使湘军“元气尽伤”，同时败出安徽。
闻讯后的曾国藩“悲恸填膺，减食数日”。由此，曾国藩对陈玉成、李秀成等心怀大恨，发誓要为爱将和弟弟报仇雪恨。
也是冤家路窄。清咸丰十年(1860年)初，湘军准备进攻军事重镇安庆。曾国藩与陈玉成、李秀成两位老冤家终于将在诡异的祁门兵戎相见，一决生死。
清咸丰十年(1860年)一月，曾国藩以四路大军扑向安庆。开始时，进攻颇为顺遂，仅潜山一战，太平军就损失了两万之众。同年六月十一日，曾国藩开进安徽祁门，“以窥安庆”。
祁门，位于安徽的西南部，沿江环山，地理位置很重要。曾国藩看重这里，主要是有三个方面的考虑。一是进可攻。在祁门可以“东以联张芾徽州之声援”，攻打芜湖，威胁天京。二是退可守。“西以保江右饶州之门户”。三是还可以策应围困安庆的曾国荃。
曾国藩等一干人马甫至祁门，坏消息就一个接一个地传来，打破了曾国藩的计划。
先是太平军攻陷了祁门东面的宁国府，守将死难。接着，被曾国藩派到徽州接办防务的李元度，仅仅到任十天就丢了徽州。气势如虹的太平军洪水般扑向祁门。一时间，“贼趋祁门甚急”。至同年底，湘军与太平军互有胜负，势成僵持。就在曾国藩苦寻破局之策而不得的时候，京师又出了事。
此时，正逢第二次鸦片战争。英法联军在无理要求得不到满足的情况下，悍然攻占大沽口、塘沽，进而侵占天津，攻打北京。咸丰帝被迫逃往热河避难。
京师危急，圣上有虞，这是天大的事。曾国藩与胡林翼赶紧上书请求进京勤王护驾。
就在曾国藩等“日夜筹商北援之策”时，传来了咸丰帝的饬谕。
咸丰帝，说安徽南北情况都很吃紧，你们一旦北上，难保太平军不乘虚“窜扰完善之区”，从而拒绝了曾国藩等进京的请求。
咸丰帝不顾个人安危拒绝勤王护驾的举动，令曾国藩等不解。后来才知道了事情的原委。原来，大清国既没有与外侮抗战的本钱，更没有拼个鱼死网破的决心和勇气。在强虏面前，咸丰帝最终选择了投降，同意与英法联军签订了不平等的条约。既然选择了苟且偷安，自然也就无须什么勤王护驾了。
进入清咸丰十一年(1861年)，太平军尽管屡次受挫，但攻取祁门之心不泯。
见一时难以攻克祁门，太平军遂调整部署，以全部的精锐攻陷了江西的景德镇，“冀绝官军饷道”。
这是一招妙棋。曾国藩光想着攻打太平军，却忽略了自己的后路。情急之下，曾国藩只有迅速拿下徽州，“可通浙江之米”这一条路可走了。
同年三月，曾国藩派九千之众，分两路进攻徽州，并亲赴徽州西南的休宁督战。然而，在太平军的坚决抵抗下，湘军一再遭受挫败。因为景德镇失守，湘军失去后援，太平军得以空出手来，从四面八方包围祁门、黟县、休宁三个县的湘军，并截断其粮道，使曾国藩的湘军“有坐困之势”。在这种情况下，曾国藩也没了主意。与各军统领、营官商量，最终的结果仍然是只有“力攻徽州，以图克复”这一条路可走。曾国藩紧急致函左宗棠等，命他们夹攻景德镇，以减轻皖南的巨大军事压力。
三月十二日，曾国藩亲自督战湘军再攻徽州。
太平军不仅顽强抵抗，而且还毅然杀出城外，来了一个反突击，打了湘军一个措手不及。一败涂地的湘军连夜败回休宁。
坐镇休宁的曾国藩，是于当夜四更时分得到湘军溃败消息的。消息称当晚二更时分，湘军遭到太平军偷袭，“官军惊溃，已奔回休宁城下”。
闻此噩耗，曾国藩不由睡意全无，“忧灼之至”。立即披衣起床，一直坐到天明。尽管四处打探，但最后也没弄清损失的确切数字，其混乱程度堪与湖口之战相比。曾国藩不由“浩然长叹”，“老怀尤觉难遣”，慨叹“不知天意如何”。
十三日一大早，曾国藩就起了床，继续打听徽州挫败的具体情况，仍然没有确切的消息。一直到上午辰时，曾国藩才接到准确的报告。
据报告称，在进攻徽州的二十二个营中，有八个营被太平军彻底击溃，其他各营也伤亡近百人。令曾国藩想不到的是，太平军并没有以击溃围攻徽州的湘军为目的，反而乘胜追击，直扑休宁而来，这令曾国藩“闻警愤甚”。
到下午的时候，情况已经十分危急。
面对从四面八方扑来的太平军，曾国藩感到了情况的严重，“旦夕恐蹈不测”的事儿即将发生。想到这儿，曾国藩提笔给自己的兄弟、儿子分别写信，用曾国藩的话说“略似写遗嘱之式”B18。
在写给曾纪泽、曾纪鸿的书信中，曾国藩说：“余自从军以来，即怀见危授命之志。丁、戊年在家抱病，常恐溘逝牖下，渝我初志，失信于世。起复再出，意尤坚定。此次若遂不测，毫无牵恋。”B19而“毫无牵恋”的原因，曾国藩说自己“贫窭无知”而竟然“官至一品，寿逾五十，薄有浮名，兼秉兵权”，按理说已经没有什么可遗憾的了。要说还有嫌隙的话，那就是在“古文与诗”两个方面。曾国藩自认为在这两个方面“用力颇深，探索颇苦”，而没有实现“介然用之，独辟康庄”的理想。另外一个就是“作字”，即书法。“三者无一所成，不无耿耿”。至于带兵打仗，曾国藩坦言并非他的长处，虽“屡有克捷”，但“已为侥幸”。所以，曾国藩希望自己的儿子长大以后“且不可涉历兵间”，因为“此事难于见功，易于造孽，尤易于诒万世口实”B20。
曾国藩说：“余久处行间，日日如坐针毡，所差不负吾心，不负所学者，未尝须臾忘爱民之意耳。近来阅历愈多，深谙督师之苦。尔曹惟当一意读书，不可从军，亦不必作官。”B21
曾国藩在重申了他一贯的“教子弟”的“八本、三致祥”和安身立命的“劳”“俭”二字后说：“吾当军事极危，辄将二字叮嘱一遍，此外亦别无遗训之语……”B22
在这封家书中，我们除了可以看到曾国藩对儿女的殷殷舐犊之情外，还可以看到他已经充分做好了死的准备。此时此刻，对尝尽了当官之苦、做人之苦、督师之苦的曾国藩来说，一死了之未必是痛苦难抉的，而可能恰恰是他脱离苦海的一条捷径。“死即瞑目，毫无悔憾”——曾国藩在给弟弟们的家书中说得更直接，更直白。
天不灭曾国藩。就在曾国藩及湘军即将遭受灭顶之灾的时候，左宗棠从天而降，在其他部属的协助下，危急得以解除。年逾五十的曾国藩再一次与死神擦肩而过。
再登险途
剿捻之路吉凶莫测，曾国藩预判那是一条不归之路。
拿人钱财，替人消灾；食皇家俸禄，当为国尽力——在获得利益的同时，也被不可推卸的责任与使命所约束。这是古往今来概莫能外的公理。
剿灭了太平天国的曾国藩，虽然功高盖世，位极人臣，但仍然要受皇上的驭使，没有什么人身自由可言，原因也就在这里。
清同治四年(1865年)，曾国藩又获得了一连串的重量级的赏赐，比如赏加太子太保衔，赐封一等侯爵，世袭罔替，并赏戴双眼花翎等。这在别人的眼中，恐怕连其中的一样都是可望而不可求的。
曾国藩虽然已经官居一品、入阁拜相，登上了人生的顶峰，朝野上下无不艳羡，但他本人却把这些身外之物看得很淡。他在谢恩折中说，自己“德薄才庸”，所作所为“无裨时局”。至于他本人所荣获的“罕觏之容”“非常之宠”，并非他“一手一足之劳”，而靠的是“同泽同胞之力”。这些话，既可以认为是曾国藩的谦虚，也可以认为是曾经沧海后的淡定。
清同治四年(1865年)四月二十一日，曾国藩接到廷寄，同治帝在他的一等侯上又增加了“毅勇”二字，荣耀越发尊显。曾国藩仍然表现得十分淡定，甚至还有一些忧郁。他在当天的日记中写道“日内正以时事日非，惄然不安，加此二字，不以为荣，适以为忧”。因为曾国藩深知，权力越大责任愈重，地位愈隆则忧心愈剧。对“欲以取之，必先予之”以及“欲擒故纵”之计颇为熟烂的曾国藩知道，世上绝对没有免费的午餐，皇上也绝对不会平白无故地一味赏赐。“毅勇”二字难说是福，说不定就是祸根。曾国藩以身体不爽为由，闭门谢客，对前来祝贺的文武官员一律拒而不见。
果不其然，锡封“毅勇侯”不到一个月，曾国藩就接到了同治帝的上谕，命令身上的硝烟尚未散尽，衣襟上的血迹尚为擦干，身体孱弱、须发皆白、已经五十五岁的曾国藩重新披挂上阵，赴山东与势头正旺的捻军作战。曾国藩“深为悚惧”，心里一点底都没有。
捻军转自于捻党。“捻”为淮北方言，一捻就是一群、一组、一部分的意思。捻党为清代中叶反清的结社组织，最早可以追溯到清康熙年间。发源于淮北淝水和涡河流域，其主要成员多为贫困农民、手工业者。十九世纪中叶，在太平天国运动的影响下，举行抗清起义，转化为捻军，成为北方与太平天国运动遥相呼应的最重要的农民起义军，鼎盛时期，人数曾达十万之众。公元1857年，捻军接受太平天国领导和封号，蓄长发，受印信，使用太平军的旗帜，但听封不听调，保持自己独立的组织和领导系统。
命曾国藩再次挂帅出征，并不能说同治帝对他缺乏怜惜，而实在也是无奈之举。
尽管清廷“剿捻”从未停息过，但因为有南方太平军的牵制，大清的统治者没有力量来对付捻军，而只是以控制为主，希望捻军别作出太大的妖来就行了，待日后再采取霹雳手段。让清廷想不到的是，太平天国运动失败后，捻军的势力非但没有受到什么影响，反而与太平军的余部会合，“贼势益张”，尤其是总数约十万余人的捻军，主要活动的区域是广大的中原地区，而这里是大清的心脏所在，其对京师的威胁远甚于当时的太平军。
以骑兵为主的捻军机动性高，战斗力强，经常给予清军以致命的打击。尤让清廷痛悔是同年四月二十四日，捻军在山东曹州设伏，竟然击毙了大清国最善战的名将之一、忠亲王僧格林沁，生生折断了大清一条臂膀。同时，河南的捻军乘势东进，“南逼清淮，北跃兖沂，欲近黄河”。一时间，京畿堪虞，“远近人心，为之惶骇”。同治帝看得很清楚，如不再予捻军以毁灭性的打击，非但京师难保，就是大清的江山也难说无虞。
大清国也同历朝历代一样，别看养了满朝的文武，吃俸禄拿工资的人不少，而真正能临事堪大任的却没有几人，特别是智勇双全、能统兵打仗的帅才就更是寥寥了。现在，“忠勇绝伦”的僧格林沁死了，唯一能指望的就剩下曾国藩。所以，不管曾国藩本人身体状况如何，只要他还能喘气，同治帝就只能借助他“剿灭”太平天国的余威和“曾剃头”这个令人胆寒的名号，与捻军做殊死一搏，以挽大清危局。
曾国藩就是在这种背景下临危受命，再跨雕鞍的。
同治帝在两天之内连发三道寄谕，“严饬”曾国藩迅速启程，“星夜出省，前赴山东督剿”，“保卫畿疆”，但曾国藩颇为踌躇，没有立刻允命。
那段时间，金陵出奇的热，加上同治帝不断地催逼，弄得曾国藩很上火。曾国藩在日记中写道：“因天气奇热而北征之事茫无头绪，此心焦急，若不能自主者。”B23
在反复“筹思”之后，曾国藩上了一道《遵旨赴山东剿贼并陈万难迅速情形折》，将种种“万难”，向同治帝“缕晰陈之”。
曾国藩万难“迅速”的理由主要有三条，均与时间有关。
一是募勇需要时间。打下金陵后，湘军裁撤殆尽，只剩下三千人作为曾国藩的护卫。另外还存在楚勇忌讳远离故土，“不愿北征”的可能。曾国藩对此表示自己“不复相强”。如果另募新勇的话，则需要三四个月“乃训练成军”。所以不可能立刻启程。
二是练骑兵需要时间。湘军的优势在于水陆并进，互为依存。而捻军则以骑兵为主，流动作战。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跑，机动性很强。在黄淮大平原上作战，步兵是根本无法与骑兵相抗衡的，水师就更派不上用场了。即使有“贲育之勇，亦将不战自靡”。如果要争取主动，就必须放弃已有的优势，改变业已形成的传统战法，“忝练马队”，大打骑兵战。而要训练一支这样的骑兵部队则不是一朝一夕的事儿，需要相当的时日。
三是办水师需要时间。同治帝最关心的就是不能让捻军渡过黄河天堑，威胁京畿的安全。这也是曾国藩最关心的事儿。因为曾国藩看得很明白，如果自己出山“剿捻”不力，捻军一旦渡过黄河的话，则朝野上下必定“手忙脚乱，万目悬望，万口讥议”，那么他就会成为众矢之的，“难乎免于大戾矣”。而要防止捻军北上，主要的手段就是要守住黄河天险。曾国藩认为“防河之策，自为目前第一要义”。要依靠黄河天险就必须建立黄河水师，而“黄河水师办成，畿辅可永无捻匪之患”。水师要达到能够作战的水平，也需要四五个月的工夫。
总之，由于时间来不及，所以不一切都可能“迅速”。
此外，曾国藩还强调了一个“不能处处兼顾”的问题。僧格林沁剿捻一年有余，“周历湖北、安徽、河南、江苏、山东五省”，曾国藩说自己是“断不能兼顾五省”的，如果以徐州为根据地的话，就只能“办兖、沂、曹、济四郡”，“河南只能办归、陈两郡”，“江苏只能办淮、徐、海三郡”，“安徽只能办庐、凤、颖、泗四郡”。因为上述这十三个州府纵横千里，是“捻匪出没最熟之区”。曾国藩表示自己愿意把精力主要投入在这些地区，而其他的地方应该交给各省的督抚办理。最后，曾国藩说出了自己的无奈。曾国藩说，捻军“已成流寇”，且“飘忽靡常”，“宜各练有定之兵，乃可制无定之贼”。但现在“贤帅新陨，剧寇方张”，自己却不能“速援山东”，更“不能兼顾畿辅”，而曾国藩预测半年后，北路最重要的战事“莫如畿辅”，所以曾国藩建议保护畿辅当须“另筹防兵”。因为此言可能涉及推卸保护畿辅之责，所以曾国藩说自己的这个建议是“骇人听闻”，自然免不了受到朝野上下的“纷腾文章责备”。但是“筹思累日”，认为“非专力于捻匪最熟之十三府州，不足以弭流寇之祸”。
上完了折子后，曾国藩觉得还没有完全说明白，于是又补了一个《请另简知兵大员督办北路军务片》。奏称自己“精力颓惫不能再任艰巨”，而“近则衰态更增”。所说的那十三个府州自问是“能言而不能行之”，请同治帝派人督办北路军务，为自己减轻一些负担。
曾国藩以为自己的理由很充分，同治帝应该有所体谅。孰不知，就在他上奏的同一天，同治帝催兵的上谕又到了。
同治帝办事，不像咸丰帝“既让马儿跑，又不给马吃草”那样磨磨叽叽、抠抠搜搜的不讲究，而是实行责权利三结合，慷慨地赋予曾国藩全权。
同治帝诏曰：所有直隶、山东、河南三省绿旗各营及文武员弁均著归曾国藩节制，如文武不遵调度，即由该大臣指名严参。接着，同治帝的另一道圣旨又到了，催曾国藩“督率亲军轻骑就道兼程北上”，并饬令曾国藩“不可意存谦抑”，“致往返再有耽延”。
曾国藩一看全明白了，他说的那些话根本就没有用，同治帝压根就没打算给他准备时间。
事已至此，曾国藩已经毫无办法，只得从命。上书同治帝“收回成命”，立即出兵，但仍然坚辞“节制三省”。
同治帝给曾国藩的上谕很幽默，说曾国藩不肯节制三省，看得出他“谦抑为怀，不自假满”。但如果没有节制三省的权力，“恐呼应未能灵通”，所以告诉曾国藩“勿再固辞”。这和当年咸丰帝的做法正好相反。
同治帝的意见已经很明确，但曾国藩的“固辞”的态度也很坚决。
曾国藩深知“木秀于林风必摧之”的道理。出兵是没有办法的事儿，但节制三省的权力是死活不能接受的。
从表面上看，权大可以约众，其实可能就是祸根。曾国藩对此表示“深为悚惧”。所以，曾国藩虽然答应出兵，但仍要将“固辞”进行到底。直到有一天惹急了同治帝，斥责他妄图以拖延战报、不答复谕旨等拙劣的手段，来达到“借此获咎，冀卸节制三省仔肩”的目的，质问他如此行事，“何以仰副朝廷倚任之重？谅该大臣公忠体国之心，何忍出此！”B24同治帝的这番话，说得够严、够狠、够重。
按理说，就凭曾国藩的头皮，无论如何也是承担不起同治帝这样的严词厉色的，但曾国藩依然咬牙坚持，不肯就范。
清同治五年(1866年)五月二十五日，“精力日衰，不任艰巨，更事愈久，心胆愈小”的曾国藩，由金陵出发，再一次被迫踏上了征战之路。时年五十六岁。
谢幕很凄惨
无功而返，曾国藩觉得自己真的老了。
在与太平军的多年对垒中，曾国藩业已形成了自己的一套军事思想，对于战略战术、选将、用人、兵机、管理等，均有独到的见解。最终战胜太平军的巨大功绩，更使得曾国藩一举成名，成为清一代最伟大的军事家，他的军事思想被誉为攻无不取、战无不胜的法宝。对此，曾国藩本人似乎也很自得。面对新的搏杀，曾国藩心有定数，他决定把已经屡试不爽的战略战术，全盘搬到“剿捻”的战场上。孰不知，曾国藩的这个决定，使他走上了经验主义的险途。
“打仗不慌不忙，先求稳当，次求变化”是曾国藩军事思想中的核心所在。早在僧格林沁与捻军搏杀之时，曾国藩就初步认识到了捻军的行动规律与特点，为僧格林沁跟在“势亦飙忽”的捻军屁股后面，“日驰百数十里不息”的打法颇为担忧。这一点，就连身居大内的同治帝也看得很清楚，认为僧格林沁此法不妥，屡次饬谕他以“持重为戒”。曾国藩曾就此专门给同治帝写过一道密疏，请皇上下令让僧格林沁的部队“稍暇以养锐”。然而，没等曾国藩的密疏上奏，僧格林沁已经战殁。曾国藩的担忧，终于变成了难以挽回的现实。
有了僧格林沁这个前车之鉴，曾国藩自然要吸取教训，也就越发的“稳当”起来。
在给同治帝的奏折中，曾国藩阐述了自己要采取的“扼要设防，分道兜剿”的战略战术。这样做的目的，就是要实现“务使捻匪东出西没，皆不能出吾罗网之外，庶几彼劳我逸，致人而不至于人”B25的战略目标。同时，曾国藩对如何守护畿辅也提出了自己的见解。他认为畿辅有虞，自然应该调集各路人马急援，但以后就不要再这样做了。应该责成河北总督“另筹防兵”，“不可调南岸之师，往来渡黄，疲于奔命”。此外，河南、山东的重点地区由大臣督办外，其他地区，两省也要另筹防兵，“不可使剿捻之师追逐千里，永无归宿”。其实，曾国藩的想法很明确，他的以“有定之兵”，“制无定之贼”的战略战术，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稳扎稳打，步步为营，不打无准备之仗，牢牢把握战争的主动权。
在曾国藩看来，要对付捻军，这种战略战术是唯一的选择。因为，当时捻军的总兵力已达十数万之众，多以骑兵为主要作战力量，战略战术机动灵活，纵横驰骋在黄河以南，淮河、汉水以北数千里的广袤平原上，“分合不常，往来飙忽”，官军只能被动地跟在捻军的屁股后面，“或求一战而不可得”。更严重的是疲惫不堪的官军不堪一击。在溃败后，往往丢弃大批的“军火粟马”，悉数成为捻军的战利品和给养，是真正的“赔了夫人又折兵”，其情其景惨不忍睹。
甫至前线，曾国藩就按照自己的既定方针开始排兵布阵。他首先把四省十三府州分成四大战区，即以临淮为根据地的安徽战区；以周家口为根据地的河南战区；以徐州为根据地的江苏战区和以济宁为根据地的山东战区。四大战区均驻守重兵，备足武器、弹药、粮食，以逸待劳。这样做的好处是，“一省有急，三省往援”。由于后勤保障无虞，“庶几往来神速，呼吸相通”，“四路专泛之兵，颇敷广布”。除此之外，曾国藩还准备设立了一支机动部队，以配合四大战区作战。
确保粮饷供给无虞，始终是战争获胜的第一要义。为此，曾国藩采取了迥异于僧格林沁专赖陆路运输的做法，充分利用水运以保证后勤保障。具体是：周家口、临淮两军以淮河、颍河“为运道”，济宁、徐州两军以运河“为运道”。趁着水势丰盈，率先将粮食、枪支弹药等全部运抵四大战区，储存备用。曾国藩认为，不管在任何情况下，只要能确保后勤供给的话，四大战区就没有了后顾之忧，则“四省有首尾相应之象，而诸军无疲于奔命之虞；或可以速补迟，徐图功效”B26。
关于排兵布阵，曾国藩倒说得头头是道，但他的心里却是另一番景象。尚未与捻军接战，曾国藩就在家书中说“捻贼已成流寇，断难收拾，余亦做一日算一日而已”B27。有这样“当一天和尚撞一天钟”的思想作基础，想打胜仗也是枉然。
曾国藩这边正在厉兵秣马，准备与捻军开战，被称为“完善之区”的山西却先告了急。手心手背都是肉，哪里有恙都牵扯着同治帝的心。不管曾国藩这边准备得如何，同治帝一连下了几道上谕，饬令曾国藩赶紧派水陆大军“驰赴洛阳以西，扼要驻扎”，并指名道姓地要调名将刘铭传部前往。这一通瞎指挥，把曾国藩的鼻子都气歪了。开始时，曾国藩根本就置之不理，没有给予同治帝任何答复。
曾国藩消极怠工，让同治帝大为光火，严词斥责曾国藩“疲玩因循”，居心不良。
曾国藩只好上书同治帝，阐述拒绝执行圣命的原因。
曾国藩言之凿凿地说，河南战区的老营周家口，现在八面受敌，“最为扼要”，全仗着“人数较多，将略较优”的刘铭传扼守。如果把刘铭传调往洛阳以西，“反置劲旅于无用之地”。同时，曾国藩对捻军觊觎陕西、山西一说表示怀疑。他直截了当地说：我听说陕西“残破更甚于河南，似非该逆之所垂涎”。山西虽属完善之区，但因为有黄河天险，“似非该逆所能遽渡”。另外考虑到陆路的优劣、船炮的配置等问题，曾国藩得出的结论是：“刘铭传西去，窃恐无益于晋，而有损于豫。”B28
在拒绝援晋后，曾国藩的犟脾气又上来了，继续跟同治帝磨叽“固辞”之事。
曾国藩说：我已经三次上疏“固辞”，都没有得到批准。以我的能力水平，就是解决一个省的问题都“难专任”。但是我“受恩深重”，虽然交给我几个省“亦当通筹”。可是我私下里想了想，捻军现在的活动范围共分为三路，大约涉及八个省，我所说的十三府州，属于捻军的东路；黄河以北的直隶、山西两省及河南的一部属于北路；湖北、陕西两省及河南以南一部属于西路。从用兵的“缓急先后之序”来看，则东路最重，西路次之，北路又次之。从我的才识、所部兵力来看，即使就是东路这纵横千里的十三府州，“已嫌汛地太宽”，“动虞疏失”，实在是没有能力兼顾西路，更不可能“谋及”北路。现在皇上命我“兼顾晋省”，“一似三路之前截后追”，防为“剿捻”，这自然都是我应该办的。但是我哪有能力承担这样的重任呢？哪里有能力承担这样的责备？
曾国藩以僧格林沁为例，认为像僧格林沁那样贤德，那样“忠可以泣鬼神，勇可以回山岳”的悍将能臣，“剿捻”五年都没有取得成功。现在“捻匪”的马匹越来越多，而“时论”却“视贼愈轻”，好像几个月或在可以预定的时间里“可望肃清”，我怎么能“奏此速效”？我“自揣殚竭愚忱”，能在一两年内或可把东路这十三府州的局面逐渐地稳定下来就算不错了。至于“北路防河之法，西路督剿之方”，都不是我所能办到的了。对此，曾国藩提出一个建议，请同治帝“敕下九卿科道，八省督抚，会议剿捻事宜”，也就是搞联合行动，共同对付捻军。
与捻军交战之初，曾国藩的“以有定之兵，制无定之贼”的战略战术还是发挥了一定作用，取得了一些战绩。比如，刘铭传大败捻军于颍州；清军击败进犯徐州、丰县的捻军等。尤其是清同治四年(1865年)八月二十日，捻军图谋山东“膏腴之地”，曾国藩命潘鼎新部扼守运河，从江苏战区调集步兵、骑兵驰赴山东，调集安徽战区的部队接防徐州，并派出一部支援山东，调集周盛波部移驻河南战区的归德，留刘铭传部驻守周家口，用曾国藩的话说，此番调度达到了“东顾齐省，西顾豫省，中间兼顾徐州、临淮两处”B29，实现了曾国藩所谓“一处有急，三处往援，有首尾相应之像”B30的战略构想。但随着形势发生的不断变化，捻军改变了策略，以动制静、以变应不变的战略战术，应对曾国藩的以静制动、以不变应万变的战略战术，试图打破他“以逸待劳”之策。
按照曾国藩的战略构想，除了在四大战区驻守重兵扼守外，必须建立一支机动性很强的“游击之师”。从已有的经验来看，与捻军作战，没有这样一支机动部队参战，就难以“纵横追逐”，把握主动。而建立机动部队，首先就要有骑兵，可曾国藩手里恰恰就是骑兵太少，新募的马勇又“其数无多，其技尤劣”，这样的部队是不敢投入战斗、“驱之向敌”的。由于“久未办成游击之师”，曾国藩“自问尚无破寇之术”。曾国藩为此“日夜焦思，弥深愧悚”B31。
此时，同治帝又来瞎指挥，说河南的骑兵单薄，直隶的河防“渐松”，要把副都统安住所带的骑兵调给河南使用。这显然是同治帝对曾国藩专注山东防务，尤其是仅仅拘泥于十三府州的做法表示不满。按照同治帝的想法，曾国藩应该像僧格林沁那样与捻军“纵横追逐，使之不得休息”。而这却是曾国藩最忌讳的。
曾国藩据理力争，上书阐述自己的主张。他说自己之所以注重东路，是因为山东“北邻畿辅”，是天下的根本所在；“南邻江苏”，是粮饷器械的供应地，是部队的根本所在。捻军之所以注重东路，是因为山东的运河以北“平衍富饶”，不像河南、安徽那样难以解决后勤保障问题。如果不经过几次“痛剿”而重创捻军的话，那么捻军“断不能忘情于山东”。所以，曾国藩认为山东的问题一日不解决，就不可能驰援直隶，并希望把要调走的骑兵调回原处，同时要考虑增加一些步兵。至于河南的防务问题，一旦捻军有所动作，曾国藩表示自己将与河南的地方督抚协商行动，或者派安住的骑兵驰援，也会“添派大枝游击之师”参加会剿。
曾国藩所称的“大枝游击之师”指的就是刘铭传所部。曾国藩下决心把刘铭传部由固守之军，变成游击之师，遵照同治帝的要求，“随贼所向，跟踪追剿”。
开始时，包括同治帝在内，几乎所有的清朝统治者，没怎么把捻军当成一回事儿，即使损失了僧格林沁也没有谁在意。而刚刚剿灭了太平天国的曾国藩封侯拜相，威风八面，正是声名显赫、不可一世的时候，自然也不会把捻军放在眼里。试问，捻军还能比太平军更强大吗？比太平军更具战斗力吗？此外，清廷会剿捻军多年，基本上没有多大成效，那些参加会剿的官员没有几个跟同治帝说实话的，使同治帝很难了解捻军的真实情况，这也是他对捻军掉以轻心的主要原因之一。
待曾国藩与捻军交手后不由大惊，他发现与捻军作战，敢情和与太平军作战完全是两码事。如果说太平军是正规军的话，那么捻军就是游击队；如果说太平军作战还讲究点儿战略战术的话，那么捻军则完全是随心所欲，为所欲为。这大概就是清廷攻剿十年，而捻军却“奔突六省，久成流寇之症”的原因所在。
曾国藩上奏同治帝说，过去的那些奏报，“每多粉饰虚浮”，更有甚者“或无战事，而开单请奖”，不仅虚冒战功，而且欺君罔上，把同治帝蒙在鼓里。曾国藩检讨自己“剿贼”十个月而没有取得多大成效，为至今也没有找到有把握的“制寇之方”而“终夜以思，且忧且愧”。曾国藩力劝同治帝千万“弗轻视此贼”，应该“博取将才，求为可继，稽核奏报，戒其勿欺”B32。
清同治五年(1866年)，捻军进入河南、安徽境内，继续机动灵活地打击清军，迫使曾国藩部疲于奔命，穷于应付。
曾国藩认识到，捻军的目的就是要拖垮清军，然后歼灭之。所以，必须抓住主动权，再一味地这样被动应付下去肯定是不行了，难免有朝一日重蹈僧格林沁的覆辙。
除了曾国藩以外，同样认识到这个问题的还有刘铭传。
早在上一年，刘铭传就在进入河南查看地形之时，向曾国藩提过扼守东部沙河，“驱贼于沙河以南，以蹙其势”B33的建议。但当时由于兵力不足，刘铭传的建议没有被曾国藩所采纳。现在的情形发生了很大变化，捻军张总愚、牛洪等部渡过沙河，进入河南南部，捻军任柱、赖文光等部也将南渡沙河、淮河。由于重点防守运河取得初步成效，曾国藩觉得应该在沙河照此办理，“俾贼骑稍有遮拦，庶军事渐有归宿”B34。据此，曾国藩召集地方督抚大员、清军众将，做出分段防守沙河、贾鲁河的战略部署。
待曾国藩筹划已定，捻军却改变了进军路线，变南渡为西扰东进，彻底打破了曾国藩精心筹划的河防战略。曾国藩哀叹“防河之策，断难遽行”B35。
面对失策，曾国藩只能承担责任。上奏同治帝道：“臣既自憾调度乖方，军务毫无起色。又恐饥民失所，不免从贼，以图偷生。剿办、抚绥、雨具束手。筹思反覆，忧愧实深。”B36而在给曾国荃家书中坦言，因“军务毫无起色，加之大水成灾，酷热迥异异常，心绪实为恶劣”B37。
屋漏偏逢连夜雨。河防失败后，曾国藩于同年七月进入江苏境内。本月十五日，曾国藩在江苏王家圩遭遇大风。这是继清道光戊戌年襄河、清咸丰甲寅年岳州两次遭遇大风之后的第三次。水师的八条舢板倾覆，兵勇死了五个。
曾国藩病了，不仅“感受风寒，发汗腹泻，浑身酸痛”，而且老态渐显。
通过与捻军的不断较量，曾国藩切实感到要想战胜捻军，仅凭一己之力是远远不够的，所以请同治帝颁旨，饬令李鸿章出驻徐州，与山东地方会办东路；饬令曾国荃移驻南阳，与河南地方会办西路；曾国藩自己驻守周家口，“居数省之中，庶可联络一气，呼吸相通”。
捻军声东击西，飘忽不定，而曾国藩“剿捻”乏力，令朝野上下一片怨声载道，以御史朱镇、卢士杰、朱学笃等为代表的一干人等纷纷弹劾曾国藩“办理不善”。御史稽香阿不仅向同治帝弹劾曾国藩督师日久无功，而且还“请量加谴责”。这些望风而奏的弹劾，快把曾国藩气傻了，逼疯了。倒是同治帝心里还有点数，知道眼下“剿捻”，满朝只有曾国藩一人可依，所以极尽笼络，不但对御史弹劾曾国藩的所奏“着勿庸议”，而且还把那些折子都抄给了曾国藩看。这一方面表示对曾国藩的信任不变，另一方面也是在给曾国藩施加压力，催促他尽快拿出“剿捻”的绩效来。
外“剿捻”无功，内毁谤不断，在这种的情况下，曾国藩终于挺不住了。
清同治五年(1866年)十月，曾国藩以“病势日重”为由，请开协办大学士、两江总督实缺，并另派能臣接办军务，自己愿放弃所有调度、赏罚之权，以“散员”身份留营效力。在附片中，请求同治帝“暂行注销”所有封爵，“谨法古人自贬之义”，以明“抱歉之忱”。
同月二十五日，曾国藩接到寄谕，同治帝没有答应他去职的请求，而是给了他一个月的假调理身体，具体工作暂时交给李鸿章去办理，等曾国藩身体有所好转，要他立即进京“陛见”。至于“自贬”和“暂注销封爵”等，“着勿庸议”。
清同治五年(1866年)十一月初，捻军西路大军攻进陕西境内，东路大军“回窜”河阳，其中一支则南渡沙河。曾国藩急忙调兵遣将，围追堵截，力保捻军不越过黄河天险。
历经年余的剿捻实践，同治帝总算看明白了，现在的曾国藩已经不是那个杀伐决断、所向披靡的“曾剃头”了，真的是有些江郎才尽，难堪朝廷之倚重。
同年十一月初六日，曾国藩接到上谕，“曾国藩著回两江总督本任，暂缓来京陛见。江苏巡抚李鸿章著授钦差大臣，专办剿匪事宜。”B38
曾国藩以“病体不能胜任”为由，上奏同治帝拒回本任。曾国藩的理由有两条。一是病体未愈。曾国藩说，两江总督“公牍之烦，数倍于军营。而疆吏统辖文武，尤以接见僚属为要义。臣精力日衰，用心久则汗出，说话多则舌蹇。不能多见宾客，不能多阅文牍”B39。一句话，就是身体不顶硬了。二是怕别人说闲话。曾国藩说，自己平日里教导属下要“每以坚忍尽忠未法，以畏难取巧为戒”B40。如果现在自己因病离开军营，离开凶险万丈的前线而回金陵衙署享清福的话，那么就与自己说过的话自相矛盾，“迹涉取巧”，“不特畏请议之交讥，亦恐为部下所耻笑”B41。基于上述原因，曾国藩说，我既考虑了我的身体情况，也考虑了“大义”，认为只要能减轻负担就可以了，而回两江总督之任则不可以。所以，曾国藩只请求开缺，而不离开军营，仍留在军营效力。
曾国藩在给曾国荃的家书中说得更直白：“若地方大吏小有隔阂，则步步皆成荆棘。住京养病尤易招怨丛谤。余反复筹思，仍以散员留营为中下之策，此外皆下下也。”B4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