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闻此讯后“寸心稍慰”。清同治元年(1862年)九月十一日，曾国藩致信曾国荃，表达了自己的好心情。曾国藩道：“初五早之捷，破贼十三垒，从此守局应可稳固，至以为慰。缩营之说，我极以为然。既不能围城贼，又不能破援贼，专图自保，自以气敛局紧为妥，何必以多占数里为美哉？及今缩拢，少几个当冲的营盘，每日少用几千斤火药，每夜少几百人露立，亦是便宜。气敛局紧四字，凡用兵处处皆然，不仅此次也。”B31
在肯定曾国荃“缩营”之法的正确性后，曾国藩也对曾国荃过于依赖武器装备提出批评。
曾国藩说：“然制胜之道，实在人而不在器。鲍春霆并无洋枪洋炮，然亦屡当大敌。前年十月，去年六月，亦曾与忠酋接仗，未闻以无洋人军火为憾。和、张在金陵时，洋人军器最多，而无救于十年三月之败。弟若专从此等处用心，则风气所趋，恐部下将士，人人有务外取巧之习，无反己守拙之道，或流于和、张之门径而不自觉，不可不深思，不可不猛省。真美人不甚争珠翠，真书家不甚争笔墨，然则将士之真善战者，岂必力争洋枪洋药乎？”B32
曾国藩说的固然有道理，但没有必要的武器装备、后勤保障也是不行的。
任凭曾国藩语重心长、念念有词，曾国荃还是强调武器装备对于战争的重要性。他说太平军不仅人数众多，而且“……洋炮利器最多，除非我军人力强，可出队去打，乃足以寒其胆，否则徒自守，终为洋炮子所困也”B33。所以，曾国荃不停地给曾国藩发信，一是请求速解洋枪洋炮、子药等装备以及其他物资。二是对解来的部分武器质量提出批评，三是对饷银、火药等一再延误表示愤慨。
曾国荃在致曾国藩的信中抱怨道：“……解来的西瓜炮，十八日施放，虽开花而不甚得力。小铜炮无恙，大铜炮放两炮即有毛病……江、粤饷银至今未到。秋杪冬初，东北风如此之多且大，饷银、子药不能随时解到，思之令人心悸……帐篷一项求换者无虚日，亦乞设法催解为叩……”B34
事到如今，曾国藩能办到的都办了，办不到的自然也没有什么好办法，尤其是对江西地方的表现无可奈何。
“然以江西似有处处与我为难之意，寸心郁郁不自得。因思日内以金陵、宁国危险之状，忧灼过度。又以江西诸事掣肘，闷损不堪。”B35
难于驾驭的局面，让一向主张打脱牙和血吞的曾国藩非常抑郁，心里充满了愤懑。思来想去，对外因无计可施的曾国藩，只好回过头来在自己的身上查找内因。
曾国藩认为“郁郁不自得”的心境，实由自己“平日于养气上欠工夫”所致。若有所思的曾国藩提笔写道：“欲求养气，不外‘自反而缩，行慊于心两句’；欲求行慊于心，不外‘清、慎、勤’三字。”并逐字作了阐述。“清”字就是指“名利两淡，寡语清心，一介不苟，鬼伏神钦”；“慎”字就是指“战战兢兢，死而后已，行有不得，反求诸己”；“勤”字就是指“手眼俱到，心力交瘁，困知勉行，夜以继日”。曾国藩道：“此时而语者，吾当守之终身。遇大忧患、大拂逆之时，庶几免于尤悔耳。”B36
写完这些话后，连日来“疲困殊甚”的曾国藩竟然意想不到地睡着了。
这一夜是竟日难得好睡，一觉睡到五更时分，“从此为常态矣”——看似坏事竟然变成了好事。
为增调援兵而踌躇
上挤下压，曾国藩进退两难。
曾国荃困金陵，一度让朝野上下热血沸腾，恨不得弹指间就剿灭洪秀全和他的太平天国。然而，金陵城毕竟是太平天国的首都，无论是兵力、防守程度等均非其他城池能比。就连曾国藩也承认，金陵城池坚固、浩大，加之太平军将士勇猛、彪悍，实在是其他任何地方都无法比拟的。所以，继常州、丹阳等城被克复后，在江苏战场上只剩下金陵一座孤城未克了。久未克复，让“群疑群谤”丛生，流言蜚语漫天飞舞，尤其是曾国荃贪功之说甚嚣尘上，弄得曾氏兄弟好不心焦。但相比较而言，最为烦心的还不是整天“逢人辄怒，遇事辄忧”的曾国荃，而是作为湘军最高统帅的曾国藩。
业经两三年的围剿，金陵城仍然固若金汤，久攻不下，用曾国藩的话说，金陵城“面面布置，据有重险，为洪逆坚不可拔之基”B37。这令湘军很是丧气。因为打金陵不仅仅就是一座城池的问题，关键在于因久未克复而产生的更大更深更远的负面影响。
同治帝也在为金陵的问题而忧烦伤神，已经失去了耐心，觉得这样无限制地消耗下去绝非良策，肯定是不行的。于是寄谕曾国藩，要他赶紧增兵，“令李鸿章会军攻金陵”，速战速决，以靖东南。话里话外已然充满了不悦。
同治帝的这个想法，其实与曾国藩的想法不谋而合。
早在清同治二年(1863年)末，曾国藩就想到了这一点。
这并非是说曾国藩有什么先见之明，而实在的不得已而为之。
打下安庆后，曾国荃的野心已经膨胀到了极点。为了夺取攻克金陵的头功，曾国荃不顾客观条件，在没有友军的配合下，单兵独进，急功近利地逼札雨花台，妄图一举拿下金陵城，但效果不显，迟迟难以得手，反而进不能进，退不能退，陷入与太平军的纠缠之中。究其原因，并不是曾国荃不卖力气，而实在是有具体困难。面对同治帝的愠怒和朝野上下的诘难，无论是作为统帅，还是作为兄长，曾国藩都必须要为曾国荃争辩、撑腰。
曾国藩通过陈奏，说明金陵城迟迟打不下来的主要原因有五点。一，金陵城防御坚固，难以力克。即便是曾国荃采取了挖地道，然后填满炸药轰城这个对其他城池来说攻无不取、屡试不爽的办法，都对金陵城奈何不得。二，金陵城里粮食储备充足。俗话说，“手里有粮，心里不慌”。虽然经年激战，但金陵城里“并无粮尽确耗”，而且也没有因战事而耽误农业生产，“又新插麦禾甚多”。正是因为“金陵城中积粮未告罄”，所以太平军才有了“仍为负隅死守之谋”的可能。面对这样的局面，别说是曾国荃，换了谁都得无可奈何，望洋兴叹。曾国藩认为，只能：“不求速效，但求稳慎……”B38三，太平军主动出击。太平军并没有因为金陵城被围而惊慌失措，反而组织经常性的出击，主动向湘军发起进攻，袭扰湘军，弄得湘军自顾不暇，完全打乱了曾国荃的战略部署。四，大批援军陆续赶来。为了解金陵之危，李秀成率领数万人回援。按照曾国藩的设想，李秀成的援军“自必拼死苦战”，而曾国荃部则会“反客为主，专意守营，不必出队与之开仗”。但李秀成的想法却与曾国藩恰恰相反，回援之师开进金陵城后，并没有与湘军直接刀兵相加，而是计划直捣湘军后方老巢，曾国藩惊呼“江西之患弥大，即湖南亦极可虑”。情急之下，曾国藩急忙调兵遣将，“以期节节堵遏，力保上游完区”。五，饷项难济。饷银是军队的血脉。血脉不盈，军队难以坚挺，而血脉一旦断绝，则军队必不战自溃。曾国藩告诉同治帝，“饷项亦断难支至三四月”。意思是说，在这种情况下根本就不能再战，更不用说获胜了。这绝非是危言耸听。
究竟怎样做才能既保全曾国荃的颜面，又要鼓舞湘军的士气？这让曾国藩颇费踌躇。其实曾国藩心里明白得很，只有打下金陵才是硬道理；一日打不下金陵，就一日不能止住别人信口雌黄，也就一日不得安宁。
就是在这样一个极其复杂可能的情况下，为了早日解决金陵问题，曾国藩想到了增兵这个办法。但增兵不是无原则的。因为攻克金陵毕竟指日可待，这样的不世之功是绝对不能与外人分享的，所以即使增兵也要用自己的人。曾国藩首先想到的就是自己的弟子李鸿章。
本来，曾国藩还在劝曾国荃不要着急，还要稳扎稳打，不可急于贪功，须知“谋事在人，成事在天”的道理，要“刻刻存一有天下而不与之意，存一盛名难付成功难居之意”。可是现在情况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皇上已经急得火上房了，饬令曾国藩“飞催”李鸿章参加会剿。这在清同治帝三年(1864年)五月初八的上谕中已经说得很清楚了。他说：“李鸿章所部兵勇，攻城夺隘，所向有功。炮队尤为得力。现在金陵功在垂成，发捻蓄意东驱，迟恐掣动全局。李鸿章岂能坐视？著即迅调劲旅数千，及得力炮队，前赴金陵，会合曾国荃围办，相机进取，速奏朕功。李鸿章如能亲督各军，与曾国荃会商机宜，剿办更易得手。著该抚酌度情形，一面奏闻，一面迅速办理。”B39末了，同治帝又道：“曾国藩身为统帅，全局在胸，尤当督同李鸿章，曾国荃，彭玉麟，和衷共济，速竟全功。扫穴擒渠，同膺懋赏！总以大局为重，不可稍存畛域之见……”B40这无疑是最提醒曾国藩应该知道自己是干什么的，是吃哪碗饭的。面对同治帝给自己上的夹板，曾国藩只能违心地说：“仰见圣谟广运，指示周详，钦悚曷任！”B41
刚刚过了几天，同治帝的又一道上谕就到了。
在这道上谕中，同治帝的语气更加严厉且不容置疑。
“此时贼势固结不解，必须将金陵迅速攻拔，使该逆无所依附，自成瓦解之势。前经叠谕李鸿章拨兵助攻金陵能否亲往，并令该抚酌办。现当事机紧要之时，李鸿章务当不分畛域，不避嫌怨，迅速遵办，力图共济，不准稍有推诿！”B42
仅过三天，同治帝的上谕飞驰又至。言道：“现在群贼纷窜，总当速拔金陵。覆其巢穴。曾国藩当严饬曾国荃，督率所部，奋力图功，不得再有稽延。李鸿章恪遵前旨，不分畛域，拨兵助剿，或亲往会攻，毋稍嫌推诿。”B43
从同治帝的这两道上谕中不难看出，他已经渐失耐心，对曾国藩、曾国荃，以及李鸿章均表示了不同程度的悻怒。首先是对曾国藩不满，主要是因为他磨叽，迟迟没有落实增兵金陵的圣谕。其次是对曾国荃不满，认为他有拖延之嫌。这从“不得再有稽延”一句中可窥一斑。三是对李鸿章不满，认为他对“嫌怨”“畛域”问题想得太多，不排除有“推诿”之嫌。
既然同治帝对迟迟拿不下太平天国的最后堡垒而龙庭震怒，那么调李鸿章前来助阵已经不是可商量或不可商量、可同意或不同意的问题了。
曾国藩欲调李鸿章会剿金陵，除了因为他“秉承圣谟，独据忠悃。每当艰险之际，恒匹马以当先。或遇绝续之交，持孤注以争胜。用能转危而为安，远攻而近守”B44以外，而寄希望于李鸿章的精良装备。清同治三年(1864年)五月十二日，也就是朝廷命李鸿章驰援金陵的头两天，曾国藩就致信曾国荃“欲奏请少荃亲带开花炮队、洋枪队前来金陵会剿”。
金陵久攻不下，迫使曾国藩不得不从武器装备方面去考虑了。那么，能够在这方面助曾国荃一臂之力的也只有李鸿章一人。那么李鸿章为什么会有精良的武器装备呢？这就不得不承认李鸿章的远见卓识了。所以说李鸿章是晚清“善假于物也”的典型代表一点也不为过。
早在建立淮军伊始，李鸿章就想到了用西方的先进武器装备自己的军队，这也被世人包括曾国藩在内认定淮军屡战屡胜的法宝所在。在曾国藩看来，李鸿章的开花炮和洋枪绝对是制胜的关键，尤其是威力巨大的开花炮，对于轰击“坚而大”的金陵城最为得力，他明确告诉曾国荃，“且炸炮轰倒之城，实可骑马而登，胜于地洞十倍”。
调李鸿章前来助阵，虽然是因为逼不得已而为之，但曾国藩必须要考虑到曾国荃的心情。毕竟围困金陵两年，曾国荃几乎付出了全部的心血，眼看大功即将告成，却来了一伙瓜分胜利果实的，曾国荃无论如何是难以接受的。
果不其然，此事一经提出就冲了曾国荃的肺管子，遭到他的坚决反对。曾国荃向曾国藩直言：“少荃所管之事过多，来此一隅，似不相宜……”B45不仅不同意李鸿章亲来助阵，就连调李鸿章的部下前来帮忙也断然拒绝。
曾国藩曾在书信中劝说曾国荃：“如奉旨饬少荃中丞前来会攻金陵，弟亦不必多心。”因为“功不必自己出，名不必自己成”。然而，曾国荃想要的就是这个功和名。面对即将到手的巨大功、名，曾国荃几乎丧失了理智，就像一头咬住了肉骨头的猛兽，任何力量都休想让他撒口。所以，任凭曾国藩苦口婆心，曾国荃就是耿耿于怀不点头。
1861年，李鸿章奉曾国藩之命编练淮军，成为淮军的创始人和领袖。既是曾国藩的入室弟子，又是经他一手力推出来的年轻俊才，淮军领袖，绝对是曾国藩亲信中的亲信，嫡系中的嫡系。可即使有这样的渊源，曾国荃仍然拒绝李鸿章赴金陵助战。
我们分析他的理由不外乎有以下三条。首先是虚荣使然。曾国荃比李鸿章小一岁，属于同龄人。尽管李鸿章是两榜进士出身，晋身行伍也比曾国荃早三年，但曾国荃成名却比李鸿章早得多。早在李鸿章还在给曾国藩当幕僚的时候，曾国荃就已经是湘军中“吉”字营的统帅了。尽管在表面上，两个人你干你的，我干我的，井水不犯河水，没有什么利益冲突，甚至还“相亲相卫”，但曾国荃没怎么把李鸿章放在眼里。虽然眼下遇到了困难，但曾国荃的虚荣之心仍在，打心眼里不赞成允许李鸿章前来助阵。说白了，曾国荃倒不是怕别的，只是怕丢不起人。其次是嫉妒作祟。李鸿章虽然出道晚于曾国荃，但进步却比曾国荃快。贡生出身的曾国荃，没有多少资本可以炫耀，只能靠拼命苦干，一级一级往上爬。由知府、道员、以按察使记名、实授浙江按察使、迁为布政使，到1863年擢浙江巡抚，曾国荃一共用了七年多的时间。而比曾国荃出道晚五年的李鸿章却顺风顺水，升授巡抚的时间比曾国荃还早一年。尤其是与太平军决战的后期，曾国荃仍然是拼死拼活玩命苦干，而李鸿章却巧借外国势力和装备，屡战屡胜，创下了赫赫的威名，就连同治帝都夸李鸿章“攻城夺隘，所向有功”。本来打下安庆后的曾国荃不可一世，趁势拿下金陵似乎指日可待，不在话下。不料，由于单兵冒进，深陷太平军的重围之中而进退维谷，不能自拔。而此时，驰骋在江、浙战场上的李鸿章却攻无不取，战无不胜，接连克复宜兴、溧阳、嘉兴、常州等地，取得了“苏州全境毕平”的辉煌战绩。这一战绩，让曾国荃嫉妒得牙根直泛酸水，同时也倍感压力。因为“任事最勇，进兵最速”的李鸿章肃清江苏以后，“人人皆望金陵之速克”，而已是孤城的金陵近在咫尺而久攻不下，惹得朝野上下“群疑群谤”丛生，这让曾国荃既感到很恼怒很心焦，同时也感到很被动很难堪更很受伤。再次是狭隘所致。生怕被分功、抢功，是曾国荃拒绝李鸿章的最主要原因。曾国藩决定饬调李鸿章会剿金陵城，曾国荃把脑袋摇得像一个拨浪鼓，死活就是一个不同意，这让曾国藩很费踌躇。曾国藩在给曾国荃的书信中坦然地说出来自己的犹豫。曾国藩说：“不请少荃来会剿，则恐贼城相持太久，饷绌太甚，弟以郁而病深。请少荃来会剿，则二年之劳苦在弟，一旦之声名在人，又恐弟以激而病深。故展转踌躇，百思不决。”B46
虽然上有朝廷的寄谕，又有战事的需要，但曾国荃就是不同意，从清同治三年(1864年)五月十四日接到朝廷调李鸿章的寄谕至六月十六日最终攻克金陵城，曾国藩一连就此事给曾国荃写了十几封书信，不厌其烦地开导曾国荃，给他分析利害关系，该想到的都想到了，该说的也都说尽了，真是费尽了心思，不愧为亲兄弟。比如“独克固佳，会克亦妙”B47；“如苏军齐到成功，则弟受其苦，而少荃享其名。则既可以同膺懋赏，又可以暗培厚福。盖独享大名为折福之道，则与人分名即受福之道矣。如“苏军虽到，而城贼仍坚持不下如故，则谤可稍分，而责亦稍轻”B48；“少荃会剿金陵，好处甚多，其不好处不过分分占美名而已”B49；“无论少荃与余会剿与否，于弟威名微减，而弟之才德品望毫无损也”B50；“一人独成其功，不如与人共享其名之善也”B51等。但不管曾国藩如何推心置腹，巧舌如簧，说得满嘴丫子起白沫儿，曾国荃就是一个坚决不同意。
深知曾国荃为人的李鸿章看得很明白，他是无论如何不会在曾国荃大功即将告成之际去分一杯羹的。于是，李鸿章以种种借口拖延驰援。洞若观火的曾国藩把李鸿章的心思看得很透，知道他“不欲分此垂成之功者”，不由大赞李鸿章“其意可敬”，气度、识见“过人矣”。
上有同治帝催命，下有曾国荃急功近利，还有一个李鸿章不愿意掺和，生生把身为统帅的曾国藩逼入了绝境。好在曾国荃很争气，未出一个月，硬是在没有援兵的情况下打下了金陵城，终使这场调兵风波到此结束，去了曾国藩的一块心病。
福兮祸所伏
功成之际却暗流涌动，曾国藩为局势的难料而心焦。
身逢乱世，个人的命运就犹如逆水行舟，生死系于一线，很难把握，不容萦怀。然而，曾国藩似乎例外，“世之祸变愈大”而“虚誉愈隆”，这不仅让别人艳羡不已，就连曾国藩自己都感到很不可思议。
盛名之下的日子其实并不好过。曾国藩深知“虚誉愈隆”则“责任愈重”，不能不让人“实深忧愧”。果不其然，随着曾国藩声名愈隆，他的“忧愧”很快就来了。
清同治三年(1864年)六月十六日，这本是一个普通的日子，但又是中国历史上一个无法抹杀而充满血腥的日子。就是在这一天，曾国荃所部引燃事先填满在地道中的炸药，把金陵城太平门龙膊子一带的城垣炸开二十余丈一个缺口，穷凶极恶的五万湘军自此杀进城去。在耗时两年多、付出“死于疾疫者万余人，死于战阵者八九千人”B52的惨重代价后，湘军终于攻克了太平军的首都金陵。
就在曾国荃疯也似的在金陵城里烧杀抢掠之际，远在安庆的曾国藩还在不知情，仍在为曾国荃“猛攻金陵，辛苦异常，悬系不已”B53。在给曾国荃的家书中，曾国藩直言：“……知连日辛苦异常，猛攻数日，并未收队，深为惦念。”B54曾国荃到底有什么让曾国藩如此不放心呢？因为曾国荃“向来督攻，好往来炮子如雨之中，此次想无二致也”B55。
曾国藩是两天后方接到曾国荃报捷咨文的，才最后确认湘军果真克复了金陵城，不由“思前想后，喜惧悲欢，万端交集，竟夕不复成寐”B56。也难怪曾国藩如此激动，自墨绖出山至今，整整十二个年头过去了，这中间到底经历了多少荣辱艰辛，多少是非曲直，恐怕连曾国藩自己都说不清楚。今朝总算功成，多年的心血没有白流，对社稷、皇上、家人、将士、兄弟、属僚，包括对自己终于可以有一个交代了。
绞杀了太平军绝对是一件不世之功。曾国藩细数了一下自清嘉庆以来几次较大的内战，就其规模和所产生的影响作了一番比较。如“嘉庆川楚之役”，“蹂躏”了四个省，“沦陷”不过十座城池；“康熙三番之役”，“蹂躏”了十二个省，“沦陷”了三百座城池。而太平天国运动，“蹂躏竟及十六省，沦陷至六百余城之多”，尤其是太平军从起事至湮灭，长达十六年之久，使其成为大清历史上坚持时间最长，涉及范围最广，产生影响最大的一次农民武装斗争。而太平军将士“坚忍不屈”更是给曾国藩留下深刻印象，每每想起都不免心悸。曾国藩上奏同治帝道：“此次金陵城破，十余万贼，无一降者。至聚众自焚而不悔，实为古今罕见之剧寇。”B57
在取得“伟大胜利”的同时，曾国藩没忘了往皇上的脸上贴金，他说之所以能取得这样的胜利，“盖由我文宗显皇帝，盛德宏谟，早裕戡乱之本”B58所致。赞美皇上很“慷慨”，很“民主”——虽然自己的生活很节俭，但却不惜花费“钜饷”招募将士；虽然对于封赏非常慎重，但对有功之人却不惜破格奖掖；虽然“庙算极精”，但往往虚心地尊重前方将帅的意见。正是由于有了这样的品格作风，才充分调动了前方将士的积极性，才取得了“超越古今”“焜耀史编”的辉煌业绩。而实际上，同治帝的所作所为正好与曾国藩说的相反。
攻克了金陵城，剿灭了太平军，总算去了同治帝的一块心病。接到曾国藩的奏报后，同治帝掩饰不住心中的喜悦，“披览之余，曷胜欣慰”。他立刻给曾国藩发出上谕予以奖掖。不无动情地道：“逆首洪秀全等以数十万逆众久踞金陵，负隅死守。曾国荃等督兵围攻，所部不满五万，两载以来，将城外贼垒悉数扫荡。兹复于炎风烈日之中，伤亡枕藉之余，并力猛攻，克拔坚城，非曾国藩调度有方，曾国荃及各将士踊跃用命，不能建此奇勋。”B59
胜利就如同一杯烈性酒，引发了积聚在曾国荃和湘军心里全部贪婪、凶恶和疯狂，把原始的人之性恶暴露无遗，并推至极致。具体表现如下。一是杀人如麻。据曾国藩奏稿上记述，当时坚守金陵的一共有十万太平军。城破之时，太平军或分路突围，或以身殉国，表现得十分英勇。如，十六日晚三更时分，忠王李秀成命令守军同时放火焚烧天王府、其他王府及宫殿，一时间“火药冲霄，烟焰满城”。然后，命千余名将士从宫殿南门突围，被湘军截杀七百多人。而那些没有来得及逃走的宫女则“缢于前苑内”，计有数百人；死在护城河里的不下两千人。是夜四更，约有太平军将士千余人冒充湘军向太平门的缺口发起攻击，被屠杀三四百人，剩下的六七百人乘马冲了出去。曾国荃遂派马队穷追，并着附近守军“会剿”，“全数斩刈未留一人”。攻进城内的湘军“分段搜杀”太平军，在三天的时间里，共屠杀太平军将士十万之众。约有三千余名的太平天国的各个王、主将、天将及大小将官，有一半死于乱军之中；剩下的一半或死于“城河沟渠”，或引火自焚。而忠王李秀成的兄长巨王、幼西王、幼南王、定王、崇王、璋王等，遭到湘军马队追杀，且“将各头目全行杀毙，更无余孽”。在湘军破城后短短三天的时间里，金陵城内“火光不息”，势成燎原，“不可向迩”；秦淮河里尸首如麻，水如血染。原本富丽堂皇的一座金陵古城霎时变成了一座人间地狱。二是大肆劫掠。湘军欠饷日久，都憋着一股劲儿渴望早日杀进金陵城狠狠搜刮一番，发上一笔横财，来个堤内损失堤外补。打进金陵城后，湘军将士首先想到的就是一个“钱”字。所以一俟进城，湘军各个穷凶极恶，贪得无厌，所到之处，横草不过，无论是王府宫殿，还是商铺人家，无不劫掠一空，搜刮殆尽。据后来有人回忆说，进城后的湘军人人都去掠夺搜括，就连那些随营服务的杂役也参与到劫掠之中。曾国藩和曾国荃哥俩对此事均采取了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态度，实际上就是纵容了劫掠的土匪行为，而且曾国藩还明令，凡是在俘虏身上发现的金银，官方概不追问，目的是“所以怜其贫，而奖其功”。可就在这时，皇上要钱的上谕到了。连年的战乱与战争赔款，早已把清廷弄得羸弱不堪，财政状况窘迫至极，往往是拆了东墙补西墙，穷于应付。湘军打下金陵城，皇上想到的也是一个“钱”字。上谕说：“金陵陷于贼中十余年，外间传闻金银如海，百货充盈，着曾国藩将金陵城内金银下落迅速查清，报明户部，以备拨用。”对此，曾国藩矢口否认，称根本就没有此事。孰不知，吃进肚子里的东西焉有吐出之理？三是焚城。曾国藩上奏说，湘军攻城之时，太平军自己纵火焚烧王府、宫殿，也就是说把焚城之责全部推到了太平军的身上，以至于连总督府都找不到合适的地方设置，只好“择房屋之稍完者，量加修葺”，作为自己办公的衙门。有人回忆说，提督萧孚泗为了掩盖其在天王府掠夺金银无数的罪行，竟然纵火灭迹。然而，《曾国藩年谱》中的记载却与曾国藩所说不符，尤其是其中的一句话似泄漏了天机，即：“金陵之克，贼所造宫殿行馆，皆为官军所毁。”此说与曾国藩所奏自相矛盾，前后不一。四是谎报军功。曾国藩在给同治帝的《金陵克复全股悍贼尽数歼灭折》中，言辞凿凿地说已将金陵城里的和侥幸逃脱的太平军搜杀殆尽。提督萧孚泗更是立有首功一件，生擒了李秀成和洪仁达。还上奏说由俘虏的口供中得知，临危受命的幼主洪福瑱，在城破后“积薪宫殿举火自焚”。对此说，曾国藩说等宫殿的火灭了以后，再查明洪福瑱自焚的确凿证据。因为毕竟此事干系甚大，所以曾国藩不敢把话说得太死。曾国藩深知军中无戏言，军功更不是可以谎报的。一旦出现与事实不符之处，就是欺君之罪，那可是吃不了要兜着走的。曾国藩对于洪福瑱的下落的确心里没底，他在六月二十一日给曾国荃的信里一再强调说：“其从倒口冲出之骑马贼一股，奏摺只好作活动语气，或云伪幼主、忠王在城内，或云幼、忠皆在天府，死于乱军之中，应俟确切查明，续行奏报云云。”曾国藩还特意叮嘱曾国荃“生擒贼供未必可信”。曾国藩的担心并非庸人自扰，结果恰恰就在洪福瑱生死上出现了问题。同治帝接到的暗报说，洪福瑱逃已经逃出了金陵。同治帝担心的是在浙江、福建和江西等地尚有太平军余党十余万，一旦他们拥立洪福瑱为王，就会继续与朝廷对抗。同治帝质问曾国藩，如果出现了这种情况，“则东南大局，何时可得底定”？面对皇上的质问和诘难，曾国藩必须做出回答。
终究是扑灭了太平天国这团熊熊燃烧了十六年的烈火，同治帝掩饰不住龙心大悦，慷慨封赏自然不在话下。因曾国藩“筹策无遗，谋勇兼备，知人善任，调度得宜”因而“大功告蒇，逆首诛锄”，在曾国藩钦差大臣、协办大学士、两江总督的基础上，赏加太子太保衔，赐封一等侯爵，世袭罔替，并赏戴双眼花翎。因曾国荃“坚忍耐苦，公忠体国”得以“克复全城，殄除首恶”，赏加曾国荃太子少保衔，赐封一等伯爵，并赏戴双眼花翎。同时对其他一百二十名有关人员均论功行赏。并对经年“公忠体国，共济时艰”的僧格林沁、官文、李鸿章、杨岳斌、彭玉麟、骆秉章、鲍超、左宗棠等各路统帅和封疆大吏或锡封或褒奖，总之皆大欢喜。
在受锡封的众人之中，立有首功的曾氏兄弟自然最为引人注目。至此，曾国藩、曾国荃以及湘军登上了辉煌的顶峰。
就在曾氏兄弟和众将士沉浸在功成名就、名利双收的时候，包括同治帝在内的朝野上下纷纷提出各种质疑、毁谤，曾国藩不得不分心一一应对。
关于金陵的金银财宝。朝廷向曾国藩催要金陵的金银财宝，曾国藩旗帜鲜明地用“不”来堵住了皇上和朝野的嘴。
曾国藩说，我曾经跟曾国荃议过城破之日“查封贼库”的事儿，决定所得的财物“多则进户部，少则留军充饷，酌济难民”。等打进金陵城后才发现根本就没有什么“贼库”。后来审问李秀成才得知，过去虽然有“圣库”的传说，但那是洪秀全的“私藏”，并不是公家的财产，金陵也没有“公帑积储一处”。太平军从来就不发粮饷，而洪秀全的兄弟们却“穷刑峻法，搜括各馆银米”。按照李秀成的说法，太平天国当官的“各私其财，而公家贫困”。曾国荃不相信李秀成的供词，他认为那些王府、宫殿之内一定有藏金银财宝的地方，太平军将士的身上也一定藏有金银，所以勒令各个营按在册人员缴出金银，用来冲抵欠饷。曾国藩说，那些兵勇得到的“贼赃”多少不齐。如果按名勒缴，得的少的你就是用刑他也缴不出来，而得的多的就会抗命逃跑。其结果是既抵不了多少饷，又有损于国家的体面，而且还会失去人心。所以，曾国藩下令，所有在俘虏那里得到的金银一律不追究，但“发掘贼馆窖金者，报官充公”，违反者一律治罪。问题是打下金陵城后根本就没有发现什么金银财宝，曾国藩说，这种情况“实出微臣意计之外，亦为从来罕闻之事”。光说没有金银财宝还不能完全交差，也不能让人服气。所以，曾国藩不仅矢口否认没有什么金银财宝，还大吐苦水，向皇上哭穷。曾国藩说，眼下正在处理善后，要裁撤兵勇，安抚灾民，修缮城池，而这一切“需银甚急，为款甚钜”。言外之意，我不管皇上要钱就已经不错了。
关于谎报军情、逃脱了洪福瑱一事，曾国藩曾在同年七月初七的奏折中如是说：“伪幼主洪福瑱绕室积薪，为城破自焚之计，众供皆合。连日在伪宫灰烬之中，反复搜寻，茫无实据。观其金玉二印，皆在巷战时所得，又似业已逃出伪宫者。李秀成之供，则称曾经挟之出城，始行分散。”曾国藩说十六日夜逃出金陵城的太平军一共就几百人，在湖熟已被骑兵“围杀净尽”。十七日以后，曾国荃就将缺口封堵上了，关闭城门，屠城三日。洪福瑱一个十六岁的孩子，“纵未毙于烈火，亦必死于乱军，当无疑义”。
对于曾国藩的臆测，同治帝非常震怒，严词道：“曾国藩奏洪福瑱积薪自焚，茫无实据，似已逃出伪宫……湖熟防军所报斩杀净尽之说，全不可靠。”B60言外之意是说曾氏兄弟在这个问题上撒谎邀功，饬令曾国藩“查明此外究有逸出若干，并将防范不力之员弁，从重参办！”B61给曾国藩施加了巨大的压力。
曾国藩不敢怠慢，急忙追查，并于七月二十九日上奏寻查的结果，尽管“尚未访有端倪”，但态度很明确，坚信洪福瑱必死无疑。
此事虽然到此暂告一段落，但曾氏兄弟对同治帝和朝廷却仍旧寸心耿耿。本来就气盛的曾国荃越发“焦愤”，“肝气不能平伏”，忍不住要骂大街。曾国藩尽管不能像曾国荃那样嘴上没有把门的，但心里也很不是滋味。一来是因为同治帝薄情寡义，严词厉色，对曾氏兄弟恩威并施，既扬又抑，明显是已存戒心。二来是人心叵测，难以揣度。据悉，洪福瑱逃走的折子竟然是老友左宗棠奏报给同治帝的。这个左宗棠在这个时候来拆台究竟是想干什么？这让曾国藩百思不得其解，久久陷于深思和愁苦之中而不能自拔。
不得不斗胆
为了保全自己，曾国藩只能出此下策。
“大逆不道”、捅塌了大清半壁江山的洪秀全无疑是同治帝的头号敌人，同样也是曾国藩的头号敌人，更是死伤无数、血流成河的湘军的头号敌人。所以，湘军打进金陵城后的第一件事，就是要找洪秀全算总账，结果却令曾国藩和湘军将士大失所望。因为洪秀全已经死了。
据俘虏交代，早在湘军猛攻金陵城时，洪秀全就已经服毒自尽了，尸体埋在了天王府内。时间是清同治三年(1864年)四月二十七日。
活要见人死要见尸。
“将士积愤之余，皆欲得而甘心”。湘军不甘心就这样便宜了洪秀全，他们在天王府里挖地三尺，一定要把洪秀全的尸体找出来。折腾了十天，直到六月二十六日，湘军终于挖出了洪秀全的尸体。六月二十八日，曾国藩等验看了已经死了两个多月的洪秀全的尸体。此时，展现在众人面前的洪秀全“头秃无发，须尚存，已间白矣。左股右膀，肉尤未脱”，早没了天王的威仪，只有周身包裹着的绣龙黄缎尚能显示出一些与众不同。
曾国藩下令“验异戮尸，举烈火而焚之”B62。
处理完洪秀全的事后，剩下的就是对付于六月十九日因伤被俘的李秀成了。
李秀成是太平天国后期最重要的军事将领之一，被洪秀全封为忠王，是湘军最大的死对头。就是因为这个李秀成的拼死抵抗，险使曾国荃功亏一篑，所以曾国荃对李秀成早就恼羞成怒，恨之入骨。与李秀成前后脚被俘的还有洪秀全的二哥、勇王洪仁达。如何处置这两个人，不是曾国藩所能擅自做主的，必须由朝廷来决定。曾国藩明白这个道理，自然也就不会漏这个空儿。在六月二十三日的奏折中，曾国藩请示朝廷，是将李秀成、洪仁达“槛送京师”还是“在金陵正法”，“咨请定夺”。最后还强调了一下“应否献俘”，等他亲自到金陵以后，视情况再“察酌具奏”。朝廷很快就做出了很具体的回复，让他把李秀成和洪仁达“着即槛送京师，讯明处决”。朝廷的这个决定基本符合湘军大多数人的想法。曾国藩自己也说“日来在事文武，皆请将李秀成槛送京师”，就连前来祝贺的洋人“亦以忠逆解京为快”。但是，曾国藩竟于七月初四、初六两日，分别将洪仁达、李秀成“凌迟处死”。曾国藩何以不等谕旨而擅杀“贼酋”呢？须知，这可是忤逆朝廷的大逆不道啊！
曾国藩在七月初七的上奏中，解释了为什么将洪仁达、李秀成就地正法的理由。
曾国藩说，除了洪秀全以外，其他人都没有“解京献俘”的必要。凭着“圣朝天威”，杀了洪仁达、李秀成之流就如同灭了两个小丑，根本不算什么了不起的事儿。曾国藩还臆测道，按照惯例，“元恶”解京后，一般都“诱以甘言，许以不死”。而李秀成一旦知道自己绝对没有逃跑的可能，在押解的途中来一个绝食而亡，或者“窜夺而逃”，都会遗留“巨患”。
七月二十日，曾国藩再一次就擅杀洪仁达、李秀成一事作出解释。
曾国藩说，经他了解，李秀成颇有手腕，在老百姓当中很有影响很有威望。最能说明问题的有两件事。一是金陵城破后，负伤的李秀成逃到了乡下，那里的老百姓“怜而匿之”。李秀成被俘后，老百姓为了报复，竟然将抓获李秀成的萧孚泗的亲兵王三清抓去杀死，然后投入水中以泄愤怒。太平军的降卒和周围的老百姓没有不认识李秀成的。在李秀成被俘当日，“观者如堵”。二是李秀成被打入囚笼的第二天，太平天国松王陈德风也被抓住了。一见到李秀成的面，陈德风便“长跪请安”。曾国藩说，我听到这两件事后，“恶其民心之未去，党羽之尚坚”，当时就决定要将李秀成就地正法。
其实，曾国藩的杀心早在六月二十五或二十六日，也就是请示朝廷的第三四天就下了。在六月二十六日给曾纪泽的信中，曾国藩就明确地说：“伪忠王曾亲讯一次，拟即在此杀之。”七月初四，曾国藩在写给曾国潢的家书中说：“伪忠王讯供未毕，拟即在此正法，不必解京……”也就是说，曾国藩根本就没有等谕旨下达后再处置李秀成的打算。
曾国藩决意要杀李秀成，营中的其他将士表示了不同的意见。一方面先是要求将李秀成解往京师。另一方面，当听李秀成说他可以帮助湘军收降江西、湖州等地的太平军时，又纷纷请求免除李秀成一死，“留作雉谋，以招余党”。曾国藩在杀李秀成的问题上表现得很决绝，他上奏同治帝道：“臣则力主速杀，免致疏虞，以贻后患。”B63
那么，擅杀李秀成的原因确如曾国藩所说吗？
据后人的一些回忆和学者的研究表明，曾国藩斗胆擅杀李秀成有着不可告人的难言之隐。
一，李秀成知道得太多，解京后恐其泄密，杀李秀成完全是为了灭口。一是“圣库”问题。金陵城里究竟存有多少金银财宝，李秀成是最知情者之一。湘军大肆掠夺，所获甚多，别人说不清楚，但李秀成却心知肚明。如果把李秀成解往京师，一旦朝廷追寻起“圣库”的事儿，那么湘军把金陵城劫掠一空的事儿就会暴露无遗，这与曾国藩信誓旦旦地说“圣库”仅仅是一个传说，根本就没有什么金银财宝的说法相悖，这样无疑会把曾国藩装进去，把曾氏兄弟和湘军的贪婪曝光于天下。丢人事儿小而欺君罪大，曾国藩绝对是吃罪不起的。二是军功问题。曾国藩在上奏的军情片中往往妙笔生花，洋洋洒洒，极尽渲染之能事，而事实上却与真正的战绩存在较大差异。以李秀成被俘一事为例。曾国藩上奏是萧孚泗搜擒了李秀成，而实际上根本就不是这么一回事。李秀成受伤后躲在方山乡下的民间。那里的老百姓因为争夺李秀成随身所携带的财物而发生争执，李秀成躲藏不过，被几个农民绑缚交给湘军的，而不是萧孚泗的功劳。此事一旦败露，曾国藩是无论如何也解释不清的。
二，李秀成是曾氏兄弟的死对头，尤以曾国荃最甚。前文说过，曾国荃围困金陵两年，攻打金陵城更是苦战三个月，损兵折将，几近崩溃，其主要的对手就是这个李秀成。对曾国荃来说，就是啖其肉寝其皮也难解心头之恨。有人回忆说，被俘后的李秀成被带到曾国荃面前时，曾国荃竟然穷凶极恶地扑上前去，以锥刺之，演出了一场“虐囚”的恶剧。若不是有人阻拦，曾国荃就要一刀一刀活剐了李秀成。这一点，就连曾国荃自己也没有回避，他在致李鸿章的信中直言：“李秀成擒获后，弟遍刺以锥，流血如注。”由此可见，不杀李秀成，连曾国荃这一关都过不去。
三，后世传闻，李秀成有贬清褒曾之意，曾国藩恐引起朝廷对他的无端猜忌。李秀成被俘后，曾国藩于六月二十五日亲临金陵讯问。李秀成也很配合，亲笔写下了数万言的“供词”。对李秀成的“详供”，曾国藩很重视很用心，花了很大的心思来研究、校勘。以七月初六日为例，头一天因“用心太过”而“疲乏殊甚，不甚成寐”的曾国藩，全天除围了一局棋、小睡两次和阅读了一些文件外，把其余的时间全部用来校勘李秀成四五万字的供词全文。曾国藩在当日的日记中记载：“本日仅校二万余字，前八页已于昨日校过，后十页尚未校也。”
曾国藩何以对李秀成的供词如此关注呢？因为他害怕在李氏的供词中，出现有损于曾氏兄弟和湘军的内容。所以，曾国藩不仅仅就是单纯地校勘，而且还要对供词进行删改，从而使李秀成的供词与曾国藩的奏报一致，不能允许出现任何于己不利的纰漏。
总之，不管是因为上述哪一条原因，李秀成都必死无疑而绝无活路。
也就是在七月初六当日下午的五点至七点之间，曾国藩下令将李秀成惨无人道地“凌迟处死”了，从而彻底根除了曾国藩的一个心腹大患。
曾国藩在没有得到朝廷批准的前提下就擅杀了李秀成等，实属犯了大逆不道的欺君之罪，但曾国藩并没有因此而惶恐，他杀李秀成的理由不仅很充分而且堂而皇之。他说：“初十日始奉将二酋解京之旨，扣算日期，臣处应于初六日接到批旨！乃驿站由安庆转递江宁，致迟四日之久。臣查军机处封面，乃兵部火票，皆注明递至江宁字样。不知驿站何处错误，应即文挨站查办！”B64曾国藩把责任推得一干二净——由于驿站把朝廷的批旨送错了地方而耽误了时间，所以曾国藩自然不需要负什么责任了。由于没有及时接到批旨，所以朝廷关于在“洪秀全尸身觅获后，剉尸枭示，仍传首被害地方，以雪众愤”B65的要求也无法落实了。曾国藩上奏道：“臣于六月二十八日验明洪逆正身，即行戮尸焚化，未将首级留传各省，是臣识见不到之咎。”B66这里需要说明的是两个问题。一个是究竟哪个驿站把应该送递江宁的兵部火票送到了安庆？另一个是在没有接到朝廷谕旨的情况下，曾国藩仍然没有权力擅杀李秀成。但事已至此，说什么也没有了实际意义，毕竟克复了金陵，剿灭了太平天国，同治帝也不好再追究曾国藩什么了，只能认为曾国藩“所办甚是”。
必须为疯狂埋单
曾国藩不得不面对满朝的指责，为部下的疯狂承担责任。
攻克了金陵，曾氏兄弟为大清立下了不世之功，个个加官晋爵，封侯拜相，登上了荣誉的巅峰。金陵城内浓烟烈火尚未散尽，曾氏兄弟就已经门庭若市，贺者如潮了，连日大摆宴筵，用狂欢来庆祝胜利了。曾国藩记曰：“……初十、十一、十二等日戏酒宴客，每日百馀席……”弄得曾国藩神疲筋倦，“不甚成寐”。
精神头最足的当属曾国荃。身患湿毒而尚未痊愈的曾国荃，每天沉浸在杯觥交错之中而乐此不疲。曾国荃这种“应酬无倦”“不以为苦”的劲头儿，令曾国藩不得不叹服，“谚称‘人逢喜事精神爽’，其信然欤！”
要想人不知，除非己莫为。就在曾氏兄弟恣意狂欢之际，他们在金陵城的所作所为，已经通过各种渠道遍传朝野上下。于是，各种猜忌、谤议随之铺天盖地而来。曾国藩除了慨叹“祸机之发，莫烈于猜忌，此古今之通病。败国亡家丧身，皆猜忌之所致”B67以外，别无他途。一时间，曾氏兄弟再一次被推到了风口浪尖，身心均面临着巨大的压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