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曾国藩的“不识时务”面前，咸丰帝又一次妥协了。他说，江西的军务已经逐渐有了起色，即使是湖南也将肃清；你可以暂时在家守制，但仍应该等候圣旨。临了，咸丰帝教训曾国藩道，大臣行事，应该以国事为重。尽忠报国就是“全孝”，你所说惧怕清流派说长道短，我觉得你过于“拘执”了。
时间进入到清咸丰八年(1858年)。在太平军的大举进攻下，八旗兵仍然疲软，整个大清唯靠湘军独撑东南危局的局面依然没有改观。年初以来，湘军接连获得胜利，军中大将屡获超擢。
消息传到湘乡，已在家赋闲一年多的曾国藩有些坐不住了，他非但没有因湘军的胜利而欢欣鼓舞，反倒增添了心思。面对自己亲手创办的湘军，在别人的指挥下流血牺牲，自己却成了局外人的现实，曾国藩心里很不是滋味。如果长此以往，自己这位湘军统帅就将被彻底边缘化，成为局外人。曾国藩越想越闹心，越想越郁闷。“精力日减”“肺气日弱”、夜不酣眠，各种毛病都找上门来。曾国藩写信告诉曾国荃，“余心绪尤劣，愧恨交集”。从自己的经历出发，曾国藩告诫曾国荃千万要珍惜“上下交誉，军民咸服”的大好局面，“不可错过时会，当尽心竭力，做成一个局面”。这既是曾国藩对弟弟的厚望，同时也是他总结自己教训的经验之谈。
曾国藩急欲复出，他的朋友们也在积极地想办法，为曾国藩东山再起创造条件。最先奏请咸丰帝启用曾国藩的是湖北巡抚胡林翼。
胡林翼在清咸丰七年(1857年)九月二十四日，就上奏咸丰帝说，水师是曾国藩一手创立的，水师的统帅杨载福、彭玉麟更是曾国藩亲手选拔培养出来的，水师的所有将士都是曾国藩的旧部。意欲请曾国藩出山，统一指挥水师。咸丰帝以曾国藩“恳请终制，情词恳切，且江西军务渐有起色”为由，让曾国藩继续“暂守礼庐”，从而拒绝了胡林翼的建议。
为解安徽危局，湖广总督官文、湖北巡抚胡林翼会奏东征大局。拟调驻扎在江西东路的湘军入浙驰援。考虑到负责浙江“防剿”事宜的浙江总兵周天受资历声望都比较浅，不能统率全军，奏请监督江浙军务的钦差大臣和春前往浙江督办。恰巧和春大病未愈，到不了任。曾国藩复出的时机就出现在这个时刻。
首先是“东南大局攸关”，所以必须要有一员“声威素著之大员督率各军，方能措置裕如”。其次，派往浙江的萧启江、张运兰、王开化等均为曾国藩的老部下。与此同时，湖南巡抚骆秉章也上奏咸丰帝，指出现在驰援浙江的各军将领，都是曾国藩非常了解的，不是同乡就是老部下，如果能命他统领赴浙江，一定能将士一心，对挽救大局有很大的作用。另外，江、浙都是泽国，利于发挥水师的作用。而杨载福、彭玉麟两支水师，都是曾国藩的旧部。如果能得到水师的支援，不仅江南的大军可以免除后顾之忧，就是驰援浙江的陆军也可以得到有力的支援。骆秉章的这个意见与咸丰帝的想法完全吻合。所以，咸丰帝终于同意曾国藩出山，派他“迅赴江西，督率萧启江等星驰赴援浙境”。
清咸丰八年(1858年)六月初三，曾国藩接到咸丰帝的谕旨。这一次，曾国藩没有再跟咸丰帝讨价还价，而是痛快麻溜地遵旨照办。初七，曾国藩就急不可耐地从老家启程了。咸丰帝及时给予嘉勉，认为曾国藩此举“足证关心大局，忠勇可尚”。
从清咸丰七年二月二十一日去职，到清咸丰八年六月初七复出，历时一年零三个月。曾国藩总算结束了这段令他“胸多抑郁”“无一不惭愧，无一不褊浅”的日子。
破茧重出的曾国藩，已经在苦苦的反躬自省中大彻大悟。面对来之不易的机遇，曾国藩要求自己“约旨卑思，脚踏实地，但求精而不求阔”B55。但他最终将以何种面貌示人还不得而知。
曾国藩自六月初七离家，至八月初八初八抵达江西河口军营，先后整整两个月的时间。在两个月的时间里，曾国藩用实际行动，展现给世人一个迥异于从前的曾国藩。
重出江湖的曾国藩，与从前的刚愎、倔犟相比，秉性大变，表现出前所未有的谦恭、随性、低调。用曾国藩自己的话说“应酬周到，有信必复”，“无不批之禀，无不复之信。往年之嫌隙尤悔，业已消去十分之七八”B56。出山做的头一件事就是放低身段，以谦谦君子之风，到处拜山门、拜码头，对于过去的和现在的同僚、朋友，曾国藩均亲自登门拜访，态度极其谦卑，极其冲融。这在从前是绝无仅有的。以会见左宗棠为例，从是月十二日到长沙起，曾国藩一连五天，几乎天天与这位老友晤谈，消除误解，沟通感情，共谋大业。其谦恭的表现与从前大相径庭。
眼望“曾”字帅旗，沐浴着猎猎雄风，曾国藩总是出了一口长气。经历了一年多的蛰伏，曾国藩认清了一个道理，自己过去倡导的“不问收获，只问耕耘”的理念过于幼稚。在严酷的现实面前，光知道低头耕耘是行不通的。至于那些个性、脾气也都没有什么意思。要想在尔虞我诈、风云变幻的官场上存有一席之地，就必须学会“低头下气”，“委屈徐图”，遇事“千万忍耐，忍耐千万”。此外，曾国藩还有一个收获，那就是无论干什么，都不能一个心眼地讲实在，必须借助以必要的形式，曾国藩认为自己生平只讲“真意”不讲文饰，结果“真意”往往没有什么用，有时就根本“行不动”。作为一个聪明人，要想达到自己的目的，就必须讲求方式方法，也就是必要的形式，而不能由着性子来。
曾国藩完全迥异于以往的表现，令包括咸丰帝在内的所有人感到惊艳。孰不知，曾国藩的脱胎换骨既出于大彻大悟，更是出于无奈。还是曾国藩自己说的最清楚，概括得最精到：“米已成饭，木已成舟，只好听之任之。”B57
注释：
① 《曾国藩全集·首卷》：《谕赐祭文》。
② 《论语·子路》语句。
③ 《论语·泰伯》语句。
④⑤⑦⑧B10B11B12B13B14B17B18 《曾国藩全集·奏稿》：清咸丰二年十二月二十二日之《敬陈团练查匪大概规模折》。
⑥ 《吕氏春秋·正名》语句。
⑨《曾胡治兵语录》。
B15B16 《曾国藩全集·杂著》：《晓谕新募湘勇》。
B19 《曾国藩全集·首卷》：《江苏巡抚何璟》。
B20B21 《曾国藩全集·家书》：清同治五年十二月十八日谕沅弟。
B22B23B24B25B26B27B28B29B30 《曾国藩全集·奏稿》：清咸丰四年二月十五日之《请派大员办捐济饷折》。
B31 《无题》：明·于谦。
B32B33B34B35 《曾国藩全集·年谱》。
B36 《曾国藩全集·奏稿》：清咸丰三年(1853年)二月十二日之《严办土匪以靖地方折》。
B37B38B39B40B41 《曾国藩全集·奏稿》：清咸丰三年二月十二日之《严办土匪以靖地方折》。
B42B43 《曾国藩全集·家书》：清咸丰四年四月二十日谕诸弟。
B44 《曾国藩全集·奏稿》：清咸丰三年六月十二日之《特参副将清德折》。
B45B46 《曾国藩全集·奏稿》：清咸丰四年二月二十六日之《报丁父忧折》。
B47 《曾国藩全集·奏稿》：清咸丰七年三月二十六日之《呈请代奏谢恩折》。
B48B49B50《曾国藩全集·奏稿》：清咸丰七年五月二十二日之《沥陈下情恳请终制折》。
B51 《曾国藩全集·奏稿》：清咸丰七年六月初六日之《恭谢天恩并吁请开缺折》。
B52B53B54 《曾国藩全集·奏稿》：清咸丰七年六月初六日之《沥陈办事艰难仍恳终制折》。
B55 《曾国藩全集·家书》：清咸丰八年六月初四日之谕沅甫。
B56 《曾国藩全集·家书》：清咸丰九年五月初六日谕澄侯。
B57 《曾国藩全集·家书》：清同治六年正月初四日谕国潢。
6 战争就是一场赌局
曾国藩投笔从戎，由文官而入军行，在危难之时大显身手，绞杀了如火如荼的太平天国运动，为病入膏肓的大清国打了一针强心剂，赢得了些许残喘之机。
如果说是曾国藩挽救了大清国的话，不如说太平天国运动成就了曾国藩。正是由于绞杀太平天国运动有功，从而使曾国藩登上了封侯拜相的人生巅峰。也正是有与太平军作战的那段经历，曾国藩才有机会挖掘和展示出自己的军事才能，成为被公认的军事大家。曾国藩指挥的战役，被后世奉为战争的范例；他治军的言论，被誉为军事理论的经典；他创办水师、办洋务，在战争中首次使用洋枪洋炮，被誉为大清睁眼看世界的第一人。
然而，就是这样一位被后人认为“武功之隆，近古罕觏”①、声名赫赫的军事统帅，却曾有过频处危局，甚至数次与死神擦肩而过的不堪经历。
检看曾国藩的军事生涯，应该说他的最终成功，除了上天的眷顾外，还应该归功于他那虽屡战屡败却屡败屡战的不认输的精神。
当头一棒
首次出征，太平军就没给曾国藩留面子，而是给湘军狠狠上了一课。
开始时，咸丰帝对曾国藩没有寄予什么厚望。所以曾国藩出山的使命很简单，那就是“帮同办理本省团练乡民，搜查土匪诸事宜”。这是咸丰帝下了明旨的。
曾国藩出山团练乡民、“剿匪”，进展比较顺利，同时也借助这个机会，发现、培养、锻炼了一批干才，为未来创建湘军奠定了雄厚的基础。
湖南匪祸猖獗，天下闻名，但曾国藩依靠手下江忠济、刘长佑、李辅朝、王錱等一干能员的骁勇善战，收到了显著效果。比如，清咸丰三年(1853年)正月二十二日，曾国藩接到耒阳、常宁的报告，说有大股“土匪”啸聚白沙堡，扰及嘉禾境。曾国藩自不怠慢，马上命令刘长佑、李辅朝带领楚勇五百，王錱带领湘勇三百追剿。大军还没到达，啸聚在耒阳、常宁的“土匪”便“闻风先溃”了。恰巧赶上衡山县境内的草市偷偷地兴起一股“土匪”，大军便开进衡山进剿，“一战平之”。肃清衡山后，残余分子流窜到攸县界内，刘长佑等遂督师追剿。与此同时，安仁县的“土匪”又掀起波澜，不仅劫了大狱，而且还烧了县衙。刘长佑等，与在籍候选知州张荣组所带领的镇筸勇会剿，终于平定了局势。
一波刚平一波又起。湖北崇阳、通城两县“匪徒大起”，聚集了数千人，曾国藩命令江忠济、刘长佑等率所部驰援，配合江忠源会剿。经过三次大战，一举全歼。曾国藩从长沙招募的千名湘勇中，抽调了三百人，交由王錱率领，赴衡阳、永州一带继续剿匪。曾国藩则带领剩下湘勇日夜操练，以求提高湘勇的战斗力。在这个时候，曾国藩发现了一个人才。他就是满人塔齐布。
塔齐布，字智亭。满族镶黄旗人，姓托尔佳氏。初由火器营护军擢三等侍卫，时任湖南长沙营都司。“忠勇冠时，人鲜知者”②的塔齐布，给曾国藩留下了深刻而良好的印象，认为他“忠勇奋发，习劳耐苦”③，前途无量，一见面便“大奇之”。他命令塔齐布兼属辰勇，与湘勇一起操练，便不久“胆技精强，遂成劲旅”④。另外，率领辰勇的千总诸殿元也是被曾国藩看好的一个人。曾国藩称赞他“精明廉谨，胆勇过人”⑤。曾国藩没有看错，这两个人日后均成为湘军战功卓著的干才。
好钢要使在刀刃儿上。曾国藩把一项秘密使命交给信得过的塔齐布，命他密捕数名“巨盗”。塔齐布也不含糊，没有辜负曾国藩的厚望，手到擒来，“皆克获”。不久，塔齐布就因军功而擢升为抚标中军参将。
尽管曾国藩大施淫威，高举屠刀，实行白色恐怖，但湖南各地的“匪情”仍然不断。先有安化县属下的兰田市的串子会“聚众谋乱”。曾国藩命令湘乡县知县朱孙诒“以练勇往捕”，一下子就抓了一百多人。接着，桂东县又有来自江西、广东边界的匪徒窜入，并且攻陷了桂东县城。曾国藩与骆秉章命令张荣组带领三百兵勇进剿，又调候补道夏廷樾率七百名湘勇随后跟进，总算平定了桂东县的局势。
形势的不稳定，让曾国藩不敢大意。他利用一切可能招兵买马，壮大实力。桂东一战后，骆秉章增募湘勇一营，曾国葆募湘勇一营，江忠源奏请招练楚勇三千人。曾国藩致函江忠源，以及江忠源的弟弟江忠濬、江忠淑，宝庆府知府魁联招募宝勇，湘乡县知县朱孙诒招募湘勇，统一到长沙操练，然后与江忠源的老部队会成一军，“以壮其势”。
随着太平军攻势加剧，兵马渐壮的曾国藩已不可能永远偏安一隅。不管曾国藩愿意还是不愿意，与太平军刀兵相见已成必然，无非就是时间早或晚的问题。
清咸丰三年(1853年)四月，太平军以数百条战船组成的庞大船队，从金陵出发，逆长江而上，迅速攻陷安庆，直抵湖口，威胁南昌。驻扎在江西九江的江忠源，急忙回师南昌以强化防御。谁知刚刚部署完毕，太平军就已经兵临城下了。江忠源害怕有失，连忙向湖南求援。湖南接到江西的警报后，没来得及考虑如何驰援，先人心浮动，惊慌失措，自乱了阵脚。
转眼间，曾国藩已经离开家有半年的时间了，眼看就到母亲的“小祥之祭”，曾国藩打算于六月初返乡祭母。但由于太平军将大兵压境，情形危急，曾国藩不得已取消了返乡计划。
与太平军作战，这可迥异于以往剿匪，是完完全全截然不同的两码事。尽管曾国藩还没有与太平军直接交过手，但太平军攻无不取，战无不胜的事儿早就塞满了他的耳朵。因此，曾国藩不敢有一丝一毫的疏忽、怠慢，而是积极筹划，多方运筹，调兵遣将。首先，曾国藩命令张荣组进驻永州，王錱进驻郴州，以防御南路的土匪趁机起事。其次，调夏廷樾、罗泽南的湘勇回援长沙。
曾国藩刚刚部署完毕，咸丰帝的上谕就到了。
咸丰帝告诫湖南方面，太平军的船队逆流而上，有回攻长沙，兼有骚扰南昌的企图，饬令各有关督抚要严加防范，并命令曾国藩与骆秉章会筹整个防御大计。
鉴于形势危急，骆秉章要湖南巡抚鲍起豹调绿营兵来长沙，同时“札饬”江忠濬等所招募的宝勇、曾国葆所招募的湘勇共三千余人驻留在长沙随时听候调遣。
是年六月十二日，曾国藩与骆秉章会奏咸丰帝有关防堵事宜的准备情况，曾国藩又专折向咸丰帝奏请关于继续严办土匪的想法，同时顺便向咸丰帝报告了一下私事。
曾国藩说，我母亲逝世已经到了“初周”，我原本打算回家“修小祥之礼”。恰逢太平军“回窜”江西，而“湖南与之壤地相接唇齿相依，人心惊惶，纷纷迁徙”⑥，我应当责无旁贷地留在长沙“会筹防堵”，“不敢以事权不属，军旅未娴，稍存推诿；又何敢以军旅未娴，阴怀畏葸之心。惟有殚竭愚忱，昼夜不懈”⑦。也就是在同一天，曾国藩与骆秉章会折参奏清德，“请旨革职，以儆疲玩而肃军政”。同时又专折保奏塔齐布、诸殿元，“恳恩破格超擢”，并撂下狠话说，日后，如果在这两个人身上发生临阵退缩的事，就把我和他们一并治罪。这个话说得很实在，很坚决，而且很庄重。不仅充分体现了曾国藩治军该罚则罚、该奖则奖的基本理念，同时也表现出曾国藩对塔齐布、诸殿元二人的真正信任和倚重。
江西危局未解，湖南又风声鹤唳。曾国藩继续调动兵马，完善驰援与防御大计。适时，江忠淑、朱孙诒的部队抵达长沙。曾国藩命令江忠淑由浏阳、朱孙诒由醴陵共率二千二百人驰援江西，调夏廷樾、郭嵩焘、罗泽南率一千四百人，由醴陵继进。这支由三千六百人组成的大军，浩浩荡荡地奔赴江西南昌。这是自曾国藩团练湘勇以来首次出省作战，《曾国藩年谱》记曰，这次行动“是为湘勇出境剿贼之始”，不仅打破了咸丰帝给曾国藩的关于“帮同办理本省团练，乡民，搜查土匪诸事务”的谕令，而且拉开了曾国藩军事生涯的真正序幕。
曾国藩一面派出大军驰援江西，一面命令塔齐布负责，加紧操练留守长沙的数千兵勇。塔齐布尽心尽责，“逐日抽调操阅，暑雨不辍”⑧，得到曾国藩的赞许。可就在曾国藩厉兵秣马、大练兵勇，准备与太平军一战时，清军内部却出现了不和谐音，一场内讧不期而至，而挑起事端的竟然是湖南军事的最高长官、提督鲍起豹。
绿营兵平日里散漫惯了，经不起塔齐布这样没白天没黑夜的苦练。没多久，就叫苦不迭，怨声载道，私下里大骂塔齐布和曾国藩，只是不敢明说罢了。就在这时，提督鲍起豹来到了长沙，这些绿营兵就好像盼来了救星，纷纷跑到鲍起豹那里添油加醋地诉苦诉冤。
因为弹劾清德的事儿，鲍起豹早就对曾国藩大为不满。一听说曾国藩又“暑雨不辍”苦练兵勇，一向骄横的鲍起豹就火了。心说：你个名不正言不顺的团练大臣，练一练你的湘勇也就罢了，还敢连我的绿营兵一块指挥，这不是没了王法了吗？你要是能指挥绿营，那还要我这个堂堂的绿营最高长官干什么？
鲍起豹当众怒吼天尊一般地骄横道：自古以来，哪有三伏天练兵的？这不是在练兵而是在虐兵，是纯粹祸害人。
由于鲍起豹这一番不负责任的言论，犹如火上浇油，彻底激化了湘勇与绿营之间矛盾，从此两军争讧不断，终于同年七月十三日爆发了械斗，为后来绿营兵欲加害塔齐布、逼曾国藩出走衡州埋下了伏笔。
既然是首次出省援江，曾国藩给予了足够的重视，除了尽遣精锐外，还把手下最有作战经验的江忠淑、朱孙诒、夏廷樾、郭嵩焘、罗泽南等大将悉数派往江西，希望与太平军的首战能够旗开得胜，马到成功，打出湘勇的威风，竖起湘勇的威望。
见长沙的防务基本就绪，援江的大军业已成行，曾国藩才得空喘了一口气，并趁隙于同年七月十四日回家省亲。想不到，曾国藩前脚刚刚到家，后脚就接到了噩耗，曾国藩的脑袋一下子就大了。
原来，由江忠淑所率领的新宁勇行进至瑞州时，接到警报，还没见到太平军的面，心怀恐惧的湘勇便不战自溃，逃之夭夭，一路溃散到义宁才重新收拢住部队。而由朱孙诒率领的湘勇倒是顺利抵达南昌，于二十四日与太平军开战。结果，缺乏实战经验的湘勇根本就不是太平军的对手，一战即溃，大损兵将，遭致惨败。阵亡了谢邦翰、易良干、罗信东、罗镇南等四名营官及八十名湘勇。此役，致使朱孙诒部损失了四分之一的力量。
本想旗开得胜，打出个局面，来一个开门红，想不到首战即败，狼狈不堪，令曾国藩异常窝心和惊骇。他急急忙忙结束了省亲之旅，匆匆赶往衡州。
曾国藩分析了眼下的局势后认为，从现在起，自己的主要任务恐怕要从后方完全转移到前方，直接面对太平军应是家常便饭，在所难免。太平军之众志成城、英勇善战，绝非一般土匪能比，而无论是湘勇的数量、其军事素质，或是军事装备，都不足以与太平军相抗衡。尤其是光有陆军没有水师，这就犹如折断了一只臂膀，根本无法应对太平军水陆并进的联合作战。要想在与太平军的对话中获得话语权，不仅要大力提升兵勇的战斗力，还要创办水师，加强装备。而这已是迫在眉睫，刻不容缓。
山雨未来，却已风满湘楼。
一想到今后要经常与太平军刀兵相见，曾国藩除了“悚惕”之外，不得不打起十二分的精神，加起十二分的小心来。
押上身家性命
水师能否成为救星，太平军的克星？
太平军依仗着强大的水师，在长江流域纵横驰骋，锐不可当，配合陆军给清军以沉重的打击。相比之下，清军则靠陆军单兵种作战，加上战斗力差，对太平军又深怀恐惧，所以往往未战自悚，闻风而溃。这是一个难堪而极其危险的局面。曾国藩看得明白，如果长此以往，不要说长江流域不保，东南半壁有虞，就连大清的江山也恐易主。
认识到这个问题严重性的，除了曾国藩以外，还有诸如江忠源、郭嵩焘等人。
清咸丰三年(1853年)七月二十四日，当湘勇与太平军首战失利后，曾国藩就与骆秉章联署上书咸丰帝，请求敕调广东琼州的红单船⑨参与作战。远在京师的咸丰帝似乎也认识到水师在与太平军作战中的这种特殊作用。他在给相关督抚的寄谕中屡次谈到这个问题。同年九月，太平军大举来犯，相继攻陷了湖北的黄州、汉阳，同时北部威胁德安，南部威胁兴国、湖南。咸丰帝命令曾国藩派出兵勇，并“酌拨炮船”驰援湖北。没过几天，咸丰帝的又一道上谕来催，“着曾国藩遵照前旨，赶紧督带兵勇船炮”驰赴湖北。
一道接一道上谕让曾国藩颇费踌躇，派陆勇容易，可派炮船就难办了。因田家镇一仗战败，业已筹备的“一切战船、炮位尽为贼有。水勇溃散，收合为难”⑩。曾国藩是要船没船，要人没人，根本无法遵命行事。
为船所困的曾国藩被迫土法上马，仿效江忠源的办法，制造数十具木簰，上面安装大炮暂时充用。
木簰虽然造好了，可新问题又出现了。由于湖南当地的木料比较薄脆，又很沉重，在水上一试验，“钝滞难用”，不得已只好放弃，改用民船改造。
由于各路大军陆续驰援，武昌之围得以解除。曾国藩立即给咸丰帝上了一道《暂缓赴鄂并请筹备战船折》。曾国藩在奏折中指出，太平军以千舸百艘为“剿穴”，在千里长江上游弋往来，任意横行，而清军只能眼睁睁地看着沿江地区的城池、口岸一一失陷，大小船只被掳掠，却因“舟师未备”而无能为力。曾国藩强调，如果单纯地要保护省会的话，有数千兵勇就可以保证“坚守无虞”，但要想保护全湖南，就必须多置办炮船，才能“堵剿兼施”。而具体情况又如何呢？曾国藩无奈地说：“现在两湖地方无一舟可为战舰，无一卒习于水师。”所以，曾国藩强调，现在“总以办船为第一先务”。咸丰帝认为曾国藩“所虑俱是”。自此，曾国藩把创办水师正式摆上了议事日程，同时也把身家性命押在了水师上，数步并行，全力以赴地投入到水师的创办工作之中。
第一是做出规划。按照曾国藩的设想，他的舰队计划包括炮船二百艘，这是作战的主要力量。同时雇用民船二百艘，作为补充。曾国藩在衡州、湘潭设立船厂，委派专人督造战船。造的战船包括大船(快蟹)和长龙，把从民间购买的钓钩船改造成炮船。此外，又添置了数十号的舢板、小艇。
第二是解决相关经费。在这个方面，曾国藩采取了三个途径。一是节省。由于武昌之围已解，曾国藩上奏咸丰帝，建议原来准备驰援湖北的三千湘勇暂缓出发，省下军费。因为三千大军出动，仅一个月就要耗费白银二万两。二是截留。因为湖北道路不畅，由广东解往江南大营的十万两饷银留驻长沙。曾国藩上奏咸丰帝恳请截留四万两，以作为筹办船炮、招募水勇的费用。三是劝捐。筹备船炮、招募水勇，仅这几万两银子显然是不够的。不足部分，曾国藩决定以“设法劝捐添凑”。
第三是招募水勇。按照湘勇的建制，每一营为三百六十人，加上夫役一百四十人，共计五百人。曾国藩准备招募十二个营，计六千人。加上江忠源的旧部四千人，组成了一万人的水师规模。
第四是选将。俗话说，兵熊熊一个，将熊熊一窝。将官对部队战斗力的影响可见一斑。关于选将，曾国藩有自己的一套标准，即一是才干足以治民，二是不怕死，三是不急功近利，四是能够吃苦耐劳。
第五是改善装备。派专人赴广东，购买了千余门外国及广东生产的大炮。同时，为了解决维修等事宜，把工匠一并从广东带回湖南备用。
就在曾国藩一心一意筹备水师之际，太平军又杀将而来，湖北再度告急。咸丰帝马上命令江忠源暂留湖北，同时命令曾国藩的水师迅速出洞庭湖，在长江上游迎头截击太平军，与江忠源形成水陆夹击之势，以挽湖北危局。
曾国藩还没成行，咸丰帝的第二道圣谕又到了。
原来，太平军又向安徽发起了大举进攻。接连攻陷桐城、舒城，逼近卢郡，工部左侍郎兼刑部左侍郎、帮办安徽团练大臣吕贤基殉难，安徽巡抚江忠源病重，安徽局势十分危急。因为长江之上没有清军水师拦截追剿，太平军的战船往来自如，打得清军既无招架之功，更无还手之力，败得是一片狼藉，不可收拾。
尽管咸丰帝急得火上房，但还是虚情假意地先夸曾国藩“乡望素孚，人乐为用”，然后才直截了当地命令曾国藩“着即赶办炮位，并前募勇六千”，与江忠源水陆夹击，赶紧驰援安徽。末了，咸丰帝仍然没忘忽悠曾国藩几句，称赞他“忠诚素著，兼有胆识”，且“必能统筹全局，不负委任也”。
咸丰帝说什么都没用，尽管一再催逼，曾国藩也急得直冒汗，但就是无法出征。原因是“所造木簰既不可用，水师舟舰，无人经见”B11，也就是说，曾国藩现在徒有水师之名而尚无水师之实。
曾国藩着急上火，殚精竭虑地日夜操持。一方面，曾国藩不遗余力地加快筹备进度。首先是把相关人员调到行辕，了解拖罟、长龙、快蟹、舢板各种船只的样式，召集工匠照葫芦画瓢仿制，可见外行要领导内行的确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儿。当年奉旨修缮文庙，曾国藩就被迫干了一回这样的事儿，现在又是鸳梦重温，逼得曾国藩不得不“研精覃思，不遗馀力”B12。其次是提拔曾国葆力荐的彭玉麟、杨载福等为其所用，加强水师领导层的建设。再次是截留广西原本要解往湖北的二百尊大炮和护解水手，用来训练水师。另一方面，曾国藩赶紧上奏咸丰帝，说明了迟迟没有动身的原因，以消除咸丰帝的误解。
同年十二月，太平军杀了一个回马枪，转回湖北，攻克了黄州。曾国藩致书湖广总督吴文镕指出，当下的湖南、湖北两省，皆以坚守省会为主，一定要等待水师办成以后“乃可以言剿”。
吴文镕同意曾国藩的意见，但湖北巡抚崇纶却大唱反调。他以“闭城株守”为由，参了吴文镕一本。吴文镕无奈，只好亲自出马，督战黄州。临行前，吴文镕给曾国藩写了一封遗书。吴文镕在遗书中说，我的意见是坚守，等你东下，这是正路。现在为人所逼，只能以死报国，没有别的指望了。你所操练的水、陆各军，一定要等到稍有把握的时候才可以出而应战。你现在不要因为我的缘故东下。东南的大局，现在就靠你一个人了，“务以持重为意”，在你之后恐怕再没有继任者了。
读到吴文镕的遗书，曾国藩辛酸不已，对座师的安危更是“深忧之”，希望吴文镕设想的“以死报国”的那一幕悲剧不要发生。
咸丰帝因曾国藩按兵不动而大发雷霆，把他骂得狗血喷头。任凭咸丰帝大发虎狼之威，曾国藩牢记吴文镕的话，没有把握决不出兵。他一面上奏咸丰帝说明缘由，一面加紧练兵，准备出征。
一般的湖南人没有见过水师，也不知道水师是干什么的，所以应募的人很少。没有办法，曾国藩只好招募那些不怕风浪的船户水手，然而船户水手毕竟有限，所需的人数迟迟凑不齐，真真是急死了曾国藩。
清咸丰四年(1854年)正月，噩耗接二连三地传来。先是在太平军重兵围困之下，吴文镕不幸战死黄州，以身殉国。再有庐州失陷，悍将江忠源遇难。连失座师、好友，令曾国藩痛彻心扉，“心逾迫矣”。
是月十三日，曾国藩接到上谕，仍然是催促曾国藩出兵安徽。军情似火，咸丰帝也来不及考虑曾国藩的实际情况，只是一个劲儿地下旨催逼发兵。
曾国藩尽管头冒烟火上房，仍然是干着急使不上劲，迟迟发不出兵来。原来，水师的筹办又陷入了窘境。
第一是保障方面出现了问题。一个是筹办水师耗费巨大，不是几个小钱就能办妥的事儿。尽管曾国藩想方设法地筹措，但总是难以为继。另一个是吃饭问题。无论是筹办水勇还是陆勇，无论是训练还是打仗，都需要大量的米、油、柴，而连年的战乱，严重破坏了地方经济，用曾国藩的话说：“自湖北以下，沿江市镇逃徙一空；千里萧条，百货俱无可买。”情急之下，曾国藩只好动“漕米”的脑筋，弥补不足。
第二是炮船建造颇为不顺。一方面是因为工匠数量比较少，技术也不是很熟练，对造船的进度影响很大。另一方面是因为造的船吨位太小，不够规模，既压不住风浪，更经不起大炮的震动。曾国藩找来一名有造船经验的守备，依据广东的拖罟、快蟹样式进行仿造。按照曾国藩的想法，每艘船的中心位置必须要能装载千余斤的大炮，船的两侧应该装载数百斤的大炮。只有达到这个水平才像战船的样子。
第三是时间问题。造船是一个很费时日的工程。比如说，“上油未干，如水既虞其重涩；捻灰未固，放炮又患其酥松”。按照技术要求，一艘船从建造到下水，必须要一个月以上的时间。改造旧船虽然比较节省时间，但因为有二三百艘之多，数量比较大，也需要一个多月的时间，而负责仿造拖罟船只的武昌、衡州等地的进展很不平衡。由于“匠少技拙”，衡州甚至没有开工。从广东找来的工匠也迟迟到不了岗，严重影响了整个造船的进度。
第四是装备不到位。虽然现在手里有四百五十尊大炮，但主要都调往湖北和作为城防使用了，剩下装备战船的已寥寥无几。此外，还有募勇、管理等问题。总之，依眼下的情况，断不能发兵，如果就这样盲目参战，其结果无非就是以卵击石，自取灭亡。
曾国藩在奏折上把情况说得很清楚了，所以，不能说他是抗旨不遵，故意拖延。然而咸丰帝不买账，尽管曾国藩有充足的不能发兵的理由，所谈的问题也是客观存在的，但咸丰帝还是很恼怒，认为曾国藩太固执己见，而且进展太慢。
是月二十六日，曾国藩所需的战船总算建造完毕了，即共建成快蟹四十艘，长龙五十艘，舢板一百五十艘，拖罟一艘。改造炮船数十艘，还雇用了一百多艘民船，用来装载辎重。招募水勇的工作也完成了，共招募了十个营，共计五千余人。其中，湘潭水勇四个营，以褚汝航、夏銮、胡嘉垣、胡作霖为营官；衡州水勇六个营，以成名标、诸殿元、杨载福、彭玉麟、邹汉章、龙献琛为营官。
是月二十八日，水师自衡州起锚，与陆军会师于湘潭。与此同时，共计五千余人的陆军也调配完毕，其首领分别是塔齐布、周凤山、朱孙诒、储玫躬、林源恩、邹吉琦、扬名声、曾国葆。曾国藩命令褚汝航为水路各营总头领，塔齐布为陆军先锋。
功夫不负有心人。经过近一年的紧张筹备，曾国藩的水陆大军已颇具规模，共有官员、兵勇、夫役一万七千余人，配有大炮五百尊，军械数千件，子药二十余万斤。其他煤、油、盐应有尽有。可谓战将如云，军卒如潮，旌旗漫卷，军容甚盛。
在筹建水师的这一年的时间里，曾国藩事必躬亲，不分巨细，累得够呛。“每事必躬自考察，材木之坚脆，纵广之榘度，帆樯楼橹之位，火器之用，营阵之式，下至米盐细事，皆经于目而成于心”B13。
曾国藩豪情勃发，亲自作了一篇《讨粤匪檄文》，“布告远近”，传檄天下，为自己师出有名大造舆论。曾国藩在檄文中列举了洪秀全、杨秀清种种大逆不道的恶行后，信誓旦旦地道：“本部堂奉天子之命，统帅二万，水陆并进。誓将卧薪尝胆，敛此凶逆！”B14
曾国藩即将踏上征程。他上奏咸丰帝表白道：“臣才智浅薄，素乏阅历，本不足统此大众。然当此时事艰难，人心涣散之秋，若非广为号召，大振声威，则未与贼遇之先，而士卒已消沮不前矣……竭力经营，图此一举。事之成败，不暇深思；饷之有无，亦不暇熟计。但期稍振人心而作士气，即臣区区效命之微诚也。”B15
斗大的“曾”字帅旗迎风飘扬。曾国藩伫立船头，沐浴着猎猎江风，胸中鼓胀着一股英雄气。然而，在曾国藩平静的背后也深藏着不为人知的隐忧。虽然檄文发了，“水陆兼进”的架势也摆开了，那么真正与太平军交上手其结果会如何？就凭着刚刚创办的这支队伍，能否达到咸丰帝所希望的“速殄贼氛”的目的？创办水师这个宝究竟押得对不对？
曾国藩一遍又一遍地自问，因为他的心里实在是没有多少底数。
出师未捷
出师遇挫，让曾国藩很没面子。
就在曾国藩发布了《讨粤匪檄》后，正踌躇满志、跃跃欲试的之时，西征的太平军卷土重来，势如破竹。遮天蔽日的战船逆流而上，接连攻陷了湖北的汉阳、湖南的岳州等军事重镇。接着，太平军的船队由汉阳而攻击金口、新堤，转而由岳州攻取湘阴，“上踞”靖港，“扰陷宁乡”。
东南危机的奏折一道接一道地呈到咸丰帝的龙书案上，弄得他整天“宵旰东南”，寝食难安。
咸丰帝看得很明白，那些驻守东南的督抚大员们和曾经骁勇善战的八旗兵是毫无指望了，唯一能够挽救危机的只有曾国藩一人。咸丰帝一遍又一遍地给曾国藩发谕旨，无奈地说：“此时惟曾国藩统带炮船兵勇，迅速顺流而下，直抵武汉，可以扼贼之吭。此举关系南北大局，甚为紧要。此时水陆进剿，专恃此军。该侍郎必能深悉紧急情形，兼程赴援”B16。
清军的无能让曾国藩震惊，他哀叹道：“陆路官兵溃散极多，水陆之师竟至全数溃散。唐树义B17业已殉难，船只、炮械尽为贼有。东南大局，真堪痛哭！”B18
曾国藩兵抵长沙，调集部队抗拒太平军。先是王鑫乔口获胜，接着储玫躬破敌于宁乡。太平军败退，曾国藩命令水陆大军乘胜追击。
胡林翼原本是奉吴文镕之命由贵州前来增援湖北的，听说吴文镕战殁，水路又被太平军阻断，进退难矩，被曾国藩留在了湖南。曾国藩把这件事与近日的胜利消息一起上奏给了咸丰帝。没想到，咸丰帝对区区小胜非但不感冒，而且很不满，仍然要求曾国藩“驰赴下游，迎头截剿”。
前有咸丰帝一道道“务须赶紧前进，勿稍延误”“何以退守”“迅速前进，无稍迟延”的谕令，后有烽烟四起的匪情，弄得曾国藩疲于奔命，穷于应付。最后，太平军退出岳州，曾国藩水陆大军随即开进。咸丰帝对曾国藩退守岳州更是火冒三丈，质问曾国藩为什么反退不攻。
曾国藩向咸丰帝解释了近况，言称现驻扎在岳州，“搜查湖汊余匪，就近剿办崇(阳)、通(城)股匪”，待上游肃清以后，即赴下游。这样做，“庶无彼此牵掣之患”B19。
理由倒是入情入理，冠冕堂皇，而实际上，曾国藩是想把自己的防御重点放在湖南，并借此休养生息，减少损失。
曾国藩的想法的确不错，但是老天爷不帮忙。
是月初五，曾国藩派战船搜查西湖馀匪，卫千总邹国彪遇到火袭，因烧伤而亡。初七，北风大作，停靠在岳州湖畔的战船、辎重船被漂沉了二十四艘，撞损数十艘，淹死的水勇和夫役不计其数。还未正式开战，一阵大风就差不多摧毁了刚刚有了点模样的水师。曾国藩欲哭无泪，痛心疾首。
曾国藩这边正为水师的损失直拍大腿，那边咸丰帝的上谕又到了，而且口气森严，好像给曾国藩上课一般。
原来，湖南巡抚骆秉章屡次接到咸丰帝命他筹兵援鄂的圣旨。骆秉章在一份内奏中说，湖南现在没有多少部队了……现在太平军窜犯湖南，因而湖北的形势比较和缓，准备等湖南进剿的事儿办完，我即刻向湖北派兵跟踪追击太平军。
咸丰帝显然对骆秉章的本位主义不满。朱批道：……湖北现在尚有很多太平军。曾国藩的炮船原来就是为了肃清江面的，现在道路不通，可以暂时留在湖南剿匪，但也不能专门等着湖南的事情完了再缓慢地北上。湖南的事情一旦稍有头绪，仍然应该迅速赶赴湖北才是。曾国藩一向深明大义，谅他不敢只顾桑梓，而置全局于不问。北重于南，安徽、湖北重于湖南，这是不能改变的格局。
曾国藩无故遭到咸丰帝一顿教训，只能暗中憋气又窝火，心里的苦闷自然无处诉说。
太平军对湖北大举进攻，武昌城岌岌可危。咸丰帝屡屡饬令曾国藩“驰赴下游”，救援武昌。咸丰帝近乎哀求般地说：“此时得力舟师，专恃曾国藩水上一军。倘涉迟滞，致令汉阳大股窜踞武昌，则江路更形阻隔。朕既以剿贼重任付之曾国藩，一切军情，不为遥制。”B20
咸丰帝虽然这么说，其实一天也没忘“遥制”曾国藩。但皇上是金口玉言，说什么是什么，作为臣子只有遵命的份儿，哪有拒绝“遥制”的胆量？
奉旨后，曾国藩忙命令水陆各营汇集岳州，待聚齐后东进。无奈天公不作美。竟然有四千水陆兵勇因大风而被阻滞在洞庭湖，无法按时赶到岳州。由于曾国藩已经派出一千八百人作为先头部队开赴平通，身边只剩下一千六百人，因突然遭到数万太平军的攻击而一败涂地。
同年三月初八，陆营王錱部推进至蒲交界的羊楼司，与太平军遭遇，其前锋受挫。心高气傲的王錱率大队随后赶到。太平军使出诈败之计，王錱不知其中有诈，在后穷追不舍。突然，太平军从四面杀来，令王錱难以抵挡，被打得溃不成军，狼狈地败退岳州城。初十一大早，太平军数千人马乘胜追来，直扑岳州城。此时，王錱所部已成惊弓之鸟，丧失了战斗力。驻扎在岳州城外的曾国葆、邹寿璋、扬名声等部皆因寡不敌众，纷纷败退城中。太平军趁势发起强大攻势，从三面把岳州城围得水泄不通。
初十日，得到信报的曾国藩，急忙调炮船奔赴岳州救援，救出城内的残兵败将后，败回长沙。
岳州兵败让曾国藩很上火，也很丢脸。想不到东征第一次大战就被太平军追着屁股打，弄得惨不忍睹。幸亏有了水师，否则的话不要说岳州城不保，就连败退至城里的湘勇主力也恐怕早就被连锅端了。
作为湘勇统帅，曾国藩不得不上奏咸丰帝陈诉岳州之战的过程，称遭此挫败后，“陆路既已失利，水军亦无固志。初七大风以后，各船损坏，力难应敌。诚恐轻于一掷，或将战船洋炮尽以资敌，则臣之罪戾尤重”B21，并道：“尚未出境，即有此挫，皆由臣调度乖方所致，深负鸿慈委任！惭憾忧郁莫可名言！”B22请旨交部治罪，甘愿承担兵败的全部责任。
曾国藩的主动退却，并没有赢得充分的喘息之机。尽管胡林翼、塔齐布打了几个胜仗，但总的危局并没有根本扭转，武昌以南的州县全部被太平军占领。随后，太平军直逼长沙。曾国藩急忙调集人马，拱卫长沙城。大战一触即发。
活不起就死
被太平军团团包围之际，曾国藩能想到的最好结局就是杀身成仁。
靖港市位于湖南省的东部，坐落在湘江下游西岸，距省城长沙约为三十公里的路程。因水运优势而闻名的靖港市，为三湘物资集散地，也是湖南最重要的米盐经销口岸之一，自古以来就是商贾云集，富庶繁华之所，素有“小汉口”之誉。
靖港市古名沩江。唐朝大将李靖平定江南后曾驻军于此，镇守湘江。因李靖战功卓著，治军严谨，很受百姓拥戴。李靖离开后，当地百姓为了纪念他，而将沩江更名为靖港。时隔二百多年后，又一位大将兵临此地。不过，他没有像李靖那样因治军严谨、战功卓著而被百姓广为传颂，却因深陷绝境、一败涂地而留名。这位大将，就是湘军统帅曾国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