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68 《运命论》：三国·魏·李康。
B69 《曾国藩全集·家书》：清同治元年七月二十八日之谕沅、季弟。
B70 《曾国藩全集·家书》：清同治四年六月初五日之谕澄、沅弟。
B71 《曾国藩全集·家书》：清同治三年三月二十六日之谕沅弟。
B72B73B74 《曾国藩全集·奏稿》：清同治三年七月二十日之《近日军情拟裁撤湘勇片》。
B75B76 《曾国藩全集·奏稿》：清同治三年八月二十七日之《曾国荃请开缺调理折》。
10 因一事而声名俱毁
绞杀了太平天国运动，曾国藩带着周身尚未干涸的血迹，登上了人生的巅峰。现在，曾国藩再也不用像当年那样，为了争得一职督抚实位而费尽心思，而是皇上主动投怀送抱，不断地慷慨赐予，大肆奖掖，比如两江总督、协办大学士、一等毅勇侯、体人阁大学士、加恩加赏一云骑尉世职、武英殿大学士等头衔，不一而足，使曾国藩的脑袋上炫耀着无尽的令人艳羡的光环。
清同治七年(1868年)七月二十七日，已经六十岁的曾国藩奉上谕，离开两江总督任，调补直隶总督之职，不仅成为掌管京畿重地的最高行政长官，而且成为督抚之首。尽管还是属于地方官，但位置和影响却不可同日而语了。
对曾国藩来说，位置重要也好，不重要也罢，好像都无所谓了。因为被调离东南的腾龙之地，不过是朝廷消除曾国藩影响和势力的又一个具体手段而已，用不着争争讲讲。对此，曾国藩心如皓月，一目了然。
清同治七年(1868年)十二月十三日，曾国藩抵达京师，便连续三天受到两宫皇太后的召见，隆遇甚眷，恩宠有加。十八日，曾国藩到内阁就任大学士，成为汉尚书中的第一人。
如果事情就这样发展下去的话，朝廷就不用再为曾国藩手中曾经握有的重兵担心了，而颇识实务的曾国藩也可以放下了一颗悚惕之心，彻底释怀自己，享几天清福，求得一个善始善终。然而，一次意想不到的巨大的风暴即将来临，业已登上事业辉煌顶端的曾国藩，又将无可奈何地再一次被卷入不测的漩涡，并从此声名狼藉，跌到人生的谷底。
跟死婴扯上了关系
天津的惊天大案，是由两具死婴引出的。
四千多年以前，由于华北东北部的海水退去，一块陆地渐渐露出了海面。后来，由于黄河在这里屡次改变入海口，大量泥沙堆积，从而把海岸线逐渐固定了下来。汉武帝时，这里开始有了主管盐业的官方设置。至隋代，随着南北京杭大运河在此交汇，史称三会海口，渐显繁荣。到了南宋金国贞佑二年，也就是公元1214年，这里第一次有了正式的名字——直沽寨，这就是天津最早的称谓。至元朝，这里改称大直沽盐运使司。后来到了明永乐二年(1404年)，时为永乐皇帝的朱棣，为了纪念他当年在此经大运河南下，故将这里改称天津，意即天子经过的渡口。由于这里是军事重地，所以又在此地的左右开始筑城设卫，称天津左、右卫。清顺治九年(1652年)，三卫合一，统称天津卫。从此，东临渤海、北依燕山、扼华北水陆要津的天津，就成为拱卫京畿的战略要地和门户。清咸丰十年十月，也就是公元1860年10月，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中失败的清朝政府，与法国被迫签订了《中法北京条约》。在共计十款的不平等条约中，有一款就是增开天津为商埠，准许列强在此设租界建教堂，进行宗教文化的传播。该年十月，法国天主教在天津望海楼开始设立教堂。
天主教文化与中国的传统文化是两种截然不同的文化形态，无论在价值取向、文化内容、表现形式、历史传承以及群众基础等方面，均存在着巨大的差异，在没有适当的交流途径的情况下，两种不同文明爆发冲突是一种必然且难以调和。另外，宗教文化是被列强强加在中国人头上的，在民族感情方面也颇为愤懑。所以，自传入之日起，民间反对基督教、天主教等外来宗教的斗争就始终没有停止过。随着斗争的不断加剧，中外之间的矛盾日益加深，积聚的愤怒与仇恨，就如同一个已经点燃导火索的火药桶，就等着爆炸的那一声巨响了。
天主教除了设立教堂，传播宗教文化以外，还创办了一些诸如仁慈堂、育婴堂等慈善机构，专门用来收留那些因各种原因被遗弃的儿童，其作用就相当于现在的儿童福利院。后来发生的那场震惊中外的“天津教案”，就是由此而引发的。
清同治九年(1870年)的五月初六，本是一个再普通不过的日子了，但却因为在这一天发生了一起疑案，从而掀起了一场震惊中外的巨大风波，险些酿成“八国联军”提前入京之患，所以得以在历史的长河中留下了浓重而晦暗的一笔。
这一天，在位于天津海河东岸的一块坟地里，饥馑的野狗扒开了一具棺木。在棺木里，出现了两具死婴的遗骸。有人赶紧把此事报告给了该镇的驻军。
天津镇中营游击左宝贵闻听后，马上带人前往事发地点查看，一探究竟。左宝贵到达现场后，发现死婴“由外先腐，胸腹皆烂，肠肚外露”。这与当地死于疫病的症状正好相反。但问题并不在于发现了死婴，而是由于这个发现，被人们自然而然地与当地近来出现的一些特殊事件联系在了一起，不由使人倍感惊悚。这究竟是一些什么样的特殊事件呢？
第一个特殊事件，是天津地区当时正在流行大规模的瘟疫。发生了瘟疫自然要死人，这本不是什么稀奇的事儿，但在法国天主教堂所办的育婴堂，每天都有三四十儿童死亡。这件事儿，引起了人们的普遍关注。因为这与其时民间广为流传的一个说法牵扯在了一起，这也就是第二个特殊事件。当时，在民间屡屡发生歹人用迷药迷拐儿童的事件，而这些恶性的事件，被一些人指认与教堂有关，风传是天主教堂指使教民所为，其目的是把被迷拐的儿童掏心挖眼，用来制药。这种说法一时甚嚣尘上，越传越广，但尚未有明确的证据，仍属怀疑与猜测。
事情的转机，出现在天津当局抓获了两名迷拐贩卖儿童的疑犯之后。
天津知府张广藻对擒获的两名疑犯进行审讯。据疑犯交代，他们迷拐儿童是“受人嘱托”，而委托者似指教堂。天津当局并没有就此事进行详尽的调查取证，而是把疑犯的供词直接录入官方的告示当中示众。这在客观上，起到了把人们对教堂业已存在的怀疑具体化、正式化、公开化作用，使固有的民族矛盾日益激化，对后来事态的发展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本来中外之间的这种争执、猜忌、仇恨由来已久。在当时，清政府虽然同意外国在中国的通商口岸传教，但均是出于逼不得已，无论是清廷还是民间，对外国宗教采取敌对态度的人不在少数，没有几个人对这种外来文化有好感。在人们的心目中，普遍称黄头发、蓝眼睛的外国人为“异类”，称外国宗教为“异端邪教”。尤其是对那些传教士没有好感，甚至是采取敌视态度。认为他们不是“采割折生”，就是“奸淫妇女”，总之没有什么好人，没干过什么好事儿，特别是“采割折生”、残害生灵一说流传甚广。其实，“采割折生”是纯粹国产化的东西，系中国古代民间的一种骇人听闻的巫术，主要是挖掉活人的耳目、五脏六腑及折割肢体用来制药。据说服用了这种药，既可以治疗疾病，强身健体，延年益寿，又可以开启天目，沟通阴阳，通灵神明。这显然是一个不折不扣的谎言。而在那个蒙昧的时代，人们对此缺乏足够的分析力和判断力。因“采割折生”之法太过严酷残忍，为历朝历代所严禁，明令违者处以凌迟峻法。然而人们是有丰富想象力的，凡事都爱追根溯源，浮想联翩。面对死婴，难免不让人们产生这样的质疑：如果不是“采割折生”的话，育婴堂里何以一天能死那么多的儿童？何以尸体会出现那样的症状？
也是无巧不成书。就在舆论鼎沸而不知所踪的当口，一名叫武兰珍的迷拐儿童的疑犯被民团捕获并交给了县衙。经刑讯，武兰珍供认，他所用的迷药，系法国天主教堂一个叫王三的杂役提供的。此事一经曝光，顿时群情激愤。民众集会，书院停课，反教会的揭帖遍布全城，老百姓与教民之间更是“屡有争哄之事”发生。五月二十日，天津的民众代表到育婴堂要进行检查，遭到法国驻天津领事丰大业的断然拒绝和粗暴驱逐。次日，天津静海知县刘杰押着疑犯武兰珍前往望海楼天主教堂找王三对质，却发现教堂里根本就没有王三其人。一时间，近万名老百姓自发地包围了教堂，抗议示威，要求教堂交出王三，惩办凶犯。
一方是官方和民众要人，另一方是教堂根本就交不出人，此事一时陷入僵局。丰大业要时任三口通商大臣的崇厚派兵弹压民众，因崇厚仅派来了几名官弁前来而惹得丰大业大怒。
局面渐失控制。崇厚不得不亲自出面约谈丰大业，让他交出王三与武兰珍对质。正在气头上的丰大业想找崇厚发火还找不着呢，一听说崇厚主动找他，二话没说，遂带着秘书西蒙就直奔三口通商大臣衙门。崇厚约谈丰大业这件事又引发了“讹言”，好像当局也认定此事与教堂有关，否则不会有约谈之事。于是，天津民众更加“人情汹汹”。
一向傲慢无礼、不把中国人放在眼里的丰大业，当着崇厚的面，不仅咆哮公堂，而且还开枪恫吓崇厚。崇厚对丰大业的暴戾、乖张比较了解，没说上几句话就被吓得六神无主，“亟起避之”。在交涉未果后，气鼓鼓的丰大业离开三口通商大臣衙门，在返回领事馆的途中恰逢静海知县刘杰，双方遂发生了激辩。没捞到便宜的丰大业不由气急败坏，竟公然向刘杰开枪射击，击中了刘杰的随从高升。西蒙也气焰嚣张地鸣枪示威。
丰大业和西蒙无法无天、肆意开枪伤人的强盗行径，激怒了早已怒不可遏的天津民众。数百名愤怒的民众一拥而上，当即殴毙了丰大业和西蒙，并趁势冲进育婴堂，共杀死法国修女、神父、领事馆人员等13人，俄商3人以及和30多名中国教民。焚毁了法国教堂一处、公馆一处，仁慈堂一处，洋行一处，英国讲书堂四处，美国讲书堂二处。终酿成了震惊中外的“天津教案”。
一石激起千层浪。教案发生后，法国政府联合英、美、俄、德等七国一起向清政府发难，提出强烈抗议，并将军舰集结在天津、威海等海面进行武力威胁，扬言“十数日再无切实办法，定将津郡化为焦土”。
在一触即发的危局面前，朝野上下意见分歧很大，莫衷一是，令清朝当局左右为难。一方面是虎视眈眈的西方列强，凭借着洋枪洋炮所带来的巨大压力。两次鸦片战争的惨败，让清廷充分领略了船坚炮利的恐怖，孱弱的大清国没有胆量更没有实力与西方相抗衡，所以不敢出现什么差池。另一方面，民间对洋人的愤怒已经难以控制，民心所向，民意难违，也是清廷不敢随便拂逆的。比如事发后，崇厚曾发布命令，让聚集的民众解散，深恐民众再度滋事引发事端。因崇厚“驻天津近十年，调停于民教之间，人颇讥之”，在民众中没有什么威信可言。所以，崇厚此举一出，当即就遭到了来自各方的强烈谴责，弄得狼狈不堪，无法收场。此外，朝廷上的一些重臣，对天津民众的行为采取支持的态度，毅然决然地站在民众一边。比如时任陕甘总督的左宗棠，就对天津民众的所作所为表示公开的赞赏。
同治帝知道，再让无能的崇厚干下去是不明智的，必将引发更大的祸端，可一时又找不出合适的人选。就在同治帝焦头烂额、苦无良策之际，猛然想起了那位一向“秉性忠诚，持躬清正”、现居保定的直隶总督曾国藩，不由眼前一亮。
皇上只要能臣而不顾死活
降旨差遣，以病躯临危，皇上难道不管曾国藩的死活吗？
直隶，顾名思义，为直接隶属之意。始称于明代，即将直接隶属京师的地区称为直隶。例如，明代开国的都城为南京，故把当时的江苏、安徽和上海称为直隶，后称南直隶。永乐初年，明朝迁都北京，遂将直接隶属北京的地区称为直隶，是谓北直隶。北直隶最初包括现在的北京、天津、河北省大部和河南、山东两省的一小部。清初，改北直隶为直隶省。清雍正、乾隆年间逐步扩大直隶省的管辖范围，将现在河北承德市、张家口市北部、内蒙古自治区西拉木伦河以南、辽宁省大凌河上中游、希河上游以北和内蒙古自治区奈曼、库伦二旗等蒙旗部分设置的州、县，划归直隶省统辖。成为清代单省设总督的行政区之一，其最高行政长官为直隶总督，总督衙门设在现今的河北省保定市。
直隶总督的全称为总督直隶等处地方提督军务、粮饟、管理河道兼巡抚事，是清朝九位最高级别的封疆大臣之一。由于直隶省地处京畿要地，因此直隶总督被称为疆臣之首。自清同治七年(1868年)七月奉到上谕起，直隶总督就是由两江总督任上补调来的曾国藩。
脱下经年征战的铠甲，离开了浴血奋战的战场，曾国藩终于可以施展自己治国安邦的雄才大略了。
作为直隶省的最高行政长官，履职履责是曾国藩的职分所在，所以他自然会一如既往地不折不扣。早在进京的途中，曾国藩就有意识地做了一些功课。比如在沿途之上，曾国藩就“每日按舆图稽查山川原委，尤详考畿辅水利，随时延访官绅贤否证以舆论而密记之”①。但直隶情况特殊，这里是皇上居住的地方，百官云集，自古以来，皇城根下的事儿就难办，处处受到方方面面的掣肘、制约，需要时时小心，处处谨慎。要想干事儿，就势必要与那些位高权重的官绅打交道，彼此发生龌龊也在所难免。所以，深谙官场险恶的曾国藩一方面确定了自己工作的着重点，另一方面也把该说的话对朝廷讲清楚了，做到有言在先，防患于未然。曾国藩首先是明确了三个工作重点，讲了三个“宜预为陈明者”，也就是所谓的有言在先。
第一个重点是练兵，建立拱卫京师的卫戍部队。这是慈禧皇太后交给曾国藩的第一个任务。清同治七年(1868年)十二月十四日，慈禧皇太后在养心殿召见曾国藩时曾直言：“直隶甚是空虚，汝须好好练兵。”第三次召见曾国藩时，慈禧又叮嘱曾国藩：“直隶空虚，地方是要紧的，汝须好好练兵。”并强调，“有好将，尽管往那里调”。上述内容，在曾国藩的年谱、事略中均有具体的记载。
为什么朝廷把练兵作为直隶的第一要务呢？实在是由于大清国面临的内忧外患所致。
先说内忧。直隶位于中国版图的心脏部分，是全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交通的中心，战略地位甚重。然而，连年的内乱却使这个京畿重地成了重灾区。按照曾国藩的说法，直隶“北有马贼，南有教匪，东南与齐省接壤。则枭匪出没之区，而降捻游勇亦多散其间。伏莽堪虞一旦窃发。旬日啸聚，动以千计，非有数千劲兵星速剿捕，即恐酿成大变”②。曾国藩说的这些都是实情，绝不是耸人听闻。太平军、捻军先后崛起，南北呼应，纵横天下，几乎把大清掀了个底朝天，想起来至今还令人心悸。
除了内忧以外，外患也不容小觑。曾国藩认为：“陕回现尚猖獗，宣化固宜严为严防。洋务虽曰安恬，天津亦暗为设备。”③面对这样的局势，仅靠直隶现有的兵力显然是不够用的。因此，曾国藩提出，要想有足够的兵力应付内忧外患，“必须练兵二万有奇”才有可能“以敷调遣”。
一般的部队是不能作为拱卫京师之用的。作为卫戍部队，首先一条就必须是攻无不取战无不胜的劲旅。曾国藩第一个想到的就是淮军大将刘铭传所率领的部队。刘铭传的部队现有一万人，“精劲冠时”，是精兵中的精兵，劲旅中的劲旅。曾国藩上奏朝廷，欲调刘铭传的部队“作拱卫京畿之师”。可光有这一支部队还是不够，仍缺一万人。曾国藩考虑了两条途径。一条是“或专就原议之六军，调省城而合练之”，另一条是“或兼用湘淮之营，制募北勇而另练之”。但不管兵力从哪里来，曾国藩向朝廷提出了一个忠告，那就是直隶的部队“敬请皇上不轻调劝”——不要随意调动。因为部队一经调出，遇事时很难马上撤回。如果“仓卒有警，畿辅仍属空虚”，并举出清同治六年底，捻军张总愚部“窜犯”直隶，“扰犯”保定、河间、天津等地，震惊京师，“畿辅戒严”而手里无兵可调的例子证明自己的观点。这是曾国藩第一个要强调的“此不能不预为陈明者也。”
第二个重点是整顿吏治，清明政治。直隶吏治废弛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就连慈禧皇太后也很头痛无奈，她命曾国藩“认真整顿”。曾国藩经过调查，对直隶吏治废弛的情况有了一个初步的了解，主要是“积狱太多，羁累无辜”。曾国藩在给朝廷的奏折中列出了如下具体表现：一是积案不办。曾国藩说，听说有的州县，到任一年有余，却没有升过一次堂，“讯结”一个案子。二是差徭重。连年的征战，所有的支出最后都落到了老百姓的头上。对那些经济条件比较好的大户，则“勒派”扯马，提供柴草；小户人家则摊派银钱，“掳充”徭役。三是“劣绅勾通书役因缘”，向老百姓讹索车辆。凡是征集的车辆，均有去无回。为了躲避这种欺诈，贫穷的老百姓不得不纷纷逃离，致使“十室而九逃”。四是勒派不断。现在，内战虽然基本结束了，但仍然再勒派“修城之赀”，还在追索欠费，“诛求无已”，没完没了。五是官官相护。封疆大吏对待下级“过于宽厚”，却不知怜恤老百姓的艰难。尤其是政出多门，容忍“为国劣员”，一旦败落才“方惧严参”。而那些不干正事只会投机专营的确能得到“优保”。六是欺上虐下。总督“事权不一”，而“属僚之径窦愈多”。这些属僚对上则搬弄是非，对下则欺压百姓，毫无忌惮。曾国藩惊呼：“风气之坏，竟为各省所未闻。”④
曾国藩向朝廷阐明了自己的打算，那就是，鉴于这种情况，他到任以后，准备“清理积讼，停止杂派为先，务严立法。禁违者重惩”⑤。因此，可能“不得不大加参劾”。
曾国藩对自己这样做的结果看得很清楚，他说自己一向不属于严厉、“苛刻”的那一类领导者，而现在一下子突然严厉起来，那些劣员一定会通过各种方式，以图救全，甚至包括通过“谤议”来“以冀宽驰”，即便出现这样的结果也没什么了不起的，也属意料之中，他会随时随地采取相应措施来应对，希望通过一段时间的治理，能使直隶的官场有所好转。但下车伊始，“非刚猛不能除此官邪”。这是曾国藩讲的第二个“预为陈明者”。
第三个重点是整治河工，消除水患。直隶境内一共有九条大河。在入海的六条大河中，永定河和滹沱河经常出槽泛滥，“而为民患”。主要原因有两条。一是老百姓擅自盖房子，占据了这两条河道，所以“不能容纳众流，曰就淤塞”。去年永定河决了口子，沿岸很多的县均被洪水所困。二是经费不到位，严重影响河工。以永定河为例，原来朝廷每年都拨给近十万两的银子用于维修堤坝，每隔几年再另外增拨一些经费，“加倍土工”。可是从清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以来，增拨那部分就没有了。从清咸丰三年(1853年)以来，每年的十万经费也只拨给四分之一。经费没有了保证，致使永定河堤“处处受病，常常溃决”。去年所需的经费还没有完全到位，将来三个月的工程，已经没有经费垫付了。曾国藩奏请由朝廷先“借拨”。然而，经费未及时到位还不是最主要的问题，问题的关键在于所制定预算不实事求是，与实际需要相距甚远，用曾国藩的话说“只可敷衍目前，断难坚实经久”。所以，“恐须添筹臣款，乃可一劳永逸”。这是曾国藩讲的第三个“宜预先陈明者”。
任务已经明确了，该说的话也说了。曾国藩便马不停蹄地投入了工作。清同治八年(1869年)正月二十日，曾国藩出京。在返回督府的路上，就去“巡视永定河堤工”。二月初八，曾国藩上奏朝廷，准备开始永定河的治理工程，向户部借银子，“赶修要工”。十三日得到朝廷批准。十六日，曾国藩审阅“直隶选练六军操演阵法”。十八日，“作清讼事宜一编”，“通饬各州县官，刻期清结积案，以为课程”。遇到大案，曾国藩则亲自鞫讯，“每月数次”。
经过一番努力，曾国藩的心血总算是没有白费。至清同治九年(1870年)五月，部队已初具规模，各项规章制度业已健全；吏治整顿初见成效，该奖的奖，该罚的罚，吏治清明，工作效率大为提高，仅处理积案就达到四万多起，“多年尘牍，为之一清”；永定河治理工程按期完工，一些有功人员受到褒奖。在短短的一年多光景中，曾国藩完成了预定的计划，取得了就任直隶总督以后的开门红。然而，就在曾国藩热情高涨的时候，身体却挺不住了。所以，曾国藩在恪尽职守的同时，不得不放慢工作节奏，借以养病保身。
经年鏖战，鞍马劳顿，本来就身体不是很硬朗的曾国藩，状况更是每况愈下，已经到了不得不休整调息的时候了。
从清同治九年(1870年)入春起，曾国藩的右眼睛就“屡患目光昏蒙”。开始时，曾国藩没怎么在意，仍然每日“治公牍览书史”，但眼疾越来越重，最后竟然失明了。清同治九年(1870年)四月二十一日，难以治事的曾国藩不得不向朝廷请假一个月，用来调理身体。但调理的效果不显，眩晕的毛病好了一些，却因服药过量而导致“脾胃受伤，饮食减少，精神固倦，不能自持”，所以又请求续假一个月，继续调理。然而，曾国藩的调理计划却落空了。因为天津教案的爆发，同治帝下旨委任，曾国藩不得不临危受命，再一次被推向了风口浪尖。
山芋很烫手，但不能扔
天津教案激化了中外矛盾，皇上把这个差事交给了苟延残喘的曾国藩。
被天津教案搅得头晕目眩的同治帝，一连发出三道上谕，把教案这块烫手的山芋，扔给了正在为保定大旱而焦虑的曾国藩。
清同治九年(1870年)五月二十五日，也就是曾国藩请求续假的第三天，奉到一个内容含糊的上谕，曰：“曾国藩着前赴天津，查办事件。”具体查办什么事件并没有说明。同日，第二道上谕到了。这一次，说得比较清楚了。
上谕道：“崇厚奏津郡民与天主教起衅，现在设法弹压，请派大员来津查办一摺。曾国藩病尚未痊，本日已再行赏假一月，惟此案关系紧要，曾国藩精神如可支持，著前赴天津，与崇厚会商办理。匪徒迷拐人口，挖眼剖心，实属罪无可逭。既据供牵连教堂之人，如查有实据，自应与洋人指证明确，将匪犯按律惩办，以除地方之害。至百姓聚众将该领事殴死，并焚毁教堂，拆毁仁慈堂等处，此风亦不可长。著将为首滋事之人查拿惩办，俾昭公允。地方官如有办理未协之处，亦应一并查明，毋稍回护。曾国藩务当体察情形，迅速持平办理，以顺舆情而维大局。”⑥
仅仅隔了一天，朝廷的第三道上谕又到了。上谕曰：“崇厚奏津民教起衅争殴，自请治罪，并请将地方官分别严议革职一摺。崇厚、周家勋、张光藻、刘杰著先行交部分别议处，仍著曾国藩于抵津后，确切查明，严参具奏。至迷拐人口匪徒及为首滋事之人犯，均著严拿惩办，并会同崇厚彻底根究，秉公办理，毋稍偏徇。”⑦
曾国藩虽然染病在身，但脑袋并不糊涂。天津教案捅破了天，已然甚嚣尘上，轰动朝野，两派意见大相径庭。派谁去都很难两全。不去吧，朝廷的三道上谕摆在那儿，作为臣子，是“不敢因病推诿”的；去吧，案子又实在复杂，虽百思而“不得良策”。曾国藩坐卧不安，左右为难，陷入了深深的踌躇之中。曾国藩在日记中写道：“天津洋务十分棘手，不胜胶着。”⑧在给两个儿子的家书中，曾国藩也坦言：“外国性情凶悍，津民习气浮嚣，俱难和叶。将来构怨兴兵，恐致激成大变。余此行，反覆筹思，殊无良策。”⑨圣命难违，曾国藩没有选择的余地，他只能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了。曾国藩断定，天津之行绝难有好结果，遂做好了不测之想，留下了遗嘱：“余自咸丰三年募勇以来，即自誓小明疆场。今老年病躯危难之际，断不肯吝于一死，以自负其初心！恐邂逅及难，而尔等诸事无所禀承。兹略示一二，以备不虞！”⑩
从态度来看，朝廷有两点是明确的。一个是定性问题。朝廷已经认定了“匪徒迷拐人口，挖眼剖心”之说，认为“罪无可逭”。另一个是严办。无论是洋人还是聚众滋事之人，一律不饶。但问题的关键不在于态度，而在于事情的真相到底如何。曾国藩经过认真研究案情，发现了很多疑点。他上奏朝廷，提出了这些疑问。
曾国藩道：首先，疑犯武兰珍所供出的王三，“业经弋获，必须讯取确供”；其次，武兰珍到底是不是受王三指使？王三到底是不是教堂的人员？“挖眼剖心之说，是否凭空谣传”？是不是确实有证据？上述问题是案子的“最要之关键”。曾国藩确定，只有“从此两层悉心研鞫，力求平允，乃可服中与外之心”。
仅过了一天，曾国藩就接到了朝廷的答复，认为他所提出的问题，“切中事理，要言不烦”。催促他“日内如可支持，即著赴天津，会同崇厚悉心商办”。
清同治九年(1870年)六月初六，心怀惴惴的曾国藩由保定启程，前往火药桶般的天津。
初十，曾国藩抵达天津。由于崇厚对法国示弱，早已引起津门上下一片怨声载道，遭到强烈反对。但对曾国藩的到来，还是寄予了厚望。
到天津后，曾国藩经过一番实地调查了解后发现，情况之复杂，超出了原来的预想。早在曾国藩奉命出使天津之初，就接到不少意见迥异的条陈。有的建议借助天津义愤的民众，趁机驱逐洋人；有的建议联合俄、英等国，“专攻法国”；有的建议参劾崇厚，为老百姓出气；还有的建议调集军队“以为应敌之师”。总之，立场各异，说法不一。曾国藩的态度则是很明确的，那就是“坚保和局，不与洋人构衅，以致启兵端”B11。这也成为曾国藩办案的指导思想。
甫到天津，曾国藩发布了《谕天津士民示》。在告示的开头部分，曾国藩大赞天津“民皆好义，各秉刚气”，乃“固属难得之质，有用之才”。然后笔锋一转，强调如果“不善造就，则或好义而不明理；或有刚气而无远虑”，究其原因，“皆足以偾事而治乱”。曾国藩遂举出五月二十三日的事件做例子。
告示中说，大家以前听说有迷拐儿童、挖眼剖心的说法。天津士民因此对洋人表示愤怒是因为义愤所致。然而，必须要有真凭实据来证明。必须要有足够的证据证明那些没有眼睛、心脏的尸体，确实是教堂所埋；证明迷拐儿童的疑犯确实是教堂所指使的。只有这样，才能归咎于洋人，“乃不冤枉”。而且就是确有真凭实据，也需要禀告官署，由地方官员照会洋人领事，并由领事上报公使，然后将迷拐儿童的知情教士，挖眼剖心的洋人，大加惩治，“乃为合理”。现在，并没有找到迷拐儿童的佐证，也没有找到挖眼剖心的证据，仅仅就凭着“纷纷谣言”，就想靠打杀泄愤，“既不禀明中国官长，转告洋官，自行惩办！又不禀明官长，擅杀多命，焚毁多处”，这就是你们这些士民不明理的缘故。我能杀人，洋人也能用杀人来报复；我能焚毁，洋人也能用焚毁来报复。“以忿召忿，以乱召乱，报复无已，则天津之人民、房屋，皆属可危！”这样做的后果，对内，则让皇上操劳忧虑；对外，则让洋人猜疑挑衅。“十年讲和，维持多方而不足；一朝激变荼毒百姓而有余”。这就好比家里的孩子，只为了逞一时之忿，而不顾由此给家里带来的祸患，给父兄带来的忧虑耻辱，这样做可以吗？国家的士民，只为了逞一时之忿，而不顾引起战争，给皇上带来忧虑和危险，这样做可以吗？这就是你们这些士民一向没有远虑的缘故。
天津这个地方，自古就有好义之风，有刚劲之气，本来有很多可用之才。然而，对于这些人，如果使用得好，则足以使之成为捍卫国家的栋梁；如果使用得不好，则很容易滋事获变。听说二十三日焚毁教堂的时候，就有恶棍、游匪混杂在人群之中，趁机抢夺财物，分别带回了家。这种“以义愤始，而以攘利终”的做法，不仅被洋人看不起，就是本地那些有正义感的绅士也羞于与之为伍。
曾国藩最后说，我这次来，一个是宣示皇上对外友好的初衷，息事安民。另一个是劝谕天津的士民，一定要“明理而后好义。必有远虑，而后可行其刚气”。以图“保全前此之美质，挽回后日之令名”。
实事求是地说，曾国藩的这份安民告示有理有据，讲得很客观也很明白，但其“不奖其义愤，且亦有严戒滋事”的思想，却触到了天津民众的肺管子，激起普遍的愤怒。这一下，曾国藩算是捅了马蜂窝，天津民众遂把对崇厚的怨恨与愤怒，统统转嫁到曾国藩的头上，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
曾国藩没有闲心管别的，一心要找出真凭实据，以求尽速结案。可是调查的结果令曾国藩非常失望。不仅“挖眼剖心”之事没有查到证据，就连拐匪王三也是个市井无赖，供词反复无常，不能定案。在这种情况下，曾国藩只好命“暂予缓讯”，作为与洋人的“转圜之地”，只饬令缉拿天津滋事的人员。曾国藩的这一做法，在京师上层中又激起轩然大波，一时间“讥议纷然起矣”。
内部“讥议纷然”，外部的压力也接踵而来。
先是法国通过总理衙门提出照会，谴责清政府“未能极力弹压”，要求“立拿凶犯正法”。接着，英国人、美国人也找上门来，喳喳呼呼地兴师问罪。这时，有一个叫宋晋的内阁学士上奏皇上，说和平的局面固然应该保全，但民心也不可“稍失”。请皇上下令布置军队，同时“婉谕各国”，作为解除条约束缚的途径。同治帝也拿不准主意，只能命曾国藩“酌量办理，据实奏闻”。曾国藩回复总理衙门，用事实证明，说洋人挖眼剖心纯属诬告。
法国对清政府的态度和处理结果大为光火，法国公使罗淑亚亲自来到天津问罪，又要求赔偿损失、又要惩办地方官员，气焰十分嚣张。曾国藩也没客气，据理力争，对罗淑亚提出的非分要求，更是“峻词拒之”。
清同治九年(1870年)六月二十三日，曾国藩与崇厚会奏天津教案调查的结果。在奏折中，曾国藩详细地介绍了整个案件由发生、发展到最终酿成巨案的全过程，对各种疑问逐一做出了解答，并提出处理有关当事人的意见。
曾国藩的结论，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此案系因谣而生，因激而演，因怒而变。至此，此案真相已明，本该大白于天下了，可让曾国藩没有想到的是，他对教案的态度、结论和对整个事件的处理意见，竟然在朝野上下引起轩然大波，引来一片诟骂之声，并最终弄得身败名裂，狼狈不堪。
从天堂到地狱，从功臣到魔鬼
这份注定里外不是人的苦差事，真是要了曾国藩的老命。
中国的生肖学，是专门研究人的出生年份、支配生辰的历符、人的月相与日相的对比、生辰的五行同与之相应的属相关系的一门古老学问。它通过研究这些因素的自然组合、阴阳变化，以及彼此之间所产生的利弊影响，来判断人的命运，充满了神秘性。
曾国藩出生的清嘉庆十六年，为农历辛未年，这一年是十二生肖中的羊年。所以曾国藩的动物符为羊，即肖羊。肖羊的人富有温情，且乐善好施。
按照生肖学的说法，对肖羊的人来说，龙年是令人既紧张又兴奋的一年。看看曾国藩在清同治七年(1868年)，即农历戊辰龙年的情况，似乎很有些道理。在这一年的上半年，曾国藩的工作的确很紧张，既要为剿捻前线筹饷，又要为江南苦雨祈晴；既要督办洋务，又要忙于赈灾，还真就应了“紧张”一说。而更神奇的地方应该表现在“兴奋”上。曾国藩在同年闰四月，被著授为武英殿大学士。仅过了两个月，即七月二十七日，又被调补为直隶总督，成为疆臣之翘楚，真是喜讯不断，好事连连。清同治七年(1868年)十二月十三日进京陛见。至此，曾国藩无论是声名还是地位，均达到了顶峰。主要表现在三点。第一，曾国藩就任大学士一职，正式登顶相位。同年十二月十八日，曾国藩至内阁就职，成为大清汉官之首。第二，恩遇甚隆。曾国藩进京后，当即受到皇上和两宫皇太后的接见，且一连三天不辍，足见皇上、太后对曾国藩的重视程度。而赐紫禁城骑马，这是皇家的一种极高礼遇，非年高德劭之重臣，是没有资格享受的。对此，曾国藩“抚躬循省，惭悚无涯”。第三，位极尊崇。年关即到，曾国藩除了与内廷王、军机大臣、弘德殿、上书房、南书房、大学士等重臣一起获得春帖子赏以外，还在朝觐皇家的礼仪中担任重要角色。比如，清同治八年(1869年)正月初一早朝，曾国藩奉旨亲捧庆贺皇太后表文；在正月十六日的皇上赐宴中，倭仁为满大学士、尚书之首，曾国藩则为汉大学士、尚书之首。这一刻，对曾国藩来讲具有历史性的意义，因为它表明曾国藩一生的荣耀已经达到了顶点。从二十八岁中进士、点翰林，到今天正是入阁拜相、位极人臣，曾国藩一共用了三十一年的时间。这中间经历了多少坎坷、多少劫难，恐怕就连曾国藩自己也说不清楚。但不管怎么说，曾国藩终于做到了一个读书人、一个士子所能追求的、所能达到的最高目标。应该说，曾国藩已无憾矣。如果就这样一路走下去的话，曾国藩的人生之路应该万事顺遂，不会经历什么波折了。但是时逢乱世，命运又岂是个人能够把握？就像眼下的曾国藩，不仅深陷天津教案而不能自拔，而且还因此声名俱损，刹那间，从天堂跌到了地狱，从功臣变成了魔鬼。
对于这样的结局，曾国藩是有心理准备的。只不过是没想到结果会如此不忍触睹，大大超出了曾国藩的预判。
在处理天津教案的过程中，曾国藩始终坚持不因中外而偏颇，不因舆论而失公的原则，也就是说无论是谁，只要触犯了大清律例，该杀的杀，该遣的遣，一律严惩不贷。至于洋人的损失，该赔偿的赔偿，该道歉的道歉。照理说，曾国藩的这个态度应该是公允的，没有什么问题。但问题是局外人不这么看，就连朝廷也一时转不过来弯儿，认为曾国藩似乎有忌惮洋人之心，他所强调的挖眼剖心之说纯系谣言、虚诬，欲“以雪洋人之冤，以解士民之惑”的观点，是公然替洋人张目、说话；在教案的最终处理结果上，也是偏袒洋人而结怨于同胞。
朝廷一方面对曾国藩的处理意见表现“已均照所请”，“降谕旨宣示矣”。而另一方面仍然要求曾国藩对一些风闻之事“确切查明”，同时认为曾国藩的所作所为乃系“为消弭衅端委曲求全起见”，重申“惟洋人诡谲性成，得步进步，若事事遂其所求，将来何所底止？是欲弭衅，而仍不免起衅也”。意思是说，曾国藩这样做，目的是为了消除洋人挑衅的可能，但如果事事都去满足洋人的要求，将来就没有了底线。想要“弭衅”也不可能。生生地把曾国藩一个人抛了出去，当替死鬼。
事已至此，曾国藩已经没有了退路，只能咬紧牙关挺住。对朝廷的胡言乱语，曾国藩的态度很明确很坚定，那就是该支持的支持，该驳斥的驳斥，该照办的照办。其目的就是“坚持一心曲全邻好，惟万不得已而设备乃取，以善全和局，兵端决不可自我而开，以为保民之道，时时设备，以为立国之本”。意思是说，我们应该坚持和平外交路线，只有到万不得已的时候才能诉诸武力，决不能没事找事，擅起兵端，但也要随时保持戒备，不可偏颇。
曾国藩回复朝廷，再次重申自己的观点，即洋人挖眼剖心之说绝不是事实；迷拐儿童一事不能保证一定没有。对当事人的处理结果是：在刑狱方面，将致死人命的二十余人判处死刑；将涉案较重的二十五人发配充军；对没有犯罪证据的，予以释放。在经济方面，赔偿洋人四十二万两白银，作为死者的抚恤和被毁建筑物的损失。对罗淑亚将天津知府张光藻、知县刘杰与提督陈国瑞斩首的无理要求，予以断然拒绝。
这个结果一经披露，举国哗然，曾国藩顿时被湮没在愤怒的唾沫与声讨之中。“卖国贼”一说，由此而起。曾国藩题的字被刮掉了，住过的地方被砸了，同僚反目，故友相讥，更有好事者给曾国藩作了一副对联讥斥之：杀贼功高，百战余生真福将；和戎罪大，三年早死是完人。
重压毁谤之下，曾国藩没有替自己去辩驳什么，而是为自己“举措失宜”“办理过柔”而“寸心抱疚”“悔憾无及”，甚至“外惭清议，内疚神明”。
常言道，站着说话不腰疼。局外之人怎么能够体会曾国藩当时的难处呢？倒是曾国藩的老幕府，后任江苏、福建等地巡抚的丁日昌颇能体会曾国藩的心思，说了一番公道话。他说：“自古局外议论，不谅局中艰苦，一唱百和，亦足以荧上听，挠大计。卒之事势决裂，国家受无穷之累，而局外不与其祸，反得力持清议之名，臣实痛之！”
天津教案，使曾国藩声名狼藉，一落千丈。于清同治九年(1870年)八月初四日，曾国藩被调补两江总督任，直隶总督一职则由曾国藩的门生李鸿章继任。
曾国藩心灰意冷，加之眼疾加重，已然没有再就督抚之心。他在家书中写道：“趁此尽可隐退，何必再到江南画蛇添足。”B12
注释：
①⑥⑦B11 《曾国藩全集·年谱》。
②③④⑤ 《曾国藩全集·奏稿》：清同治八年正月十七日之《略陈直隶应办事宜折》。
⑧ 《曾国藩全集·日记》：清同治九年五月卅日。
⑨ 《曾国藩全集·家书》：清同治九年六月初四日谕曾纪泽、曾纪鸿。
B10 《曾国藩全集·家书》：清同治九年六月初四日谕曾纪泽、曾纪鸿。
B12 《曾国藩全集·家书》：清同治九年八月初八日之谕曾纪泽。
11 不争气的身子骨
曾国藩的一生，可以用“波澜壮阔，波谲云诡”八个字来形容。
说曾国藩的一生波澜壮阔，是因为他一生涉猎甚广，阅历极其丰富。年轻时金榜题名，被点过翰林；出任过乡试主考官，又以文章而声名远播，被誉为文坛一代宗师；年纪不大即步入高层，曾遍兼五部侍郎，遍览古今，难见出其左右者。后来墨绖出山，从编练湘勇起步而涉足军事，竟然把一支民兵，培养成大清国对抗太平军的绝对主力，让那些脑满肠肥、趾高气扬的八旗兵、绿营兵相形见绌，颜面尽失。后来又因剿灭太平天国而使大清国得以苟延残喘，以功勋卓著得以封侯拜相，位极人臣，集总督、大学士、侯爷等于一身，成为清以来汉官之首。可谓登峰造极，睥睨群雄。这样的经历，绝非常人可比拟。
说曾国藩的一生波谲云诡，是因为他一生屡经困厄，饱受劫难，终生游弋于天堂与地狱之间，人生起伏、落差甚巨，可以说是阅尽了世间百态，饱尝人世艰辛。科举数次不第，虽点中翰林却身份不显；跻身高层，却因两手空空而备受讥讽，甚至成为官场的一大笑柄；涉足兵事，却屡战屡败，乃至数次被逼上自裁的绝境；一朝登上权力顶峰却从此心神不宁，悚惕之机，更因为剿捻不利而从此与军界绝缘；一场天津教案，让被奉若神明的曾国藩声明俱毁，暗自神伤。其遭遇，让人难以卒读。然而，曾国藩毕竟是一名成功者，他的境遇无非就是应了那句老话：世上没有随随便便的成功。
作为一名成功者，就“武功政事立品植学”而言，曾国藩几乎不欠缺什么，久为世人所共知公认。以中国毕业于美国高等学府的第一位留学生容闳的话最具代表性，甚至可以一言以蔽之，他认为曾国藩一生的政绩、道德、人格、文章等，“皆远过于侪辈，殆如埃浮立司高峰，独耸于喜马拉耶诸峰之上，令人望而生景仰之思”①。但是，无论人们如何褒奖曾国藩，事物总是由多个侧面所构成的，并非仅仅就只有一个角度、一个方面。尽管曾国藩“德业文章兼备一身”“文韬武略功德照人”，然而也有着致命的先天不足和后天缺失，而首当其冲的就是曾国藩那不争气的身子骨。人们常说，身体是革命的本钱，更是生存的本钱，而曾国藩独独就却这个本钱，以至于“老成忽谢”，过早辞世。无论对大清国来说，还是对曾国藩个人而言，不能不说这是一件无比遗憾而又无法弥补的憾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