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治帝劝说曾国藩“不必以避就逸为嫌，致多顾虑”，“惟两江总督责任綦重”，还要供给“剿捻”部队的粮饷，所以要曾国藩速回本任。
尽管同治帝苦口婆心地说，让曾国藩回去当两江总督“与前督军，同为朝廷倚赖”B43，但曾国藩仍然固执地请开协办大学士、两江总督实缺。
曾国藩的磨磨叽叽，到底把同治帝给惹火了，言辞斥责曾国藩“当仰体朝廷之义，为国家分忧，岂可稍涉疑虑，固执己见？著即懔遵前旨，克期回任……”B44
以军起、以军兴、以军隆的一代军事大家曾国藩，在“剿捻”一年有余而无功的情况下，身背毁谤，黯然地离开了战场，从此再与军事无缘，从而也结束了其波澜壮阔、毁誉参半的军事生涯。
这个结局，出乎曾国藩的预料。正如同自己所言“凡办大事，半由人力，半由天事”B45。尽管可能“尽人力之所能为”，但“天事则听之彼苍”——老天爷不帮忙，谁都没有招儿，连曾国藩也概莫能外。
注释：
①B15B24B32B38B43B44 《曾国藩全集·年谱》。
②③④ 《曾国藩全集·奏稿》：清咸丰五年六月十二日之《奏参江西巡抚陈启迈折》。
⑤ 《曾国藩全集·家书》：清咸丰五年六月十六日之谕诸弟。
⑥⑦⑧ 《曾国藩全集·奏稿》：清咸丰五年七月初六日之《拟移浔军会剿湖口折》。
⑨B10B11 《曾国藩全集·奏稿》：清咸丰五年七月二十四日之《湖南提督塔齐布因病出缺折》。
B12B13《曾国藩全集·事略》。
B14 《曾国藩全集·家书》：清咸丰五年四月初八日谕诸弟。
B16 《曾国藩全集·奏稿》：清咸丰八年六月十一日之《恭报起程日期折》。
B17 《曾国藩全集·奏稿》：清咸丰九年正月十一日之《李续宾死事甚烈功绩最多折》。
B18 《曾国藩全集·日记》：清咸丰十一年三月十三日。
B19B20B21B22 《曾国藩全集·奏稿》：清咸丰十一年三月十三日谕曾纪泽、曾纪鸿。
B23 《曾国藩全集·日记》：清同治四年五月初六日。
B25 《曾国藩全集·奏稿》：清同治四年五月十三日之《谨陈筹办情形并收回成命折》。
B26 《曾国藩全集·奏稿》：清同治四年闰五月二十一日之《贼众全萃皖境先赴临淮折》。
B27 《曾国藩全集·家书》：清同治四年闰五月五月二十四日之谕澄侯、沅甫。
B28 《曾国藩全集·奏稿》：清同治四年七月二十四日之《遵旨覆陈并请中外臣工会议剿捻事宜折》。
B29B30B31 《曾国藩全集·奏稿》：清同治四年九月初一日之《铭军迭胜逼贼东窜现筹布置折》。
B33B34 《曾国藩全集·奏稿》：清同治五年六月十四日之《汇报军情檄调各军防剿折》。
B35B36 《曾国藩全集·奏稿》：清同治五年七月初四日之《任赖股匪回窜东路调兵分剿折》。
B37《曾国藩全集·日记》：清同治五年七月初三日。
B39B40B41 《曾国藩全集·奏稿》：清同治五年十一月十七日之《钦奉谕旨复陈折》。
B42 《曾国藩全集·家书》：清同治五年十一月初起日之谕沅甫。
B45 《曾国藩全集·家书》：清咸丰十一年四月初三日之谕沅甫。
9 功成之时最悚惧
曾国藩墨绖出山之时，并没有抱什么奢望，甚至怀有应付之心。原来皇上交给他的任务实在是无甚重要，不过就是帮助地方团练湘勇，维持维持秩序，稳定稳定局面。在曾国藩的心里，最为萦怀的是回家为母守制，尽一个做儿子的孝道和履行封建社会卫道士的德行。然而事务的发展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这种不可逆转的形势变化，不仅把曾国藩推进了历史的漩涡，而且从根本上改变了他的人生轨迹。在经历了一个甲子的浴血奋战之后，现在的曾国藩早已不是京师那位春风得意、文名广闻、遍兼五部侍郎的曾国藩了，他不仅成为独撑大清江南半壁江山、被世人所仰慕尊崇的军事统帅，而且沿着督抚、学士之途，一路登堂入室，封侯拜相，步入了人生的顶峰。其权位之隆，声名之盛，均为清代的第一人。在外人的眼睛里，人们艳羡的是曾国藩的裘马扬扬、威风八面。可是有谁知道，曾国藩居于巅峰之时，也是他平生最悚惧之时。这其中的惊悸、苦楚、纠结、难言是难为人知的。
为人祸而“哀痛不已”
皇上驾崩，挚友辞世，怎一个痛字了得？
自清咸丰十年(1860年)闰三月起，曾国藩命由湘来营效力的曾国荃进驻集贤关，拉开围困安庆的序幕。清咸丰十一年(1861年)六月，围城两年的曾国荃终于向安庆大举发动进攻，一举克复安庆外围菱湖，“毁贼垒十八座……一律踏平，杀贼八千，徽州克复，祁门等处平安”①，锋芒直指安庆。
安庆为金陵的屏障和门户。安庆若失，则金陵必然有虞。
闻之安庆危机，太平天国英王陈玉成亲率十万之众驰援，直扑曾国荃背部，希望以此能解安庆之围。陈玉成指挥太平军向曾国荃部连续发起六昼夜的猛攻，均遭到曾国荃的拼死抵抗，没有达到预定目的，不得已偃旗息鼓。
八月初一早上五点多钟，曾国荃所部把地道挖到了安庆城北门下，填上炸药，轰倒了北门城垣，扑进城去，残杀太平军将士两万余人。情急之下，太平军慌不择路，纷纷跳到江内、湖内逃生，却遭到湘军水师的疯狂截杀，没有一个人幸免。至于那些老弱妇女等，也遭到“擒缚”。
此时，驻扎在湘军后濠之外的陈玉成，眼睁睁地看着安庆陷落而无计可施，只能“列队远望，其胆已破，渐渐退去”②。
自清咸丰三年(1853年)太平军攻克安庆至今日夺回已逾九载，湘军数次企图夺回这座重镇却屡遭败绩，颜面无存，备受耻辱。而今天一朝克复，令曾国藩欣喜不已。
曾国藩是八月初一掌灯时分接到讯报的，不由仰望苍天，感慨万千。此时，但见天空中“日月合璧、五星连珠……以为非常祥瑞”③。三个月前的预测，果然应验了，曾国藩喜曰：“国家中兴，庶有冀乎！”④
拿下了安庆，距离攻克金陵的日子不远了。曾国藩心里有底数了。
攻克重镇安庆，朝廷自然少不了奖掖。身为统帅的曾国藩在两江总督、钦差大臣之外，被著赏加太子少保衔。立有破城首功的曾国荃，被赏加布政使衔，以按察使记名，遇缺题奏，并赏穿黄马褂。一时间，哥俩儿集军功、恩宠、荣耀于一身，好不得意。
安庆之战后，湘军犹如天助一般，摧城拔寨，连战连捷，一举“肃清”江西。据《曾国藩年谱》记曰：“凡公部诸军所向皆捷。”尤其是那位被朝廷誉为“智勇兼施”的曾国荃更是所向披靡，锐不可当，完全处于一种打疯了的状态，其锋头直指太平天国的首都金陵。
就在曾国藩和他的湘军取得一连串重大军事胜利、全军上下气焰嚣张之际，一个个的人祸从天而降，不期而至。
先是咸丰帝“龙驭上宾”，正在残喘之中的大清国一时塌了天。
咸丰帝是一个苦命人，从登上龙位那天起就饱经内忧外患，没过上几天舒心的日子。登基伊始，初登大宝的新鲜劲儿还没过去，湖南新宁就爆发了大规模的农民起义。湖南的事儿还没处理利索，太平天国运动又爆发了。自此，一共活了三十年、在位十二年的咸丰帝，就与太平军不离不弃地纠结在了一起。清咸丰二年(1852年)，势如洪水的太平军杀出广西，一路凯歌高奏，连克湖南、湖北等州县，再克湖北武昌、江西九江、安徽安庆、江苏南京、扬州等地，并出师北伐，锋芒直指京师，眼看大清国的二百年的基业摇摇欲坠，大厦将倾。
为力保祖宗的基业不失，咸丰帝可谓殚精竭虑，寝食不安，无一刻不心急如焚，无一日不“宵旰东南”。
咸丰帝一方面派向荣、琦善等在南京城外孝陵卫和扬州分别建立江南、江北大营，妄图围困金陵和扬州。另一方面，命悍将僧格林沁驻守中原，阻止太平军北进。与此同时，命令各地方汉族官绅团练乡勇，保护乡梓，抗拒太平军。曾国藩就是在这样的一个特殊的历史背景下，以团练大臣的身份粉墨登场，开始其军事生涯的。
然而，由于清军昏聩无能，上述筹划大都化为了泡影。在江南，清军苦心经营的江南、江北两座大营屡被太平军破灭，致使围困计划流产。在江北，太平军联合捻军作战，把僧格林沁死死缠在中原而无法脱身，最终战殁沙场。在清军即将全面溃败之际，只有半路出家的曾国藩还算一枝独秀，与太平军苦苦相搏，经年鏖战，总算没有让江南易主。国内烽烟遍地，而外国列强又乘虚而入。英、法侵略军悍然发动了第二次鸦片战争，并于清咸丰八年攻占天津大沽炮台，威胁北京。清廷被迫与英、法、俄、美分别签订《天津条约》。又至上海，与英、法、美分别订立《通商章程善后条约》。之后，侵略军退兵。清咸丰九年，英、法侵略军再次挑起衅端，遭到驻守大沽炮台的清军反击。次年，英、法联军再陷大沽炮台，迫近北京城，逼得咸丰帝不得不逃往热河避难。最后，以英、法、俄三国强盗分别逼迫清廷签订了《北京条约》后才偃旗息鼓，住手罢兵。清咸丰十一年(1861年)七月十六日，咸丰帝在热河行宫驾崩。此时，距离曾国荃克复安庆仅仅相差十几天的光景。
对于曾国藩来说，咸丰帝始终是他心中一个无法言说的痛。正是这个无法言说的痛，让曾国藩踌躇百转，郁积于胸。要说圣眷，仅仅就是在清咸丰二年(1852年)，咸丰帝放了曾国藩一任江西乡试正考官，而曾国藩由于母丧，也没能完成那次江西乡试的主持工作。而曾国藩“自己亥之冬入都供职时有馀年，由翰林七迁至侍郎，眷遇甚隆”⑤这些荣幸，都是道光帝赏赐的，跟咸丰帝没有一毛钱关系。要说咸丰帝，除了只知道催命而不讲道理，办事抠搜而不爽利外，就再也没有什么能让曾国藩刻骨铭心的了。
曾国藩永远都不会忘记，正是这个咸丰帝，把堂堂二品大员曾侍郎放在一个官不官、绅不绅的团练大臣的位置上的，弄得他处处为难，尴尬至极。此外，咸丰帝还乐意瞎指挥，不仅在不明了前方局势的情况下，逼迫曾国藩出兵，有时还直接调动部队、规定部队行动方向。最让曾国藩烦心的就是咸丰帝的吝啬，只要求曾国藩去干这干那，就是不给予实权，使曾国藩常常处于要兵没兵、要饷没饷、要根据地没根据地的被动局面，逼得曾国藩三番五次寻找借口变相逼宫。而咸丰帝就是揣着明白装糊涂，除了用语言忽悠曾国藩之外，没有任何实质性的举动，这让曾国藩伤透了心。直到咸丰帝临死的头一年，也就是湘军已掌握东南军事上的主动权后，才授予曾国藩以督抚实职。但不管怎么说，咸丰帝最终还是把曾国藩擢拔到了一品大员的行列，总算没有让曾国藩白忙活一场。
接到咸丰帝的死讯后，曾国藩“恸哭失声”。《曾国藩年谱》记曰，曾国藩如此举动，源于“自以十馀年来，受上知遇，值四方多难，圣心无日不在忧勤惕厉之中。现值安庆克复，军务方有转机，不及以捷报博玉几末命之欢，尤为感恸无已”。表面上看，曾国藩所说的全是恭维咸丰帝的话，而字里行间无不隐喻着对自己多舛命运的慨叹。
家不可一日无主，国不可一日无君。
作为封疆大吏的曾国藩自然要关心国事，关心大清的前途与未来。
在接到咸丰帝“龙驭上宾”当天的日记中，曾国藩对皇上驾崩感到“天崩地坼，攀号莫及”的同时，更为国家处于“多难之秋”而“四海无主”表示忧虑，尤其是一想到“新主(同治)年仅六岁”，而国家正处于“敌国外患，纷至迭乘”之际，曾国藩实在是难以表示乐观。同时，也对在位仅十二年的咸丰帝“无日不在忧危之中”，而如今“安庆克复，大局似有转机”，为咸丰帝“竟不及闻此捷报，郁悒终古”而感到痛惜。
清咸丰十一年(1861年)八月十八日，朝廷颁发哀诏，举国悼念咸丰皇帝。身在前线的曾国藩，也在安庆城内率领文武员弁身穿丧服“哭临三日”，而且每天哭三次，表现得中规中矩，甚合礼法。
如果说咸丰帝驾崩塌了大清国的天，那么胡林翼之死，则是塌了曾国藩的天。
此事发生在咸丰帝晏驾仅仅一个多月后，湖北巡抚、黔军统帅、曾国藩不可或缺的最重要的同盟者胡林翼，于清咸丰十一年(1861年)八月二十六日在武昌辞世，终年五十岁。
“……可痛之极！从此共事之人，无极合心者矣。”⑥胡林翼之于曾国藩的重要性，从曾国藩的这个反应和评价中可窥一斑。
胡林翼是湖南益阳人，生于清嘉庆十七年，即公元1812年。胡林翼出身于书香门第的。其父胡达源是清嘉庆二十四年一甲第三名进士，官至正四品的詹事府少詹事。在胡林翼很小的时候，父亲就“授以性理诸书”，对他进行传统文化教育。年轻时的胡林翼“负才不羁”，“习闻绪论，有经世志”。清道光十六年(1836年)，比曾国藩小一岁的胡林翼中进士，而此时的曾国藩却在当年的恩科会试中第二次落榜，陷入不第的懊丧之中。
胡林翼中进士、点翰林、选庶吉士、授编修，一路顺风顺水，仕途颇为看好。然而，在清道光二十年(1840年)，也就是胡林翼进入官场的第四年，在担任江南副主考官时犯了一个低级错误，对“正主考官文庆携举人熊少牧入闱”一事失察，被降一级使用。不久，父亲胡达源逝世，胡林翼回家丁忧。在“服阙”期间，胡林翼出资为自己捐了一个功名，使自己由从七品的翰林一跃而成为从四品的知府。
胡林翼并非曾国藩的嫡系。若论军事生涯，胡林翼还早于曾国藩好几年。道光三十年(1850年)，在胡林翼署贵州安顺、镇远知府时，就运用“明戚继光法练勇士”，用以镇压地方民众的起义，“以功赐花翎”，擢升道员，得到总督吴文镕、巡抚乔用迁的赏识，“并荐堪大用”。清咸丰元年(1851年)，胡林翼补任黎平知府，大搞保甲团练，“严扼要隘，储谷备城守”，尽管“地临湘、桂”，但“匪戢而民安”。在贵州的那几年，胡林翼无疑成为那里的消防队员，哪里有问题就被派到哪里灭火。胡林翼也真不含糊，工作效率、质量均属上乘，往往是一击即中，手到病除，一时间声名远播，成为当时一个很有些影响的人物。这样的人才，小小的黎平、小小的贵州显然是难以留住的。果然，清咸丰三年(1853年)，胡林翼便奉旨走出了贵州的群山峻岭，率领他的黔勇赴湖北作战，同时也正式开始了他短暂而辉煌的军事生涯。
曾国藩与胡林翼并肩作战始于清咸丰三年(1853年)八月。
当时，吴文镕由黔入鄂，在出任湖广总督后，马上奏调能员胡林翼至湖北差遣，得到恩准。清咸丰四年(1854年)正月下旬，当胡林翼率领六百黔勇赶至湖北金口时，太平军大败清军于黄州，吴文镕也在作战中阵亡，胡林翼不仅失去了政治上的依靠，而且还“坐困于金口洪山一带，劳身焦思。不特无兵无饷，亦无官无幕。自两司以至州县佐杂，相远隔北岸数百里外。一钱一粟，皆亲作书函，向人求贷，情词深痛！残破之余，十不应一”⑦。实在没有办法，胡林翼只好拿出自己家里的粮食当作军粮，以解燃眉之急，尽管“士卒为之感动”，但却是无奈之举。
就在胡林翼所部陷于困境，情况危急的紧要关头，是曾国藩向胡林翼伸出了援助之手，不但向胡林翼所部提供了火药、帐篷等物资，及饷银两千两外，还考虑到岳州是南北的咽喉，战略地位重要，奏请咸丰帝把胡林翼所部留在了岳州附近候用。可以说，是曾国藩在关键的时刻挽救了胡林翼，也挽救了黔勇。从此以后，胡林翼所部并入湘军，在曾国藩的麾下听调。
初一晤面，胡林翼就给以善于识人著称的曾国藩留下了深刻印象。在给咸丰帝的奏报中，曾国藩直言胡林翼的才干比自己高出十倍，对胡林翼寄予厚望。在日后的接触中，曾国藩更是坦言“遇事咨询，尤服其进德之猛”⑧。
胡林翼没有辜负曾国藩的一片赤诚与希望，用实际行动不断证实自身存在的价值。在军情万变的战场上，胡林翼如鱼得水，良好的个人素质和卓越的军事素养帮助他屡建奇功，很快就在人才济济的湘军中脱颖而出，宦途也颇为顺遂。胡林翼由一名道员而湖北按察使、江苏布政使、湖北布政使最后官至湖北巡抚，前后只用了不到半年的工夫。后来，胡林翼回援湖北，与湘军正式脱离了隶属关系，但与曾国藩和湘军所建立起的血肉关系则维系一生。尤其是在湖北局势稳定以后，胡林翼全力支援湘军东征，为曾国藩后来立下不世之功做出了不可替代的贡献。
对胡林翼，曾国藩感佩有加，举荐更是不遗余力。
清咸丰十一年(1861年)八月初一，清军克复安庆。曾国藩在给咸丰帝的上奏中，几乎把功劳都推给了胡林翼。曾国藩说：“至楚军围攻安庆已逾两年。其谋始于胡林翼一人。画图决策，商之官文与臣，并遍告各统领。前后布置，谋剿援贼，皆胡林翼所定。”⑨
在曾国藩的心目中，胡林翼“赤心以忧国家，小心以事友朋，苦心以护诸将，天下宁复有似斯人者哉”⑩。
对胡林翼之死，曾国藩在痛彻心扉以外，还努力通过自己的影响为老友争取尽可能多的利益。曾国藩亲自上奏朝廷，历陈与自己“共处日久，相知颇深”的胡林翼之“忠勤勋绩”，“伏乞”朝廷能够“饬付国史馆查照实行”，同时希望朝廷能够“出自逾格鸿慈”，“加恩”胡林翼那个“读书聪慧”的儿子胡子勋。作为同僚，曾国藩能想到的都想了；作为朋友，曾国藩能做到的都做到了。至此，曾国藩才稍得宽心。
天降大戾
一场突降的瘟疫，几乎使湘军遭致灭顶。这难道是天意？
曾国藩官高位显，在大清国可以呼风唤雨，叱咤纵横，但他毕竟是一个凡人，不具备改天换地的本领，比如对人祸往往只能“哀痛不已”，而对天灾更是无能为力。
曾氏兄弟对太平军的感情是复杂的，可以用“爱”“恨”交织来形容。所谓“爱”是指太平军的出现，为曾氏兄弟的崛起创造了客观条件，也就是说，没有太平军，就没有曾氏兄弟横空出世，名满天下，荫及子孙。从这个角度来说，曾氏兄弟理应打心眼里感谢太平军，感谢那个屡试不第却捅漏了天的倒霉秀才洪秀全。所谓“恨”则是不言而喻的。为了绞杀太平军，曾氏家族先后失去了两个虎子，一个是曾国藩的三弟曾国华，因兵败三河镇而战殁于乱军之中；另一个是被朝廷赐予“迅勇巴图鲁”的曾国藩五弟曾国葆，因长年征战而积劳成疾，病逝于金陵雨花台前线。因而，曾氏家族被清廷誉为“一门忠义”。所以，曾氏兄弟便把绞杀太平军作为报效朝廷、报仇雪恨的最高使命。为此，曾氏兄弟把失去亲人的愤怒化作无边的仇恨，把与太平军经年血拼中所饱受的屈辱化作疯狂，恨不得一下子就剿灭太平军，致洪秀全于死地。而在尚且存活的曾氏兄弟中，尤以曾国荃的表现为最甚。
取得安庆之战的胜利后，朝廷称曾国荃“智勇兼施”，加官晋爵，尤著奖掖，使曾国荃声名鹊起。这不仅使曾国荃洋洋自得，而且愈加助长了他的狂傲，一心一意要打下金陵，夺取首功。
清咸丰十一年(1861年)十月，江苏告急，杭州等重镇先后陷落，朝廷急忙“迭诏”曾国荃前去收拾乱局。曾国藩和曾国荃商议救援之事，曾国荃却提出一个与朝廷，甚至与曾国藩大相径庭的想法，他认为金陵是太平军的大本营，如果猛攻金陵的话，太平军必将“全力回援”，“而后苏、杭可图”。曾国藩认为曾国荃说得有道理，便表示赞成。于是，曾国藩派左宗棠去解决浙江的问题，派李鸿章去解决江苏的问题，而“以围攻金陵属之国荃”。清同治元年(1862年)二月二十四日，曾国荃督师东下，水陆大军直指金陵。一路上“军事甚顺”，曾国荃所部过关斩将，势如破竹，连连攻克险关要隘，直逼金陵城下。清同治元年(1862年)五月初三，曾国荃所部“逼札”在雨花台，这里距金陵仅四十里之遥，拿下金陵似乎已是指日可待。不料，太平军“见惯不惊，似无恇惧之情”，根本就没把虎视眈眈的曾国荃放在眼里。
由于雨花台距离金陵太近，威胁太甚，太平军拼死争夺。一时间，雨花台变成了人间炼狱，曾国荃与太平军反复拼杀，只杀得昏天黑地，日月无光，双方“互有损伤”，战事陷入胶着状态。
曾国荃这边杀得兴起，曾国藩那边却担忧得要命。因为曾国荃根本没有等着几路大军到达后再采取行动，而是在没有任何援军的情况下“孤军独进”。这是非常鲁莽且不计后果的一着险棋。对于曾国荃“进军太锐”，曾国藩“究嫌太速”，“深为焦虑”，生怕曾国荃身陷重围，遭致灭顶。
曾国藩日夜为曾国荃“在金陵孤军无助”而忧心忡忡。在给曾国荃的信中，曾国藩毫不掩饰自己的担心与不安：“弟此次进兵太快，不特余不放心，外间亦人人代为危虑。”B11此外，曾国藩认为，“百足之虫，虽死不僵”。太平军“凶焰尤盛，未可骤图”。旁观者则认为曾国荃多是新募的兵勇，未必可靠，缺乏必胜的把握。对于防御问题，曾国藩建议道：“万里长濠，大众公守，最易误事。一蚁蛰堤，全河皆决。去岁之守安庆后濠，余至今思之心悸。此次在金陵，不可再守长濠，仍以各守各垒为稳。地方虽宽，分别极冲、次冲究无多处，前围城贼当冲者不过数处，后拒援贼当冲者亦不过数处。于极冲、次冲之地，择人守之，则他处虽有劣营，亦可将就支持……”B12
就在曾国荃与太平军相持不下、曾国藩为曾国荃担忧之时，一场罕见的瘟疫突然爆发了。这场突如其来的天灾，给湘军几乎带来了灭顶之灾。
清同治元年(1862年)闰八月，长江以南爆发了大规模瘟疫。《曾国藩年谱》记曰：“夏秋之间，暑雨失时，疾疫大作，各路军营多染疾病。皖南诸军为最甚，死亡甚多，浙江大营次之，金陵大营亦染疫病。皆暂事休息，未遑攻剿也。”
无法控制的瘟疫在兵营里四处蔓延，一时间“死亡相继”，给正急于攻克金陵的曾国荃当头一棒。曾国藩惊呼，此乃“天降大戾，近世罕闻。恶耗频来，心胆俱碎”B13，“诚宇宙之大劫，军行之奇苦也”B14。
这场瘟疫给湘军和地方均造成严重损失，其境况惨不忍睹。那么究竟损失到什么程度呢？曾国藩在给同治帝的折子中列举了几个例子。比如，在大将鲍超的军中，精锐的“勇夫”就有万余人染上了瘟疫，每天都有数十人死亡。在仅有两万人的曾国荃军中，染病的就有一万多人，超过了总数的百分之五十以上。在左宗棠的楚军中，染病的兵勇也已逾半，每临战事，能够坚持出战的不到总数的五成。其他部队也无一幸免，各个军中染病者都超过总数的百分之六七十。以这样的部队应敌，不用说出战，就是想守住营盘不失都绝非易事。而最让曾国藩痛心疾首的是一些屡立战功的悍将如黄庆、伍乘瀚、张运桂等竟因染疫而先后病故，等于生生剪去了湘军的羽翼。其他如鲍超、张运兰、杨岳斌等战将也未能幸免，“均各抱病军中”。在地方，最惨的就属那个刚刚经历过血战的宁国府了。那里几乎成了人间地狱。按照曾国藩的说法，“宁国府城内外，尸骸狼藉，无人收埋”，染病的也没有人服侍，“甚至一棚之内，无人炊缈”。而曾国藩在同时期的日记中记述得更为具体——“宁国各属军民死亡相继，道殣相望，河中积尸生虫，往往缘船而上，河水及井水皆不可食”B15。
面对如此天灾，曾国藩陷入愁苦之中而无计可施，为“各军患病”“各处疫病大多”而“忧心如焚”“忧灼之至”。每天唉声叹气，终日里“绕室彷徨，意绪无憀”。
实在没有办法，曾国藩想起了歪门邪道，竟然建议“陈龙灯狮子诸戏，仿古大傩之礼”B16，但终归难以奏效。
曾国藩认识到了眼下局势的危险性。曾国藩上奏咸丰帝说，如果现在太平军进犯宁国府的话，鲍超、张运兰两军不仅不能出马迎敌，而且根本就守不住城垒；不仅不能固守待援，而且难以脱身“以待再振”。如果太平军进攻雨花台、徽州的话，也“深恐病者太多”，无论是守还是战均没有把握。曾国藩哀叹，经数年征战而“由尽寸而广至数百里”的疆土“倘有疏虞”，后果不堪设想。而一旦皖南有失，则江西就失去了藩篱，“毫无足恃”。而此时的皖北“苗捻两患”也“时时可虑”。更要命的是手下的战将死的死病的病走的走，当此危难之际，这让诸事荟萃于一身的曾国藩怎不“忧心如焚”？
曾国藩在给朋友的一副对联中写道：“好人半自苦中来，莫图便宜；世事多因忙里错，且更从容。”而眼下，面对“疾疫之灾既如彼，责任之重又如此”的曾国藩心力交瘁，加之癣疾大发，眼蒙殊甚，彻夜难眠，曾国藩觉得自己实在是挺不住了，更“从容”不起来了。他上奏同治帝说：“臣自度薄德不足以挽厄运，菲才不足以支危局。”就像是一个能担一百斤的挑夫，一下子给他增加二十斤，“则汗流而蹇”；如果增加五十斤，“则僵踣矣”——僵硬跌倒了。曾国藩说：“臣力本不胜拟负，今且增至重十倍之重，僵踣不足惜，倘遂贻误大局，敢不袛惧！”B17
面对“军事甫顺，而疫疾流行，休咎之徵，莫可推测”的局面B18，曾国藩恳请同治帝派“在京亲信大臣”前来江南“会办诸物，分重大之责任，挽艰难之气数”B19。曾国藩不无唯心地说：“中夜默思，惟求德器远胜于臣者，主持东南大局，而臣亦竭力经营而左右之，庶几补救于万一。”B20
曾国藩把厄运归咎于自己“德器”不足，而把挽救危局的皮球踢给了同治帝。在这样的情况下，同治帝也没有什么好办法。试想，如果连倚为股肱的曾国藩都撂了挑子，朝野上下哪里还有能顶替之人？
同治帝回复曾国藩，说“此时战守均无把握，自属实在情形”。至于曾国藩请求派人前来分担责任，挽救危局，一定是“为忧劳胶着所迫”。重申朝廷仍然信任曾国藩，相信湘军，“倚以挽救东南全局”。因为相信曾国藩“忠勇发于至诚，推心置腹”。充分肯定曾国藩“自诸军进逼金陵，逆匪老巢已成井槛，惟以艰难时会，诚不易得”。强调眼下“当此艰危时势，又益以疫疾流行，将士摧折，深虞隳士气而长寇氛”乃“无可如何之事”，不是曾国藩一个人的错误。肯定地告诉曾国藩“刻下在京固无可简派之人，环顾中外，才力气量如曾国藩者，一时实难其选”，也就是忽悠曾国藩继续干下去，“不容一息少懈也”。
同治帝忽悠也好，实情也罢，曾国藩无论如何都得独自面对危局。然而，就在湘军“士卒死亡大半”之际，太平天国侍王李世贤由浙江赴援金陵，湘军被迫以“病余之卒”应战，苦战十六昼夜，“疲乏已极”。而此时，太平天国忠王李秀成又率领十万大军驰援金陵，并于清同治元年(1862年)闰八月二十九日起，向曾国荃驻守的雨花台不分昼夜发起轮番攻击，“洋枪洋炮，子密如雨，兼有开花炸炮，打入营中，惊心动魄”B21。连曾国荃都受了伤，“血流交颐”。其得力部将倪桂更是当场中炮身亡。太平军“多开地洞，百道环攻，并未少休”B22。
在太平军巨大的军事压力之下，曾国荃终于挺不住了。
按照曾国荃的说法，当时的太平军已逾二十万，而他自己满打满算只有两万人马。仅就兵力而言，一比十的巨大差距就已经使曾国荃处于绝对的劣势。况且，除去伤亡之外，曾国荃的手里只剩下不足七成人马，如果再加上染上瘟疫不能出战的四成，就只有三成“略好之人”。此外，太平军的武器装备远优于曾国荃，“洋炮利器最多”。曾国荃说得很清楚，以这样劣势的兵力既要防御拉得过长的战线，又不能主动出击，“终为洋炮子所困”，真是被动到了极点。照这样下去，如果一个月内还没有援兵的话，后果不堪设想。他一方面“只好日夜耐劳苦，守以待援”，另一方面连续八天致信曾国藩请求援兵，“百叩”曾国藩救援，并说个人的安危事小，将士事大，如果失利，“则令各军沮气，且于大局难堪”。
然而，此时的曾国藩也是两手攥空拳，哪里有援兵可派？只能是“忧系莫释”，反复叮嘱曾国荃要“力图自固”，尤其是“身居绝地，只有死中求生之法，且不可专盼多军，致将卒始因求助而懈驰，后因失望而气馁也”B23。
可太平军大兵压境，光靠精神是解决不了危机的。曾国荃致信曾国藩强调：“弟与兄虽系骨肉之私，然设法拨兵来救，尤是天理人情之公也。”B24
曾国藩的噩梦还在继续。
就在曾国荃难以招架、雨花台岌岌可危之际，另一路太平军已直扑宁国府。而驻守在那里的湘军“病勇未痊，缺额未补”，兵力捉襟见肘，宁国府危在旦夕。果然，曾国藩于九月初一日还在为“宁国之城守已固”而“稍慰”，初六日太平军就打下了宁国府。丢了宁国府不是简单地丢失一个城池的问题，而意味着“藩篱已弛”，也就是表明湘军后门顿开，其影响甚巨。丢失了宁国府，首先威胁的就是徽州、旌德等地的安全。而这两处都兵力单薄，人心惶惶，“百物皆空”，不用太平军来打就“不克支持”。曾国藩原本计划调鲍超和守旌德的兵马驰援曾国荃，没想到鲍超所部被太平军三面包围，陷在旌德而自身难保，救援曾国荃的计划也就泡汤了。最让曾国藩忧心的是太平军乘势而下，“间道”窜犯江西，直捣湘军后勤保障基地。
前方战局已经让曾国藩“忧心如焚”，如果后方再出现差池，那么湘军可真要被太平军前后夹击，成了瓮中捉鳖了。此外，曾国藩还获得消息称，河南的捻军“窜扰”湖北，有取道皖北回援金陵的可能。刹那间，山雨已来，风满湘楼。曾国藩“反复筹思”，但“殊无完策”。
然而，曾国藩担心的事情终于还是发生了。
曾国藩顿时“寸心方乱”，为此“彻夜不能成寐”。
差点被钱逼疯了
一分钱难倒英雄汉，就连曾国藩也不例外。
曾国藩是一个注重精神建设的军事统帅。他强调能够凝聚军心鼓舞士气的关键在于统兵者的“勤廉恕明”，在于有一副“真心实肠”，而不在于钱财多寡。对于以“粮重饷优”作为笼络兵心的带兵之道，他嗤之以鼻，认为这样做，势必会出现“金多则奋勇蚁附，利尽则冷落兽散”的局面。
不能说曾国藩的看法是错误的，但打仗仅凭精神而没有必要的物质保障肯定也是行不通的，就像“钱不是万能的，但没钱是万万不能的”道理一样，浅显但却实在。其实，纵观古今战事，均有大军未动粮草先行之说。实践也充分证明了，古往今来的任何战争，在一定程度上，打的就是后勤保障，打的就是经济实力。没有充足的后勤保障，就不能保持部队的战斗力，就不能获得最后的胜利。尤其是要及时兑付饷银，对于稳定军心，保持部队的战斗力干系巨大。对此，曾国藩感同身受，不能免俗。
饷银不济的问题，困扰曾国藩可不是一天半天了。自曾国藩墨绖出山后，时时受其掣肘而往往又无计可施、无可奈何。想想也难怪，当年“虚悬客位”，手里没有督抚实权，处处需要仰人鼻息、看人家脸色过活，尤其是在退守江西的那段日子里，更是受到地方的鄙薄和诘难，几无立足之地。而现在则完全不同了，曾国藩已身为督臣，节制四省军务，可以说是大权在握，一言九鼎。可即便如此，曾国藩仍然要时不时地为湘军的吃粮发饷操心，仍然要无可奈何地向皇上讨说法。
曾国荃异军突进，逼札雨花台后即与太平军绞杀到一处，陷入胶着而不能自拔；突遇瘟疫爆发，令湘军兵损将折，惨不忍睹。而就在湘军天灾人祸齐聚之际，太平军则趁机卷土重来，兵困曾国荃。随即突发奇兵，克复宁国府，抄了湘军的后路。一时间，让历来强调从容淡定、心若止水的曾国藩“心绪烦乱”“胶着之至”“不知为计”。
前方战局波谲云诡，后方形势莫测堪虞。
正当形势危机之时，偏偏在饷银方面又出了问题，这真是要了曾国藩的老命。
湘军欠饷由来已久，其中主要原因就是朝廷不给湘军发饷，而负责提供饷银的地方诸省又经常执执拗拗，难以为继，使得拼杀在第一线的湘军将士不得不饱受饥馑之苦。比如清同治三年四月，也就是距湘军最终攻克金陵城头两个月，曾国藩还在向曾国荃检讨，承认他“今年饷项之少为历年所无”。
让曾国藩担心的不仅仅是欠饷一端，而是生怕由于欠饷而引发激变。就连一向霸气十足的曾国荃也认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无奈地对曾国藩说：“欠饷过多、过久，驭众之难，如以朽索之驭六马。”B25曾国荃不无警悚地判断道：“弟军若三四月不克城池，饷项比前必更支绌，恐人心不能如前此之团结，弟之所以懔檩也。”B26
饷银不济，本就让曾国藩很头痛，而最让他气恼的是，这次问题又出现在那个让他一想起来就恨得牙根直痒痒的江西。《曾国藩年谱》记曰：“江西协饷多掣肘，公益忧之。”其中的“忧”应该是恨。也是恨极所致，曾国藩上奏同治帝，大发雷霆，锋芒直指时任江西厘局藩司兼湘军总办粮台李桓。
早在清咸丰十年(1860年)五月，曾国藩就奏明咸丰帝，把江西全省的“厘务”拨给湘军作为军饷。曾国藩随即委派专人负责督办此事。具体的分工是：候补道李翰章为赣局，负责长江上游七个属府的厘务；江西粮道李桓为省局，负责长江下游七个属府的厘务。按照规定，李桓负责的下游的那些属府商贩“行厘”，从清同治元年(1862年)二月起一律加收，且两起两验，“收数自应较前倍增”。可是事与愿违。近几个月以来，李桓解来的厘银却寥寥无几。从四月到八月，安庆粮台一共只收到江西总台厘银二十二万两，铜钱四万串。扣除应解部分外，李桓所负责的下游七属府每月上缴不足一万两。这令曾国藩“殊不可解”。曾国藩了解到由于加成抽收，江西的商民近日怨言颇多，曾国藩对这种“抽收愈旺，而七属各卡报解愈少”，甚至导致“营饷未得实济”的局面实在困惑难解。
曾国藩算了一笔账。按照原定计划，李翰章负责的赣局应该月解厘金八万两，李桓负责的省局月解厘金八万两，而因为吴城、湖口失陷，给李桓减去了两万两任务。这是在当时局势严峻，筹抽厘金“极衰之时”确定的指标。而如今江西“全境肃清”，就不应该再有“月解六万之事”了。曾国藩划出去三个卡子给左宗棠，划一个卡子给祁门，这四个卡子厘金越收越多，而李桓的七属各卡却越收越少。现在，那四个卡子月收厘金已过五万之巨，将来完全可以超过六万，那么李桓的“七属各卡，全无应解之厘”，那么江西总台“且有倒欠矣”。而更让曾国藩恼怒的是，经核查江西的厘金漕折收入，不仅不如湖北、湖南，而李桓的省局尚且不如东征局所收的数量，也不如左宗棠那三个卡子所收的数量。曾国藩不无牢骚地上奏同治帝道：“臣徒揽江右利权之名，全无供苏、皖饥军之实。”B27矛头直指“总办粮台兼管厘局”的藩司李桓。曾国藩举出如下例子，证明李桓“漫不经心，玩视饷务”。以饶州局为例，经查三、四、五、六、七五个月的账目，除了拨出一半给祁门买米外，剩下的一半解给了省局，计有白银七千九百四十两，铜钱九万二千九百四十三串。而这些厘金，李桓根本就没有解往安徽。更为奇怪的是，饶州解往省局的一半“为数反多”，而七属各卡全行解往安徽的厘金“为数却少”。曾国藩斥问：“不知各卡是何弊窦？李桓是何居心？”B28
曾国藩又举出另外一个河口局的例子，来证明李桓的该死之处。
在本年四月以前，河口局由已被革职的同知向绍先经营，每个月最多的时候也就能收取不过五千两厘金，而交给左宗棠经营后，每个月竟能解一万多两，比向绍先在任时增加一倍以上；而六、七两个月就解饷银三万多两，比以前更是增加了两倍。曾国藩指出，如果李桓能够认真“察访”向绍先的话，应该早就把他撤了。而当曾国藩命李桓饬查向绍先时，他“犹且多方袒护，仅请停委一年”，后经曾国藩向同治帝“加重奏参”，才将向绍先革职。李桓这样一个“见好”属员的藩司，竟然只顾买好，当老好人而不顾“贻误饷需”，实在是“殊属大负委任”。
在这种情况下，曾国藩不得不亲自操心饷银之事。主要采取了以下措施：一是加强管理。派甘肃臬司刘于浔“访查商情”，了解筹收厘金的潜力。派属盐巡道孙长绂专门负责月报工作，力图扭转局面。二是强化监管。曾国藩明确规定，从今以后，江西的各个卡子上月的收、支情况，必须限于下月初三“缮成清折”，派专人送到省局。由孙长绂汇成总单，专报曾国藩。赣局四属，由属道王德固汇成单子“驿递”曾国藩。三是确保厘金的安全。曾国藩决定每个月派炮船赴江西“迎提厘金”。四是加强对官员的约束。原来各个厘局和卡子的所有委员，一律由总局“委用黜陟”。曾国藩现在“改弦更张”，确定所有人员，由他本人“随时札撤”，从安徽派人赴江西办理厘务，“以资互证，而备观摩”。五是加强基础建设。曾国藩要求各个厘局要“径备”一份各卡子每个月的报销账册，报给他本人；由刘于浔负责把商民的反映按月上报。为了便于工作，曾国藩向同治帝请旨，让孙长绂、刘于浔与李桓“会同办理”。曾国藩解释这样做的原因，是因为自己领的兵太多，欠饷时间太长，又逢今年瘟疫盛行，“医药无资”，不得不“整饬厘章，力求补救”。曾国藩向同治帝检讨道：“外间皆知上海厘务不实不尽，不知江西厘金疲乏若此，皆臣平日不能稽核申儆之咎。”B29
对李桓，曾国藩最终并没有痛下杀心，而是给“漫不经心，玩视饷务”的李桓留了一条活路，但有言在先：“数月后如仍前玩泄，即当从严参奏，并提讯经手员役，以惩积弊”。B30意思是说，如果李桓不接受教训的话，那么就老账新账一起算，绝不姑息。
制定章程也好，加强管理也罢，但都远水不解近渴。身处险境的曾国荃缺的不仅仅是军饷，还有援兵、枪械、火药、子弹、帐篷，等等。
曾国荃的每一封求救信都像刀子一样刺痛着曾国藩的心。作为统帅，前方将士的安危与他紧紧联系在一起；作为兄长，曾国荃的生死更是他最大的牵挂。然而，毕竟相隔太远，曾国藩除了“忧系不释”以外，但并不能时时相顾。
但军情似火，人命关天。曾国藩一方面紧急调整部署，尽可能派出援兵，鼓励曾国荃再坚守一个月，各处援兵就可以赶到。另一方面安抚曾国荃，让他“切莫慌乱”，自己定会“多办银米子药接济”。
在积极救援的同时，曾国藩也嘱咐曾国荃要“刻刻宜存节省之意”，不要苦苦催逼了。曾国藩说，大概弟弟你设身处地所能办到的，我当兄长的也一定能办到；我要是束手无策不能办到的，即使是弟弟你设身处地也办不到。
曾国荃知道自己单兵独进，已犯了兵家大忌。除了置死地而后生一条路外，别无他途。所以，曾国荃部拼死固守，有时伺机反扑，化被动为主动；有时又收缩兵力，主动放弃一些次要地方，这一举动完全打破了太平军的军事部署，成功地迟滞太平军对雨花台的进攻，战事渐有转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