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事求是地说，在江忠源上书之前，曾国藩的确没有办水师的想法，正是江忠源的这个建议，触动了曾国藩的神经。《曾国藩年谱》记述曰：“公治水师之议，萌芽于是矣。”
江忠源的预言不幸言中了。同年四月初七，太平军数百艘战船，从金陵出发，逆流而上，攻陷安庆，直抵湖口，然后回攻长沙，有直取南昌之意。清军顿时手忙脚乱，急忙调兵布防。七月二十四日，太平军包围南昌，利用地道轰城。在这种情况下，江忠源再次致书曾国藩说，现在，在长江上下，太平军的战船任意往来，我们的部队没有敢过问的。当务之急，只有先置办炮船，以打击水上的太平军。
这个时候，郭嵩焘也在江忠源的幕府中，他也同意创办水师。先有江忠源的两次上书，后有郭嵩焘积极附和，创办水师之事便顺理成章地被曾国藩提到了议事日程，同时也引起了咸丰帝的关注。他在给各督抚的寄谕中，屡次提及创办水师的事情。
为了扭转不利的战局，曾国藩与骆秉章商议后，奏请咸丰帝饬调广东琼州的红单船进入长江，以打击太平军的下游；调广东内江的快船由梧州府经漓江、顺湘江而下，进入长江，以期收到上下夹击之效。这一部署，不仅仅是第一次将水师纳入了清军的作战体系，而且对创办水师的重要性有了新的认识。据《曾国藩年谱》记载：“长江水师之议，自此始。”
创办水师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更不可能一朝一夕就能完成的，需要有一个筹措的复杂过程。
大计已定后，曾国藩便紧锣密鼓地开始水师的筹建工作。
然而，瞬息万变的战局并不顾忌曾国藩的感受，也不给他这个时间。太平军该攻城攻城，该掠地掠地，不给曾国藩以喘息的机会。咸丰帝接连两道圣旨饬令曾国藩迅速出师，驰援湖北。而当时曾国藩的水师还刚刚处于筹措阶段，“所造木簰，既不可用，水师舟舰，无人经见”B32，拒绝出兵。而是集中精力造船，加快水师的筹建进度。曾国藩上奏咸丰帝云：太平军以战船为巢穴，在千里长江上任意横行。要想有效地打击太平军，“惟以战船为第一先务”。我现在已经开始在衡州“试行赶办”，一旦有些头绪，就亲自统领奔赴下游参战。
咸丰帝对曾国藩的态度和做法很欣赏，夸奖曾国藩考虑得很周到很正确，认为他如果能充分能斟酌轻重缓急的话，“堪属可嘉”。但咸丰帝是个急性子，他希望曾国藩能够尽快扭转东南的不利战局。所以，曾国藩那边的水师还没有模样，他就命令曾国藩“酌配炮船，筹雇船只”B33，率军出洞庭湖，在长江上截杀太平军，消灭太平军的水上力量，肃清长江江面。
咸丰帝的上谕，令曾国藩哭笑不得。拿着还没有模样的水师去与太平军拼命，无疑就是自取灭亡。在曾国藩看来，咸丰帝不是傻了就是疯了，绝非一个正常人。
咸丰帝的圣旨，既违背客观规律，也不符合曾国藩“打仗不慌不忙，先求稳当，次求变化，办事无声无息，既要精到，又要简捷”的军事思想，所以曾国藩没有理会咸丰帝的圣谕，而是咬住牙硬是挺住没动。
没过几天，咸丰帝的上谕又到了。
这次的内容除了继续命令曾国藩顺流东下，救援安徽，与固守庐州的江忠源形成水陆夹击之势外，还增加了一些“忽悠”曾国藩的词句，称“该侍郎忠诚素著，兼有胆识，朕所素知，必能统筹全局，不负委任也”B34。
尽管如此，曾国藩仍然不为所动。
那么，曾国藩究竟为什么左推由挡，迟迟不出兵呢？是故意推诿，还是另有隐情？事实上，曾国藩是真的没有出战的本钱，更没有决胜的把握。曾国藩上奏咸丰帝，解释不出兵的原因。他说，自己正在筹备水路部队，准备赴安徽参加“会剿”，只是船炮和水军还没有准备就绪，等购置的外国大炮和广东的大炮到位后就可以出发了。
曾国藩三番两次置上谕于不顾，迟迟不发救兵，眼看着失城陷地，江忠源、吴文镕两大地方主官双双战死疆场，这彻底激怒了咸丰帝。
咸丰帝拍案而起， 严词斥责曾国藩：“现在安省待援甚急，若必偏执已见，则太觉迟缓。朕知汝尚能激发天良，故特命汝赴援，以济燃眉。”B35咸丰帝说，现在安徽非常急迫地等待救援，你如果一定固执己见，那么就太迟了。我知道你还能激发天地良心，所以才命你去救援以解燃眉之急。
咸丰帝又道：现在我看了你的奏折，我一直把几个省的军务交给你一个人承担，我想问问，凭你的才华和能力到底是胜任还是不能胜任？你平时自矜自诩，漫夸海口，以为没有能超过你的人。现在到了危急关头，你如果能话符前言固然很好；如果涉及盲目张狂，岂不是贻笑天下？现在命令你想方设法赶紧赴安徽救援，能早到一步，就能收到一步的实效……话既然出自你的口，你就必须言行一致，办给我看。
本来挚友江忠源战死，已令曾国藩痛彻心扉；老师吴文镕殉国，同样令曾国藩悲痛不已。曾国藩认为自己对这二人之死，不仅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更有道义上的亏欠。但悲痛归悲痛，不能贸然出击、以卵击石的原则是必须坚持的。现在皇上发怒了，上谕已经完全不是平时的语气，每句话每个字似乎都喷着不可遏制的怒气，迸发着火星子，完全可以用歇斯底里、气急败坏来形容。这已经不是单纯的语气问题，而是上纲上线的政治问题了。
事已至此，沉默已经没有任何意义了。曾国藩只能破釜沉舟，摆出不能贸然出战的五条原因据理力争。
一是启程可以，但前提是必须要等广东的装备到齐了才行。二是赴皖必先扫清黄州、巴河等前进道路上的障碍。三是欲救皖，必先力保位于金陵上游的武昌。四是兵力分散，所部正在地方剿匪，所以一下子不能马上撤回，要等到装备到齐后，一起出征。五是表达“不敢避死”之心。曾国藩说：“饷乏兵单，成效不敢必，唯有愚诚，不敢避死而已。与其将来毫无功绩，受大言欺君之罪，不如此时据实陈明，受畏葸不前之罪”B36。
后人在评价曾国藩时，总不会忘记提到他的“坚韧”，提到他“挺”的精神。事实上，曾国藩的“挺”是有许多苦衷的。所以说，曾国藩的坚挺，不过是无奈的代名词而已。
狗急了跳墙，曾国藩急了杀人
无论是土匪还是文臣武将，谁挡了路，都没有好下场。
曾国藩是读书人出身，从小熟读的是四书五经等儒家经典，接受的是仁义礼智信的儒家教育，恪守的是三纲五常和温良恭俭让的儒家规范，是那种地地道道的严于律己，宽以待人，就连走路都怕踩死蚂蚁的一介儒生。但在历史上，曾国藩却有过一个与其出身和行为极不相配的称呼——“曾剃头”。一个在世人眼中尽忠尽孝、厚友薄己、温文尔雅的曾国藩，怎么会获得这样一个充满邪恶、阴森和恐怖的不雅之名呢？
从公元1644年满人入关，建立起大一统的满清王朝起，满人就认为天下是满人的，满人是天经地义的主人。虽然后来沿袭汉制，任用汉官，宣传满汉平等，但从来就没有过真正的平等。在大清的历代当权者的心中，似乎只有满人是最可靠的，只有满人才能对自己的国家有责任心、责任感。所以，上至国家下至地方，所有的重要岗位、重要官职，均由满人担任，最被信得过的汉官也只能担任副职。至于肩负守土卫国之责的精锐军队，更是由清一色的满人子弟组成，是为八旗兵。不能否认满人对大清的责任感，也不能对八旗兵的能征惯战视而不见。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太平日子过久了的满人，也不可避免地会腐败、贪婪、懒散、堕落，以至于一个在马背上诞生的民族、一个靠骁勇善战夺取天下的民族，面对由农民组成的太平军时，竟然丢盔卸甲，一败涂地。不能不令人错愕，不能不让人心悸于温床的可怕。
随着太平军的日益做大，大清国越来越暴露出外强中干的本质，不管派王爷、大学士，还是什么督抚大员；不管是派八旗兵，抑或绿营兵，都一律不顶事，均难逃一触即溃、狼奔豕突的下场。短短的几年光景，大清不仅丢失了广西、湖南、湖北、安徽、江西，乃至整个长江流域，最后竟险些把整个江山也丢了。这充分证明了满官和八旗军队的颓废与无能。在世人面前，大清国这张二百多年的老脸简直丢得拾不起来。到了清咸丰四年，湖广江皖四省，只剩下汉官曾国藩所统率的一支尚可战斗的“游击队”了。
曾国藩虽身份尴尬，但使命光荣，即便被处处掣肘，也不容他回避所面临的矛盾。
血的经验让曾国藩明白，无论是抵抗兵强马壮的太平军，还是清剿多如牛毛的土匪，仅仅依靠温良恭俭让那一套是玩不转的，不仅不能战胜太平军，剿灭土匪，就连那些地方官僚都对付不了。面对内忧外患，曾国藩不得不改弦更张，强硬起来，亮出了一副完全迥异于过去的狰狞面孔。
咸丰帝交给曾国藩的第一个任务就是帮办湖南团练，搜剿土匪。曾国藩奉旨行事，首先就拿土匪试手开杀戒，让世人见识见识，书生一旦丧心病狂地杀起人来也并不手软。
湖南峰高林密，山环水绕，自古以来就是土匪的“乐园”。湖南的土匪除了具有共性以外，还有自己的特点，那就是多以“会党”的名义出现，被官方称之为“会匪”。“会匪”的名目繁多，用曾国藩的话说“湖南会匪之多，人所共知”。如曾国藩在给咸丰帝的奏折中点到的天地会、串子会、红黑会、半边钱会、一股香会等，都是些势力很大的“会匪”。
曾国藩经过调查，掌握了第一手的材料，他向咸丰帝详细地报告了湖南“会匪”的特点、分布范围，以及给对方造成的混乱局面。
曾国藩说：这些不绝如缕的“会匪”，往往结群成党，啸聚山谷。尤其是湖南东南方向的衡阳、永州、郴州、桂阳，西南部的宝庆、靖州、万山丛薄等地，尤其是“会匪”繁衍孵化之地。这些“会匪”往往与太平军相互配合，给清军以沉重的打击，如“去年粤逆入楚凡入天地会者，大半附之而去。然尚有余孽未尽”B37。
曾国藩不是那种看问题只看表面的莽夫，而是善于透过现象看本质。经过研究，他认为产生“会匪”、诱使“会匪”滋生的根本原因是：“盖缘近年有司亦深知会匪之不可遏，特不欲其祸自我而起，相与掩饰弥缝，以苟且一日为安。”B38——是因为当地的地方官深知“会匪”的发展势头不可遏制，非常不愿意在自己管辖的一亩三分地首先引发祸端，所以就装聋作哑，彼此掩盖弥缝，以求苟且一天是一天。累积了数十年该办理的案子也不办理，而任其拖延；累积数十年该杀的人也不杀，而任其横行，所以才酿成现在的巨匪。现在乡里的无赖乡民，嚣张而得不到平定，他们见往常的那些杀人案、盗窃案的首犯经常逍遥法外；又看见近年来的广东太平军和各路“土匪”肆意横行，表现得都很猖獗但并没有受到什么制裁。于是就都以为国家的法律没有什么了不起，地方的官员也不可怕。一些“无赖的贫民”造谣滋事，蛊惑人心，大白天就明目张胆地抢劫而毫无忌惮……
面对这样的局面，曾国藩阴险地说：“若非严刑峻法，痛加诛戮，必无以折其不逞之志，而销其逆乱之萌。”B39曾国藩咬牙切齿地提出，要实现上述目标，必“欲纯用重典，以除强暴”，只要老百姓能过上安生的日子，哪怕是牺牲了自己的名誉，“身得残忍严酷之名”也在所不惜。这样做，“但愿通省无不破之案，即剿办有棘手万难之处，亦不敢辞”B40。寄希望于通过白色恐怖，“誓当尽除湖南大小各会匪，涤瑕去秽，扫荡廓清；不敢稍留余孽，以贻君父之忧”B41。
曾国藩的态度很坚决，咸丰帝也感同身受。在给曾国藩的朱批中，咸丰帝杀气腾腾地说：“办理土匪，必须从严！务期根株净尽！”
曾国藩本就是一个言必行，行必果的人，历来说到做到。现在又得到了最高当局的首肯，曾国藩自然雷厉风行，对“会匪”痛下杀手。对于“会匪”比较集中的地方，曾国藩亲自带兵清剿，在地方团练和特务的配合下，“就近查办”。除了严厉全力剿杀“会匪”外，曾国藩还把教匪、盗匪、痞匪和游匪也纳入了打击范围，并且与“会匪”同等对待。
为了加大打击力度，提高打击效率，曾国藩特意在长沙城的鱼塘口行辕设立审案局，自己授予自己司法大权，对抓捕的各类“土匪”“立予严训”。只要背上“土匪”的罪名，基本上就是死路一条，不是“用巡抚令旗即行正法”，就地处决，就是直接“毙之杖下”，乱棍打死。曾国藩以在籍官员之身，大搞捕、审、决一条龙审判，行使司法权力，其行为是违反大清律例的。
曾国藩以剿匪为名，究竟杀了多少人，恐怕不会有一个准确的统计，这里仅举一个例子说明一下曾国藩的残暴。
据《曾国藩年谱》记载，自曾国藩摆出大开杀戒的架势后，各州县解往长沙的“土匪”日渐增多。曾国藩一律不留情面，“严刑鞫讯”，每天都有被乱棍打死的人。在审案局成立前后，被杀的就有二百多人。曾国藩的学生、时任湖南益阳知县的李翰章实在是看不下去了，上书曾国藩“劝以缓刑”。曾国藩非但置之不理，而且变本加厉，发展到最后，竟然连审都不审，对搜拿的“土匪”，“随时正法”。曾国藩“剃头”的本色，由此可见一斑。
曾国藩的强硬，不仅表现在对待“土匪”的态度上，还表现在对那些处处掣肘的所谓军方、地方的实力派上。
曾国藩尽管品级高但没有实职，仅仅就是一个帮办而已。给面子的，尊一声“曾大人”；不给面子的，连搭理都不愿意搭理。曾国藩出山伊始，像这样的气没少受，但这种情况大多还都是局限在背地里，当着曾国藩的面还没有太过分的。曾国藩也只好暗生闷气，无处发泄。曾国藩在家书中诉苦道：“余在省日日恼郁，诸事皆不顺手，只得委屈徐图……”B42曾国藩既恼怒又无奈地慨叹，“官场中多不以我为然。将来事无一成，孤负皇上委托之意，惟有自愧自恨而已，岂能怨人乎？怨人又岂有益乎？大抵世之乱也，必先由于是非不明、黑白不分”B43。
终于有一天，一个冒失鬼撞到了曾国藩“枪口”上，彻底激怒了一向以“忍忍”为上的曾国藩，并成为曾国藩的杀一儆百的试刀者。这个人就是长沙绿营的协副将清德。
所谓协，是清陆军的一个编制单位，相当于现在的一个旅，下辖两个标(团)，归提督辖制。
清德仗着自己的地位和与提督鲍起豹的密切关系，一向牛皮哄哄，对无职无权的团练大臣曾国藩很不待见，处处与曾国藩对着干。
清德要是真牛也就罢了，却偏偏有一屁股的屎没擦净，终于让曾国藩逮住了的机会，便毫不客气地同湖广总督张亮基一起，上奏咸丰帝将清德革职拿下。
曾国藩参奏清德的理由很具体。一是说清德从来不参加操练；二是不服从命令；三是敲诈勒索；四是耽于享乐，以养花种草为乐事，即使是在剿匪期间也命令署下“购买花盆，装载船头”；五是不理营务，对“营务武备，茫然不知，形同木偶”。
点完清德的罪状，曾国藩话锋一转道：“现值粤贼窜逼江西，楚省防堵吃紧之际，该将疲玩如此，何以督率士卒？相应请旨将长沙协副将清德革职！以励将士，而振军威。”B44
写到这里，曾国藩还觉得不够劲儿，又上了一个附片，把去年的一件事也搬了出来。
曾国藩说，去年九月十八日，太平军开挖地道，轰陷长沙南城。就在人心惶惶之际，清德却贪生怕死，摘下顶戴，藏在民房之中。上行下效。清德所带的兵丁也如法炮制，吩咐脱去军服，扔了满大街都是，成为流传至今的一大笑柄。
曾国藩强调道，在这样一个危急时刻，绿营将士畏缩不前，“疲玩”已成痼疾。劝也不听，威吓也不惧怕，没有任何可以激励的办法。所以，请求将清德革职，解交刑部从严治罪！以起到杀一儆百，整肃军威，鼓舞士气的作用。
最后，曾国藩咬牙切齿地说，我最痛恨文官取巧，武将退缩……要治清德的罪，我绝对不是出于私心，请皇上严查。一旦查实，可以治我欺君之罪！
话说到这个份儿，咸丰帝就是存有偏心也不好再讲什么。
就这样，一个堂堂的绿营兵旅长，为自己的牛皮哄哄付出了惨重代价，跌倒在曾国藩的强硬之下。
蹬鼻子上脸的“裸官”
正规军与民兵之间的矛盾难以调和，这让文韬武略的曾国藩头痛不已。
曾国藩这个帮办既无职更无权，是一个地地道道的“裸官”。以这样的身份督办军务，要是事事顺遂那才叫见了鬼。曾国藩自己就毫不讳言道，在当时湖南的官场上，“多不以我为然”。曾国藩被逼移师衡阳就是一个最典型的例子。
湖南的绿营兵与湘勇之间矛盾重重，不睦日久。说起来，绿营兵与湘勇交恶，应该属于“内耗”。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绿营兵并不是八旗兵，而是由汉人所组成的，与湘勇属于同根同种的一家人。可是，就是这一家人却偏偏不省心，常常闹得鸡飞狗跳墙，不亦乐乎。
照理说，绿营属于正规军，湘勇是杂货凑，无论是政治地位还是经济条件均不对等。所以，绿营兵根本就瞧不起杂七杂八、临时拼凑起来的湘勇，相互之间的嫌隙也越来越深，“断断不和”。仅仅言语相恶也就罢了，竟然还发展到动刀动枪，大打出手的地步，这让曾国藩很气愤很为难。
曾国藩自知自己的身板单薄，与蛮横的绿营辩不出个子午卯酉来，所以也就没有去跟绿营理论，而是责罚了湘勇，以求息事宁人。没想到，曾国藩的退让却助长了绿营的嚣张气焰，事态向不可遏制的方向发展。清咸丰三年(1853年)八月初四，湖南绿营永顺协兵与诸殿元的辰勇再次发生械斗。曾国藩这次没有严于律己宽以待人，直接要求提督鲍起豹按军法处理滋事的绿营兵。对参倒清德一事耿耿于怀的鲍起豹，始终就想找茬儿报复曾国藩，只是没有逮到机会，没想到曾国藩竟然自己找上了门。
鲍起豹了解了完事情的缘由后鼻孔朝天，表现出一副幸灾乐祸的样子，压根就没理曾国藩的那个茬儿。
鲍起豹的纵容，使绿营兵更加胆大妄为，有恃无恐。是月初六夜里，一名永顺协的小头目竟然“执仗”到参将府，欲对曾国藩颇为倚重的中军参将、兼管领辰勇的塔齐布下毒手。只是因为塔齐布藏身到菜园子里才算躲过了这一劫。
一见塔齐布跑了，绿营兵大发淫威，砸了塔齐布的参将府。随即，丧心病狂的绿营兵又蜂拥至曾国藩的抚署，向院子里射箭，引起一片混乱。骆秉章闻讯后赶紧出面“饬之”，才平息了这场风波。事后，有人劝曾国藩据实上奏。曾国藩慨叹一声道，作为臣子，不能为国家消除祸乱，反而因为一些琐事给圣上添乱，我于心不安啊！
通过这件事，曾国藩对自己的这种官不官绅不绅的地位失望至极。
惹不起躲得起。
曾国藩咬牙吞下了这枚苦果。他以“衡、永、郴、桂匪徒聚集之薮”为由，上奏咸丰帝移师衡州，以便“就近调遣”。
被逼移师的曾国藩对权力有了深刻的认识，尤其是时逢乱世，如果屁股底下没有督抚之位，手里不握有生杀大权，那么必将受制于人，最终也将一事无成，抱憾终生。自此，曾国藩为了争取权力不断努力，只是苦于一时没有合适的机会。这让曾国藩的心情很不爽。
清咸丰五年(1855年)九月，曾国藩因军功而被实授兵部右侍郎之职。对这个失而复得的官职，曾国藩不太感冒。因为身在与太平军作战的第一线，兵部侍郎一职跟帮办没有多大区别，都一样没有实权。曾国藩想要的是权倾一方的督抚之位，而咸丰帝压根就没有把这样的重权交给他这个汉人的想法，即使他是一位能员也不例外。对此，曾国藩颇为愤懑，气得恨不得咬碎钢牙。可气归气，根本就不可能跟咸丰帝掰扯个里表，只能是自己跟自己纠结，自己跟自己怄气。
就在曾国藩抑郁不快之时，一个历史性的机遇终于出现了。
清咸丰七年(1857年)的二月初四，曾国藩的父亲曾竹亭病逝于老家。七天后，讣讯传到正在江西瑞州的曾国藩手里。曾国藩闻讯大骇，“仆地欲绝”。五天后，曾国藩给咸丰帝上了一道请求回家丁忧的奏折。
作为长子，曾国藩必须回家为父亲披麻戴孝，以尽孝道。在奉行“父为子纲”的大清国，这是曾国藩请求丁忧的最充分的理由。接着，曾国藩又据实陈述，强调“丁忧”是自己的一贯思想。
曾国藩说，我回家奔母丧，未经百日就奉旨出山饬办团练。当时，恰逢武昌失守，震动数省乃至全国。我在墨绖出山的奏折中就有言在先，等大局稍有好转就立刻回籍终制，这是记录在案，有据可查的。咸丰三年(1853年)冬天，我连续奉旨救援湖北、安徽、江西。咸丰四年(1854年)八月，我再次声明，我是丁忧人员，如果稍立战功，无论有什么样的奖励，什么样的表彰，我一律不敢接受。只求形势稍有起色，当即回籍守制，这也是有据可查的。咸丰五年(1855年)九月，蒙恩补授兵部右侍郎，当时虽然已经接受任命，但我私下里仍然常常未没能在家守制而感到遗憾。现在又需要丁父忧。自我入仕以来，二十年来没有亲自侍候爹娘一天。上一次我母亲逝世时，我就未能妥善地办理完丧事，现值我父亲逝世，又未能亲眼看到他入殓。而我在军营已经数年，一向是功劳少而过错多，对于国家来说，我是一个毫无作用的人，对于家庭来说，我有百身莫赎之罪。“椎胸自责，抱痛何极！”B45况且，“惟臣猝遭父丧，苫块昏迷，不复能料理营务。合无吁请天恩准臣在籍守制，稍尽人子之心，而广教孝之典，全家感戴皇仁，实无既极”B46。
在交代了手边的一些工作后，曾国藩不等咸丰帝的批准，就立刻踏上返乡之路。
作为一名统帅，不经朝廷批准而擅离职守，这是大忌、大过，而曾国藩根本就没理那个茬儿，来了一个边斩边奏，连声“拜拜”都没说，就拍拍屁股走人了。同月二十一日，曾国藩和三弟曾国华一起从瑞州返乡，四弟曾国荃从吉安返乡。
曾国藩未经批准就擅离职守，这让咸丰帝气冲斗牛，简直动了杀人之心。但咸丰帝并不是愚蠢之人，震怒过后，他从曾国藩的奏折中读出了一些东西，那就是既有丁父忧之需，更有不满之实，而一句“在国为一毫无补之人”就已经把满腹的牢骚暴露无遗了。
尽管曾国藩并没有把话说绝，表示满假之后，仍然愿意候旨回营效力，但咸丰帝明白，这不过仅仅就是一个姿态而已。曾国藩的心思已经不在那里，他到底还能不能重返前线已经很难说了。
事已至此，再指责曾国藩擅离职守已经没有任何意义。咸丰帝只好装聋作哑，采取了息事宁人的办法，安抚曾国藩那颗冰凉冰凉的心。咸丰帝于同月三十日下了一道谕旨，絮絮叨叨地说，现在江西军务吃紧，从古制上说，朝廷完全可以夺情，不批准曾国藩回家奔丧，而让他墨绖从戎。考虑到已经有了一回夺情之举，再这样做就不近人情了。所以批准曾国藩三个月的假期，并发给四百两抚恤金以示关怀。
曾国藩冒险违制，擅离职守，咸丰帝非但没有怪罪，反而给予抚慰，曾国藩似乎一下子认识到了自己现在的分量，他把这归结为自己敢叫板敢强硬的成果。既然这样做效果不错，曾国藩决定要把强硬进行到底。
咸丰帝果然掐到了曾国藩的脉搏。“守制”的煽情剧还将继续上演。
曾国藩在三月二十六日的谢恩折里，再次贬斥自己“才识庸劣，军旅未娴。数载从戎，过多功少”，假惺惺地说，看到战火未消，对自己调度无方深感愧疚。现在又突遭丧父之重大变故，解职离开了军营。自己忧虑惊惧很深，想跟圣上陈述陈述可是又很紧张恐惧。临了又加上了一句“凡臣子难言之隐，早在圣明体谅之中。不匮之思，锡类罔遗于一物；非常之典，殊恩下贲于九泉。国藩惟有殚竭愚忱，勉图报称。战战兢兢，常怀屡薄临深之义；子子孙孙，永矢衔环结草之忧”B47。
话虽不糙，理也通，甚至还挺感人，但曾国藩究竟有什么“难言之隐”却没有明说，让咸丰帝如坠雾中，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了。只好不断加以抚慰，仍然希望曾国藩“假满后，着仍遵前旨，即赴江西督办军务”。
咸丰帝的绥靖之策，进一步助长了曾国藩的矫情。
清咸丰七年(1857年)五月二十二日，曾国藩再次上书咸丰帝，大倒苦水，大述苦衷。
曾国藩说：“臣通籍时，祖父母、父母皆无恙。在京十四年，在军五年，堂上四人，先后见背。生前未伸一日之养，没后又不克守三年之制，寸心愧负，实为难安！前代及我朝夺情之案被人弹劾者，层见叠出。而两次夺情，则从古所无。臣到籍以来，辗转思维，欲终制，则无以报吾君高厚生成之德；欲夺情，，则无以报吾亲恩勤鞠育之怀。欲再从军，则无以谢后世之清议；欲不出，则无以谢患难从之军士。进退狼狈，不知所裁。”B48
在分析了当前局势，煽了一番情后，曾国藩酸溜溜地说：“得将军、巡抚办理裕如，添臣一人，未必有益；少臣一人，不见其损。”B49希望效仿先例，恳请咸丰帝延长他的假期，并强调“微臣报国心长，治军才短；守制之日有限，事君之日无穷”B50，批准他“在籍终制”。
面对曾国藩的纠缠，咸丰帝只能继续无奈地好言相劝。表示理解他恳请终制“原属人子不得已之苦心”，只是现在江西军务没有办完，湘军又一向听从曾国藩的指挥。在“剿贼吃紧”的当口，曾国藩应该假满回营，尽力报效。
官迷心窍的曾国藩根本就理咸丰帝的那个茬儿，而是得寸进尺，欲蹬鼻子上脸。未出一个月，即在同年六月初六日，曾国藩又给咸丰帝上了一道《恭谢天恩并吁请开缺折》，继续矫情。
曾国藩说：我本来就是一个才华和智慧皆庸俗愚钝之人，办事又经常遇到很多不顺利的时候。我独自深思，自己福分浅薄，最终也不能立功报效圣上，为此经常暗自神伤。
接着，一向不迷信的曾国藩也搬出了迷信的那一套。
曾国藩说，我两次失去亲人，自度是一个不祥之人，“决非宏济时艰，挽回大局之象”B51。所以，仍然恳请咸丰帝开除他兵部侍郎的缺。
曾国藩这一次上书，已经不单单是要求回家守制的事儿了，干脆连兵部侍郎的职位都不要了。这无疑就是破罐子破摔，跟咸丰帝直接抬杠、叫板了。与此同时，曾国藩在同一天又给咸丰帝上了一道《沥陈办事艰难仍垦终制折》，更是一改欲言又止，遮遮掩掩，玩文字游戏老做派，而是把多年的积怨、委屈、不解和愤懑一股脑地倒了出来，终于说出了郁积已久的心里话。
曾国藩开宗明义：“奏为沥陈微臣办事艰难竭蹶，终恐贻误，吁请在籍守制……”B52——因为事很难办，经济又很困难，恐贻误大事，所以恳请在籍守制。
理由很简单，话说得也很明白，很直接。
曾国藩接着说：“遭逢圣明，得行其志，较之古来疆场之臣，掣肘万端者，何止霄壤之别。惟以臣之愚，处臣之位，历年所植之时势，亦殊有艰难情状无以自申者。不得不略陈于圣主之前。”B53
曾国藩从三个方面，陈述了其所谓的“办事艰难竭蹶”。
第一是在用人方面。主要有三个问题。一是曾国藩要提拔的人提拔不了。虽然与巡抚、提督在一起带兵打仗，但曾国藩没有用人权，一旦有了实缺，只能先可着正规军挑补。因为曾国藩所部为“募勇”，不仅像参将、游击、都司、守备这样的较高职位“无缺可补”，就像千总、把总这样可以从外面委派的较低职位，也没有份儿。曾国藩的部下只能干着急“望官兴叹”。偶然有了一个实缺，必须要曾国藩亲自出面，与巡抚、提督、总兵反复“婉商”，说尽好话，请人家酌情考虑，甚是低三下四。二是“未奉统兵之旨”。因为咸丰帝只让曾国藩帮办本省团练，并没有授予他统兵之权，所以，曾国藩“不敢奏调满汉各营官兵”。而“实缺将领太少，大小不足以相维”，名不副实，“权位不足以相辖”。三是所保举的人员，不能实现品级与待遇同步。比如说，一个当哨长的，虽然被保举为二品、三品官，也仅仅就是一个虚衔，所享受到待遇仍然是哨长的待遇。用曾国藩的话说“徒有保举之名，永无履任之实”。综上所述，曾国藩虽然身为兵部侍郎(堂堂的国防部副部长)，而处理具体事务的权力往往还不如提(一省的绿营兵长官)、镇(师一级军事长官)一级的官员，这怎能不让曾国藩恼火？
第二是责权不统一。主要也是三个问题。一是“视臣为客”。按照国家的惯例，对干部实行程序化的管理，即一级管一级。如督抚为地方的最高决策者，手里握有决定各省文臣武将、州县各级官员的“黜陟之权”。他们的喜怒哀乐，关乎这些地方官员的“荣辱进退”。曾国藩以帮办身份出仕，手里无职无权，那些地方上的文臣武将自然把他看作是客人，这还是比较客气的，有的根本就不拿曾国藩当一回事，更没有人在乎他的意见，眼睛里只有督抚，只服从督抚的命，看督抚的眼色行事。二是“呼应断难灵通”。无论是征战还是筹饷，出于私利，那些地方州、县往往故意阻挠掣肘。如果任凭地方势力猖獗，又怕形成习惯，以后事情更不好办；如果严惩地方势力，又怕与督抚大吏激化矛盾。在这种处处受制于人的情况下，曾国藩左右为难，实在是无法与地方沟通。三是无权难以行事。以筹措饷银为例。曾国藩既希望能顺利筹到饷银，而又不希望给民间带来痛苦。如何合理地“劝谕捐输”，曾国藩的确有一整套使民间“屡捐而不怨，竭脂膏奉公上，而不以为苦”的想法。但想法只能是想法，而不能去实施。因为这些事儿，属于巡抚的职责范畴。曾国藩“身为客官，职在军旅”，没有权力来“越俎代庖”。即使曾国藩想发布一个告示，纠正地方势力的胡作非为，以安抚老百姓也办不到。因为他不是督抚大吏，那些地方州县没有谁会执行，老百姓也不会相信。
第三是名不正言不顺。出山伊始，曾国藩所使用的关防(印鉴)是“钦命帮办团防，查匪事务，前任礼部右侍郎之关防”。这代表了曾国藩的身份，也就是告诉世人他是干什么的。清咸丰四年八月，曾国藩奉命出湖南“剿匪”。湖南巡抚送给曾国藩一颗木质的印鉴，上刻“钦命办理军务，前任礼部侍郎关防”。此后，关防几经变化，主要是“钦命”换成了“钦差”。如“钦差兵部侍郎衔前礼部侍郎关防”“钦差兵部右侍郎之关防”。就因为关防更换频繁，被人认为是“伪造”的。因此还闹出过许多的不愉快。比如，曾国藩的手下被地方拘押、捐生被多次勒索时，拿出盖有曾国藩关防的证明都不被相信。还有细心人专门给曾国藩来信，以求证关防的真伪。曾国藩无奈地说“今若再赴军营，又须另刻关防，歧舛愈，凭信愈难”B54。此外，曾国藩奉援湖北、安徽，筹备炮船，肃清长江江面等上谕，都不是咸丰帝经内阁直接给曾国藩下的圣旨，而一律经由军机处交由兵部寄来的。这在程度上就有了很大的差别，也给专门喜好挑刺的小人留下了诟病之口实。比如，就有人讥讽道，这些都是曾国藩“自请出征”，不应该领取官饷。又如，说曾国藩“未奉明诏”，不应该自称“钦差”，甚至有人更加直白地说，曾国藩是一个被革职的官员，不应该也没有资格向皇上“专折奏事”。另外，朝廷的官僚主义也很严重。曾国藩于清咸丰四年、六年分别申请的“部照”“实官执照”始终没有音讯，该收到的文件收不到，所有的上谕、咨文都是由地方督抚转交，非常耽误事。
总之，上述三个方面的问题很具体，很扰人，很影响情绪。
理由陈述完了，到了该揭示主题的收官时候了。
曾国藩说，我仔细地思考了现在的局势，不就任巡抚一职，拥有“察吏”之权，绝对不能治理军队！即使能治理，决不能兼及筹饷。
在大清国，买官的有，跑官的也有，要官的也不在少数。但明目张胆地伸手直接向最高当局要官的，曾国藩绝对是开天辟地的第一人。然而，曾国藩的能达到自己的目的吗？
别以为死猪就不怕开水烫
曾国藩明白了一个道理——只有不离开，才能有机会。
俗话说，再一再二，不能再三再四。无论是谁、做什么事，都不能蹬鼻子上脸，得寸进尺，贪得无厌。曾国藩恰恰就犯了这个大忌。
五年的军旅煎熬，让曾国藩看得很明白，没有督抚实职，根本就玩不转。即使是当今圣上，也不能光让干活而不给草料。而实际上，咸丰帝就是这样做的。
在曾国藩看来，咸丰帝对自己玩的是一套敷衍、忽悠的庸俗哲学，既要你担当，又不给予必要的支持，一切都靠你自己维持。特别是在曾国藩与地方势力发生激烈的冲突时，咸丰帝基本上都是装聋作哑，环顾左右而言他，从来就没有站在曾国藩一边，为其撑腰打气，除了忽悠几句“战功卓著，忠诚耿耿”，糊弄三岁小孩子外，没有任何实际行动。说到底，咸丰帝还是对曾国藩这位汉官能员心有余悸，放心不下。
既然已经这样了，好也好不到哪去，坏也没有什么可坏的地方，死猪不怕开水烫，曾国藩索性破釜沉舟，实话实说，来一个干脆利落的。
曾国藩直言，我这个兵部侍郎，现在所处的是“虚悬”之位，而我又没有“圆通济变”的才能。从这个角度说，恐怕最终难免贻误大局。自古以来，责权必须是统一的。如军队的统帅，必须与军队共存亡；守城的将领，必须与城池共存亡。这是天经地义，古今共同的法则。
最后，曾国藩不无威胁地说，如果做不到责权相统一，那么我仍然恳请在籍终制。多守几个月，就多尽几个月的孝心，多守一年，就多尽一年的孝心。
应该承认的是，曾国藩最后向咸丰帝摊牌要官，绝不是一时的鬼迷心窍、出于私心，其理由是很充分的，也是经过深思熟虑的。那么咸丰帝会如何对待曾国藩的伸手要官之举呢？
清咸丰七年(1857年)七月初一，也就是曾国藩上书“沥陈办事艰难”不足一个月，他就接到了兵部火票，咸丰帝对他的一再陈情终于做出了最后的答复。
咸丰帝说，本来江西吃紧，曾国藩不应该申请“息肩”。只因为曾国藩一再陈情，情词恳切，我一向知道曾国藩并非是一个畏难苟安之人，所以按照他的申请，批准曾国藩先开兵部侍郎缺，暂行在籍守制。
就像登山，一旦登上了顶峰就失去了进取的目标。又如过河，一旦到达了彼岸，也就失去了涉水的兴致。
曾国藩一再陈情，又是请假又是开缺，这些不过都是手段而非目的。他想的是通过不断地给咸丰帝施加压力，以争取到督抚高位，拥有生杀予夺的实权而已。想不到，咸丰帝没有顺着曾国藩的思路行事，反而借坡下驴，批准他开缺。
曾国藩的愿望落空了，竹篮子打水一场空。
这一下，曾国藩彻底傻眼了。
只有失去了，才懂得失去的可贵。
回到家乡的曾国藩，整天夜不安寝，食不甘味。每每回忆从前，尤其是这回草率地辞职，“无一不惭愧，无一不褊浅”，“心中纠缠，愧悔憧憧，不能摆脱”，因而郁郁寡欢，把肠子都悔青了。
曾国藩生活在“忧居猛省”之中。
经过深刻的反思、反省，曾国藩渐渐平静了下来，对自己这次走麦城的原因也渐渐地理出了一些头绪。他认为自己这些年命运多舛，原因固然有很多，但主要还是由自己的性格所致。其表现有四点。一是长傲。行为过于执拗，这是德行上的傲。二是多言。虽然平时说得不多，但文字上表达出来的东西不近人情，近乎狡诈争辩。曾国藩认为自己“处处获戾”，其根源就在这两个方面。而在军队这些年，就是因为一个“傲”字而百无一成。三是不敬。曾国藩认为自己在这个方面毫“无工夫”，即使五十岁了也没有什么长进。四是不恕。曾国藩自认为在做京官时，还比较注意这方面的修养。近几年在外做事，屡屡遭到一些势力小人的白眼、藐视，再加上自己本性倔强，结果物极必反，使自己为人做事几乎接近刚愎，在不知不觉之中做出了许多不恕的事，说出许多不恕的话，至今感到“愧耻无己”。
曾国藩告诉弟弟曾国荃，“治军之道，总以能战为第一义”，“能爱民为第二义”，“能和协上下官绅为第三义”。尤其是第三义，这在从前的曾国藩是绝对不会说出来的。
曾国藩匆匆去职，未经批准就置危局和二万将士于不顾而擅离前线，这既让咸丰帝恼怒异常，也同时引起了朝野上下的一片哗然，几乎所有的人都对曾国藩无视王法、公然违制的行为口诛笔伐，大加鞭挞。就连曾国藩的老友左宗棠也大骂曾国藩违背了自己躬身临事、挺膺负责的信条，危难之际临阵脱逃，愧对家国。更有大臣直接上奏咸丰帝弹劾曾国藩。
事已至此，再后悔也没有什么意义了。尽管曾国藩身居湘乡，但心思一天也没有离开过前线，时刻关注着局势的发展，在胶着之中，等待东山再起的早日到来。
自曾国藩去职后，前线的战局时好时坏，甚是胶着，始终未见根本好转。
清咸丰七年(1857年)四月，太平军名将陈玉成由安徽进攻湖北北部，屡获战绩。翼王石达开对江西、湖南发动进攻，策应陈玉成。在太平军的打击下，八旗兵、绿营兵疲于奔命，接连受挫，根本发挥不了作用，仅靠曾国藩的湘军苦撑危局。为此，湘军损兵折将，付出了惨重的代价。周凤山、王錱接连遭重创，王国才、刘腾鸿等悍将先后阵亡。一时间，江西、湖北、湖南均告急。在这个时候，一筹莫展的咸丰帝终于又想起了那个蹬鼻子上脸、赋闲在家的曾国藩。他给曾国藩下了一道谕旨。
咸丰帝说，昨天，给事中李鹤年奏报说，曾国藩自从丁父忧以后，屡次受到皇上的“赐金给假”，“褒奖慰留”。此后，曾国藩墨绖从容，应当得到了世人的谅解，怎么能够容忍他仍以终制为目的，轻慢地再三恳请，请求立刻命令他仍然赶赴江西，及时图报皇恩。由于军情紧迫而夺情，原来就属于不得已而为之。我并不想让你立即就回前线，然而李鹤年所奏，也可以认为是把尽孝转化成为国尽忠，将遵守纲常与报效国家结合起来，必然会有公论。现在江西的军务……虽无须你亲自料理，但湖南比邻贵州、广东，太平军的影响还没有完全消除，组织团练运筹防御，均事关紧要。你身负湖南乡梓的众望，自当极力想方设法维持……
清咸丰七年(1857年)八月十四日，经湖南巡抚骆秉章之手，曾国藩接到了咸丰帝的这道上谕。曾国藩读后感到哭笑不得。因为此时的湖南，已经没有太平军和“土匪”的踪影，这与咸丰帝所说的“贼氛未息”大相径庭，心里不由暗骂这个死要面子的咸丰帝真不是个好东西。
曾国藩也没客气，直接给咸丰帝上了一道折子，说江西的事儿现在办得很顺利，自然不用我去了。湖南全境眼下也很安全，我仍然应该在家守制。如果再有事，我一定会和骆秉章一起商量，然后奏报。最后，曾国藩又在附片中补充说，以后自己不再轻易地给皇上上折奏事了……
曾国藩接连拒绝圣谕的行为，可以说是胆大包天，好像要与咸丰帝抬杠抬到底。对曾国藩的忤逆之举，咸丰帝还真就没有什么好办法。你再是金口玉牙，总不能剥夺人家为父亲尽孝的权力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