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离开布哈拉，绿色渐渐稀薄，我很快置身于克孜勒库姆沙漠。孤独的公路箭一般地射向西方，距离下一片绿洲——花刺子模，还有将近五百公里。
面包车里响着欢快的乌兹别克音乐，然而窗外的景色却无法令人欢欣。我望着那片淡粉色的荒漠，想起克孜勒库姆的本意就是“红色沙漠”。它铺展着，蔓延着，如同毫无节制的病毒，最终在目光所及之处，化作一片空蒙的天际线。
在天际线的另一边，在更遥远的地方，阿姆河正在静静流淌。它像一把利刃将“红色沙漠”与“黑色沙漠”（卡拉库姆沙漠）分开，也顺便划分了乌兹别克斯坦和土库曼斯坦。经过花刺子模后，阿姆河将转头向北，奔向咸海。
然而，为了灌溉棉田，苏联时代的引水工程已令阿姆河气竭。它还未及注入咸海，就在荒漠中蒸发殆尽。咸海的面积逐年缩减。按照现在的速度，很快就会从地球表面上消失。
我的计划是先前往花刺子模，然后北上咸海。我不知道一路上会遇到什么，但旅途会变得更加艰险。我闭上眼睛，听着风沙打在玻璃上的嗒嗒声。六年前，我也走过这条公路，那次的运气更差，几乎一直穿行在褐色的沙尘暴中。后来，我们终于找到一家路边餐厅。电路已经被大风损毁，阴暗的屋内冷得令人瑟瑟发抖。每个人，包括司机，都点了伏特加。
窗外出现了一些工业定居点的痕迹——那是加兹利，一座苏联时代的天然气城市。然而，司机告诉我，天然气已经枯竭，整座城市正在沙漠中日趋枯萎。面包车停下来，要在这里午餐。餐厅看上去颇为粗野。葡萄架下摆着两张木榻，铺着花花绿绿的坐毯。几个当地男人正斜倚在那里喝伏特加。他们的脸色黑黄，带着边地之人的凶悍。一个人斜着眼睛看了我一眼，然后拿出牙签，张开嘴巴，露出几颗亮闪闪的金牙。
午餐吃了烤肉和馕，蔬菜只有番茄和洋葱，井水泡出的茶有股很重的咸味。但是在沙漠深处，这已是最好的招待。即便在今天，克孜勒库姆沙漠依然给人与世隔绝之感。我试图思考，一个多世纪前，那些大博弈的玩家们，面对的是怎样的景象？
实际上，能活着到达花刺子模的人已属幸运。1839年冬天，俄国将军佩罗夫斯基率领着五千名士兵和一万匹骆驼，进军花刺子模的中心城市——希瓦。当时，克孜勒库姆沙漠的积雪厚达一米，骆驼以每天一百只的速度死去。成群的饿狼像阴影一样尾随着队伍，觊觎着那些冻僵倒下的尸体。结果，俄国人连打出一颗子弹的机会都没有，就已溃不成军。
很难想象，在这样的荒漠深处，会突然出现一条宽阔的大河。两个多小时后，我透过车窗看到了阿姆河——这条中亚的神圣河流正在一片不毛之地中金灿灿地流淌。面包车停了下来，我穿过公路，向阿姆河走去。乌兹别克司机让我小心行事，因为这里是乌土边境，很可能会有士兵。
河水的流量显然比以前小了，我走在过去阿姆河的河床上。河对岸是土库曼斯坦，显得无名无姓，只是另一片无边无际的荒漠。出乎我的意料，河水非常清凉，甚至清澈。放眼望去，它流过的土地没有任何景观——不仅河上没有桥梁或船只，也看不到一点人类的痕迹，只有一些枯树倒毙在岸边。俄国人曾经天真地希望，阿姆河最终能把他们带往印度，这也是他们急于控制希瓦的原因。但是阿姆河发源于帕米尔高原，担当不起这样的重任。灌溉花刺子模的棉田，已经令它不堪重负。
一个穿着迷彩服，扛着冲锋枪的士兵，突然出现在我身后，喝令我必须马上回去。
“这里是边界地区，不准逗留。”他硬邦邦地说。
可是对面除了沙漠，什么都没有！除非是疯子，没有人会从这里越境。更别说，对岸还是谜一样的土库曼斯坦。
在士兵的武装押送下，我回到车上，继续向希瓦进发。
2
希瓦是一座露天博物馆。它孤立地保存在荒野中，几乎定格在百年前的模样。越过黄土城墙，我看到伊斯兰·霍甲宣礼塔直戳大漠的天空，宛如海上的灯塔。我想象着那些穿越沙漠的疲惫旅人。他们看到地平线上出现一座绿洲城市时，会是何种心情？然而，长久以来，希瓦却以奴隶贸易和盘剥过路商旅而闻名。这是一座强盗城市。来到这样的地方，你要么把命运交给上天，要么紧紧地攥在自己手上。
苏联时代，希瓦的原住民被彻底迁出，这里成为一座仅供游人观赏的空城。太阳落山后，人们大都乘车回到三十公里外的新城乌尔根奇。除了几家餐馆，店铺纷纷关门。沙漠的气温也随之骤降，冷风几近刺骨。我回到冰凉的旅馆，看到奴隶贩子一样的老板。他的面容中有一种愤然的神情，好像有人来这里投宿，是对他莫大的侮辱。
第二天一早，我在冰窖一样的餐厅用餐。窗边的桌子上有一台咖啡机，上面写着“禁止操作，请联系服务员”。我问老板，是否可以来一杯热咖啡。老板诧异地看了我一眼，惊讶于自己遇见一个如此多事的客人。不过他还是点点头，在咖啡机旁鼓捣起来。我坐下来，一边吃着凉透的煎蛋，一边等待咖啡。然而，咖啡一直没有出现。
我回头查看，发现老板正以一种凝视深渊的姿态盯着咖啡机。这样僵持了五分钟（我看了下表），咖啡机终于发出隆隆的轰鸣，接着便像油井一样，不断喷出咖啡。
一杯，两杯，三杯……老板不得不一次次拿出空杯，以便接住泉水一样奔涌的黑色液体。小桌上很快摆了将近十杯咖啡，直到咖啡机像被榨干了一样，精疲力竭地熄火。
“每次都这样，做一杯，就会出来十杯！”老板抱怨道。
我愧疚地喝完咖啡，然后迎着朝阳，爬上希瓦的城墙。伊钦·卡拉城内没有炊烟，没有祈祷声，甚至看不到几个路人。清真寺和经学院的马赛克拱门，从一片低矮的黄土房中生长出来，色彩斑斓地统治着天际线，却已被剥夺了功能。想象这座古城，我必须自行在头脑中添加人类定居的噪音、污秽和温度。现在，一切都过于安静和清洁，甚至充满了诗意。
到了中午，稀疏的游客开始流入老城。街道上冒出了一些贩卖纪念品的小贩。最有特色的是土库曼人的羊皮帽子。那种帽子酷似美国黑人的爆炸头，即便是炎炎夏日，土库曼人也不会摘掉。
希瓦距离土库曼斯坦只有咫尺之遥。土库曼人曾把大批诱捕到的波斯和俄国奴隶带到这里贩卖。奴隶的脖子上拴着铁链，只给极少的食物，防止他们有力气逃跑。
奴隶的价格随着供给量波动。一旦有战事发生，奴隶的需求就会激增。一般来说，手工匠人的价格是普通劳动者的两倍。波斯女人远比俄国女人受欢迎。俄国男人是最值钱的货物，价格大约相当于四匹纯种骆驼。很少有人选择那些被割掉过鼻子或是耳朵的奴隶，因为那表明他们以前逃跑过。
鼎盛时期，希瓦有五千名俄国奴隶，比现在这里的俄国人还多。如今，我只能在个别希瓦人的脸上，捕捉到一丝斯拉夫人种的痕迹。集市里，一个卖手机充值卡的小贩，长得和南俄地区的俄国人几乎一样，但他不会说俄语。苏联解体后，俄语在希瓦的影响力似乎比在其他地方消退得更快。或许希瓦原本就更封闭、更隔离。即便在黄金时代，希瓦的统治者也只能自己撰写家谱，因为没有一个大臣的文化水平足以胜任这项工作。
1717年，贝科维奇·切尔卡斯基王子奉彼得大帝之命，率领四千人来到希瓦城。他的目的是调查花刺子模传说中的黄金，并勘查阿姆河前往印度的可能性。数年之前，希瓦的可汗曾经致信沙皇，希望与俄国结盟，共同对抗布哈拉汗国。然而，事过境迁。等贝科维奇来到希瓦时，可汗早就改了主意。
他杀牛宰羊，热情款待俄国人，然后将他们分散安排在绿洲上的各个村镇中。夜深人静后，大屠杀开始了。四千人被杀戮殆尽，只剩下约四十名士兵被俘，沦为开沟挖渠的苦工。贝科维奇被剥皮，制成了一面鼓，他的头颅被送到敌对的布哈拉可汗面前，提醒后者与希瓦为敌的下场。
在与世隔绝的花刺子模，就连复仇也要推迟一个半世纪。1873年5月29日，俄军从四个方向一起抵达希瓦。士兵们看到希瓦人站在街道两侧，穿着脏兮兮的长袍。他们摘下帽子，顺从地低头致意，不清楚自己是否会遭到屠杀。他们惊愕地看着那些俄国士兵，不敢相信他们竟然穿越了六百英里的沙漠。在当地人看来，沙漠原本是不可逾越的屏障。
1920年4月27日，花刺子模苏维埃人民共和国成立。希瓦的最后一任可汗被迫退位，随后死在苏联的监狱里。四年后，花刺子模被归入新成立的乌兹别克斯坦共和国——一个以贩卖奴隶起家的城市，就这样突然迈入了社会主义。
我四处游荡，偶然走进胡多博甘·德文诺夫的故居。他是希瓦历史上的第一位摄影师，1903年就开始拍摄希瓦。故居里陈列着当年的黑白照片：希瓦人坐在城墙边晒太阳；希瓦人在地里修水渠；第一台拖拉机；俄化的希瓦贵族家庭……那些照片捕捉了世纪之交希瓦逐渐变迁的过程。我惊讶于那场席卷世界的资产阶级风暴也吹到了希瓦。
希瓦人不会料到，更大的风暴还在后面。1936年，斯大林发起“大清洗”运动。远在帝国角落的德文诺夫竟也被打成了“反革命”，四年后死于流放之中。
3
北上咸海，沿途经过的最后一座城市是卡拉卡尔帕克斯坦共和国 [1] 的首府努库斯。在这座被人遗忘的苏联边城，我找了一辆看起来最坚固的三菱四驱车和一位长相硬邦邦的卡拉卡尔帕克司机。司机留着两撇小胡子，镶着金牙，讲一口卡拉卡尔帕克方言。与乌兹别克语相比，倒是更接近哈萨克语。
卡拉卡尔帕克斯坦位于乌兹别克斯坦的最西部，大部分土地荒无人烟，显示在地图上的定居点少得可怜。离开花刺子模绿洲后，阿姆河进入卡拉卡尔帕克斯坦。它像地图上的一条裂纹，蜿蜒向北，最终消失不见。我发现，从阿姆河消失的地方一直到咸海的大片土地，在地图上是一块干净的空白。我很想知道，在真实的世界里，那片空白究竟意味着什么？
从费尔干纳山谷来到这里，我几乎已经穿越了整个中亚腹地。然而，在努库斯，我却感到一种前所未有的紧张。当三菱车驶出努库斯时，我的目光无法离开那些苏联时代的住宅楼和街巷。那意味着我所熟悉的一套美学和生活方式，正被渐渐地甩在身后，即将化为乌有。等我缓过神来，我已经进入空旷的公路，两边是中亚的最后一片棉田。
两个小时后，道路在不知不觉中消失。三菱车驶入一片荒漠草原。黄褐色的平坦大地漫天铺展，除了干枯的荆棘丛，没有任何遮挡，也不知道通向何方。我突然意识到，我正行驶在曾经的湖床上。几百年前，这里是一片湖泊，如今已经干涸，退化成荒漠。天空是泛白的淡蓝色，在目光的尽头处，与荒原连成一条淡白的细缝。
顺着汽车轧过的车辙，我经过一排土坯房和两个蒙古包。它们散落在荒野上，如同遗落的棋子。不远处，一位卡拉卡尔帕克牧民正赶着羊群转场。羊群由一头毛驴引导着，由一只牧羊犬殿后。它们向着三菱车来时的方向走去，身后腾起一串尘烟。经过牧民身边时，他咧嘴笑了，脸上带着泥土。在后视镜中，我的目光追随着他的背影，直到那背影变成一枚面值越来越小的硬币。烟尘柱也越来越矮，最终隐没在微微隆起的地平线上。大地就像大海，瞬间又恢复了它的荒凉与寂静。此后的一百公里，我再也没有见到任何人迹。
三菱车的后备箱里载着几只塑料大桶，最初我以为里面装的是汽油。随着车轮的颠簸，塑料桶中的液体随之摇晃，发出哗啦啦的响声，让我感到致命的危险随时可能会降临。然而，那里面装的不是汽油，而是淡水——司机后来告诉我。
我们经过一片无名无姓的湖泊，岸边长着近三米高的芦苇丛。三菱车拐进湖滩，停在岸边的一座土坯房前。房子看上去歪歪扭扭，已经被遗弃的样子，然而听到汽车的声音，一对父子推门走了出来。
父亲的脸上布满刀刻般的皱纹，把眼睛挤成了一条缝。儿子的面孔已被太阳晒得黑红。他们和司机打了声招呼，就开始面无表情地把塑料桶抬进屋里。司机告诉我，父子俩是他老婆那边的亲戚，在这里养殖鲤鱼。几年前，湖边还有几户渔民聚居。如今人们差不多都走光了，他们是留下来的最后一户。
司机掀开冰柜，想拿走几条鱼。突然，他的手像触电一样地缩了回来。
“有蛇！”他干燥地喊了一声。
老渔民赶了过来。我也凑近观看。只见在冰柜黑乎乎的角落里，一条小青蛇正盘踞在那里，半仰着脑袋。没人知道它是怎么钻进去的。老渔民抄起一根木棍，嘴里一边发出嘶嘶的声音，一边把蛇挑了出来。那蛇已经冻僵了，几乎无法动弹。老渔民用棍子，把它甩到了阳光底下。
“它暖和过来就会溜走了。”老渔民说。然后，他和司机聊起了家常。
我向着房子走去。透过洞开的木板门，看到老渔民的儿子正把塑料桶里的淡水注入一只大水缸。墙上挂着旧棉袄，垂下来半掩着一双沾满泥巴的胶鞋。另一侧的墙角堆着一袋土豆，脸盆里放着几根胡萝卜。一只又瘦又小的黄猫从卧室里走出来。即便是它，表情中也透着一丝坚毅。
渔民父子为什么要留在这里？我很难理解。司机后来告诉我，每隔半个月，他会过来送一次水，顺便拿走一些鱼。渔民父子从夏天开始在这里养鱼，过了秋天就回到努库斯。此刻，他们站在阳光下，用卡拉卡尔帕克语聊着天。我注视着眼前的湖泊，发现水面平静得如同一面灰色的镜子。从暴露的湖床看，这片湖水的面积也在日益缩减。大概，用不了多久，这对渔民父子最终也将离开这里。
离开湖泊，三菱车爬上一望无际的荒漠高原。我从未见过如此浩瀚的地表。没有树木，没有山脉，只有一成不变的大地，向着四面八方蔓延。一度，我试图记住我们走过的道路，但仅仅几分钟后就失去了方向感。放眼望去，这里没有任何参照物，更没有所谓的“路”。
三菱车以八十公里的时速奔驰，但是无论怎么开，周围的景色都看不出任何变化。那感觉不像是在陆上开车，而更像是在海上行船。然而，司机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不时调整方向，转弯，斜穿过去，明确地选择这条“路”，而不是那条“路”。
我不知道他是怎么做到的。他的方向感来自何方？那大概是游牧民族与生俱来的天赋。昔日，游牧民族的大军，不正是从这里南下袭击花刺子模的绿洲吗？
前方，几只棕色的鸟正在地上啄食。它们的一生中大概很少见到汽车这样巨大的钢铁机器，所以还来不及飞走，就被卷进了车轮。司机嘬着牙花子嘟囔了一声，朝后视镜看了一眼。那块死亡墓场被迅速抛在了身后，大地上只是徒增了几具尸体。我看了看手机，它早已丧失信号，而车上也没有卫星电话。这意味着一旦陷车，我们将被困在方圆百里之内的无人区，像那些死鸟一样无人问津。我的手心渐渐渗出了汗珠。
这样行驶了一个多小时，尽头处隐隐出现了几棵树，在地平线上流水般地波动着。最初，我以为那是海市蜃楼，但是二十分钟后，树木的形象变得更加清晰。那的确是一排树。在这样的荒漠，意味着地下有井水，有人家。司机告诉我，那是乌兹别克最远的一个村子。
又花了半个小时，我们才真正进入这座与世隔绝的村子。村里种着杨树，几排砖石房子看上去非常整洁。村子里静悄悄的，看不到一个人，听不到一点噪音。司机轻车熟路地开到一户人家的院子前。他关闭引擎，跳下车，像回到自己家一样，推开院门。
这是一户三代同堂的卡拉卡尔帕克人家。男主人又高又瘦，女主人穿着粉色的连衣裙。他们的父亲穿着粗针毛衣，一口牙全都掉光了，然而身板依然硬朗。
房间里像蒙古包一样铺着地毯，暖气烧得很足。我们围着小桌，席地而坐。女主人端上可乐瓶装的乳白色饮料。那是自酿的骆驼奶酒，有着游牧民族喜欢的口感——非常酸，带着轻微的酒精度。
我一边喝着骆驼奶酒，一边听司机和老者聊天。电视打开着，正在播放俄语的MTV。一个漂亮的俄罗斯女孩坐在酒吧里，正因失恋买醉。老者的小孙子，躲在帘子后面，始终盯着电视屏幕，仿佛入魔一般。
“我的儿媳有哈萨克人、乌兹别克人和卡拉卡尔帕克人，”老者看着电视，哈哈大笑，“还没有俄罗斯人！”
他们是最强悍的一批卡拉卡尔帕克牧民，在逐水草而居的路上，慢慢定居在这里。我走出房门，看到院子里种着杏树，树下还有一个露天浴缸。夏季时，一家人可以坐在树下吃饭，沐浴，然后看着银河。这里的银河一定无比灿烂，就像地球另一侧，那些大城市的灯火。
现在是午后，天上没有一丝云。阳光洒在庭院里，洒在墙上，摇曳着树影，有一种普世感的光辉。我深深呼吸了一口清冽、干燥、带着点牛屎味的空气。
咸海，还在更远的地方。
4
两个小时后，太阳终于开始变得有心无力。在失焦一般的日光中，三菱车冲下高原，进入一片高低起伏的丘陵地带。细软的沙地上，散落着破碎的贝壳，植被全都干枯了，仿佛远古时代的遗骸。这里曾经是咸海，如今已经干涸，却依然保留着海底的样貌，有一种令人畏惧的荒凉感。日复一日，咸海缩减着自己的疆域。现在，它终于出现在了丘陵的尽头处。
司机停下车，指着远处的咸海。尽管距离海边尚有一段距离，但汽车已经无法开过去。我跳下车，徒步走向海边。阳光明亮，但气温极低。天空是一片混沌的白。海风吹在脸上，有一种咸咸的黏稠感。
海面是灰黑色的，平静得仿佛静止住了，就连海浪也如同电影中的慢镜头，能够分辨出波动的褶皱和线条。我的目光无法看到更远的地方，因为远处的海面被一团雾气弥漫的虚空吞噬，仿佛刻意想隐藏什么。
出乎我的意料，我发现远处的海边有几个人影在晃动。我踩着泥沙走过去，渐渐看出那是几个正在挖泥的工人。他们穿着防风大衣，戴着棉帽子，围巾围在脸上，只露出眼睛，脚下踩着沾满湿泥的雨鞋。一共四个工人，看样子都是卡拉卡尔帕克人，其中一个明显是巨人。他的阴影很长，正在徒手把一袋湿泥搬走。
看到我后，他们的眼中露出短暂的惊讶之色，全都停下了手头的工作。我问他们在干什么。他们说，正在收集泥中的一种虫卵。然而，我根本没有看到什么虫卵，只有成群的蚊子，在紧贴地面的空气中滚动。
巨人突然开口，用的是蹩脚的中文：“我们的老板，中国人，他住在这里。”
“你们老板是中国人？”
他伸出一只巨手，指了指不远处的一个简易帐篷。此时，太阳已经涣散成一片刺眼的白光，仿佛给大地蒙上了一层迷雾。透过那层淡淡的雾霭，我看到一个男人站在帐篷前，正望着大海。
“他的名字，王。”巨人说。
咸海王戴着一副茶色眼镜，牙齿已经被烟草熏黑。他身材消瘦，有点驼背，说话有山东口音。后来他告诉我，他是山东滨州人。
“听工人们说，你在收集一种虫卵？”寒暄过后，我问。
“那其实是一种微生物。这种微生物经过深加工后，可以作为虾的饲料。”他说。
为了开采这种虫卵，咸海王已经在荒无人烟的咸海边生活了七年。每年有将近大半年的时间，他独自住在身后的帐篷里。
走进帐篷的那一刻，我就知道他在这里没有女人，因为帐篷里有一种单身已久的混乱。墙角堆放着中国运来的食品箱子，案板上躺着菜刀。一只觅食的小猫，正小心翼翼地穿过锅碗瓢盆，四处吸着鼻子。帐篷的大部分空间被一张堆满杂物的木板床占据。床脚处支着一张小矮桌，上面垂下一只油腻的灯泡。一个中国北方农村的小煤炉，把帐篷里烤得又干又热。这几乎就是帐篷里的全部家当，有一种建筑工地里临时住处的感觉，而不是一个人长达七年的居所。
我们围着炉子坐下来。已经很久没见到中国人的咸海王，提出泡点中国茶。他抓了把茶叶，把熏得乌黑的水壶放在炉子上。我忍不住问他，为什么住在这么简陋的帐篷里。他说，他曾经让工人搭了个蒙古包，但是一场罕见的风暴把蒙古包的龙骨都吹弯了，于是他决定改住这种便于修理的帐篷。
这里没有手机信号，没有网络，离最近的Wi-Fi也有一百六十公里。那是厂房的所在地，原来是苏联的鱼罐头厂。所有的补给，包括淡水，都要从厂房运过来。他两个月去一次厂房，收发邮件，向中国总部汇报工作，再驾车返回这里。
一个工人走进来，用简单的俄语交谈几句后，又转身走了。但依然能看出，工人对他非常尊重。咸海王讲起他的治理之道。他时常对工人们说，来到这里，只有一个目的，那就是一门心思地挣钱。他禁止工人喝酒，但也知道，私下里人人都会喝。只要不闹出事来，就应该“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他管这叫“中国人的智慧”。
白天的时间过得特别快，夜晚则无比漫长。去海边转转，看看虫卵的情况，检查一下工人的工作，白天就这么过去了。到了晚上，他会简单做点饭。因为吃不惯工人做的菜，他从来都自己做饭。他兴奋地告诉我，前几天弄到了一点大白菜，还没吃完。那种口气，仿佛谈论的不是大白菜，而是大闸蟹。
长时间的与世隔绝，令他的烟瘾大增。谈话中，他几乎一刻不停地抽烟。“天黑以后，还要有酒，没有酒是很难熬的。”他吐了口烟说。
有时候，感到实在太寂寞，他会叫上一个工人，到帐篷里陪他喝酒。中国带来的白酒很快喝完，现在他喝更容易弄到的伏特加。尽管如此，每到一个临界点，他还是会濒临崩溃。
“在这种地方待久了，都会有崩溃的时候。”他把烟狠狠地咽进肺里又吐出来。“怎么形容这种感觉呢？心慌得难受，坐也不是，站也不是。不瞒你说，昨天我就差点崩溃。”
于是，他骑上四轮摩托，在无人的丘陵上狂奔。冲上高原，再冲下来，让飙升的肾上腺素麻痹自己。路上，他与一只母狼狭路相逢。他们互相看着对方，仿佛也在看着自己。然后他突然加大油门，冲向母狼。母狼吓得转身逃跑，发出凄厉的嚎叫。这样折腾了一个多小时，脸已被风吹得麻木，心里才终于好受一些。
夜幕降临了。我们走出帐篷，发现一轮弯月正挂在波光粼粼的海面上。
在我们聊天时，三菱车的司机已经在附近搭好蒙古包，并拿出从努库斯带来的羊肉、土豆和胡萝卜。他在寒风中生起火，用带来的铁锅做起卡拉卡尔帕克乱炖。木柴噼噼啪啪地响着，溅起的火星好像闪烁的萤火虫。
我邀请咸海王一起到蒙古包里晚餐。他带上了伏特加和珍贵的炒白菜。我们一边吃着白菜和乱炖，一边喝着伏特加。
他向我讲起以前来过这里的人，不时掏出手机，给我看当时的照片。几年前的往事，他依然记得清清楚楚，仿佛在谈论昨天的事。对他来说，每一次来客都像是节日。
“去年是两个马来西亚人，前年是两个香港人。欧美人有，但很少。内地来的人少之又少，”他想了想，继而纠正道，“完全没有。”
除了旅行者，这里也来过荷枪实弹的边防士兵，意欲索贿的政府官员，考察咸海沙漠化的联合国官员——两男一女。
“他们打算在这里种树，后来发现实在太过荒凉。晚上，他们在我这里喝酒，喝得酩酊大醉，之后竟然……”他笑起来，“哎，这个可不能说！”
那天晚上，我们喝光了一瓶伏特加。他几次说要走，却总是主动挑起新的话题。他说，几年前，他的帐篷就在海边，如今距离海边已有一百多米。这只是短短几年的事情。他说，咸海中有一座小岛，传说中有恶龙守护着宝藏。实际上，那是苏联进行秘密生化试验的地方。小岛原本沉没在海底，但因为咸海消退，已经浮出水面。
“这些没人说过，”他在香烟的烟雾中眯缝着眼睛，“但我都知道。”
后来，他终于踉跄地走了。我钻进睡袋，却感到无比清醒。我听着蒙古包外的风声，呼啸着，刮过海面，好像某种生命的哀鸣。
不知为什么，我想起了约瑟夫·康拉德的小说《黑暗的心》。那里面写了一个名叫库尔兹的白人。他独自生活在刚果的热带雨林中，为大英帝国搜罗了不计其数的钻石和象牙。刚果河流域的每一个人，都听说过他的威名，甚至谈其而色变。然而，当小说的主人公最终找到库尔兹时，发现他只是一个风烛残年的老人，生活在一个破败不堪的小木屋里。
咸海王当然与库尔兹不同，但是他们都甘愿生活在某种极端的环境里。他们的生命中一定有什么特别的东西，即便是如此恶劣的环境，也无法摧毁它的内核。
5
第二天一早，我离开了咸海。当我和咸海王告别时，我们只能相约中国再见。透过后视镜中飞舞的尘土，我看到他一直站在那里，直到汽车爬上高原，他才从镜中消失不见。
返回努库斯的路上，我去了咸海王厂房的所在地——一个叫作穆伊纳克的小镇。穆伊纳克曾是咸海最大的港口，典型的鱼米之乡。1921年，苏联发生饥荒，列宁还向穆伊纳克请求帮助。短短数日之内，两万一千吨的咸海鱼罐头便抵达伏尔加河流域，拯救了数以万计的生命。
然而，经过四个小时的颠簸，当三菱车驶入穆伊纳克时，我看到的却是一个贫瘠而荒凉的小镇。到处是黄土和荒地，灰尘扑扑的石头房子，人们的脸上带着困居已久的木讷神色。
由于咸海的消退，这座港口距离海边已经超过一百六十公里。咸海水量减少后，盐分是过去的十几倍，鱼类已经无法生存。穆伊纳克的一万名渔民，因此失去了工作。这一切，只发生在短短一代人的时间里，成为环境灾难最令人震撼的注脚。
我来到曾经的码头，发现这里早已没有一滴水。干涸的海床一望无际，上面还搁浅着一排生锈的渔船。我顺着台阶，下到海床，走到渔船跟前。锈迹斑斑的船身上，依然能够分辨出当年的喷涂。船舱里，散落着酒瓶子和旧报纸，还有破碎的渔网。
海洋的痕迹已经荡然无存，渔船四周长出一丛丛耐旱的荆棘。曾经，我的眼前遍布着渔船，如今大部分渔船都已被失业的渔民当作废铁变卖。剩下的这十几条，成为沧海桑田的唯一证据。
我摸了一下船身。在红色铁锈之下，那些钢铁的肌理似乎仍在喘息。置身于这样的场景里，我不能不感到哑口无言。从费尔干纳山谷到卡拉卡尔帕克共和国，我一路上看到了那么多的棉田。它们养育着这个国度，却也让生态环境不堪重负。由于咸海的荒漠化，那些沉积在土壤表层的有毒盐性物质，可以顺风吹遍整个乌兹别克斯坦、哈萨克斯坦，甚至远至格鲁吉亚和俄罗斯。
早在苏联时代，政府就曾考虑从西伯利亚引水，救助咸海。但那是苏联时代的末期，庞大的帝国已经无力支撑如此宏大的工程。计划最终在1987年正式搁浅。
1994年，五个中亚共和国的领导人达成协议，每年动用百分之一的政府预算治理咸海。但是，没有哪个国家愿意主动削减棉花产量，承受由此带来的阵痛。那意味着让本已脆弱的国民经济雪上加霜。治理实际上沦为空谈，不了了之。
与此同时，咸海的面积仍在加速缩减。1987年，咸海断流为南北两部分。2003年，乌兹别克境内的南咸海，又断流为东西两部分。也许，用不了多久，世界三大内陆海之一的咸海，就会从地球表面上彻底消失。
我站在港口旁的展示牌前，看着咸海近百年的变化图，回想着我在地图上所看到的那片巨大的空白。周围荒无人烟，只有被遗弃的房子。很多人已经举家搬迁，只有很少一部分人还留在这里。
卡拉卡尔帕克司机告诉我，他原来就是穆伊纳克的渔民。十几年前，他咬牙变卖了渔船和家当，搬到努库斯，重新开始，后来才成为一名司机。他总结着自己的一生，一辈子经历过两次巨变：第一次是苏联解体，那意味着国家和身份的转变；第二次则是咸海的消失，那意味着过去几代人的生活方式不得不就此终结。
那天中午，他带我去当年的邻居家吃饭。戴着头巾的女主人端出饭菜，然后悄悄退出房间。她的丈夫也离开了这里，在别的城市打工挣钱。
午饭后，我们一起走到庭院。那是秋天最后的时光，一排排西伯利亚大雁，正在空中变换着队列，准备飞往南方过冬。我们静静地看着大雁，想象着它们一路的飞行。然后，我们都不约而同地掏出手机，开始对着天空拍照。
因为，在这里，如此生机勃勃的场景并不多见。
* * *
[1] 卡拉卡尔帕克斯坦共和国是乌兹别克斯坦境内的自治共和国，位于乌兹别克西部，曾为苏联自治共和国，后归入乌兹别克版图。
第四部
土库曼斯坦
土库曼的礼物
1
从乌兹别克斯坦回国后翌年，我终于决定前往土库曼斯坦。五个中亚斯坦国中，土库曼斯坦最为神秘，也最难去。土库曼人不欢迎外国人来访，为此设置了层层障碍。关于这个国家，我找不到太多有价值的信息，仅有的一些文本也只是让我徒增困惑。
我找到一本半自传体哲学作品《鲁赫纳玛》。作者是土库曼前总统尼亚佐夫。他在书中宣称：“这本书是土库曼人敞开的心灵，是对生活的目的和价值的启示……每个土库曼人读过《鲁赫纳玛》之后就会了解自己，那些不了解土库曼人的人则会了解他们。”
我就是抱着了解一下土库曼人这个朴素的愿望阅读的。结果，我发现这本书光怪陆离到了令人咋舌叹息的地步。苏联解体后，尼亚佐夫统治土库曼斯坦二十一年。他在全国范围内竖立自己的雕像，自封为“土库曼巴什”——全体土库曼人的领袖。他认为舞蹈、戏剧和广播不利于土库曼人的成长，于是加以禁止。他规定男性不得蓄须，镶金牙也属违法。他还把一年中的十二个月重新命名，其中一月以他自己的名字命名，还有几个月分别以他家人的名字命名。
“我的主要哲学信条就是完整性。如果没有完整性，也就不可能有民族。即使有了民族，没有完整性它也不会长久存在。”他在《鲁赫纳玛》中写道。可是这本书最缺乏的就是完整性，乃至逻辑性，读起来常给人脑袋上挨一棒的感觉。不过，当我快速翻完这本奇书，倒也发现几处说得通的地方：
“土库曼人是世界上古老的民族之一……但令人吃惊的是，在这浩瀚的书海中竟寻觅不到土库曼人的完整形象。
“我国人民在历史上曾有过辉煌，但近七八个世纪出现了衰落……土库曼人对人类生活的形成、世界科学和生产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而贡献的具体数量还有待进一步研究。
“根据全面相互结算的结果，土库曼斯坦从苏联独立出去后，苏联欠土库曼斯坦三点八亿美元债务。俄罗斯联邦作为苏联的法定继承人应把这笔钱偿还给我们。鉴于俄罗斯经济困难，我认为不向他们索要这笔债务乃明智之举，因为对我们来说友好地分手比什么都重要。
“最后我做出这样的决定：把全世界土库曼人所具有的一切美好的东西收集在一起，使之体现在一本书中。这样就诞生了《鲁赫纳玛》。让《鲁赫纳玛》来填补我们失去的所有书籍造成的空白，使之成为继《古兰经》之后的土库曼人的主要书籍。”
……
想去土库曼斯坦的唯一办法，是找一家当地旅行社报团。旅游团价格也像《鲁赫纳玛》的行文一样膨胀。可是花了这么多钱，你也注定享受不到相应的舒适。你的行程会受到监视：从入境一刻起，导游就与你形影不离。
我联系了阿什哈巴德的一家国营旅行社。他家的“七日游”报价相对合理，比别的旅行社要低。可即便如此，也足够在东京奢游七日了。我提供了护照扫描件、电子版照片，又填了一个只有六七个问题的简单表格。我听说只要肯花大价钱参团，拿到邀请函只是走走官僚程序。旅行社的经理也是这么说的。他还说，有了邀请函，我就可以在任何口岸办理落地签。
行程很快确定下来。我计划先到乌兹别克斯坦的努库斯，从附近的边境口岸入境土库曼斯坦（导游会在口岸等我）。我们将参观花刺子模的绿洲城市库尼亚-乌尔根奇——古称玉龙杰赤。随后的一天晚上，我还要在卡拉库姆沙漠中央的“地狱之门”露营。那天正巧是我的生日，这是我为自己准备的生日礼物。
2
我先飞到哈萨克斯坦的首都阿斯塔纳——今天的努尔苏丹。10月中旬，阿斯塔纳就已大雪纷飞，气温接近零度。1997年，纳扎尔巴耶夫将哈萨克斯坦首都从阿拉木图搬到阿斯塔纳。当时，阿斯塔纳只是一个中等规模的北方城市，以严酷的冬季闻名。
阿斯塔纳原名“阿克莫拉”，在哈萨克语中意为“白色坟墓”。索尔仁尼琴在附近的劳改营服过苦役。赫鲁晓夫时代，阿克莫拉成为“垦荒计划”的中心，更名为“切利诺格勒”，意为“垦荒城”。这一时期，大批移民来到阿斯塔纳，大多数是俄罗斯人。
苏联解体后，俄罗斯的政治家一度希望将哈萨克斯坦变成俄罗斯的卫星国。索尔仁尼琴在1990年发表的著名书信中，也主张吞并哈萨克斯坦北部。到了1992年，格鲁吉亚、摩尔多瓦、阿塞拜疆和邻近的塔吉克斯坦相继爆发内战。哈萨克斯坦似乎也处在岌岌可危的地位上。
如果说迁都的决定令外人费解，那是因为哈萨克人有着自己的算计。纳扎尔巴耶夫声称，迁都是由于阿斯塔纳比阿拉木图更靠近国家的中心，与俄罗斯的交通联系更好。其实，他更在意的是阻止哈萨克北部的分裂情绪。如今，哈萨克斯坦成为中亚地区最繁荣和稳定的国家。人们普遍认为，这在很大程度上归功于纳扎尔巴耶夫当年的决定。
纳扎尔巴耶夫决意将阿斯塔纳打造成一座21世纪的首都，一系列壮观的新建筑拔地而起。这片中亚的荒原成了国际建筑师的乐园，充斥着不同风格的建筑。当我从机场乘车进城时——我有数小时的转机时间——感觉就像进入了一个巨型外景地，包括我在内的路人都成了行走其间的演员。
我们经过和平与和解宫，那是积雪荒原上的一座白色金字塔，由英国建筑师诺曼·福斯特 [1] 设计。我们又经过一个美国白宫式的建筑，只是上面多了一个蓝色穹顶。司机说，那是总统府。然后是“生命之树”，其形状犹如一棵白杨树托起一颗金蛋。哈萨克人坚称，他们的祖先就诞生于一颗金蛋中。
我们经过意大利建筑师曼弗雷迪·尼科莱蒂设计的中央音乐厅，它看起来像是层层包裹的塑料花。然后，我们经过凯旋公寓大楼，其风格不免让人想起二战后莫斯科建起的“七姐妹” [2] 。接着，司机指着一座外形酷似北京西站的建筑说，那是中国风格的，叫北京大厦。
最后，司机带我来到一顶倾斜的巨型帐篷前。这是世界上最大的帐篷，里面实际上是一个大型购物中心。司机告诉我，帐篷共有六层，顶层还有一个空中沙滩俱乐部，里面的沙子真的是从马尔代夫进口的。
后来，我从新闻中得知，这座大帐篷也是诺曼·福斯特事务所设计，耗资四亿美元。负责施工的是一家土耳其公司，大部分建筑材料也都从土耳其运来。从土耳其到哈萨克斯坦，最便捷的路线是经过伊朗北部和土库曼斯坦，但卡车司机不喜欢经过土库曼斯坦：“那地方有很多规定，但毫无规则。”
车外的天空阴沉沉的，飘着雪花，路人裹着冬衣在泥泞中艰难行走。阿斯塔纳不是一座旅游城市，但你能做的也就是坐车游览一番。车里一直放着音乐，可只是伴奏带。我终于问司机为什么要放伴奏。他说他喜欢唱歌。没客人的时候，他会在车里独自练习。
我说：“没关系，你现在也可以唱。”
没想到他真的就唱了，声音非常动听。即便听不懂哈萨克语歌词，我依然被打动了。
一曲唱完，我发现自己鼓起掌来。司机躲在帽衫里面，腼腆地笑了。他叫赛力克，二十一岁，奇姆肯特人。那是哈萨克斯坦最南方的城市，与塔什干只有咫尺之遥。他说，他来阿斯塔纳是为了追逐音乐梦想。
“你知道迪玛希吗？”我问，“我觉得你唱得比他好。”
他知道迪玛希。他也知道迪玛希在中国很受欢迎。迪玛希在中央音乐厅举办过演唱会——那也是他的梦想。他告诉我，他算是迪玛希的师弟。他的意思是，他们拜过同一位老师，或者在同一家培训机构待过。
“你能再唱一首吗？”我问。
“再唱多少首都没问题。”
他换了一首伴奏，前奏结束前深吸一口气，然后唱起来。他开着车，穿行在灰白色的城市里，周围是令他陌生的新奇建筑，但是他的脸上瞬间有了感情，他的声音有了感情，甚至他换挡的动作也有了感情。
一曲结束后，他手按胸口，点头致谢，仿佛不是在这辆小车里，而是像迪玛希一样，在那座塑料花般的音乐厅里，面对着万千观众。
“希望有一天能在电视上看到你唱歌。”我发自内心地说，然后让他把我送回机场。
3
在阿拉木图转机，飞到塔什干。再从塔什干换乘乌兹别克国内航班，抵达努库斯。刚落地，我就收到了阿什哈巴德旅行社的邮件。和以往的邮件一样，这封邮件也写得言简意赅，语气中甚至带点幸灾乐祸：“亲爱的L先生，你的邀请函申请被拒了。”
此外，再无任何说明，也没告诉我该怎么办。
我在城里的一家小旅馆住下，然后马上回信，问是什么情况。
第二天，旅行社经理回复说，土库曼移民局也没给任何理由。
“你以前碰到过这种情况吗？”
“这种事我们从没遇到过。”
“现在怎么办？我都已经到努库斯了。”
“我们可以重新尝试申请，不过至少需要十个工作日。你的意见呢？”
我回复道：“马上办。”
然后我下楼，把我不幸滞留的坏消息告诉旅馆老板。对他来说，或许是个好消息——他又能多赚几天房费了。开始，我以为我在努库斯只会逗留两天，所以只订了一间狭小的单人房。现在，我说服老板把我免费升级到一个大号房间。他同意了。反正大部分房间都空着。他还大度地表示，给我开一个“看得见风景”的房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