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天之本不足
生来身子骨就不健壮。
尽管没有更详尽的资料表明，曾国藩的脏腑及气血等先天之本的状况如何，但从他的年谱、日记和家书、信札中，可略窥其身体孱弱之一斑。比如，从清道光二十年(1840年)起，也就是曾国藩刚刚三十岁时，在他的日记、家书中就频繁出现了诸如“精神亏损”“倦甚”“人渐有病，饮食减少，精神不振”“不耐久思，思多则头昏”等记载。这说明，曾国藩刚至而立之年便感精力不济，身体出现了一些不好的征兆或毛病，其身体先天之不足昭然若揭。
清道光二十年(1840年)六月，刚刚踏入词林、升授翰林院检讨的曾国藩得了一场大病。这场病一直持续了三四个月之久，险些要了曾国藩的命。这件事在《曾国藩年谱》有明晰的记载。
曾国藩这次病得不轻，其症状就是始终高烧不退，茶饭不思，甚至“危剧”，几乎丧命。幸得好友精心护持，到了八月份才“病渐轻，始能食粥”。至九月“乃大愈”。自此以后，曾国藩孱弱的身体再也没有完全恢复过来，其表现就是极易疲倦、睡眠不好，容易染病、视力下降、精力不济等。身体不好，必然精力难持，而精力不济，必然影响到心情。所以，身体问题不仅成了曾国藩一块挥之不去的心病，而且影响到了他的工作和生活。曾国藩在日记中写道：“……申初到家，倦甚，不能看书，眼蒙如老人……腠理都极懈驰，不复以固肌肤、束筋骸。于是，风寒易侵，日见疲软……”②在接下来的日记中，曾国藩又道：“傍晚归，眼蒙特甚。年在壮岁，而颓情称病，可耻孰甚。”③曾国藩无奈地哀叹：“予以心血亏，不作诗文，乃并不写字，何颓散至此！”④可见他的身体虚弱到什么程度。
从曾国藩的病因来看，固然有后天劳累的原因，但主要的还是先天不足。曾国藩自己曾说过：“余自三十时即不能多说话，说至数十句便气不接续，神犹困倦。”⑤在那个年龄身体就出现如此症状，绝不会仅仅源于后天的原因所致。以曾国藩眼蒙、气短、心血亏为例，从中医的角度来分析，这是典型的脾胃不和，导致难以将食物很好地消化吸收，转化为营养，濡养全身。营养不足，必然兼及肝肾，造成亏血亏气。这是先天不足的显著标志。
“显迹”很要命
那身充满神秘色彩和传说的蛇皮癣，让曾国藩一生苦不堪言。
坊间传说曾国藩系巨蟒转世，其中最显著的标志，就是因为他长了一身蛇皮癣，且终身未愈。有人戏谑此癣最终与曾国藩同归于尽。
中医认为蛇皮癣多因“血虚生风，风邪搏于肌肤而发”，而“缠绵顽固，持续终身”。可见，曾国藩的癣疾并非是先天的，而是后天所得。原本就是一种不招人待见的疾病，放到了曾国藩的身上就成了“显迹”，最后竟病以人贵，实为笑谈。
其实，曾国藩原无癣疾。从文献的记载中发现，曾国藩第一次犯癣病是在清道光二十五年(1845年)的夏季。
这一年，本来是曾国藩的腾龙之年、得意之年。时年三十五岁、作了七年京官的曾国藩突然间官运亨通，被连续提拔、重用。先是升授正五品的詹事府右春坊右庶子，再转左庶子。未出三个月，又至从四品翰林院侍讲学士，从而比一些同僚同年更早地迈入了大清中层官员的行列。也就在曾国藩深感皇恩浩荡、圣眷甚隆、为自己的超擢自得之时，意想不到的癣疾爆发了。这次发病几经反复，前后竟然拖了近两年之久。《曾国藩年谱》记曰：“自是以往，癣疾恒作。”——这次发病成了曾国藩噩梦的开始。
曾国藩虽然四处求医问药，但效果却不显著，都不过是治表不治里的权宜之计，根本无法根除。癣疾纠缠了曾国藩一生，“以至老年，未得全瘳也”。
曾国藩一生为癣疾所累，让他吃尽了苦头。但在刚开始时，曾国藩并没有当成一回事，认为癣疾无非就是表皮上的一个小问题，伤及不了性命，只要吃点药，等天气一凉爽就没事了。他在家书中禀告父母：“近日头上生癣，身上生热毒……身上之毒至秋即可全好，头上之癣亦不至蔓延。”所以，曾国藩“不甚经意”，压根就没放在心上，每天仍然“读书应酬如故”。可事情却并不像曾国藩想象的那么简单，癣疾的发作越来越频繁，程度越来越严重，令他全身“若有芒刺者然”，常常“数夜不能成寐”，“抓乱作痛”，“身无完肤”，痛不欲生，生不如死。这在曾国藩的著述中屡屡出现，诸如“男之癣疾近又小发”“吾身之癣，春间又发”“癣疾大发”“癣疾日甚”之类的记述、赘述。
癣疾发作与季节有关，关键还是与心绪相属。心情不畅极易导致内分泌失调。内分泌一旦失调，作为最主要排毒途径的汗腺、皮脂腺就会产生障碍，阻碍正常排毒、排汗，导致皮肤干燥，从而使病情加重。如清咸丰五年、八年、九年、十一年、清同治元年等，在曾国藩的人生出现重大波折、心情极度恶劣之时，癣疾都曾大作就是最好的证明。
而随着声誉日隆，地位遽升，让曾国藩费心费力的事情越来越多，而往往不得不“用心太过”“胶着难名”，而这就不可避免地导致他的癣疾加剧，最后甚至达到“偶用心略甚，癣疾即发”的程度。
癣疾发作之时，痛痒难耐，终日抓挠，往往弄得浑身上下血迹斑斑，惨不忍睹。清咸丰十一年(1861年)，身为两江总督、节制四省军务的曾国藩再一次为癣疾所累。函告弟弟曾国潢“疮久不愈”，“夜间彻晓不寐，手不停爬”，弄得“几乎身无完肤，良以为苦”，身心备受折磨。
清同治元年(1862年)，历经父丧、被剥夺兵权、弟弟死难、被困祁门等一系列困厄的曾国藩，奉上谕以两江总督领协办大学士，终于入阁拜相，在仕途之路上终修成了正果。可也就在这一年的正月，曾国藩癣疾大发。死缠烂打的癣疾，丝毫不给曾国藩留情面，深深困扰着这位权倾朝野、独撑东南的曾相爷。“遍身若有芒刺者然”的曾国藩，每天必做的功课之一就是“竟夕爬搔，不能成寐”，以至于“左腿爬破，痛甚，彻夜不甚成寐”。
癣疾不仅让曾国藩身体备尝辛苦，而且很影响外在形象，有碍观瞻。每当癣疾发作之时，周身遍布，无法掩饰。清道光二十五年(1845年)，曾国藩的癣疾初次发作，约有大拇指肚大小的白色的癣迹，“自头上颈上以至腹下，无处无之”。具体的情况是：“通身约有七八十颗，鼻子两旁有而不成堆，馀皆成堆。脱皮白痂，发里及颈上约二十余颗，两类及胸腹越五十馀……”清道光二十九年(1849年)四月十六日，曾国藩告知父母自己的身体不太好，“稍一用心，即癣发于面”，“男恐大发，则不能入见，故不敢用心”。别的不说，“不能入见”皇上就是天大的事儿，这对一向以庄重、威严自律的曾国藩来说，是难以容忍的。
恼人的蛇皮癣纠缠了曾国藩一生，其精神上的痛苦有时比身体上的痛苦还要大。每当病发，都会破坏曾国藩的心情，常常使向来重视修养的曾国藩也难遏心头怒火，拍案骂街。
见曾国藩日夜折腾，寝不安眠，实在太痛苦了，就有属下劝说曾国藩纳一个小妾帮助“爬搔”，以减轻一些痛苦。
对这个建议，曾国藩开始时有些犹豫不决，他认为自己的癣疾系“积年痼疾，非药饵所能愈，亦非爬搔所能愈也”，但也没有坚决反对。
见曾国藩并没有对纳妾一事断然拒绝，孝心满满的部下就自作主张，代曾国藩定纳了一个小妾。曾国藩也就顺水推舟，予以“笑纳”。但纳妾之后，也不能从根本上解决癣疾的问题，曾国藩曾云，自己的癣疾“迄不能愈。娶妾之后，亦无增减”，曾国藩哀叹，纳妾也“不能有裨于吾之病耳”。
纳妾没有达到减轻痛苦的目的，却由此引发了一场贬曾的浪潮。正所谓没有打着狐狸，倒惹了一身骚。原来，曾国藩纳妾之时，适逢咸丰帝驾崩。按照大清律，在皇上大丧期间搞婚娶之事“违禁失德”，是大逆不道。然而，不管是谁在那里乱嚷嚷都无济于事，此时的曾国藩早已不是彼时的曾国藩了。
因用心太过而伤神
处心积虑的曾国藩，总是想得太多。
曾国藩此人，既具有钢铁般的意志，又不乏缜密的心思。这一点，我们完全可以从曾国藩的人生历程中得到验证。换句话说，在那样的年代、那样的环境中，曾国藩如果缺少了钢铁般的意志和缜密的心思，恐怕早就被淹没在波谲云诡、暗流丛生的宦海之中了。
官场充满凶险。人们甚至把官场比喻为战场。所以为官首先就不是一件轻松的事。世人往往只看到达官显贵们表面上的荣耀，却难窥其背后的坎坷与悚惕。
曾国藩一无背景二无靠山三无金钱，是一个地地道道的草根。凭着这样的条件要想有所造就，就只能凭着自己的顽强与勤奋去努力去打拼去搏取，其所承担的巨大的心理压力是可想而知的。曾国藩深知“居官不过偶然之事”的道理，所有的事务“凡盛必有衰”，所以他升官后反而“时时战兢惕惧”，“盛时常作衰时想，上场当念下场时”，终日悚惧得很。晚年的曾国藩“位高、名大、权重”，即使是这样，曾国藩仍然“寸心惕惕，恒惧罹于大戾”。如果不这样，“皆危道也”。在这样一种心境下生活，犹如泰山压顶，想放松身心过自由自在的生活只能是一种不切实际的奢望。
其次，曾国藩内省太过，几尽苛刻。曾国藩无疑是最具反省精神的古人之一，堪称反躬自省的第一人。其反省的频率、时间跨度、所涉及的内容，均超过了以“躬自厚而薄责于人”“吾日三省吾身”而著称的孔子，真正做到了生命不息，反省不止。这样地玩命儿似的省克是相当耗费心血的。
曾国藩的反躬自省始于清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
这时的曾国藩，早已不是从湖南湘乡走出来的那个两榜不第的毛头小子了。时年三十二岁的曾国藩虽然刚刚过了而立之年，但已跻身京师官场，实现了读书人的最高理想，进入了大清国培养官员的最高学府——翰林院，官拜翰林院检讨。此时的曾国藩拥有令人眼热的年龄，拥有别人无法企及的机遇，尤其是拥有使人艳羡不已的位置。然而，曾国藩并没有陶醉于所谓的成功之中，终日饱尝翰林的“正果”，也没有像其他同僚那样沉湎于整天阿谀逢迎、声色犬马，而是来了一个逆向思维：从这一年开始，他开始全面检讨、否定自己的品德、言行、学识，从此拉开了全方位反躬自省的序幕。
曾国藩的反躬自省主要包括四个方面。
第一，忏修为。诚信是中国人自古以来为人处世的基本规范。曾国藩是读书人出身，从小受的就是这种以纲常伦理为核心理念的传统教育，作为程朱理学的继承者，自然把诚信看得很重。然而官场之上，巧言令色、溜须拍马之举无时不有，无处不在，无所不用，可看作是通病，比较集中的表现就是为人不诚，言不由衷，言语尖刻，待人怠慢。曾国藩身在官场，自然也难免其俗，但所不同的是曾国藩在“言行不一”“随俗”之时，心里头保持着一份清醒，一份理智，尤其是一份羞惭。在曾国藩这一时期的日记中，多有“语不诚”“心有骄气”“言不诚“、“语多不诚”“口过甚多”“有骄气”“有狂妄语”“言多谐谑”“背议人短”之语，自责之意甚矣。如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十月十三日记，“是日，口过甚多，中有一言戏谑，非特过也，直大恶矣！”。廿一日，“说话太多，神疲，心颇有骄气，斗筲之量，真可丑也。”不难看出，曾国藩对自己的所思所想、所作所为的确充满了诚心的省克和强烈的批判精神。
第二，恨无成。曾国藩中进士入翰林，诗词歌赋舞文弄墨之属自然不在话下，加之曾国藩从小用功甚笃，特别是跻身翰林，成为天子门生以后，更是文名在外，自视很高，处处不甘居于人后。然而，京师毕竟不是湖南，翰林院更不是岳麓书院，高手比比皆是，藏龙卧虎，难见首尾，这对曾国藩刺激不小。清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十月十九日，曾国藩在朋友处欣赏昆曲，颇入戏，感到“心甚静且和”，感慨古乐陶情淑性，入人之深，反省自己“吾齿长矣，而诗书六艺一无所识，进而自责“志不立，过不改，欲求无忝所生，难矣！”，为自己缺少文艺细胞很自惭。
交朋会友是曾国藩官场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每每朋友相聚，谈经论道，吟诗作赋，交流心得是经常的节目。如果肚子里没有一些真东西的话，那是难以为继的。曾国藩生性好强，用他自己的话说是“有求胜心”。然而由于“心浮不能读书”，或“涉猎悠忽”，经常是“无所得”。所以，参加朋友聚会时常有露怯之处。他在时年十月十九日的日记中记述道“午正，易莲舫来久谈。问‘正心’，余不能答”。在同一天的日记中又记载道“日来颇有数友晤，辄讲学中无所得，而以掠影之言欺人，可羞，慎之！”曾国藩深为自己“声气日广，学问不进，过尤不改，真无地自容矣”。在曾国藩辞世前的那一两年里，他仍在反省，为自己一生一无所而感叹不已。清同治十年(1871年)二月，曾国藩在日记中道：“暮年疾病、事变、人人不免。余忝居高位，一无德业，尤为疚负，故此心郁郁不释耳。”
第三，谴谑浪。君子，作为一种理想的人格标准，历来是读书人毕生追求的目标。作为标准，“君子”一词的涵义相当丰富。儒家学派的鼻祖孔子就有着众多的论述。在儒学经典《论语》中，孔子就“君子”一词的阐述就达百次之多。按照孔子的观点，君子的核心是“仁”。那么什么是“仁”？在《论语》第十二篇“颜渊”中颜渊问孔子什么是仁。孔子回答说：“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颜渊又问：“请问其目。”孔子回答道：“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在遵守这些传统规范方面，曾国藩认为自己做得很不够，从而自责日甚。曾国藩在清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十二月十一日的日记中记述道：“友人纳姬，欲强之见，狎亵大不敬。”在是月十六日的日记中又记载道，与朋友交谈，“闻色而心艳羡，真禽兽矣”。在是月廿三日日记中记道：“嬉戏游荡，适成为无忌惮之小人而已矣。”廿二十四日有“席间多戏言，无论乱德，即取尤招怨，岂可不察？”之语，次日又有“语多不诚，又谑浪无节”的谴言。其实，兽性是人性的底色。一旦所谓人性的斑斓掩盖不住兽性的底色的时候，兽性就会明目张胆地暴露无遗。而一旦如此，所有的仁义道德、纲常伦理统统不堪一击。而曾国藩所表现出来的问题就证明了这一点。曾国藩对自己这种“犯了再改，改了再犯”的毛病深恶痛绝，因为“盖以夙诺久不尝，甚疚于心，又以今年空度，一事无成，一过未改”而“不胜愤恨”。发现错误容易，而改正错误则是困难的。曾国藩为此感到很痛苦，“寝不寐，有游思”，恐怕长此以往将“不圣则狂，不上达则下达，危矣哉”！
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十二月初七日，在曾国藩的人生历程中是一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日子。为了“新换为人，毋为禽兽”，实现“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人生目标，曾国藩给自己设立了为人处世、养气修身、读书为文的十二项功课。这十二项功课具体包括：敬：整齐严肃。无时不惧。无事时心在腔子里，应事时专一不杂。如日之升；静坐：每日不拘何时，静坐半时。体验来复之仁心。正位凝命，如鼎之镇；早起：黎明即起。醒后勿粘恋；读书不二：一书未点完，断不看他书。东翻西阅。徒徇外为人。每日以十页为率；读史：丙申购廿三史。大人曰：“尔借钱买书，吾不惮极力为尔弥缝。尔能圈点一遍，则不负我矣。”嗣后每日点十页，间断不孝；谨言：刻刻留心。是功夫第一；养气：气藏丹田，无不可对人言之事；保身：十月廿二奉大人手谕曰：“节劳、节欲、节饮食。”时时当作养病；日知所亡：每日记《茶余偶谈》二则。有求深意是徇人；月无忘所能：每月作诗文数首，以验积埋之多寡，养气之盛否。不可一味耽着，最易溺心丧志；作字：早饭后字这半时，凡笔墨应酬，作为自己课程。凡事不可待明日，愈积愈难清；夜不出门：旷功疲神，切戒切戒。曾国藩坚信，只要刻苦修为，勤于改过，终究会提升人生的品位，完善功德。曾国藩深知自己的“病根在无恒”，“今日立条例，明日仍散漫”。所以，曾国藩提醒自己“急宜猛省”。
第四，悔俗见。清同治元年(1862年)，身为两江总督、协办大学士的曾国藩节制四省军务，名满朝野，权倾东南半壁。可即便如此，曾国藩也没有沾沾自喜，妄自菲薄，仍然不断反思反省自己，给自己定目标提要求。在这一年八月的一篇日记中，曾国藩写道：“近日公事不甚认真，人客颇多，志趣较前散漫。大约吏事、军事、饷事、文事，每日须以精心果力，独造幽奥，直凑单微，以求进境。一日无进境，则日日退矣。以后每日留心吏事，须从勤见僚属、多问外事下手；留心军事，须从教训将领、屡阅操练下手；留心饷事，须从慎择卡员、比较入数下手；留心文事，须从恬吟声调、广徵古训下手。每日午前于吏事、军事加意；午后于饷事加意；灯后于文事加意。以一缕精心，运用于幽微之境，纵不日进，或可免于退乎？”⑥
晚年的曾国藩虽已功成名就，誉满天下了。而此时，他的身体也渐渐不支，衰态毕至。可即便如此，曾国藩仍然不满意自己。反而更多地以批判的态度看待自己的一生，评价自己的一生。
曾国藩在一篇日记中写道：“因思古来圣哲，胸怀极广，而可达天德者约有数端，如笃恭修己而生睿智，程子之说也；至诚感神而致前知，子思之训也；安贫乐道而润身睟面，孔、颜、曾、孟之旨也；观物闲吟而意适神恬，陶、白、苏、陆之趣也。自恨少壮不知努力，老年常多悔惧，于古人心境不能领取一二，反复寻思，叹喟无已。”⑦
在另一篇日记中，曾国藩又写道：“因思近年焦虑过多，无一日游于坦荡之天，总于由名心太切、俗见太重二端。名心切，故于学问无成，德行未立，不胜其愧馁。俗见重，故于家人之疾病、子孙及兄弟子孙有无强弱贤否，不胜其萦绕，用是忧惭局促，如茧自缚。今欲去此二病，须在一‘淡’字上着意。不特富贵功名及身家之顺遂、子孙之旺否悉由天定，即学问德行之成立与否，亦大半关乎天事，一概淡而忘之，庶此心稍得自在。”⑧
应该说，作为封建社会的士大夫，曾国藩自然摆脱不了历史的局限性，他的功过是非自有历史去评判。但就个人“知至、正心、诚意、修身”的恒心和毅力而言，在当时的官场上实属罕见，即使对今人也不无裨益。而问题在于，省克过甚就会严重伤及心脾。
溘然辞世
曾国藩以六十二岁的年龄辞世，让无数人感到痛惜。
曾国藩的身体似乎就没有健壮过。三十刚出头的时候就“不耐久思，思多则头昏”。没过多久，又莫名其妙地添了一个耳鸣的毛病，时时受到困扰。因为身体“不甚壮健”，便开始服药调养。但是效果并不明显。至清道光二十八年(1848年)，曾国藩就感到自己“精力日差”，“夜坐略久，次日即昏倦”。
这一年，曾国藩又添了一个新病，即经常闹眼疾，这对一个读书人来说是很让人烦心的一个事儿。其后，呕吐、牙痛、腹泻、疝气、尿频等毛病也接踵而至，不离曾国藩左右。但这些毛病都不是什么大事，最要命的是睡眠不好，不是睡不着就是睡不好，到后来演变成“愈眠愈疲”，这几乎困扰了曾国藩的一生。
清同治九年(1870年)四月，曾国藩已身居相位，但身体却每况愈下，不得不向朝廷请假调养。曾国藩这时候的主要病症包括右眼失明和眩晕。如果说癣疾是先天的话，那么眼疾则纯粹系劳累所致。曾国藩在清道光二十三年(1843年)起日记中就经常有“眼蒙”“眼犹蒙”“眼蒙如老人”“眼蒙特甚”的记述。至清道光二十五年(1845年)眼病越发加剧。同年正月初一，按例，曾国藩必须要进宫向皇上朝贺新年，而他却已经没有办法做到了。在当天的日记中，曾国藩记述道：“黎明即起，因眼痛不可风，故不入内朝贺，亦不敢早起。”因眼疾而不能入朝晋贺，这在曾国藩来说是绝无仅有的，但凡能够克服都不会如此。可见他的眼睛达到了多么严重的程度。清咸丰九年，曾国藩的眼疾进一步加重。在同年五月十五日的日记中说自己“右目红痛，不敢多看书”，在接下来的几日中皆有“目红痛，因写字多，又加红焉”“是日因右眼红痛，自未后不复作字看书”“饭后因目痛不敢多作一事，竟日闭目酣睡”“夜困倦殊甚，目光尤蒙”“倦甚，不能作事。目亦极蒙也”等相同内容的记载。到了清道光二十八年(1848年)，曾国藩的目疾经常化，“常有目疾”，“总为眼蒙，不耐久视，遂至百事废弛”，严重影响了他的生活和工作。而此时，眼疾已经到了无法挽回的地步。
曾国藩上奏皇上说：“窃臣自上年秋冬以后，目力昏眵，看字常如隔雾。治事稍久，则眼蒙益甚。初，犹自谓衰老之常态，迨本年二月二十九日，偶以一手自扪左目，竟不复辨知人物，始知右目已属无先……十六日复得昏晕之病……昏晕欲绝，但觉房屋床帐翻覆旋转，心神不能自主，头若坠冰，足若上举……”⑨
自这一刻，位高责重的曾国藩已经没有能力治事了，为此他“深感愧疚，寸心如焚”。同年底，曾国藩预感自己“衰病如此，殆难久支耳”⑩。
到了清同治十年(1871年)，曾国藩再添新病。
这一年二月，曾国藩发现自己的右肾浮肿，“大如鸡卵”，预判“危症见矣”。在同月二十三日的日记中，曾国藩慨叹道：“前以目疾，用心则愈蒙，近以疝气，用心则愈痛，遂全不敢用心”，所以，不能看书，不能见客，不爱吃饭，“竟成一废人矣。”随着时间的推移，曾国藩的眩晕之症越来越严重，已经到了“目一眩晃，辄已跌落在地”的程度。到同年底，曾国藩自觉“日来衰颓殊甚，全无作新气象”。在同年十二月初十的日记中，曾国藩写道：“是日会客时，右脚麻木不仁……近日手掌皴皮粗涩，面尤憔悴，盖血虚已极，全不腴润矣。”十二日记曰：“在坐沉吟，新如枯木，了无生机。”二十日更道：“盖心血全枯，无不可汲……”
我们从曾国藩清同治十一年(1872年)的日记中，可以一窥他辞世前的身体状况。在这段时间里，曾国藩与疾病顽强斗争，仍然坚持办公、会客、读书，但因身体“疲乏殊甚”“疲乏极矣”，严重影响了学习和公干的效率与质量。
清同治十一年(1872年)正月二十三日，曾国藩接见一位属下，刚刚说了几句话，右脚就突然麻木，接着就发颤，“若抽掣动风者，良久乃止”。二十六日，曾国藩出门迎接路过金陵的前河道总督苏廷魁。“在途中已觉痰迷心中，若昏昧不明者，欲与轿旁支戈什哈说话，而久说不出。至水西门官厅，欲与梅小岩方伯说话，又许久说不出，如欲动风者。然等候良久，而苏赓翁不至。又欲说话而久说不出，众人因劝余先归。到署后，与纪泽说话，又许久说不出，似将动风抽掣者”B11。
曾国藩对自己的病情有些失望了。在二十八日的日记中写道：“昔道光二十六、七年间，每思作诗文，则身上癣疾大作，彻夜不能成寐。近年或欲作文，亦觉心中恍惚不能自主，故眩晕、目疾、肝风等症，皆心肝血虚之所致也。只能溘先朝露，速归于尽，又不能振作精神，稍治应尽之职事，苟活人间，惭悚何极！”
二月初一日，曾国藩记道：“余精神散漫已久，凡遇应了结之件，久不能完成，应收拾之件，久不能检，如败页满山，全无归宿。通籍三十余年，官至极品，而学业一无所成，德行一无可许，老大徒伤，不胜惭赧。”初二日，曾国藩“坐而假寐，疲甚，若不堪治一事者”。中午后“又发病……手执笔而如颤，口欲言而不能出声，因停止不复阅核公事”。初三日，“又有手颤心摇之象”。
清同治十一年(1872年)二月初四日午后，曾国藩在儿子曾纪泽的陪伴下，在总督府西花园里散步。“游毕将返”，曾国藩连声说脚麻，曾纪泽赶紧把曾国藩扶回书房，曾国藩“端坐三刻乃薨”。时年六十二岁。
据《曾国藩年谱》记载，当时“金陵微雨，天色阴惨，忽火光烛城中，江宁、上元两县令惊出救火，率无所见，见有红光圆如镜面，出天西南隅，良久渐微江南士民巷哭”。噩耗传来，皇上大惊，辍朝三日，以示痛悼。据说，就连慈禧皇太后在接到曾国藩的死讯后，也悲痛万分，当即惊掉了手中的奏折，不禁潸然，痛惜擎天柱之崩摧，哀叹大清国之势衰。
曾国藩之死，无疑给苟延残喘的大清国以沉重的打击。但痛惜也好，哀叹也罢，总之是人死而不能复生，人们只能无奈地看着大清国最后一座神明黯然辞世，烟消云散。
不管如何天生异象，也不论朝野如何痛悼；不管是后世怎样演绎，也不论民众如何哀痛，总之，曾国藩对所发生的一切都无法知晓了。大起大落、毁誉参半的曾国藩，在与窘困险恶拼争了一生后撒手人寰。现在，曾国藩终于可以不用再为任何人或事耗费心血了，自然也不会再受癣疾、眼疾、神倦、睡不好觉所累而心烦意乱了。
养生不逮
讲究了一辈子养生，曾国藩似乎没有受到多少益。
曾国藩的死，使人惋惜，也产生许多不解，其中最主要的就是曾国藩一生极其讲究养生。既有理论，又有经验。无论是在京中为官，还是戎马倥偬，只要感觉不舒服，就及时医治，即使没有什么毛病，也时时当养病。这么爱惜自己的一个人，何以会过早辞世？
曾国藩是一个谨严之人。受“崇仁”“守礼”等传统文化的训导，把言必信行必果作为为人处世的准则。但是白璧微瑕，曾国藩也确实有说得多，做得少；说得到，没做到的事，其中最突出的就是他念念不忘而又津津乐道的保身养生。
曾国藩在养生方面有许多见解。有的是从别人那里学来的，有的则是他自己总结的。日积月累，不断完善、丰富。如曾国藩在清咸丰十年(1860年)三月的家书中，告诫弟弟：“太劳伤精，唢呐伤气，多酒伤脾。以后要戒此三事……”，并嘱：“学射最足保养，起早尤千金妙方、长寿金丹。”在同年十二月二十四日的家书中又论及养生之法，认为：“亦唯在慎饮食节嗜欲……”而在清咸丰十一年(1861年)正月十四日的日记中更是把养生之道理论化，归纳为：“念养生之法，莫大于惩忿、窒欲、少食、多动八字。”并时常补充完善。
清咸丰十年(1860年)十二月二十四日，曾国藩在给儿子的家训中，提出：“每日饭后走数十步，是养生家第一秘诀。”
清同治元年(1862年)正月初一，时年五十二岁、已官拜协办大学士、两江总督的曾国藩，正处在癣疾的困扰之中，吃不好，睡不着，“竟夕爬搔，不能成寐”。于是感念“养生之道莫大于眠食……”，把吃好饭睡好觉摆上了养生的第一位。
清同治五年(1866年)七月初三日，曾国藩提出“养生四法”，即“一眠食有恒，一饭后散步，一惩忿，一洗脚”，此为曾氏养生之道的精髓。
到了清同治十年(1871年)，也就是曾国藩六十一岁的时候，他的养生体系业已渐成。他在这一年的八月的日记中言道：“养生之道，视、息、眠、食四字最为要紧。息必归海，视必垂帘，食必淡节，眠必虚恬。”曾国藩阐述道：“归海，谓藏息于丹田，气海也；垂帘，谓半视不全开，不用苦也；虚，谓心虚而无营，腹虚而不滞也。”曾国藩认为：“谨此四字，虽无医药丹诀，而足以却病矣。”
同年十月二十二日，曾国藩在家书中，把他的养生之道正式概括为“六法”，即“一曰饭后千步走，一曰将睡洗脚，一曰胸无恼怒，一曰静坐有常时，一曰习射有常时，一曰黎明吃白饭一碗不沾点菜”。这标志着曾国藩的养生体系业已完成。
那么，对于这些说得明明白白的养生之道，曾国藩又遵循得如何呢？答案并不乐观。
首先，曾国藩没有完全做到惩忿。所谓惩忿，即警戒恼怒是也。曾国藩认为，惩忿是养生的要诀。然而，人毕竟是生活在现实之中，不可能天天太平，日日无忧。人又是具足七情六欲之躯，嬉笑怒骂皆谓本性，一味地强行遏制，长期抑郁在心而不得宣泄，不仅有悖常理，且于身心有百害而无一利。
曾国藩从年轻时起就脾气大，一发作起来往往难以遏制。而控制不了自己的脾气，这既是官场中的大忌，更易损伤身体，即所谓气大伤身者也。
聪明绝顶的曾国藩焉能不知道这些利弊？但是，尽管他时时克制自己，约束自己，而一旦发作仍然不可遏制。所以从实践的角度来说，惩忿的效果并不显著。这在他的日记、家书中多有记载。比如，清道光二十三年(1843年)正月初三，有朋友来访。谈话间涉及一件小事，触动了曾国藩的神经。已身为翰林公的曾国藩全然没有了平日的谦谦胸怀、道德修养，“大发忿不可遏”，而且殃及到了家人。虽经朋友劝解，但曾国藩“犹复肆口谩骂，比时绝无忌惮”；同月初四，曾国藩因为下人不得力，“屡动气”；同月初六，又因为下人不怎么聪明能干，而“坐车中频生气”；道光二十四年(1844年)正月初一这一天，“为车夫忿怒二次”；同治三年(1864年)五月初八，仅仅因为“内室晏起者多，愠怒者久之”。
在冷静的时候，曾国藩对于怒大伤身之事，还是有着比较清醒的认识的，而且也做过深刻的反思。他认为，在与人交往过程中，如果总是计较那些只言片语或细枝末节，就会影响心情，进而“成忿”。如果在来不及控制就会一发而不可收，其后果相当于“引盗入室矣”。
随着年龄的增长，特别是随着官位越来越高，官职越来越大，曾国藩刻意强迫自己控制情绪，少发脾气，努力“于‘忍气’二字加倍用功”。但是，江山易改本性难移。“当此乱世，黑白颠倒，办事万难”，悻悻之事安能免除？
曾国藩身居高位后，对自己的言行多有忌惮，不可能像从前一样任性而为。有了怒气，对外不好发作，一味强调“忍气”“内敛”，“打脱牙和血吞”就是曾国藩最常用最主要的手段，甚至成为他的一句名言。然而，怒气就像逝水一样，这里不通，就要另寻他途。从表面上看，曾国藩保持了不愠不怒，不温不火，但却把恼怒萦绕于胸，积聚于心，变成“内伤”。而这样做的结果，就是给身体造成了更大的伤害。
其次是嗜欲难禁。曾国藩有两大嗜好，一是好烟二是好棋。然而曾国藩深知，这两样嗜好既费神、费时，又有损于健康，是非戒除不可的。曾国藩首先从戒烟入手，把戒烟作为“改换新人”的第一要务。
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十月廿一日，曾国藩在家里会客。客人走后，曾国藩突然感到有一些昏眩，便想到每天“昏锢”的原因，就是“由于多吃烟”所致。于是当即“毁折烟袋”，发誓“永不再吃烟”，并起毒誓：“如再食言，明神殛之。”
戒烟是一件很痛苦的事情。用曾国藩的话说，刚开始戒烟时，那种痛苦“如失乳彷徨”，又云，在坚持的过程中，备受心神不宁、六神无主的煎熬，其苦楚难以言表。但是，曾国藩把戒烟这件事看得很重，没有给自己留下一丝一毫的回旋余地。曾国藩告诫自己，不能给自己留下任何借口，更不能对自己有稍许的同情。一旦对自己稍有“自恕”，那么“天下无可为之事矣”，时刻提醒自己“急宜猛醒”。还不错，戒烟之事，曾国藩还是坚持下来了，此后终生未碰。
曾国藩的另一嗜好就是下围棋。下围棋几乎伴随了曾国藩的一生。无论是居庙堂之高，还是处兵戎相见之险，好棋之嗜未离须臾。曾国藩深知下围棋“费精力，日中动念之时，夜间初醒之时，皆萦绕于黑白之上，心血因而愈亏，目光因而愈蒙，欲病体之渐痊，非戒棋不为功”。清道光二十四年(1844年)正月廿三日夜，正值盛年的曾国藩因为与朋友连下了两局棋而“头昏眼花”，不能自持，于是便起誓“以后永戒不下棋也”。然而，曾国藩在戒棋的事上，却始终做不了自己的主，屡戒屡弈，直至辞世。
清同治三年(1864年)六月，正是曾国藩率领湘军与太平天国进行最后鏖战的决胜之际，并最终扑灭了燃烧了十四年的“天朝之火”。竟日的殊死拼争，使曾国藩疲乏困度，勉力支撑。在这个时期的日记中，屡屡见到“倦困殊甚”“不甚成寐”“疲乏殊甚”等记述。但是，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曾国藩仍然没有忘记留恋于棋枰之中，赏玩黑白之乐。在这一个月里，除了外出视察军务外，曾国藩共下了二十六局棋，平均每天一局。
到了清同治十一年(1872年)，时年仅六十二岁的曾国藩已经垂垂老矣。年初至辞世前，曾国藩始终每日下棋。在辞世前一天，曾国藩仍然下了两局围棋，真正做到了生命不息，弈棋不止。戒棋，成为曾国藩一生中，唯一说到却始终没有做到的事。
再次就是饮食过俭。曾国藩认为自己身体孱弱的原因是“盖以禀赋不厚，而又百忧摧撼，历年郁抑，不无闷损”而致。其实，也与他过于清淡的饮食有关。
曾国藩秉持家训，一生过着节俭的生活，尤其是在饮食方面，不尚精细、奢华，几近苛刻。早年做京官的时候，虽然每日少不了胡吃海喝，觥筹交错。但随着时间的推移，曾国藩渐渐把饮食提升到健康的高度，注意清淡戒奢，他把这既做为继承祖训的重要内容之一，更视为养生的秘诀。
曾国藩身居高位，权倾半壁。只要是他想要的，恐怕没有什么得不到的。单以吃食而论，只要他想吃，哪里还敢少了他的山珍海味？但曾国藩恰恰对饮食没有太高的要求。
清同治五年，曾国藩早已拜相封侯，功成名就，光环绕身。而此时的饮食业已形成自己的一定之规。他认为一些高官依靠参茸燕菜鱼翅海参补身“亦鲜实效”或“亦终无所补救”，而是推崇自己的那一套。
曾国藩在该年十月初六的家书中说：“余现在调养之法，饭必精凿，蔬菜以肉汤煮之，鸡鸭鱼养豕炖得极烂……”
虽然官居相位，但曾国藩的日常饮食始终保持着农家本色和自己的习惯。一日三餐，均少不了以家乡小菜相佐。这些家乡的小菜，无非就是一些自家腌制的腐乳、酱菜、倒笋、盐姜、腊肉、蛭虷之类，一日不可或缺。常常嘱咐家人预备“寄与我吃”。他认为这些食物，是天下的“至味”，“大补莫过于此”。
随着年龄的增长，曾国藩的身体每况愈下，各种疾病不期而至。由于脾胃虚弱，曾国藩的饭量越来越少，饮食越来越寡。清同治九年(1870年)十二月二十一日，曾国藩记录自己的饮食仅仅就是用一点“面条、薄饼之类”。
曾国藩尽管讲究饮食的清淡，家乡的小菜也固然适合自己的口味，但是能否保证足够的营养供应和均衡却值得商榷。
从客观情况看，曾国藩自幼体弱，为了参加科举，苦熬十几年。被点翰林后，虽无风雨之苦，衣食之忧，但官场险恶，暗流汹涌，哪容得了片刻安心？后来编练湘勇，开始了与太平军经年苦战。虽终得事功，但身体也完全垮了。随后搅捻、开创洋务，直到使他声名狼藉的“天津教案”，曾国藩身心疲惫，几近崩颓。可以肯定地说，曾国藩这样的身心耗损，仅凭他的那套饮食之法实难以支撑。
从曾国藩的身体情况来看，患有目疾、眠少、胃虚、腰痛等多种病症，经常患感冒，腹泻，这是明显的抵抗能力弱，免疫能力低下的症状。而这一切无不与饮食有关。
第四是运动乏陈。尽管曾国藩把运动作为他的养生“六法”中的一项基本内容。但在曾国藩的著作中，关于他运动的记录比较少见。在清咸丰十年(1853年)十二月二十四日的家训中，曾国藩告诉儿子曾纪泽：“每日饭后走数十步，是养生家的第一秘诀。”然而，曾国藩自己在这方面却坚持得不好，更谈不上成效了。
清同治五年(1866年)六月初五，曾国藩发誓要做一件重要的事，就是决定“饭后三千步近日试行”，并且“自矢永不间断”。而事实上，曾国藩显然也没有完全做到。五年以后，曾国藩自己承认，在他自己提倡的养生“六法”中，他自己坚持比较好的，也仅仅就是“洗脚一事”。
作为中国近代史上一位重量级人物，曾国藩以道德修养，文韬武略著称于世，可谓“善始”。然而以六十二岁谢世，也难称“善终”；虽然不能算是早亡，也绝对称不上是长寿。其根本原因，就是由于身体孱弱，“革命”的本钱不厚所致。
注释：
① 《西学东浙记》语。
② 《曾国藩全集·日记》：清道光二十三年二月初一日。
③ 《曾国藩全集·日记》：清道光二十三年二月初九日。
④ 《曾国藩全集·日记》：清道光二十三年二月十一。
⑤ 《曾国藩全集·日记》：清同治元年闰八月初三日。
⑥ 《曾国藩全集·日记》：清同治元年八月十九日。
⑦ 《曾国藩全集·日记》：清同治十年三月初十日。
⑧ 《曾国藩全集·日记》：清同治十年三月十六日。
⑨ 《曾国藩全集·奏稿》：清同治九年四月二十一日之《因病请假折》。
B10 《曾国藩全集·日记》：清同治九年十一月初九日。
B11 《曾国藩全集·日记》：清同治十一年正月二十六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