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明是向西门庆敲诈，却要维持表面上的“公平”形式。我们说过，送往迎来对明朝的地方官员向来就是个苦差事。正如《金瓶梅》里县中众官说的：“钦差若来，凡一应秖迎、廪饩、公宴、器用、人夫，无不出于州县，州县必取之于民，公私困极，莫此为甚。”
西门庆愿意大开这个方便之门，对于地方官员来说，当然是再欢迎不过了。
从此之后，西门庆家成了山东一省蔡京集团新的招待所了。我们看到，宋御史私人设席款待巡抚侯石泉、安郎中接待九江大尹蔡少塘（蔡京的九公子） 都在西门庆家举办。到最后，省里面的这些二级官员雷兵备、汪参议设宴庆贺杭州知府赵霆升大理寺丞也来拜托西门庆，一样有模有样的客套话请托，只是送来的分资更少，西门庆要买单的不足额更多罢了。
说起来，不管是安郎中、宋御史或者是雷兵备、汪参议，他们品秩并不超过西门庆这个正五品千户来得高。他们之所以敢如此地向西门庆予取予求，无非也是因为西门庆既然靠着政商关系得来官位以及这许多好处，自然也有供养这个政商网络的责任。难怪西门庆在官哥还在世时感叹地说：
“儿，你将来长大来，还是挣个文官。不要学你家老子，做个西班（武官） 出身，虽有兴头，却没十分尊重。”
西门庆当然心里有数，那些正科出身的文官对他是没有什么敬意的。他们看重西门庆的，与其说是他的五品官位，还不如说只是他的钱罢了。
但是政商关系本来如此：商人必须靠着官员的庇护才能坐大，反过来，官员更要靠着商人的资源才能交际应酬、甚至是升官发财。每个人都有各自的责任和义务。于是我们看到西门庆家送往迎来，三天一小宴，五天一大宴……也看到地方上任何人，只要有“巧”不动的事情，都找上西门庆了。不管是货物逃漏税、官司求免、甚至年终的升等考核的关说……在在都有西门庆的身影插足其中。西门庆浸润在这个贪腐网络里，他付出的金钱愈多，事业规模就变得愈来愈大。在清河县这个小小的地方，西门庆的政商关系这时可以说达到了一个极致的顶峰，没有什么他不能做的事情，也没有什么他“巧”不动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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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振铎曾经说过：“在《金瓶梅》里所反映的是一个真实的中国社会，这个社会到了现在，似还不曾成为过去。要在文学里看出中国社会潜伏的黑暗面来，《金瓶梅》是一部最可靠的研究材料。”
嘉靖、万历年间的商业经济固然发达，但是这些社会财富到了最后几乎一面倒地向官僚、权贵集中。王世贞曾统计当时天下巨富的情况，在他所举出的天下巨富二十二家中，高官权贵就占了十七家（包括了蜀王、黔公、太监黄忠、黄锦及成公、魏公、都督陆炳、京师张二锦衣……） 。其余五家无非也是靠着依附在封建势力之下的特许行业、或高利贷的典当行业。可见当时经济发达所产生的大部分财富，最后还是落到封建社会权贵与统治者的手上了。
（这当然严重地摧残了商业经济的发展。）
西门庆的政商关系从为了逃过杨戬的株连给蔡京送贿，误打误撞得到了一个副千户的官职开始。透过西门庆的政商经营，《金瓶梅》带我们走进明朝的山东，栩栩如生地让我们看到整个蔡京底下的贪腐网络是如何形成、运作，看到这个政商勾结文化里头的复杂、细腻，也让我们看到身在其中各种官僚的嘴脸以及应对进退的身段。
这样活生生的经验，如果不是透过《金瓶梅》这样的小说，我们要碰触到历史底下那层活生生的社会真实，几乎是不可能的。
很多人以为《金瓶梅》讲的是西门庆这个家族的故事，不明白为什么花了那么多的篇幅，描写西门庆的政商关系。事实上，如果从另一个宏观的角度来看，当西门庆认蔡京当干爹时，西门庆这整个家族往上连结的，正是蔡京整个的贪腐体系所形成的另一个更大的家族。
作者这样的连结，把西门庆这个小小家族所发生的故事，意义扩大到了整个社会。当我们用这样的角度看待《金瓶梅》时，那些男人的斗争、女人的争宠、或男女之间的败德、情仇……就不再只是家庭里面芝麻蒜皮的小事了。所有在家庭里发生的，到了整个社会也都一样会发生。
更推而广之，社会会发生的，整个朝廷、国家也一样都会发牛。正是那个同样的“君臣父子”思想，像个超强黏合剂似的，把整个封建社会从个人到家族、到社会、国家全黏成一个超级的大结构上。在那个结构上，每个人应有的伦理位置上，不得动弹，也无从脱逃。
把《金瓶梅》的故事对照嘉靖、万历年间发生的许多国家大事，我们会发现，作者的企图是远比故事表象的情节大很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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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嘉靖、万历时期，苏、杭以织造绸缎闻名。所需蚕丝，主要来自湖州。松江以生产棉布闻名，所需原料棉花大部分来自北方。
◎ 明代鼓励富商大户交粮纳款，用于边防军事开支。政府发给捐输的商人“仓钞”，再依仓钞派发盐引——贩卖盐的许可证（没有盐引，就不能卖盐） 。但因为盐政败坏的结果，商人常常拥有仓钞，却支不出食盐。
◎ 校者按：查后文及原文，当是“知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