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这一次，唐德宗决定采取强硬的态度，拒绝任命。
唐德宗的拒绝迫使成德与附近的魏博、淄青联合起来，向朝廷宣战，参加叛乱的还有远处的山南东道，一共四镇。
为对付四镇叛乱，唐德宗动用的武力除了朝廷控制的神策军，还包括周边数个藩镇的军队。神策军需要军费，而藩镇武装等着补贴，不管是哪种方式，都得花钱，这就变成了一场财政的消耗战。
《新唐书·食货志二》：“德宗以问度支杜佑，以为军费裁支数月。” 然而，掌管财政支出的度支杜佑却给出了悲观的估计，认为当时朝廷的财政储备只够几个月的军费。
如果唐德宗能够等几年，等朝廷的府库更加充足，也许削藩的过程会更加顺利。可现在，一旦缺乏军费，皇帝必须重开敛财的门路。
杜佑认为，为了再多支撑半年，必须向长安的商人借五百万缗钱。于是朝廷命令户部侍郎赵赞筹措，虽然约定战后归还借款，可是没有人相信。在朝廷官吏的巨大压力下，有的人受不了压榨而自杀。但就算这样，整个长安也只凑了八十万缗，距离目标数额还差很多。
为了继续搜刮，唐德宗开征货柜税以及粮食贸易税，最高税率达到1/4，整个长安抗税罢市。市民们守住路口，拦住宰相哭诉。可政府仍然征收了两百万缗。
首都宣布征税时，地方也行动了。最先加税的是淮南节度使陈少游，加税的幅度是两成，唐德宗下诏全国推广。
除直接从市场上抢钱之外，唐德宗又打起了常平仓的主意。常平仓就是官府调节粮价的仓库，丰年时低价收购粮食，歉年时加一点价平仓卖出，相当于赈济百姓。但这类的平准制度看上去很美好，实行起来却总是出现大量的粮耗子把常平仓偷盗一空，而最大的粮耗子不是别人，正是皇帝和政府。
《新唐书·食货志二》：“自太宗时置义仓及常平仓以备凶荒，高宗以后，稍假义仓以给他费，至神龙中略尽。玄宗即位，复置之。其后第五琦请天下常平仓皆置库，以畜本钱。……属军用迫蹴，亦随而耗竭，不能备常平之积。” 在唐德宗之前，全国的常平仓已经被政府偷空过几次，到了唐德宗时要征收一些特别税来重建常平仓。现在由于打仗缺钱，正好把里面的粮食拿走吃掉。
《旧唐书·德宗纪》：“至是又税屋，所由吏秉笔持算，入人庐舍而抄计，峻法绳之，愁叹之声，遍于天下。” 再后来，赵赞又想出了新办法：除陌钱和间架税。除陌钱的税率，以前是每发生一千钱的交易额，缴二十钱的税，而现在增加到五十钱。所谓间架税，就是房屋税，官员挨家挨户去数房间，每个房间都要交税，上等间两千钱，中等间一千钱，下等间五百钱，隐匿一间打六十杖。
《旧唐书·食货志》：“衣冠士族，或贫无他财，独守故业，坐多屋出算者，动数十万。人不胜其苦。” 唐代的城市里有许多破落户，祖上发达时购买过许多房子，家境衰落后，所有的动产和现金都没了，只有房子还在。政府征收间架税时，这些破落户首当其冲，成了受害者，他们其实已经很穷了，但因为房屋众多，成了缴税大户。许多人为了完税被逼得自杀。
在社会被财税压垮的同时，皇帝的削藩过程却一波三折，越拖越长。
最初，皇帝的部队占了先机，几乎降伏叛乱的藩镇。然而皇帝错估了形势，没有及时收手。他没有意识到财政的脆弱，一旦和平无法维持，不仅社会受不了，中央也无处再征收更多的钱了。
皇帝的强硬让本来与中央政府联合的幽州节度使朱滔也担心了，他害怕皇帝胜利后会对付自己。于是幽州反转矛头，加入了叛乱的一方。幽州是东北方最强大的藩镇，它的转变不仅改变了实力对比，还让唐政府的财政状况急剧恶化。
使形势雪上加霜的是淮西藩镇。淮西地处运河要道，是中央政府获得南方粮食的枢纽。淮西节度使李希烈曾经帮助中央政府打败了反叛的襄阳，却没有得到足够的好处，这时也参加了叛乱。淮西的叛变让中央政府的江南粮食供应彻底中断。
建中四年（公元783年）八月，淮西节度使李希烈围攻襄阳，唐德宗的兵马还在北方，只好命令泾原节度使率兵前去救援。由于中央政府已经没有钱进行补贴，泾原士兵发生叛乱，攻克长安。唐德宗仓皇出逃。
直到贞元二年（公元786年），整个叛乱才归于平静。
在战争中，除了皇帝感到精疲力竭之外，各个藩镇也已经力不从心了。
当叛乱的藩镇离开了自己的地盘时，也突然发现财政问题难以解决。在自己的地盘上，可筹措的粮食都是现成的，可一旦进军长安，就等于是实行远距离打击，后勤工作必须跟上，否则就会进入衰退期，直至被消灭。
中央政府无法消灭藩镇，而藩镇也无法推翻中央政府。两者是一种共存关系，剩下的只是如何认清形势，寻找一个平衡点。
《新唐书·食货志二》：“朱泚平，天下户口三耗其二。” 当唐德宗认清形势，递出了赦免的橄榄枝时，藩镇经过一段时间的斗争，也发现要么接受这个台阶，要么慢慢地消耗直至灭亡。两相妥协，局势再次恢复了平静。只是，这次战争的代价实在太大。叛乱后，中原遍地士兵，养兵费用失控，大量人口逃籍，户口减少了2/3， 财政状况更是雪上加霜。
随着户口的减少，两税法带来的问题也越来越明显。这个税法的成立，需要足够数量的人口来支撑。由于王朝征收的总税额是不变的，如果一个人逃走了，那么他的税额要由其他人平均承担。全国户口减少2/3，意味着剩下的1/3人口的税负要增加两倍。
税负的加重让更多的人逃亡，而逃亡的人越多，剩下的人税负就越发沉重。这个恶性循环抑制着经济的发展。
这些问题，中央政府一清二楚，也曾作为议题被多次讨论，但都因为财政需求而被束之高阁。
沦为守财奴
战争结束时，唐德宗一生的悲剧已经注定。
他曾经想重振王朝，重新建立可靠的财政制度，成为中兴的明君。但刚刚开了个好头，就被现实击得惨败。
《旧唐书·宦官传》：“窦文场、霍仙鸣者，始在东宫事德宗。初鱼朝恩诛后，内官不复典兵，德宗以亲军委白志贞。志贞多纳豪民赂，补为军士，取其佣直，身无在军者，但以名籍请给而已。泾师之乱，帝召禁军御贼，志贞召集无素，是时并无至者，唯文场、仙鸣率诸宦者及亲王左右从行。志贞贬官，左右禁旅，悉委文场主之。” 叛乱之后，他回到长安，感慨着所有的人都背叛了他。他曾经试图信任大臣，却发现他们在关键时刻都离自己而去。他曾经试图清除宦官，却发现落难时只有窦文场、霍仙鸣等几个宦官紧紧相随。 他曾经试图让皇室府库充盈，可在逃难时却连给士兵买衣服的钱都没有。
他意识到，真正的错误在于，自己没有做好财政准备就贸然发动了攻势。于是，他用整个后半生去弥补这个错误。他不再管什么正规财政手段还是非正规财政手段，只要能给他带来金钱的都是好的。
《文献通考·国用考》给出了德宗皇帝后期执政最好的图景：“初，德宗居奉天，储蓄空窘，尝遣卒视贼，以苦寒乞襦，不能致，剔亲王带金而鬻之。朱泚既平，乃属意聚敛，常赋之外，进奉不息，剑南西川节度使韦皋有‘日进’，江西观察使李兼有‘月进’，他如杜亚、刘赞、王纬、李锜皆徼射恩泽，以常赋入贡，名为‘羡馀’，至代易又有‘进奉’。户部钱物，所在州府及巡院皆得擅留，或矫密旨加敛，或减刻吏禄，或贩鬻蔬果，往往私自入，所进才十二三，无敢问者。刺史及幕僚至以进奉得迁官。继而裴延龄用事，益为天子积私财，生民重困，又为宫市。” 他曾经拒绝各地藩镇的贡献，因为他知道，藩镇每贡献一分，就会从民间压榨三倍到五倍的财富。但现在，他对任何贡献都敞开大门。各个地方给皇帝的贡品络绎不绝，节度使们有的日进，有的月进，还有的故意把正税算作给皇帝的私人进贡。皇帝都当作不知道，他知道的只是人们给他带来了多少钱。
《新唐书·食货志二》：“度支以税物颁诸司，皆增本价为虚估给之，而缪以滥恶督州县剥价，谓之折纳。复有‘进奉’‘宣索’之名，改科役曰‘召雇’，率配曰‘和市’，以巧避微文，比大历之数再倍。” 有的人假托皇帝密令增加课税，或者克扣官饷，加收关税、丧葬税、蔬果税。但只要能够分得一杯羹，唐德宗都欣然接受。
为了增加收入，唐德宗还派宦官作为宫使（皇帝的使者），以几乎白拿的价格来买东西，还要向人们索取各种好处。只要这些宦官出动，就会吓得街上的商户纷纷逃走、关门。白居易的新乐府诗《卖炭翁》所写的就是唐德宗时代的宫使以“半匹红绡一丈绫”的价格，就拿走了卖炭翁的千余斤炭。
《新唐书·食货志四》：“初，德宗纳户部侍郎赵赞议，税天下茶、漆、竹、木，十取一，以为常平本钱。及出奉天，乃悼悔，下诏亟罢之。及朱泚平，佞臣希意兴利者益进。贞元八年，以水灾减税，明年，诸道盐铁使张滂奏：出茶州县若山及商人要路，以三等定估，十税其一。自是岁得钱四十万缗，然水旱亦未尝拯之也。” 唐德宗曾经取消酒类的专卖，可是到了贞元九年（公元793年），他却下令对茶叶征税，只是因为每年的茶税能够给政府带来四十万贯的收入。他后面的皇帝则借鉴他的方法，干脆对茶叶实行专卖。
也正是在唐德宗时期，宦官进一步得势。《旧唐书·宦官传》记载，皇帝不信任外朝的大臣，不敢把手里唯一的军队（神策军）交给大臣，只能重用宦官，让他们指挥军队。同时，唐德宗还派出宦官当监军使，去监督地方的军事力量。即便是各个藩镇，也要给这些宦官面子，任由他们大发横财。
唐代后期，宦官问题愈加突出，其中最重要的原因就是皇帝无法驾驭整个官僚体系，只能倚重身边人进行统治。唐德宗对于官僚体系和财政体系的放纵留下了无数的隐患，但即便换一个人也很难做得比他更好。
谁也没有想到，这个贪财吝啬的皇帝竟然积攒下了深厚的家底，唐代的财政状况得到了改善。当这个家底传到他的孙子唐宪宗时，唐宪宗竟然能利用它完成一次中兴，将主要的藩镇势力一一降伏。
历史将掌声送给了唐宪宗，却没有人意识到他将唐德宗留下的家底再次耗空，造成了唐王朝的最终衰落。历史将嘲讽留给了唐德宗，却没有意识到有了唐德宗的吝啬和抠门，才有了唐宪宗的成功。只有想到这一层，我们才会对这个古怪的老皇帝多一分同情，理解他的无奈和苦心。
有人认为，唐德宗之所以这么窝囊，并不怪他本人，而应该怪他的曾祖父唐玄宗，正是唐玄宗时期积累下来的问题导致了安史之乱。战乱之后，无论谁都无法控制局势了。
在唐玄宗时期，王朝的财政问题已经非常严重。唐玄宗不止一次受困于财政的不足，想出了种种方法去化解。而藩镇制度就是他想到的方法之一，只是这种方法不仅没有解决问题，反而带来了灾难。
但人们在责怪唐玄宗时，也应该看到，唐玄宗时期财政问题的根源在于更早时种下的祸根，甚至唐代一诞生，就已经注定了后来的结局。
唐初，统治者继承了北魏、隋代的传统，设立了土地公有制，建立了一套过于复杂的财政制度。随着时间的推移，这套制度变得千疮百孔，让每一个皇帝都头疼不已。
北魏最早建立的土地公有制传统，跨越朝代的界限，造就了唐代这个财政失控的中央王朝。一次“公有制”试验，将它的影响传到了数百年之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