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之前，东晋遭遇了桓玄的叛乱和短暂称帝。刘裕击败桓玄后，掌握了军政大权，并率军南征北战。土断发生前，他已经向北灭了慕容氏的南燕政权，并平定了南方的卢循兵变，正准备给西方的西蜀谯纵以最后一击。随着疆域和财政开支的扩大，土断启动。
义熙土断撤销了大部分侨郡侨县，将白籍的人口大量并入黄籍。对于敢反抗的人，刘裕不惜以死刑相威胁。这次土断之前，会稽的士族虞亮就曾经因为藏匿了千余逃亡户，被刘裕处以死刑。
然而，东晋时期的政策特点是，不管多严格的政策，都会留有一定的后门。刘裕在制定政策时，也留下了后门：由于刘裕背后的武装是北府兵，而北府兵的来源大都是徐州、兖州、青州的流亡人士，所以，义熙土断将三州人聚集的晋陵（现常州）一带排除在外了。
只是，这时距离东晋的灭亡已经很近。刘裕的改革与其说是帮助东晋，不如说是为篡位打下了一个好的社会基础。
土断七年后，刘裕废黜了东晋恭帝司马德文，自己当上了皇帝，是为宋武帝。由此开场的禅让大戏在南朝越来越狭小的区域内一次次上演。
南朝：漫长的终曲
南齐武帝永明三年（公元485年），由于南齐前后两代君主提倡节约，并与北方的北魏休战，齐武帝统治期间出现了一个小小的繁荣时期。
然而就在这一年，在浙江西北部的桐庐，一个叫唐宇之的人却准备造反。
唐宇之的造反理由在现代人看来有些奇怪。在那几年，齐武帝正在严格调查户籍问题。自东晋末年以来，历经南朝宋，中国的户籍再次出现了大混乱。东晋时期，只有显贵的大家族（士族）才能拥有免税、免役的特权，而士族的身份都是世袭的。可到了南朝宋以后，许多原本没有地位的人也依靠做官、经商发了大财，他们甚至比士族更富有，却没有身份。这些人趁着政治混乱的时机，买通地方官员或士族而假认亲，将身份从普通人（庶族）改为士族。这种做法叫作“冒籍”。
这些庶族成为士族，获得了免税、免役特权之后，更多的穷人投靠他们，在他们的庇荫下，也取得了免税、免役权。
随着作弊的人日渐增多，政府的税收变得更加困难。从南齐开国起，齐高帝就非常关注户籍问题。齐高帝在休养生息的同时，决心下大力气整顿户籍。齐高帝建元二年（公元480年），他下诏征求整理户籍的意见。
一位叫作虞玩之的官员上书提出了看法。他建议皇帝设立专门的户口检查官员（校籍官），由官员通过检视黄籍，抓出那些弄虚作假的分子。为了防止校籍官懈怠，皇帝必须给他们制定数量指标，要求他们每天都必须查出数起弄虚作假的案子。
《南史·虞玩之传》记载，虞玩之是一位正直、负责的大臣。他个人生活简朴，一双鞋竟然可以穿二十年，在政治上也常常因为直言不讳而得罪人。他提出的建议在当时来说是最有效的。
皇帝采纳虞玩之的建议，设立了校籍官。虽然校籍官也存在着收受贿赂的行为，可是由于有考核指标，还是有大量的虚假户籍被抓了出来。这些被抓出来的人被称为“却籍户”。
另一个叫吕文度的官员乘机又给皇帝出了一个主意：为了给人们以警示，皇帝应该将那些却籍户充军，送到边防去接受再教育。
这项古代的“上山下乡”提议迫使大量的却籍户逃亡。而唐宇之所在的浙江一带也有大量的却籍户，同样面临着被抓走充军的风险。唐宇之决定利用这些人发动叛乱。
永明三年（公元485年），叛乱爆发。叛乱者最初只有四百多人，但当唐宇之打出抵抗户籍审查的旗号之后，各地的却籍户纷纷赶来投靠，竟达到了三万多人。
唐宇之率领部队进攻桐庐、钱唐等地，第二年，在钱唐建立了吴国，自称吴王。
在南齐皇帝和他的官员看来，唐宇之的行为是荒诞的。那些弄虚作假的却籍户本来就是一群违法分子，而皇帝对于户籍的整理更是无可厚非。然而，为什么这些违法分子敢于理直气壮地进行反抗？为什么还会有这么多人响应？
原因在于，却籍户认为自己不是犯罪，而是在打破一项不合理的制度。在他们看来，所谓“士族”和“庶族”的区分，就是一种落后制度。士族依靠出身就可以不缴税、享有特权，而普通人不管怎么努力，都无法进入那个特权圈子。那些冒籍的人虽然目的是获得特权，却也明显带着对这种制度的怨恨。
而皇帝通过检籍找出弄虚作假的人，虽然缓解了政府的财政压力，却也间接地维护了早就不合时宜的士族制度。
所以，唐宇之的叛乱，反叛的是不合理的户籍制度。
他的叛乱很快被镇压下去。但这次叛乱也让齐武帝意识到，政府的行动不能太冒进。上书建议的虞玩之辞职了，而齐武帝也不得不做出既往不咎的决定，在南朝宋的升明年间（公元477—479年）之前已经冒籍的不再追究，而发配边关的人也都被遣返回来。
一场整理户籍的改革不得不草草收场。
唐宇之的叛乱也显示出南朝制度的复杂性。与东晋相比，南朝的所有皇帝都不是士族出身，他们大都成长于寒门，从武职晋升到高位，并通过禅让获得政权。
从出身来看，他们并不喜欢士族豪门，这些豪门把持着社会资源，却不给政府纳税，处处以特权为荣。但是，他们又不可能完全离开士族，因为那是文化和教养的象征。
于是，南朝就在“改朝换代——皇帝革新——经济发展——皇帝变得奢靡——经济衰退——改朝换代”这个圈子里一次次地循环。
南朝宋的开国皇帝刘裕被认为是一代明主，他打击地方豪族势力，试图使王朝的财政正规化，还从寒门中选拔官员，整理全国户籍，这一切使社会经济进入一个上升期，也使得刘宋的皇帝都可以在较为宽裕的财政状况下执政。
刘裕死后，王朝的财政在宋文帝刘义隆时期还能支撑起王朝大规模的北伐活动，这是在整个东晋和南朝期间少有的新气象。
但宋文帝的北伐导致连年征战不断，到了下一位皇帝宋孝武帝时期又缺钱了，于是又有了新一轮的整顿吏治和整理财政。不过，这时的皇帝已经迅速堕落，变得荒淫无度，贪图享受，刘宋一朝急速进入衰退期。
南齐高帝萧道成篡权建立南齐王朝之后，首先做的又是整理财政。他的财政措施从节约开始，提倡将宫廷里的金银铜玉器全部换成铁器，希望用这种方法来节省开支。之后，又大规模整理户籍。他的措施被其儿子齐武帝所继承，形成了另一个繁荣期。
前两任皇帝的节俭带来的繁荣，到了南齐后几位皇帝那里，又成为他们享乐的基础，很快，皇帝的挥霍让刚刚丰盈的国库再次干瘪下来。
梁武帝萧衍篡位之后，又开始新一轮的厉行节约。但梁武帝的厉行节约又经常让位于他对佛教的偏爱，由于在佛教上花了太多的钱，梁朝的财政一直不健康。加上梁武帝识人不 明，发生了影响巨大的侯景之乱。这次叛乱也标志着南朝的好时光过去了。
南梁后期，南朝丢掉了四川和江陵一带最富庶的地区，实力大打折扣。
到了陈霸先建立陈朝之后，南朝在实力上已经远远落后于北朝，缩小为一个地方政权。它的士族始终活得那么优雅，但它的财政和政治制度已经过于僵化，无法与北朝对抗了。
从秦到南朝，中央王朝的财政系统一直保持着延续性。秦代和汉代初期是试验期，几位皇帝在试着建立一种新式的庞大王朝。在以前，人们甚至不敢想象能在这么大的疆域内维持统一和繁荣。但经过几代人的尝试，到汉景帝时期，中央王朝不仅存续，而且繁荣。
然而汉武帝却发现了一个大一统王朝的巨大缺陷：当产生战争等大的开支项目时，王朝财政无法支持如此庞大的开销。他试图引入一套官营垄断体系来解决这个问题。这个办法奏效了，却给中央王朝带来了更致命的新问题。由于垄断体系的约束，社会永远不可能得到健康的发展，而官僚体系在参与经济的具体运行后，社会经济变得庞杂和混乱。当权力与经济勾结在一起，社会阶层固化再次损害了王朝的财政。
王莽试图解决阶层固化问题，他想利用皇家权力，强行击碎原阶层，结果却只击碎了他自己的皇位和脑袋。
东汉一代，皇帝都只能承认现实，采取修修补补的做法。然而由于前代遗留的社会的特点，东汉一直无法有效组织财政，再加上官僚制度的侵蚀和外族入侵引起的财政超支，政权最终分崩离析。
三国时期，各个地方政权“八仙过海，各显神通”，想尽一切办法发展财政，试图成为最终的胜利者。而作为胜利者的晋武帝却发现，他仍然敌不过惯性这个隐形的杀手，他雄心勃勃的改革可以有蓝图，却永远没有结果。
在阶层更加固化的社会中，东晋和南朝继续腾挪着最后的资源，两朝在财政的紧箍咒下挣扎，每一次都指望着放松一点。到最后，八百多年的试验终于结束。
东晋、南朝之所以能够维持长久，并不是因为它们的强大，而是因为北方的虚弱。对于北方来说，从游牧民族的部落制起，人们一点一点地学习和改造，在前秦时期第一次接受系统的中原文明，在北魏时期，这一成果得以巩固，到了北周时期，才建立起更加成熟的制度，并传给隋唐。
这是一个从怀胎到分娩的过程，时间持续了两百多年，漫长得令人绝望，但这套制度是全新的，没有盘根错节的利益冲突，也没有无法化解的阶层固化，它立刻显示出巨大的优越性。最终，北方的飓风席卷了南方，将自秦汉以来积累了八百多年的陈规全都扫入风中，一卷而去，中国大地步入第二次社会重建。
第二部
财政失控的繁荣王朝（公元386—1279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