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曾国藩的这道折子，我们不难领略他的与众不同，那就是对问题的精准把握和透彻分析，以及提出操作性很强的意见和建议。也正是通过曾国藩的这道折子，咸丰帝了解了湖北、湖南的大概情况，然后给曾国藩批了几个字：“知道了。悉心办理，以资防剿。”
既然已经被推上了风口浪尖，就没有了退路。这是曾国藩的思维定势。但凡事都不应该尽绝。久经考验的曾国藩没少吃一条道跑到黑的亏，这样的经验教训，说起来历历在目，耿耿于心。所以，当再次临险时，经验便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曾国藩在上书咸丰帝，陈述他的分析判断，展现他的雄才大略外，没忘给自己留一条后路，直言希望在形势有所好转的情况下，能够允许他继续回家丁母忧。
曾国藩为什么要这样做这种迂回之想呢？究其原因，曾国藩此番答应墨绖出山，绝不是出于自愿，而是圣命难违，乡情难却的结果。抛开曾国藩对于兵事的种种犹豫、踌躇以外，他最关心的就是在家丁忧，为母亲守制。关于这一点，曾国藩在给咸丰帝的一个附片中说得再明白不过了：
“我在京师已经十四年了。从前在京师供职的时候，我的祖父母和父母都在。今年回来时，祖父、祖母的坟墓前宿草已经很长了，我的母亲也逝世了。那个时候，长沙尚未解围，“风鹤警报，昼夜惊惶”B18。于是将母亲的棺椁仓促下葬，还想将来另外找一块墓地，寄托孝思。我的父亲已经老了，久别乍归，我也想稍稍尽一些孝心。现在，我回到原籍还没满四个月，就又离开了家里，不是说我万分不忍，而实在是因为我的父亲慈爱难离。由于武昌告急，在圣上宵旰忧劳的时候，我不敢不出山为圣上分忧解难。思之再三，墨绖出山保护桑梓是可以的，如果因此而夺情出仕，或者因此而作为向圣上邀取什么功劳的话，则是万万不可的。我这区区的愚忠，不得不事先向圣上陈述，一旦形势稍有缓解，团练之事办理得有些头绪，即当上奏专折陈情，请求仍回原籍守制，以实现我个人这个小小的私心。等等。”
曾国藩的这个附片，可以说写得情真意切，抑或有些无奈和悲怆。其根本目的就是想向咸丰帝表明，他此次墨绖出山，绝不是为了邀功而是出于无奈。一旦形势有所好转，他仍然还要回去丁母忧，尽一个儿子的孝道。
对于曾国藩这个举动，我们既可以从正面去理解，即人之常情；也可以从另一面去推测，即为自己留一条后路，而留后路的理由也的确言之凿凿，无可辩驳。从当时的情况来看，以及我们在前面分析的情况判断，后者的可能性更大一些。这是因为，军事斗争毕竟不是耍嘴皮子、动笔杆子，而是要真刀、真枪、真流血、真拼命，而一旦有失，生死事小，而因此毁了一世英明事大。在历史上，夺情出仕而最后弄得身败名裂者不乏其人。前事不忘，后事之师。饱读诗书，以史为鉴，是读书人常挂在嘴边上的名言，而绝顶聪明的曾国藩不仅是常挂在嘴边上，而且是落实在行动中。这是在吃过无数次大亏之后，曾国藩所获得的最大进步。凡心里没底的事儿，他总会留有余地，以防不测，而不像从前那样被人家卖了，还在替人家数钱。这就是成长，就是历练，就是经验，就是智慧。所以说，曾国藩的书是真的没有白读，苦没有白受，罪没有白遭。曾国藩同时发出的一折一附片，可谓一举三得。你看，既出了山，办了事儿，又陈了情，表了态，同时也使咸丰帝感到了他为人为臣为子的赤胆忠心。何其妙也。
本指望咸丰帝在读到奏折和附片之后，能宽勉几句。结果咸丰帝惜字如金，对折子朱批了十一个字，对附片仅朱批了三个字，即“另有旨”就“钦此”了。不知道接到这样的答复后，曾国藩的心里是个什么滋味。
曾国藩抵达长沙城，一出手就显示出不凡，以事实证明自己这个堂堂二品大员绝不是个花架子。
别看曾国藩从未接触过军事，但学问这东西是可以融会贯通、触类旁通的。当时，湖南湘乡的诸生罗泽南所招领的三个营练勇已经赶到长沙，仿效戚继光的方法练兵。曾国藩亲自为他们拟定训练章程，实行规范化管理，开始奠定湘军的雏形。后来，曾国藩的手下良将辈出，猛士如云，其发源地就在于此。
曾国藩的规范化管理，很快就在剿灭浏阳匪首周国瑜一战中初见成效。
周国瑜打出了“征义堂”的旗号，聚集了匪众逾万人，在浏阳公开发动暴乱。曾国藩和张亮基派江忠源出战。江忠源不负众望。他采取声东击西，出其不意之策，加之湘勇训练有素，能征惯战，没费吹灰之力便“一战破平之”。
曾国藩出山之后，湖广政局波谲云诡，正在发生翻天覆地变化。
首先是武昌陷落后，湖广总督徐广缙被逮问，而太平军的手下败将向荣，却被钦命为钦差大臣，专办军务。原湖广总督程矞采被革职，诏令张亮基属湖广总督一职。与此同时，仍然不放心的咸丰帝，又特命琦善为钦差大臣，偕直隶提督陈金绶、内阁学士胜宝督兵驰赴河南、湖北交界，堵截北犯的太平军。又以两江总督陆建瀛为钦差大臣，出江西堵截。总之，政局不稳，人心惶惶，形势不容乐观。
在这样一个纷繁复杂的现实面前，一心惦记着形势好转回家守制的曾国藩，断然没有了这种可能，而是一出山便搅到了这场乱局之中。不用说正面有太平军大兵压境，单是后院那些多如牛毛的土匪就够湖南喝一壶的了。一时间，湖南的局势难以扭转，就像一艘失去了动力的船，只能随波逐流，不知什么时候就会触礁遇险。在这种情况下，身负圣命的曾国藩，哪还能提出回家丁忧守制之事？不得不全力以赴地应对乱局，清保甲、练湘勇、打土匪，忙得不亦乐乎，恨不得像哪吒三太子那样，生出三头六臂来，一直等到了清咸丰三年(1853年)七月，曾国藩才在长沙“筹防之事粗备，援江之师已成行”B19的情况下，抽出时间回老家一趟省亲，但也仅仅就是待了几天而已。曾国藩虽然给自己留了退路，但残酷的现实却把路完全堵死了。
见过不讲理的，但没见过这么不讲理的
已停薪留职的“裸官”曾国藩，仍被要求效忠朝廷，效死疆场。
在君权至上的封建社会，没有任何人敢跟皇上讲什么道理，因为他是金口玉言，说什么是什么。作为臣下，只有无条件地服从，而没有任何辩驳的可能，否则就是活腻歪了，自己给自己找不自在。
总的来说，咸丰帝还算一个不错的国君，但也有不讲道理的时候，尤其是对曾国藩，简直就是用君权相压，不讲道理，可以用“成也咸丰毁亦咸丰”来形容，经常把个忠心耿耿的曾国藩弄得灰头土脸，尴尬至极。气得曾国藩直翻白眼，心里暗骂：见过不讲理的，但没见过这么不讲理的。
太平军撤离长沙后，各地多如牛毛的土匪成为影响湖南安定的主要祸患。远在京师的咸丰帝，对湖南的局势不敢轻识。他下旨要求湖南督抚和曾国藩，认真研究如何办好团练、卫戍湖南之事，“剪除百恶”，“保卫善良”，要求“悉心妥筹办理”。
面对复杂的形势，曾国藩协同督抚采取了恩威并施、宽猛相济之法来应对。一方面是“劝谕”，即通过书信等方式，委托在籍的一些官员帮助“编查保甲”，分别良莠，清查阶级队伍。另一方面是坚决打击。即采取严厉的手段，武力镇压。一旦发现匪踪，“即行设法处办”，根除祸患，努力维持一方平安。关于此事，曾国藩给咸丰帝上一道《严办土匪以靖地方》的专折。咸丰帝完全赞同曾国藩的意见，朱批道：“办理土匪，必须从严！务期根株净尽！”
曾国藩出山以后的表现的确不俗。凭借着敢想、敢说、敢做、敢为的品质，有了一个比较惊艳的亮相，给颓败的湖广军政界带来了一缕春风，为靖地方平安尽到了自己的力量，没有辜负咸丰帝的厚望。咸丰帝对此给予了充分肯定，甚至不吝词句，赞不绝口。认为“曾国藩团练湘勇，甚为得力，剿平土匪业，经著有成效”B20。但用兵打仗，毕竟不是说说而已的事儿，天时、地利、人和等各方面条件缺一不可。
曾国藩是一个经历过大风浪的人。当年做京官时就没少被弹劾、遭陷害，被超擢、被降级的事儿屡见不鲜，早已修炼了一身见怪不怪、处变不惊的金刚不坏之身。然而，军事斗争毕竟是他从未接触过的领域，从前的那些经验可资甚少。加之现在的情形与在京师不同，一脚迈进了懵懂的烽火战场，又远离中枢，跟最高当局沟通很困难，所以曾国藩不免有些懵门儿。他必须一切从头做起，而且要有足够的失败。
果不其然，曾国藩自踏上军旅之日起就没有一帆风顺过，除了在对付土匪时取得过些许辉煌外，与太平军的作战基本上是屡遭败绩，厄运频仍，被交吏部议处、降职、申斥几乎成了家常便饭，到最后，竟然成了一名光干活而没有官职的“裸官”。其惨状不忍触睹。
因为曾国藩与太平军的作战效果不显，且接连失利，咸丰帝的脸色越来越难看，话也说得越来越难听，有的时候就像是“逼命”一般。
清咸丰四年(1854年)，曾国藩四十四岁。肖羊的曾国藩迈入了虎年。按照传统生肖学的说法，肖羊的在虎年多有不利，用“羊入虎口”的成语来形容比较恰当。而现实也的确如此。
虎年伊始，江南仍然战火纷飞，局势异常混乱，这让曾国藩心里直打憷。但曾国藩毕竟是个读书人，而且是那种少见的不迷信的读书人，他这个肖羊的遇不遇到虎，他好像并没太在意。可是随着一件又一件厄运的发生，曾国藩不能不产生疑问：难道真的有虎、羊相克之说，难逃羊入虎口之运吗？
先是在这一年的年初，曾国藩痛失得力大将江忠源，硬生生地折他的一只臂膀。这对刚刚开始军事生涯的曾国藩来说，无疑是一记晴空霹雳，对湘军来说更是一个不可挽回的巨大损失。
事情的缘由是这样的。
清咸丰三年(1853年)春，江忠源因剿灭周国瑜的“征义堂”而擢生道员，升任湖北按察使，不久奉旨帮办江南军务。同年六月，江忠源在行至江西九江遇阻后，转赴南昌协助守城。九月，南昌解围。此时，太平军攻占九江的湖口、安庆等地，据此固守。张亮基派了五千人马扼守田家镇，但当太平军来袭时，清军抵挡不住，遭致大败。刚刚离开南昌的江忠源得知此事，遂改变原计划，紧急驰援田家镇，但“战不利”，救援的效果并不显著。突出重围后，江忠源回师汉阳，奉旨升授安徽巡抚。咸丰帝强调湖北、安徽一体，着江忠源“斟酌缓急，相机进剿”B21。太平军所向披靡，继续向清廷保持巨大的军事压力。一个月之内，连克安徽的桐城、舒城，逼近庐州，安徽形势极端危机。与兵多将广的太平军相比，清军兵力空虚，穷于应付，工部侍郎吕贤基、前安徽巡抚周天爵先后战死、病死。为解庐州之围，江忠源急奔庐州。走到六安时，江忠源已经病得很重了。
咸丰帝命曾国藩“顺流东下，与江忠源水路夹击”B22，以解安徽之危，但因曾国藩身陷剿匪之中，加之水师未成，故未能及时驰援。
江忠源带病进入庐州，随即被太平军团团包围。虽有援兵相救，但各路援军皆遭到太平军的阻击而寸步难行。清咸丰四年，即公元1854年1月，太平军攻克庐州。身负重伤的江忠源不肯投降，投水自尽，终年四十二岁。正如曾国藩当年所料：“是人必立功名于天下，然当以节义死。”B23
曾国藩埋怨江忠源“急赴庐州之急”，而不留在湖南，“宜可少安，以惜有用之身”。慨叹江忠源“必蹈危地，甘死如饴”，“但求无疚于神明，岂所谓皎然不欺者耶？呜呼！忠已”B24。
曾国藩亲自为江忠源撰写了《江忠烈公神道碑》，并作铭诗。铭曰：
儒文侠武，道不并张。命世英哲，乃兼厥长。惟公之兴，颓俗实匡。明明如月，肝胆芬芳……两以躬致，义泣鬼神。近古之侠，孰与比伦。作宰吴越，风教露养。秀水振饥，冀民以长。苏其柘胔，衣以文襁。儒吏之风，并使无两。蕴此两美，风雷入怀。砰然变化，阴阖阳开。宜戡大难，重奠九垓。半驾而税，天乎人哉！……天河荡秽，海宇再清。公创其始，不观其成。九原可作，慰以兹命。
曾国藩对江忠源友谊之殷，感佩之深，赞许之高，无出其左右者。
时值三月，尚未从失去江忠源的悲痛中完全摆脱出来，曾国藩又遭到挫折，因一笔军费的筹措渠道违制，而受到弹劾，部议革职，后经咸丰帝御批被降两级调用。这是自曾国藩出山以来，受到的来自上层的最严厉的处分。因无处申述，曾国藩只能埋怨自己昏聩，独自吞下这颗苦果。
然而，曾国藩的噩梦还没有结束。
未出一个月，曾国藩所部陆军战败于岳州，咸丰帝斥责曾国藩“调度无方，实难辞咎”B25，交到吏部“严加议处”。虽然遭到了圣上的严厉批评，但仍然要求曾国藩“督带师船，迅速进剿，克复岳州，即行赴援武昌，毋得再有延误”B26。
前面的几道上谕，已经让曾国藩心里很恼火了，可是更让他窝心的是随后的一道上谕。在这道上谕里，咸丰帝对曾国藩产生了质疑，似乎失去了对他的信任。这是一个信号，而且是一个非常危险的信号。
咸丰帝认为曾国藩统领的兵马太多，一会儿要与太平军作战，一会儿又要剿匪，兵力分散在各地，而又都不能按时推进。由于兵力分散，无论是与太平军作战还是剿匪，都“自难得力”，而一旦遭到失败，兵丁们就没有了坚韧的斗志，照这样下去怎么能够有所成效？而在这个困难的时候，肃清长江上的太平军，就指望着曾国藩的部队……现在湖北急需救援，曾国藩以在籍的绅士身份，如果只为了保全湖南的安全，而不能为全局着想，那么平日里的那些自许自夸都跑到哪里去了？
未出数日，关于靖港战败的上谕又到了。
咸丰帝这次比较果断，对曾国藩“自请从重治罪”表示宽宥，干脆将曾国藩革职了事。
事情到了这里还没有完。
曾国藩虽然成了“裸官”，形同百姓，但咸丰帝并没有放过他，仍然谕令曾国藩“赶紧督勇剿贼”，以期“带罪自效”。这个结果，颇出曾国藩的意料。
世界上没有这么欺负人的。降职也好，革职也罢，那都是罪有应得。既然降也降了，革也革了，没有了顶戴花翎就是老百姓了，干吗还被要求“督师”效命疆场呢？原本出山统兵时就没有一个正经的名分，但好歹还有一个在籍侍郎的头衔。现在全没了，还怎么去调兵遣将？还怎么去排兵布阵？还有人会服从指挥吗？这真是见过不讲理的，但绝对没见过像咸丰帝这样不讲理的。远在京师的咸丰帝不可能详尽地了解战场上瞬息万变的具体情况，曾国藩又不能事事辩驳，真是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
“裸官”曾国藩一身素服，头顶一根辫子，继续在战场上督师攻剿，东挡西杀。不过，与从前比起来，曾国藩倒是悠游了许多，这一点恐怕连咸丰帝也没想到。那就是无论遭到什么样的失败或过失，咸丰帝就是想治曾国藩的罪，也没有了什么办法。因为能摘的摘了，能撤的撤了，曾国藩已经没有负责的资格了。所以，咸丰帝只好“不复加谴责”，承认“惟曾国藩前经革职，此时亦不必交部严议”B27，只是仍然责令曾国藩继续效命而已。
曾国藩的“裸官”身份，一直持续到同年的闰七月才有所改变，但曾国藩的噩梦并没有就此结束。
注释：
① 《曾国藩全集·首卷》：清同治十一年二月十二日，内阁奉上谕》。
② 《庄子·秋水》语句。
③ 《曾国藩全集·首卷》：《谕赐祭文》。
④⑥⑦⑧⑨B10B12B21B22B23B25B26B27 《曾国藩全集·年谱》。
⑤《荀子·劝学》语句。
B11 《曾国藩全集·家书》：清咸丰二年八月初八日谕曾纪泽。
B13 《曾国藩全集·家书》：清道光二十七年二月十二日谕诸弟。
B14 《曾国藩全集·家训》：清咸丰十一年三月十三日谕曾纪泽、曾纪鸿。
B15B20 《曾国藩全集·事略》。
B16 《曾国藩全集·家书》：清道光二十七年六月十八日谕诸弟。
B17 《庄子·刻意》语句。
B18 《曾国藩全集·奏稿》：清咸丰二年十二月二十二日之《附陈办团稍有头绪即乞守制片》。
B19 《曾国荃全集·年谱》。
B24 《曾国藩全集·文集》：《江忠烈公神道碑》。
5 官不官绅不绅
“援墨绖从戎之义，俾移孝以作忠；励丹心报国之诚，每出奇而制胜。”①
曾国藩墨绖出山之举，总是被历史大书而特书的一节。因为这是具体表现曾国藩忠诚体国、劲节凌霜的最好例证。其实，曾国藩之墨绖出山，无非是前有圣命难违，后有乡情难却，二者都无法拒绝而已。
既然答应出山，除了希望形势有所好转后继续回家守制外，曾国藩没有其他任何私心杂念，一心一意地要尽一个士子的绵薄之力，保护伞梓，感念圣上，报效国家。
国难思良将，家贫念贤妻。
曾国藩本来以为，在战火纷飞、国难当头之时，那些被圣上调往前线的督抚重臣，定会戮力同心，同仇敌忾，以全力挽救危亡。然而，事实却恰恰相反。纵观前方将士，离心离德者有之，贪生怕死者有之，懦弱无能者亦有之。在太平军势如猛虎的打击下，无论是官员，还是八旗子弟，其腐败无能、刚愎自用暴露无遗，往往未战自溃，狼奔豕突。对外无能，而对内倾轧却无所不用其极，整天醉心于那些钩心斗角、尔虞我诈的纠葛之中。
想象不能代替现实；而现实又是如此不尽如人意。
在这样的局面下，曾国藩不仅不能以一人之清爽而涤清官场之污浊，反而自出山之日起，连他自己也身陷于错综复杂的关系之中而难以自拔。曾国藩因这种无聊的纠结而耗费的心血，绝不亚于残酷的军事斗争。
正如圣人所言“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②。
作为一个没有实权的边缘人，不具备成就事业的客观条件，这是一般公理，即使是声名赫赫的曾国藩也不例外。
在出山的最初日子里，那种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下挤上压、左右掣肘的窘境，让曾国藩心地寒彻，悲怆至极。要想有所成就，曾国藩只好拿出与本色相去甚远的作为，而这些作为均为不得已而为之，都是被逼无奈的选择。
“帮办”难帮办
堂堂二品大员，竟然没有一个像样的名分。连名分都没有，还怎么干？
“非领导职务”并不全是现在的说法，在古代就有类似的职位。比如丁忧的官员就相当于“非领导职务”。
丁忧制度始于汉代，而后世沿袭之。
所谓丁者，当也，即遭逢、碰到之意；忧者，居丧也，是指父母的丧事。“丁忧”就是指遇到了父母的丧事。
按照祖制，凡父母辞世者，无论其官职多高，一律需要去职丁忧三年。在这三年中，要一直吃、住在父母的坟前，不得喝酒、洗澡、剃头、更衣，不得外出做官、应酬，夫妻也不得同房，还要停止一切娱乐活动。丁忧期满后，方能复职。
曾国藩出山前的身份，是正二品的在籍侍郎，正在家中丁母忧。除了照样领取相应的俸禄之外，已经处于“非领导”的位置，不管他是内阁学士也好，遍兼五部侍郎也罢，现在已经不再具有行使任何权力的资格。
然而，在圣命和乡情的双重压力面前，曾国藩只好答应墨绖出山，“帮办本省团练”。帮办就帮办吧，曾国藩并没有想得太多，等曾国藩出山后才发现问题的严重性。要组织团练却要权没权，要人没人，要钱没钱，而且自己对军事又很懵门。这所有的问题，没有一件是可以凭一己之力就能解决的。问题的症结就在于那个说不清道不明的“帮办”上。
“不在其位，不谋其政”③。
自古以来，责任和权力就应该是对等的。那么现在，曾国藩究竟是在其位还是不在其位？曾国藩也说不清楚。因为这个“帮办”不是他自己要来的，而是咸丰帝强加给他的，他属于“被”帮办。就是因为这个很难说清楚的“被”帮办，所以出现一系列的具体问题。
第一是权力问题。曾国藩虽然是大清堂堂正正的二品大员，但此时却无职无权，其身份如同一个普通的乡绅。他的出山，从官方上讲叫做“夺情”，从现在的角度来看相当于“返聘”。咸丰帝当然知道曾国藩是什么身份，所以在给曾国藩的上谕中也开诚布公，讲得很清楚，很干脆，他只是要求曾国藩“帮同办理本省团练乡民，搜查土匪诸事务”④，并没有指望他统率千军万马，直接与太平军正面作战，挽大厦于将倾。其职责范围，仅仅就是为与太平军正面作战的地方长官练练民兵，打打土匪，帮着维护维护后方的稳定，仅此而已。
曾国藩倒也不是计较官职大小，但这却是一个让曾国藩非常头大的委任。尽管咸丰帝相信“伊必尽力，不负委任”⑤，但问题是曾国藩实在是不知道该如何“尽力”。因为“帮办”的位置没有任何实际权力，是一个地地道道的被动性的虚职。
释其原意，“帮办”有两个涵义，一个是动词，一个是名词。所谓动词，指的是帮助主要领导办理公务；所谓名词，是指主要领导的参谋和助手。说白了，就是为主要领导服务，在主要领导需要你帮办的时候你就帮办，不需要你帮办的时候就不用你帮办。而问题的真正要害还不在这儿。本来是“不在其位则不谋其政”，而曾国藩的问题偏偏就是“不在其位”而非要他去谋其政。熟读圣贤书的曾国藩焉能不知“名正则治，名丧则乱”⑥的道理？不在其位就没有权力，就没有威仪，也就说话腰杆子不硬。没有这些前提条件，曾国藩如何去谋其政呢？尤其是如何与那些眼皮朝上、牛皮哄哄的地方大员相处呢？以湖南巡抚张亮基为例，论品级，身为内阁学士兼五部侍郎的曾国藩为正二品，品秩与湖广总督相匹敌，而且是位高权重、威风八面的京官。作为湖南的最高行政长官，张亮基的品级为从二品，是一名地方大员，仅就品级、地位而言，两个人就不在一个层次上，但在具体的环境中，张亮基却是一省之最高行政首脑，掌管着湖南全省的工农商学兵。曾国藩尽管级别高却两手空空，光有一顶在籍侍郎、没有顶戴花翎的虚帽子。级别高的人给级别低的人当副手，这也不算是什么稀罕事儿，这在曾国藩的身上就曾发生过。比如清道光二十三年(1843年)主持四川乡试，作为主考官的曾国藩，仅仅是一个从五品的翰林院侍讲，而作为副主考官的则是从四品的翰林院侍讲学士赵楫。这件事成为当年大清官场上的一个特例，让许多人摸不着头脑。现在正好相反，曾国藩给张亮基当帮办，其心情大概与当年的赵楫一般无二。
第二是组织团练问题。太平军来势凶猛，而且攻无不取战无不胜，弄得本来就兵力空虚的湖南捉襟见肘，不得不拆了东墙补西墙，应付一阵儿是一阵儿。在民间，一些有识之士如江忠源、罗泽南等率先走了一步，依靠组织湘勇团练保护乡梓，效果不错。而在朝廷上，第一个想到用湘勇团练补充兵力不足，维护地方稳定的是咸丰帝。咸丰帝的想法固然不错，但也只是一个思路、一个“指示”而已，至于如何组织、如何训练，他并没有说，全凭曾国藩去领会、去创造性地执行落实。
帮办团练是曾国藩的职责所在，所以他很卖力气，提建议、招湘勇、拟章程，忙得不亦乐乎。究其原因，不在于曾国藩有多么强的责任心、责任感，而是不得已而为之。
在当时，曾经以骁勇善战名扬天下的八旗兵，根本就不是太平军的对手，往往还没交手就已先酥了骨，只恨爹妈少给自己生了两条腿，除了跑，根本就不敢与之正面接触。对此，曾国藩在给咸丰帝的奏折上说得很具体、生动：“自军兴以来，二年有余，时日不为不久，麋饷不为不多，调集大兵不为不众，而往往见贼逃溃，未闻有与之鏖战一场者。”⑦正规部队尚且如此，那么临时组织起来的农民能拿得出手吗？那不是以卵击石、自取灭亡吗？那么如何改变这种必死无疑的境况呢？曾国藩从两个方面入手解决这个问题。
首先是解决选才问题。兵丁将官的素质决定着部队的整体战斗力。在这方面，曾国藩的指导思想是很明确的，那就是“但求其精，不求其多”⑧，坚决杜绝滥竽充数。在选兵方面，曾国藩没有随便地招募普通老百姓入伍，而是在那些经过训练的湘勇里，选择“壮健而朴实者”重新组建团练，力求从一开始就保证兵源质量。在选将方面，曾国藩眼光独具，几近苛刻。曾国藩认为“无兵不足深忧，无饷不足痛苦”⑨，唯独选取那些不贪财、不怕死，忠心耿耿的带兵人却是至关重要的。胡林翼说得更直接，“天下强兵在将”⑩，“兵易募而将难求”B11。曾国藩确定了三条选将的标准，即智略深远，号令严明，能耐劳苦，“三者兼全，乃为上选”。后来又具体为选将“四科”，即“一曰才堪治民，二曰不畏死，三曰不急名利，四曰耐辛苦”B12。有这样的思想做指导，有这样的选材标准，曾国藩的湘军后来士卒善战，良将多谋，从而人才频出就不足为奇了。
其次是训练问题。曾国藩没有权力指挥正规部队，他的身家性命和希望全寄托在那些临时招募来的这些湘勇身上。如果这些湘勇不顶硬的话，曾国藩墨绖出山就是一条不归之路，就是一局永不会做活的死棋。而事实上，那些湘勇真就不顶硬。
时逢乱世，难免世风日下，人心无不私藏苟且，除了为保全自己的私利，没有人关心国家社稷何去何从。不要说一般的士农工商有这样的想法，那些王公大臣、大清的顶梁柱八旗兵也莫不如此。清咸丰三年(1853年)初，就出现过八旗兵以剿匪为由，十人一帮百人一伙，出没于湖南的各个乡村和湘江之上，经常以抓兵差的名义封船封路，敲诈勒索，弄得老百姓不敢出门，商人不敢做买卖，几乎完全阻断了物品的流通的恶性事件。曾国藩曾将捕获的三个兵丁就地处斩，以正法纪。有这样的部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八旗兵一遇到太平军往往一触即溃、不堪一击了。
明察秋毫的曾国藩对八旗兵的无能有着充分的认识。从政治层面上来说，在于这些八旗子弟本身懒散成性，腐败堕落，而具体原因则在于太平日子过久了，马放南山，刀枪入库，耽于享乐，疏于训练。正是因为“未经练习，无胆无艺”B13，没有正常的训练做保证，所以根本就不可能有什么战斗力，“故所向退怯也”。这是一种必然的结果。
要解决部队战斗力问题，曾国藩认为必须“以练兵为要务”B14，除了“精兵”这一条道外别无他途。不谙军事的曾国藩临时抱佛脚，如饥似渴地从前人的兵法战策中汲取智慧，寻求灵感。他参照明朝戚继光等先人的练兵之法，亲自拟定训练管理的各种章程，强化训练。曾国藩告诉兵丁们：你们如果平时不练好武艺，将来一旦打起仗来，你不能把敌人杀死，敌人就要把你杀死。如果临阵脱逃，又难逃国法的处罚。可见你们学好武艺首先是保护你们自己的性命，如果武艺学得精熟的话，大胆上前，未必就是一个死。如果退后，就一定不能生。只有练好武艺，遇到敌人，勇猛直前，“哪怕他千军万马，不难一战成功”B15。这样的话，“你们得官的得官，得赏的得赏，上不负皇上深仁厚泽；下即可慰本部堂一片苦心。本部堂于尔等有厚望焉！”B16
曾国藩不仅把道理讲得深入浅出，明白无虞，而且对如何操练也提出具体要求。如：每逢三六九日前，本部堂下校场，看试技艺，演阵法；每逢一四七日午前，著本管官下校场演阵，并看抬枪、鸟枪、打靶；每逢二、八日午前，著本管官带领赴城外近处，跑坡、抢旗、跳坑；每逢五、逢十午前，即在营中演连环枪法；每日午后，即在本营演习拳、棒、刀、矛、钯、叉，一日不可间断。同时对赏罚做出明文规定。曾国藩“但求有济，不求速效”B17，脚踏实地、一步一个脚印慢慢来的做法，并非源于远见卓识和耐性，根本的原因是被残酷的现实所迫，完全是不得已而为之。
经过上述努力，效果渐显。曾国藩所训练的湘勇“胆技精强，遂成劲旅”，也为日后建立所向披靡的湘军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这让曾国藩那颗冰凉的心温热了不少。
第三是军费问题。这是最让曾国藩头痛的一件事儿。正规军的军费由朝廷负责，有正常的财政保障，而民兵就不行了，压根就没有军费来源，全靠来自民间的捐赠解决。
钱不是万能的，但没钱是万万不能的。长期受经济困扰的曾国藩感同身受。还在帮办团练伊始，曾国藩就首先注意到了军费问题是当务之急，具有紧迫性，复杂性。曾国藩上奏咸丰帝说“团练之难，不难于操习武艺，而难于捐集费赀”B18。因为湘勇不是正规军，所以曾国藩不可能从官方获得军费，而官方从来也没有过这个想法。
为了解决军费问题，曾国藩绞尽了脑汁。一方面，曾国藩亲自出面，靠着老面子给那些有影响的“绅耆”写信，希望他们明白捐赠的重要意义，奉劝他们带头捐助。但现实情况并不乐观，原因在于“民力艰难”，虽经曾国藩“再三劝谕，终不踊跃”。另一方面，积极向朝廷争取政策，寻求支援。自清咸丰二年(1852年)年底出山至清咸丰四年(1854年)，曾国藩多次上奏咸丰帝，从各种可能的方面寻找出路。比如，请求从广东解往江南大营的十万两饷银中，截留四万两，用以“筹备炮船”；把湖南的漕粮征为军用，“使兵勇无乏食之患”；将“捐输”归入筹饷之列等。到了清咸丰四年初，曾国藩更是请求咸丰帝直接派大员具体“办捐济饷”。这种完全依靠别人施舍过的日子，让曾国藩既无奈又无法。对于曾国藩在这个时期所处的困境，江苏巡抚何璟说得最直接最透彻。他说：“咸丰之初，曾国藩以在籍侍郎练团杀敌。无尺寸之土地，无渭滴之饷。源饷之巨者丁漕关税，而职在军旅，不敢越俎以代谋；饷之细者，劝捐抽厘，而身为客官，州县既不肯奉行，百姓亦终难见信。”B19
第四个问题是军事斗争的经验问题。曾国藩认为“军事是极致之事”。军事斗争的实质不是单纯的理论问题，而是实践问题。搞军事不能靠夸夸其谈、纸上谈兵，而需要的是一击毙命，战胜敌人，争取最大的胜利。军事斗争的经验除了向前人学习以外，主要靠在实战中日积月累。在这方面，尽管曾国藩曾兼任过兵部侍郎之职，但毕竟没有耍弄过真刀真枪，没有任何实战经验，是一个纯粹的“白帽子”。面对铺天盖地而来的太平军和泛滥成灾的土匪，身负圣命的曾国藩不得不临阵磨枪，仓促临阵，在无数的失败中积累起一点一滴的血的经验和教训。这种过于血腥和残酷的积累经验的方式，并不是曾国藩所愿意采纳的，但除此之外也别无良策。曾国藩只能咬紧牙关，硬着头皮去接受。
曾国藩就是凭着这些来之不易的经验和教训，拼杀于血雨腥风之中，最终立下了不世军功，成为一代军事大家。他的这些经验、教训、感受、见解，散见于各种奏稿、书信、日记之中，而集中于蔡锷所辑成的《曾胡治兵语录》一书。该书比较全面地反映了曾国藩等的军事思想，是我国近代军事史上一部宝贵的兵书。
不挺，还能怎么样
因筹饷违制而被降级，曾国藩自知：除了咬牙硬挺别无他途。
按市井的传说，曾国藩一生共有十八套学问，而《挺经》在其学问体系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也有人说这是他压箱底的绝学。
顾名思义，所谓挺者，其核心的含义就是坚硬、坚挺。这符合曾国藩一向倡导的“一味忍耐，徐图自强”的精神，也就是说不管遇到什么样的艰难困苦，都不要怨天尤人，“惟一字不说，咬定牙根，徐图自强而已”B20。而最典型的最能代表曾国藩这个思想的就是他经常引用的那句“好汉打脱牙，和血吞”B21的谚语，曾国藩自认为这是他平生咬牙立志的要诀，这既曾国藩对自己人生经验的高度概况，同时也是对《挺经》或“挺”字的最好注释和解读。
从表面上看，一个“挺”字很豪迈，很崇高，其实不然，“挺”是一种很被动很无奈的行为。大凡在顺利之时，根本无须什么“挺”。而一旦需要咬牙的时候，那一定是遭遇到了什么坎坷或不幸。曾国藩自然也不例外。比如，两次参加会试失利，曾国藩靠的是一个“挺”字走过来的；跻身官场后，一次又一次被诬陷、贬斥，曾国藩也是靠一个“挺”字走过来的。现在，激变的局势又把曾国藩推上了风口浪尖，作为一个无职无权而又身负圣命的“帮办”，他又该如何去面对呢？曾国藩的秘诀只能还是一个“挺”字。
还以军费为例。
曾国藩帮办团练，这是咸丰帝交给他的主要工作。办团练首先需要的是军费。而曾国藩恰恰缺的就是军费。俗话说无利不起早。没有军费自然就招募不来湘勇；没有湘勇就没有团练；没有团练，就不能完成保护乡梓的历史使命。曾国藩为军费所困，一时愁眉不展，绞尽脑汁。最后，被逼无奈的曾国藩竟然使出了一个“昏招”。
清咸丰四年(1854年)三月，咸丰帝“以剿贼重任付之于曾国藩”，把本来“帮同办理本省团练乡民，搜查土匪诸事务”的曾国藩，从湖南调至与太平军作战的第一线。由后方到前方，这不仅是作战方位发生了质的变化，而是曾国藩肩负的使命发生了重大转变。他的湘勇也由维护地方稳定，而一跃成为与太平军作战的主力。
责任更大了，所遇到的困难也就更多了。
自进入清咸丰四年(1854年)以来，在太平军的沉重打击下，湖广的军事形势日益恶化，一些地方大员纷纷战殁。正月初五，曾国藩的座师、湖广总督吴文镕战死于黄州城下；二十三日，湖北按察使唐树义殉难于湖北长江上游的鲇鱼套。随后几日，形势依然没有好转。湖北巡抚崇纶、湖南巡抚骆秉章纷纷告急，在太平军的凌厉攻势下，正规部队遭致惨败，“陆路官兵溃散极多，水路之师竟至全数溃散”B22。面对危局，曾国藩不免叹曰：“东南大局，真堪痛哭！”B23至此，在湖广江皖四省的范围内，力量最大的就是手握万余兵马的曾国藩了。
尽管兵马最多，一枝独秀，但枪打出头鸟，很容易成为太平军的众矢之的。曾国藩很清醒，他上奏咸丰帝云：“若臣再有挫失，则后此更不堪设想！”B24
力量最大，自然就有了跟上下左右讨价还价的资本，但同时遇到的困难也就越多。其中最突出的仍然是粮饷问题。据曾国藩的奏折上说，他的兵马一个月就需要饷银八万两之巨。这样巨大的开支，不仅是湖南省承担不起，就是相邻的省份“亦难协济”。没有别的办法，只能靠“劝捐”一条道来解决。为此，曾国藩分别向湖南、江西、四川派出“在官素洽民心，居家则素孚乡望”B25的官绅，如四川茶盐道夏廷樾、翰林院编修郭嵩焘、前任刑部侍郎黄赞汤、四川按察使胡兴仁、前翰林院编修李惺等开展劝捐工作，但成效并不显著。曾国藩认为“世小乱则督兵难于筹饷；世大乱，则筹饷更难以督兵”B26。
为了促使咸丰帝下决心，“饬谕各该员办理捐输，济专臣军之用”B27，曾国藩给咸丰帝出了一系列的主意后说：“伏念臣此次成军以出，已属竭力经营。若因饷项不继，饥疲溃散，则后此更无望矣！”B28为此，曾国藩恳请咸丰帝“特降谕旨，专饬诸臣认真督办”B29，他自己则“不胜迫切待命之至”B30。从这里完全可以看得出，曾国藩为军费的事日日寝食不安、殚精竭虑，距离疯癫也就一步之遥。
就在曾国藩为钱愁得茶不思饭不想的时候，突然有人找上门来，表示愿意捐献白银二万两作为饷银。数量虽然不大，但却是雪中送炭。这让曾国藩很是兴奋。
前来进献捐银的，是被罢免的前湖北巡抚杨健的孙子。他希望以捐献二万两饷银为前提，想请曾国藩出出面，跟咸丰帝通融通融，把早已过世的杨健灵牌迎入乡祠。
看似平常的一件事，却让曾国藩颇费踌躇。
曾国藩在詹事府当右春坊右庶子的时候，就知道杨健的事儿。
杨健是湖南衡阳人，嘉庆进士。从京官做起，直至湖北巡抚。杨健年轻为官时尚可，但晚节不保。在巡抚任上时，因贪污受贿而恶名远播，死后受到道光帝的严斥，不准入祀乡贤祠，相当于现在有政治问题的人，死后绝对不能把骨灰安放在革命公墓一样。遍兼五部侍郎的曾国藩，当然知道这些圣谕、祖制。尽管现在道光已经过世，清主已换成了咸丰，可是祖制未改，案牍仍在，着实难掩人的耳目。
一边是祖制，一边是急需的白银。曾国藩反复掂量，踌躇难决。最后，曾国藩还是一咬牙一跺脚，来一个近视眼配眼镜——先解决目前问题。决定为了那白花花的二万两救急饷银冒一次险，替杨健上奏请准。
尽管缺钱，但曾国藩为此违制，替一个臭名昭著的贪官奏请入祠，绝对是鬼迷心窍、不知深浅之举。果不其然，此事惹怒了咸丰帝。盛怒之下的咸丰帝，将曾国藩交吏部严加议处。吏部认为曾国藩此奏利令智昏，荒唐至极，建议当即罢免，削职为民。最后还是咸丰帝念及曾国藩正在疆场效命，出此昏招也是出于无奈，属情有可原，给了曾国藩一个降二级调用的处分。升官不易，降职倒是痛快。刚刚还是二品大员，一眨眼的工夫就被贬了两级。
“名节重泰山，利欲轻鸿毛”B31。
丢官事小，失节事大。
面对革职、严议，曾国藩的懊恼自不必说，可除了打掉牙往肚子里咽，靠着“挺”字硬撑起并不伟岸的身躯外，还能怎么样呢？
皇上疯了，也要逼着曾国藩一起发疯
水师还没有模样，咸丰帝就要求出战，简直就是要把曾国藩逼疯。
常言道，心急吃不了热豆腐。尤其是兴兵作战，更不能凭一腔热血，感情用事。需要稳扎稳打，步步为营。可年轻的咸丰帝却没有这份耐心，他恨不能一个早晨就灭了洪秀全这个孽畜，扫荡出一个清平世界来。所以，远在京师的咸丰帝，常常不太考虑战场的实际情况，往往下达一些很幼稚很唐突的旨意，逼迫曾国藩一会儿这样，一会儿那样，弄得曾国藩无所适从，左右为难。
太平军杀出广西，一路过关斩将，所向披靡，直杀得清军屁滚尿流，溃不成军。太平军之所以能够连战连捷，战无不胜，除了万众一心，兵将用命外，所采用的战略战术是获胜的关键。比如，太平军很重视运用水师，充分利用长江这条天然的大动脉，与陆军相互配合、策应，纵横驰骋，灵活机动地打击清军，使清军应接不暇，穷于应付。清咸丰三年(1853年)初，太平军相继攻陷武昌、汉阳，掌握了军事上的主动权。而后，太平军马不停蹄，立即征集了数千艘民船，趁势顺江而下，势不可挡，又接连攻克了九江府、安庆和江宁等政治、经济和军事要地，把大清的东南半壁玩弄于股掌之中。
太平军的水师机动性好，攻击能力强，给清军以沉重打击。而水师不治恰恰是清军的软肋。当时，奉旨授湖北臬司，正在扬州江南大营帮办军务的江忠源最先发现了这个问题。
江忠源赶紧上书曾国藩说，现在要想战胜太平军，必须整合江西、湖南、安徽各省的力量，制造出几百艘战船，再调集几千名福建、广东的水师，先肃清长江江面，而后收复所失城池。江忠源预言，如不治水师的话，沿江各省将“后患方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