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我到乡下去看父亲。父亲热情地泡茶给我喝。多年的父子成兄弟，其实，我觉得多年的父子更像朋友。
父亲对我说，方明德去世了。我有些吃惊，因为上个月我回来，这位曾经担任过我们村党支部书记的老人还来看过我。提起当年人民公社时期的盛事，他神采飞扬；说到眼下的种种弊端，他痛心疾首。他曾经逼问我：“大侄子，你说，是毛泽东伟大，还是邓小平伟大？”
我含含糊糊地说：“这怎么说呢……应该……都伟大吧……”
父亲给我解围，说：“老方，老方，喝茶喝茶，毛泽东伟大，邓小平伟大，你也很伟大。”
他说：“老哥，我知道你这是讽刺我，但我就是不服气。”我父亲说：“你也八十多岁的人了，还生这些闲气干什么？能吃就吃点，能喝就喝点，听说你的荣军补助金又长了？每年一万多元了吧？”
他说：“钱是够花的，但心里不舒坦。”
我父亲说：“你每天吃喝玩耍，国家还发给你那么多钱，有什么不舒坦的？”
“老哥，你不懂，”他转脸对我说，“大侄子你懂，你懂我的心思，你爹一辈子不懂政治，是个愚民。”
我父亲笑着说：“不是愚民，是顺民，无论谁当官，我也是种庄稼的。”
他说：“悲剧啊，但又有什么法子呢？我是共产党员，你不是，你可以当顺民，我不能，我要战斗！”
“好好好，”我父亲说，“生命不息，战斗不止，小车不倒只管推！这些都是你当年挂在嘴边上的话儿。”
“虎老了，不咬人了，”他沮丧地说，“秋后的蚂蚱，蹦跃不了几天了！”接着，他有些神秘地对我父亲说，“大哥，我昨天夜里，梦到毛主席了……”
我父亲笑道：“毛主席请你吃饭了吧？”
他说：“毛主席对我说，小方，你要战斗！”
我问父亲，方明德是什么时候死的，父亲说，不太清楚。我有些纳闷。在我们这样一个小村里，别说死一个人，就是死条狗，很快就会家喻户晓，何况这方明德是当了几十年支书的头面人物。父亲说，老方这个人，干了不少坏事，但性子还是比较直的。我们爷俩正说着话，一个人，像影子似的飘了进来。
来人是我的一位远房堂兄，名叫武功。他的哥名叫文治。据说为他们兄弟俩命名的是我们家族中的一位饱读诗书的老人。
我站起来，迎接这位老兄。许多年不见，他已经白发苍苍，俨然一个老者了。“大弟，你回来了？”他问候我，声音扁扁的。还是当年那腔调，听上去有些不男不女。我对这位堂兄没有好感，多半是因为他这腔调。
“你也老了，”他在一张方凳上落座，呷了一口父亲为他倒的茶，看了我一眼，说，“你也快六十岁了吧？”
潜意识里，我总觉得自己没有这么大，但心里一算，可不就是吗，我回答他：“五十六了。”
他提高了嗓门，吵架似的说：“不对，你是属羊的，正月二十五生日，你已经五十八了！”
“对对对，”我有些不快地说，“你说得对，我五十八了，一转眼就六十了。你呢？快七十了吧？”
他说：“不是六十八，就是六十九，俺娘糊涂，不记得我的生日，也不记得我的岁数。”
父亲说：“你是1944年7月生，带虚岁六十九了。”
“六十九跟七十也差不多了，”他说，“我跟方明德这个王八蛋斗争了一辈子，终于把他斗倒了！”
父亲说：“他也没怎么整你吧？”
他说：“大叔你不知道，1970年8月，二队里让人偷去了两个小推车轱辘，他怀疑是我偷的，就让他的侄子，民兵连长方保山，把我弄到大队部里，吊到梁头上，整整吊了一夜。”
父亲说：“那时代，搞阶级斗争，人都变得不像人了。”
他说：“他是借机报复我呢！这个王八蛋，知道我有一副象牙棋子儿，非要我卖给他。我说我宁愿扔到河里也不卖给他。我是在河堤上与黄耗子下棋时说这话的。他激将我说，武功你是条汉子你就把棋子扔到河里。我用那张塑料布棋盘兜着棋子就撇到河里了，落下了一个蓝象，我捡起来又扔到河里。那副象牙棋子赌里啪啦地落到河水里。在场的人都愣住了。大叔您当时一定也听说了吧？”
父亲点点头说：“听说过，几十年前的事儿。”
“这可是壮举啊！大叔，”武功激昂地说，“当时那年头儿，方明德一跺脚，全村都哆嗦，敢跟他叫板的，也就是我了！”
“你那副棋子，要是留到现在，值不少钱了。”我说。
“那是，”他说，“后来，黄耗子他们下河洗澡，扎着猛子摸上了十几个棋子。前些天电视台《鉴宝》栏目的人下来，黄耗子的儿子拿着那些棋子去鉴定，专家说，那是皇宫里的东西，如果一个子儿不缺，能换一辆奔驰！”
“真是可惜，”我说，“你为了一口闲气，把一辆奔驰扔到河里。”
“话可不能这么说，”他说，“大弟，人活一辈子，争得就是一口气！”
“你一点儿也不后悔吗？”
“我后悔什么？”他说，“我一点儿也不后悔。我窝囊了一辈子，就这件事儿干的，还带着几分英雄气概。”
“我可以想象当时的情景，”我说，“老方一定给你镇住了。”
“大弟，”他说，“你是写小说的，应该把这件事儿写一写。当时在场的有十几个人，方明德那张大饼子脸，那是白了又黄，黄了又青。他跺着脚说：‘武功，算你有种！咱们骑驴看唱本儿————走着瞧！’我说：‘走着瞧就走着瞧，老子犯法的事儿不做，你能把我怎么着？’但事实证明，在那个暗无天日的时代里，即便你遵纪守法，照样会灾祸临头。”
“算了，”我父亲见他说得激昂，便劝他，“方明德人都死了，你还提这些事儿干什么呢？”
“大叔，”他说，“你不知道他有多狠啊！他让他侄子反绑着我的胳膊把我吊到房梁上——这些强盗，私设公堂，在房梁上安装了一个定滑轮，轻轻一拉，就让我离地三尺。他说，‘武功，你小子，终于落到我手里了，说吧，你把车粘辘藏到什么地方啦？’我说，我不服，我冤枉，他说，你是咱们村嘴巴最硬的，不给你点颜色瞧瞧，你不知道无产阶级专政的厉害。大叔，你不知道，你们无法想象啊，他让他侄子把我拉上去，一松手，我啪唧跌在地上；再拉上去，又一松手，啪唧跌在地上；再拉上去，又一松手，啪唧跌在地上……即便是这样我也不屈服，我说，方明德，你不就是为了那副象棋吗？你有种把我弄死，但如果你让我活着，我就跟你没完。后来，他大概也怕弄出人命来，就把我放了。”
回忆悲惨往事，使他脸上表情悲愤交加。我一时也不知该说什么好，便递给他一支烟。
他说道：“在遭受那次酷刑之前，我是抽烟的。他们捉我的唯一证据就是在现场发现了一个烟荷包，那个烟荷包确是我的。究竟是谁偷了我的烟荷包陷害我，我当然清楚，我已经让这个人付出了代价！从那之后，我就不抽烟了。”
“老方后来还是有反思的，”父亲说，“改革开放后，让我给你带话，要请你吃饭，你还记得吧？”
“大叔，”武功道，“那是他被上边把支书撤了之后的事。”
“不是撤，”父亲说，“他是退休。”
“反正是不当官了，”武功说，“他要是当官，怎么会向我道歉！”
“武功啊，”父亲笑着说，“你也不是个善主儿，老方这辈子，没少吃你的亏啊！”
“这倒也是，”他笑着说，“这老混蛋最怕的也是我。死了我也没饶他。”
二
我经常回忆起武功与村里最有力气的王魁打架的那个夏天。那天中午，我与母亲坐在我们院子里那棵杏树下挑拣麦秸草里夹带着的麦穗，忽然听到大街上有人吵嚷。母亲说：“又是武功，他怎么这么喜欢与人打架呢？”
我说：“他名叫武功，但是个怂包。每次都被人家打得鼻青脸肿。”
“他是天生的贱骨头，三天不挨打，皮肉就发痒。”母亲瞪我一眼，说：“他是啄木鸟死在树洞里，吃亏就在嘴上。你也要注意，”母亲说，“少说话，没人把你当哑巴。”
外边的吵嚷叫骂声越来越大，还伴随着喊里咔嚓的声响。我是个爱看热闹的孩子，用目光央求着母亲，母亲默许了。
我飞奔到大街上，看到很多人都往打麦场那边跑。我跟着跑。打麦场上，围着很多人，我挤进去，阳光耀眼，目眩中看到只穿一条短裤的王魁，裸露着肌肉发达的臂膀，正在用脚踢着躺在地上的武功。
武功双手抱着头，趴在地上，高亢的叫骂声从地面直冲上来，显得十分悲壮。
“骂，让你骂，让你骂！”王魁双脚轮番踢着武功的屁股，嘴里还声嘶力竭地喊叫着。
有一位老人劝解道：“王魁啊，你就放过他吧。”
王魁喘息着说：“你让他闭住他那张臭嘴！”
老人大声对武功说：“武功，你就闭嘴吧！”
但武功的骂声更高了，骂出的词儿令听者都感到羞耻。
王魁转到前边，对着武功的脑袋踢了一脚，武功惨叫一声，但还是骂。王魁又对着他的脑袋踢了一脚，他不出声了。接着，一股臭气弥漫开来。
当时，众人都以为武功死了，但他没有死。
几天后的一个中午，武功拄着拐棍出现在王魁家的门口。他破口大骂，王魁提着铁锹冲了出来。
武功叫骂不止，声音尖厉，全村的人都能听到。
王魁举着铁锹说：“你闭嘴！”
武功骂道：“王魁，你这个杂种，你今天要是不铲死我，你就不是你爹你娘做出来的。”
王魁浑身抖着，将铁锹的刃儿逼近武功的咽喉。
武功反倒平静了，他竟然笑嘻嘻地说：“铲吧，你今天必须铲死我，你今天要是不铲死我，杂种，你们家就要倒霉了。你力大无穷，我打不过你；但是，杂种，你女儿今年三岁，她打不过我；你儿子今年两岁，更打不过我；你老婆肚子里怀着孩子，也打不过我。你除非天天守在门口，要不，你就等着给你老婆孩子收尸吧！”
王魁色厉内荏地说：“你敢！”
武功道：“我有什么不敢的？我光棍一条，家里只有一个八十岁的老娘，我已经给她准备了一包耗子药。我一命换你们家四条命，有什么不敢的。”
“我先毁了你这杂种吧！”王魁吼叫着。
“欢迎欢迎，”武功道，“你铲死我，公安局捉走你，判你死刑，咱一命换一命。”
这时，我父亲来了。我父亲当时还担任着大队里的会计，也算有面子的人物。我父亲先训武功：“闭嘴，回家去！”然后我父亲对王魁说，“王魁，你是好汉，不要跟他一般见识。”
王魁收了铁锹，说：“大叔，你不知道他有多么气人，他竟然说我儿子不是我的……”
武功高声道：“你的儿子确实不是你的，是方明德的！”
我父亲扇了武功一个耳光，厉声道：“闭上你的臭嘴！”
“大叔，你是尊长，你可以打我，但你不能不让我说话。”武功指了指王魁家的后窗，说，“他家的后窗，就在我家院子里。有些丑事我不想看到，但是碰巧被我听到了。王魁你把你儿子叫出来，让大家伙儿看看，你这个儿子，到底是谁的儿子！”
我父亲又扇了武功一个耳光。武功的鼻孔流出血，但他的声音更高了：“王魁，你老婆肚子里这个孩子也不一定是你的！”
王魁将手中的铁锹，猛地铲在地上，然后蹲在地上，捂着脸哭起来。
三
父亲后来告诉我，像武功这样的人，还真是不好对付，惹上了他，一辈子都纠缠不清。那王魁，从此就再也不敢惹他。倒是他，经常站在自家院子里，对着王魁家后窗指桑骂槐。后来，王魁将后窗用砖头堵上，六月天也不捅开。改革开放之后，人口流动自由了，王魁索性带着老婆孩子走了。走了之后再也没回来过，去了哪里谁也不知道。院子里的蒿草长得比房檐还高，那房子，眼见着就要塌了，房子一塌，就成了废墟。你说他有多厉害！
就说方明德，1948年入党，参加抗美援朝，三等残废军人，家里有三个儿子，还有十几个虎狼般的近支侄子，在村子里谁人敢惹？但他最终也没能制服武功。因为武功不把自己当人，他知道自己命贱，家庭出身不好，连个老婆都讨不上，相貌也是招人恶，这倒成了他的法宝，谁也不愿意拿自己的命就换他这条贱命。
父亲说方明德死后，他的儿子们秘不发丧，夜里悄悄地抬出去埋了，为的是继续领取那每年一万多元的荣军补助。但这一切都没瞒过武功，是武功到县里举报了方明德那三个儿子。他们恨透了武功，但对这样一个人，又能怎么着他呢？
四
我第一次看武功跟人打架，是读小学二年级的时候。那时我八岁，武功，按照父亲的算法，应该是十九岁。
那时候冬天很冷，夏天很热。那时候夏天的中午，村子里的男人，不论老少，都泡到河里。河里的水也是热的。只有河边的几株大柳树下的水是凉的。大家都挤在这一片凉水里。突然，武功跳了起来，破口大骂那个外号“黄耗子”的小个儿青年。然后那个黄耗子就冲上去打他。武功个子高，黄耗子个子矮，在水里打，两个人不分胜负。黄耗子跳上岸，武功也跳上岸。两个人就在岸上打。都光着屁股。他们的身体都发育了，看上去很丑陋。
在岸上，黄耗子明显占了上风。他将武功打翻在地，然后，将一泡焦黄的尿撒在他的身上。
我记得武功从高高的河堤上猛地跳到了河里，砸起了一片浪花。好久，他从水里露出头，骂道：“黄耗子，这辈子我跟你没完！”
五
那天我又回家去，在车里，看到一个老人，拄着一根棍子在大街上蹒跚着。我乘坐的车从他身边经过时，透过车窗玻璃，我看到了武功苍老而浮肿的脸。听父亲说，武功已经被批准为村子里的“五保户”，即保吃、保穿、保住、保医、保葬。也就是说，他剩下的日子里，已经有了最基本的生存保障。他那颗被仇恨和屈辱浸泡了半辈子的心，该当平和点了吧？但好像没有，就在我乘坐的车从他身边经过时，他竟然将一口痰吐到了车顶上。我相信他没有看到车里坐着的是我。司机恼怒极了，要下车收拾他。我说：“赶紧走，不要惹他，这是我们村子里一个谁也惹不起的人物。”
我想起了母亲生前悄悄地跟我说过的话：“这个武功，真不是个东西啊。谁要得罪了他，这辈子就别想过好日子了。”
母亲说武功亲口对她说过，某年某月某日，他用农药浸泡过的馒头毒死了方明德大儿子家猪圈里那头三百多斤重的大肥猪。某年某月某夜，他手持镰刀，将黄耗子家那一亩长势喜人的玉米，统统地拦腰砍断。某年某月某夜，王登科家那一大垛玉米秸秆，突然燃起了冲天大火，也是武功干的。连续十几年的大年夜里，我们村和两个邻村，总会有草垛起火，这也都是武功干的。我说，难道邻村也有人得罪过武功吗？母亲说：他这人，脾气怪诞，你对着他打个喷嚏，很可能就把他得罪了。他还会装神弄鬼呢，母亲说，你还记得十几年前修鞋的顾明义在桥头遇到鬼被吓出神经病的事吗？那也是武功干的。母亲叹息着，说，他这样胡作，总有一天会作死的。但事实证明，武功没有作死，而且他还顺利地获得了“五保”，他放了那么多次火，干过那么多的坏事，竟然没被人捉住过，这也真是一个奇迹。母亲说，他干的这些坏事，总会受到报应的，但你一定要给他保密，因为他只对我一个人说过，连你爹都没告诉。
我似乎明白武功的心理，但我希望他从今往后，不要再干这样的事了。他的仇人们，死的死，走的走，病的病，似乎他是一个笑到最后的胜利者，一个睚眦必报的凶残的弱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