鸦片战争虽然结束了，但中英之间关于鸦片的纠葛并没有完结，英夷的目的不在于获取二千一百万银元，割一个香港，开放几处通商口岸，而有着更大的野心，其中就包括夺取中国东南的门户广州。
面对英夷的狼子野心，广州军民表现出极大的愤慨，欲拼死力保，主战的呼声一浪高过一浪。民众更是自发地组织起来，与英夷不断发生摩擦，火药味越来越浓，形势愈演愈烈。胆小如鼠的耆英把全部矛盾都推到林则徐的身上，说这一切都是林则徐惹下的祸端，并以有病做托词，请朝廷另选能员主政广州，他准备玩一套“三十六计”——走为上计。就在这样一个情况下，道光帝把目光落到了曾国藩的身上。
接到圣旨，曾国藩迅速返京，并在抵京当日就受到了道光帝的召见。第二天一早，曾国藩就接到了道光帝的任命，他被升授为广东巡抚兼属都察院右副都御史，要求他即刻赴任，不得有误。
在“学而优则仕”的封建社会里，作为一个读书人，其根本目的就是渴望通过科举这华山一条路走上宦途，跻身士林，不仅可以改换门庭、光宗耀祖，而且也是为了证明自己的人生价值，实现自己的抱负。
做官是一个高风险、高投入的行业。谁也不能保证自己在漫漫的宦途上顺利地走下去、走多远，而能出任督抚，就更成为一种可望而不可即的梦想。出身农家的曾国藩，尽管接连被超擢，早已跻身大清高层官员的行列，看似仕途顺遂，但也绝对没有做一名地方大员、主政一方的奢望。因为那是可望而不可即的。现在，道光帝慧眼识英才，把广东巡抚的红顶子送到曾国藩的面前，不仅使他对日常浩荡的皇恩“悚怵”，而且激起了他忠君报国的一腔热血。
英夷对广州垂涎三尺，其野心昭然若揭。对于这些混乱、危急的情况，曾国藩略知一二。
那么，在这样一个复杂的情况下，道光帝把曾国藩放任广东是做何打算呢？
曾国藩主观认为，道光帝之所以做出这样的决定，就是希望自己能够从维护大清的江山社稷出发，顺乎民意，坚决打击英夷的嚣张气焰，誓死捍卫民族尊严、保全国家主权。
在曾国藩的信条中，圣命不可违，那叫抗旨不遵，有违君纲；父命不可逆，那叫对父不孝，有违父纲；民意亦不能拂，那叫违民心，会惹众怒，毁江山，尤其是后面之一条最重要，连圣人都说“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B11，所以即使是一言九鼎、金口玉牙的道光帝也不能与天下的百姓作对。现在，在抗击英逆的问题上，前有林则徐做榜样，现有道光帝的信任，特别是有广州军民高涨的爱国热情做后盾，君命、民心高度一致，可谓具备了天时地利人和，曾国藩信心满满地以为，下一步就看自己能不能趁势而上，震荡乾坤了。
曾国藩深感使命在肩，责任重大，深为自己能够有机会为圣上、为国家出力尽忠而心潮澎湃，热血沸腾。曾国藩精神亢奋，夜不能寐，立即动笔，给道光帝上了一个折子，阐述自己对当前形势的分析，提出用持久战来对付英夷的侵略。
就在折子递上去的第三天，也就是曾国藩打点行囊准备动身的时候，突然接到圣旨，着“曾国藩即日起升授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兼署都察院左副都御史，毋庸署理广东巡抚”。
事出突然，曾国藩不明白道光帝为什么朝令夕改。当他面见道光帝以后才恍然大悟。原来，道光帝根本就没有“战”的打算，而是仍然希望采取“和戎之策”，以达到罢兵的目的。既然有了这样一个思想基础，那么在道光帝看来，把曾国藩这样一个活脱脱的翻版林则徐放到堆满炸药的广东，无异于火上浇油，粉身碎骨。
等曾国藩弄明白缘由时已经晚三秋了。虽然升了级，位列卿二，但却丢了巡抚实职。
枉揣君心的曾国藩，刚刚还畅想在地方大员任上一展身手，现在只好望职兴叹了。煮熟的鸭子又飞了。
诤言也惹是非
仗义可以，执言却要付出代价。
农家出身的曾国藩能够混迹官场，位列卿二，主要靠的就是自己的忠诚与勤奋。一个好汉三个帮，红花还须绿叶扶。试想，哪个当权者不需要给自己干活，且能干好活的？而曾国藩恰恰就属于这种人。
清道光三十年(1850年)，对曾国藩有知遇之恩、时年六十八岁的道光帝驾崩了，其子爱新觉罗·奕于同年三月继位，年号咸丰。
咸丰皇帝生于清道光十一年，即公元1831年，是道光帝的第四个儿子。这个新皇上只有十九岁，按照现在的年龄段来说也刚刚成年。年少本就难以定性，这位刚登大宝的咸丰帝到底表现怎么样，满朝文武还一时很难有定论。
曾国藩在道光帝面前算是红人，除了是先皇倚重之人外，在咸丰帝眼睛里，曾国藩还没有什么特殊的地位。
作为礼部侍郎，安排先帝下葬，侍奉新皇继任大统等都是曾国藩职内的事儿，所以免不了要忙前忙后。此外，在处理当下的一些事务时，曾国藩也适当地表现了一下。
首先是捍卫道光帝的荣誉。咸丰帝于匆忙之中登场，还没有完全进入既定的角色，千头万绪，一时还不知从何处着手，好在道光帝弥留之际留下了四条遗诏，咸丰帝总算有了一个遵循。
如果说，对于道光帝关于册奕为皇太子、册封六子奕訢为亲王，以及希望奕对待满汉一视同仁等遗嘱还好办理的话，那么第四条遗诏却让咸丰帝犯了难，因为道光帝在这条遗诏中明确说，他的陵寝“无用郊配，无用庙附”。
“郊配”“庙附”是歌颂先皇文治武功、仁爱之德的先制，可道光帝谦虚，认为自己的所作所为不配享有这些待遇，故明谕“无用”。咸丰帝没有准主意，便跟大臣们商量。
曾国藩从职责出发，满怀着对先帝的崇敬上来一道《遵议大礼疏》，表明自己“随从众议”，认为“大行皇帝功德懿铄，郊配既断不可易，庙附尤在所必行”。曾国藩言辞凿凿，有理有据，既尽了职分，又维护了先帝的尊严。
其次是奉旨建言。为了广开言路，集思广益，咸丰帝下诏，要求一切“有言事之责者”，对于如若用人、行政等一切事宜，都可以实事求是地建言献策。曾国藩当即上了一道《应诏陈言疏》，陈述自己用人、选材、行政等方面的见解，获得咸丰帝的肯定，认为曾国藩所言“剀切明辨，切中情事，深堪嘉纳”B12，给予了很高的评价。
再次，“奏陈日讲事宜”。就是请求咸丰帝照行康熙登基时“勤学好问，儒臣逐日进讲，寒暑不辍”B13的做法，“召见臣工，与之从容论难。见无才者，则勖之以学，以痛惩模棱疲软之习；见有才者，则愈勖之以学，以化刚愎刻薄之偏。”B14简单地说，就是要加强对干部的教育和培训工作，不能让他们整天无所事事吃老本，同时奖勤罚懒，发现人才，树立正确的用人导向。
第四，请求咸丰帝设坛祈雨。为了解除京畿、河北、山西、山西等地区的旱情，曾国藩请求咸丰帝向上天祈雨。并言“圣主虔申祈祷，苍穹定霈和甘”B15。
可以说，曾国藩的几次表现，既体现了职守，又表现出忠诚，多得到咸丰帝的嘉许，亮相还是成功的。兴许是自我感觉过于良好，曾国藩便把咸丰帝当成了道光帝，胆子也随之大了起来。
洪秀全兵兴广西，引起满朝震惊。咸丰帝着广西巡抚郑祖琛从速剿杀。但郑祖琛出师不利，根本就摸不着太平军的影儿，一气之下竟大开杀戒，乱屠无辜，引发朝野争议。都察院监察御史曲子亮闻风而奏，不想竟被摘去了顶戴。曾国藩见状，血往上涌，便仗义进言，在大庭广众之下斗胆忤逆咸丰帝，公然替曲子亮辩护。
监察御史一职，始设于隋初，后世沿用之，至清代得以完善。其职责是“弹举官邪，敷陈治道，审核刑名，纠查典礼”。是一个品秩虽然不高，但权限很广泛的一个位置。曲子亮就是一个从五品官衔的监察御史。
曾国藩说，按照清制，监察御史的职责就是监察百官，巡视郡县，纠正刑狱，肃整朝仪。其中闻风而奏是其履行职责的主要方式。不管曲子亮所奏是不是事实，但他是在履责，就是有错也不该被摘了顶子。
曾国藩说的尽管没错，但问题是说话的对象、说话的地点、说话的方式欠妥，在咸丰帝和朝臣看来，曾国藩的这一举动无疑是有些放肆。
咸丰帝当即震怒，喝令摘取曾国藩的顶戴，押进刑部大狱。
算起来，这应该是曾国藩第四次入狱，除了献药那次外，其他三次都是因为主持公道、仗义执言所致。
令曾国藩哭笑不得的是，头几次入狱时，自己位卑官小。而这一次，一个堂堂的二品侍郎竟然也就是因皇上一怒而丢了乌纱帽，沦为囚徒。自古道伴君如伴虎，想来也的确如此。清道光二十七年九月，曾国藩升授二品之后曾说“实深惭悚”，警告自己一定要“时时战兢惕惧”，现在看来仅做到这些是远远不够的。
毕竟曾国藩没有大错，所以入狱没多久便官复原职了。此次，曾国藩不仅参掉了那个利令智昏的广西巡抚郑祖琛，而且还陆续兼属了兵部侍郎、刑部侍郎和工部侍郎等职。说曾国藩因祸得福也好，苦尽甘来也罢，反正是一次莫名的惊魂，也是咸丰帝给他的一个下马威。自此以后，在咸丰帝驾下称臣的曾国藩，就揣起来十二分的小心，神经就没敢放松过，而是“常存冰渊惴惴之心”，以提防反复无常的咸丰帝。
注释：
① 《大学》语句。
② 《中庸》语句。
③ 《曾国藩全集·诗集》：《丙午初冬寓居报国寺赋诗五首》句。
④ 《曾国藩全集·诗集》：《小池》。
⑤ 《曾国藩全集·诗集》：《丁未六月七日考试汉教习，试院作二首》句。
⑥⑦⑧⑨B10 《曾国藩全集·家书》：清道光二十二年九月十七日禀祖父母。
B11 《孟子·尽心》语句。
B12 《曾国藩全集·年谱》。
B13B14 《曾国藩全集·奏稿》：清道光三十年三月初二日之《应诏陈言疏》。
B15《曾国藩全集·奏稿》：清道光三十年三月初四日之《请设坛祈雨疏》。
4 被逼无奈的选择
在别人看来，曾国藩的宦途可谓是顺风顺水，在九年的光景里屡迁十次，而且常常是被越级提拔。清咸丰二年，曾国藩早已由最初的一名见习的翰林院庶吉士，超擢为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兼属都察院左副都御史，官至卿二。其升迁之速、品级之高，皆开大清官场之先河，而此时的曾国藩只不过才三十七岁。这个年纪就攀援到这样的高位，相对于那些大多四五十岁才中进士、点翰林的人来说，其优势、潜力和前景真是太大了，太令人垂涎了。其实曾国藩挺不容易的，尽管起步较早，进步较快，但倒霉的事儿也没少碰到，中间也是几经沉浮，历尽坎坷，所付出的心血、尝尽的苦头无法细说，只有他自己最清楚，也算是多年的媳妇熬成了婆。光吃苦、遭罪没有用。再好的千里马，没有伯乐去发现、去赏识也就是一个拉车的货。在曾国藩成长的过程中，他的伯乐和最大的恩人就是道光帝，用同治帝的话说，都是因为他承蒙道光帝“特达之知”①的结果。这的确是事实。如果能按照这样的路子继续走下去的话，曾国藩登堂入室，封侯拜相，也就是时间早晚的问题。然而，“夫物，量无穷，时无止，分无常，终始无故。”②事物永远也不会按照人们事先的预想去发展，否则的话，就不会有人生多舛、波谲云诡之说了。
就在曾国藩仕途顺遂，扬名大清官场的时候，太平天国运动的蓬勃兴起，致使大清国风起云涌，形势堪忧。在这样一个特殊的历史关头，命运也再一次把曾国藩推上了风口浪尖。
投笔从戎，跻身军旅，是曾国藩人生中的一次重大转折，也成为他事业的新起点，更是使他步入文治武功胜境的重要机遇。正是这样的转折、起点、机遇，使曾国藩超越了时代，成为一位产生广泛影响的历史名人。
当曾国藩成为大清的精神偶像后，不仅他的道德文章成为人们捧读不辍的经典，而他临危受命、墨绖出山的选择，更是普遍被认为是一个心系社稷、忠君报国的壮举。同治帝称曾国藩“援墨绖从戎之义，俾移孝以作忠；励丹心报国之诚，每出奇而制胜”③。其实，放下笔拿起刀，倾身战事，并非曾国藩本意，原因简单得不能再简单，那就是“无奈”——即非常被动、无法推卸的被逼无奈。至于“墨绖师兴，奇功历著于江淮，大名永光乎竹帛”，绝对是曾国藩想都没想过的事儿，仅仅也就是时势造英雄。用老百姓的话说，不过是大小劲儿都赶到一块而已。
心情很糟而局势更糟
闻母丧，曾国藩悲痛万分。而此时广西战火蔓延，东南半壁堪虞。
咸丰帝的命运不太好，从父亲手里接过来的是一个内忧外患的烂摊子，不仅外虏卧于侧榻，虎视眈眈，而且国内矛盾激化，正酝酿着惊天动地的事变。在这种情况下，悲观失望没有什么作用，怨天尤人也无济于事，咸丰帝只好面对这个现实，接受这个现实，而不能去埋怨老父亲啥也不是，平庸无能。
客观地说，大清的这种局面，的确不能全怪道光帝。
从大清的历史上看，作为泱泱天朝大国的最高主宰者，与康熙、乾隆等祖辈相比，道光帝尽管资质不高，能力平平，再加上时局动荡，外国列强觊觎中国，但总体上还算是一个不错的统治者，在力所能及的情况下，道光帝也曾有过一些作为。比如整顿吏治、厘清盐政、畅通海运、兴修水利、整顿军备、平定叛乱等等，特别是严禁鸦片，为恢复政治的清明，恢复农商发挥了积极的作用。而他本人勤于政务，力行节俭，拒绝奢靡。比较有代表性的，就是为了节省开支，道光帝毅然取消了避暑、木兰秋狝等传统活动。
所谓避暑，始于清康熙皇帝。从清康熙四十二年起，在今河北省承德市区北部兴建了一个规模浩大的避暑行宫，至清乾隆五十五年最终建成止，共费时八十七年。该行宫分宫区和苑区两个部分，一道绵延十公里的石质宫墙环绕周围，使整个山庄与外界区分开来。从建筑上看，整座山庄背山面水，自然环境绝佳。山庄内亭台楼阁错落，湖中洲岛参差，既有江南传统园林之巧，又有北方壮阔山色之伟。每年盛夏，康熙、乾隆等都要带着王公大臣、后宫妃嫔来此避暑，成为大清的第二个政治中心。
木兰，系满语，意为“哨鹿”，即捕鹿的意思。因为这项活动多在每年的七八月间进行，故称“秋狝”。而所谓木兰秋狝，其实是康熙皇帝为了让八旗子弟永远保持骁勇善战和淳朴刻苦本色、抵御骄奢颓废而采取的一个措施。利用每年秋狝之机，让那些锦衣玉食的八旗子弟既习练骑射，又习劳苦，体味当年祖辈在马背上、在刀光剑影中打天下的辛劳与荣耀。尽管这两项活动是祖制，但每年都需要耗费巨资，道光帝毅然取消了这两项延续了百多年的皇家盛事，因此被称为“抠门”皇帝。
道光帝本人尽管很勤劳、很节俭、很尽心，但在世界大势不可逆转的巨变之下，整个封建制度已经病入膏肓，阶级矛盾、民族冲突日益激化。自公元1831年起，各地陆续爆发了湘西瑶族起义、山西先天教起义、白莲教起义、天地会起义等达百次之多，而更大规模的激变正在形成。这种内外交困的危局，不是能靠皇帝一己之力就可以扭转的。
俗话说，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过。
咸丰帝继位伊始，激变便至，首先是湖南新宁爆发了以李元发为首的大规模起义，从此揭开了大清国噩梦的序幕。
就在咸丰帝即位的第二年(1851年)年初，“愤青”洪秀全率两万之众，在广西桂平金田村举行起义，建立太平天国，标志着震惊中外、声势浩大的太平天国革命运动就此拉开了序幕。
洪秀全，广东花县人，原名仁坤，乳名火秀。生于公元1814年，贫苦农民出身。在洪秀全的身上，有几个特点不妨赘述一下。
首先，洪秀全是科举制度彻头彻尾的失败者。曾几何时，洪秀全也同那个时代的所有知识分子一样，寄希望于科举，期盼通过科举之路来改变自己的人生，实现自我价值。然而，洪秀全的科举之路颇为坎坷，用现在的话来说，每次参加考试都发挥得不好，考运非常差劲。从公元1828年起，洪秀全一连参加了十几年的科举考试，均屡试不中，使他的自尊心受到极大的打击，最终失去信心，导致寄托了全部理想的科举之梦随之破灭。完全有理由相信，如果洪秀全像曾国藩一样科举成功，跻身士林，那么绝对不会有后来的什么太平天国运动。洪秀全自然也不会以大清的叛逆者身份留名青史，其历史身份也会与曾国藩一样，应该是封建制度的遵循者、卫道士。
其次，洪秀全是一个激进主义者。洪秀全与刻苦砥砺、一条道跑到黑的曾国藩不同，接连的科举失败，没有促使他在自己的身上寻找原因和不足，更没有咬牙坚持下去，而是反其道而行之，选择了一条与常规大相径庭的道路，干脆举起了大反孔孟、鞭笞科举的大旗，捣毁孔庙，砸碎了私塾里供奉的孔丘牌位，彻底与传统决裂。非此即彼，不可调和；你不让我好，我也不让你好；你不让我活，我也不让你活。其所思所想、所作所为，甚是极端，均迥异于常人，
再次，洪秀全是一个聪明的拿来主义者。洪秀全的天资不算高，但却懂得“君子性非异也，善假于物也”④的道理。洪秀全的聪明之处在于他能够另辟蹊径，从别人不知不懂的地方入手，创造出一个新的精神偶像，即从实用主义的角度出发，在西方的基督教义中获取灵感，自创了一个中西合璧的拜上帝教。通过写作教义、制定“天条”、编造神话等手段，以老百姓最关注的那些平等、均权为口号，提出“天下一家，共享太平”的纲领，在民间广泛宣传，极尽蛊惑，争取同情和支持，扩大影响。在条件逐渐成熟之后，洪秀全才亮出底牌，公开打出了反清的大旗，正式走上了与大清争夺政权、分庭抗礼之路。
洪秀全率领太平军杀出广西，一路上越州过府，攻城略地，犹如不可阻挡的滚滚洪流，以势不可挡之势席整个卷了大西南，这使本就日子艰难的大清国愈加风声鹤唳，雪上加霜。
就在洪秀全杀出广西，席卷大西南的时候，四十二岁的曾国藩正登峰造极、红得发紫。早在清咸丰元年，曾国藩就奉旨兼属刑部左侍郎。这样，曾国藩在短短的三四年的时间里就兼属了礼部、兵部、刑部、工部等四部侍郎，惹得满朝上下一片艳羡。
在四部执事，曾国藩的确忙得很。诚如《曾国藩年谱》里所说：“职务繁委，值班奏事，入署办公，益无虚日。”
曾国藩的工作虽然很繁忙，但对自己的约束并没有降低。在业余时间里通常是“手不释卷”，致力于研究经世之务及在朝掌故，分十八类记录下来，为自己积累知识的财富。除此之外，曾国藩还给自己规定了每天必做的八项功课，即读书、静坐、属文、作字、办公、课子、对客、复信。“触事有见，则别识于其眉”⑤——有了心得，就随手记录下来。可见，曾国藩的官职越高，对自己的要求也越高。
对曾国藩来说，清咸丰二年(1853年)注定是不平凡的一年，因为这一年，不仅曾国藩的仕途达到了顶峰，而且他的人生轨迹也即将发生重大转折。
这一年正月，曾国藩奉旨兼属吏部左侍郎，极其罕见地遍兼了五部侍郎，在成为大清股肱之臣的同时，也创造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官场神话，成为大清有史以来的第一人。
自咸丰登基以来，天灾人祸不断，“粤匪猖獗，河工未合，京畿亢旱，人情惊惧”⑥，而且愈演愈烈，几乎到了难以收拾的程度。咸丰帝要求大臣们出主意想办法，为挽救危局献计献策。皇上让大家说话，等于为大臣们表现聪明才智提供了一个平台，一个好机会。一旦引起皇上的注意，很有可能加官晋爵，名利双收，但也充满风险。内阁学士胜宝就没表现明白，因“上疏失检，交部严议，部议降三级调用”⑦。最后还是曾国藩上了一道“广言路”一折，请求宽宥胜宝。“上纳用焉，疏留中”⑧。
这一年的六月十二日，曾国藩被钦命为江西乡试正考官。这是曾国藩继钦命四川乡试正主考之后，第二次主持乡试。接到圣旨的次日，曾国藩递折谢恩，同时向咸丰帝请假，准备乡试之后，顺便回家省亲。
曾国藩在给咸丰帝的“请假回籍省亲片”里说得可怜巴巴的，言称自己从道光十九年进京供职以来，已经十四年了，从来也没请过假，也没有亲自侍奉老人。现在太平军攻入了湖南，自己的家乡就临近战火纷飞的衡阳，他日夜惦记家乡的安危。现在正好去江西。从江西到老家只有八天的路程。希望咸丰帝能赏二十天的假，待发榜后回家探亲。折子递上去后，曾国藩“不胜悚惕待命之至”。还好，咸丰帝很快就“朱批允之”，毫不犹豫地准了假，显得颇有人情味。
曾国藩于本月二十四日离开京师，一路上拜老友访故交，“纵谈今古，自夜达旦”⑨，不亦乐乎。
本月二十五日，当曾国藩走到了安徽太和县境小池驿时，突然接到了母亲病故的消息。失去了母亲，使已逾不惑的曾国藩不由泪眼滂沱，痛彻心扉。充任乡试正考官的好心情，在这一瞬间烟消云散，为无尽的哀痛所取代。
在曾国藩的心中，母亲江太夫人具有崇高的、重要的、不可替代的地位，尤其是母亲孝敬长辈、相夫教子、吃苦耐劳、乐观向上的精神，对曾国藩的成长影响很大。
小池驿距离湘乡约有两千里左右的路程，需要走一个月的时间。时间不等人。曾国藩立刻改服奔丧，踏上归程，终于八月二十五日回到白杨坪老家，送别母亲。
是年六月，太平军一路杀出道州，取桂阳，陷郴州，大军直逼湖南省会长沙。太平军的行动引起了连锁反应，“湖南各郡旧有会匪蠢焉欲动”⑩，就连湘乡也频现“匪踪”，湖南的形势已然万分危急。早在曾国藩奔丧的途中，即八月十三日到湖北武昌时，就已经知道了湖南的情况。由于长沙被包围，阻断了交通，使曾国藩“不胜悲痛，胶着之至”B11。
由于兵力不足，各地只好靠临时编练湘勇来加强防范。曾国藩的父亲曾竹亭也加入到了保卫家乡的行列，并因为德高望重而被推选为领袖。是时，湘乡的乡团因时就势发展很快，成为湖南乡团之首。
长沙的危局没有什么缓解，反而随着大批太平军的到来而越加危急。
长沙，位于湖南东部偏北，著名的湘江下游。这座具有三千多年历史的“荆楚名城”，北瞰洞庭，南依衡岳，湘江纵贯南北。素有“荆豫唇齿，黔粤咽喉”之称的长沙，地处湖北、河南、贵州、广东的咽喉要道，自春秋战国起，就是南方的军事、交通重镇。如果丢了长沙，那无疑就等于打开了扼守南方的门户，其后果不堪设想。
为力保长沙，清廷一方面选派能员坐镇指挥，另一方面不断增兵驰援，与太平军相持。即便是这样，长沙城的局势依然严峻。咸丰帝又接连饬大臣督剿，查处作战不力的将士，拼死也要守住长沙。
见久攻不下，太平军打起了“地道战”——挖了一条直通长沙城下的地道，填上炸药轰城。清军经过拼死抵抗才保住了城池。就这样，长沙战局陷入胶着。清军与太平军一直相持鏖战了三个月之久。
长沙易守难攻，成效甚微，迫使太平军不得不调整了战略部署，暂时撤离了长沙城。长沙之困顿解。长沙之困虽解，但军事压力并没有减轻。一方面，太平军采取声东击西的战术，先是渡过湘江，西进宁乡、益阳，然后东出临资口，顺江而下，袭湘阴战岳州，于十一月，攻取重镇汉阳府，逼迫清军急忙拔营出寨，尾随追击。另一方面，在太平军的影响下，各地“匪患”严重，大有燎原之势，这令本来就兵力不足的湖南当局来说，更是捉襟见肘，不得不为分散兵力而大伤脑筋。
此时，身在湘乡白杨坪老家的曾国藩，也深切地感受到了局势的严重性。尽管湘乡尚且安全，但其他地方不断遭袭的消息令人不安。加之谣言四起，情况不明，难免风声鹤唳，人心惶惶。甚至个别胆小的，已经急急忙忙携家带口地逃奔了他乡。曾国藩虽然告诫人们保持冷静，沉着应对，但也无济于事。本来曾国藩因为母丧而心情很糟，想不到局势更糟糕，难免让人灰心丧气。
乡情更难却
圣命相催，曾国藩以“尽孝”婉拒，而保护桑梓之责，他还能拒绝吗？
曾国藩在下腰里宅后的山内，选了一处风水绝佳的墓地，准备安葬母亲。
曾氏祖先不相信风水这一套，尤其是曾星冈认为那是邪门歪道，“屏斥之惟恐不远”B12，这也成为曾家的传统。曾国藩曾明言，对于凭山的走势判断吉凶之说用不着全信。但随着曾国藩科举中第，点翰林、晋仕途，一路超擢，曾家对风水的看法发生了一定的变化，如何对待风水的问题便被提高到了议事日程。尤其是清道光二十六年九月十八日，曾国藩的祖母以八十高龄辞世，安葬于湘乡二十四都木兜冲。自此之后，曾家的运气好像为之陡变，“诸事顺遂”。先是曾星冈因“火大”而引发的病症大好，曾国藩的“蛇皮癣”也痊愈了，最重要的是曾国藩“骤升至二品”，这些，不能不使他对风水之说产生新的认识，乃至很肯定地认为，这一切“吉兆”都是因为祖母墓地风水绝佳所带来的。而在此之前，曾国藩在给曾星冈的家书中，曾有过为祖母迁墓的设想。究其原因，是曾国藩觉得自己身为二品大员，祖母的坟茔必须“局面宏敞”，尤其是墓的下方必须宽阔，便于拜祭扫墓。另外，曾国藩的祖母与普通老太太不同，因为她是道光帝钦封的“恭人”，属于身有功名之人。所以，其墓地必须建立诰封的牌坊，设立神道碑。但是，木兜冲这个地方比较狭窄，离河流又较近，根本就没有建牌坊和神道碑的空间，这让曾国藩不太满意，考虑另外选一个新址，“以图改葬”。其目的倒不是为了什么富贵吉祥，而是为了免受水、蚁凶险，图个“宏敞”而已。这个建议，是曾国藩在清道光二十七年正月时提出来的。从史料上看，曾国藩的这个建议好像遭到了曾星冈的反对，没有得到首肯，这令曾国藩很不安。这个时候，曾星冈正处在病中，且久治不愈。见没有得到曾星冈的同意，曾国藩便急忙致信弟弟说：“山向之说，地理也；祖父有命而子孙从之，天理也。”B13意思是说，如果老爷子的态度很坚决的话，就不要“拂违其意”，担心改葬引起曾星冈的愤怒，从而加重病情，这是“大逆天理”，是万万使不得的。自此以后不必再提改葬之事了，无论吉凶祸福，一切凭天由命。等到了是年六月中旬，曾国藩更是强调“万万不可改葬”。其理由是，“若再改葬，则谓之不祥，且大不孝矣”。但祖母的坟茔地毕竟狭窄，这是不争的事实，也是一个遗憾。既然诰封碑亭不能不修，而祖母又绝对不能改葬，所以曾国藩的意思是再选一块风水好的地方，准备将来给曾星冈用，但能不能行得通，全凭曾星冈定夺。从表面上看，改葬不改葬，曾国藩好像是绝对以曾星冈的意志为意志，但实际上是他自己放弃了改葬的想法。他认为祖母的墓的确是好，真的是动不得。
有了经验在先，曾国藩对自己母亲的坟茔自然要格外上心。在选好墓地后，曾国藩于九月十三日安葬了母亲江太夫人。先人虽然已经入土为安了，但曾国藩仍然日日沉浸在丧母的悲痛之中。
转眼间，曾国藩在家乡已经待了两个多月了。
无官一身轻的曾国藩心无旁骛，一心一意在家丁忧，为母亲守制。可是，突然发生的变故，打乱了曾国藩的守制计划。
清咸丰二年(1852年)十一月，太平军自长沙城下撤离，“蔽江而下”，转攻汉阳。看似危局已解，其实不然。各地风起云涌的地方武装纷纷起事，向湖南当局频频发难。
这真是按下了葫芦起来个瓢。
刚想喘口气的湖南巡抚张亮基不敢稍懈，赶紧督兵弹压，“搜捕土匪甚严”。但正规的清军已经尾随太平军而去，张亮基这个巡抚是个光杆司令，手里没有多少兵可供调遣。无奈之下，张亮基只好动湘勇——那些民兵的脑筋。先是派知府衔的江忠源，率领两千楚勇驻守长沙城，又谕令湘乡儒士罗泽南等招募湘勇千人协防。张亮基这边刚刚调度妥当，巴陵又发生了兵事，张亮基急遣江忠源“讨擒”，生怕后院再生祸端。
就在张亮基缺兵少将、穷于应付之际，一道圣旨传到他的手里，使他在满眼愁云之中看到了一线曙光。
圣旨云：“前任丁忧侍郎曾国藩籍隶湘乡，于湖南地方人情自必熟悉，著该巡抚传旨，令其帮同办理本省团练乡民、搜查土匪事宜，伊必尽力，不负委任。”
本月十三日，丁忧在白杨坪的曾国藩接到圣旨，命其出山，帮办本省团练，以改善湖南被动的局面。一向以圣命为本的曾国藩，这次却没有盲目地听从咸丰帝的金口玉言，他犹豫了。
至于曾国藩犹豫的真正原因，我们当然不得而知。但可以大致推测如下。其一，曾国藩系书生出身，半生都是与笔墨纸砚打交道，别看曾兼任过兵部侍郎，但对军事一窍不通。如果贸然答应出山，一旦出师不利，遭遇不测，非但扭转不了湖南的局面，有负圣眷，而且还会极大地损害皇上对他业已形成的良好印象。曾国藩曾明言：“至行军本非余所长。兵贵奇而余太平，兵贵诈而余太直……”B14其二，曾国藩清楚，仅仅依靠团练是做不了什么大事的。团练，说好听点就是民兵，离“基干”民兵还差着十万八千里。依靠这么一群临时招募的流氓无产者，怎么能与训练有素、能征惯战、势如虎狼一般的太平军相抗衡呢？那简直就是自不量力，以卵击石。其三，曾国藩正在丁忧守制期间。在以伦理纲常为社会生活唯一准则的封建社会，尽孝是头等大事。朝廷虽有“夺情”之说(清朝沿袭的一种古制，清廷对因父母丧事而去职在家守制的大臣要员，可以命其不必去职，着素服办公或守制期未满而诏令其复职)，但毕竟有违常规。如果出山，身死是小，再丢了孝字，那可就真的毁了半世的英明。
思来想去，曾国藩觉得这山出不得。他提笔给咸丰帝上了一道堂而皇之、理由充足的折子，以“奉讳归家，不宜与闻军事”B15为由，恳请在家继续丁忧终制。
就在这时，太平军继续高歌猛进，于清咸丰二年十二月，攻陷了湖北省会武昌，湖北巡抚常大淳战死。同时，“大江南北土匪蜂起”，湖北形势异常严峻。
曾国藩的折子刚刚写好，正准备委托张亮基转奏，不料张亮基已经派“专弁”来了。专弁当然不是为了专门来取曾国藩折子的，而是给他送来一份公函，特告武汉失守的噩讯，言称现在形势混乱，人心惶恐，恳请曾国藩出山，保护桑梓，尽速扭转当下的危局。
前有咸丰帝夺情的圣旨，后有张亮基恳请的专函，到底是在家尽孝，还是出山尽忠，曾国藩反复掂量，仍然左右为难，下不了决心。
就在曾国藩犹豫不决、颇费踌躇之际，最终促使曾国藩投笔从戎，从而改变其人生轨迹的一个重要人物出现了。他就是曾国藩的挚友郭嵩焘。
郭嵩焘，生于公元1818年，湖南湘阴人。字伯琛，号筠仙，清道光二十七年进士。尽管郭嵩焘比曾国藩小八岁，但两个人交往比较早，彼此视为知己。
从《曾国藩年谱》的记载来看，曾国藩与郭嵩焘最早相识于岳麓书院，时间约为清道光十四年。曾国藩两次科举落第后返回家乡。清道光十七年，赋闲在家的曾国藩，听说浏阳文庙祭祀先哲用的音乐是古乐。为了考察声音律吕的源流，曾国藩在浏阳逗留了两个多月。路过长沙时，遇到了在这儿应试的刘公蓉与郭嵩焘。老朋友聚首自然“相见欢甚”。三个人谈古论今，吟诗作赋，一时“昕夕无间”，忘记了时间。曾国藩在长沙逗留了月余，才与刘公蓉、郭嵩焘依依惜别。曾国藩中进士后第一次返家，就与郭嵩焘偕行。此外，郭嵩焘还是曾国藩慧眼识英雄的一个范例的唯一见证人。
那是发生在清道光二十四(1845年)年八月的事儿。当时，曾国藩官拜翰林院教习庶吉士。一天，老朋友郭嵩焘给曾国藩带来一位客人。这位客人叫江忠源。
江忠源，字常孺，号岷樵。生于公元1812年，湖南新宁。举人出身。这一年，江忠源恰好在京师应试，因而有机会，与郭嵩焘一起拜会湖南读书人的骄傲曾国藩。
江忠源性格豪爽，说话办事无拘无束，是一个胸怀宽广，顶天立地的人物。给曾国藩留下了深刻的第一印象。曾国藩与江忠源谈起家乡的那些市井琐事、风土人情，两个人常常开怀大笑，在欢快的气氛中不知不觉地度过了时光。江忠源告辞后，曾国藩目送良久，颇为感慨地对郭嵩焘说，在京师是找不到这样人才的。继而又说，这个人必定要以功名而名扬天下，但是“当以节义死”。当时天下太平，曾国藩的这番言之凿凿的预判，令郭嵩焘吃惊非浅。“江公自是遂师事公”——从此，江忠源开始追随曾国藩。
说这些，无非就是为了证明郭嵩焘与曾国藩两个人的关系非同一般。因此说，作为挚友，郭嵩焘在曾国藩的心里很有一些分量。
郭嵩焘此时的身份是翰林院的庶吉士，也正好在家乡湘阴丁父忧。
郭嵩焘在这个危急关头出现，绝非是为了老友叙旧。不用问，曾国藩的心里早就料定了一二。
郭嵩焘此行就一个目的，那就是力劝曾国藩出山，以他的才能与威望号令一方，协力保护桑梓。可在堂堂的二品大员曾国藩面前，郭嵩焘一时还不知道怎样去切入正题。若一味地跟名扬天下的五部侍郎讲什么国家社稷的大道理，估计不会产生任何作用，可话又说回来了，即便是讲，自己也根本不是曾国藩的对手。最后郭嵩焘打定了主意，要想说服曾国藩，就只有一条，那就是以情寓理，用情说事儿，用难以推却的乡情来触动、打动、感动曾国藩。这样的话，即便就是曾国藩不愿意出山，出于顾及自己颜面的考虑，也谅他绝难推辞。为什么会做出这样的估计呢？因为曾国藩在湖南，实在是盛名太隆，影响太大了。曾国藩从一个从七品的翰林院检讨，九年十迁，超擢为二品大员，用曾国藩自己的话说“湖南三十七岁至二品者，本朝尚无一人”B16。所以，曾国藩不仅是湖南的第一人、湖南的骄傲，而且还是湖南的形象大使，道德文章的典范，广大士子的旗帜。在曾国藩的身上寄托着全湖南的希望与重托。在此危难之际，想他曾国藩无论如何也不可能置湖南桑梓的安危于不顾，一味地恪守一己之孝道。
“廉士重名，贤士尚志”B17。在有些人的眼里，名誉这种东西，有的时候的确比生命还重要，但有时也很要命。史上为博得名誉而不惜杀身成仁、以身殉职者并不鲜见。现在，曾国藩就是被逼到了这个份儿上。
郭嵩焘果然是对症下药，找到了曾国藩的软肋，他的游说果然奏效了。
曾国藩本就极爱面子，更不是一个孬种。前有圣命相催，现有郭嵩焘力劝，尤其是殷殷乡情，令曾国藩不能无动于衷。如果说圣命尚且可违的话，那么乡情实在难却。试想，一个对家乡的福祉都无动于衷、不管不问之人，如何还能对江山社稷负责？还有什么脸面当湖南的形象代言人？还有什么资格给湖南的士子作旗帜？
曾国藩胸脯一拍牙一咬，拿出了大丈夫气概，当即撕碎了辞命的奏折，决定墨绖出山，报效朝廷，保护桑梓。而这一决定，则彻底改变了曾国藩既定的人生轨迹。
现实堵死了退路
曾国藩的聪明之处在于有言在先，即待局势好转后之后仍然回家丁忧。然而，残酷的现实却把他的后路给堵得死死的。
清咸丰二年(1852年)十二月十七日，是曾国藩人生的一个重要转折点。他从白杨坪动身前往长沙，迈开了投笔从戎的第一步。
本月二十一日，曾国藩风尘仆仆地抵达长沙，见到了湖南巡抚张亮基。
曾国藩的到来，令焦头烂额的张亮基喜出望外，仿佛抓住了一根救命的稻草。张亮基倒不是奢望曾国藩能立刻扭转危局，而是身边能有这样一位德劭名重的二品大员坐镇，自己无疑是多了一个主心骨和一副依靠。
既来之则安之。通俗地说就是干什么吆喝什么。
甫至长沙，曾国藩就立即与张亮基商量，谋划下一步的行动，集中全部精力，专注于战事。
张亮基向曾国藩介绍说，眼下最大的威胁不是把注意力集中在武昌的太平军，当务之急是赶紧查办土匪，尽快恢复湖南的生活秩序。
在了解了基本情况后，曾国藩于二十二日给咸丰帝上了一个洋洋洒洒的长篇奏折，除了全面汇报了鄂、湘当前的局势外，着重谈了他对当前一些重要问题的思考和建议，是为《敬陈团练查匪大概规模折》。
曾国藩首先简略地叙述了自己出山的前因后果，然后便入主题。曾国藩说：
“听到武昌城被太平军攻陷以后，我非常愤慨。“贼势猖獗如此”，对江山社稷的安危影响很大！皇上为眼下的局势“宵旰南顾”，不知道会愁苦胶着到什么程度。我虽然不才，也要竭尽全力尽忠，为皇上分忧。所以，我从十七日启程，二十一日就到了省城，与张亮基面商一切，我们俩都非常感慨。
圣上说的召集乡民组织团练一事，确实是当务之急。然而组织团练的困难，不在于操练武艺，而在于筹集经费。现在的一般人都“倚财为命”，即使是苦口婆心地相劝，仍然犹豫不决，不肯答应。如果再遇上不讲理的，那就更闹心。现在的情况，与嘉庆年间发生的川楚战役不能相提并论。那时候，官方拨给训练的经费，不完全依靠老百姓。现在，我准备访求各个州、县那些有公正之心的德高望重、具有影响的乡绅，通过书信劝说他们，使他们能够了解这其中的内情，让老百姓知道组织团练、自保自卫的道理，而不是以捐献经费为苦差事。如果这样的话，组织团练的事差不多才能取得实效，而不至于在民间产生对老百姓滋扰、拖累的不好影响。
关于圣谕搜查土匪之事，上个月巡抚张亮基曾经下发过一个手札，严令各州、县稽查土匪、地痞、恶棍。明令各州、县，有能力自己抓捕的自己抓捕；力所不能及的，派专人到巡抚衙门报告，设法剿办。现在，各个州、县都在遵照张亮基的手札办理，屡屡破获大案，已经初见成效。我又给那些有影响的乡绅写了信，要求他们留心“查察”本地的匪徒，万不可被遮掩住耳目。一旦发现情况，这些乡绅可以向各州、县密告，巡抚则根据密告立即派兵搜捕，如果这样做，就没有破不了的案子。
我还要请示的是，太平军既然攻陷了武昌，气焰越来越嚣张，湖南、安徽、江西等毗邻之省，都被太平军所窥视。长沙是军事重地，不可不严加防守。我现在查看了省城的兵力，认为十分单薄，经过查询后得知，湖南各标的兵力一多半调到了大营，本省兵力空虚，很难再往外抽调了。附近各省也没有可以调兵的地方，如此势单力孤，不足以加强防御。所以，我建议在省城成立一个大团，认真操练，从各县那些曾经接受过训练的乡民中，选择身强力壮的，把他们招募到省城。训练一个人，就要收到训练一个人的效果，训练一个月，就要有训练一个月的效果。自与太平军作战以来，已经有二年的时间了，时日不可谓不长，所花费的饷银不可谓不多，先后调集的部队不可谓不广。然而，在作战时，往往一遇到太平军就不战自溃，从来就没有听说与太平军鏖战过一场。部队往往是在太平军的后面尾随，从来也没听说有拦住其去路而与之面对面交战的事。部队所使用的兵器，都是用大炮、鸟枪，只做远距离的轰击，从来也没有听说过有短兵相接、刀兵相见的时候。这到底是由于什么原因造成的呢？都是因为所使用的兵丁没有经过正规的训练，既没有胆量，也没有武艺，所以往往临阵退怯。现在，我准备改弦更张，总体上以训练兵丁为首要任务。我草拟的训练章程，宜参照明代的戚继光、近人傳鼐成法，但只求其精，不求其多，只求有效，不求速效。如果能脚踏实地地操练，搜捕土匪是足够用的了，就是对防守长沙城也不无裨益。我与张亮基认真地相商过了，意见完全相同。谨将现在办理的情形，向您汇报个大概。我们希望得到圣上的明鉴！训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