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名：郭建龙“密码三部曲”(套装共3册)(精)
作者：郭建龙
ISBN：2024070303000
单价：284.0
出版年月：2024-08
出版社：中信出版社
币制：CNY
图书分类：文化教育
分类号： K22
语种：CHI
页数：1668
装帧：精装
开本：32开
作品简介：
本系列的三本书，分别从中央王朝的金钱密码（财政）、军事战略（军事）与统治思想（哲学）中，解读、品评古代中国两千余年成败得失。
《财政密码》讲解了和平时期中央王朝的根本性力量——“经济与财政”。本书梳理历代王朝的财政制度，并揭示三大财政支柱，将经济与文化、社会、政治连通起来，以此探究王朝统治者的治理得失。
《军事密码》论述了战乱时期的决定性核心——“战争与战略”。本书以地理看战略，以战争读兴亡，从技术流的角度，探寻古战场背后的王朝更迭和政权兴替之脉络。本次再版，内文新增19张地理示意图，并附赠2015年作者全国实地考察线路图，带读者更加直观地领略古代中国军事的战略奥义。
《哲学密码》梳理了中央王朝维稳的深层次力量——“哲学思想”。本书试图以古代中国的哲学文脉为媒介，讲透中央王朝的统治逻辑，并进一步剖析王朝制度存续的思想根源。
《财政密码》
这本书是郭建龙“密码三部曲”的一部。
本书以财政为主题，全新梳理从秦至清两千多年的中国历史。用讲故事的方式，以现代的经济理论来梳理古代中国的财政逻辑，分析历代财政得失。从土地制度、货币垄断、官营产业三方面说明中国两千余年的王朝兴衰与财政之间的关系。全书共分三个部分，以中央王朝财政体系演变的三个周期为划分标准。一周期为秦汉魏晋南朝时期，以汉武帝建立的官营产业、王莽的金融垄断，以及魏晋时期的土地和户籍制度为线索，解读这段时期的财政现象；第二周期为北魏北周隋唐两宋时期，以北魏的土地改革为始，论及唐代均田制所引起的巨大混乱，以宋朝金融改革引起的大崩溃收场；第三周期为辽金元明清时期，自元朝政府试验性的财政政策讲起，进而论述明清时期的保守财政，以晚清财政近代化的努力及其惰性为终。
作者以财政角度重新审视了古代中国的文明演变历程，翻阅历朝历代的账本，理解财政制度背后的得失。两千多年的经验教训，让我们更清醒地看待财政问题，对现在的社会经济发展也有着重要的镜鉴意义。
《军事密码》
这本书是郭建龙“密码三部曲”的第二部。
本书对古代中国的军事地理进行了详细剖析，分析了历朝战争中关键的地理要素，以及这些要素是如何在战争中发挥作用的。作者通过详尽而生动的叙述，利用珍贵而丰富的史料，从地理角度出发详细分析每一次重大战争背后的军事逻辑，以及它对历朝兴衰和中国历史走向所产生的影响。作者将中国古代从春秋战国到清末的两千多年划分为五个军事战略的演化时代，即关中时代、分裂时代(长江时代)、 失衡时代(第二次关中时代)、中原时代和元明清时代，以时间顺序依次展开，叙述各个时代的军事大战略。
作者通过实地考察和史料引用，选取了各个时代典型的战争及军事行动，阐述了战略要地和军事地理的关键区域从关中本位制向长江流域、边疆地区的移动，其中也伴随着王朝的统一、分裂与扩张。
这是一本好看、易懂的中国古代军事史，全书以通俗易懂的文字讲故事，以故事带动知识，体现了很高的专业水准。让读者在阅读中理解“战争”这个宏大的主题，表达出“我们反对战争，但又须了解战争，以免受人宰割”这一核心观点。
《哲学密码》
这本书是郭建龙“密码三部曲”的第三部。
本书以哲学为视角，详细梳理古代中国两千余年政治哲学的发展脉络。从西汉讲起，叙述大一统时代到来之后的思想流变。注重讲解哲学发展的来龙去脉，让读者清晰地看到中国哲学如何演化、为什么这么演化，理解政治与哲学互动的奥秘。
中央王朝的政治哲学可以被视作思想格式化与反格式化的历史。作者在本书中将其分为两个大的周期：一个周期从西汉的儒教开始，经过魏晋南北朝玄学的“反叛”、佛学的诞生，直到隋唐的三教并存、互相竞争才宣告结束；第二个周期从宋代一直持续到晚清，包括宋代道学体系的建立、理学的思想控制、明代心学的诞生及反思、清代实学的兴起及发展等。
全书分五部二十章，知识密集，内容涉及历史政治、哲学、科学等，参考的史料著作逾百部。作者以讲故事的方式，将原本晦涩难懂的哲学理论以通俗易懂的方式展现出来，轻松愉快，且引人深思。
作者简介：
郭建龙，自由作家，社会观察家，曾任《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古代史、世界近代史。近十年来，实地探访几乎整个中国以及非洲、欧洲、中东、中亚、东南亚等地的数十个国家，用游历的方式观察和记录世界。善于从不同的宗教、文化根源入手，多视角叩问地域文化，带领读者在历史和现实之间穿梭，透视千年文明的兴衰存亡。 已出版历史作品“密码三部曲”、《汴京之围》、《盛世的崩塌》、《丝绸之路大历史》、《失落的世界》，历史游记《三千佛塔烟云下》《印度，漂浮的次大陆》《穿越蒙古国》《穿越非洲两百年》《穿越百年中东》等。译有甲骨文丛书的《一把海贝：从奴隶贸易兴起到革命年代的西非》《墨洛温王朝：创建与变革》等。
版权信息
COPYRIGHT
书名：财政密码
作者：郭建龙
出版社：中信出版集团·读客文化
出版时间：2024年8月
ISBN：9787521764987
字数：251千字
本书由上海读客数字信息技术有限公司授权得到APP电子版制作与发行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前言
一部新视角下的中国财政史诗
1978年以来，中国进入了改革密集期。从农村改革，到财税、国企改革，再到如今的全面深化改革，伴随着改革的发展，中国经济和社会也迎来了飞速进步，这才有了我们今天的繁荣和安定。
但所有的改革都没有触及中国经济的三大底线：国有企业的所有权、公有土地制度，以及以政府控制发钞权为代表的金融体系。
在详细考察历史之后，我们发现：这三大基础都是中国历史上，历朝一直依赖的财政手段。实际上，中国古代的各个王朝已经频繁地在使用官营产业、土地制度、货币垄断的手段，这些手段之所以能够被现代政府驾轻就熟地运用，不是依靠从外国学来的理论，而是凭借传统带来的本能。
本书所做的，就是梳理历史线索，从中国两千多年的集权历史中，寻找经济发展的逻辑。而这个逻辑的根就在于政府财政。
古今中外，对于一个集权制政府来说，只有两件事是它最关心的：第一，如何建立一套复杂的官僚制度，控制住社会；第二，如何从民间经济中抽取足够的财政收入，来养活这个官僚体系。不管是官营产业、土地制度，还是货币垄断，都是政府筹措财政的手段。当正规的税收不足以养活庞大的官僚机构时，政府就会想办法开辟一些新方法来获得收入。所以，所谓的三大基础，实际上是三大经济手段。
中国的王朝衰亡，也必然是财政危机所引起的失衡已经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
读者通过本书可以了解以下内容。
1. 王侯将相之外更深层的历史脉动。这本书的主角不是每个具体的个人，而是影响整个社会的政治演化力量。这种演化不是抽象的意识形态，而是可以通过现代财经工具分析的具体事件。作者认为，在描写历朝历代命运往复时，同样可以写出跌宕起伏、引人入胜的美感，其力量不亚于王侯将相在台前的表演。
2. 对中国现代财政问题感兴趣的读者，可以看到财政问题在中国古代的演化和发展。只有透过王侯将相的表演，看到财政方面的演化和失衡，才能真正了解一代王朝为什么兴，为什么亡，并意识到许多现代问题实际上有其古代版本，我们可以从历史中找到经验教训，预测未来的发展。
3. 支撑现代经济和财政体制的三大基础，国有企业、土地公有制、金融垄断，分别在中国的汉代、唐代、宋代都可以找到对应的版本。因此，本书也将更多的笔墨聚焦在这三大基础的来龙去脉上，并围绕它们，追溯源由，分析政策带来的问题，以及最后的归宿。除了这三大问题之外，每个朝代的财政教训又各有不同，本书将会一一分析。
中国历史的财政逻辑
中国是一个早熟的国家，在两千多年前就发明了中央集权制。在这套制度发明之前，人类几乎不可能在数百万平方千米的疆域内建立统一的国家。由于交通和科技的限制，统治者无法让千里之外的人们俯首听命。
周朝虽然建立了分封制，但由于天子对诸侯的控制力太弱，各个诸侯逐渐独立成了国家。秦汉发明的中央集权制则在地方上建立了一整套官僚体系，体系中的官员由中央任免和控制，对民众进行统治，同时又相互监督、相互制衡。
中央政府控制官僚最重要的手段是财政，除了中央之外，其余机构无权收税，也不能给官员发放工资。这样，官员就成了中央政府豢养的统治工具，而中央政府则通过官僚网络牢牢控制民间。
但是，中央集权制也有一个很大的问题：随着政权的延续，官僚机构作为整个王朝的维稳系统会变得越来越庞大，让古代的农业社会逐渐养不起。在王朝建立初期与和平时代，官僚机构的规模还比较小，这时还可以通过正规的农业税来养活官僚们。可一旦进入战争状态，或者到了王朝后期，官僚体系膨胀迅速，仅仅靠正规的税收就无济于事了。这时，就会进入一个快速的财政扩张期，皇帝发展出正规税收之外的各种手段，从民间攫取财富。
最早进入皇帝视野的是官营产业。
早在汉武帝时期，就已经摸索出一套建立官营产业的方法。汉武帝继承了文景之治的成果，本来处于财政富裕的时代，但他发动针对匈奴的战争，迅速耗空了国库，仅仅靠农业税无法弥补财政赤字。为了获得更多收入，汉武帝决定依靠政府对于自然资源的垄断，建立一系列官营产业。当时盐和铁是最主要的自然资源，围绕着盐铁形成了最先进的工业部门，可谓汉代的AI（人工智能）行业。汉武帝围绕盐铁资源，垄断经营权，建立了一批由国家直接控制的企业。民间为了购买盐和铁，必须向政府支付更高的价格。垄断前后形成的价格差，就成了汉武帝战争经费的来源。
除了建立官营产业，汉代还第一次将货币发行权垄断到中央政府手中，从而可以利用货币贬值（铸币时代主要是靠往铜中掺入其他贱金属来实现），从民间抽取财富。
汉代之后的大部分朝代都继承了汉武帝的衣钵，在资源垄断上大做文章，形成了对中国民间经济的第一道紧箍咒。
唐代则为中国现代经济提供了另一个蓝本：土地制度。
唐代的土地制度源头来自北魏，并经过北周和隋，最终传给了唐。它规定：当一个人出生，就由政府分给他一块耕地；作为交换，一旦他成年，就必须向政府缴纳土地税；他死亡时，政府把耕地收回，以便发给其他的新生人口。这种制度下，政府是全国最大的地主，农民只是终生的租客，税收就是租金。
另外，唐代也是一个政府参与经营的时代。皇帝允许每一级政府、每一个衙门拥有经营性土地和资金，这些衙门都可以参与市场经营活动挣钱，来筹措一部分财政资金，维持自身的运转。可以说，唐代的政府既当裁判员，又当运动员。但唐代的官营效果很差劲，常常处于亏本状态。主要原因在于，政府控制土地的成本太高，虽然可以短暂获利，但从长远来看，不仅会搅乱民间秩序，而且无法保证政府持续获利。而政府由于不懂经营规律，所做的商业活动要么无法赢利，要么只能强买强卖。结果，政府不仅没有从经营活动中获得足够的财政收入，唐代的中央财政反而因此捉襟见肘，状况一直不佳。
正是由于糟糕的财政状况，唐玄宗在盛世时期才不得不委曲求全，设立了节度使这个职务。在此之前，中央政府总是把一个地方的军权、财权和行政权分在不同的官员手中。但随着中央财政的崩坏，皇帝往往拿不出钱来养活边关的军队，于是，他把边关地区的军权、财权、行政权合并起来授予同一个人，让他自己想办法收税，再用这些税收养活军队。
节度使的设置，破坏了正常的官僚制度，无法产生有效的制衡，反而使得地方官员大权在握，有力量反抗中央，最终导致了安史之乱。
可以说，唐代的衰落首先是一个财政问题，继而才扩大成军事问题。
在汉唐的财政经验之外，宋代又为中国提供了最后一个强有力的工具——纸币。从宋代开始，中国的每一个朝代（除了清代）都曾产生剧烈的纸币通胀，各朝中央政府纷纷发现，纸币是一种更容易攫取财富的工具，因此迅速滥用。即便到了现代，世界各国也都知道纸币是一个快速的筹款工具，并倾向于过度使用，多次世界性的流动性泛滥就是这样的结果。
从上面的回顾可以看出，官营产业、土地制度、货币垄断在中国古代都有了非常深入的试验。而它们带来的结果也在一次次重复，每一次的重复虽然都有特殊性，却也有许多共性可以追寻。本书在叙述中国古代这些经验教训时，会试图寻找其中的规律，在现代社会经济的池塘中，掺入一点古人的眼泪。
集权财政的三大周期
在国内的财经史学界，存在着严重的壁垒，懂历史的人不懂经济，他们对于史料的梳理功莫大焉，却大都以教条的经济理论为指导来梳理线索。而懂经济的人不懂历史，他们将中国历史上的经济状况想象得过于简陋，割裂了历史与现代的联系。少有的几本试图融合两者的书籍，由于作者没有耐心阅读史料，只能利用前人的研究材料，即便想与众不同，也仍充满了陈词滥调。
本书所弥补的，恰好是这两方面的缺陷，试图利用现代的经济理论来分析中国古代的经济、财政现象。而在史料选择上，则尽量重读古代典籍，以二十五史、《资治通鉴》、《通典》、《文献通考》等史籍为依据，辅以其他史料，紧扣这些材料来分析问题。
本书分为一个引子和三个部分。引子介绍了中央王朝形成之初最重要的财政事件：汉武帝建立财税样板。而本书正文的三个部分，则对应着中国集权时代的三个大周期。
本书对从秦到清两千年的集权时代进行梳理，认为根据制度和财政的传承性，可以将其分为三个大的周期：在一个周期内可以包括若干个朝代，第一个朝代往往是在混乱中建立新的官僚和财政制度，形成基础；在后来的朝代中，即便出现了改朝换代，也往往没有彻底推翻前朝的制度基础，在官制、财政上有很强的继承性，可以视为周期的继续；直到周期的最后一个朝代，巨大的崩溃引起社会基础的全面改变，才会被新的周期所取代。
中国集权时代的第一个周期始于秦汉，终于南朝。这个周期的制度基础是：官僚制度上以中央集权制为主，却仍然残存着一定的分封制；经济上实行土地私有制，财政税收最初以土地税为主，并逐渐开辟出官营经济、货币垄断，甚至卖官鬻爵等新财源供皇帝挥霍。
这个周期中，汉代最初的几个皇帝面对的是强大的分封制残余和崩溃的经济结构，他们采取鼓励自由经济，并逐渐从财政上收缩诸侯权力的做法。这种做法取得了成功，形成了初步的中央集权。但到了汉武帝时期，由于战争对资金的需要，汉武帝建立了官营产业和货币垄断体系，并以破坏正常官制为代价加强中央集权。王莽时期，惑于复古主义的政治幻觉，政府进行了激烈的财金改革，但对社会经济的破坏太大，导致政府垮台。
接替王莽的东汉政权仍然继承西汉的社会经济结构，它的官僚制度、财政制度都是对西汉制度的继承和嬗变，同样也全盘接收了西汉的社会弊病。由于西汉后期官商结构的发展，有活力的民间经济已经出现严重的结块现象，到了东汉则演化成固化的社会分层，这种阶层固化一直持续到魏晋南朝，严重影响政权的存续，南朝最终被更有活力的北朝所取代。到了这个周期的后期，随着政治的僵化，大量的劳动人口都成了官僚和士族的附庸，他们消失在国家户籍之外，不再缴税。
因此，户籍人口消失、财税不足对政权构成越来越严重的威胁，政府变得孱弱不堪，第一个周期终因制度丧失调整能力而崩塌。
中国集权时代的第二个周期从北魏开始，结束于南宋。这个周期的制度特征是较为完善的中央集权制和科举制，经济上采用均田制，税收上实行较为复杂的租庸调制，并辅以政府机关自我经营的财政收入。均田制出现于北魏，历经西魏、北周和隋，到了唐初，形成了以政府分配和回收土地为特征的制度。但唐代的土地制度很快就失败了，因为人们都乐于从政府手中分到土地，可有些人死后，他的子孙却并不愿意将土地交回政府，而是隐瞒不报，偷偷继承。人口增长，政府手里能够用于分配的土地数量却在减少，土地随即在事实上私有化了。唐代的土地制度的崩溃还直接影响了税收，由于大量的土地被隐瞒不报，政府的财政入不敷出。唐代还实行一种复杂的税制——租庸调制，政府必须同时统计土地、人口和家庭。这种税制已经超出当时政府的统计能力，反而对财政造成了巨大拖累。
由于上述原因，唐代的经济虽然发展较快，但财政一直不健康，从而导致了安史之乱。唐代后期进行了税法改革，默认土地私有制，形成了较为简单的两税法，并开始加强各种专卖制度，形成了庞大的官营垄断经济。这些特征传给了五代、两宋，并在宋代形成了庞大的政府垄断。
在宋代，因为战争和养官成本都很高，需要庞大的财政支持，形成了中国历史上最壮观的专卖制度，并开创了具有历史性意义的纸币试验。纸币最先由中国的“民间银行”创造，展现出巨大的活力，也带来了一定的不稳定，政府随即将纸币发行权收归国有，并发现了纸币巨大的财富再分配效应。从这时开始，除清代外的后代政府都通过纸币从民间吸取大量财富，并形成世界上早期的恶性通货膨胀。
中国集权时代的第三个周期从辽金出现萌芽，在元代继续发展，到了明清两代，则形成了稳定的模式。这个周期的特征是：土地制度重回私有制，官僚制度上建立起了具有无限控制力的集权模式，并依靠封锁人们的求知欲，形成了巨大的稳定性。这个周期在财政上是保守的，以土地税为主，并逐渐放弃了不稳定的纸币体系，回归更加原始的货币制度，但这套财政制度又足够简捷，足以维持很长时间。
如果世界上只有中国一个国家，这个体系可怕的稳定性可能让我们永远停留在第三个周期内，虽然经济上绝对不会有突破性发展，但人民的生活也并不差。只是到了清末，随着海外影响的到来，中国财政踏上近代化之路，并有了突破农业社会桎梏的机会。
本书的写作目的，不是仅仅回顾古代，而是通过研究古代问题来研究现代。当了解了古代的财政逻辑之后，读者再看待现代问题时，便可以获得更广阔的视角，并能够判断现代经济和社会的走向。
引子
引子涉及的时间范围是公元前133—前87年。
汉武帝：两千年王朝财政的教科书
汉武帝是中国集权财政模式的开创者，他确立的制度在多方面影响了中国后来约两千年的历史。
后世的人们往往敬畏汉武帝的赫赫战功，却没有看到，他的战争将文景之治时期积累的国库储蓄消耗一空，形成了巨大的财政包袱。
在汉代，一场战争的花费，就可以达到全体中央官吏年俸总和的几十倍，可谓消耗巨大。仅仅靠农业税无法应付战争开支，为此，汉武帝尝试了几乎所有可能的财源，从卖官鬻爵到发行减值货币，再到加强征收商业税等，但均无法满足巨大的财政需求。最终让汉武帝实现目标的，是垄断自然资源、开办官营产业。为此，汉代建立了一套复杂的官营体系。
汉武帝的做法使得政府从收税者变成了参与经济的实际运营人，也由此带来官僚制度的变化，破坏了原来的小政府模式。
汉代建立的中央集权模式，还造成一个无解的困境：中央政府要稳定，就必须多收税；要多收税，就必须建立官营产业和金融垄断，而这势必影响经济的发展；经济发展停滞后，又反过来影响政府稳定，从而造成王朝的垮台。
一场影响中国两千年财政制度的战役
马邑之战的详细情况主要记载于《史记·韩长孺列传》《史记·匈奴列传》《汉书·窦田灌韩传》《汉书·匈奴传》等。 汉武帝元光二年（公元前133年）六月，一场发生在马邑（现山西朔州）的战役 决定了中国未来两千年的走向。
这场战役的一方是汉武帝的大军，主要策划者是一个叫作王恢的官员，另一方则是匈奴的军臣单于。与后来汉匈之间连绵不绝的战争相比，马邑之战显得异常平淡，双方甚至没有实质性的接触，但它成为多米诺骨牌的第一块，产生的连锁反应导致了一场影响中国财政的大变局。
这次战役彻底破坏了汉匈的信任关系，双方从和平跌入连绵不绝的战争。战争又破坏了汉初财政的健康，迫使汉武帝不得不建立一套特殊的财政体系。
汉高祖五年（公元前202年），经过秦朝末年的群雄并起，刘邦脱颖而出，结束中原的分裂，建立了汉朝。
刘邦统一中原后，随即与匈奴发生战争。谁知大汉皇帝敌不过草原霸主，刘邦在白登山（现山西大同附近）被匈奴团团围困，差点儿成了俘虏。从此以后，汉代的皇帝大都保持和平姿态，不惜利用和亲的手段来安抚匈奴，以避免战争。和亲的女子并非真正的公主，而是从刘姓家族中找一个女孩，由皇帝认作干女儿，嫁给匈奴。
然而，上述政策到了汉武帝时期，已经引起越来越大的争议。随着汉代经济实力的增强，“是和是战”已经成为君臣之间激烈讨论的问题。
到了元光元年（公元前134年），军臣单于再次要求和亲，汉武帝认为这是一次改变政策的时机，于是召集群臣商讨对策。争论的两极以两个人为代表，主和的一方是御史大夫韩安国，主战的一方是大行令王恢。
王恢的籍贯是燕地，即现北京、河北一带，与游牧民族活动范围接壤。他本人也曾担任边吏，又参与过对南方闽越的军事行动，是个坚定的主战派。他认为，匈奴单于喜新厌旧，和亲后往往很快就背信弃义，制造新的麻烦，所以不如直接拒绝，准备打仗。而御史大夫韩安国则认为，匈奴的土地过于贫瘠和广阔，如果要打仗，需要花费很大力气，即便打胜了，也没有太多的好处，得不偿失，不如继续和亲政策。
汉代实行三公九卿的中央官僚制度，御史大夫是三公之一，拥有监察百官的权力，是朝廷最有话语权的官员之一。而大行令（最早称典客，汉景帝时改称大行令，汉武帝后期改称大鸿胪）属于九卿之一，比御史大夫地位低，但他的职责是管理归附朝廷的外国人，“分管”的领域与匈奴事务直接相关。
一个是三公，一个是直管官员，两者的话语分量不相上下，也不难看出汉武帝时期朝廷内部对匈奴态度的分歧之大。
这一次，御史大夫韩安国的意见占了上风，汉武帝许诺与匈奴和亲。汉匈和平又维持了一年。
到了第二年春天，一位生活在马邑，名叫聂壹的富豪求见大行令王恢。他认为，此时刚刚和亲，匈奴对汉朝警惕性降低，恰是攻击匈奴的最佳时机。
《汉书·窦田灌韩传》：“朕饰子女以配单于，币帛文锦，赂之甚厚。单于待命加嫚，侵盗无已，边竟数惊，朕甚闵之。今欲举兵攻之，何如？” 聂壹的话与王恢的观点不谋而合。他把聂壹的意见上呈汉武帝，于是朝廷里又展开了一次讨论。汉武帝首先给此次的讨论定了调。他说，朝廷不仅与匈奴和亲，还赠送给他们大量的礼物，但匈奴态度傲慢，屡屡犯边，有人建议使用武力教训他们，请大家讨论可否。
主要的争论仍然在御史大夫韩安国和大行令王恢之间。双方唇枪舌剑，你来我往，《汉书》列出了双方争论的三个回合，直到王恢第四次发言后，皇帝才拍板决定使用武力。
根据聂壹的计谋，他本人偷偷逃到军臣单于处，获得信任后，向单于建议：他有把握砍下马邑令守的人头，并将匈奴放入城中，夺取城池。
单于轻信了聂壹的话，把他放回马邑。聂壹将一名死囚的人头砍下来，挂在城外，匈奴的使者误以为这就是马邑令守的人头，回去禀告单于可以进军了。单于亲自率领十万骑兵前往马邑。
与此同时，汉朝派遣了三十万汉军（《史记·韩长孺列传》记载是二十多万），并任命卫尉李广为骁骑将军，太仆公孙贺为轻车将军，大行令王恢为将屯将军，太中大夫李息为材官将军，这四位将军由御史大夫韩安国（他被任命为护军将军）统领。
汉军人马都埋伏在马邑周边的谷地里，一旦单于到来，就由王恢、李息、李广等人击其辎重，其余人马与其大部队作战。
如果此计成功的话，可以全歼匈奴单于带来的十万骑兵，对匈奴造成致命打击，使其丧失与汉朝对抗的能力。
然而，军事行动进展得并不顺利。
匈奴单于在进军的过程中，发现了不好的兆头。
首先，匈奴进攻马邑并无长期占领的打算，而是以劫掠为主。在进军的路上，距离马邑还有上百里（1里合0.5千米），骑兵已经开始了劫掠。他们发现，虽然路上有不少的牛羊可以抢劫，但是连一个牧人都没有碰到。
这时他们正好经过一个烽燧，单于临时下令将其占领。此时，有一个武州的小官恰好在这个烽燧上，他被匈奴抓住，供出了汉军的计策。单于大呼上当，引军撤退。埋伏的汉军得到匈奴撤退的消息，连忙追了上来，但由于距离遥远，没有追上，只得撤回。
唯一有机会和敌人接触的是大行令王恢的部队。他率领三万人马负责拦截匈奴辎重。就在他率军杀向敌人的辎重部队时，却得到消息：匈奴主力已经回撤，要和辎重部队会合。经过再三考虑，他认为三万人无法与匈奴主力抗衡，于是率军撤退了。
这次战役以匈奴的撤退和汉军的无功而返告终。由于动用了三十万军队，消耗了大量的粮草，汉武帝大怒，要惩罚当初坚决主战的王恢。他认定王恢临阵退缩。与其他将军追不上敌人不同，王恢是可以赶上并攻击敌人的辎重部队的，然而他却选择了退军。在军法上，擅自撤退要判处斩首。
王恢则辩解说，他的人马太少，无法与匈奴主力抗衡，撤退保全了汉军的三万人马。暗地里他还贿赂时任丞相的武安侯田蚡，希望田蚡为他说句好话。田蚡本人不敢对皇帝明言，就找太后去说情：反对匈奴最坚决的人是王恢，杀了他等于是替匈奴出气。
但汉武帝不为所动，坚持认为王恢的临阵退缩让汉军失去了获胜的机会。出于面子考虑，汉军急需的是一场胜利，哪怕只是对辎重部队的小胜，也比什么都没捞到要好得多。
整个事件以王恢自杀而告终。马邑之役落幕。
既然过程平淡无奇，而且由于错失时机，对敌人没有产生任何威胁，那为什么还说这次战役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转折点呢？
《史记·匈奴列传》：“自是之后，匈奴绝和亲，攻当路塞，往往入盗于汉边，不可胜数。” 原因在于：此次战役标志着汉朝和匈奴的彻底决裂。此后，匈奴再也不相信汉朝，弃绝和平之念，双方进行了连绵不绝的恶战， 就算想停都停不下来了。
一场场恶战对于汉匈双方来说都得不偿失。匈奴人口少，战争消耗大，内部也产生了分裂，到东汉中期终于瓦解；而战争给人口众多的汉朝带来的影响，则是中央王朝财政的崩溃。为了应付战争带来的财政危机，汉武帝不得不放弃汉初宽松的财政税收制度，另辟财源。于是，一整套官营垄断、控制经济的制度被建立起来。
一场小小的战役改变了汉匈关系，进而改变中央王朝的财政结构，影响了中国约两千年的经济发展。
汉初的自由经济时代
在汉初，中国经济恰好处于一个中国历史上罕见的经济自由的时代。
亚当·斯密（1723—1790），经济学的主要创立者，著有《国富论》等。 经济学鼻祖亚当·斯密 认为，政府的财政和税收应该遵循小而简单的原则。税收要尽量规则简单、平等，不可过量。相应地，财政支出也要尽量最小化，只承担必要的安全保障，如军队、警察的开支，以及一部分实在没有私人愿意做的公共事业，比如修建道路和水坝。政府应该避免参与具体的经济活动，让社会去掌控经济运营。在这种体系里，不需要所谓的国有企业，也用不着政府去指导经济。
当然，这只是亚当·斯密认为的理想状况，即便是现代西方社会，也没有完全实践这些原则，政府逐渐变得臃肿，对经济的干预力度也越来越大。
但是在中国历史上，有一个时期最接近这种理想，那就是汉代初期。这个时期甚至有一套接近亚当·斯密理论的指导思想，叫“黄老之术”，据称发端于黄帝和老子。所谓“黄老之术”，就是要求统治者采取休养生息的政策，政府几乎全盘从经济事务中退出，放手让社会力量去发展经济。套用现在的话，就是“小政府、大社会”。
《史记·平准书》记载，汉朝刚建立时，由于社会物资匮乏，甚至连皇帝都找不到几匹纯色的马来拉车，而将相只能乘坐牛车。而汉代建立七十年后，社会已经极大繁荣，人们如果骑母马，都会受到嘲笑。 西汉初年“黄老之术”运转良好：在这之前，整个中国经过了战国末年的大规模兼并战争、秦代的集权统治、秦末的群雄混战，一直处于纷纭扰攘之中，民生凋敝，金融混乱。汉初的休养生息政策立竿见影，很快地，国库充盈，民间富裕。
除了放任民间经济的发展，汉初统治者还逐渐摸索出一套符合经济发展需要的官僚制度。这套制度非常简洁，只负责必要的行政、税收、武装，并供养皇室，不过多地干扰民间经济发展。
这套制度在中央是三公九卿制，也就是设立丞相（管行政，是文官首长）、太尉（管军事，是武官首长）、御史大夫（掌监察，辅助丞相来监察官僚系统）这三公，加上九个辅佐皇帝的官员以及他们的部属。地方上采取郡县两级制度，从中央到地方只经过郡和县两个级别，所需官员的数量并不多。
总体而言，汉代初期的官僚人数少，制度简单，政府没有整体干预经济的想法。据司马迁在《史记·平准书》中的估计，养活中央官吏，每年所需的粮食不过几十万石。
关于汉代生产率和物价的讨论，参看本书第二章及注释。《汉书·地理志》记载：“提封田一万万四千五百一十三万六千四百五顷，其一万万二百 五十二万八千八百八十九顷，邑居道路，山川林泽，群不可垦，其三千二百二十九万九百 四十七顷，可垦不可垦，定垦田八百二十七万五百三十六顷。” 即便按照100万石计算，汉代的平均生产率是1亩收1石， 养活所有官员约需要100万亩土地；而汉代的耕地面积是定垦田827万顷， 100万亩只相当于全国总耕地的1/800。也就是说，只用1/800的土地就可以养活整个官僚系统。如果折算成钱币，当时一石粮食的正常价格是30钱，则100万石粮食大约为3000万钱。
从文帝十四年（公元前166年）起的十三年间，汉文帝持续免除全国的农业税。具体情况参看本书第一章。 由于养官所需很少，汉文帝甚至可以一连十几年免除农业税。
在《史记·平准书》中，司马迁对当年富裕程度的深情描述，成为人们描述汉代经济时必须引用的材料：
至今上即位数岁，汉兴七十余年之间，国家无事，非遇水旱之灾，民则人给家足，都鄙廪庾皆满，而府库余货财。京师之钱累巨万，贯朽而不可校。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至腐败不可食。众庶街巷有马，阡陌之间成群，而乘字牝者傧而不得聚会。
然而，在这幅和平安宁的图画下，却隐藏着中央王朝财政方面的一个巨大死穴：税收弹性不足。
对于汉代而言，每年的财政收入几乎都是固定的。农民的税率是固定的，人口和土地数量的变化也不大，因而可以估算出每年的总税额。而这些财政收入大都有固定用途，如养官、建筑宫殿、兴修水利、维持治安等。
尽管社会经济繁荣，可一旦出现持续的异常情况，需要动用预算外的大额开支，就会立即出现财政紧张，而财政的紧张最终会通过政权的力量破坏繁荣，这就是古代中国历朝盛世都无法持续的原因之一。
战争就属于最典型的异常情况。
战争：名将之福，财政之灾
与前几位皇帝保持朴素生活、竭力避免战争不同，出生在和平年代的汉武帝爱好奢华和大场面，时时刻刻都试图表现出汉家的威仪。他喜欢美酒妇人，热衷建设宫殿，利用儒家推崇的天子礼仪四处铺张。对后世影响更大的是，他抛弃了前几位皇帝谨慎的态度，不断追求战争带来的征服感。
在大行令王恢发动针对匈奴的马邑之战前，皇帝在其他方向已经采取了军事行动。例如，在严助和朱买臣对南越和闽越发动战争期间，政府征召了许多东瓯（现浙江温州）的士兵，又从江淮一带获得物资供应，造成了当地的萧条；唐蒙和司马相如从巴蜀向云南、贵州开辟道路，使得巴蜀疲惫不堪；彭吴出兵朝鲜，让现北京、山东一带的老百姓承受了过重的负担。
群臣发现汉武帝喜欢战争，纷纷投其所好，鼓励他放弃前任的安抚政策，在王朝的各方边境都采取更加激烈的对抗行为。所以，马邑之战并非偶然，而是汉武帝个人喜好造成的自然结果。
只是，之前的战争都还没有进入不可逆转的状态，如果及时收手，还能够维持大致的和平。而自马邑之战起，匈奴和汉朝互相猜忌，双方的对抗进入了一个恶性循环，愈演愈烈。
最初，匈奴在战争中占了上风。元光六年（公元前129年），马邑之战五年后的秋天，汉武帝曾派遣四位将军攻打匈奴。但结果与武帝的初衷大相径庭：四位将军中，公孙贺一无所获；公孙敖被匈奴击败，损失了七千人马；李广被击败后，本人也被匈奴俘虏，他在押解的路上瞅准机会，好不容易才逃了出来；只有卫青小有收获，斩首七百人。
据《史记·匈奴列传》记载，第二年，匈奴杀了汉朝的辽西太守，俘虏两千人，又在渔阳围困了韩安国，汉军损失千人。匈奴离开后在雁门又杀掠了千余人。
双方的交战持续了十年，随后，汉代迎来了一个名将迭出的时期，最著名的是两位年轻的外戚：汉武帝的卫皇后的娘家人——卫青和霍去病。这两个人的成就在整个中国战争史中都极为突出。
马邑之战后，由战争引起的财政变化，主要记载于《史记·平准书》和《汉书·食货志》。 然而，就在汉军屡屡获胜时，真正的问题却来了。如果换个角度，从财政角度去观察，就会发现战争有巨大的破坏性，所谓“名将之福，财政之灾”。
元朔五年（公元前124年），车骑将军卫青率领骑将军公孙贺，游击将军苏建和轻车将军李蔡、强弩将军李沮，兵分四路进攻匈奴右贤王，出塞六七百里，斩获一万五千人。
元朔六年（公元前123年），大将军卫青率领中将军公孙敖、左将军公孙贺、前将军赵信、右将军苏建、后将军李广、强弩将军李沮，从定襄出发，北进数百里，歼敌一万九千人。
这两次战役是卫青扬名立万的标志性事件，军事学家则称之为远程奔袭的楷模，是中外战役史上的名局，为汉政府出了一口积压了几十年的恶气。
但如果从财政的角度看，就会发现，当年御史大夫韩安国所说的话一点都没有错：即便是打了大胜仗，也是得不偿失。
《史记·平准书》：“（集解）瓒曰：‘秦以一镒为一金，汉以一斤为一金。’”又按：“（索隐）大颜云：‘一金，万钱也。’” 在这两场战役中，汉军共损失兵马十余万；而为了安抚活着的士兵，汉政府又拿出了二十余万斤黄金进行赏赐。汉代一斤黄金折合一万钱， 二十余万斤黄金就是二十余亿钱。之前供养中央官吏每年只需要三千万钱，而一次战争的赏赐就是所有中央官吏年俸总和的几十倍，可见消耗之大。
但这还不是全部。被俘的数万名匈奴人也受到了优待，吃饭穿衣都由汉政府供给。再加上正常的战争物资和粮食的消耗，汉代财政吃不消了。
为了应付这巨大的开支，主管财政的大司农拿出了库里所有的积蓄。当年文景时期积累的丰厚家底已经耗空，可还是不够支付战争费用。
最后，汉武帝只好下诏卖爵，因为卖爵可以获得三十余万斤黄金的收入。买爵的人可以免除一定的人头税，还可以当吏，甚至当官。
元狩二年（公元前121年），年轻的骠骑将军霍去病连续两次进攻匈奴，令匈奴的浑邪王投降了汉朝。从军事角度讲，这又是传奇的一年，霍去病的征战可谓出生入死，一万兵马最后只剩下三千。他转战河西走廊五国，歼敌九千，缴获匈奴的祭天金人。不久，霍去病再一次孤军深入，杀敌三万。匈奴的浑邪王归顺了汉朝，这是分裂匈奴的一次巨大胜利。
《史记·平准书》：“是岁费凡百余巨万。”同篇的上文，有“京师之钱累巨万”之语。“（集解）‘韦昭曰：巨万，今万万。’”《太平御览》卷六二七引桓谭《新论》：“汉定以来，百姓赋敛一岁为四十余万万，吏俸用其半，余二十万万，藏于都内为禁钱。少府所领园地作务之八十三万万，以给宫室供养诸赏赐。”汉武帝之前，少府收入还没有增加，中央财政依靠百姓赋敛，按四十亿计，大约是上百亿的几分之一。 关于此时期西汉政府的财政状况，司马迁只告诉了我们一个简单的数字：这一年汉政府的财政消耗是上百亿。 这个数字甚至超出了前几次战争的总和，是中央政府一年正常财政收入的数倍。
屋漏偏逢连夜雨，就在战争费用大增、政府疲于应付之时，汉武帝的其他政策又导致了额外的花销：为了运送粮食和战略物资，必须有一个良好的运输系统，政府于是兴修水利，开凿运河。开河的效果并不明显，却徒然耗费了巨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