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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开萨蒂村，前往伊犁河，路上会经过一座名为卡普恰盖的小城。这里有阿拉木图附近最大的水库，也是哈萨克斯坦乃至中亚地区最大的赌城。
公路边竖着赌场的广告，宣布奖池内的金额已经累积至数百万坚戈。赌场的名字也都充满异域风情：宝莱坞、孟买（用了殖民地时代的写法Bombay）、阿拉丁……从中不难看出中亚与印度次大陆之间的传统纽带和浪漫想象。
我问谢伊：“很多印度人来这里赌博吗？”
谢伊说：“不光是印度人，还有很多中国人呢！”
“什么样的中国人会来这里？”
“这我可就不知道了，”谢伊说，“大概是在这边做生意的中国人。”
烈日下，卡普恰盖看上去昏睡不醒。每座赌场之间都相隔着一片荒地，街上也是尘土飞扬。虽然这里号称“中亚的拉斯维加斯”，但显然是低配版。与拉斯维加斯的共同点，可能仅限于全都地处荒漠之中。我们经过时，赌场大门紧闭，停车场也门可罗雀。或许，夜幕降临后，这里会一变为醉生梦死的天堂。只是我对赌博一窍不通，也就无缘欣赏了。
谢伊告诉我，苏联时代，卡普恰盖还有一些加工厂，后来全都关闭了。如今，小城的支柱产业是赌博业和酒店业。
“当然，拉斯维加斯之说只是噱头。”谢伊懒洋洋地评论道，“我可是去过真正的拉斯维加斯的。”
说话之间，我们已经开出卡普恰盖。没了水库与赌场，四周只是黄土一片。
随后，我们拐下公路，进入一块辽阔的荒地。公路消失不见，只有砂质小路迂回延伸。我此行一心想探访的伊犁河谷，突然感觉非常遥远，像是文明边界上的一处荒凉牧场。
接着，伊犁河出现了，在视野中心缓缓流淌。河谷左岸依旧是一片低矮荒原，难见人迹；右岸的陆地上却搭着不少临时帐篷。有的帐篷前还插着苏联国旗。远离河岸的高地上有几座岩石山，一群攀岩者正在岩壁上练习。谢伊说，河边的帐篷就是这些人的。伊犁河谷现在是攀岩爱好者的秘密据点。
“为什么插着苏联国旗？”
“一种怀旧。”谢伊说，“苏联时代，人们最大的爱好之一就是去荒野露营，然后晚上一起喝酒。”
“现在这些人也做着同样的事。”
“没错。”
与苏联时代并行不悖的，还有古人留下的未解谜团。这也是我们来到伊犁河谷的原因——为了一睹泰姆格里岩刻。
岩刻分布在岩石山下的棕色巨石上，我与谢伊走近查看。一些岩石上刻着象形文字和图案，想必来自远古时代，或许是塞种人留下的；另一些雕刻着菩萨像和经文，显然与佛教有关——这也是我第一次在哈萨克斯坦看到佛教遗迹。
我分辨出一些经文是用藏语写的六字真言——难道西藏喇嘛来过这里？谢伊说，这些岩刻雕刻于何时，雕刻者是谁，考古学家并没有确切答案。他自己对于佛教更是一窍不通。
不过，我倒是有一个猜想：这些佛教岩刻很可能是准噶尔人留下的。
1607年，蒙古准噶尔部落离开中国西北部。在接下来的一个世纪里，他们大举入侵哈萨克人的领地，征服了包括伊犁河谷在内的七河地区。当时，哈萨克分为大玉兹、中玉兹和小玉兹三个部落。其中大玉兹和中玉兹求助于清朝，而小玉兹投靠了俄国。最终，准噶尔汗国被乾隆皇帝歼灭。不过在此之前，他们已经在七河地区生活了一百多年，有足够的时间留下信仰的痕迹。
准噶尔之后，蒙古人再未能掀起任何历史波澜。看来，佛教最终完全征服了蒙古人，让他们变成平静的族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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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七河地区，除了在一些哈萨克人的脸上，蒙古人的影响力早已消失殆尽。然而，从某些地名中，还是可以看出一点昔日霸主的端倪。从伊犁河谷出来，我们必须绕一个大圈子，才能翻越准噶尔阿拉套的余脉，进入阿尔金-埃姆尔国家公园。“阿尔金-埃姆尔”就是蒙古人留下的名字，意为“金色马鞍”。
谢伊给我讲了这样一个故事：成吉思汗进军中亚时经过这里，见到夕阳染红马鞍形的群山。他问手下，此地叫什么名字。手下回复，此地还没有名字。成吉思汗遂将之命名为“阿尔金-埃姆尔”。我喜欢这个故事，也喜欢那个尚未被完全命名的世界。
翻越准噶尔阿拉套时，我们在一处高地停车。在这里，可以将四千六百平方公里的阿尔金-埃姆尔国家公园尽收眼底。那是一片热带稀树草原旱季时的景象：黄色平原上长着荆棘与小树，四周的山峦呈现白色或金色。这里栖息着马可·波罗羊，据说还有九匹濒临灭绝的普尔热瓦尔斯基野马。一只金雕在远处的小山上翱翔，山间有哈萨克牧民的帐篷。
我们要去的村子是公园深处的一小块绿洲。住在村子里的哈萨克牧民大都已经定居下来。即便在这里，游牧作为一种生活方式也已退到边缘。谢伊说，村里的牧民饲养牲畜，但自己不再放牧。他们会共同委托一位牧民，赶着全村的牲口去山间的夏季牧场。在那里，他搭起蒙古包，独自度过整个夏天。
村里只有一家旅馆，老板娘是哈萨克人，可五官却与中国人如出一辙。此地距中国边境不远，在晚清以前都归清廷管辖。随后的百年时间里，人口迁徙的大戏更是不断上演。老板娘说，他的父母是1962年从新疆进入苏联的。他们最初在一家集体农场工作，后来就搬到了这个村子。在更久远的过去，她的家族就一直生活在这里。
旅馆正在施工扩容，看起来生意兴隆。餐厅刚刚装修完毕，有一股还未散尽的油漆味。每张桌子上都摆好了食物和餐具，等待客人入席。白色的阳光透过窗帘打进来，照在印花桌布上。时光仿佛又回到苏联时代，让我想到伊塞克湖畔苏联疗养院的食堂。
吃过午饭，我们驱车前往国家公园最南端的鸣沙洲，在荒蛮的大地上开了将近两个小时。鸣沙洲是一座长约三公里的沙丘，位于大小卡尔坎山脉之间，距伊犁河只有几公里之遥。沙山由纯净的细沙构成，刮风时会发出管风琴般的吟唱。如果遇到沙尘暴，那声音听起来就像鼓声。
爬上沙丘，可以看到伊犁河谷的狭长地带。然而，此刻日光明亮刺眼，天气炎热难当，让我打起了退堂鼓。谢伊也在一旁敲边鼓：“如果你想上去，我会跟着你一起。”他真实的意思是，在这样的天气里，我们最好都不要上去。
鸣沙洲脚下，几根石柱撑起一个简陋的凉亭，制造出一小片戈壁滩上的阴凉。一个穿着迷彩服的哈萨克人坐在长凳上，旁边还有一个乌兹别克长相的男人。
哈萨克人是公园守卫，年纪不大，容貌俊朗，只是嘴唇干裂惨白。片刻之后我才想到，此时已是斋月，守卫大概在封斋。在这等炎热干燥之地，一整天不吃不喝，的确是一种宗教苦行。我和谢伊在他身边坐下，顺势与他攀谈起来。
守卫二十五岁，住在绿洲村里。他说，大部分年轻人都去外面打工，只有不到五分之一的人留下来。他就是其中之一。他的确在封斋：日出前吃一顿粥水，再次喝水进食就要等到太阳落山后了。他在这里坐上一整天，傍晚开着国家公园的吉普车回家。
他喜欢这份工作，部分原因是他讨厌大城市的生活，部分原因则是他的祖辈一直生活在这里。通过谢伊的翻译，他着重强调了后面这点。不过他又说，自己可能有点“中国血统”。上世纪20年代，他的祖辈曾经逃难至中国，在乌鲁木齐附近的村子里生活了十五年，之后才返回这里。
上世纪20年代，正是中亚的“巴斯玛奇”运动时期。大批哈萨克人为了逃离布尔什维克的统治，进入中国避难。到了30年代，新疆的军阀统治又让这些人逃难回去。
我换了一个话题，问他作为国家公园的守卫，主要职责是什么。
他说，他的工作主要是防止盗猎。他会开着吉普车在公园内巡逻。
“阿尔金-埃姆尔国家公园曾经允许狩猎黄羊和马可·波罗羊。那时，常有欧洲人来这里打猎。一千欧元的许可证，然后再雇用我们当向导——只有我们熟悉动物出没的地方。现在，国家公园内已经禁猎。我们的收入自然也少了。”
“你觉得以前更好？”
“不，我认为现在更好。一千欧元的许可证原本只允许狩猎一只羊，可实际上没人遵守。一场狩猎之旅，会打死很多只动物。那些欧洲人只要羊角。”
在我们聊天时，旁边那位五官像乌兹别克的男人不时凑过来倾听，并且通过点头与摇头的方式暗示自己也在场。我让谢伊问问这个男人是干什么的。他们讲了好一会儿，然后谢伊对我说：“这个人是旅行社的司机，维吾尔人，老家在阿拉木图郊外的一个维吾尔村子。”
维吾尔人点着头，表示认可。我问他在新疆是不是还有亲戚。
不不不，他的祖辈早就定居在这里了。经过几代人的时间，双方连语言都变得不同。他说，他在阿拉木图的绿色大巴扎，第一次听到过新疆维吾尔人的叫卖，一时大为惊讶。他清了清嗓子，惟妙惟肖地学了起来，瞳仁闪着亮光。谢伊和哈萨克守卫都能听出其中的微妙之处，不由得笑了起来。
哈萨克守卫突然问我：“你们中国人为什么喜欢狼牙？”
“狼牙？”
“有中国人来我们村里收购狼牙，有多少就要多少。”
“你们的狼牙又是从哪儿来的？”
哈萨克守卫说，尽管国家公园内禁猎，可狼并不在保护范围之内。按照游牧民族的传统，见到狼就必定要杀死。他拿出手机，给我看猎狼的照片。他们开着吉普车，拿着AK-47，追逐一只狼，最后将它击毙。他抱着狼的尸体合影。狼身有半人多高，闭着眼，獠牙外突。
“也有人专门收狼的尸体。”他说，“一百五十美元。”
“你还有狼牙吗？”
“家里有一个，但我是不会卖的。”
此时，天气真称得上流金铄石。鸣沙洲在蒸腾的热空气中呈现出波浪状。游客像一只只蚂蚁，缓慢地沿着斜坡向上攀爬。大地上只有黄沙和荆棘，连蜥蜴也待在灌木丛的阴凉处。
谢伊说：“真奇怪，以前每次来这里，都会碰见吸血的蚂蟥，这次却一个都没有。”
维吾尔人再次展现出智慧，这次连我都笑了。他说：“蚂蟥也在封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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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绿洲村，我在食堂吃过晚饭，然后出门闲逛。村中的主要道路铺着水泥，有横跨空中的电线。路两旁的农舍围着篱笆，可以看到里面的院子和鸡窝。路旁种着新疆杨树，树干笔直，枝叶聚拢，像一支支倒立的毛笔。在夕阳煦风下，翠绿的树叶簌簌抖动，碎了一地金光。
这里与中国近在咫尺，可语言和文化又是那么不同。不过，和中国的农村一样，传统生活方式正在丧失——即便在七河之地，游牧也即将退出历史舞台。
我去小卖部买了啤酒，在旅馆门外的台阶上坐下来。外面，路灯下，一伙住店客人正在架炉烧烤。我递给谢伊一瓶啤酒。他看了看说：“俄国牌子。”
一个大块头的男人站在我们旁边抽烟。他是个俄国人，穿着夹克衫，头发梳得很整齐。他抽烟的样子很节制，看上去有心事。我让谢伊问问这个人的情况。
谢伊首先解释了我的身份——一位作家。其实他完全不必这样做。
大块头的男人说他叫斯拉瓦。赫鲁晓夫时代，苏联掀起“大垦荒”运动，他的父母响应号召，从西伯利亚搬到了阿拉木图。他在阿拉木图出生、长大。苏联解体时，他正在当兵。
“四年没拿到薪水。”他强调。
斯拉瓦成了一名长途卡车司机，从乌鲁木齐出发，将中国商品运至德国。公路不好走，到处是年久失修的大坑。在哈萨克斯坦和俄国境内，他都遇到过劫匪。有一次，劫匪拦住他，管他要钱。斯拉瓦问劫匪：“你也当过兵吧？”劫匪当过兵，也没拿到军饷，于是铤而走险。他没抢斯拉瓦的钱，放他走了。
斯拉瓦生于1972年，但看上去更老，眼角附近布满常年日晒留下的皱纹。他说他娶了一个德国人——他的意思是出生在哈萨克斯坦的德裔。他们生了一儿一女。女儿已经嫁人，儿子就要去莫斯科读大学。他很瘦，有一头淡黄色的头发。我与斯拉瓦说话时，他就站在草坪的阴影里。
路灯下的那伙人放起了音乐。80年代的流行歌曲。谢伊说，他们放的是维克多·崔的歌。斯拉瓦又点了一根烟，但已沉浸在歌声中。
维克多·崔是生于哈萨克斯坦的朝鲜人，后来成为苏联摇滚乐教父。那时巨型国家机器已经难以为继，苏联人迫切要求改革。维克多·崔的歌词大胆激进，直击年轻一代的心灵。
如今，那群昔日的年轻人已经发福、谢顶、浑身赘肉。路灯下，他们轻轻扭动身体，小声跟唱。他们大概不知道，中国也有一位姓崔的朝鲜族摇滚乐手，同样唱出了那个时代的心声。
谢伊告诉我，1990年8月，维克多·崔在拉脱维亚度假，在开车返回宾馆的路上与一辆大巴迎面相撞，死时只有二十八岁。他的死迷雾重重，以至人们怀疑这是一场政治阴谋。但谢伊觉得，那也是一种保全自我的方式。他无法想象维克多·崔面对后来发生的一切：解体，寡头，腐败，还有这个支离破碎的世界。
尾声
扎尔肯特：进步前哨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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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夏天，我以记者的身份去了一次霍尔果斯。那是中国通往哈萨克斯坦的口岸城市，有一种边境地带特有的繁忙和混杂。在国门附近，我看到等待通关的货运卡车排起长龙，远方横亘着冰雪覆盖的天山。
我问一个中国司机，他的目的地是哪里。他说，阿拉木图。他的口气让我感到中亚是一个遥远的地方，一个必须长途跋涉才能抵达的地方。
当时，我对中亚的全部了解都源于书本，源于那些旧时代的探险纪行。某种程度上，中亚就像一颗神秘的卫星，是我头脑中的幻想。我听说过那些地名，但无法想象它们的样子。我知道它们与中国历史上的联系，但那更像是对帝国盛世的回望。站在霍尔果斯口岸，中亚就在国门的另一侧，天山像一道不可逾越的屏障。我的内心充满向往，但更多的是畏怯。
我不知道如何开始，没有先例供我遵循，就连签证都非常棘手。然而，几乎没有太多犹豫，我上路了。2011年深秋，我第一次抵达塔什干，立刻就被中亚的“呼愁”吸引。接下来的几年里，我开始持续探索这片土地。九年倏忽而逝，我几乎去到了我在中亚可以去到的所有地方。我看着自己当年的冲动渐渐变成了一张真实的履历，一张标满记号的地图。
与此同时，我的人生也在悄然变化：我辞去工作，成为作家。我像游牧者一样，从世界的一个地方到另一个地方，用自己的方式旅行，日复一日地写作。原先不知如何面对的问题，渐渐有了答案，渐渐变得清晰。
如今，我在中亚的旅行终于接近尾声。我来到阿拉木图汽车站，准备搭车前往扎尔肯特，从霍尔果斯口岸回国。这是我的返乡之旅，也是一场小小的仪式。当中亚之旅尘埃落定时，我也将回到旅程最初开始的地方。
去扎尔肯特的大巴已经开走，我在停车场找了一辆合乘出租。司机是几个“趴活儿”司机中的一个，他很高兴我一下就选中了他。我们开出阿拉木图，驶上一条新开通不久的高速路。这条高速路由中国修建，是“西欧-中国西部国际公路运输走廊”的一部分，东起连云港，西至圣彼得堡，总长八千四百四十五公里。
司机说，他每天在阿拉木图与扎尔肯特之间接送客人。这条高速公路开通后，他的通行时间从六个小时减至三个多小时。而且，这条高速路是免费的：一路上，我没看到收费亭，也没看到休息区或加油站。
火球般的太阳高悬天空，草原一片炽白。司机开着辆旧奥迪，以一百四十公里的时速飞奔，感觉像是在飘。很容易想象的，在漫长的历史中，这里一直是空旷草原的一部分，是游牧民族的纵马之地。现在，一条高速公路豁然出现，目光所及，没有任何地标，如同科幻电影中的场景。
扎尔肯特是丝绸之路上的古老驿站，一进城我就看到骆驼商队的壁画。中央广场上矗立着一座白色清真寺，还有一个中式宝塔的尖顶。清真寺旁边是扎尔肯特的巴扎。和我在穆尔加布看到的一样，也是用拆开的集装箱改建而成。我到的时候，巴扎快收摊了，只有一些无所事事的维吾尔人在街边打扑克。
扎尔肯特距离霍尔果斯口岸不过二十九公里，是中国进入哈萨克斯坦后的第一座城市。出乎意料的是，这里并没有大多数边境城市的鱼龙混杂。我想换点钱，可是找不到换汇的小贩。我也没看到什么往返边境的生意人，更没有为这类人而建的酒吧或旅馆。在美墨边境，很多美国人会开着车来到墨西哥一侧，享受便宜的物价和女人。在扎尔肯特，我没看到中国人，或者外国人。
傍晚，我去了一家维吾尔餐厅——扎尔肯特有大量维吾尔人聚居。在伊斯坦布尔的宰廷布尔努，我也去过一家维吾尔餐厅，结果被赶了出来。这一次倒是没人赶我，可是正值斋月，我也得入乡随俗，等待开斋。
餐厅有一个大庭院，半开放式的厨房里，十几个厨师正忙活不停，烧烤的炭火也已经升起。羊肉、鸡肉、内脏穿成大串，摆在橱窗里。此外，还有韭菜和香菇——这想必是受了中国烧烤文化的影响。
戴头巾的漂亮女服务员严阵以待。桌子上摆好了餐具，盘子中还放了两颗椰枣。离开斋还有半小时，男女老少们陆续入座。接着，暮色降临，清真寺的大喇叭传来晚祷声。人们喃喃祈祷后，晚餐开始。我毫无悬念地点了烤串和拉条子，发现味道已与新疆无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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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带一路”的庞大设想下，中哈边境有望成为下一个迪拜。据说，这里将建起自由贸易区，成为中国与欧洲之间的物流转运中心。资金正在涌入，未来即将到来，只是目前在扎尔肯特还隐而未现。
第二天一早，我来到车站，想找人开车把我送到边境。我听说霍尔果斯口岸旁新开了一座国际边境合作中心，是未来拼图的一块。这是一个建在两国领土之上的跨境免税区：中国人和哈萨克人可以免签进入对方的区域，购物休闲、洽谈生意。
我是搭一辆黑车去的。同车的还有两位哈萨克姑娘。她们去免税区买东西，顺便消磨一天时间。其中一个姑娘叫阿德丽，能讲中文，是三亚大学的留学生。哈萨克斯坦是世界上最大的内陆国，距离海洋至少两千五百公里。我想，去三亚留学应该是一个相当浪漫的决定。
阿德丽穿着窄腿牛仔裤和黑色开衫，涂了睫毛膏。她的朋友穿着高腰李维斯和纯白T恤。两个打扮时尚的本地姑娘与一个游手好闲的外国人，挤在一辆日本淘汰的黑车上，司机是镶着金牙的牧民。车外绵延着白雪皑皑的群山，散落着玉米地和苏联时代的遗迹，而前方不远处就是商业全球化的未来——世界上还有哪个地方能给人如此强烈的混搭感？
国际边境合作中心的停车场上，到处是等着拉货的司机。从他们的面容和肤色中不难看出，这些人不久前可能还是附近山里的牧民。我们到得算早，可是已经有一拨购物者大包小包地从栅栏围起的海关出来了。
阿德丽告诉我，这些人是专门负责带货的“骆驼队”。这名字让我想到丝绸之路上穿越草原的商队，可他们的行程要短得多：只需把商品从中国一侧人肉带入哈萨克斯坦。阿德丽说，在国际边境合作中心里，每个人购买免税品的重量是有限制的，所以很多商人会雇用“骆驼队”。这其实是一个灰色地带，但哈萨克的海关人员不会较真。
我们排队进入海关，核验证件。几乎所有中国人都是从中国一侧进入国际边境合作中心，因此哈萨克的海关人员饶有兴致地打量着我。通过海关后，我们坐上一辆官方运营的中巴，穿过目前还是荒地的大片区域。远处的地平线上，高楼大厦闪闪发光。那是中国的霍尔果斯，一座拔地而起的新城。
穿过瞭望塔和岗哨，我们进入了国际边境合作中心开放的部分。中国一侧已经建起几座大型购物中心，还有一座造型前卫的大型建筑即将竣工。与之相比，哈萨克斯坦一侧则要冷清不少。规划中的奢华酒店、会议中心、主题公园，由于某种原因处于停工状态。中巴司机甚至没有费心在哈萨克那边停车，就直接开到了中国一侧。
广场上随处可见运货的“骆驼队”，还有巡逻的中国治安员。我们进了一座购物中心，里面只卖毛皮大衣。色彩鲜艳的条幅，以中俄两种语言写着：“质量好、价格低”“厂家直销，一件也批”。
每家店面都如出一辙，也都冷冷清清。各类毛皮大衣如大丰收的果实，沉甸甸地挂在一排排衣架上。空调开得很足，空气中泛着皮革的味道。
阿德丽和她的朋友逐一检阅那些店面，不时和认识的店主打招呼，行俄式贴面礼。我终于忍不住问道：“你打算买毛皮大衣吗？”
“不买，”阿德丽说，“三亚穿不上。”
她进一步解释道，在哈萨克斯坦，只有上了年纪的女人才穿毛皮大衣。
“那我们为什么要来这里呢？”
“逛街啊！”阿德丽诧异地看着我。
我突然明白，逛街是不用讲逻辑的，逛街本身就是一种目的。这么一想，我也耐下心来，细看那些毛皮大衣，学习分辨狐狸皮和海狸皮的不同手感。我发现，很多店家是中国的哈萨克族，汉族店主也都会说俄语。
一位店家是黑龙江人，以前在俄罗斯远东经商。我问她哪边生意好做。她以东北人的直爽回答：“到哪旮瘩还不是谋生！”她来霍尔果斯四年了，这是第一年入驻国际边境合作中心。她乐观地表示，天气转冷后，生意就会变好。
从毛皮大世界出来，我又跟着阿德丽去了另一座购物中心。这里有点像义乌小商品市场，贩卖五花八门的商品。我们逛了几家箱包店。阿德丽和女朋友挑来选去，最后买了一只蓝色小皮包——看上去质量挺好，却只要九十块钱。
我夸这包好看，适合她。
“不是我背。”阿德丽说，“是送给我表姐的。”
原来，亲戚朋友都知道阿德丽去了中国，也都托她带货。可从中国带货太麻烦，托运成本又高。所以，阿德丽来这里买东西，当作中国带回来的礼物送给亲友。严格来说，这也的确是从“中国”带回来的。
我们又逛了几家玩具店，逐一比较不同平衡车的价格和质量。最后，阿德丽花了四百块钱买了一辆，送给另一个表姐的孩子。
“都是送人的，你自己不买？”我问。
“我不在这里买。”阿德丽嫣然一笑，“我用淘宝。”
两个小时后，我已经到了逛街的极限，于是和阿德丽挥手告别。
“我们加个微信吧。”我说。
阿德丽拿出手机，准备扫一扫。然而，我们用的还是哈萨克电话卡，而这是中国境内，只有中国信号。
我走出购物中心，穿过广场，经过一座展翅雄鹰的雕塑，回到哈萨克一侧。这边没有大型购物中心，只有一栋两层楼的集合店铺。店主全是中国人，卖的东西包括俄罗斯套娃、格鲁吉亚红酒和高加索蜂蜜。简而言之，与任何一个中俄边境集市上卖的东西差不多。
我问一个店主，有没有亚拉拉特白兰地。
“亚什么？”他根本没听说过这东西。他转而向我推荐一款印有斯大林头像的红酒。酒瓶上已经落了一层细细的灰尘。
他是湖南人，就住在国际边境合作中心里。他说，这里有酒店，也有出租房。来他这儿购物的都是中国旅行团。霍尔果斯的大小旅行社都经营类似的“哈萨克斯坦风情游”。广告语是：“不用签证，即刻出国！”
我回到广场，想到我的问题是怎么“回国”。实际上，我已经在中国了，只是出不了国际边境合作中心。为了给护照盖章，我必须原路返回哈萨克斯坦，再从十几公里外新修的口岸过关。
回哈萨克海关的中巴刚一停车，“骆驼队”就蜂拥而上。两个女人由于带货太多，被管理员撵了下去，爆发了一场激烈的战斗。来时的中巴上只有人，现在除了人，还塞满了货。
回到海关，走出国际边境合作中心，黑车司机围了上来。我找了一辆送我去口岸的黑车，那价格够坐三回的。我们经过一座戈壁上的内陆港，可以远远看到龙门吊车的轮廓。这个内陆港是一个货运物流中心，也是“一带一路”倡议的一部分。有报道说，这里很快会成为全球同类内陆港中最大的一个。它的优势在于，可以在短短半个月之内，把货物从中国运到欧洲——费用比空运低，速度比海运快。
内陆港对面是一大片新建的住宅区，已经有人入住。如果一切顺利，这片住宅区将不断扩大，最后与扎尔肯特连成一片，形成一座大城市。当然，这一光明的前景并不完全凭借真主的意愿，还有赖于边境对面的霍尔果斯。假如有一天，霍尔果斯真成了下一座迪拜，那么眼前的荒漠也将被彻底改变。
新建的小镇，新修的公路，连自动路障也是最新科技。载我的哈萨克老司机实在搞不明白这些属于未来的玩意，困惑地直摊手。
我们总算到了边境口岸。在暴烈的阳光下，口岸荒凉得如同月球基地。司机这时才告诉我，旅行者不能走路过关。他大概所言非虚，因为眼前只有汽车道，没有步行道。除了我和司机，没有一个过关的人。
隔着一片沙漠，我看到了国际边境合作中心和霍尔果斯的老国门。此刻，那些从地表长出来的高楼大厦，好像沙漠中的图腾柱一样虚幻。老司机提议把我送回扎尔肯特，说那里有开往霍尔果斯的国际大巴。我真想质问他，当初为何不早告诉我。不过，转念一想，他要是早告诉了我，就赚不到这份车费了。
3
我与霍尔果斯已经近在咫尺，却找不到那扇门，只好返回二十九公里外的扎尔肯特。汽车站里果然有一辆新疆牌照的大巴。那辆大巴就停在大太阳下面，车上空空如也。老司机说，这辆大巴半小时后准能出发，可我实在不敢相信。
午后的骄阳愈发炽烈，街上尘土飞扬。我无处可去，只好在户外的候车亭坐下。旁边有个男人正枕着挎包呼呼大睡。他听到有人走近，一个鲤鱼打挺坐了起来。他穿着西裤和马球衫，坐姿凸显了开始发福的肚子，粗壮的小腿把裤管绷得紧紧的。
他是个中国人——哈萨克人不戴手串。我们聊起来后，他告诉我，这辆车一小时前就该出发，结果现在还没动静。他已经在这里等了两个小时。
“海关几点下班？”我问。
他看了看手表，自我安慰似的说：“这是今天最后一班车，海关的人会等我们的。”
他的口音听上去不像新疆人。
“我老家河南。”他说，“在这边做轮胎生意。”
开始时，河南商人也在国际边境合作中心租了店铺，找“骆驼队”把轮胎运进哈萨克斯坦。然而，最近海关出了新政：“骆驼队”每天只能进出免税区两次。轮胎的体积太大，一个人一次只能运两个，这就让生意变得有点难做。于是，他专门去阿拉木图考察，看能不能与当地人合伙，搞正规轮胎进口。只是这样的话就得缴税，成本提高，利润减少。
“哈萨克人对价格特别敏感，你比别家贵一分钱，他们都不会选你。”河南商人叹气道。他的脸庞黝黑，两侧的头发剃得很光，而头顶留有薄薄一层，脖颈上长着一层赘肉。印象中，他这个年纪的商人大都留这样的发型，也都有这样的赘肉。
他是第一次去阿拉木图，不会说俄语，找了公司的翻译陪同。翻译原本是中国的哈萨克族，后来就留在了哈萨克斯坦。他每月给翻译开两千块工资，这已是阿拉木图的平均水平。
“这边消费还是比较低的。”他说。
考察的一个亮点是和客户一起去天山郊游，在大阿拉木图湖畔烧烤。河南商人说，这边的羊肉便宜，哈萨克人又特别会烤。他们带着烤炉、烤架和木炭，而他带着肚子。湖边的风景优美，他什么都不用做，完全放空了自己。他看着客户烧烤，烤好后就开怀大吃。
“哈萨克人不着急，生活节奏慢，不像我们中国人。”河南商人笑着说，“有时想想，这样其实也挺好。”
我问：“那你会在阿拉木图开公司吗？”
河南商人摇摇头：“不会。”
他算了一笔账，运输费加上关税，还有各种打点，进口轮胎的利润将微乎其微。
这时，大巴司机回到了车上。车下还站着几个已经失去耐心的乘客。河南商人腾地站起来，说他得去买瓶水，还客套地问我要不要。
我说，谢谢，不用了。
我走到大巴前，与另一个中国人聊起来。他说一口新疆普通话，身材高瘦，鼻头上全是爆裂的毛细血管。他在这里做羊毛生意，开了一家工厂。他的父亲就是做羊毛质检的。他从小耳濡目染，成了没有文凭的专家。
我说，我在高加索也碰到过做羊毛生意的中国人。
他摇头说，那边是山羊，羊毛质量不好。
下午四点，大巴终于出发，我又回到了几个小时前旅行受阻的地方。大巴驶入关口，我们鱼贯下车，逐一接受检查。一个哈萨克海关人员用俄语问我们：“今天过得怎么样？”河南商人笑着摇手道：“听不懂，听不懂。”我们又回到大巴上，驶向一段距离之外的中国海关。河南商人困惑地问我：“那个人刚才是不是在向我索贿？”
中国海关是一栋崭新的大楼。九年前，它不在这里。我把行李放上传送带，排队给护照盖章。我的中亚之旅即将结束，我多少感到一丝澎湃的心潮：九年前，当我站在霍尔果斯口岸时，中亚还是一团迷雾。我渴望了解这里，填补我的世界图景——我就是带着这个愿望踏上的旅程。如今，我从边境的另一侧回到了霍尔果斯，回到了旅途最初开始的地方。我还记得自己当初的抱负和一路的辛劳。
与九年前相比，中亚不再陌生，但依旧神秘。我对中亚的热爱也殷切如昔。经历过蒙古入侵、汗国争霸、苏俄重塑以及独立后的混乱和复原，中亚又恢复了长久以来的模样——像一颗卫星，徘徊在不同文明与势力之间，校正着自己的方位。我第一次去中亚时，就有这样的感觉。随着旅行的深入，这种感觉也愈加强烈。
苏俄治下的和平促进了中亚的繁荣，但也埋下分裂的种子。独立后，中亚开始对自己的历史和未来有了新的看法，不同的思潮与想法在这片土地上反复激荡。而今天，中国的崛起将会改变这里的引力，为中亚带来不同的前景。在旅行中，我已经目睹了这个进程的萌芽状态——带着新生事物的生机、慌张和无所畏惧——但随着时间的演进，一切都会变得更加清晰。
我甚至在想，不久的将来，眼前的一切可能会彻底改变，古老的中亚将变得面目全非——期待也好，怀乡也罢，这将是中亚未来的一部分，也将是中国未来的一部分。
我走出海关大楼，穿过空旷的广场，回头眺望天山。
致谢
正如本书结尾所写，当我第一次站在霍尔果斯口岸眺望天山时，我对中亚几乎一无所知。然而，这并没有阻止我踏上旅途去写一本书。对我而言，这既是一种挑战，也是一种诱惑：如果我想获得关于世界的知识和经验，想理解我所身处的现实，还有什么比旅行和写作更好的方式？
2011年，我第一次前往中亚，震撼伴随着那次旅行。可回到家中，我却沮丧地发现，震撼帮不上忙。虽然我有意识地做了笔记，还是写不出一个字。
我面对的是一个极其陌生的世界，有着复杂而悠久的文化和传统。历史上，中亚曾被不同文明和族群征服和塑造，它们都在这里留下独特的印迹。
苏联解体后，中亚像一颗失落的卫星，迷失了方向。它在全球化的边缘与大国的夹缝中校正着自己的轨道。我迷恋这种挣扎、寻觅的失重状态，而这种迷恋最终又转化为理解历史潮流的渴望——不管愿意与否，我们一直被这种潮流裹挟着前进。
我明白写这样一本书并非易事。这将是一个浩大的工程。我必须慢下来，沉下去，从学习语言、阅读资料、积累知识这样最基础的事情做起。
某种程度上，这本书见证了这个不断求索的过程——我称之为“剥洋葱”——将表皮层层剥离，逐渐接近事物的内核。写这本书时，我更多地将视角聚焦于当下。或者说，苏联解体后的岁月。我写到形形色色的人物，试图通过他们的故事理解这片土地。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我忽略了中亚灿烂的历史和文化——它们宛如地平线上的帕米尔高原，是这本书永恒而壮丽的布景。
在调研过程中，我幸运地得到了单向街“水手计划”的支持，为此我必须感谢“水手计划”的创办人许知远老师。基金会的慷慨让我得以完成哈萨克斯坦部分的旅行和写作。如你所知（或者不知），哈萨克斯坦是很难进入的国家。仅办签证、找黄牛就需要一笔巨款，更不用说前往核试验场这样偏远难行的地方。我完全可以想象，没有“水手计划”的资助，这本书将面对多少额外的困难。
我想感谢公众号“行李”的主理人黄菊。2017年，在她的邀约下，我再赴乌兹别克斯坦。那次旅行也坚定了我写作本书的决心。经黄菊牵线，我结识了乌兹别克朋友萨卫和印尼作家奥古斯丁，与他们的交流令我获益匪浅。
为了写作本书，我需要查阅大量书籍和资料。有些时候，这些资料在国内不易找到。感谢我的朋友孔小溪，她从巴黎为我带回关于塔吉克斯坦内战的书籍。另一位朋友陈治治从美国为我背回了若干吉尔吉斯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的资料。
2019年，本书的乌兹别克斯坦部分有幸参与全球“真实故事奖”（True Story Award）评选。我必须感谢初选评委吴琦、李海鹏、梁鸿的错爱。他们的赏识让四万字书稿译成英文，并在随后的全球决选中获得“特别关注奖”。初秋的瑞士十分美丽，我要感谢瑞士文化基金会的Yuxi Lu、Miao Jiang和《Reportagen》杂志的Rocío Puntas、Daniel Puntas为这趟旅程提供的帮助。
本书的部分章节曾在《南方人物周刊》《正午故事》《行李》《孤独星球杂志》《悦游》《旅行家》《蚂蜂窝·寻找旅行家》《南方周末》《中外对话》等媒体发表。我很高兴能跟数位经验丰富的编辑合作：周建平、杨静茹、郭玉洁、黄菊、崔晓丽、王筱祎、贺兰、rollwind、Ag、杨嘉敏和马天杰。
令我难忘的是，当时在《ELLEMEN睿士》工作的陈晞邀请我为路易威登旅行箱写一篇游记。我想感谢他十分宽容地允许我用一篇与路易威登完全无关的文字交差（本书97—102页）。这篇文章的报酬和路易威登旅行箱的价格一样让我感动。
在出版过程中，设计师孙晓曦付出了杰出的劳动。我的前同事、插画师Nath在很短的时间内绘制了精美的手绘地图。编辑罗丹妮对部分章节提出宝贵意见。我尤其感谢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罗新老师。他拨冗阅读了整部书稿，以史学家的洞鉴和作家的敏锐，提出很多细致入微、深具启发的意见。
我的编辑杨静武、郑科鹏做了大量精细而繁琐的事实核查工作，并提出诸多关键性的修改建议。他们的信心和职业精神让我再次深刻地感到，一本书的诞生绝不仅仅是作家一个人的战斗。
这些年来，我的家人始终默默支持我的工作，容忍我有时长达数月的“失踪”。没有他们的宽容和鼓励，我无法在作家之路上走下去。
旅行中，我有幸与一些中亚人成为朋友。他们面对生活的真诚与坦然，乐观与勇气，展示出中亚人性格中最美好的部分。写作时，这些回忆始终鼓舞和激励着我。我深知，正是一次次偶然相遇成就了这本书。没有人与人的互动，旅行只会沦为空壳。
我由衷感激他们的善意与信任——是他们让中亚不再遥不可及，也让我对苍茫的未来始终怀有一份信心。
附录 一份清单
英国哲学家罗杰·斯克鲁顿爵士写过一本有趣的小书，名曰《我喝故我在：一位哲学家的葡萄酒指南》。在附录里，他列了一篇搭配清单。比如，读亚里士多德宜配加州的长相思，读康德需饮阿根廷的马尔贝克，都是他以个人喜好为准的一家之言。
受此启发，我也列了一份中亚文艺清单。同样是私人化的推荐，不专业也不客观。唯一的标准是：它们激起了我对中亚的兴趣；我从中得到过快乐、滋养、鼓舞和陪伴。
文字
玄奘《大唐西域记》和周连宽《大唐西域记史地研究丛稿》
《大唐西域记》在我看来是最早的旅行文学之一，而周连宽先生对玄奘大师行经之处进行了详尽考证。在中亚旅行时，我有几次与玄奘大师的路线重合。其中最震撼的一段是在瓦罕山谷。我看到了《大唐西域记》中写过的一座佛塔，如今只剩遗迹。那一瞬间感受到的冲击，让眼泪几乎落下。
巴布尔《巴布尔回忆录》
巴布尔是印度莫卧儿王朝的开国皇帝，出生在今天的费尔干纳。在这本书里，他饱含深情地回忆了自己在中亚度过的欢乐时光，特别令他念念不忘的是中亚的干果。每次去中亚，我也会从巴扎买些杏干、葡萄干和巴旦木回来。闲暇的午后，泡一壶大吉岭红茶，佐几颗乌兹别克的杏干、巴旦木，翻两页《巴布尔回忆录》，真是莫大的享受。
艾特玛托夫《崩塌的山岳》《一日长于百年》
我以为艾特玛托夫是一位非常独到、不断进取的作家——看这两本书时冒出的一个想法。另一个冒出的想法是，他比高行健更有资格获得诺贝尔文学奖。
保罗·柯艾略《查希尔》
超级畅销书作家保罗·柯艾略写过一本以哈萨克大草原为背景的小说。在后记中，他感谢了努尔苏丹·纳扎尔巴耶夫总统的盛情款待，还提到自己去大草原时带了一位漂亮的翻译——起初只是他的翻译，不久就成了他的女友！因为这篇不无炫耀的后记，我给这本挺有趣的书减去了一星。
罗新《月亮照在阿姆河上》
这是罗新老师发表在《文汇报》上的一篇长随笔，分为上中下三部分，记录了他在乌兹别克南部考古之余的见闻随感。和《从上都到大都》一样，文风清新好读，又有饱满的细节。说实话，我很少读到中国作家写当代中亚的文章，因此这篇长随笔读得十分珍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