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太平军众将中，有一个让曾国藩部恨得咬牙切齿的人物。正是这位，自清咸丰三年(1853年)起，围南昌，取九江，克广济，大败清军于田家镇，进而攻占蕲州、黄州，接连攻陷汉阳、汉口。清咸丰四年(1854年)二月，大败湖广总督吴文镕于黄州，连克汉阳、汉口。旋入湖南，接连夺取岳州、湘阴，打得曾国藩很没面子，使湘军威风扫地，没脸见人。这个人就是石祥祯。
石祥祯生于约公元1815年。广西贵县人，太平天国翼王石达开的从兄，较早参加太平军。石祥祯从参加太平军直到攻取天京为止，始终没有参与具体的军事活动。他的军事活动起始于清咸丰三年(1853年)。这一年，石祥祯奉命与太平天国北王韦昌辉的弟弟韦志俊一道领兵助攻江西南昌，从此开始其短暂而辉煌的军事生涯。
兵败岳州后，曾国藩退踞长沙，太平军随即跟进，继续采取攻势，给予长沙巨大的军事压力。曾国藩调整部署，力保长沙，使太平军一时难以攻取。于是，太平军也重新调整部署，决定由石祥祯扼守靖港，派太平天国春官又副丞相林绍章率主力袭扰宁乡，直取湘潭，截断湘军后路，以达到全歼长沙守敌之目的。林绍章部与湘军在宁乡展开激战，大败湘军，并于是月二十七日攻陷湘潭。为防止湘军来犯，太平军在湘潭城外“筑垒自固，于湘水上游掠民船数百号，竖立木城，以阻援师”B23。
危急关头，曾国藩急令塔齐布由陆路督军驰至湘潭，以减轻长沙的压力。
凭着以往与太平军作战的经验，塔齐布认为太平军惯用“以守为战，反客为主”的战法，如果不及时进剿，一旦太平军站稳脚跟，要想取胜就难了。于是，塔齐布于是月二十八日下午一时，突然向湘潭城发起攻击。与此同时，曾国藩派出二千六百多名援兵驰援湘潭。随后，曾国藩又派褚汝航率五个营的水师支援塔齐布。水陆并进，互相支援，形成了比较有利的态势。是月二十九日早晨五点钟，塔齐布等再次向湘潭城发动攻击。经过四昼夜激战，太平军渐渐失势，不得不乘船顺流而下，进行战略转移。
不料，在转移途中，太平军遭到湘军水师追击，损失较大，而在由陆路返回湘潭时又遇伏兵，损失数千人马，数百只战船，太平军最后败走湘潭。此役，太平军损失惨重。据《曾国藩年谱》载：“官军力战杀贼之多，实自此役始。”
接连兵败岳州、宁乡，使曾国藩抑郁于胸，不能释怀。现在湘潭的太平军遭受重创，曾国藩以为靖港的太平军一定会前来救援，正好可以“乘机攻剿”，直取太平军老巢。
曾国藩为自己“意欲同时并举”的想法而激动。冥冥之中，曾国藩似乎看到了复仇的希望并为此窃喜。而此时，曾国藩手里兵力并不足，外派的外派，阵亡的阵亡，遣散的遣散，有战斗力的只有陆勇两个营共千余人而已，曾国藩自知“难以得力”，但“事机所在，又不敢不急切图之”B24，曾国藩认为机不可失，时不再来，决定抓住这个机会冒险出击，夺回靖港市，使太平军首尾不能相顾。
清咸丰四年(1854年)四月初二，曾国藩亲率五个营的水师，计战船四十艘，陆勇八百人，杀气腾腾地直扑靖港市，扎营在靖港市上游二十里地白沙洲，“相机进剿”。至此，进军顺利，畅行无阻，曾国藩认为机遇难得，把握满满。
就在曾国藩为自己的英明决策沾沾自喜的时候，老天爷却给他戴一个眼罩。这一天的中午十一点，江面上突然西南风大作，水流迅急，战船顺风行驶到靖港却无论如何也停不下来，而且“更番迭击”，拥挤到一起。用曾国藩的话说“是日风太顺，水太溜；进战则疾驶如飞；退回则寸步难挽”B25。这一下，原来的优势转眼间就变成了劣势。
林绍章因奇袭宁乡、湘潭，带走了太平军的主力，只留下少量部队给石祯祥扼守靖港。因此，石祯祥不敢贸然出击，只能凭借城防阻击湘军。
见湘军扑来，石祯祥命令太平军居高临下，猛烈开炮，只打得湘军鬼哭狼嚎，抱头鼠窜。水勇们慌忙退守靖港市对岸的铜官渚。
石祯祥乘胜追击，指挥太平军乘坐二百多艘小划船，顺西风扑向湘军水师大营。湘军水勇慌忙开炮。可是由于炮位高而船位低，炮弹浪费不少却根本击不中。而炮船又因为“牵挽维艰”，当太平军杀进水师大营时，想跑都来不及，不是纵火自焚，就是被缴获。顷刻间，水师就损失了三分之一的战船和四分之一的炮械。
坐镇白沙洲的曾国藩闻讯，马上命令陆勇分三路扑向靖港市太平军大营，希望以围魏救赵之计，分散铜官渚太平军的注意力，以此减轻水师的压力。然而，陆勇一见水师失利，未战先怯，“虽小有斩获，旋即却退”B26。
兵败如山倒。尽管曾国藩等以杀人的办法督战，却无法遏止兵勇的溃逃。曾国藩在家书中痛心疾首地说：仅半顿饭的工夫，“陆勇奔溃，水勇亦纷纷奔窜。二千余人，竟至全数溃散，弃船炮而不顾，深可痛恨！”B27只有未出战的几艘战船略剩下一些火药、大炮，但水手全跑光了。“红船之水手仅存三人，馀船竟无一水手，实为第一可怪之事”B28。
难道这就是自己一手创建的湘军吗？难道这就是寄予了自己全部希望的湘军吗？
失魂落魄的曾国藩，不敢相信已经发生的这一切，他无法面对眼前的惨败。
从出山至今，究竟受过上自咸丰帝，下至地方官绅以及民间的多少欺辱、讥讽、鄙夷、诟骂，连曾国藩自己都说不清楚，但曾国藩都咬牙挺过来了。究其原因，不就是因为他手里尚有一支可恃的湘军吗？可就是这支素负厚望的湘军，在小小的靖港市竟然被太平军打得七零八落，溃不成军，数千人马瞬间作鸟兽散，使他这个统帅几乎成了光杆司令。
曾国藩痛定思痛，他实在是无法面对阴阳怪气、只知道催命的咸丰帝，无法面对家乡的父老，更无法面对跟着他出生入死，血染沙场的湘乡子弟。
曾国藩觉得自己无论如何也不能够活于世上。与其让人耻笑诟骂，倒不如一死了之。
活，既然活不起，那么死还死不起吗？
已经钻到牛角尖里的曾国藩无法排解心中的抑郁，他趁人不备，一头扎进了被鲜血染成了红色的滚滚湘江。
也是曾国藩命不该绝。
曾国藩的异常举动为属下所洞悉。就在曾国藩投水的一刹那，就被属下救起。曾国藩就此逃过一劫。
在曾国藩生前，他兵败自杀一事密不可闻。不仅他自己讳莫如深，他的那些部属也是绝口不提。
曾国藩倒是没有隐瞒自杀以赎的想法，只不过说的角度与实情存在差异。曾国藩在给咸丰帝的奏折上说：“清夜以思，负罪甚大！愧愤之余，但思以一死塞责。”B29这的确是曾国藩当时真实的心理写照。在奏折的后面，曾国藩没有提自己投水一节，而是笔锋一转说：“然使想效匹夫之小谅，置大局于不顾！又恐此军立归无有。我皇上所倚以为肃清江面之具者，一旦绝望。则臣身虽死，臣罪更大！是以忍耻偷生，一面俯首待罪；一面急图补救。”B30就这么一转，曾国藩提高了自己的思想境界——我死事小，影响皇上的战略决策、影响到国家的安危事大，所以还不能一死了之。既然不能一死了之，那就得承担战败之责。曾国藩从来就不吝啬承担责任。他上奏咸丰帝道：“孤愤有余，智略不足，仰累圣主知人之明！请旨将臣交部从重治罪，以示大公。并吁恳皇上天恩，特派大臣总统此军。臣非敢因时事万难，遂推诿而不复自任。未经赴部之先，仍当竭尽血诚，一力经理。”B31
靖港之败，使曾国藩苦心经营的湘军损失十分之七八，只剩下水师五个营计两千人，陆路两千人，实在是“太觉孤单”。面对惨败，苟且偷生的曾国藩心如死灰，落寞到了极点，慨叹自己“虚有讨贼之志，毫无用兵之才”，只能寄希望于尽快恢复元气，重整旗鼓。
曾国藩率领残兵败将退回长沙，因无颜进城，暂时驻扎在南城外高峰寺。曾国藩深陷苦痛之中，仍然不能自拔。
接连的惨败使湘军名誉尽失，威风扫地，成为市井之中被经常“诟辱”的对象，就是在那些不明真相的官绅之中也不乏“讥弹”之人，甚至有湖南的地方高官直接要上奏咸丰帝弹劾曾国藩，裁撤湘军。这些屈辱敌视和不公平，越发地加重了曾国藩本就抑郁不开的心思。赏罚不明，是非不分，只是一味地讥诮、诋毁，使曾国藩不胜悲叹，于是“公愤欲自裁者屡矣”B32——悲愤之下，曾国藩屡次想自杀。
就在曾国藩厌世之意决然之时，塔齐布所部传来捷报，不仅大破太平军，而且收复了湘潭，使濒死的曾国藩看到了一线生机。
看到湘军总算没有把脸全部丢尽，自己付出的心血没有白费，曾国藩这才多了几许活下去的勇气。
一无所有
皇上虽然恼怒，但草民一个的曾国藩实在是没有什么官职可撤了。
兵败靖港成为曾国藩人生的一个重大转折点。不仅湘军损兵折将，损失大半，而且曾国藩本人也遭到朝野诟辱，十几年京官所积累起来的良好形象荡然无存，尤其是咸丰帝对曾国藩的看法和印象更是一落千丈，对曾国藩自请治罪的折子竟然给了“此奏太不明白，岂已昏聩耶？”的朱批，局面到了几乎无法收拾的地步。对曾国藩的最终处理意见也拿出来了，“著加恩免其治罪，即行革职”。历经十四年苦熬甘休才得来的“卿二”之位，转眼间便烟消云散，没了踪迹，曾国藩变成了一个老百姓。但是，此次兵败并不都是坏事，也有意外的斩获。首先是咸丰帝革了那个“从未带兵出省，迭次奏报军务，仅止列衔会奏”“似守株无能，实属大负委任”的湖南提督鲍起豹。其次，咸丰帝给予湘军一个最大也是最重要的赏赐，那就是把鲍起豹所留下的提督之位，交给了由曾国藩力荐的那个骁勇善战的塔齐布暂行署理。塔齐布一跃而成为统辖湖南水陆各营的最高军事长官。
治罪也好，免职也罢，这些对胸怀大志的曾国藩都无所谓，他没有闲工夫去计较这些小事、俗事，他说：“吾惟尽一分心作一日事，至于成败，则不能复计较矣。”B33他更看重的是在这次兵败中暴露出来的问题，要积极分析、总结、汲取惨败的经验教训。
首先，湘军纪律废弛，形同虚设。主要表现：一是战败脱逃，把开小差当成家常便饭。团练湘勇的最早组织者之一朱孙诒，在岳州战败后就逃了回来，在宁乡战败时，更是“逃奔数次”。当官的尚且如此，兵勇们便自然效仿，都把保命当做第一要务。有时一个营就有几十个人开小差，最多时竟达上百人之众。清咸丰四年(1854年)三月二十八日，湘军各营逃跑者共计三四百人。曾国藩无奈地说“不待初二靖江战败，而后有其一溃也”B34。二是掠夺成性，甚至抢劫军用物资。如果要是打了胜仗，那么劫掠就越加疯狂。劫掠者一旦得手便“登岸逃归”，“听战船漂流河中，丢失货物”B35。三是弄虚作假。彭玉麟给水手发放功牌。为了得到功牌，“水手见忽有顶戴，遂自言并册上姓名全是假的”B36。而更可恨的是，在应招之时就胡乱捏造姓名，开空头支票，为的就是将来开小差后，官方“不能执册以相索”B37。曾国藩怒骂：“湘勇之丧心昧良，已可概见。”B38就是把这样的散兵游勇重新招回来，“则断难得力”。不仅兵勇作假，就连王錱这样的湘军头领也难免俗。比如把“杀残贼三十人，遂报假胜仗，言杀贼数百人”B39，此种行径，不能不令曾国藩“深恶之”。
其次是水勇的质量不高。前文说过，湘人没有见过水师，甚至不知水师为何物，所以应募者寥寥。被逼无奈，曾国藩只好把那些水手船工招募至麾下，匆匆编成一军。正所谓物以稀为贵。能招来就不错了，根本没有考虑质量的余地。以这样的水勇应战，其结果是可想而知的。
再次是训练严重不足。水师从组建到出征，训练时间不到一个月。陆勇虽然接受过一定的训练，但却没有任何实战经验。一遇到挫折便惊慌失措，没有应对之策，甚至未战先溃。曾国藩没有埋怨兵勇不用命，而是说这些兵勇“亦须随同久战之兵接仗一二乃可期得力”——跟随那些有经验的士兵一起，参加一二回实战才可能有效果。
兵败使曾国藩猛醒。他体会到，作为一名统帅，除了打仗勇猛外，天文地理、治军练兵、战略机谋缺一不可。这些血的教训和经验是曾国藩用生命换取的，极其宝贵。在曾国藩日后的军事生涯中，这次经验教训发挥了不可或缺的作用，对培养造就一支战无不胜的、名满天下的湘军更是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东南的危局并未扭转，曾国藩虽然被革了职，可咸丰帝要他“仍赶紧督勇剿贼，带罪自效”，其军事生涯并没有就此完结的迹象。要想继续走下去，不把湘军练好是断无出路的。
摸了一回阎王爷鼻子的曾国藩痛定思痛，下决心要好好整治让人失望至极的湘军。
曾国藩从兵勇的招募、完善指挥系统、加强装备、建立和完善赏罚机制等方面入手，展开大规模的整军活动。
经过为期两个多月的长沙整军，湘军不仅渐渐地恢复了元气，同时还壮大了不少实力。
曾国藩对整军的效果还是满意的。他心里头始终憋着一股劲，无时无刻不在等待复仇时机的到来，他不仅要让咸丰帝，让那些站着说话不腰痛的朝野官绅，见识见识曾国藩到底是何许人也，更要重创太平军，“以雪挫败之耻，而赎迟延之罪”B40。
咸丰帝对曾国藩仍然是火火的，基本上不给他好脸色看。朱批上也尽是刻薄尖酸的语言。比如“此奏太不明白，岂以昏愦耶？”“调度无方，实难辞咎”“曾国藩以在籍绅士，若专顾湖南，不为通筹全局之计，平日所以自许者安在？”等。咸丰帝这些寡情薄义之语，等于在曾国藩那颗早已破碎的心上再撒上了一把盐。
既有皇上的悻怒，还有官绅的讥弹，又有市井小人的诟辱，作为败军之将，曾国藩自然无话可说无言以辩，只是感到“人心之坏，又处处使人寒心”处境十分艰难，日子很不好过。曾国藩的二弟曾国潢见他“诸事不顺，为人欺侮，愈加愤激，肝火上炎，不免时时恼怒，盛气向人”B41。而“事事被人欺侮，故人得而玩易之也”B42。曾国藩此语中满是无奈与凄楚。
咸丰帝让失败搞怕了。他深知曾国藩手里剩下的这四千人马“兵力太单”，仅凭这点力量是不可能东进的。所以，咸丰帝一方面饬谕曾国藩添修战船，重新招募水勇，赶紧解决湖南问题，然后驰援武汉。另一方面破例准许曾国藩遇有军情时可以“单衔奏事”，同时没忘叮嘱曾国藩“尤应谋定后战，务期确有把握，万不可徒事孟浪，再致挫失”B43。那么，咸丰帝如何变得体恤下属、充满了人情味呢？原因就在于能在长江上与太平军放手一搏的，只有曾国藩这一支水师。如果曾国藩一败再败，那么后果不堪设想。
就在曾国藩忙于操练水师、加强军备之时，已经退出湖南的太平军卷土重来，南路很快就先后“陷华容、踞岳州，分扰洞庭之西湖”，攻取龙阳、常德。接着，北路又以雷霆之势，溯汉水而上，占领德安、随州，致使“江汉城邑，大半残破”。太平军的攻势并没有到此结束，继续经过宜都、枝江，由太平口南进入洞庭湖，与西湖的太平军会师，然后攻取澧州、安乡。
骤变的形势，让咸丰帝惊恐万状，恼怒异常。他一方面将丢了随州的“署总督事”的将军台涌革职查办，尤其是把败走武昌的湖北学政青麟就地正法。另一方面急令曾国藩发兵，以解武昌之围。
好在曾国藩已经准备得差不多了，船厂修造的战船已经完工；广东总兵陈辉龙也已经赶到了长沙，新添造了两艘浅水拖罟；李孟群所招募的千余名广西水勇也会聚长沙，与曾国藩的所招募的水勇共同操练，不分昼夜。
清咸丰四年(1854年)六月十三日，曾国藩率二万水陆大军，再次踏上征程。水陆方面，曾国藩命褚汝航率四个营的水师顺流直下。陆路方面，以塔齐布为中路，驻营新墙；以胡林翼为西路，直取常德；以江忠淑、林恩源为东路，出平江，逼近崇阳、通州。
一是曾国藩整军见效在前，二有太平军给曾国藩面子在后。随着湘军迫近，太平军竟然主动放弃了常德、澧州，退守岳州，使曾国藩兵不血刃就获得了首胜，得以来了一个“不战而屈人之兵”的开门红。
是月二十二日，塔齐布攻占新墙，进逼岳州。同月底，褚汝航的水师夺取了南津港，太平军连夜撤退。
七月初一，塔齐布等攻占岳州。太平军虽一度反攻但未果。至此，湖南境内已经没有太平军的身影了。
接到曾国藩的奏报后，咸丰帝长出了一口气，朱批道：“览奏稍慰朕怀。”B44
仅仅解决了湖南的问题是满足不了咸丰帝的心愿的，他关心的重点是湖北是武汉。所以，他饬令曾国藩“乘此声威，迅速东下，力捣武汉贼巢，以冀荡平群丑”B45。
湘军水师继续扩大战果。继攻破岳州后，又两败太平军于道林矶、城陵矶。是月十五日，湘军统帅曾国藩抵达岳州城。检看初战成果后，曾国藩深感欣慰。可就在曾国藩面露喜色、心怀愉悦的当口，老天爷却又给湘军下了一个绊子。
曾国藩抵达岳州的时候，遭受湘军打击的太平军并没有溃散，而是收缩据守在城陵矶下游一带。同时，屯聚在汉口的数千艘战船倾巢出动，逆流而上，浩浩荡荡的船队绵延数十里。得知太平军来犯，总兵陈辉龙马上请战，急欲亲率四百余名广东水师出战。这个建议没有得到曾国藩的批准，曾国藩劝他少安毋躁，“缓其行”。曾国藩的理由是：大军刚至岳州，一路鞍马劳顿，此刻不宜出战，“必须相机渐行”。塔齐布支持曾国藩的意见。不料求战心切的陈辉龙也自有一番道理。他说，自从四月下旬来到湖南，因为船、炮没有备齐无法出战，而白白耗费两三个月的饷银。出征以来，又因为风向的原因耽搁日久，心里“胶着难名，急思杀敌自效”B46。眼下，我们的水陆大军应当先扼守城陵矶，以巩固湖南西川的门户。如果现在我们不赶紧乘胜进剿，让太平军占据了这个地方，那么对我们的进剿来说就会越来越困难。
陈辉龙的意见不无道理，而且得到了褚汝航、夏銮等人的支持，他们也纷纷请求与陈辉龙同时出战。这就让曾国藩难办了。若论水战，经营水师四十年的陈辉龙“老成练达”，是眼下这些人的先辈，拥有绝对的权威和地位。曾国藩在直觉上就相信他“必能相机而行”。而褚汝航等将领又均为“屡胜之将”，“每论战守皆合机宜”，曾国藩认为他们“当不至于贻误”，所以也就没有再阻止。
尽管陈辉龙、褚汝航等人言之凿凿，振振有词，曾国藩不能否认他们的建议，但还是心有余悸，函告他们：“下游水急，进易退难。知遇南风，不必开仗。且沿江港汊虑有埋伏。获胜后，仍勿穷追。”B47陈辉龙对曾国藩的提醒“深以为然”，并请塔齐布派陆勇策应。
是月十六日上午辰时，即七点钟至九点钟期间，“时风色尚平静”，陈辉龙亲率战船前行出征，褚汝航、夏銮随后跟进。彭玉麟、杨载福也拨出战船声援。行至城陵矶，陈辉龙正好与逆流而来的太平军遭遇，双方遂展开激战。陈辉龙首先得手，枪炮齐发，“轰毙贼匪数十名，烧毁贼船数只”，逼迫太平军后撤。见太平军不支，游击沙镇邦以为得计，便趁势急追。此时，陈辉龙见南风越来越大，便插旗收兵，但沙镇邦已经远离了主力，收撤不及。因怕沙镇邦有失，陈辉龙只好督船队继续前进，接应沙镇邦。由于拖罟的船身太沉太大，“胶浅于漩涡激流之中”，寸步难行，陷入一片混乱。见此状，早已埋伏于湖港之中的太平军立即蜂拥而出，两路包抄。这时，又有数百太平军在岸上“护纤夹攻”。方寸大乱的广东水师和广西的战船急忙“奔往救护”，但为时已晚。强劲的南风把这些前来救护的战船“横吹而下，互相拥挤，枪炮难施”。太平军的战船从四面包围上来，湘军陷入重围，不能进退，除了被杀死的以外，其余的都跳水逃生。而那位“急思杀贼自效”的陈辉龙和立功心切的沙镇邦均当即阵亡。随后跟进的褚汝航、夏銮等一看陈辉龙身陷重围，便“义不独生”，急忙前来救援，但终因数量上处于劣势而力不能支。最后，褚汝航、夏銮均因伤落水殉难。负责在陆路策应的陆勇却“因隔港不能飞跃”，干着急而使不上劲，无从救援，眼看水师惨败。是役，湘军损失惨重。陈辉龙一营船炮尽失；褚汝航、夏銮的两个营损失快蟹四艘，舢板六条；营官李孟群一营损失快蟹四艘，波山艇一条，长龙两艘，舢板四条。而只负声援之责的彭玉麟、杨载福部没有受到任何损失。
刚刚有些起色的湘军遭此大败，作为统帅的曾国藩自然难辞其咎。在“伤心陨涕”之时，不得不向咸丰帝请罪。
曾国藩虽为湘军统帅，但早已无官无职，身份就是一个普通老百姓，已经没有什么可撤可免的了。事已至此，咸丰帝又能如何？只是批评曾国藩“不能详细调度”而已，“仍责令督饬水师将弁奋力攻剿，断不可因一挫之后，遂观望不前。”B48
注释：
① 王定安：《湘军记》。
②④⑧B11B12B13B16B20B23B32B43B44B45B48 《曾国藩全集·年谱》。
③⑤ 《曾国藩全集·奏稿》：清咸丰三年六月十二日之《保参将塔齐布千总诸殿元折》。
⑥⑦ 《曾国藩全集·奏稿》：清咸丰三年六月十二日之《拿匪正法并现在帮办防堵折》。
⑨ 广东商船，清代多用于作战。
B10 《曾国藩全集·奏稿》：清咸丰三年十月二十四日之《暂缓赴鄂并请筹备战船折》。
B14 《曾国藩全集·文集》：《讨粤匪檄》。
B15 《曾国藩全集·奏稿》：清咸丰四年二月初二日之《报东征启程日期折》。
B17 唐树义(1793~1855)，字子方，江西遵义人。时任湖北按察使。
B18 《曾国藩全集·奏稿》：清咸丰四年二月二十五日之《请派大员办捐济饷折》。
B19 《曾国藩全集·奏稿》：清咸丰四年三月初五日之《贼踪退出南省现驻岳州折》。
B21B22 《曾国藩全集·奏稿》：清咸丰四年三月二十日之《岳州战败自请治罪折》。
B24B26 《曾国藩全集·奏稿》：清咸丰四年四月十二日之《会奏湘潭靖港水陆胜负情形折》。
B25B29B30B31 《曾国藩全集·奏稿》：清咸丰四年四月十二日之《靖港败溃自请治罪折》。
B27B28 《曾国藩全集·家书》：清咸丰四年四月初四日之谕诸弟。
B34B35B36B37B38B39B41《曾国藩全集·家书》：清咸丰四年四月二十日午刻之谕诸弟。
B40 《曾国藩全集·奏稿》：清咸丰四年五月初八日之《恭谢天恩折》。
B42 《曾国藩全集·家书》：清咸丰四年五月初一日之谕诸弟。
B46B47 《曾国藩全集·奏稿》：清咸丰四年七月二十一日之《水师失利陆军获胜折》。
7 渗血的心
只剩下“较劲”一法
曾国藩自认无功而拒绝奖掖，皇上应该知道是怎么回事。
赌徒的一般心理是不认输、不服输、得寸进尺、贪得无厌。这次输了，就把翻本的希望寄托于下一次；这一次赢了，希望下一次赢得更多。与太平军作战，曾国藩所抱的完全就是这种赌徒心理。
总的来说，曾国藩此次出马倒也算顺遂。发兵伊始，水陆大军并举，接连摧营拔寨，攻城略地，直打得太平军节节败退，不仅令咸丰帝“稍慰”，也让曾国藩本人有些飘飘然。然而城陵矶一战，湘军损兵折将，遭受重创，使曾国藩顿时恼怒异常而又无话可说，刚刚放下的心又提溜了起来。看来，在瞬息万变的战场上是没有什么定数可言的，一切只能靠老天爷，靠运气，靠命。
城陵矶一战使湘军水师迭遭重创，曾国藩只能把赌注压在了陆营身上。好在塔齐布没有让曾国藩彻底失望。
继是月十六日水师失利后，塔齐布奉命亲率陆营于二十一日黎明出兵进剿。
有勇有谋的塔齐布没有像陈辉龙等人那样浮躁，而是精心部署，稳步推进。塔齐布首先命令诸殿元、刘士宜部从中路进攻，周凤山、彭三元等部分左右两路抄截，而命罗泽南部埋伏在要地，作为接应。
部署完毕，塔齐布率大军向城陵矶挺进。即将抵达城陵矶时，远远地就发现了太平军构筑的防御土城。诸殿元部率先发起突然袭击，向土城中投掷火罐引起大火，烧毁了太平军大量营垒帐篷，然后扑了进去。睡梦中的太平军猝不及防，不得已败退下去，诸殿元部随后紧追。就在诸殿元孤军追击之时，突然从湖汊中杀出二三千名太平军，一下子就包围了诸殿元部。兵勇一见被包围便慌忙退却，诸殿元、刘士宜拼死抵抗，无奈势单力孤，寡不敌众，双双战死。
塔齐布接到诸殿元等危急的讯息后，马上率部救援，与太平军短兵相接。随后，湘军“突出横截”，逐渐控制住了局面。中路败退的湘军反戈一击，重新杀了回来，终于击溃了太平军，反败为胜。
遭受挫折的太平军没有气馁，而是由湖北派出了一万九千余名的精锐部队，于是月二十五日下午三点多钟，向湘军陆营发起攻击，并很快占据高桥，距离罗泽南的大营仅十里，距凤凰山大营十四里。湘军不敢怠慢，“彻夜巡防”。二十六日早上五点多钟，太平军率先向湘军营盘发动进攻，占领了九塘岭，烧毁了了望楼。罗泽南率部反击，逼迫太平军退出阵地。罗泽南趁势追击，杀奔高桥。太平军驻扎在东岭的部队杀出接应，被李续宾部击溃，太平军“遂狂窜”。在杀向九塘岭的同时，太平军派出一万多精锐，兵分十路扑向湘军凤凰岭大营。塔齐布命令分兵迎击。塔齐布亲自督战，率部由中路发起猛烈地反击，遭到太平军“抵死抗拒”，直至旗手牺牲，“贼阵始乱”。此时，周凤山、彭三元部抄截成功，使太平军暂时处于劣势。这时，由九塘岭追击而来的罗泽南也赶到了，三军会合，终于击溃了太平军的第一次进攻。
九塘岭、凤凰山获得胜利后，曾国藩并没有高枕无忧，而是调集部队，充实力量，准备与太平军决战。
是月二十八日，塔齐布命令陆营向高桥的太平军营垒发起攻击，命罗泽南进攻左路，周凤山进攻右路，塔齐布自己则坐镇中路先行。在接近高桥时，遭到太平军猛烈的炮火袭击，而且大股太平军陆续杀来。奉命在南侧攻击的罗泽南部包抄了太平军的后路，奋力占领了高桥的制高点。见后路被截，太平军立即撤退。这时，在北侧攻击的周凤山也率部杀到。塔齐布恐中太平军埋伏，遂命令停止攻击，只让兵勇摇旗呐喊，引诱太平军出战。太平军不知是计，果然杀了回来，遭到湘军的前后夹击，再次溃败。这一仗，直杀得昏天黑地，血流成河。曾国藩事后上奏咸丰帝说：“自辰至午，三扑三溃，力不能支，贼始全退归巢。”①
湘军与太平军的最后的决战，爆发在这个月的二十九日。
这一天，太平军兵分几路扑向湘军。塔齐布亲自督战中路，迎击太平军的正面进攻。周凤山部抵御太平军三千多人在右路发动的进攻。双方的战斗很快就进入胶着状态。湘军尽管有救兵驰援，但终难抵抗大批太平军的猛攻，周凤山只好与塔齐布合兵一处拼死抵抗。在左路进攻的太平军秘密潜至山顶，力图占据制高点，遭到事先潜伏在那里的罗泽南部突击。随着湘军各路兵马趱到，太平军被分割包围，在损失五百多人和大量装备后退却。
在陆营血拼太平军的同时，曾国藩密令水师分左右进击，并派一路为策应，突袭城陵矶太平军水师。太平军水师没有防备，只能被动挨打，遭受重创。此役，太平军共伤亡近千人，被烧毁战船二十余艘，被夺去大小船只六十余艘，以及大量武器装备。
对于水师的胜利，曾国藩不无得意地说：“故水战仅三时，而毙贼近千。陆战血战六时之久，而毙贼不过五六百，然功则极大。”②
经数次大战，太平军锐气受到重挫。曾国藩认为“岳州应可保无虞”③了。
接到曾国藩《岳州水陆官军四获胜仗折》后，咸丰帝没有像曾国藩那样乐观，他被一次次的惨败早弄得没了信心，任凭曾国藩说得再天花乱坠也难遂其心愿。尽管咸丰帝表扬曾国藩“既未尝遇败而怯”，更要求他“定不致乘胜而骄”，提醒他“总宜于妥速之中，持以慎重，则楚省贼踪，渐可扫荡”④。还是要曾国藩稳稳当当地办事，别来个骄兵必败，无法收拾。
接到这样的上谕，曾国藩的郁闷是可想而知的，就是破口大骂咸丰帝一通也不为过。
好在湘军很给曾国藩增光，继续在军事上对太平军保持全胜的战绩。同年闰七月初二，塔齐布攻破太平军十三座营垒，残杀太平军将士二千余人；杨载福水师用火攻的方式尽毁太平军的战船，并乘胜追击，扫平了沿长江的太平军营垒，穷追二百余里至湖北境内的嘉鱼县。至此，曾国藩终于可以大出一口气了，因为湖南战局已稳，他终于可以督师杀出湖南了。
战功卓著的曾国藩很谦虚，在上奏了获胜的战况后，没有忘记忽悠咸丰帝几句，并给他戴上了一顶英明决策的高帽。曾国藩说：“然臣等仍当慎之又慎，步步为营。谨遵屡次训谕，谋安后战，不敢轻于一掷。”⑤
曾国藩的意思很明白，强调湘军虽然获得巨大的胜利，但却不敢得意忘形，而是牢记皇上的教训，谨慎从事，步步为营，从而把功劳记在了咸丰帝的头上。
有了功劳归领导，有了错误归自己——这既是客套，也是策略，更是经验。
湖南局势向好，咸丰帝必须认可曾国藩的努力。就连骆秉章都承认，因为有了曾国藩的水师才有了今天的湘潭、岳州大捷。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再对曾国藩的功绩熟视无睹的话，那就是没人味，更难服人了。所以，咸丰帝除了嘉许曾国藩“办理甚合机宜”外，还赏给曾国藩一个三品顶戴，令其继续统领水陆官军直捣武汉。
曾国藩第一次戴三品的顶戴花翎，还是清道光二十六年的事儿，那时曾国藩仅仅三十六岁，距今已经八年了。面对久违的配有蓝宝石和蓝色明玻璃的顶戴、九蟒五爪的蟒袍和孔雀补服，曾国藩的心情应该是很复杂很难言的。
难道这就是人生吗？从一个堂堂二品大员，到在籍侍郎；从团练大臣，到被革职严议的“裸官”，在短短的不足一年的时间里，曾国藩经历了无法想象的大起大落，感受到了人间的冷暖，这其中的悲欢惆怅，苦辣酸甜，是用任何语言都无法描述的，而区区三品顶戴又怎么能偿付自己所付出的这一切呢？
曾国藩对此嗤之以鼻，他想要的远远不止是个三品而是更大，只是不好明言罢了。距离那一天，不过还需要等待一个恰当的时机，一个无法漠视的事实而已。
正在湘军肃清了湖南境内的太平军后准备驰援武汉之际，大批太平军已向武汉杀来，仅崇阳一处就聚集了二万多名太平军，从而崇阳成为蒲圻、咸宁等地依靠的大本营。
军情紧急，曾国藩率领湘军挥戈北进，杀进湖北境内。曾国藩与塔齐布分路进剿。曾国藩这一路，由他亲督水师搜缴濒江的太平军船只，进而扼守湖北军事要冲金口。太平军几欲夺取金口，但屡次发起攻击均未奏效。塔齐布这一路主攻崇阳，接连冲破太平军的防线，于是月二十六日，攻取羊楼司，太平军遭致溃败。塔齐布乘胜一直追到崇阳城下。八月初四，塔齐布收复崇阳。初九，塔齐布继续追击太平军至咸宁，并一举攻克之。与此同时，湖北将军官文所派遣的五千人马与曾国藩会师于金口。然后水陆并进，击败驻扎在沌口的太平军。至此，曾国藩出湖南不足一个月，湘军屡战屡胜，创下赫赫声威。但咸丰帝仍嫌不足，提醒曾国藩“由此声威，岂可自馁！惟利在速战，莫待两下相持”⑥。
接到咸丰帝这样的上谕，曾国藩真是气不打一处来。做事再一再二，不能再三再四，没完没了。打了胜仗不仅不嘉许，反而越加地催命，这简直就不拿他曾国藩和湘军当人待。
曾国藩的愤怒是可想而知的，但并没有什么反击的手段，想来想去只剩下“较劲”一法，便一怒之下，给咸丰帝上了一个折子，要和那个不顾人死活的咸丰帝掰扯掰扯，让他也闹闹心。
曾国藩说，我见识少而又才疏学浅，实在是过错多而功劳少。去年回家丁忧，奉旨帮办团练，本来就不应该出山。时值武昌失守，我不忍心置身事外，这才同意出山帮办团练……去年，我奉命救援湖北、安徽，肃清长江江面。我深知此事艰难责任重大，不是我所能胜任的，只是因为东南几个省大局“糜烂”，凡是作为臣子的无论有职无职，有才无才，都应该“毕力竭诚，图补救于万一”⑦。所以，我“自忘其愚陋，日夜焦思”⑧，希望能收到哪怕是一尺一寸的成效。然而，我守制没有结束，我的内心常常对神明有负疚之感。虽然我治军几个月，但始终腰里系着孝带穿戴着素服素帽，一切都如同在家守制一般，对于“夺情视事，此心终难自安”⑨。月前岳州取得大捷，都是塔齐布和罗泽南、杨载福等人的功劳，我则毫无功劳胜绩可言。受到皇上的奖掖，只是增加了我的惭愧和惶恐。眼下崇阳已经克复，陆营由蒲圻、咸宁北趋，即日就可以两面夹击，“疾捣武汉”，仰仗着皇上的天威，嗣后湖南一军或者可以继续克复城池，再立功绩，但无论皇上再给予“何项褒荣，何项议叙”，我一律不敢接受。叩请皇上体谅我的“愚忱”，使我这个在家守制之人，与在任者有一个明显的区别，不能得到一样的“希荣”。这是朝廷教孝的传统，而在大的方面更是皇上成全了我。倘若得到皇上的训斥教诲，事情办理得有所起色，江面上逐渐廓清，我一定据实奏明，回籍继续守制，“补行心丧”，以达到作为人子的“至情”，实现我最初的志愿。出山而讨伐太平军，回籍则守制，“公私两尽，名义无亏”⑩。
对于曾国藩这道充满酸腐味道的奏折，咸丰帝想必是又好气又好笑，就因为自己是在籍守制人员，竟然连皇上的奖掖、朝廷的恩赏都不要了，而且还说这样做是为了维护朝纲的尊严，使在籍者与在任者有一个明显的区别，这个曾国藩究竟想干什么？这分明就是对三品顶戴的蔑视，是正话反说，是隐喻的反抗。
咸丰帝也没客气，抬笔就给曾国藩批了几行字，字里行间满是连讽刺带打击。
咸丰帝说，你断不必这样固执。你能为了国家而放弃小家，鞠躬尽瘁，正可以告慰你亡故亲人的志愿。尽孝之道，没有比这个更大的了。犒赏褒奖，这是国家的制度要求，绝对不能因为你的请求而稍有不同。你的隐情初衷我知道了，天下人也没有不知道的。
咸丰帝言外之意就是告诫曾国藩，你就消停点，别显摆了，是夺情还是批准你守制，这都得以国家的大局为重，不是由你说了算的。
曾国藩在心里继续与咸丰帝较劲，只不过这一回没有体现在笔墨上，而是在心里——他要在拿下武昌城后再看咸丰帝怎么说。
拿豆包不当干粮
想不到，堂堂的一国之君，竟然会拿巡抚一职“逗”曾国藩。
攻取武昌城的计划，终于摆上了曾国藩的议事日程。
继曾国藩率水师抵达金口后，湘军陆营也随后进驻札纸坊，这两处大营皆距武昌城仅六十里的路程，从客观上看业已形成对武昌的包围态势。清咸丰四年(1854年)八月十七日，曾国藩在金口，与湘军大将塔齐布、罗泽南等会合，共同筹划攻取武昌的大计。
武昌，古称沙羡、江夏、郢城等。位于湖北省东南部，长江下游南岸。始建于公元1800多年前的战国时期。三国时的吴主孙权在此修建军事要塞，始现城市雏形。明洪武四年，即公元1371年，武昌城扩建并奠定城市规模。明嘉靖十四年，即公元1535年重修。古武昌县为现在的湖北省武汉市的江夏区。古武昌城为现在的湖北省鄂州市。现在的武昌地区，包括武汉市的武昌区和青山区、洪山区各一部分。
由于武昌地理位置险要，战略意义重大，湘军欲直捣金陵，必先夺取武昌。从太平军的角度而言也是如此，所以对双方来说都是势在必得。
据探查，固守在武汉的太平军约有二万之众。自沌口以下，沿江东西两岸布满了太平军的营垒，防御甚严。仅以花园的防御为例。花园外濒长江，内枕青林湖。太平军在这里建立了三座大营，挖掘了一条长约三里，宽二丈的防御深沟，把长江之水一直引到青林湖内。在防御沟内构建了防御用的木城，用砂土填实，中间设有炮眼。防御沟外密植二尺高的木桩子，相互用钉子链连接在一起。而在木桩子外面又密布竹签子，用荆棘伪装起来。在木城之内还设有砖城，内濠也层层相连，环环相扣，用曾国藩的话说“其坚固几与金川之石碉相等”B11。内设百余尊大炮，面向长江可以阻止湘军水师的进攻，朝南可以阻止湘军陆营的进攻。而西岸的蛤蟆矶的坚固程度与花园一般无二。太平军的水师就停泊在东西两营之下，水陆互相支援。
根据这种情况，经过再三斟酌，曾国藩等初步拟定了进攻武昌的“沿江三路齐下之策”：一是走古驿路，即由油坊岭至洪山；二是走新驿路，即由湖堤至达板桥；三是走沿江路，即由金口至花园。同时，也拟定了攻取汉阳的进军路线。按照曾国藩的设想，“必以水师和无剿江面，使武汉之贼消息隔断，陆路则先攻武昌后攻汉阳”B12。
大计已定后，曾国藩命塔齐布“暂住纸坊总要之区”，派罗泽南由金口向花园发起攻击，得手后由古驿路进攻洪山。命鄂军在长江西岸沿江发起攻击。商湖广总督杨霈攻击汉阳的后背，“以期诸军会合”，一举拿下武昌城。
根据与太平军频繁作战得来的经验，曾国藩对太平军的战法已经颇为熟络。太平军守城之法与众不同，他们不是据守在城垛子上而是守在险工要段；其精锐部队不是聚集在城里，而是驻扎在城外，往往是扼据险要筑起屏障堡垒，坚不可摧。为此，曾国藩采取对策，于八月二十一日，首先命令塔齐布所部从油坊岭出发，扼守住洪山“总汇之区”。命令罗泽南向虎踞在长江东岸花园的太平军发起攻击。命令以鄂军为主力的另一路向长江西岸的蛤蟆矶太平军发起攻击，而精锐的水师则顺长江中路直下，迫使太平军两岸不能相顾。
水师是此次战斗的主力，担负着截断太平军两岸联系的重任。然而，面对太平军严密的防御，曾国藩很为难，因为蛤蟆矶的防御能力很强，堪与花园相比肩，“贼船泊守两营之下，水陆依护”B13易守难攻。然而，蛤蟆矶是一个拦路虎，“此关不破，则各路均无可施手也”B14。经与李孟群等反复研究决定，把水师各营分成前后两个班，派前一个班从长江中流飞驰而下，冲过盐关，直抵鹦鹉洲，偷袭太平军背部。果然，太平军没有想到湘军会突然出现在自己的身后，便急忙掉转船头回师补救。湘军趁机分两翼自下抄绕而上。后一个班同时冲下，太平军独力难支纷纷跳水逃跑。以逸待劳的杨载福趁势放起了大火。顷刻间，驻扎在盐关的太平军二百多艘船只被“焚毁尽矣”。东岸花园的太平军水师见西岸已败便无心恋战，纷纷跳水逃命。湘军全力攻击仍然在顽强抵抗的太平军，把缴获的太平军战船全部烧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