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章涉及的时间范围是公元993—1100年。
纸币：温水煮青蛙的游戏
宋代为世界金融史贡献了最早的纸币：交子。但宋代也为世界金融史贡献了另一大奇观：恶性通货膨胀。后世纸币造成的恶性通胀，源头都可以追溯到宋代，纸币一直到现代仍然是各国政府敛财的主要手段之一。
纸币之所以发展，是民间抵御政府不当政策的结果。
当时的四川是宋朝政府规定的铁币区，在这个区域内没有铜币流通，只有笨重廉价的铁币。陕西则属于铜币和铁币混合使用区域，而剩余的地方才是铜币使用区域。
在四川，由于铁币的价值太低，有商号发明了不记名的交子。人们可以把铁币拿来存在商号，由商号开交子作为存款证明。人们可以用交子做交易，不管谁持交子到商号，都可以按照票额领取铁币。
交子最初的发行是在民间，随后由于有的发行交子的商号出现倒闭的情况，引起了信用纠纷，政府开始限制民间发行，并最终改为政府发行。
官方交子发行之初，实行准备金制度。但随后，政府开始加大印钞量，准备金制度被破坏。这时候的交子已经成为不可兑换的纸币。
一旦政府掌握了利用印钞来筹款的秘密，纸钞就成了最隐秘的敛财术，让政府神不知鬼不觉地将财富从民间吸走。
纸币猛于虎
1948年8月19日，国共内战已经进行到后半场。为解决严重的通货膨胀问题，国民政府发行了一种新型的货币——金圆券，来取代已经贬值的法币。
按照规定，金圆券的发行总额为20亿元，并且有黄金储备作为后盾，每1两黄金兑换200元金圆券，每1两白银兑换3元，银币1枚兑换2元，美金1元兑换4元。由于法币已经严重贬值，政府要求民间用300万元法币兑换1元金圆券。
见宁可主编的《中国经济发展史》第四册第三编第十四章。 然而，政府受迫于严重的财政缺口，三个月后就取消了发行限额，印钞机“嗡嗡”开动，一刻不停。到了1949年1月，发行超过200亿元，3月份达到2000亿元，到了5月，竟然发行了68万亿元，超过限额的3.4万倍。钞票发行过量引起的巨大恐慌又让纸币加速贬值，一石大米的价格涨到了价值数亿元钞票。
这次超级通胀是国民政府垮台的重要因素。然而，这却不是中国历史上唯一的大通胀。
从近处讲，1949年之后，中国也曾发生过大通胀。1949年到1950年3月，全国一共出现了四次通货膨胀，粮食、金银、棉纱、工业原材料等价格轮番上涨，其原因就是财政收支的不平衡。
据统计，1949年的财政收入相当于粮食303亿斤，而财政支出却达567亿斤，赤字达到264亿斤。
为了平衡收支，政府将大批的纸币抛向市场。自1948年12月人民币发行到1949年年底，一年内通货增加了160倍，至1950年2月更增加到270倍。结果物价横飞，人们纷纷囤积粮食，爆炒金银。中央政府决定打击投机倒把，禁止私藏银圆。
到了1955年，第二套人民币取代第一套人民币，规定第二套的一元兑换第一套的一万元。这次通胀虽然没有国民政府发行的金圆券的通胀猛烈，但也可以称之为一次巨型通胀。
当我们以为纸币通胀只是现代人的产物时，历史却告诉我们，从宋代纸币诞生之初，大大小小的通货膨胀就花样百出，一次比一次热闹。
关于宋代物价的讨论，见漆侠的《宋代经济史》。 由于北宋使用了交子、盐钞、盐引等多种信用工具，导致物价横飞。从景德四年（公元1007年）到皇祐元年（公元1049年），物价涨了四倍，到政和元年（公元1111年），涨了十二倍。物价之后进入了崩溃的节奏，纸币贬值率达到了几十分之一，最后政府不得不将部分批次的纸币直接作废，使得持有这些纸币的人倾家荡产。
南宋由于更加依赖纸币，并且通过偷偷加印纸币来解决财政问题，结果纸币出现了更为严重的贬值，原本一贯的纸币只值铜币五六十文，大约贬值为1/20。
金朝货币的记载取自《金史·食货志》。 而更为严重的贬值出现在金朝。这个由女真族建立的王朝在使用纸币这一点上也不甘落后。于是金朝的纸币展现了“连续迭代”的能力，一种纸币失败，立即用另一种纸币顶上；新纸币不行，再换一种更新的纸币。 而整体的通货膨胀率，即便按照保守的估计，也达到了数千万倍，比国民政府时期的金圆券有过之而无不及。
金朝的纸币最初叫交钞，出现于海陵王贞元二年（公元1154年），到了贞祐二年（公元1214年）时，每贯纸币只值一文铜币，贬值为1‰。于是，政府决定禁止钱币流通，全部用钞，市场出现了巨大的混乱。
第二年，金朝决定为交钞改个名字，叫贞祐宝券，但仅仅改名字，无法提振人们的信心。
两年后（兴定元年，即公元1217年），随着贞祐宝券成为垃圾票券，政府决定发行一种贞祐通宝来替代贞祐宝券，两者的兑换比是1∶1000，将钞票贬值为1‰。
为了保证贞祐通宝的价格，政府规定，四贯贞祐通宝与一两银子是等值的。但很快，由于政府纸币发行量太大，“贞祐通宝”也出现了大幅度贬值，一两银子可以兑换800贯纸币了。
四年后（兴定五年，即公元1221年），政府再次发行新纸币，称为“兴定宝泉”，与贞祐通宝的兑换率是1∶400，规定一两银子值两贯兴定宝泉。
随后，兴定宝泉又出现了大贬值，政府只好在两年后（元光二年，即公元1223年）再次发行了元光重宝和元光珍货。到了天兴二年（公元1233年）又发行了天兴宝会，此时距离金朝灭亡已经咫尺之遥了。
到了朝代末期，由于财政的失控，政府控制的纸币贬值速度也呈现加速状态，经济出现了巨大的通胀，更无力抵抗社会和军事危机。
元代、明代也都有过恶性的通货膨胀，直到现在，纸币仍然是政府最隐蔽的财政工具。纵观世界纸币发展史，可谓“纸币猛于虎”也。
只要存在纸币的垄断发行，政府利用纸币补贴财政就是一种天然的行为，不管人们如何防范都没有办法制止。当财政收支出现不平衡时，只要开动印钞机就可以解决问题，这种诱惑谁也无法抵挡。
随着20世纪世界各国都进入了纸币时代，超级通胀也奔向了全球。这时回到源头去看一看，了解纸币的缘由和发展，更有助于了解世界未来的走向。
金融诈骗案引出的货币由来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〇一记载，大约是在宋仁宗天圣元年（公元1023年）之前，益州知州寇瑊接到了数起金融诈骗报案。这些金融诈骗的手段非同寻常，在此之前还没有出现过。诈骗是通过一种存款凭证完成的。
当时，益州（现成都）市面上有十六家富裕的钱庄联合发行一种存款凭证，每当有人将钱币存入他们的店铺时，就发给储户一张纸作为存款凭证，这张纸叫交子。交子是统一印制的，上面印着风景人物，以及各个店铺特殊的印记、押字，避免伪造。当人们拿钱过来，店铺就在事先印好的交子上填上数额，交给储户。储户随时可以用交子来提取现款，只需付少量的手续费即可。
叙述到这里，交子貌似和现代普通的存款凭证没有什么区别。但是这种纸却有着另一番魔力。由于市场已经认可了交子，人们可以把它当钱花，拿着交子就可以去市场买东西。卖家收了交子之后，可以去钱庄取现钱。甚至卖家也不愿意去取钱，他们觉得持有交子比持有现钱更方便，金属钱币太沉，一张纸却既不占地方，也没有重量。
但是，当市场认可交子之后，问题却来了。发行交子的十六家富商中，有几家由于经营不善，把存款人的钱花掉了，他们发行的交子已经无法完全兑现。
人们发现了这一点之后，拿着交子上门要求兑钱，这几家富商开始四处躲避，人们找不到他们。即便抓到了，最多也只能兑换七八成，给不了全额。
寇瑊到任后，接到了数次报案，决定清理交子乱象。他发现，这十六家富商来历不小，持有政府颁发的特许经营牌照，也就是说，政府特许他们发行交子，给了他们诈骗的机会。
寇瑊劝说这些富商收手，不准他们再发行新的交子，把印刷的母版给毁掉了。而旧的交子也在逐渐清盘，退出市场。
寇瑊认为他的做法杜绝了类似的金融诈骗，作为政绩，将此事写入政府工作报告，上呈宋仁宗。但他没有想到的是，这件事却引起了激烈的争论，并非所有的人都赞同寇瑊的做法，甚至指责他干扰了市场。
见《宋史·薛田传》《宋史·食货志下三（会子、盐上）》。 恰好这时，薛田取代了寇瑊担任益州知州。薛田和转运使张若谷两个人经过调查，得出的结论是：交子不能作废，因为一旦作废，整个四川地区将有巨大的混乱。
为什么交子对四川如此重要？
如果看得长远一点，就会发现它是一千多年以来民间最大的金融创新，代表着民间社会对中央集权式的金融体系的反叛，也解决了从汉代以来一直困扰着民间的问题——钱荒。
自从汉武帝将铸币权收归国有之后，政府的低效就一直让民间缺钱。在中国古代，把这种现象叫作“钱荒”。
所谓钱荒，是指与经济规模相比，铸币的数量总是不足，而铸币的质量也总是低劣。每个朝代之初，货币质量是最高的，但由于政府的造币能力不足，铸造的钱币数量有限，人们无法找到足够的货币进行交易。到了朝代末年，所谓的铜币大部分都已经不是铜了，而是铜、锡、铁和各种合金的杂合体，甚至脆弱到一摔就碎的地步。
政府通过铸币从民间抽取了过多的资源，却总是生产不出足够数量的货币。
见《新唐书·食货志四》。 以唐代为例，那已经是一个商品经济发达的时代，但是唐代的货币数量也一直不足，政府没有能力铸这么多钱，却又禁止民间铸造。
于是，民间只能偷偷地铸钱来交易。唐代的钱币是唐高祖发行的开元通宝钱，每一千枚钱币重六斤四两。民间铸币质量要差得多，他们只能偷偷地跑到山里，用小炉子熔化铜块，钱模的质量也比不过官钱。但由于缺钱，民间社会就连这样的钱币也一样接受。
唐高宗时期，民间的私铸行为已经非常严重，他下令不准恶钱流通，但屡禁不止，只能听之任之。
《新唐书·食货志四》：“二十二年，宰相张九龄建议：‘古者以布帛菽粟不可尺寸抄勺而均，乃为钱以通贸易。官铸所入无几，而工费多，宜纵民铸。’” 唐玄宗时代，宰相张九龄曾经提议放开民间铸币权，政府只监督钱币的质量，只要质量合格，不管谁铸的都可以流通。如果他的办法得到采纳，那么民间铸币的质量会提高，钱荒也会缓解。但唐玄宗没有采纳他的建议。
随着唐代商业的发展，即便把民间铸的不合格钱币都算上，仍然满足不了金融需求。民间社会在没有办法的情况下，只能使用帛来交易。
在唐代，几乎家家户户都养蚕和织帛。帛是一种最常见却具有一定价值的商品，同时也是政府接受的一种纳税工具。久而久之，帛也成了一种民间接受的货币，在没有铜币的地方，人们就用帛来代替铜币。
只是，帛并不是一种良性的货币，它的保质期是有限的，时间太长就会变脆和损坏。它也不具有无限可分性，分割过小就失去了使用价值。
安史之乱后，到了唐宪宗时期，现金更缺乏，人们手头有了铜币也舍不得用掉。政府要求人们不得私自将铜币贮藏起来，除了留够手头花的钱，其余的钱都要上缴，用这种办法逼迫人们将铜币留在流通领域，而不是藏在家里的地板下。
民间为了解决铜币短缺，发明了将一吊钱扣除80文的做法。如果在交易中付现款，一吊钱只用付920枚，打九二折。
由于铜币过于难得，唐代后期的各个地方政府还都采取了限制货币流通的方法，规定商人不得携带钱币离开辖区。商人的天性就是使财富流动，当他们无法把钱在全国进行转移，商业就受到了抑制。这时，民间就发明了一种规避的方法：飞钱。
《新唐书·食货志四》：“时商贾至京师，委钱诸道进奏院及诸军、诸使富家，以轻装趋四方，合券乃取之，号‘飞钱’。” 所谓飞钱，是一种汇兑方式。 人们在成都把钱交给当地的汇兑商，由汇兑商颁发一张凭证，拿着这张凭证，就可以到长安的汇兑所取钱。人们不用再带现金离开，避免了路上关卡的阻拦。
飞钱的出现，是民间利用技术手段突破行政管制的一次尝试。飞钱最需要的技术是雕版印刷。唐代后期，正是印刷技术取得突破的时候，商人们恰好利用了这一点。宋代的交子，就借鉴了飞钱的技术，来解决宋代特有的金融管制问题。
宋代七巧板式的币制
如果宋仁宗早期的一位商人要在全国做生意，会由于政府设置的种种障碍，面临许多现代人无法想象的困难。
比如，如果一个住在成都的盐商想去陕西卖盐，再把收入带到京师汴州去购买房产。那么他应该怎么做？按照现代人的想法，他可以直接从成都批发盐，送到陕西卖掉，再把钱带到京城。但是在宋代，他却要经历无数的折腾。
为了做这个貌似简单的生意，他必须耐心地完成如下八步。
第一，宋代政府规定，食盐不得跨界销售，虽然四川也产盐，但是四川的盐严禁进入陕西地区。这位商人只能带上钱，到陕西所在的盐区去批发盐。
第二，宋代不同的区域使用不同的钱币。四川是铁币使用区，只准使用铁币。铁币相对于铜币要沉重得多，四川铁币在其他地方也不被接受。他不能直接带上钱出发，而必须持巨量的铁币到成都的钱商铺子，换取钱商的汇款凭证。再拿着凭证前往长安，从当地钱商手中拿到陕西的钱。
第三，即便拿到了陕西的钱，他还是无法直接去批发盐，因为盐是由官方垄断销售的。由于宋仁宗早期还没有推行范祥的盐业改革，所以，这个商人必须拿着钱先去购买粮食等军需物资，再把粮食送到边关，让边关守将给他开一张凭证，证明他对王朝国防的贡献。
北宋政府之所以要这么折腾盐商，是因为政府运力不足，希望商人都有爱国精神，帮助政府把粮草送到边关。所幸北宋的疆域是有限的，边关地区距离长安也不远，只需走几百里即可。
第四，离开边关后，商人得到了这张凭证，但这只是生意的开始，他还得越过陕西，前往伟大的王朝首都（京师汴州），把凭证兑换成盐票，这些盐票相当于配额指标，注明他能够购买多少盐。
第五，商人带着盐票，去往盐产地提盐。北方的盐产地主要在山西解州，那里生产的盐叫解盐。于是商人离开首都后，又得马不停蹄赶往山西去领盐。
第六，当商人从解州领了盐，还只能在指定地区销售。陕西属于指定地区之一，他带着盐从山西再回到陕西。
第七，假设他这次足够幸运，顺利卖掉了手中的盐。当他卖掉盐，拿到陕西的货币之后，会发现钱币里既有铜币，又有铁币。陕西是铁币和铜币混用的地区，但是，京师汴州却只使用铜币。如果他把陕西的铁币带到汴州，不仅毫无用处，还可能违法。他只好再找一次汇钱商，把手里的铜币和铁币都交给汇钱商，领取凭证，到汴州取钱。
第八，当商人带着汇兑凭证，从陕西再次到达首都，他的旅行才告一段落。整个过程是三过长安（陕西），两到京师汴州，一进山西，一到边关，才完成了这貌似简单的生意。当他取了钱，买了房子，躺在首都舒服的宅子里时，回想起一路的艰辛，其中的感慨或许能让他“词兴大发”，填几首词出来。
上面的例子足以描绘出北宋围绕着金融、国防、盐业等垄断行业所产生的复杂的贸易体系。北宋是中国金融体系最复杂的朝代之一。
北宋钱币体系参考《宋史·食货志下二（钱币）》。 在北宋之前，一个统一的王朝只有一种金融制度，但是北宋的金融制度却是七巧板式的，每个地区都有不同的特点。
《文献通考·钱币考》：“铜钱一十三路行使：开封府界，京东路，京西路，河北路，淮南路，两浙路，福建路，江南东路，江南西路，荆湖南路，荆湖北路，广南东路，广南西路。铜铁钱两路行使：陕府西路，河东路。铁钱四路行使：成都府路，梓州路，利州路，夔州路。” 如果不去追究更多的细节，北宋可以划分成三大区域，在四川地区是铁币使用区，而陕西等地是混合使用区，剩下的地区是铜币使用区。
为什么要划成三块，而不使用统一的金融制度呢？这要从历史和政治继承说起。
唐朝灭亡之后，国家散裂成五代十国的各个地方政权。这些地方政权都发行了自己的货币。由于战争不断，它们大都财政窘迫，铜币不足，为应付局面，有的地区发行了铁币。
《后汉书·隗嚣公孙述传》：“是时，述废铜钱，置铁官钱，百姓货币不行。”《隋书·食货志》：“至普通中，乃议尽罢铜钱，更铸铁钱。人以铁贱易得，并皆私铸。及大同已后，所在铁钱，遂如丘山，物价腾贵。交易者以车载钱，不复计数，而唯论贯。” 中国发行铁币的历史也很悠久。东汉开国时，四川地区曾经被一个叫作公孙述的军阀占领，他发行了大量的铁币来解决金融问题。 到了南朝梁武帝时期，再次大规模发行铁币，货币堆积如山，物价飞涨，人们拉着整车的钱去买东西，有时候甚至连具体的数目都不算，只看有多少串。
由于铁不是稀缺金属，与铜的比值相差很大，所以在同样购买力的情况下，铁币的重量要大得多。对于任何一个发行铁币的统治者，这都只是穷于应付，不得不采取的办法罢了。
《文献通考·钱币考》：“西川、湖南、福建皆用铁钱，与铜钱兼行。” 到了五代十国时期，位于四川的后蜀由于货币不足，也发行了铁币。
后蜀的孟氏在四川发行铁币后，规定民间须将铁币和铜币按照一定比例混合使用，也就是一吊钱中必须有铜币若干、铁币若干，试图用这种方式来补充铜币的不足。
《宋史·食货志下二（钱币）》：“蜀平，听仍用铁钱。开宝中，诏雅州百丈县置监冶铸，禁铜钱入两川。” 北宋并吞后蜀之后，中央政府乘机对四川地区进行金融劫掠。地方官为了上贡，将大部分的铜币都运出四川，四川这个原本的铜铁币混合使用区只剩下了铁币。
北宋初年由于全国还没有统一，而铜矿大多位于境外的其他国家，铜币铸造量不足。北宋政府干脆决定，将四川变成一个铁币使用区域，只在这里发行铁币，不准铜币流入，也不准四川铁币流出。这项特殊的政策造就了全世界罕见的铁币区。
陕西的情况又与四川不同。在北宋初年，陕西和北宋其他部分领土一样，都使用铜币。但随着西夏崛起，宋夏间的战争连绵不绝，而陕西则是战争的主要后方。到了宋仁宗时期，为应付经费的不足，朝廷考虑采用四川的方法，铸造一批铁币投向市场，将陕西从铜币区变成铜铁币混合使用区域。
《宋史·食货志下二（钱币）》：“军兴，陕西移用不足，始用知商州皮仲容议，采洛南县红崖山、虢州青水冶青铜，置阜民、朱阳二监铸钱。既而陕西都转运使张奎、知永兴军范雍请铸大铜钱与小钱兼行，大钱一当小钱十；又请因晋州积铁铸小钱。及奎徙河东，又铸大铁钱于晋、泽二州，亦以一当十，助关中军费。” 除了铁币的问题之外，陕西还有大小钱问题。在铸币过程中，政府为获取更多的利益，不仅铸造和铜币一比一兑换的铁币，还铸造了所谓的大钱。大钱也分铜和铁两种，每一枚大钱可以兑换十枚正常的钱币（称为小钱）。这时，陕西就有铜币大钱、铜币小钱、铁币大钱和铁币小钱，一共四种货币。 后来，河东路（山西中南部和陕西部分地区）也采取了类似的做法，通行铜铁大小钱。
陕西（和河东）地区变成铜铁币混合区之后，立即引起了民间金融秩序的混乱。在这四种货币中，最不值钱的是当十大铁币，所以民间竞相私铸这种铁币。后来，官府意识到比值不合理，改为一枚大钱当三枚小钱，后来改为当两枚小钱，民间才慢慢把大钱接受下来。
可民间虽然接受了大钱，对于铁币还是很排斥。逐渐地，两枚铁币只能当作一枚铜币用，甚至三枚铁币换一枚铜币。
币制也是朝廷大臣们交锋的主要论题之一。著名大臣欧阳修曾经去河东路考察过当地的币制，回来写了封《乞罢铁钱札子》向朝廷汇报。他的结论如下。
1. 河东有两个铸造铁币的钱监，分别位于晋州和泽州。两监共铸了大铁币4.48万余贯（折合小铁币44.8万余贯），小铁币11.77万余贯。
2. 晋州铸造大铁币的利润（用铜币购买铁，再铸造成铁币，铁币的面值与成本之差）有15倍之余，铸造小铁币的利润只有一倍有余。泽州铸造大钱利润23倍有余，小钱利润两倍。
3. 铸造小铁币并不划算，虽然看上去有一两倍的利润，但扣除人工成本和管理成本，加上铸造的数量有限，实际盈利的总额是很少的，所以不值得铸造小铁币。
4. 铸造大铁币的利润很高，但由于利润过高，人们铤而走险偷偷私铸，官府也屡禁不止，最终反而扰乱了市场。
基于上面的理由，欧阳修请求废除河东地区的铁币。
欧阳修的结论是经过细致考察后得出的。但这个结论可以引起人们的称赞，却不会引来皇帝的实际行动。当财政吃紧时，政府几乎不可能放弃任何一笔收入。
《文献通考·钱币考》：“（元丰三年）诸路铸钱总二十六监，每年铸铜、铁钱五百四十九万九千二百三十四贯。内铜钱十七监，铸钱五百六万贯；铁钱九监，铸钱八十八万九千二百三十四贯。” 除了这两个特殊区域之外，其余地方主要使用铜币。北宋的铜币发行量巨大，好年份可以达到汉唐的几倍至十倍。元丰三年（公元1080年），曾经最高达到506万贯，也就是50亿枚钱币，可见北宋经济的发达。
但即便是这么大的发行量，政府也没有试图减少铁币，回归铜币。发行量再大，政府都感到不够用。花费巨大的战争、贪食的冗官，让北宋的财政左支右绌，无力解决任何社会问题。
到这时，四川的民间力量开始苏醒，创造性地发明了纸币，来解决铁币难题。
交子：民间播种，政府收获
宋太宗淳化四年（公元993年），四川发生了王小波、李顺之乱。
叛乱中，位于四川的各个铸造铁币的钱监都不得不停了工。在这之前，四川每年都铸造数十万贯的铁币；而钱监停工后，民间立即出现了钱荒。
在叛乱之前，四川人就一直苦于铁币的不方便，探索着更加便捷的支付方法。
《宋史·食货志下二（钱币）》：“大钱贯十二斤十两，以准铜钱。嘉、邛二州所铸钱，贯二十五斤八两，铜钱一当小铁钱十兼用。” 《宋史·食货志下二（钱币）》：“淳化二年，宗正少卿赵安易言：尝使蜀，见所用铁钱至轻，市罗一匹，为钱二万。” 在宋代，四川是全国经济最发达的地区之一，经济规模仅次于江南。可是，四川铸造的铁币大钱每贯重达12斤，小钱每贯也重达6.5斤。 而铁币的购买力却小得可怜，一匹罗的价格大约是20贯铁币， 也就是130斤重。一个女人如果出门买一匹罗，需要额外带一个壮汉当背夫，这人不是为了拿货，而是为了拿钱。
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钱庄发行了一种特殊的存款凭证。由于铁币太重，人们直接拿这种凭据参与日常交易，把它变成了事实上的纸币。
这种存款凭证与唐代的飞钱类似，却又有着本质的不同。飞钱只是一种汇款工具，需要汇款人本人到异地领取。而这种新的凭据却是在本地使用，并且具有匿名的特性，已经接近于现代钞票了。
叛乱发生之后，由于钱荒的发生，这种存款凭证突然间变得更加流行，参与其中的钱庄数量也大大增加。
在发行凭证时，私人钱庄突然发现可以偷偷地多发行几张，供自己使用，这多发的凭证并没有人存钱，是虚发行的，没有准备金。只要人们不同时来兑换，就不会有露馅的风险。
但是，当所有的钱庄都偷偷增加发行量时，风险就产生了：总会有不谨慎的钱庄发行过度，到最后无法兑现。只要有一张票据没有兑现，其他持有票据的人听说了，就会赶快前来兑钱，这时就会发生挤兑行为，让市场出现混乱。
到了宋真宗时期，一位叫作张咏的官员担任益州知州，钱庄多发凭证引起市场不稳定的现象吸引了他的注意。《宋史·食货志下三》记载，在他的主持之下，进行了一次小规模的改革，将发行凭证的钱庄限定在最有财力的十六家，并形成一定的联保机制，以此增强金融市场的稳定性。
在这时，这种纸质的凭证已经有了名字：交子。不过由于是私人发行的，后来人们称之为“私交子”。
随着时间的推移，交子已经逐渐成为人们生活中的一部分，人们再也不想回到如同扛蒜辫一样携带铁币的时代。但是，十六家发行商由于财力的不同，也出现了分化。钱庄之所以存在，就是为了放贷，当人们把钱存进钱庄，钱庄就会把这部分钱贷出去收利息，人们存入的钱并不随时都放在钱庄里。
可是，有的钱庄管理得好，能够随时满足人们的提现要求，有的钱庄管理不善，就发生了现金流断裂。加上发行交子带来的更加复杂的管理问题，十六家发行商中有的渐渐落伍，有的成为优胜者。
落伍者由于无法拿出足够的现金，只能按照百分之七八十的比例来付现，一个人带一贯的交子来，钱庄只能付给700~800钱的现款。甚至，有的钱庄在提款人到来时，干脆闭门不出，让他们无法得到现款。
当官司越来越多时，政府开始第二次审视交子这一问题。
此时已经是宋仁宗初年，担任益州知州的就是寇瑊。
寇瑊决定废除交子。他劝说钱商王昌懿等人关闭了交子铺，并逐渐把钱退给了存款人。然而，当他将这个问题上报给宋仁宗时，朝内却引起了一场关于交子存废的大讨论。
《宋史·食货志下三（会子、盐上）》：“转运使薛田、张若谷请置益州交子务，以榷其出入，私造者禁之。仁宗从其议。界以百二十五万六千三百四十缗为额。” 寇瑊代表的是废除交子的一派，但他上呈报告之后，就离开了益州，被调往别处，接替他的是一位叫作薛田的官员，与薛田搭档的是张若谷。
两人调查后，提出了相反的意见。薛田认为，由于交子便于使用，要想废除交子已经不现实了。如果政府明文废除，只会将交子逼入地下，更难管理。
与两人持同样观点的还有后来的交子务负责人孙甫。《宋史·孙甫传》记载，他说：“交子可以伪造，钱亦可以私铸，私铸有犯，钱可废乎？但严治之，不当以小仁废大利。”
可是，薛田和张若谷虽然不赞成废除交子，但也并不赞成让私人发行交子。两人提出，与其让私人赚钱，不如将交子收归官营，由政府来赚取利润，补贴财政的同时，让民间也享受交子的便利。
于是，在民间发明了交子之后，官方跳出来赤膊上阵，将交子业务国有化了。
同一年，薛田主持成立了益州交子务，负责发行纸币。此时的纸币与民间自行办理时又有了变化。民办时期，每张纸的金额是不同的，需要现填；而官办时期，交子更加标准化了，政府事先印好1~10贯的数字，这就和现代的纸币完全一样了。
另外，交子还有四个特点。
《文献通考·钱币考》：“大凡旧岁造一界，备本钱三十六万缗，新旧相因。” 第一，交子并非凭空发行的。每发行一贯的交子，必须有一定的准备金。最初时，一界交子印行的数量是1256340贯，而官方为此准备了36万贯的准备金。 虽然保证金不是足额的，但考虑到人们不会同时提现，36万贯已经足够安全，保证了金融稳定。
关于交子界的时间，学界有“两年”“三年”等多个意见，此处采用《宋史》的说法，为“每界三年”。 第二，交子有界的限制。每界三年， 到第四个年头则发行新一界的交子，同时将旧交子换回并销毁，保证市面上总共只有125万贯的流通量，避免产生通货膨胀。
第三，交子只在四川使用，不得出四川界，在四川作为钞票，但在其他地方只是废纸。
第四，交子实行铁币本位，它标明的面值都用铁币来衡量。
宋代是金融创新的朝代，除了交子之外，在北方，特别是陕西使用的盐钞也是一种信用票据，即用盐来计算财富。可以说，盐钞就是一种用盐作为准备金的货币。
薛田和张若谷将交子发行权收归政府，结束了交子最具活力的时代。
在十六家“私交子”时代，虽然存在着一定的风险，但是，随着市场的优胜劣汰，不合格的参与者逐渐被淘汰，那些优胜者将有非常高的信誉和足够强的实力来保证金融市场的稳定。市场竞争虽然残酷，却又高效无比，能够产生最优质的产品。
更多信奉政府的人总是认为只有官营才能保证质量，但是，官方垄断了发行之后，交子是否更可靠了呢？它是否能够避免贬值问题呢？
有时，政府的确想保证质量，但大部分时候，政府不仅做不到，还在偷偷地利用纸币敛财……
最隐蔽的敛财术
纸币为什么会贬值？
如果暂时把中国放一边，来看世界上其他国家的情况，会发现纸币的发行可以分为两种方式，其中一种是与某种硬通货挂钩。在20世纪之前，世界上所有使用纸币的国家，都会将纸币和金、银或者铜币挂钩。一元纸币相当于多少硬通货都有定数，人们随时可以拿纸币去兑换。
只有在少数战争时期，政府管制金银，才临时性地限制纸币兑换，但是战争结束之后，政府总是想方设法恢复与金银的兑换比率，实行自由兑换。在这个时期，纸币由于与硬通货的挂钩，是不会贬值的。
只是到了20世纪，特别是二战后，人们才发明了一种不与硬通货挂钩的纸币系统。到了现在，各国发行的纸币都已经浮动，不再与任何硬通货挂钩。但这样的体系只不过实行几十年，却已经造成了普遍的通货膨胀，即便被人们奉为楷模的美国，其平均通胀率也是使用纸币之前的数十倍。而不管是魏玛德国、民国政府、俄国，还是津巴布韦，都出现过更加令人瞠目结舌的超级通胀。
从世界的经验看，只要纸币不与硬通货挂钩，就必然产生通货膨胀。许多政府就依靠印钞票制造通胀，从社会的手中夺取财富。
这个规律在世界上算是新经验，而在中国，却已经是老智慧。交子出现之后，宋代政府就已经有了利用纸币来筹钱的试验。这个试验在北宋时期还是小心翼翼的，到了南宋则加速并失控。而与南宋一河之隔的金国，则由于效仿时用力过猛，脱缰野马般直接进入了超级通胀状态。
最初，四川官方的确想把交子作为一个有信誉的金融工具。在很长时间里，官方都遵守1256340贯的限额，没有加印或偷印钞票，交子被整个社会普遍接受了。由于铁币过于笨重，许多人甚至宁肯多出点溢价，也要持有交子，放弃铁币。
宋真宗与辽国签订了澶渊之盟，虽然每年向辽贡银10万两、绢20万匹，但由于和平的实现，经济的发展，政府没有破坏金融稳定的动机。
宋仁宗宝元元年（公元1038年），西夏李元昊称帝，事情出现了变化。由于宋仁宗不承认西夏人当皇帝，双方进入了战争状态。这次战争使得宋代政府立刻入不敷出。在四处搜刮民财的同时，一切审慎的金融政策就靠边站了。
宋仁宗庆历年间（公元1041—1048年），边关吃紧，朝廷让商人把物资送往前线，却拿不出现钱来支付商人的服务。中央政府让四川多发行了60余万贯的交子去支援陕西，这是交子第一次走出四川，在陕西试行。多印的交子没有准备金作为支持，有一定的破坏性。
庆历年间也是铁币在陕西逐渐流行的年份。铁币的发行让陕西陷入了与四川一样的困境。由于铁币的购买力太低，过于笨重，运输成了大问题。
《宋史·食货志下三》记载，到了宋神宗时代，由于西夏战争的消耗，财政更加困难，中央政府决定直接在陕西实行纸币。这次不是用四川交子援助陕西，而是陕西设立独立的交子办公室（交子务）发行纸币。但这次发行和四川不同，四川有较为充分的准备金做后盾，而陕西却没有，所以发行并不成功。陕西此时已经有了另一种纸质凭证：盐钞。交子的发行，还影响了人们对盐钞的使用，可谓得不偿失。最终政府停止了在陕西发行交子的工作。
四川的交子发行规则是发新收旧，每隔三年发行一次新纸币，规定人民必须拿旧纸币按照原价兑换成新纸币，但是需要缴纳30文的工本费。这种做法保证了市面上流通的交子数量始终为1256340贯。
《文献通考·钱币考》：“五年，交子二十二界将易，而后界给用已多，诏更造二十五界者百二十五万，以偿二十三界之数。交子之有两界自此始。” 熙宁五年（公元1072年），为应对财政危机，中央政府再次打起了交子的主意，命令四川多发行一界交子，却并不按惯例把老一界的交子回收。
于是，市面上两界交子并行，纸币量一下子扩大了一倍，但准备金却并没有增加。转眼之间，政府就将相当于12亿枚钱币的财富从民间转移到自己手中。
与政府发行量的扩大相应的是，市面上纸币贬值，交子出现了折价。一贯的交子已经换不来一千枚钱币，只能按照大约九五折的价格进行兑换。
与此同时，随着纸币数量的增多，四川的交子逐渐向北方扩散，开始在陕西流通，这进一步影响了盐钞的生意。政府下令，在陕西禁止使用四川交子，将通货膨胀的压力留在了四川境内。
此时，政府对于纸币的性能已经有了更加清晰的了解。皇帝意识到，虽然没有准备金，但政府偷偷地超量投放了纸币，人们一开始既不会发现，又没有力量阻止，就像在酒里兑水一样，只要不过度掺水，限制在一定程度之内，是没有人在意的。
这对于政府不啻一条通往天堂的道路：只要动一动印钞机，多印一点钞票，就立马可以缓解财政危机。既然印钞票这个动作这么简单，又何必兴师动众去加强什么正规税收呢？
执政者并没有意识到，用纸币敛财的确是短期通往天堂的道路，但长期这么做，经济就会失控。
于是，纸币发行失控的时期终于到来了。
《文献通考·钱币考》：“绍圣元年，成都路漕司言：‘商人以交子通行于陕西而本路乏用，请更印制。’诏一界率增造十五万缗。”《蜀中广记·方物·钱》引费著《钱币谱》：“绍圣元年增一十五万道，元符元年增四十八万道，祖额每界以一百八十八万六千三百四十为额，以交子入陕西转用故也。” 宋哲宗绍圣元年（公元1094年），政府又多发了15万贯交子。元符元年（公元1098年），又多发了48万贯。这些纸币主要用来应付陕西边境的开支，禁止陕西使用交子的法律也已经松动，不再有效。
从这时起，政府印刷的纸币已经不再受数量的约束，在四川和陕西，交子越来越泛滥。到了宋徽宗时期，在蔡京的主持下，纸币和盐钞等宋代的新发明展现出了惊人的破坏力，引起了世界上第一场新技术条件下的金融大泡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