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这些酷吏一旦掌了权，就和武则天想惩治的官员一样，变得不受约束、为所欲为，武则天只能扶持新一批酷吏来对付前面的一批，这样的循环直至她下台才结束。她死去时，唐代原本的官僚系统正在解体，宰相权力削弱，围绕着皇帝形成了新的小圈子。
宫廷挥霍成风、养官成本增加、军费开支扩大、官员行为缺乏约束，这是唐高宗和武后时代遗留的问题。
贤相集团与聚敛集团
本故事见《新唐书·食货志三》《旧唐书·韦坚传》。 天宝元年（公元742年），水陆转运使韦坚导演了一出“百船来朝”的精彩好戏，让长安人大开眼界。
在长安城外浐水旁的长乐坡，修有皇帝的宫苑望春楼，这里突然开挖了一个水潭直通浐水，过了些时候，从渭水开来三百艘船，停在了水潭外，长长地排开，首尾相接，绵延数十里。船上的人头戴斗笠，脚穿草鞋，衣袖宽大，与长安一带的着装绝不相同，反而像是从南方来的。
就在人们议论纷纷、互相猜测时，皇帝到达望春楼，与他同行的还有许多文武大臣。
皇帝到后，突然一声令下，歌声四起，三百艘小船如同活了一般，排着队挨个儿从水潭经过。每一艘小船上都写着州郡的名称，仿佛它们是从全国四面八方汇集来的。
船上还摆放着各地的土特产品：广陵的锦、铜器、官端绫绣，会稽的罗吴绫、绛纱，南海的玳瑁、象牙、珠串、沉香，豫章的瓷器、茶具和锅，宣城的空青颜料、孔雀石绿，始安的蕉葛布、蟒蛇胆、翠鸟羽毛，吴郡的方文绫，等等，应有尽有。
就在人们被船上丰富的贡品吸引时，突然有人发现这支船队的领头人有些怪异。这个人站在第一艘船的船头，穿着短袖的衣衫，红抹额，欢快地领着大家唱歌。两侧则是从京城来的一百多个女性，她们妆饰鲜艳，鸣鼓吹笛。
有人发现领头人是陕县县尉崔成甫，而他所唱的歌叫《得宝歌》，歌词也是为了这次表演创作的，分成十段，风格喜庆。
当船队来到望春楼下时，水陆转运使韦坚走过来，将船上贡品的代表拿过来，献给楼上的皇帝用来分赐众人，又送上了百余种食品。船队边奏乐边表演，俨然一副军民同乐的联欢场面。
联欢结束后，皇帝大肆赏赐，将新开凿的水潭命名为广运潭。
这是唐玄宗时期典型的热闹场景之一，昭示着盛唐时期的奢侈与繁华。
然而，这个场景还有着另外的意义。对于唐玄宗而言，广运潭和之前一系列的水陆工程，表明首都长安的粮食运输问题已经得到解决。通过几位大臣共同的努力，黄河天险成通途，增强了唐朝的运输能力，关中地区不再缺粮。困扰唐高宗和武后几十年的问题终于在他的手上得以解决，而他也不用再时不时到东都洛阳了。
任何看到这一幕繁华景象的人都没有想到，这已经是盛世王朝的晚期，再过十几年，唐朝就会在安史之乱的灾难中步入残年。即便是后世的人们，也无法理解，为什么开元年间尚是盛世，天宝年间就一派萧条了。
在传统的历史书中，开元和天宝之间如同有一个鸿沟，开元时期的唐玄宗英明神武，到了天宝时期却昏庸不堪，引起了千古巨变。
但事实上，唐玄宗的统治是一贯的，他与前代帝王的统治也是连续的，只是中央王朝的隐患在唐代的前半期逐渐积累、失衡，才终于在唐玄宗末年爆发。
天宝变局为什么会发生？答案仍然是：财政。
先天二年（公元713年），唐玄宗粉碎武后之女太平公主的政治集团，巩固帝位，改元开元，开创了中国历史上最有名的盛世。
然而，新皇执政伊始就面临着诸多问题。
在他之前，韦后和太平公主相继擅权，这两个女人治理经验不如武后，将之前遗留的问题扩大化了：她们提拔大批不称职的亲信，进一步破坏了官僚体制，并给财政造成巨大的压力。而府兵制的进一步衰落已经威胁到边疆的安全，特别是在吐蕃崛起之后，军队能否经得起战争的考验已经成疑。土地制度的破坏，令户籍管理也逐渐陷入混乱，影响了王朝的财政收入。另外，困扰王朝的漕运问题仍然存在，关中的粮食不足以养活庞大的王朝，但从中原运输，又受到自然条件的限制。
如果处理不好这些问题，唐朝随时有可能面临一场危机。
唐玄宗登基后，进行了一系列改革：斥退冗官，减少皇室开支。在找到有效的军事改革办法之前，宰相姚崇制定了保守的军事原则：除非迫不得已，不进行战争。为了解决关中粮食不足的问题，皇帝学习武后的做法，不定期地迁往东都洛阳。在天宝之前，唐玄宗在洛阳居住的时间合计不下十年。
从开元初年开始，唐玄宗任命了一系列的贤相治理国家，姚崇、宋璟、苏颋、张嘉贞、张说、张九龄等人先后拜相，他们或者为官清廉，或者政宽刑息，或者满腹文采，形成了少有的政治新气象。
然而，这些宰相有一个共同的弱点：他们可以帮助皇帝节省财政开支，却不愿意帮助皇帝增加财政收入。
所谓节省开支，指的是精减官僚机构，减少军事行动。政府可以少花钱，但是随着官僚机构的扩大，能节省的开支也有一定限度。节流之外，政府还有着强烈的开源要求。
唐玄宗时期，《新唐书·食货志一》记载每年的财政收入是：租钱200余万缗，粟1980余万斛，绢740万匹，绵180余万屯，布1035余万端。
同时，唐玄宗时期的花费却非常惊人。以他建立的收容皇族的十王宅和百孙院为例，十王宅每院配置400宫人，百孙院每院也有几十人，这个庞大的群体都必须由政府来养活。官员和吏有7万多人，宫人4万多人，军费也在连年上涨。
但是，所有的宰相都不会帮助皇帝去增加财政收入，他们的心里还认为，增加财政收入就意味着盘剥民间。
皇帝需要另外一类人来帮助自己，也就是聚敛之臣。他们更懂得商业，更知道如何帮助皇帝赚钱。
于是，在正规的官僚系统之外，皇帝设置了一系列的使职，来帮助他获得更多的收入。在开元贤相们各领风骚的同时，唐玄宗的周围也形成了一个与汉武帝时期不相上下的聚敛团队，主要人物包括：宰相裴耀卿、监察御史宇文融、太府卿杨崇礼及他的两个儿子杨慎矜和杨慎名、户口色役使王、水陆转运使韦坚，还有后来著名的宰相李林甫和杨国忠。除了裴耀卿，其余每一位都是野心家的典范。
这样，唐玄宗的身边就围绕着两个集团：贤相集团与聚敛集团。皇帝需要前者帮助他治理国家、抚慰人民，又需要后一种人帮助他寻找财源。这两个集团从皇帝上台之始就并存。
最初，唐玄宗还能在贤相群体与聚敛之臣之间维持微妙的平衡，让他们各自发挥所长。但随着财政压力越来越大，唯有聚敛之臣才能给皇帝带来更多利益时，皇帝最终倒向了他们。
见《新唐书·食货志三》《旧唐书·裴耀卿传》。 正是靠着聚敛之臣这个群体，唐玄宗才解决了从东方支援京师长安的重大工程。这项工程始于开元二十一年（公元733年），由当时的京兆尹裴耀卿主持。当年由于出现了灾情，唐玄宗从京师前往东都，而裴耀卿适时地提出了解决运粮问题的方法。
他认为，之前运粮最大的问题，在于从江南来的船在路上要等待很久，由于运河水浅，从淮河经过运河到达黄河口要等两三个月才能通过，而从黄河口进入黄河，又要等两个月才能过去。他希望在每一个需要等待的地方设立粮仓，船直接把粮食卸在仓库里就掉头，分级转运，效率会更高。
另外，由于黄河三门峡一段很险，难以通船，裴耀卿在三门峡口的两侧都设了仓库，运粮时先走水运到东库，从东库走陆运，经由十八里山路到西库，再走水运从西库到京师长安。整个行程只有十八里路是陆运，其余都走水运，降低了运输的成本。
裴耀卿还开辟了一条北路，将粮食先运送到太原，再走水路进入黄河和渭河，这条北路也可保证河东地区的粮食得以汇聚京师。
通过裴耀卿的努力，唐玄宗时期的税粮运输能力从每年不到一百万石增加到二百三十万石，足以供应关东地区。唐玄宗在后期，已经没有必要不定期迁往东都了。天宝年间，唐玄宗回到了京师长安与杨贵妃缠绵，东都洛阳恢复了陪都的地位。
裴耀卿功成身退，却没有想到他带来的示范作用给一批钻营之人指明了道路。
在裴耀卿榜样的作用下，开元二十九年（公元741年），陕郡太守李齐物决定开凿三门峡，将峡谷河道中间的砥柱山凿开一条船道，再在两边开凿栈道用来拉船。他的目的是粮食运输不用再转陆路，全部走水运。
但不幸的是，由于开凿过程中大量的石头崩塌进入河道，反而使河道更加险峻，只能等涨水时再拉船通过。这个方法劳民伤财，并不实用，但是李齐物仍然上报表功。唐玄宗有些怀疑，派宦官下去调查，李齐物通过贿赂封住了宦官的口。
见《新唐书·食货志三》《旧唐书·韦坚传》。 而开头提到的韦坚，在取代李齐物任转运使之后，更是把关乎国计民生的大事变成了仅供皇帝观赏的游戏，整个漕运系统不停地运转，每年的运量已经达到了四百万石，远远超出了实际的需要。
除了税粮运输系统之外，皇帝最头疼的是户籍制度和土地制度的混乱。避税逃户的人太多，如何把这些人找到，逼迫他们缴税，成了政府的当务之急。
见《新唐书·食货志一》《旧唐书·宇文融传》。 这个工作交给了监察御史宇文融。
宇文融请求清查全国的户口和土地，统一纳入征税范围，来增加财政收入。获得皇帝允许后，宇文融立刻任命了二十九个劝农官到各地去巡查。由于他为人严苛，各地的官员出于畏惧，不惜报假数据来讨好他，结果又造成了新的逃亡户。
不过，报给皇帝的数字却非常漂亮：当年就增加了八十万户（新增人口达到了总人口数的一成），以及同比例的无主土地。政府随即按照数字派税，当年税收增加了几百万贯。
宇文融的巨大成功让他升了官，但也遭到了大量的质疑。有人认为，他的做法过于侵扰百姓，会让百姓变得更加贫困，让更多的人逃亡。但皇帝认为宇文融能带来新的财源，不容许质疑，并将皇甫憬、杨玚等反对人士都加以贬斥。
宇文融高升终于引发了贤相集团与聚敛集团的正面冲突，宰相张说看不起宇文融，不断地压制他，宇文融则大肆诋毁张说。在这场两个集团的斗争中，唐玄宗最终选择了宇文融。贤相集团主导的政治历程已经接近尾声。
宇文融对政治气氛的破坏极其严重，除了以聚敛之臣的身份官拜宰相，他还设立了一大批临时官员（使职），穿梭于全国，以满足皇帝对财政收入的需要。
后来，皇帝在其他官员的坚持下，贬斥了宇文融，但随即就问宰相裴光庭：“卿等皆言融之恶，朕既黜之矣，今国用不足，将若之何？卿等何在佐朕？”
宰相默然。但是这个问题已经变得如此尖锐。宇文融下台后，由于他对正规财政系统和民间经济的破坏，财政收入势必下降得更快，但是皇帝不认为问题是宇文融造成的，反而认为正是缺了他，才有了问题。宇文融死后，皇帝还在怀念他。
杨崇礼、王鉷、韦坚的事迹，见《旧唐书》各自的本传。 但皇帝不用等太久，太府卿杨崇礼接替了宇文融，开始从地方压榨财税。 杨崇礼是一个清廉的官员，但正因为他清廉，反而给地方经济造成了更大的伤害。除了杨崇礼，他的两个儿子杨慎矜和杨慎名也都是著名的理财官员。
聚敛更甚的是一个叫作王鉷的人，他善于搜刮财产，每年献给皇帝的钱就达上百亿，上贡的其他财宝也差不多值这么多钱，更重要的是，王鉷宣称这些钱都不是正式的税收，不用存入国库，而是存入唐玄宗的私库——百宝大盈库，供唐玄宗私人支配。这就彻底破坏了唐代的财政基础。
当这些聚敛之臣得势，控制唐玄宗的宫廷之后，他们之间的内斗也越来越激烈。韦坚、杨氏兄弟、王鉷互相倾轧、互相告状，而皇帝利用完他们之后，一一将其诛杀。最终的胜利者，是唐玄宗时期最著名的奸相李林甫。
到此刻，政府已经陷入财政饥渴症不能自拔。贤相集团退位后，聚敛集团带领着唐玄宗，为了财政目的出台了一系列政策。其中一项直接导致天宝变乱，将盛世王朝彻底葬送。
天宝变乱的财政之谜
天宝十二载（公元753年），如果你问当时天下最繁忙的人是谁，会有人告诉你，是宰相杨国忠。
杨国忠的繁忙超出了一般人的想象。他身兼大大小小四十余个使职，还担任着唐朝的右相，兼任吏部尚书、集贤殿大学士、太清太微宫使、判度支、剑南节度、山南西道采访、两京出纳租庸铸钱使等。他掌管着唐朝的财政、行政、军政大权，并负责官吏的考核与任命，同时，还监管着四川地区的军政、民政等各方面事务。
杨国忠的办事效率奇高无比，在他以前，吏部对官员的选拔有复杂的程序，经过三道唱选，评比从春天持续到夏天，才能将官员选出。但是杨国忠却做得轻轻松松，他在私宅里进行选拔，再召集官员在尚书省唱一次票，一天之内就选定完毕。
对于唐朝的国库，他也维护得井井有条，不让国库出现哪怕一时的短缺。直到安禄山兵起，各地的物资仍然在源源不断地送到京师长安，将府库填满。有一次，唐玄宗去左藏库视察，看到仓库堆得满满的，对杨国忠推崇有加。
除了吏治和财政之外，杨国忠对于军事也“有所涉猎”。在他的组织下，唐政府对西南方的小国南诏连续发动了两次大的战役，都是全军覆没。不仅如此，战争过后，原本臣属于唐朝的南诏国全面倒向当时唐朝最大的威胁——吐蕃。但是，在杨国忠的汇报中，这两次战役都是唐朝大捷。为了扭转人们私下里对他的非议，他决定在军事上再立功勋，将安禄山拿下。
人们很难想象，唐玄宗晚期的宰相李林甫和杨国忠两人怎么能够获得如此之大的权力。
除了唐玄宗沉浸在温柔乡这个因素之外，更重要的是这两个人能够满足王朝的财政需求。这时，中央政府已经离不开这些敛财能手的帮助了，否则王朝的财政就要亏空。
如果一切以财政为目标来考核政绩，政治权力就会被这些财政专家把持。
更致命的是，同样是基于财政的原因，唐玄宗做出的一项军事改革，让中央政府彻底失去了对军队的控制，再也无法回转。
在唐玄宗时期，突厥已经不再构成威胁；回纥人还在遥远的北方，没有进入中央政府的视野。然而此时，在西方崛起的吐蕃成为唐朝最大的威胁。
统治中心位于现在西藏的吐蕃几乎与唐朝同时崛起，又同时崩溃。唐玄宗时期，吐蕃恰好也处于鼎盛时期，领地从现在的西藏，向西进入巴基斯坦、阿富汗的山地地带；在东面进入四川西部、青海、甘肃一带；在北面，则进攻新疆的部分地区。
吐蕃全面扩张，从巴基斯坦经过新疆延伸到四川、云南的巨大弧形区域都与唐朝存在着军事对抗。
《新唐书·兵志》：“自高宗、武后时，天下久不用兵，府兵之法浸坏，番役更代多不以时，卫士稍稍亡匿，至是益耗散，宿卫不能给。” 在与吐蕃对抗时，唐玄宗发现，王朝建立的府兵制已经腐朽得不能打仗了。府兵制要求士兵一直服役，到老才能退休。但由于招不够兵，许多人都已经白发苍苍了，还在驻守边防。唐代实行边防轮换制度，内地的府兵过一段时间就轮换到边防去，但随着制度惰性的增大，轮换制也成了虚设。
唐玄宗登基后，进行了军事制度的改革。
在宰相张说的主持下，政府裁撤一批府兵，招募一批新兵，建立了十二万人的骑卫队来守备京师。募兵制建立后，府兵制更成为累赘。
《新唐书·兵志》：“故时府人目番上宿卫者曰侍官，言侍卫天子；至是，卫佐悉以假人为童奴，京师人耻之，至相骂辱必曰侍官。而六军宿卫皆市人，富者贩缯彩、食粱肉，壮者为角觝、拔河、翘木、扛铁之戏，及禄山反，皆不能受甲矣。” 到了天宝年间（公元742—755年），就连当初精锐的骑卫队也退化了。以守卫京城的部队为例，他们本来是最有战斗力的军队，但是在安史之乱爆发前，这支号称侍卫皇帝的侍官队伍，却已经变成了京城的耻辱，人们骂人时就骂对方是侍官。队伍里的人也是五花八门，富裕的变成了商人，忙着做买卖，身强体壮的就靠玩杂耍、拔河来糊口，他们已经彻底脱离了军事训练，到安史之乱爆发时，这些人甚至不知道怎么穿铠甲，更别提打仗了。
面对边境少数民族的挑衅，唐玄宗不得不开始另外组织部队。他倚重一项源自唐高宗时期的改革——节度使。
唐高宗时期，由于在军事行动中需要协调各方面的关系，唐高宗给一些军事官员（都督）授予了节度使的称号。他们由中央派出，带着皇帝的令符，负责节制当地的军事。但当时的节度使并不是一个正式官职，只是临时性的称号。
到了景云二年（公元711年），由于西北方向用兵的需要，皇帝授予凉州（现武威）都督贺拔延嗣一个新的名号——河西节度使。节度使成了正式官职。
《新唐书·兵志》：“及府兵法坏而方镇盛，武夫悍将虽无事时，据要险，专方面，既有其土地，又有其人民，又有其甲兵，又有其财赋，以布列天下。然则方镇不得不强，京师不得不弱，故曰措置之势使然者，以此也。” 所谓节度使，不同于之前的都督，因为都督只负责军事，不参与民事；也不同于地方的州刺史，因为刺史不管军事，只负责民事；他还不同于观察使，因为观察使只有监察权，没有军事权和民事权。节度使将所有这些权力都合而为一了，不仅负责招兵买马，还负责民事和税收，同时还可以选择下属官员，拥有任命权和监察权。 节度使的兵员也不再依靠府兵制，而是直接从民间招募，这样，士兵就会和直接长官结成非常强烈的忠诚关系，反而将皇帝边缘化了。
到了唐玄宗时代，府兵制已经无法应付西方和北方的军事需要。于是，唐玄宗在边境采取募兵制，也就是招募士兵发给固定的薪水，不再需要他们种地。
《通典》：“自开元中及于天宝，开拓边境，多立功勋，每岁军用日增。其费籴米粟则三百六十万疋段，给衣则五百二十万，别支则二百一十万，馈军食则百九十万石。大凡一千二百六十万（开元以前每岁边夷戎所用不过二百万贯，自后经费日广，以至于此）。” 但是，中央政府没有足够的钱养活这些士兵。根据统计，唐玄宗初年，中央政府每年的养兵费用只需要200万贯钱。随着边境战事的扩大，以及募兵制成本的增加，到了唐玄宗中期，直接养兵成本已经高达1000万贯，之后又增加到1260万贯。 需要说明的是，这些钱只包括士兵的口粮、衣服以及零花钱，如果将运输成本考虑在内，再将打仗时的军事开支、赏赐计入，那么，实际军事开支要比统计数字高得多。
随着军事开支出现了几倍，甚至十几倍的增长，中央政府不可能获得足够的财政收入来应付庞大的花费。唐玄宗决定进一步削减内地的府兵，由此，边境的士兵占了全国士兵总数的大半。
为解决军费问题，唐玄宗又设立了几个节度使，授予他们行政权，让其在统治区域内自行搜刮。
《旧唐书·地理志》记载这些节度使是：安西节度使、北庭节度使（前两个节度使的辖区位于现新疆）、河西节度使（辖区位于现甘肃）、朔方节度使（辖区位于现黄河北部大拐弯内外）、河东节度使（辖区位于现山西北部）、范阳节度使（辖区位于现北京、河北一带）、平卢节度使（辖区位于现北京以东的东北地区）、陇右节度使（辖区位于现陕西甘南、青海一带）、剑南节度使（辖区位于现四川西部和云南）。
这些节度使并不能帮助皇帝减少财政开支，却可以把财政“隐形化”。他们的许多开支完全是自行筹措，不再受皇帝的管制，也不需要皇帝操心。
为了保证节度使的忠诚，皇帝特别注意派遣可靠的官员，比如请一些在职或退职的宰相担任或兼任节度使，因为这些宰相对皇帝忠贞不贰，也有足够的社会资源来执行使命。
但是，随着贤相集团的崩溃，唐朝的宰相职位被聚敛集团把持。聚敛集团有着严酷的内斗传统，获胜的人不会把节度使的职责交给那些失败者。
李林甫成为宰相后，决定再进一步，将节度使授予归顺的少数民族将领。于是，少数民族将领获得了唐朝边境的部分军政实权。
就能力而言，李林甫是一个合格的宰相。他能够通过高效的行政系统完成皇帝的一切要求，特别是财政需求。另外，他还亲自主持汇编了一系列的法律典籍，比如中国历史上著名的《唐六典》就是在他任宰相期间完成的。但唐玄宗时期的宰相已经不同于唐太宗时期。唐太宗时期的宰相有四个，是集团领导制，而唐玄宗时期是以一个人为主。能干的李林甫享有过多的权力，承担过多的事务，能制约他的力量也越来越小。只要他还在任，他亲手并精心建立的政治平衡就能保持下去，整个政府就不会出乱子。他一旦离任，这种平衡立即被打破，整个政府机构就会变得千疮百孔，不可收拾。
在他的新措施下，安禄山、史思明、高仙芝、哥舒翰等一批少数民族名将掌握了庞大的军队。
在李林甫的机制中，少数民族的将军虽然掌握大权，但对李林甫本人仍然保持着尊敬。李林甫死后，杨国忠为相，少数民族将军不听从他的指挥，与宰相出现了严重的对抗。
杨国忠试图从最大的节度使安禄山下手，整治藩镇。安禄山也意识到，在杨国忠的逼迫下，自己不得不反。于是，一场悲剧发生了。
在天宝变乱发生后，杨国忠依然保持着高效的财政工作。当各地的勤王士兵们纷纷赶到时，他首先考虑的不是如何保证军队的战斗力，而是为军队花掉太多的钱感到惋惜。他决定尽量不动国库，而是另外找钱来帮助皇帝打仗。
《新唐书·食货志一》记载，他派侍御史崔众到太原出卖僧尼道士的度牒，用这种方式筹钱上百万缗。但此刻的搜刮已经无助于维持唐朝的稳定，唐玄宗把他的理财官与宠妃一起，抛弃在了马嵬坡……
盛世王朝的终结
会昌五年（公元845年），全国掀起了一场轰轰烈烈的灭佛运动。
唐武宗是一位虔诚的道教徒，从他登基那一天起，就宠信一位叫作赵归真的道士，向他学习法术。此外，衡山道士刘玄靖、罗浮道士邓元起等人也在唐武宗的朝廷内当官，传授长生不老之术。
在道士们的影响下，唐武宗一直打压佛教，但在会昌五年（公元845年）之前，所有的行动都是偶发性的，直到这一年，唐武宗决定发动一次全面的灭佛运动。
唐武宗会昌五年（公元845年）户数为495万户，缺乏口数，但以唐代人口整体趋势判断，应在5000万左右。 这年四月，唐武宗请管理僧道的祠部先进行了一次调查，查出全国存有寺庙4600座，僧舍（兰若）4万处，和尚、尼姑共26.05万人，占全国人口的0.5%以上。
到了七月，皇帝正式下达灭佛的法令。中书门下上奏，请求在每一个大州留一座寺庙，其余寺庙里的先皇、先贤塑像，可以移入这座保留的寺庙。至于小州，则不需保留佛寺。东西两都各保留10座寺庙，每座寺庙10个和尚。
皇帝回答：大州如果有精美的寺庙，可以考虑保留一座，如果没有也不用保留。两都可以考虑各保留4所寺庙，每所30名僧人。其中上都长安的左半部保留慈恩寺和荐福寺，右半部保留西明寺和庄严寺。
除了皇帝允许保留的几十所寺庙之外，其余的寺庙都予以毁弃，僧尼全部还俗。
在唐代一直繁荣的佛教突然间遭受到毁灭性的打击。
除了佛教之外，全国当时还有从中亚传来的基督教（景教）和波斯的祆教。这两个教派约有3000名教士或僧人。唐武宗决定连这两个教派也不保留，3000人一起转业。
然而，三个月后，新的麻烦又来了。佛教除了是一种信仰，还是一套慈善机构。在唐代，佛寺负责赡养老弱病残人士，佛寺关门之后，这些人没了着落，大部分贫病交加，濒临死亡。灭佛成了人们批评皇帝的把柄。
唐武宗只得命令京城和各州的政府拨出一定的土地，利用土地的地租来赡养这些人，将原本由佛寺主持的慈善机构变成公办。当然，这个机构效率不会高，却可以堵住批评者的嘴巴。
通过这一系列的措施，唐武宗加入了一个短名单，历史给这个短名单起了个名字“三武一宗”。在中国历史上，大规模灭佛的皇帝一共四个，即北魏太武帝、北周武帝、唐武宗，以及五代时期的后周世宗。
唐武宗登基第二年就遭到了“报应”：在他宠信的道士的怂恿下，他不停地吃丹药，而这些丹药的毒性太大，他最终中毒而死。
新登基的唐宣宗随即废除了唐武宗的灭佛措施。那时，由于老皇帝死去，许多僧人又偷偷地回到已经成为废墟的寺庙之中。唐宣宗下令，僧人回流，政府不得干涉。
佛教徒只是从教义和因果报应的角度去看问题，从来没有想到，给他们惹祸的其实不是信仰，而是财富。
我们可以把唐武宗的诏令当作自白书来看。在诏令中，他详细谈到了自己对佛教危害的认识：“泊于九州山原，两京城阙，僧徒日广，佛寺日崇。劳人力于土木之功，夺人利于金宝之饰，遗君亲于师资之际，违配偶于戒律之间。坏法害人，无逾此道。且一夫不田，有受其饥者；一妇不蚕，有受其寒者。今天下僧尼，不可胜数，皆待农而食，待蚕而衣。寺宇招提，莫知纪极，皆云构藻饰，僭拟宫居。晋、宋、齐、梁，物力凋瘵，风俗浇诈，莫不由是而致也。”见《旧唐书·武宗纪》。也可见本书作者的《哲学密码》。 “三武一宗”灭佛的理由只有一个：财政。 他们在意的不是佛经对错，而是三样东西。
一是佛寺的人力资源。每个寺庙都充斥着年轻力壮的和尚，但他们不仅不劳动，还不纳税和服劳役，政府早就想打他们的主意了。
二是佛寺的土地。根据传统，佛寺的土地都是免税的。当政府的征税过于严苛时，人们甚至把土地先送给寺庙，再变成寺庙土地的租户，得到的收入反而比拥有土地更划算。但政府却因此少了许多收入。
三是佛寺的铜像。在唐代后期，由于政府垄断经营铸币，既缺铜也缺钱，而佛寺里有大量的铜像可以用来铸钱。
在唐武宗之前，政府已经考虑过采取限制寺庙的做法。比如，和尚也要服兵役，寺院土地也要纳税，而寺院必须用土、石、木头来做塑像，只准在纽扣、饰物上用一点铜来装饰。但这些方法受到了太多的抵制，无法推行。
唐武宗的灭佛彻底解决了问题，可谓硕果累累。根据他的总结，中央政府获得的收入不菲：26万僧尼还俗，变成了两税户；同时，佛寺雇佣的15万奴婢也变成了两税户；另外，政府新增土地数千万顷，都是最优质的土地。
《新唐书·食货志四》：“及武宗废浮屠法，永平监官李郁彦请以铜像、钟、磬、炉、铎皆归巡院，州县铜益多矣。盐铁使以工有常力，不足以加铸，许诸道观察使皆得置钱坊。淮南节度使李绅请天下以州名铸钱，京师为京钱，大小径寸，如开元通宝，交易禁用旧钱。会宣宗即位，尽黜会昌之政，新钱以字可辨，复铸为像。” 至于佛像，没有办法给出具体的估计。但是，当皇帝下令把佛像铸成铜币，政府的铸币机关竟然没有办法把这么多铜像熔化。当大量的铜币涌入市场之后，全国的物价立即出现混乱。到了唐宣宗时期，政府把一部分钱币重新铸成铜像，减少货币投放量。
唐宣宗恢复佛教后，并没有将相关的土地资源重新划给佛寺，他享用了唐武宗灭佛带来的好处，却避免了灭佛的恶名，可谓一举两得。
唐武宗的灭佛也可以被看作国家逐渐瓦解过程中的一个环节。安史之乱后，唐代虽然已经孱弱，却仍挣扎着，一时间恢复，一时间衰落，直到一百多年后才最终解体。
唐德宗用一生聚敛财富。虽然制度性的败坏已经深入骨髓，但从表面上看，唐德宗积累的财富又足以让他的孙子唐宪宗进行再一次集权的努力。唐宪宗也因此被称为“中兴皇帝”。
唐宪宗对唐代藩镇制度进行了两次重大改革，并在其统治的十五年间，让大部分藩镇重新听命于中央。
元和四年（公元809年），唐宪宗针对地方财政制度进行改革。在改革之前，地方向中央上缴财税，州政府征税后，留一部分给自己，剩下的交给节度使，节度使留够了自己的，剩下的才会上缴（或者进贡）给中央。
《新唐书·食货志二》：“分天下之赋以为三，一曰上供，二曰送使，三曰留州。宰相裴垍又令诸道节度、观察调费取于所治州，不足则取于属州，而属州送使之余与其上供者，皆输度支。” 唐宪宗试图限制藩镇的征税权。由于每一个藩镇都下辖几个州，而节度使选择其中的一个州作为驻扎地（直辖州）。皇帝规定，直辖州的征税权完全交给节度使，但是对于其他的非直辖州，其财政收入则完全上缴中央，不再经过节度使。
中央政府这种自断一臂、保全身体的做法，其实减少了节度使的权限。之前的节度使可以全面插手下辖的几个州的财政，现在只能管辖一个州，相当于将节度使的财政权降到了和州同样的级别，这自然引起了节度使的不满。
但由于唐宪宗时期的财政状况比唐德宗时期有所好转，他坚持不懈，依靠灵活的合纵连横的策略，加上武力胁迫，最终将这项政策逐渐贯彻下去，让大部分藩镇遵从了这个新的规则。
《旧唐书·宪宗纪》：“丙寅，诏：诸道节度、都团练、防御、经略等使所管支郡，除本军州外，别置镇遏、守捉、兵马者，并合属刺史。如刺史带本州团练、防御、镇遏等使，其兵马额便隶此使。如无别使，即属军事。其有边于溪洞连接蕃蛮之处，特建城镇，不关州郡者，不在此限。” 十年后，到了唐宪宗执政的末期，当财政重整规则见效、藩镇的财政权受到遏制时，皇帝再次推出了另一项改革：针对藩镇的军事制度，采用与财政制度类似的规则。节度使直辖州的军事完全归节度使统辖，而非直辖州的军事权则授予州的刺史，州刺史所辖军队也不再听从节度使的调遣。
这是中央政府第一次将军事权交给州刺史，表面上看是加强了地方分权，但由于削弱了节度使的军事权力，藩镇对抗中央政府的能力大幅削弱。
在这两次改革中，唐宪宗也逐渐利用军事行动，将当年侮辱他祖父的东北诸侯一一纳入控制之中。
而对中央政府威胁最大的，除了东北诸藩镇，还有淮西。这个藩镇地处运河要道，威胁着唐朝中央政府的漕运安全。在唐宪宗的支持下，《新唐书·李愬传》记载，名将李愬率领中央军，雪夜奔袭，拿下淮西藩镇的中心蔡州，拔掉了这枚钉子。
根据《新唐书·食货志二》的统计，唐宪宗初期，每年都上缴赋税的有浙西、浙东、宣歙、淮南、江西、鄂岳、福建、湖南八个道，一共有144万户，只有天宝年间的1/4。而政府财政需要养活的士兵却达83万，比天宝年间增加了1/3。平均每两户就要养一个士兵。京西北和河北地区由于军队太多，将赋税全部减免。而到唐宪宗统治结束时，全国户数达到335万，士兵人数99万，大约三户养一兵，比起当年已经有了好转。
唐宪宗的削藩和集权措施取得了惊人的成功，人们将他视为中唐以后最强大的君主。但人们忽视了其中一点，任何一次削藩都要付出一定的成本。唐宪宗时期的财政虽然经过重整，但远称不上健康。而当唐宪宗诉诸武力时，那条左右过唐德宗的财政规律再次起作用了。
在下一任皇帝统治时期，东北藩镇又不服从中央的领导了，而中央王朝的财政状况已经不允许再采取一次唐宪宗时代的大规模军事行动了。
经过几代懦弱的皇帝和宦官专权之后，皇位传到了唐武宗，财政收入再次出现困难。唐武宗必须依靠武力来平定泽潞节度使的反叛，这次平叛虽然成功了，却留下了巨大的财政窟窿，皇帝必须依靠灭佛来筹钱。
税务整顿促成了唐代最后一个安定时期。唐武宗与唐宣宗时代，唐代户口恢复到495万户。
以上数据均见《新唐书·食货志二》。 只是，这时所谓的“安定”，与财政匮乏始终是相伴而行的。唐宣宗时期，全国两税、盐酒茶的专卖收入每年有922万缗，但每年的开支却要多出300万缗以上， 而其中的财政缺口只能靠寅吃卯粮、提前收税来解决。末世的气象初现，民间的反抗已经不可避免。
唐宣宗还在世时，浙东的裘甫叛乱已经爆发。政府为了镇压反抗，不得不投入更多的军费。而更多的税收意味着对民间更大的压迫，这又会带来更大的反抗。所以，一旦财政入不敷出，政府很容易就会陷入这个恶性循环之中，再也挣脱不出来。
各地反抗频发时，唐宪宗改革的另一个弊端也显现出来。唐宪宗为了削藩，不惜降低整个政府的行政效率。比如，在藩镇统兵时期，藩镇为了自身的生存，会加强士兵的训练。但唐宪宗削弱了藩镇的力量，将兵权分散在各州刺史的手中，不仅兵力分散，而且州刺史没有动力维持军队的训练，财政不足时，首先考虑的是克扣军饷，减少军事开支。
咸通六年（公元865年），越南北部出现叛乱，中央政府不得不派兵镇压，可军事开支的缩减再次造成了兵变，政府进一步失控。随着藩镇制度的衰落，唐代统治者已经没有力量来防范全国性的反抗了。
最后的一击来自唐代的重臣高骈。黄巢叛乱时，身处江淮最富裕地带的高骈按兵不动，放走了黄巢。中央政府失去江淮这块最富庶的土地，也就失去了最重要的财政来源。
此时距离唐朝的灭亡仅仅一步之遥。当官制无法保证统一，财政也无法养活这个庞大的官僚结构时，中央王朝分崩离析。中国历史进入了五代十国时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