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说话了，无话可说。我在想那天曹翠芬看纸条的样子，她分明不恨他，她还想联系他。也许，她已经联系上了他，毛衣就是为他织的。我试着想了想曹翠芬的十七岁，她遭蹂躏的那几年，也许是她生命中仅有的温馨日子。我知道这样想很罪恶，但是没办法，这就是我的真实想法。我记得很清楚，她是在看到纸条之后突然买回毛线的，她笨拙织毛衣的样子，她一心想把毛衣织好的样子，就是对生活充满希望的样子。那么，这希望是谁给的？
只是这种推测我不能对曹翠芬的哥哥说。我对他说了另一种推测，另一种推测有些言不由衷。我说，毛衣也许是给你织的。
她哥哥立时跌坐在地上，牛哞一样哭了。哭了三声，他只掉了一颗大大的泪珠，然后站起了身，把那些毛线团起来塞进了塑料袋，那些曲曲弯弯的毛线让塑料袋蓬了起来。她哥哥说，我知道你这是在说好听的话，大妹子。我说句不中听的，你都可能给我织件毛衣，曹翠芬不能。
我问为什么不能。
曹翠芬的哥哥马上变得怒气冲冲，他说，她把那么多的钱都送给了别人，她会给我织件毛衣？
曹翠芬在弥留之际留下了遗嘱，这一点，让许多人始料未及。曹翠芬是个特殊的人，她的遗嘱也很特殊。曹翠芬说，她死以后所有的器官都无偿捐献，给谁都行，她的所有存款就作为那些人的手术费用。这份特殊的遗嘱被媒体广泛宣传，因为曹翠芬是我们这座城市的器官捐献第一人，她的大幅照片以最快的速度被制作成了灯箱广告，在城市的最高建筑上闪烁。她遗骨未寒，门外等着她捐献的人就已经排成了队。我们单位的同事也对这件事做了广泛的讨论，他们知道曹翠芬为什么要捐器官，他们的看法与媒体不一样。他们觉得曹翠芬是想继续活下去，她刚得了那么多钱，她不甘心死。她想延续自己的生命，除了捐献器官，她暂时没有找到更好的路。那些存款用于手术移植，其实也是用于她自己。我们单位的人都持这个看法，都对曹翠芬的遗嘱不屑一顾，都用那种口气说，还不知道她？他们都自信很了解曹翠芬，曹翠芬一撅屁股，他们就知道她要拉啥屎。曹翠芬从来就没做过利他的事，如果不是为自己打算，曹翠芬连一滴血都不会给别人，更别提在她身上剜块肉，她活着死了都是这样。他们想听我对曹翠芬遗嘱的看法，我说没看法。我有看法也不会说，涉及曹翠芬，我变得谨小慎微。刘金刚追在我的后面打听情况，问我有没有去医院，有没有见曹翠芬最后一面，我赌气地说，没有。我说我为什么要去医院？为什么要见她最后一面呢？她又不是我的亲人。刘金刚说，你小小年纪就能跟她做邻居，你是个有涵养的人。我说她又不是老虎。刘金刚说，她要是老虎就好了，老虎还有国家管，谁管她？死了也让人一刀一刀割，她还不如她女儿。
我说，刘老师，你不懂什么叫境界。
刘金刚吃惊地说，你的意思是——曹翠芬有境界？
我说，假如我哪天死了，我就不会捐献器官，因为我怕疼。
刘金刚说，我也不捐。我都死了，为什么还要让别人好过？
曹翠芬的葬礼由红十字会和几家电视台联合筹办，也挂了群艺馆的名。周易在会上通知了大家吊唁的时间，说谁愿意去谁去，单位就不组织了。殡仪馆离城市有十公里，周易其实也是变相告诉大家，甭去，去还得租车花钱。我想去。我想去看看曹翠芬。我的那种心理很矛盾，我挺怕见到她。所以我不能一个人去，我想找个伴。我如果找肖天左，他是会陪我去的。可我不愿意与他一起去。这又是一层心理。我不愿意与肖天左共同出现在曹翠芬面前，那样曹翠芬可能理都不理我。
我还当她活着。
我让姚小桃陪我去。我知道她不会想去，所以我不问她去不去。我说我想去看看曹翠芬，你陪陪我。姚小桃说，看她干吗？我说我就是想看看她。姚小桃摸了摸我的肚子，说你都要生儿子了，不能再到处乱跑了。我说你陪陪我。姚小桃说，我不是不陪你，全馆的人都不去，我们去算怎么回事？
我最终还是一个人去的，自己租了辆车。我原想曹翠芬的葬礼会很豪华，会很热闹。因为有媒体介入，因为曹翠芬贡献了自己所有的器官，葬礼应该还像个样子。到了那里才知道，世界上最凄凉的葬礼也不过如此。只有一条挽幛，上面写着“曹翠芬女士千古”，在空荡的灵棚里显得很寒酸，而且我注意到，那条挽幛是旧的，不定用过多少次了。零落的几个花圈，零落的几个人，破录音机里放着断断续续的哀乐，看不到秩序和程序。我见到了曹翠芬的哥哥，来给她收拾东西的那一个，在门边立着，显得手足无措。看见我，他就像看见了老熟人，离老远就笑。他说老家也没来人，地里正忙着。今年雨水多，庄稼要被草吃了。曹翠芬还有一个哥哥也在城里工作，可眼下人在外地，回不来。他有些抱歉的样子，脸上都是忠厚和谦和。他与曹翠芬不一样，长得不一样，神态语气没有一处一样。
我在门边跟他说话，眼睛一直也没有朝曹翠芬看。我不看，就像那里没有曹翠芬。那里没有曹翠芬就好了。可我总归要过去的，看她。曹翠芬躺在黄绸子铺的纸棺内，人显得很小，很瘦，像画一样单薄。她的衣服颜色艳丽，脸上涂着厚厚的脂粉，打扮得像个戏里的死人。我想问她一句话，只一句。如果能够早一些去医院，你还会死吗？我问了，只是不知道她有没有听见。在我不经意间，录音机里的哀乐忽然变了，变成了《一条大河》的前奏曲。紧接着，郭兰英柔婉的声音在偌大的灵棚里铺天盖地响了起来：一条大河波浪宽，风吹稻花香两岸……
我看见了那个人，那个叫孙庆东的人，又瘦又高又黑，穿着黑西服，捧着一大束红玫瑰出现在曹翠芬的遗体前。这一大束红玫瑰，一下子就把灵棚点亮了。录音机里的磁带无疑是他调换的。曹翠芬的哥哥跑了过来，质问他跟死人捣什么乱。曹翠芬的哥哥很生气，他觉得人死了只能放哀乐，他生气时的神态与曹翠芬很相像。我用力把他扯住了，我说你等等。他信服我，变得安静了，只是眼睛里有疑虑。他说，这歌像我妹唱的，当年她就是唱着这首歌考上大学的。我也静下心来听，居然也听出了曹翠芬的声音，我有点疑惑，莫非这首歌是曹翠芬录的？我听了差不多一段，到底还是听出了这不是曹翠芬的歌声。我感觉很奇怪，曹翠芬的声音与郭兰英的声音居然这么像，可惜她没有登过台。我问曹翠芬的哥哥认不认识这个人，他居然说不认识。他问我认识不认识，我说我见过这个人，但不知道是谁。
我没有对他说实话。
孙庆东把玫瑰放到了曹翠芬的头前，就迅速走了。他走得很匆忙，像那天一样，甚至有些慌张。我追了出去，我不能让他就这样走掉。追的过程中，我一直在想怎么称呼他，我觉得应该叫他一声孙老师，因为曹翠芬哥哥在，我没有叫出口。我说，喂！他一回头，我赶紧说，你的纸片我转给曹翠芬了。他迟疑的工夫，我又说，你没留电话，她联系不上你。他说，我没有电话。他已经走到了大门外，那里是一个上坡，他已经到了坡顶。他在坡顶若有所思地看着我，又说，我没有电话。我就住在你们前面那个院子，门口朝东，我们不走一条街。我想了想他说的位置，离我们住的院子不过二十米，只是出了门口以后，我们朝西走他朝东走。我问，曹翠芬有没有找到你？他落寞地说，没有。我一直在等她找我。我说你应该再找她一次，找到她。这时我已经走到了他面前，我这才发现他长了张愁苦的脸，很老，皱纹很深。曹翠芬没有见到他。曹翠芬如果见到他，不知会作何感想。他带着明显的情绪说，我怕她不愿意见我。她生活得很好，有什么必要见我呢？
他又说，曹翠芬从小就爱听《一条大河》这首歌，也爱唱，没想到她会死在这条河里。
我问什么叫“死在这条河”里。
孙庆东说，要不是“这条河”，她的女儿就不会被人杀死。女儿不被杀死，她就不会得心梗。你说，是不是“这条河”害了她？
我连连摇头，表示不同意他的看法。看得出，为了曹翠芬他没少花心思，连这首歌的磁带都买了。可有些事情他知道，有些事情，他永远也不会知道。
我没有说她织毛衣的事。
九
我生了一个女儿。
我一直在琢磨我的女儿是怎么回事，她是一直在我的肚子里潜伏着，还是在降生的一刹那，她让自己变了。我一直觉得她是男孩子，这种感觉根深蒂固。而且我在例行检查时做了三次B超，因为找了熟人，她们都告诉我是男孩子。还有，所有见过我怀孕的人，都说我怀的是男孩子。我的儿子，他是什么时候变的呢？
肖天左表现得兴高采烈，他说女儿好，女儿长得像他。他每天忙得像一只停不下来的陀螺，该转的时候转，不该转的时候乱转，转得我头都是晕的。我说，你能不能坐在哪里歇歇脚？肖天左说，我转习惯了，停不下来。我女儿生下三天就会笑，她是听了肖天左的那句话，突然会笑的。
有一天我翻日历，发现那天是曹翠芬的“百日”——她死一百天了。我给她写了封信，告诉她我生了女儿，我还告诉她，她是所有人中唯一说我怀了女儿的，她的原话是这样说的：李红，你怀的也是女儿。
因为这个“也”字，我还生了很大的气。
她有的时候说得也是对的——这是我信中最重要的一句话，我想告诉她。
我在夜深人静的时候走出家门，来到了一个十字路口。看看左右没人，我在马路中间画了一个大大的圆圈，把写给曹翠芬的信在圆圈里烧了。信装在了一个大信袋里，信袋上写了曹翠芬的名字，为了保险起见，我还贴了一大堆花花绿绿的邮票。
这件事，我没有告诉肖天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