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我三婶姓顾，名双红。她嫁到我们家那年，村头那座有着高高的尖顶、据说是意大利人设计修建的教堂失火烧毁。教堂里有一幅壁画，画着一只健壮的母狼和两个叼着母狼奶头吃奶的男孩。当时那教堂是我们村小学的教室，我们把上学说成“进狼窝”。我们村这所小学是初级不完全小学，只有三个班，分三个年级，混在一起上课。老师也只有一个人，算术、语文、体育、音乐、图画都是他来教。他姓宋，名魁，是村里最有知识的人。宋魁老师有家有老婆有孩子，但他不回家住，他就住在教堂内那个沿着木板楼梯可以上去的、据说是意大利牧师吕鬼子曾经住过的房间。因为我们家与宋老师家是前后院，宋老师的老婆，我称之为“二大娘”，经常会敲着我们家的后窗说：小光，跟你们老师说一下，家里没洋油了。或者是：供销社里卖茶叶末子，一毛钱半斤，问他要不要……
我实在搞不清楚，宋老师家有孩子，大女儿比我大三岁，二女儿与我同岁，儿子比我小一岁，二大娘为什么不安排自己的孩子去向丈夫传信息，而偏偏让我去。我也搞不明白宋老师让不到上学年龄的儿子小元上学却不让过了上学年龄的两个女儿上学，这好像是重男轻女的问题，但又不完全是。因为我父母不让天分很好的我姐姐上学后，宋老师来过我家好几次，劝说我父母，希望他们不要重男轻女。我印象特别深刻的是宋老师批评我父母思想封建。宋老师说一个好女儿，胜过一群没出息的儿子。宋老师还拿宋氏三姐妹做例子来证明他的理论，在当时，说这样的话是有很大政治风险的，但宋老师说了，好像他知道自己要在“文化大革命”前结束生命一样。我也记得我父亲说宋老师您讲得对，没一个字不对，但我们家人口多，都上学，谁干活？如果您能安排个人来帮我们家干活，我们就让坤儿去上学，我姐姐乳名坤，村里孩子自然不知道我姐姐这个文化含量很高的乳名的写法与意义，就顺嘴把她叫成“困”，还顺便给她起了个外号“困不醒”，我跟我姐姐打架时也经常喊她的外号。我姐姐只上了一年半学即辍学回家干活，但她十五岁后便天才迸发，被抽调到公社毛泽东思想宣传队里，既能歌，又善舞，还会编快板，成为闻名一时的才女。
还是说宋老师，他那个小儿子，名元，爹名魁，儿名元，父子俩连起来，是魁元，这可是野心勃勃的命名。宋元还不到五岁，就跟着我们读一年级，他又乖巧又聪明，小模样又可爱，简直就是个天使。他跟着宋老师在教堂里睡，让他回家也不回。我曾经很多次踏着吱吱作响的木楼梯进入宋老师的办公室兼卧室，对里边的情况了如指掌且有美好的印象，现在，将近六十年过去了，如果我有美术才能，能把那个房间里的一切都准确无误地画出来。最令我难忘的除了那幅狼壁画，就是房间里的松木地板，被意大利牧师和他的女人以及解放军指挥官以及区干部的脚掌摩擦多年而形成的凹陷里那些颜色金黄的突出木络，那看上去养眼、摸上去光滑、闻起来芳香的木地板。能睡在木地板上，或是行走在吱吱嘎嘎作响的木地板上该是多么幸福啊！怪不得宋元非要跟宋老师在教堂里睡觉，如果是我，当然……如果我能在这个铺了松木地板的房间里睡一晚上该有多好啊！但是我没有这个福气。这个房间当时我觉得很大，现在一回想，其实很小。房间呈长方形，有一扇朝东开的窗户，有一扇朝南开的窗户，窗户的玻璃花花绿绿的，当时我觉得这花玻璃神奇，后来知道这是教堂的标配。想当年意大利人费尽心力把这些彩色玻璃从他们国家运到我的故乡这个偏僻的小村庄，是多么样地执着和不易。那房间的东北角落里安着一张床，一张窄窄的单人床。我们那地方老百姓的口语里虽然多用“床”这个名词，譬如说新媳妇过门要“坐床”，但这个“床”是不存在的，因为家家户户里只有土坯垒成的炕，“坐床”实际上就是坐炕，但既然这样说，那就说明在历史上，我们这地方也是有过床的。有床的时代，必定是社会比较安定、人民比较富裕的年代。现在，我们那儿的年轻人，多数都进城睡床去了，那些没进城的老人，有的也拆了土炕，买了“席梦思”，过上了睡床的幸福生活了。但在宋老师睡床的年代里，只有公家的人才睡床。经过了改朝换代和革命的洗礼，教堂里与上帝有关的痕迹早已荡涤干净，唯一保存下来的狼壁画，也差点被铲除，之所以没被铲除，是宋老师从报纸上发现了一位解放军高级将领的照片，竟然是以这幅狼与男孩的壁画为背景的，据老人们回忆，解放军打高密时，这座教堂是解放军的指挥部，于是，这壁画也就成了革命历史的一部分。后来我经常想，如果这教堂不被烧毁，岂不是一个爱国主义教育基地？狼与男孩的壁画是在大堂的墙壁上，宋老师卧室的墙壁上贴着发黄的报纸，还有一张题目叫做“今天我喂鸡”的年画。这张年画在教堂失火三年后可是大大地有名了一阵，原因是有人从画面上的衣纹及线条里发现了“×××万岁”五个字，我三婶家的墙壁上就有这样一张画，我曾指证给我三婶看，希望能将此画撕下来，送到学校的红卫兵头头那儿去表功，但我三婶很轻蔑地说了两个字：“放屁！”
我至今还记着第一次去上学的情景。姐姐去送我，此时她已经辍学。我背着姐姐用过的蓝布书包，书包里放着一块石板，两根石笔。那时候物资缺乏，买不到本子，课本也是印在一种散发着臭气的马粪纸上。一进教堂我就感到脊梁沟里冷飕飕的，抬头就看到对面墙上那幅狼壁画。一缕从彩色玻璃窗上透进来的柔和光线，斜照在狼歪着的脑袋上，使它的眼睛闪闪发光。我感到那狼的眼睛是死盯着我的，便匆忙躲到姐姐身后。姐姐说你躲什么？这是一匹善良的狼。它不但不吃小孩，它还给小孩喂奶。这时，我的好朋友宋老师的儿子小元跑到壁画下，用他父亲的教鞭指点着靠近母狼后腿那个仰着头吃奶的男孩说：“这是罗慕路斯。”然后又指着靠近狼的前腿噙着奶头的男孩说：“这个是勒摩。”经小元这样一说，我感到狼的目光不似刚才那样凶恶了，而且我马上就联想到，那母狼腹下的男孩，一个是我，一个是小元。
以上这些都不是我这篇文章的主要部分，全部删去也不足惜，但这些闲笔，营造的就是那样一个时代的氛围，而没有氛围，文章就没有说服力，您说对不对？
经与我父亲我姐姐以及村子里的老人核实，大家一致认为，将教堂烧成一片废墟的那个夜晚是公元1963年12月22日，因为那天是冬至，也就是农历癸卯年的十一月初七日，那场大火是黎明前最黑暗的时刻燃起的。我是我们家最先发现教堂着火的，因为几天前宋老师给我们讲语文课时，突然讲到天上的星宿，他说最近一段时期，在北斗七星附近每天凌晨时会看到一颗拖着长尾巴的扫帚星，宋老师说扫帚星是民间的俗称，正确的叫法是彗星。因为我们那篇课文中有一个智慧的“慧”字，老师给我们讲这个生字时，顺便讲到了彗星。他说同学们要从小培养起对天文地理的兴趣，人类的智慧就是从仰望星空开始的，许多伟大的科学家也是在听了老祖母讲述的类似牛郎织女的神话故事后，抬起头来寻找天上的星座，由此开始了他们的科学研究道路。所以那天晚上我特意多喝了两碗水，希望在黎明前被尿憋醒，然后出去观赏彗星。我在膀胱的压力和我三叔家院子里那几只公鸡的齐声鸣叫下醒来，披着棉袄趿拉着鞋子跑到院子里，一出房门就看到教堂那儿火光冲天，照耀得整个村庄一片通明，我大声喊叫：“起火了！”
大人们都披着衣服跑了出来。村子里响起了呼喊救火的声音。父亲提着两个铁皮水桶拖着一根扁担跑了出去。村子里一片嘈杂，一会儿工夫就听到我家后院里响起了二大娘的哭叫，紧接着她的两个女儿也哭了起来。听哭声知道她们往教堂的方向奔去了。我挣脱了母亲的拉扯，往狼窝，不，向我们亲爱的学校奔去。大街上有很多人，男人们有的在大柳树下那口水井边上摸着黑打水，有的站在街边呆呆地望着火。有人哑着嗓子喊叫：“救火啊，救火啊……”但面对着这高达数十米的火苗子，无人敢往前靠。我站在离教堂足有一百米的地方，还能感觉到皮肤被烤得生痛。附近大槐树上被惊扰得神经错乱的乌鸦哇哇地怪叫着，在火光里乱飞，有几只竟然扑进了火焰。我在回忆教堂里，不，我们学校里的木头课桌，木头的板凳，木头的黑板，以及那通往宋老师房间的木头楼梯以及宋老师房间里的木头地板，还有那张“今天我喂鸡”的年画，那幅具有历史意义的狼与男孩的壁画……呜呼，这一切美好的记忆，都化成了这烛照天地的火焰，我坦率地承认，我当时根本没想到宋老师和他的儿子宋元，我估计周围的人们也没有想到，只有当二大娘跪在众人面前喊叫着：“救救我的男人吧，救救我的儿子吧……”这时候，大家才想起，在那熊熊的火焰里，还有两个人，一个是村子里最有文化的人，一个是村子里最可爱的孩子。村党支部书记郭大发，这个参加过抗美援朝、一条腿上留有残疾的荣誉军人，从一个男人手里接过一桶水，提着，一瘸一拐地试图往火焰靠近，那炽热的火焰似乎把他照耀成了一个闪光的透明体，我平日里对这个满嘴酒气、动辄开口骂人的瘸人没有好感，但在这一刻，突然感觉到他高大威猛，像个英雄。我曾经认为村子里传说甚广的他在朝鲜战场上用步枪打下一架美国飞机的事纯属吹牛，但在这一时刻我觉得那是千真万确的事实。有人大喊：郭支书，危险！但郭支书就像扭秧歌似的轻盈而飘忽地提着一桶水靠近了那大火，然后一手提着铁桶的鼻子，一手把着桶底，以那条健康的右腿为支撑，以那条有残的左腿为辅助，猛地将身体旋转了一百八十度，一道明亮的水瀑飞向烈火，烈火似乎略微地暗了一下，颤抖了一下，但随即更猛烈地燃烧起来。后来当我学到“杯水车薪”这个词时，立即就回忆起了这个场面。村里的老者也喊：“支书，闪开吧，没有救了！”这时，二大娘又哭起来。支书退后几步，对着他那位担任民兵连长的侄子吼叫：“还傻站着干什么？快，男人们排成队，从这儿到井边，隔两米一个，老吴、老聂、老陈，你们三个负责从井里往上打水，其余的人，传递，不要乱！快！”
尽管事后证明这点水对这样的火势几乎没发挥什么作用，但大家都不得不佩服郭书记在危急时刻的决策能力和身先士卒的英雄精神，在那晩的情况下，这样的安排是最有条不紊、效率最高的，而且他是那样地知人善任，老吴、老聂、老陈是村子里的三个巧匠，老吴是泥瓦匠，老聂是木匠，老陈是铁匠，这三个人都上了年纪，腿脚不如年轻人利落，但他们手上都有尺寸，摸着从井里往上打水，村里的人，没有比他们更合适的了。话说这条从大柳树下到教堂的长达数百米的输水线就立刻地运转起来，那位当过几年坦克兵的民兵连长郭光星几次要把叔叔换下来，但都遭到了拒绝。于是他也就担当起将桶里水泼向火焰的最危险的工作，表现出了他曾经有过的军人的勇气。大约有一个小时过去，从井台那边传来喊叫，说井水已经干了。是的，桶里的水早就变少了，变浑了，而人们的体力也消耗得差不多了，幸好火焰渐渐变弱，水泼进火堆里爆发出的奇特的香味弥漫在天地之间。被吓昏了的狗，开始叫了起来。河对岸那个名叫沙子口的小村里的人，也提着水桶拿着十字镐下到河底，砰砰啪啪地凿开冰层，从河中提水过来。领头的那人穿一件扎着術线的棉袄，腰里扎着一根皮带，头上戴着一顶栽绒帽，一看就知是个复员兵。受他们的启发，郭支书下令让村里的人到河里去取水。火势虽然减弱了，但还是可以把河道照耀得通明。站在高高的河堤上，可以看到河面上的冰放射着银白色的光芒，也可以看到对岸的河堤上站着很多看热闹的人。村里的人一窝蜂般扑向河底，砰砰啪啪地砸冰。沙子口村一个青年一手提着一桶水爬河堤时不慎摔倒，铁桶滚下去，桶里水都泼洒在河堤的漫坡上，这也为后边的人提桶爬坡制造了困难，人们只好从旁边那些树丛里钻上来。这时，从东边射来两道明亮的光柱，随即传来汽车的轰鸣，人群中一阵欢呼：蛟河农场的人来了！他们是半军事化的单位，是部队成建制地转业成了农业工人，他们跟新疆、北大荒、海南岛的农垦工人是一个系统的，县里都管不着他们。他们是有战斗力的生力军。
简短捷说吧，在三伙人的共同努力下，火熄灭了。我当时有一个很不正确的想法，那火即使不救也会熄灭，因为能够燃烧的东西就那么多，烧光了，自然会灭。但是我这个想法如果在当时说出来，必会挨揍。因为第二天，县广播站就播放了一篇通讯，稿子很长，把原本该放茂腔的时间都挤掉了，写稿的人是我们烽火人民公社的大笔杆子杨结巴，这当然是外号，用他的外号其实没有一丝一毫的不敬，因为他自己也习惯了这个外号，如果有人称呼他的原名杨连升，他反而会愣一下。杨结巴是我们宋老师的好朋友，两个人都有文化，可谓“物以类聚，人以群分”，这是高雅的说法，低俗的说法是“鱼找鱼，虾找虾，乌龟找王八”，杨结巴经常到教堂，不，狼窝，不，学校，来找宋老师玩，骑着一辆“国防牌”自行车，那车子虽然破旧，但也让村里的年轻人羡慕不已，当时的农村人如果能拥有一辆“国防牌”自行车，比现在的人拥有一辆豪华轿车要更引人注目。杨结巴这辆自行车是一辆有故事的自行车，我们且放下这个话头，等有时间再另章详述。咱先说正事。杨结巴原先是公社驻地那所完全小学的语文教师，因为文笔好，也因为口吃不适合讲课，被提拔到公社里去专职写文章，号称二秘书。一秘书就是那位可以列席公社党委会议的党委秘书陈正言。杨结巴归陈秘书领导，但他看不起陈秘书，我好几次听到他喝得半醉时骂陈秘书狗屁不通。宋老师那间宿舍里还有一个铁皮焊接的煤油炉子，一般不用，只有来了杨结巴才会点燃烧一壶水沏茶。他那把烧水的壶是那种三毛钱一把的泥陶壶，用时要格外小心。他们喝的茶叶就是二大娘买的那种一毛钱半斤的茶叶末子，偶尔杨结巴也会从怀里摸出一个白纸包，小心翼翼地剥开，不无炫耀地说：“尝尝这个，六安瓜片！这次写的稿子，曲书记在县三干会上宣讲后大受好评，曲书记奖了我二两！”然后又摸出一包大前门牌香烟，说：“还有这个，也是曲书记奖的。”
杨结巴每次进了我们教室，都会对着那幅狼壁画双手合十拜祝两下，他说这是一只神狼，是我们学校的保护神。
杨结巴和我们宋老师在教堂里那个铺了松木地板的房间里抽着大前门烟喝着六安瓜片茶的情景，过了将近六十年还历历如在我的眼前。我想，人的幸福感还真不完全是因物质的积累和职位的升迁或名誉的叠加所决定的，就连我，因为帮他们去河里提了半桶最清澈的水而被奖赏了半杯茶水也幸福得不可言状，那种幸福啊，现在即便把我泡在一个用最高级的茶水充盈的浴缸里也是得不到的啊。他们说着投机的语言，偶尔议论时政，但大多数是在谈论艺术，谈他们读过的书，谈他们听过的戏，谈他们看过的电影，我听得入迷，如痴如醉，并产生很多梦想。我记得最让我入迷的是杨结巴讲过的印度电影《流浪者》，讲到热闹处，他站起，手舞足蹈地唱。真是奇怪，他讲话结巴，但唱起来一点儿也不结巴。许多年之后，我在军队大院的操场上看了这部电影，但感觉有点儿失望，因为我看到的没有杨结巴讲述的精彩。还有，宋老师床头上挂着一把京胡，杨结巴能唱老旦，满口嗓，他们一拉一唱，整个村子的人都能听到。火灾之后的第二天早晨杨结巴骑着自行车匆匆赶来，到了废墟前将车子一扔，跪到地上放声大哭，一边哭，一边用巴掌拍打地面。他的悲恸绝对不是装的，跟他与宋老师讲述过的诸葛亮哭周瑜有本质的区别。他的哭感染了还在那里冒着余烬的烘烤用铁锹、铁钩子往外扒拉破砖烂瓦，试图寻找宋老师和他的儿子的遗骸的人们，大家一边干活，一边用袄袖子或手背擦拭眼泪，而二大娘又一次昏了过去。有人上前试图把杨结巴拉起来，但死活拉不起来。他身上仿佛没有骨头，软不邋遢的，一拖一套拉。鼻涕眼泪把他文质彬彬的脸弄得惨不忍睹。最后还是郭大发书记上前把他拉起来，其实也不是郭书记的手把他拉起来，而是郭书记的话把他拉起来。郭书记说：“老杨，你就别像个老娘们一样嚎起来没完了，毛主席咋说来着？‘要奋斗就会有牺牲，死人的事是经常发生的。’你现在立刻去采访，采访完了赶快写一篇稿子，我告诉你说，宋老师是为了抢救公共财产牺牲的，为了抢救公共财产，他连自己的亲生儿子都不顾了！”
听到书记的话，杨结巴几乎是蹦了起来，是的，哭管什么用呢？哭也不能把死人哭活，把宋老师的英雄事迹报道出去，才是对宋老师的最好纪念，也是一个老朋友向死者表示友谊的最佳方式。必须承认，杨结巴是大才，只可惜他是结巴，否则，凭着那支生花妙笔，到县委宣传部里去当个副部长或者到省报里去当个记者那是绰绰有余的，但老天偏偏让他是个结巴，于是他也只能在我们那个小小的公社里作为一个名人而终其一生，据说八十年代时，他带出来的几个徒弟都转了城镇户口，吃商品粮，拿工资，只有他，郁郁不平地、牢骚满腹地在这个局里或哪个镇上帮人炮制点文章，混碗饭吃。其实，他也有过交鸿运的时候，那就是全国普及革命样板戏的时候，他自告奋勇扮演《红灯记》里的李奶奶，一炮打响，全县闻名。如果不是因他得意忘形，犯了错，那也不至于落魄到后来那种程度。
杨结巴这篇通讯，文采飞扬，描写生动。他写宋老师冒着生命危险一次次冲进火海去把课桌和板凳拖出来，而他的最亲爱的儿子在火里哭叫。他写：烈火熊熊如火炬，照亮了大地与天空。他写：这是一曲集体主义与英雄主义的壮歌，沙窝村生产大队的贫下中农在党支部书记郭大发的率领下救火救人，不怕牺牲，沙子口生产大队的贫下中农也赶来助战，国营蛟河农场的工人老大哥们也从十里之外以急行军的速度赶来——明明是坐汽车来的嘛。他再写：大火终于被救灭，保住了生产大队的粮仓和三万斤战备粮，保住了生产大队的三匹马、三头骡子和六十多头耕牛，保住了生产大队养猪场里的数百头猪，也保住了全村两百多户贫下中农的房屋和生命……
这篇文章缩写后，在省报发表了一个简短版，让杨结巴的才名又上了一个新的台阶。为宋老师评烈士的事，因为有这篇文章助力，只用了十天就得到了县政府的批准。过了十几年，兴起招收工农兵大学生时，村里竟然把连一天学都没上过的宋老师的小女儿推荐去上了烟台水产学校，这自然是沾了他爹烈士英名的光，准确地说是沾了杨结巴那篇文章的光，更准确地说是沾了郭大发书记的光。虽说一天学没上，但她天生聪明，先认鱼虾后认字，很快就成了班里的优等生，毕业后分配到县水产公司，卖鱼卖虾卖海带，凡是海里产的东西，就没有她买不到的，我们家跟着她沾了不少光。我母亲曾幻想着让她成为我媳妇，但人家是吃国库粮的，自然看不上一个农民，后来她嫁给了原烽火公社副书记罗金友的儿子罗卫民，生活幸福而美满，这些都是后话了。
二
失火后第三天，盛着宋老师和他儿子遗骨的两具棺材从他们家院子里抬出来时，我们正在把我三婶娘家陪送的一个柜子两个箱子还有洗脸盆、脸盆架、被子褥子，还有一大包蜡烛等物品从牛车上卸下来。胡同狭窄，挡了他们的路。这确实是巧合，但有的人却认为这是我们家故意的设计，棺材者，“官”也“财”也，拦住了棺材，就等于拦住了官运和财运，当然这些都是事情过后人们的演绎和解释，而在当时，我们家里的人都发自内心地感到晦气，娶媳妇碰上出殡的，哪里去找好？幸好我们仅仅是在卸嫁妆，再过十天才是婚期，如果是花轿落地那一刻碰上棺材出门，那才是晦气呢！我从家里长辈的脸色上看出了他们的懊丧和对我与三叔的不满，但三叔好像没事人似的，匆匆忙忙先把牛车上的东西卸下来，然后让我在前头扯着牛缰绳，他在后边用荆条子抽打着牛屁股，用最快的速度把牛车赶出了胡同，为宋老师父子的棺材和送殡的队伍让开了道路。
我三婶是城里人，家里开着一个蜡烛店，地点在东关神仙巷。店门口挂着一个油腻腻的木牌子，上边写着四个暗红色的字：光明蜡烛。蜡烛店门面不大，前面三间房子，中间是店面，有几排货架，货架上摆着各种蜡烛。两侧是两间耳房，有一个后门，通往后院，后院两侧，摆着成捆的芦苇和几个大缸，大缸里盛着羊油和牛油，这些都是做蜡烛的原料。东侧两间厢房，是蘸蜡烛的作坊。北面三间正房，是主人起居的地方。
这是我第一次进县城，时间是教堂起火后第二天。三叔让我跟他赶着牛车去县城拉三婶的嫁妆。按说拉嫁妆的事三叔不能自己去，但村里人都忙着挖台田防涝治碱，连妇女都下了地。三叔是龙山煤矿的工人，请了一个月假回来结婚。他带着我去找郭支书，希望书记能派两人去城里帮他拉嫁妆。三叔递给郭支书一支“大前门”香烟，支书接了烟，放在鼻尖下嗅嗅，然后又放到指甲盖上顿顿，那时可没带过滤嘴的香烟，将烟头放指甲盖上顿，其目的是防止细烟屑被吸入口，其实那就是老烟鬼的派头儿。三叔赶紧划火帮书记点上烟。吭吭哧哧地说请书记派人的事。书记说一个萝卜一个坑，哪里有闲人？你闲着没事，自己去吧！如果怕路上闷，就带上你这个话多的侄子，我心里想我什么时候话多了呀？三叔搔着脖梗子说，书记，您看，哪有新郎自个儿去老丈人家拉嫁妆的，只怕会让人家笑话呢。支书喷吐着烟雾说：新社会，新风尚，谁敢笑话？你去吧，没准儿你那媳妇还挺高兴的呢！听说你媳妇能写一手好字，她是什么文化水平？我三叔说，好像是初小吧，也许是高小吧，等她来后我问问。支书笑道，不是说你们是自由恋爱吗？怎么连人家是什么文化程度都不知道呢。我三叔嘿嘿地笑起来。这样吧，小光跟你一起去，书记说，我让第二生产队把那辆地排车借给你们用，二队里那头蒙古牛腿最快，就派这头牛去，你去跟赵六说，就说我说的。书记抬头看了看太阳，说，时间还不晚，你们这就出发，无论如何今晩要赶回来，带足草料，把牛照顾好，这头牛，是宝贝，我们还指望着它繁殖几头快腿牛呢。我三叔很感动，把那盒烟塞到支书口袋里，支书说，三怪，我三叔外号三怪，你想干什么？腐蚀拉拢革命干部？三叔不好意思地搔脖子。支书摸出烟盒，从中抽出两支，一支夹在耳朵上，一支就着那个烟头引燃，把烟盒又还给我三叔，说，雷厉风行，赶快，明儿个宋老师出殡，公社里还要来人呢。对了，你们路过百货商店时，顺便帮我买两节干电池，要大无畏牌的，去吧。
我和三叔赶着地排车进城，母亲为我们包上了两个玉米面饼子、两棵大葱，还有一团黑酱。那时候可没有瓶装的矿泉水之类的，不过也绝对渴不着我们，公路沿着河边走，我们随时可以到河里去喝水。那时代的河水清澈见底，绝对没有污染。路刚刚修过，所谓刚刚修过，就是在路面上刚撒了一层破砖烂瓦，还有鹅卵石，然后让国营蛟河农场的东方红牌链轨拖拉机来镇压了两遍。这条路也是蛟河农场通往县城的唯一道路，他们的嘎斯51大卡车和捷克斯洛伐克生产的胶轮拖拉机每天都要在这条路上跑。我们尽量让蒙古牛沿着路边比较平坦的地方走，为了减少颠簸也为了保护它的蹄子。
三叔坐在牛屁股后的辕杆上，我坐在车厢里，屁股下垫着一盘麻绳子。三叔心情很好，嘴里哼唱着小曲。小曲哼够了就吹口哨。那时候的年轻人都喜欢吹口哨，据说是跟着一部外国电影里的男主角学的。就连刚刚去世的宋老师也擅长吹口哨，他还是我三叔的启蒙老师，很多人都说吹口哨是流氓行为，但参加过抗美援朝的郭支书不这样看，他说志愿军的侦察兵在树林里吹口哨，学鸟叫，引诱敌军过来，活捉回去，立功受奖，关键是要吹好！三叔的口哨吹得好听极了，几次让他教我，他也教过我，但我口舌太笨，怎么也学不会。长大后我学习了一点儿音乐知识，曾多次想起，如果当时有个录音机，把我三叔吹过的口哨都录下来，交给音乐家，必会给他们带来很多灵感。三叔还送给我一块金黄色的有半个拳头（我那时的拳头）那般大的透明的松脂一样的东西，里边有一只活灵活现的碧绿小虫子，三叔说这是他在坑道掌子面上抱着风钻采煤时发现的。这应该是三叔对我的奖励，奖励我陪他进城拉嫁妆。其实不用奖励，我也很高兴。这是我平生头一次进城，进城可以看火车，看楼房，看许多在乡下看不到的风景。现在回忆起来，三叔送我的是一块顶级的价值不菲的琥珀，可惜，我太好奇，总感觉里边那只小虫子是活的，于是就用锤子砸破。如果能留到现在……这是一个人老了后经常说的废话，这世界上什么“果”都有，就是没有“如果”。
三叔当然也跟我说过他这门亲事的缘由，他说，小光，你三婶，那可是高密城里有名的美人哪。“第一美女岳海玲，第二美女孔海蓉，第三美女邵春萍，三个美女加起来，比不上蜡烛店里的顾双红。”这是高密城里人人都知道的顺口溜，三叔洋洋得意地说，顾双红就是你三婶，你想知道我一个煤黑子是怎么把高密城里的大美女搞到手的吗？天意！除了天意没有别的解释。我特别想听三叔把这个“天意”的细节讲给我听，但三叔似乎沉浸在对往事的回忆中，一副心醉神迷的样子，那下意识吹出的口哨，特别地婉转抒情，连天上的百灵鸟都盘旋鸣叫着跟随我们前进。牛车从铁路桥洞里钻出来就等于进入县城了，这时恰好有一辆从青岛方向开过来的列车经过，我不错眼珠地盯着，看那车头喷出的强劲白烟，看那些一闪而过的窗口，听那铿锵的车轮声和震耳欲聋的汽笛声，心中萌生了强烈的向往，我对三叔说：三叔，我这辈子要能坐一次火车，死了也就不冤枉了。三叔笑道：这还不简单吗？过几天我回煤矿上班时带上你坐一次就是。你这辈子，一定能坐上火车！
三叔说，一会儿到了三婶家，你切记要少说话，要看我的眼色行事，如果我那老丈母娘留我们吃饭，你小孩家不要上桌，在下面弄点吃的就行了，吃完了就出去看车喂牛。我说三叔你放心，我装哑巴。三叔笑道：也没有必要装哑巴，你是很聪明的，不用我多嘱咐，看我的眼色行事就行了。
我们赶着车到达三婶家的光明蜡烛店时，已经是正午时光了。三叔让我看着车和牛，他自己进了店。我看了店门旁边那块有了年份的老招牌，为自己猜识了“蜡烛”的繁体字而得意。我看到三叔站在柜台前与一个女子说话，我知道她就是我的三婶顾双红，尽管我看不清楚她的脸，我也知道她很美。
一会儿工夫，我看到三叔跟着三婶到后院里去了。有一个年龄跟我差不多大的小男孩像从地里冒出来似的出现在我的身边，气汹汹地问：小孩，你是从哪儿来的？我说：从烽火公社来的。他翻着白眼又问：烽火公社在哪儿？我指了指东北方向说：在那儿。他又问我：你来干什么？我答道：来拉嫁妆。他非常不明白的样子，又问：什么是嫁妆？我立刻在心里就把这个城里的小孩子给蔑视了，连嫁妆是什么都不知道，还城里人呢。当然我没把对他的蔑视说出来，而是耐心地告诉他，说这是我三婶家，我三婶就是刚才站在店里卖蜡烛的。那小孩立刻明白了，说：原来是蜡烛红要出嫁了，蜡烛红要嫁给乡下人啦。我纠正他说：我三婶的名叫顾双红。他说：顾双红就是蜡烛红，蜡烛红就是顾双红。蜡烛红，大破鞋，兜里揣着一副牌，想跟谁来跟谁来，蜡烛红，吹口哨，青年听了不憋尿。我知道这些话很坏，怒道：你胡说，我让俺三叔揍你！他又低声神秘地说：蜡烛红的爹当过国民党呢，你知道什么是国民党吗？我说我不知道。他说国民党就是坏蛋。然后他又说蜡烛红是个瘸子！
我们俩正说着话，就看到我三叔和一个系着蓝布围裙、头发花白、身上散发着浓浓膻味的瘦高老头出来了。后来我慢慢地知道了我三婶家的蜡烛使用的主要原料是羊油和牛油，所以他们家人身上都有一股膻味。三叔指着我对老头说：这是我侄子小光。我慌忙按照行前母亲特意叮嘱过的叫了一声“姥爷”。那老头和蔼地对我点了点头，还夸了我一句：聪明！我心里感到暖洋洋的，对这老人充满了好感。这时候，那个城里的孩子突然喊了一声：打倒国民党！然后便跑了。老头叹了一口气，低声嘟哝了一句，然后便说：那就装车吧。这时又有一个白头发的老太太出来了，我赶紧叫了一声“姥娘”，老太太哼了一声，很不高兴的样子，然后叨叨着：我们陪送了这么多贵重东西，你们就来这么一辆破牛车！我三叔赶紧低头哈腰地道歉，说原本是想来辆大马车的，但大马车轮胎坏了，一天两天的修不好。那老头就对老太太说：行了，别叨叨啦，快进屋去打点着往外抬吧。老太太道：抬，跟谁抬？老头指指我三叔说：我们俩抬。老太太道：你们俩能抬动那个楸木柜？那是我出嫁时俺老奶奶送给我的陪嫁，二寸厚的板子，四角包着铜，只怕四个人都抬不动呢，何况里边还装满了东西。老头说：把里边的东西先拿出来，先抬空柜子。老太太说：那你们两个人也抬不动。三叔道：让我侄子搭把手。老太太撇撇嘴：就这么个吃鼻涕的娃娃，浑身是铁能锻几根钉子？我忙说：姥娘，我很有力气的！我能抬起一桶水呢！三叔道：是的，他很有劲儿！老头上下打量了我几眼，说：试试吧，实在不行再想办法。
我从路边搬了两块石头把车轮塞住，把牛缰绳拴在路边一棵杨树上。我跟在三叔身后，三叔跟在老头身后，老头跟在老太太身后，鱼贯着进了店。我一眼就看到三婶坐在柜台后，戴着白套袖，系着白围裙，手持一支毛笔，蘸着碗里的金色，往一根红色的大蜡烛上写字。这是我第一次看到女人用毛笔写字儿，心里感到很惊奇。我三婶身体侧着，我看不到她的整脸，她的侧面真好看，腮不胖，耳朵很白，眉毛很黑，睫毛真长，我不知该不该叫她一声三婶，但一看到她那副不理人的样子，就把到了唇边的话咽回去了。她身后柜台上那些蜡烛我也是第一次看到，粗的细的，长的短的，红的白的，摆满了货架。那两根足有一米长的粗大蜡烛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后来我听三婶说，这样粗大的蜡烛是祠堂里用的，那时候有的村子里的大姓家族还保留着祠堂，每到春节，合族的人要聚在一起祭祖，那大蜡烛就是此时用的。那些红蜡烛上都描着金字，这些字都是我三婶写上去的，当然，她的父亲也能写。后来，我才知道她的父亲曾经在解放前的政府里当过录事。
尽管把柜子里的东西都拿了出来，但那楸木柜子实在太沉，三叔与姥爷抬不动。而且只抬了一下，姥爷就哎哟了一声，好像是把腰拧了。姥娘唠叨不休，就差破口大骂了。三叔满头是汗，张口结舌。这时，姥爷和姥娘吵了起来。三叔拉着我穿过院子和前店，到了街上。穿过院子时，我看到了东厢房里有一长案，案上摆满了半成品的蜡烛，当然我也嗅到了浓烈的膻味，我从小嗅觉就比一般人灵敏，当时我以为大家的嗅觉都跟我一样，后来发现很多人的嗅觉比我迟钝许多。穿过前店时我看到三叔可怜巴巴地望了一眼三婶，似乎有求助的意思，但三婶没有抬头。
站在蜡烛店门口，三叔点燃了一支烟，忧愁地四处张望着，他甚至低头问我：小光，你说咱怎么办？我说：要不咱先回去，明天多叫几个人来。三叔说：明天，明天找谁来呢？此时，有三个青年骑着那种乡下很少见到的永久牌自行车和小国防牌自行车，追逐着过来。到了蜡烛店门口，他们停住车子，手扶着车把，脚尖支着地，都把食指噙在嘴里，吹出尖厉的、由高而低的口哨，显然是在对我三婶耍妖——后来听三叔说，他们吹的是专门调戏妇女的“狼哨”。其中一个满脸粉刺、留着大分头的沙哑着嗓子喊：蜡烛红，出来！
听说城里有很多流氓，我想这三个就是了。我三婶一声不吭。他们又吹起了口哨，依然是由高而低，充满挑逗意味，仿佛是从一个女人的头，看到一个女人的脚。这时，我三叔把左手食指和拇指捏拢，噙在嘴里，吹出了一声由低而高、直冲云天的呼哨——后来三叔告诉我，这是“鹰哨”，专门压制“狼哨”的。这“鹰哨”的意思是，这个女人是我的，你们滚到一边去。那三个城里青年顿时愣了，直着眼看我三叔。我三叔拿出手指，嘬起唇，吹出了电影《上甘岭》的插曲《我的祖国》。吹奏时，我三叔腮帮子上的肌肉不停地跳动着，他的双手还打着节拍，他的眼睛里满是情感。吹到“朋友来了有好酒，若是那豺狼来了，迎接它的有猎枪”时，三叔加大了力度，眼睛里闪烁着光芒，产生了一种凛然不可侵犯的感觉。那三个小伙子慌忙从车子上下来，凑到三叔眼前，说：嘿，伙计，有两下子！干什么的，搞音乐的吧？我三叔道：挖煤的！那个面有粉刺的说：挖煤的？骗谁？——我三叔的堂堂仪表我一直没顾上描写呢，简单写两句吧，他身高一米七六，这在当时属于高个子了。他面色黧黑，鼻梁挺直，头发粗硬，眉毛很浓，眼睛不大，但闪闪发光。我必须说明，我三叔是我爷爷的三弟媳妇的儿子，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我这位三爷爷年轻时游手好闲不务正业，将近四十岁了还打光棍，后来与一西北某省来讨饭的女人结了婚，那女人带着一个男孩一个女孩，男孩就是我三叔，我这样一说大家就应该明白我三叔为什么长成那个样子。尽管他不是我们老高家的血脉，但我们都没把他当外人。他理直气壮地跟着我们姓高，他的名字也被堂堂正正地写进家谱。他的多才多艺尤其是在音乐方面的才能也一定与他的那个在西北某地的家族有关吧。
那满脸粉刺的小伙子恍然大悟，兴奋地说：你就是顾双红的那个吧？另外一个白净面皮、留着黑森森小胡子的青年道：我们想顾双红嫁给一个煤黑子不是鲜花插到牛粪上了吗？原来你是这样的！而且还吹得一口好哨！
三叔摸出烟，分给他们每人一支，并为他们点燃。三个小伙子香甜地抽着。那个年龄看上去最大、脸上有很多黑痦子的小伙问：伙计贵姓？三叔道：不贵姓高。黑痦子看看牛车，看看我，问：这是……三叔道：三位兄弟，帮个忙怎么样？三个小伙子齐声道：没问题，你说！三叔道：我今天是来拉嫁妆的，但那柜子太重，抬不出来，我老丈人把腰又扭了。三个小伙道：小事一桩，兄弟！我们都是顾双红的朋友，这点事，小意思！
于是三叔就带着那三个小伙子进了店。长粉刺的那位对我三婶打趣道：顾双红，悄没声地就要嫁啦？喜糖喜烟可要准备好！我三婶冷冷一笑，也没说什么。
三个小伙子加上我三叔，四个人把那沉重的楸木柜子抬到了牛车上。还有两个箱，都是用梧桐木板新做的，没多大分量，他们两人抬一个，轻松地就弄到了牛车上。接下来他们七手八脚地把那些被子褥子枕头毛巾等等杂物都塞进箱柜，那包沉重的蜡烛，用旧报纸包着，被放到箱子底下。然后用绳子把箱子固定好，我三叔又敬了他们每人一支烟，互报了姓名，关系密切得像多年的朋友似的。
此时太阳已偏西，估计是下午三点多了，那是白昼最短的季节，再有两个多小时天就黑了。我三叔从他岳父家院子的那口水井里提来一桶水饮了蒙古牛，然后与岳父岳母告别。这时他岳母的脸色也好看了，可能是听到了三叔的口哨，也看到了三叔的交际能力。她甚至热情地说：要不就住下吧，赶明儿个天亮回去。三叔说，不啦不啦，我们紧着点走，三个多小时也就到家了。
我原本以为三婶会出来送我们，但她一直没出店门。姥爷姥娘站在店门口对我们招手。我三叔吹了一串口哨，婉转如画眉鸣叫，这是给我三婶听的，三叔后来告诉我，这叫“鸳鸯哨气那三个青年听到三叔吹给三婶的这串口哨，脸色红红白白，都是很不自然的样子。车装得有点儿后沉，三叔让我爬上车，坐在前边那个箱子上，平衡下车上的重量。他自己步行，倚靠着车辕杆，赶着牛走。那三个小伙子恋恋不舍地推车跟着我们。粉刺脸说：兄弟，我们护送你一程。三叔吹了一首电影插曲《九九艳阳天》，自然又让这仁青年如痴如醉。三叔说：伙计们，就此别过，咱们后会有期。三个小伙子很遗憾地骑车走了，他们是县棉花加工厂的工人。三叔显然很得意，问我：小光，三叔还行吧？我说：太行了，三叔，你是天才。三叔道：天才说不上，不过，在音乐方面我是有感觉的。无论多么难唱的歌，顶多听两遍我就能记住。你要相信，小光，三叔总有一天会从坑道里爬上来，到矿山宣传科里去坐办公室。
就这样说着话，我们到了东关铁匠街。铁匠街上有几家铁业生产合作社，能制造镰刀、锄头、铁锹等农具，叮叮当当的打铁声震动人心。路上有很多煤渣子，煤渣子里混着铁屑，有一股嗅之令人兴奋的铁的气味。出了铁匠街往右拐，我们就可以望见那个铁路桥洞子了，穿过铁路桥洞子就等于出了城，但就在此时，我们的地排车轮胎被一块废铁扎破了，顷刻便泄了气，三叔长叹一声，道：这可坏了事了。我赶紧从车上爬下来，看着那瘪瘪的车胎，眼泪哗哗地流了出来。
三叔安慰我，别哭，小光，没有翻不过的山，没有过不去的河！
我们将车靠到路边，把牛卸下来。三叔让我看着牛和车，他自己到路边的铁匠铺里借工具，只借到一把钳子，一把钳子根本不可能把车轮卸下来。三叔说：小光，今天夜里咱们能回不去了。我说：那怎么办？我们会冻死的，牛也会饿死的。三叔道：不会，我们冻不死，牛也饿不死。你好好看着牛和车，我找人去。我问：去三婶家吗？三叔道：不，不去她家。
太阳即将落山时，三叔带着那三个小伙子来了，他们都穿着油腻的工作服，带着帆布工作袋，袋子里装着钳子、扳手、螺丝刀等工具。事后知道这三个小伙子都是棉花加工厂维修车间的工人，都有技术。他们把车上的柜子抬下来，然后用砖头把车的一侧垫高，把轮胎剥了下来。两个小伙子骑着车去修车铺帮我们补车胎，那个脸上有痦子的留下，陪我们看着牛和车。
车修好后，已经满天星光。我又饿又困，蒙古牛也饿得哞哞叫。在三个青年的劝说和帮助下，我们住进了离三婶家很近的前进旅社。这旅社其实就是马车店，在那儿竟然巧遇了我们村的马车夫老柳。他匀了一点儿干草给我们喂牛，那三个小伙子买了二十个炉包送给我们。炉包虽然凉了，但味道很好。伙计，你的口哨是跟谁学的？那个面有粉刺的小伙，兴致勃勃地问。三叔道：我的启蒙老师是我们村学校的宋老师，后来又拜了一个高人为师。我们村东八里有一个国营农场，前几年，省直机关的所有“右派”都在那里劳改，其中有一个放羊的老乔，曾经是全国口哨比赛冠军，还去罗马尼亚参加过比赛，我的口哨就是跟他学的。三个青年齐声道：怪不得，果然名师出高徒！这个老乔现在在哪儿？我们也去拜他为师，三叔道：拜不成了，1961年春他就死了。面有痦子那个青年问：怎么死的？饿死的吗？三叔道：据说是上吊。那太可惜了，三个青年几乎齐声道，那我们就拜你为师吧。三叔道：你们厂里允许吹吗？有的地方把吹口哨的当流氓抓呢！青年们说，我们厂的书记好文艺，会吹口琴，他说你们要吹就好好吹，吹出水平，升华成艺术。那真不错，这样的干部不多，三叔道，我们矿山有一个口琴小组，我想参加，但他们不要我，总有一天他们会要我的。顾双红也会吹口哨，你知道吗？那位白脸小胡子说，她原来是我们厂的合同工。真的吗？三叔道，这些我都不知道呢。粉刺脸小伙对小胡子使了一个眼色，说：伙计，今天暂时别过，你们早点休息，改天我们去找你，专程拜师！三叔像江湖上的人物一样，抱拳对那三个小伙子说：兄弟们，大恩不言谢，但我牢记在心了。走到门口时，那白面小胡子又回头问三叔：哥们，能吹几个八度？三叔伸出四根手指，笑着说：不多，四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