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泽南部兵分三路，向固守在花园的太平军陆营同时发动攻击，很快突破了太平军的防线，纵火烧毁了太平军的大营。与此同时，奉命进攻西岸蛤蟆矶的部队也得了手。此役，太平军损失惨重。湘军仅以伤亡十七人的代价，就摧毁了太平军沿江分布的九座大营，焚毁船只五百余艘，直接毙伤、生擒太平军两千多人，而被烧溺者尚不在此列。“贼众逾墙四窜，窜出江者，被炮轰击；窜入湖者，被……伏兵围剿，尸横遍野。两岸焚营之火，与江中三百余船之火，烟焰相合，天为之赤”B15；“日已西坠……纵火大烧贼舟又数十号，叫杀之声，与该逆号哭之声相杂，江水为沸。忽延烧其火药大船，霹雳一声，众船皆飞，贼尸有自半空落下者……”B16
从曾国藩的这些记述中，我们不难看出当时战场上的惨烈——在被烧红了天地之间，炮火声、哭嚎声、爆炸声、喊杀声相互交织，不绝于耳，恰似人间地狱。
是夜收兵后，曾国藩并没有就此罢手，而是派出小股水师骚扰太平军，使其彻夜不得休息。翌日再战，曾国藩仍然是三路进击。李孟群一路攻烧鲇鱼套太平军之余船，得手后迅速西渡，进攻汉阳朝宗门土城。杨载福一路直下塘角。第三路直攻汉口两城。此役，湘军又大获全胜。曾国藩不无得意地上奏咸丰帝：“自有此两日大战，省河上下无一贼船；武汉城外无一贼营。”B17
在这种情况下，曾国藩分析太平军绝对没有再困守孤城的道理了，用不了几天，太平军就会弃城而逃。果不其然，就在八月二十四日，湘军准备进攻武昌城之际，城内的太平军除留数百人“在西南城摇旗呐喊，故作坚守之状”外，其余人马则于四更从东北门弃城而去。汉阳的太平军也如法炮制。湘军按计划攻城。湘军水师及东路陆营炮击汉阳、望山等城门，同时派遣小部队从僻静处“攀堞而登”，打开城门，湘军冲进武昌城。围攻西岸汉阳的湘军，从南门“梯绳而入”，并在西门外湖堤设伏截剿大批溃逃的太平军。到中午时分，武昌、汉阳两座城池均被湘军克复。塔齐布一路在武昌东北洪山一带四处设伏，截断太平军陆路撤退的必经之路。太平军不知湘军会突然杀到，前临大敌，后濒危城，左边是梁子湖，右隔阳孙湖，完全陷入了绝境。太平军欲置死地而后生，拼死突围。无奈寡不敌众，遭遇灭顶之灾。但见“红巾浮波，须臾即没。湖汊浅处，贼尸塞满。后至者践尸而逃；行至中流，亦皆漂溺”B18。
三天内三战三捷，湘军取得重大军事胜利，连克武昌、汉阳两座重镇。
“惟三日之内，焚舟千余，蹋尽坚垒；每次纵火，辄遇顺风。杀贼数千，而官军伤亡不满二百人”B19。而水陆各营或弥补或策应，皆配合默契，“事机之顺，处处凑泊”。本来以为的恶战、大战，竟然如此迅速地获得了胜利。面对如此辉煌的战绩，就连曾国藩本人都不太敢相信，他只能说这是“仗我皇上威福，天心笃祜；不特非臣等筹谋所能到，亦并非臣等梦想所敢期也”B20。
打仗并非人人用命，而请功者却大有人在，甚至是急不可耐。
就在曾国藩等浴血沙场之时，驻军在汉阳以北的湖广总督杨霈急急忙忙地给咸丰帝上了一道奏折，想抢了克复武昌的第一功。但因为他不了解战局的实情，只能上奏个大概情形。这一次咸丰帝倒是明察秋毫，没理杨霈那一套，而是专等曾国藩的奏报。
四天后，曾国藩《官军水陆大捷武汉两城同日克复折》终于传递到京师。读完曾国藩的奏报，咸丰帝终于露出了笑模样，表示“感慰实深！”，同时也承认“获此大胜，殊非意料所及”。一高兴，咸丰帝不仅夸奖曾国藩“运筹决策，甚合机宜”，而且赏给曾国藩二品顶戴，署理湖北巡抚，并加恩赏戴花翎。
咸丰帝的这次恩赏，甚合曾国藩脾益。督抚之职，正是曾国藩梦寐以求而又无法明说的。现在，咸丰帝终于睁开了眼，曾国藩美梦成真了。这距上一次升属广东督抚，已经过去了整整七年的时间。
面对巡抚一职，一向看重名节的曾国藩自然喜不自禁，但他已经屡次向咸丰帝表白过，作为在籍守制之人，概不接受任何褒荣、议叙，恐怕世人说他墨绖出山就是为了谋求高位。在同年九月十三日的家书中，曾国藩对弟弟们说得很直白。他说：“兄意母丧未除，断不敢受官职。若一经受职，则二年来苦心孤诣，似全为博取高官美职，何以对吾母于地下？何以对宗族乡党？方寸之地，何以自安？是以决计具摺辞谢，想诸弟亦以为然也。”B21
曾国藩在表白了一番后，给自己留了一个活口。那就是他要辞谢，“但未知圣意果能俯从否？”
“人之好名，谁不如我？”——一向把名节看得很重的曾国藩不想给世人留下一个“似专为一己希荣徼功之地”的话把。所以，曾国藩于写完家书的当日，给咸丰帝上了一道《谢恩仍辞属鄂抚折》，把跟弟弟们说过的话又向咸丰帝说了一遍。史上普遍认为，曾国藩此番辞谢，仅仅就是做一个姿态而已，并非真心。从曾国藩的心理分析看，他认为自己这一回的功劳要比收复岳州大得多，简直是不可同日而语。上一次非但辞谢未果，反而遭到咸丰帝一通训饬。那么这一回，曾国藩仍寄希望于咸丰帝能像上一次那样批评自己“殊不必如此固执”，“酬庸褒绩，国家政令所在，断不能因汝请，稍有参差”。但这一次曾国藩失算了，咸丰帝竟然真的收回了成命，说他未卜先知地料定曾国藩一定不肯受职，想到曾国藩还要整师东下，署理巡抚一职也就是一个空名，所以已经降旨，同意曾国藩不用署理湖北巡抚了，赏给了一个空头的兵部侍郎虚衔。
事情到此还没完。
因为曾国藩的辞谢折子上没有属上“巡抚”的官衔，所以又遭到咸丰帝一顿狗屁呲，说他：“好名之过尚小，违旨之罪甚大！着严行申饬！”B22
这真是没有打着狐狸，却惹了一身的骚。
身上硝烟还未散尽的曾国藩拼死拼活，到头来刚刚到手的巡抚实职还没捂热就又飞了，充其量算混了个官复原职，而这一切竟然因“朕料汝必辞”，所以没等曾国藩辞谢的折子到达京师，咸丰帝就已经把巡抚一职给了别人。能证明这个说法的是《曾国藩年谱》中的记述：“公前奉上谕‘曾国藩虽系署任巡抚，而剿贼之事重于地方’等因。是摺未奏到时，奉上谕：‘曾国藩着赏给兵部侍郎衔，办理军务，毋庸署理湖北巡抚。陶恩培著补授湖北巡抚。未到任以前，著杨霈兼属。’”
聪明反被聪明误。此次失算让曾国藩尴尬至极，忧愤至极。这一次，咸丰帝既没有了规劝，更没有强调“国家政令所在”，反倒理所当然地收回了成命，还逼得曾国藩不得不违心地感谢咸丰帝“圣慈垂念，体恤周详”，使自己得以“内不亏于名义，外得效乎驰驱”。但曾国藩也没忘了给咸丰帝扔下两句反话正说的硬词儿，比如“乃前折尚未赉到”就被“免其署理巡抚之任”B23——说明你咸丰帝出尔反尔，言而无信；“凡私衷不敢上达之隐，无一念不在洞鉴之中，感激涕零！莫可言喻。”B24——是我啥都没说，你就能知道我的心思，真让我无话可说。
咸丰帝此举，在曾国藩和一切人看来简直就是开涮，简直就是拿曾国藩当猴耍，简直就是拿豆包不当干粮。自此，曾国藩不仅对咸丰帝有了深刻的认识，更对清廷对汉官的猜忌和不信任有了切身的感受。
“吾惟忍辱包羞，屈心抑志，以求军事之万有一济……吾实不愿久居宦场，自取烦恼……”B25。
到了这步田地，曾国藩还能说什么呢？
委屈徐图
曾国藩终于可以挺挺腰杆了，这份好心情可来之不易呀。
实事求是地说，曾国藩希图巡抚实职并非完全出于私心，在很大程度上是现实的需要。前文分析过，没有督抚实职，曾国藩手中也就没有调动其他部队、查问官员、协调部队与地方的权力和资格。既然无职无权，自然而然就没有人把曾国藩当作一回事儿，因此也就不能受到各方的尊重和配合。从帮办团练至今，曾国藩饱受掣肘之苦，很多时候只能是有苦难言，无处述说。但现在一切又都落空了，除了头顶一个兵部侍郎的虚衔和自己手里的湘军外，曾国藩仍然是两手攥空拳，该得到的利益没得到，该享有的权力没到手，而不该干的活儿却一样没少。
就在曾国藩忧愤难平之时，咸丰帝又开始催命了，在曾国藩尚未愈合的伤口上又撒上了一把盐。
咸丰帝说：“曾国藩既无地方之责，即可专力进剿。但必须统筹全局，毋令逆贼南北纷窜，方为妥善。并随时知照江、皖各抚及托明阿、向荣等四路兜击，以期直捣金陵。固不可迁延观望，坐失事机；亦不可锐进贪功，致有贻误。谅曾国藩等必能兼权熟计，迅奏朕功也。”B26
接到这样的上谕，曾国藩要是没有被气死的话，那就是因为他真的胸怀广大，修行到家了。
先说这个“既无地方之责”。怎么没有了“地方之责”？是曾国藩没有能力兼属地方吗？那还不是因为你咸丰帝出尔反尔、自食其言造成的吗？
再说那个“统筹全局”。在东南战场上，也不是只有曾国藩的团练湘勇在作战，各地督抚大员、钦差、八旗、绿营比比皆是，为什么不让那些被皇上重用而又信得过王公大臣去“统筹全局”，而偏偏让一个无职无权的曾国藩独挑大梁呢？最可气的就是那句“随时知照”。曾国藩以什么身份去“知照”各督抚、托明阿、向荣等？督抚是一省的最高行政长官，托明阿是堂堂的江宁将军，而向荣则是湖北提督，是受咸丰帝委派专办军务的钦差大臣。明眼人看得清楚，就凭曾国藩一个空头的兵部侍郎是根本“知照”不了这些地方官僚的。咸丰帝此举就是要把曾国藩放在火上烤，是典型的既让马儿跑又不让马吃草的欺侮行为。
事已至此，说什么也没多大意义。与其靠别人恩赏，不如靠自己去争取。
曾国藩忍气吞声，仍然按照既定战略，分中、南、北三路并举，实施东进计划。
在中路，曾国藩命杨载福统带水师顺流而下，仍然作为全军的先行，曾国藩自己则与李孟群随后跟进；南路，塔齐布的陆营于是月十三日拔营进剿大冶。罗泽南部进剿兴国州；北路，副都统魁玉、总兵杨昌泗于是月十七日拔营。
同月十九日，杨载福在蕲州城下大破太平军。二十一日，塔齐布克复大冶县城，罗泽南克复兴国州城。同日，曾国藩抵达黄州。
曾国藩到达黄州后办的第一件事，就是前往自己当年的座师、湖广总督吴文镕殉难地祭奠，并亲作祭文。史载“词甚哀厉”。同月二十七日，曾国藩进驻道士洑，上奏咸丰帝水师克复蕲州，陆营克复兴国、大冶获胜的情况，并报告自己下一步将攻打太平军“坚垒抗拒”、铁索横江的田家镇。同时更没忘记替吴文镕申冤，在盛赞吴文镕“忠勤忧国，殉难甚烈”B27的同时，严参了那个欺上瞒下、挟私枉奏、见死不救、倾轧同属、贪生怕死的崇纶。曾国藩怒不可遏地大声疾呼：“身为封疆大臣，无论在官去官，死难是其本分。即不死，亦不妨明言，何必倒填月日，讳其城破逃生之罪？劾人则虽死而犹诬之，处已则苟活而故讳之，岂非无耻之尤者哉？”B28曾国藩最后下结论道：“臣自入湖北境内以来，目击疮痍，博访舆论，莫不归罪于崇纶。”B29
咸丰帝对东南的局势似乎看出了点门道，身在前线，事权不一，令出多门，很难整合有生力量以发挥最大功效，尤其是在攻取蕲州的战斗中，因北路陆营没能及时赶到而未能克复该城一事，使咸丰帝感到军事指挥问题是一件大事，为江山社稷计，事权专一的事不能再耽误下去了。
咸丰帝当机立断，饬谕：“曾国藩经朕畀以剿贼重任，事权不可不专，自桂明(绿营提督)以下文武各员，均归节制，倘有不遵调遣，或迁延畏葸贻误时机者，即著该侍郎专衔参奏，以肃戎行。”B30在赋予曾国藩指挥权的同时，对曾国藩奏保的人员也一律准保。其中，胡林翼调湖北按察使，杨载福补湖南常德协副将，罗泽南授浙江宁绍台道，从而为发挥湘的战斗力创造了比较好的客观环境。
该得到的得了，该保的也恩准了。咸丰帝的这个举动，着实让曾国藩心里幸福了不少。
什么叫幸福？幸福就是你的欲望能够及时得到满足。
得到幸福的曾国藩及其部属，就像被注射了兴奋剂，信心满满地把精力投入到一场即将到来的恶战之中。
湘军夺取兴国、大冶后，太平军被迫转移，从长江下游转进至长江北岸，在距蕲州四十里的田家镇挖濠埋栅，构筑防御工事；在长江上用木簰截断江面，并安装两道相距十余丈的粗大铁索，横亘南北。而在铁索之下，排列着数十条小船，配以枪炮掩护，以阻止湘军水师进犯；派数千太平军进驻蕲州城，据险固守；而在临江的一面，修筑堡垒安置大炮，威慑江面。
根据太平军的防御设置和去年田家镇失守的教训，曾国藩认为要破田家镇，一定要先夺取南岸这个必争之地。而南岸的半壁山和富池口两个要隘，为太平军重兵把守。曾国藩上奏咸丰帝，决定避开田家镇的正面，集中力量攻打其对岸的半壁山和富池口，夺取其险关要隘，斩断横江铁索，为水师突进创造条件，然后回过头来再打田家镇。
然而，半壁山并不好打，其防御能力比田家镇毫不逊色。曾国藩在给咸丰帝的奏折中曾这样描写半壁山的险峻：“见该处孤峰峻峙，俯瞰大江，与田镇诸山相雄长。上札大营一座，小营四座；挖沟深丈余，阔三四丈不等；引内湖之水环灌之，沟内竖立炮台、木栅；沟外密钉竹签、木桩；其坚固与前次花园贼垒相埒，而地险过之。”B31
清咸丰四年(1854年)九月二十八日，塔齐布所部自兴国开至富池口；罗泽南部进扎半壁山。同年十月初一一大早，罗泽南、普承尧、李续宾等率领二千七百兵勇，分成前后两个梯队扑向半壁山。抵近距半壁山二三里之遥的马岭坳，罗泽南等登高眺望，观察地形，不想被太平军发现。罗泽南等还没来得及扎下大营，数千太平军就掩杀过来。驻守在田家镇的太平军发现对岸有情况，忙派出数千人渡江助战，而藏匿在民房中的太平军也纷纷杀出。在半壁山至马岭坳之间，仅有两条勉强可以通行的窄窄堤坝，而堤坝下便是纷错的湖汊。双方就在这两条堤坝上展开了激战。任凭罗泽南所部拼死厮杀，但太平军上下配合，直杀得湘军只有招架之功而没有还手之力。太平军越杀越多，而且炮火猛烈，双方处于胶着状态，直到李续宾的后续部队赶到才扭转了战局，太平军被迫退却。见来了援兵，湘军将士士气大振，“乘胜直逼”，杀得太平军大败。
进逼蕲州的湘军水师本没有开战的想法，但因为一件偶然的事件却引发了一场大战。
本月二十九日早，营官白人虎等驾十余艘战船往下游巡哨。因为风平浪静，顺风顺水，战船很快抵近蕲州城。蕲州的太平军发现湘军来犯，遂派出一百多艘船只包围上来，湘军在损失了两艘战船后撤退。太平军乘胜追击，“遂乘东风大作，饱帆来追，凡尾追十余里，乘势上犯”B32，直逼水师大营。
太平军来袭大出湘军意料。左营彭玉麟、右营杨载礼“亲往救应”。中营也马上派出快蟹、长龙等大船参加战斗，“逆风开枪，排轰而下”。哨官任星元、李升元、鲍超等则顺着江南岸偷偷潜行，冲到蕲州城下的钓鱼台，截住太平军的去路，“然后逆击而上”。太平军原本是乘风追击，进易退难，被湘军包围在中间水域。
见湘军上下包抄上来，太平军只好纷纷弃船登岸。从上游杀来的湘军水师开炮轰击登岸的太平军，而任星元、李升元、鲍超等则纵火焚烧停泊在钓鱼台的太平军战船。在太平军水师出动之际，另有千余人太平军沿岸逆上，与湘军陆勇杀得难解难分。后来，湘军在援兵和水师的援助下才勉强击溃太平军。
这一仗，湘军先挫后胜，共烧毁太平军战船八十余艘，俘获大小船只四十六艘，巨炮六十三尊，而湘军也受到一定的损失，营官白人虎、前任江西巡检石炽岩、浙江监生徐国本等战死，其他兵勇也有不同程度的伤亡。
水陆接战，湘军虽然均获得了胜利，但并不顺利，既没有取得战略上的主动权，更距实现夺取半壁山、田家镇的战略目标相去甚远。
曾国藩无奈地上奏咸丰帝道：“伏查该逆自武汉败窜，即全数防守田家镇，盖以南岸之大冶兴国，北岸之蕲州广济，向为众贼之渊薮，而田镇与半壁山又实为天然之关隘。故上游之贼并萃于此。复自下游江皖纠集满发老贼，来此拚拒，阻我东下之师。现在铁索尚牢击江心，两岸众贼尚近四万；计日内必须大战数次。臣等谋定后发，断不敢稍涉疏虞。”B33在随后给咸丰帝的谢恩折中，曾国藩“慷慨誓师，枕戈待旦，拯生民于水火，纾宵旰之忧勤……”B34。面对曾国藩的信誓旦旦，咸丰帝只冷冰冰地赏了三个字：知道了。
尽管前有咸丰帝催命，后有太平军据守，但在曾国藩看来这些都是外部因素，要坚决打下半壁山、田家镇的内因是他自己需要这个战绩。他要用一场在别人看来不可能取得的胜利，来证明自己的存在与价值，让那些瞎了眼的朝野官绅，也包括咸丰帝在内，好好认识认识曾国藩到底是何许人也。
同年十月初八，曾国藩命水师攻打蕲州，逼迫太平军退守田家镇南岸，北岸的铁索被湘军砍断。杨载福、彭玉麟的水师攻断江中的铁索，乘东南风“舟师飞浆而下，至邬穴纵火焚贼舟”。太平军伤亡万人，四千五百多艘船只被焚毁殆尽，致使“田家镇北岸之贼大溃，毁营而遁”。曾国藩上奏咸丰帝报告战况，并第一次理直气壮地要求咸丰帝命令军械处把江南、江北两座大营现在的情况和红单船停泊在什么地方随时禀告，以便自己掌握全局。
十月十四日，据守蕲州的太平军弃城，湘军水师随后追击，直至九江城下。在水师频频得手之际，塔齐布的陆营也攻占了南岸的富池口，并与罗泽南部率师渡江北进。二十一日，曾国藩驾临田家镇。
湘军继续不断扩大战果，接连克复莲花桥、广济，大败太平军水师于九江城外。进入十一月，湘军又陆续大败太平军于双城驿、复新桥，克复黄梅县城。曾国藩一扫积郁，心情大好，一下子就奏保水陆两军员弁表演三百四十人，向咸丰帝“开单请奖”。
湘军这支民兵部队纵横长江上下，接连拔城摧寨，屡战屡胜，成为稳定东南、唯一可以与太平军相抗衡的官军，同时也彻底验证了平日里那些骄横跋扈的八旗兵、绿营兵的孱弱无能。这使咸丰帝不得不对曾国藩另眼相看，也不得不赋予曾国藩更多的权力。比如，咸丰帝饬谕，包括湖广总督杨霈、江西臬司恽光宸、总兵赵如胜等在内的一干地方大员，悉归曾国藩节制。而曾国藩奏保、调人、查办官员、添置装备等要求，无一例外地都能得到咸丰帝的批准。
清咸丰四年(1854年)十一月二十五日，“览奏之馀，实堪嘉慰”的咸丰帝，“优奖”劳苦功高的曾国藩，不仅赏穿黄马褂，还颁赐狐皮黄马褂一件，四喜扳指一个，白玉巴图鲁翎管一个，小刀一把，火镰一个，福字一幅，大小荷包三对，以示恩宠。
皇上认可，将士用命，这让曾国藩很满意，心情很不错。从表面上看，曾国藩似乎已经一扫积久的愤懑，从此走出了人生的低谷，终于可以扬眉吐气了，恐怕就连曾国藩自己都不得不这样认为。
阴沟里也能翻大船
太平军齐声呼喊要捉拿“曾妖头”。为了保全名节，曾国藩只能选择投水。
湘军连战连捷，成了太平军的克星，俨然是一支攻无不克战无不胜的常胜之师。在眼下的大清国，能够血拼太平军、独撑危局的也只有曾国藩的这支湘军了。一旦曾国藩这副小身板挺不住了，那么大清的东南半壁也就塌了。作为湘军最高统帅的曾国藩看得明白，作为大清国最高统治者的咸丰帝更是心知肚明，一清二楚。如何能让曾国藩不遗余力地为维护大清出力，是现在最让咸丰帝动脑筋的事儿，也是当前确保大清东南半壁江山的第一要务。
要承认，咸丰帝的确为此没少费心思，这主要表现在和曾国藩说话、办事与从前迥异的姿态上。因为他深知，时逢国家危亡之际，乱世之秋，只要曾国藩能保住大清的江山，他就是活菩萨、亲祖宗。要达到这个目的，单靠皇权的淫威已经不管什么用了，必须放低身段，好话相送、好脸相迎，靠哄、靠怀柔来笼络人心。这是咸丰帝现在对曾国藩对湘军唯一能够采取的方式方法。
虽然军情险恶，责任重于泰山，但曾国藩却很享受这种沉甸甸的感觉。身负重任，肩担风雨，家国系于一身，这不就是古人倡导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最高境界吗？在当今的大清国，什么王公大臣、文武百官，谁有资格、有能力敢站出来振臂一呼，说自己能够“治国平天下”，挽江山于既倒，扭转危急的乾坤？除了曾国藩一人之外，一个也没有！什么叫大丈夫？这就叫大丈夫！什么是大丈夫所为？这就是大丈夫所为！
时年四十五岁的曾国藩眯起三角眼，手捋长髯，踱着迟重的方步，感觉颇为良好，觉得自己并不壮硕的身体越来越厚重，并不挺拔的身躯越来越伟岸，原本不为皇上看好的模样也越发地俊朗起来，作为湘军的灵魂，也越来越像一个伟大的统帅。曾国藩突然有了一种类似神明般的感觉。
知足者常乐，这正是曾国藩异于他人的地方，也是他高于他人的地方。凡事不可太满、太过，“钱不可使尽，势不可用尽”是曾国藩一贯的信条。曾国藩对自己的弟弟们说：“现在但愿官阶不再进，虚名不再张，常褒此以无咎，即是持身守家之道。”B35然而，不管这是曾国藩的真心也好，假说也罢，他现在已经没有能力左右自己的人生轨迹了。激变的历史境遇，已经把曾国藩无可选择地推上了风口浪尖，使他失去了一切自我选择、决断的可能。他只能唯圣命是从，唯江山社稷是从，唯东南半壁的局势是从。比如，曾国藩并不想在克复武汉后立即东进，但咸丰帝天天催命，不允许他“迁延观望，坐失事机”；曾国藩认为湘军虽屡胜，但并没有伤及太平军的根本，尚不具备把太平军逐出长江、直捣金陵的把握。但任凭曾国藩这么说，咸丰帝就是固执己见，饬令曾国藩继续东进，早克金陵。如此等等，不一而足。
在与湘军的正面作战中，太平军屡遭挫败，几乎没有胜绩，但太平军并没有因此而退缩，而是千方百计寻找一切战机打击湘军。
清咸丰四年(1854年)十一月二十日夜，就在湘军为自田家镇渡至江北后连续获得的五次胜仗而欢欣鼓舞之时，太平军从江西上游的湖口小河内放出一百多艘装满了干柴、桐油、松脂、火药的火船，顺风而下，直冲湘军水师大营。驻扎在两岸的湘军见状不妙，则赶紧边施放火箭、火球，边呐喊助威，但没有起到什么明显的作用，火船仍冲入湘军水师营中，颇扰乱湘军军心。尽管太平军的这次骚扰没有取得多大实效，但也让曾国藩和湘军大为惊悸，惊出了一身冷汗，好久才缓过神儿来。
湘军横扫湖南、湖北两省后，挥师杀进江西。在连续攻克田家镇、蕲州等军事要塞后，曾国藩以为，就凭这个势头，“满拟九江不日而下”，“不料逆贼坚守，屡攻不克”。原来，太平军自败走田家镇后，悉数退踞九江、湖口两座城池。为了抵抗湘军来袭，太平军“浚濠坚垒，结木簰于湖口城下，以阻官军入湖之路，而别筑石于梅家洲，水陆相倚”B36。
湘军进攻心切，在屡攻九江城不克后，转而进攻梅家洲，结果也是无果而终。连续的失利对骄横的湘军产生了影响。曾国藩认为“士卒力战于枪炮雨下之中，死伤甚众。盖陆路锐师，倏变为钝兵矣”B37。情况的确如此，不断地厮杀、鏖战，难免没有死伤，加之屡战不克，久而久之，什么样的部队都会被拖垮。
太平军“负固坚守，殊属凶悍”，湘军接连损兵折将，“屡攻不克”。被失败吓怕了的咸丰帝不觉有些心虚，他告诫曾国藩和塔齐布，要他们“相机筹画，不可稍有孟浪，致误事机”。然而，尽管曾国藩等很用心、很小心，但接连的胜绩已使湘军骄愎渐生，似乎没把太平军放在眼里。自此，曾国藩的又一个噩梦开始了。
为最终攻取湖口创造条件，清咸丰四年(1854年)十一月二十六日、十二月初一日，曾国藩命塔齐布、胡林翼向浔城发起攻击。
浔城北枕大江，东北、西南、西面均为湖、塘，东南为连绵的大山，为易守难攻的天然要隘。加之防御严密，很难攻克。塔齐布、罗泽南等向设有木城的浔城西门发动首次攻击，就遭到太平军的顽强抵抗，杀了个三进三退，终为奏效。十二月初一，湘军改变策略，变一路主攻为四面合攻。塔齐布主攻西门，罗泽南主攻东门，胡林翼主攻南门，另派副将王国才率七百水勇从北侧登陆，攻击九华门。此役仍然不顺利。先是进攻西门的塔齐布部，因“地险而路曲”，以及太平军的顽强抵抗而严重受阻。不得已，在付出伤亡一百多人的代价后收兵。胡林翼、罗泽南等也“因城上枪炮、木石交施，屡次抢登，不能得手”，也伤亡了一百多人后罢兵。至此，两日浔城血战，以湘军损兵折将而告结束。
经过总结分析，曾国藩认为此役失败的根本原因主要是两个。一个是因为浔城的太平军“穷寇死守”，湘军尽管人人用命，前赴后继，但始终没有占据过上风。二是由于湘军“攻具未备”。打攻坚战，没有配套的足够的攻城装备简直是不可想象的。那么为什么在准备不充分的情况下就匆匆发动进攻呢？原因很简单，就是因为接连取得的胜利，使湘军将士的头脑发热，不自觉地飘飘然了，没有把太平军放在眼里，产生了轻敌、骄愎的思想。但眼下战事紧迫，没有时间来研究思想问题，当务之急是千方百计地尽快拿下湖口，扭转被动的局面。经过研究决定，湘军必须改变进攻的策略和主攻方向，绕开太平军固守的浔城，派胡林翼、罗泽南等先拿下湖口对岸的梅州太平军大营。调王国才及参将恒泰等由小池口渡江，与胡林翼的南军会合。
让曾国藩等没有料到的是太平军也及时地调整了战略战术，还没等湘军采取行动，太平军就来了一个先下手为强，主动向湘军发起进攻。
因没有及时跟进，恒泰部仍然驻扎在原处，形成了孤营。太平军在探得这个消息后，于初六日凌晨三点多钟，派出两千多人对恒泰所部发动了突然袭击。恒泰部拼死抵抗，才免遭灭顶之灾。初七日，四五千太平军又分兵几路扑向王国才大营。就在“贼势愈重”、王国才“势将难支”的危急时刻，塔齐布及时赶来驰援。同时，曾国藩命战船向岸上的太平军开炮，在水陆夹击之下，才使湘军没有受到更大的损失。
初六日，胡林翼、罗泽南等抵达距梅家州八里之遥的盔山，伺机发动攻击。
梅家洲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其尾部为鄱阳湖的拦湖嘴，也是江西内河出口的西岸。其首部便深入到鄱阳湖内，是内、外湖的必经枢纽。鉴于梅家洲如此重要，太平军派名将、冬官正丞相罗大纲率重兵驻守在这里。而太平天国翼王石达开就驻扎在梅家洲东岸的湖口县，准备时刻驰援梅家洲。
为阻止湘军的进犯，太平军在此修筑了坚固的防御体系，“于口内札大木簰一座，小木簰一座；东岸县外，厚筑土城，多安炮位；两岸立木城二座，高与城等；炮眼三层，周围密排；营外木桩、竹签广布十余丈；掘濠数重，内安地雷；上用大木横斜搭架，钉铁蒺藜其上”B38。梅家洲如此严密的防守，几乎就是一座无法摧毁的堡垒，就连曾国藩都认为，梅家洲的防御设置“较之武昌、田镇更为严密”。
太平军拼死也要守住梅家洲，而曾国藩必须要拿下梅家洲。同年十二月初六，刚刚在盔山扎下大营的胡林翼、罗泽南所部派兵出击。一场血拼在所难免。
胡林翼攻击梅家洲东路，罗泽南攻击梅家洲中路，李续宾等攻击梅家洲西路。湘军攻得猛，太平军守得牢，战斗从一开始就陷入了胶着。经过苦战，湘军终因太平军“负固不出，凭墙施放枪炮，子如骤雨”和梅家洲地势险要而功败垂成。
初七日，湘军准备再次对梅家洲发起攻击。不料，太平军主动出击，派出六七千人分三路来袭。两路隐蔽在梅家洲的柳树林里，一路从江边绕过盔山，进攻湘军的左腋。驻扎在大姑塘的太平军派出四千人攻击盔山的后背。这些部署的目的就是为了诱使湘军进攻梅家洲，而姑塘的太平军则乘机截断湘军的后路。
湘军采取了集中力量攻其一部的战略，首先击溃了后背的太平军。“洲上三路之贼，因见山后贼败，不敢前进”。湘军最终化解了这次危机。
在陆营血拼太平军之时，驻扎在湖口的水师正因无计可施而懊恼。原来，湖内道狭窄，太平军又札了一道数十丈长木簰横亘在江心，木簰的旁边设置炮船，木簰外面设有铁索、篾缆、“层层固护”，彭玉麟等“百计攻之，终不能冲入牌内”。初六日，听说陆营发起了攻击，彭玉麟等“即出队夹攻”，配合陆营的行动。这一仗直打得昏天黑地，惊心动魄，尤其是太平军将士誓死不投降，与堡垒共存亡的精神，令湘军胆寒。是日，双方血拼四个小时，湘军水师终于攻破了太平军的防御木簰。
水师攻破太平军木簰卡、陆营在梅家洲获胜后，湘军士气高涨，骄愎膨胀，欲乘太平军新败，趁机攻下梅家洲太平军大营。胡林翼、罗泽南和彭玉麟等率水陆大军，于初十日，联合发起攻击未果。十二日，陆营继续发动攻击，但因太平军“炮多垒坚，卒不能破”而无功而返。而水师却似乎得手，不仅冲入卡内，而且还焚烧了太平军八十余艘战船、民船，“自湖口至姑塘四十里，贼船肃清矣”。
初战得手，湘军水师不禁忘形。营官萧捷三等急功近利，想一鼓作气肃清“鄱湖以内”，遂率领一百二十余艘长龙、舢板等“轻便之舟，勇锐之士”，“扬帆内驶，日暮不归”，深入内湖，一直追至大姑塘以上。见湘军水师杀进内湖，太平军遂于湖口重新“设卡筑垒增栅，以断其后”。等湘军水师想回撤时已经来不及了。
曾国藩闻讯后大惊。要知道，攻入内湖的那百十条舢板、两千多精锐兵勇，几乎是水师的全部机动部队。从现在的观点来看，如果说那些快蟹、长龙等大船是航空母舰、战略舰的话，那么舢板、小划就是其巡洋舰、驱逐舰、护卫舰、鱼雷艇。如果那些机动性差、掉转不灵，且自身的护卫能力又比较差的快蟹、长龙，一旦失去舢板等附属船只的护卫，就等于失去了脉络、血液和保护伞。曾国藩判断，太平军一旦获悉这个情报，一定会派船来袭。那样的话，水师危在旦夕。果不其然，太平军“以小艇乘夜来袭”。
是夜三更，太平军又派出三四十艘小划，冲入湘军水师老营。屯扎在两岸的太平军边施放火箭、喷筒，边“呼声震天”。而湘军水师皆因“小船未归”，那些快蟹、长龙只能挺着挨打，“无以御之”，结果被太平军一下子就烧毁了大小战船几十艘。突变之下，猝不及防的湘军水勇阵脚大乱，纷纷升帆驾船逃命，以求自保，就连彭玉麟、李孟群的命令也没人听了。等到天明时分，能逃出来的水师兵勇溃退回九江大营。曾国藩闻讯后“不胜愤懑”已极。因为尽管损失不算太大，但精锐的机动部队深陷内湖，“业被贼卡隔绝”，湖外所剩下的“多笨重船只，运槕不灵。如鸟去翼，如虫去足，实觉无以自立”。如果面对这样的情况都能做到安之若素的话，那曾国藩简直就不是人而是神了。
湘军被迫撤离湖口后，整个形势发生了逆转，变得不可收拾。聚集在九江城外湖口的太平军抓住战机，化被动为主动，分成若干股渡江作战。虎踞在小池口的安徽太平军则逆流而上，攻入湖北境内。主动与被动的转换，几乎就在一瞬间。方才还信心满满的曾国藩，现在则不得不改变部署，应对太平军的进攻。他急忙派周凤山的陆营渡江驰援，进攻小池口太平军营垒，企图以围魏救赵之计，减轻湖北的压力。结果是周凤山大败而归。
水师陷在内湖难以自保，陆营又受挫，曾国藩坐不住了。他急忙调胡林翼、罗泽南回剿九江，在确保大营无虞的同时，增强对九江城的军事压力。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
是月二十五日夜三更时分，太平军数十艘小船“乘月黑迷漫”，分别从浔城和小池口出发，突袭湘军水师大营。一时间，太平军“火弹、喷筒，百枝齐发”，湘军水师防备不及，顿时就乱成了一锅粥，“各哨慌乱，挂帆上驶”，曾国藩亲自督阵，下令不许开船。无奈“江阔船多”，说什么都没有用了。曾国藩一露面便暴露了身份，太平军闻讯迅速包围了曾国藩的坐船，齐声呼喊要捉拿“曾妖头”。情急之下，曾国藩选择了投水自杀，幸被部属救起，仓皇逃到罗泽南营中才算脱险。
太平军的这一次突袭，使骄愎的湘军损兵折将，遭致惨败，也令曾国藩的威风扫地，颜面尽失。他不仅将咸丰帝赏赐给他的那些扳指、翎管、小刀、火镰等物品，连同书籍、地图、上谕、奏章、家书、二年以来的信件、部照、实收、功牌、账目一起全都丢了，而且自己还险些命丧黄泉，狼狈至极。曾国藩越想越窝囊，越想越没脸，干脆“欲策马赴敌以死”，被罗泽南、刘公蓉等“力止之”。
曾国藩上奏咸丰帝：“伏查水师，自岳州以来，屡获大捷。武汉田镇，声威尤震。自湖口，若战经月，破簰焚船，费尽气力，贼舟所存无几。讵意各营，长龙、三板过于勇鸷，冲入内河，竟夜不归。而外江老营，两次为该逆所偷袭，实堪愤恨！”B39责备自己“调度无方”，请求咸丰帝将自己交部严议。
对于此时的曾国藩，咸丰帝想哄还来不及，哪还能斥责严议？他安慰曾国藩“偶有小挫，尚与大局无损”，对曾国藩“自请严议之处”，“著加恩宽勉”。
事情虽然过去了，但湖口兵败却成了曾国藩揪心之痛，抱惭之耻，终生难以忘怀。
内外交困
太平军大兵压境，而老同年又徇私掣肘，曾国藩的日子很难过。
曾国藩的噩梦，并没有因兵败湖口而宣告结束。
太平军不给曾国藩以喘息之机，从安徽调来的大股太平军如过江之鲤，纷至沓来。曾国藩忙命悍将塔齐布、罗泽南率部渡江截击，结果是寸功未立，“挫败而还”。
形势在进一步恶化。太平军兵分两路发起新一轮的攻势。一路沿长江北岸攻击蕲州，另一路攻击广济。驻守的官军一触即溃，湖广总督杨霈先退驻汉口，再退德安。太平军攻取汉口后，溯襄河募集大批民船，剑指武昌，逼得武昌全城不得不慌忙进入戒备状态。一时间，“江、汉之间纷扰矣”。
湖北危机，曾国藩不能见死不救。他急派胡林翼、王国才等带领六千兵勇先后回援武汉。命李孟群率领四十艘战船溯江而上，回援蕲州、黄梅。
前脚刚刚派出援兵，后脚就大难临头了。
清咸丰五年(1857年)正月初四夜，突然东北风大作，掀起滔天巨浪。停泊在九江城外水师老营的战船遭到厄运。“漂沉二十二号，撞损数十号”。尚未开战便遭此重创，令曾国藩恼怒异常。
说起来也难怪曾国藩气冲斗牛。自创办水师至今，因天气的原因，漂沉、撞损战船的事儿已经发生过不止一次两次，而是多次。未战先自损，这是很伤士气、信心的事儿。既然老天爷不帮忙，曾国藩只好命令李孟群、彭玉麟，将所有外江的炮船，全部开赴湖北境内避风，“扼扎金口”。
面对天灾人祸，曾国藩实在是平息不了心头的怒火，更咽不下这口窝囊气，便亲自督战，怒不可遏地想一举拿下九江城，结果仍然是以失败而告终，令曾国藩沮丧到了极点。
湘军水师孱弱，陆营又分兵南北两岸，相互不能兼顾，加之太平军大兵压境，湘军“士卒久劳，隔江远战。主客势殊，众寡不敌”，故而造成水陆两军连吃败仗，弄得曾国藩一个劲儿地大叫“自愤！自恨！”
太平军趁湘军败退之际发起大举进攻，连战连捷。正月初一，太平军打到了武穴县。初二，打到蕲州，并声称要直取武汉。而驻防在广济的湖北防御的湖广总督杨霈，根本就不是太平军的对手，不仅连尝败绩，兵勇溃逃，最后就连他这个总督也没了音讯。曾国藩“屡次差探未确”，搞不清楚杨霈究竟跑到哪里去了。
连连得手的太平军，将沿江而上的三千部队与黄梅、广济的四五千部队汇聚于蕲州，准备一起西进。至此，曾国藩已感到独木难支，可虑者多端，光靠他的湘军“进止机宜，有万难者”。主要表现是：一，太平军进攻武汉，其意图是抄湘军后路，截断饷道，而湖北的部队又根本抵挡不住。假如太平军再“掳上游无数之民船，抢汉镇新造之战舟，梗塞江汉之间，则大江千里，上下皆贼”B40。一旦出现这种局面，位于长江中的大部湘军就会被断绝钱粮、子药，“水勇之心断难自固”。如果太平军果然重新占据了武汉，就会“西窥荆襄南伺湘省，则防不胜防”。二，如果湘军回援武汉“则艰难百战，肃清江面，一旦委而弃之，实属可惜”。湘军水师一旦西行，驻扎在九江、湖口的太平军势必会攻犯江西，截断湘军饷道。失去外面的接应，陷于内湖的水师“从此断难冲出”。那样的话，这一年多积累起的这点精华就算全交代了，以后再“难以再振”。三，由于屡胜，陆军“士气极盛”，在攻城略地的同时，自己的损失也不小，“锐气挫损”。如果就这样一直向前打下去的话，“尚不难振制精神”。而如果回援武汉则“兵勇之雄心先减”。“加以远道跋涉，消磨精气，虽认真振厉，亦难作其方心之气”。这样分析下来，令曾国藩“反复筹思，进退两难”。
虽然局势严峻，但曾国藩仍然保持着比较清醒的头脑，在客观地看待外部因素的同时，也能比较理智地分析湘军连受挫败的主要原因。
曾国藩认为造成这样局面的主要错误有两个：一是攻克武汉后，没有留下足够的部队，实施重兵防守。原本应该留下几十艘战船“以为后路声援”。但因为江汉没有战船可留，形不成战斗力，所以致使太平军“乘虚上窜”；二是在没有攻克九江城的情况下，就匆忙地去打湖口，本希望打通“江西饷道”，但由于急功近利，机动部队单兵冒进，使一百多艘战船深陷内湖之中，结果是一支完整的水师被一分为二，造成“外江无小舟，内湖无大船”的被动局面，“顿形薄弱”。实践证明这是一个非常不明智的决策。加上老天爷不帮忙，一阵大风毁坏了多艘战船，致使“事机不顺”。
要扭转眼下的危机，曾国藩考虑了以下四种应对策略：一是赶紧在湖北添置装备、修补损毁的战船，迅速恢复外江水师的战斗力，以巩固“荆湘门户”；二是立刻命令湖北的兵勇及胡林翼所部先后回援武昌；三是准备亲自到南昌“修整内湖水师”，恢复其战斗力；四是命令围攻九江的陆军“有进无退，攻克浔城”，然后按原计划“仍当鼓行东下，直捣金陵”B41。
其实，客观地看，曾国藩的这些策略只能算是权宜之计，并不能从根本上扭转眼下的被动。
面对如此复杂的局面，咸丰帝也拿不出什么好的办法来。他在给曾国藩的回复中，没有具体肯定他所提出的那些办法可行还是不可行，只有不得已的劝慰，并给他输血打气，说：“曾国藩既定直捣金陵之计，即著迅速设法攻克九江，合军东下，毋得再存顾虑。”B42咸丰帝的意思很明白，既然你曾国藩已经拿定了主意，就别再磨叽了，赶紧去实施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