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章涉及的时间范围是公元1100—1279年。
金融大崩溃
北宋末年，中央政府的财政几乎年年赤字，甚至财政收入只够满足支出的3/4。当群臣束手无策时，只有一位大臣可以救皇帝于水火，这个大救星就是蔡京。
蔡京的敛财手段包括：第一，将纸币从四川引向全国，发明一种叫作钱引的货币在全国大部分地区推行；第二，加大食盐的票据化，把盐票当作第二货币使用。
通过这些做法，蔡京实现了第一次利用金融工具从民间抽取巨额利润的举措，大量的纸片从政府飞到民间，将民间的真金白银和粮食掠走。
蔡京的做法造成了民间金融系统的崩溃，当金兵入侵时，政府再也筹集不上新的财富来抵御外辱，北宋灭亡。
南宋末年，当政府不得不靠印钞票度日时，再次出现了恶性通胀，南宋纸币会子出现八十余年后，印刷数量已经扩张了六十多倍，到了崩溃时期，更加疯狂的印钞行为让纸币彻底失去了信誉。
为了挽救纸币的信誉，并为政府筹措财政，贾似道在南宋末年进行了一次大规模的土地改革，改革的重点是政府从富户手中购买多余的土地，把土地作为公田。之后，再把公田出租，获得租金收入，这些租金就可以养活军队并用于战争。
但由于政府没有足够的财力购买土地，只好印制钞票。而政府也经营不好公田，反而严重破坏了社会经济。这一次回买公田以及之后引起的巨大混乱，剥夺了南宋最后的生存机会，它再也无力抵御北方的入侵了。
能臣蔡京的金融投机
宋徽宗崇宁元年（公元1102年），皇帝下令召集几个工匠进入宫城。在宫城的南门内，是一组叫作大庆殿的宫殿群，这里是皇帝平日上朝、大宴群臣的所在。这组宫殿群的正衙殿叫文德殿，文德殿的南门叫端礼门。
几个石匠带着一块刻好的碑，立在了端礼门外。由于这里是朝臣们上朝的必经之地，显得非常醒目，官员们每天从此路过，都可以看到上面的碑文。
碑文是皇帝亲笔书写的，上面有120个人名，分为几大类：一类是宰相，以文彦博为首；一类是官小一些的侍从，以苏轼为首；一类是更小的余官，以秦观为首；一类是内臣，以张士良为首；一类是武臣，以王献可为首。
这些人是皇帝认定的“元祐奸人党”成员，把他们的名字公之于众，是为了表明皇帝的决心：凡是活着的，永不任用；凡是死了的，追夺封号，殃及子孙。
皇帝之所以动这么大肝火，是王安石变法之后派系斗争带来的恶果。
支持变法的宋神宗死后，九岁的宋哲宗当上了皇帝，此时由宣仁太后（宋英宗的皇后）执政，司马光、范纯仁等反对变法的旧党重新上台，废除了新法。
元祐八年（公元1093年），宣仁太后死去，宋哲宗亲政后，召回了新党的章惇等人，恢复了新政，打击旧党。
宋哲宗死后，宋徽宗继位，此时掌握政局的是向太后（宋神宗的皇后），向太后再次召回了一批被章惇等新党徒贬斥的旧党成员。
但向太后只执政几个月就死去了，宋徽宗得到亲政的机会。他立即着手制定政策，大肆打击旧党。就连新党的章惇、曾布也因为曾经反对宋徽宗继位而受到了打压。
执政第二年，宋徽宗已经羽翼丰满，随即推出了党籍碑，禁止元祐党人以及其后代在京城任职，彻底与旧党决裂。
但这次的打击只是开头，宋徽宗对于旧党的打击一直持续不断。立碑两个月之后，他禁止发行元祐党人的学术著作。
次年四月，宋徽宗将吕公著、司马光、吕大防、范纯仁等人在宫廷里的画像全部毁掉，同时下令销毁“三苏”、秦观、黄庭坚等人的文集。到了九月，皇帝仍然感到不过瘾，命令全国各地都要刻《元祐奸党碑》，并时时刻刻注意不要让他们的学说得以传播，否则严惩不贷。
到了第三年（公元1104年）六月，皇帝的措施再次升级，他把元祐奸党的花名册重新整理，从120人调整到309人，新党的章惇等人也列入了名单。这次的碑文由司空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蔡京书写，发往全国进行摹刻，以儆效尤。这也预示着，未来二十年的北宋政权将进入蔡京时代。
宋代历史上最著名的奸臣有两位，分别是北宋的蔡京和南宋的秦桧。但与秦桧不同的是，蔡京从本质上是一个偏重于财政的“能臣”。他在任上进行了复杂的财政改革，目的只有一个：帮助皇帝获得收入。在当时，由于其余大臣对于王朝的财政已经无能为力，所以，皇帝才不得不倚重蔡京，将脏活、累活一并丢给了他，让他主宰政坛二十年。与其说蔡京是奸臣误国，不如说是宋徽宗的财政挥霍让蔡京不得不进行改革，而财政改革的失败最终葬送了北宋王朝。
宋徽宗上台时，由于前代的积弊，冗官、冗费问题已经到了危险的地步。
苏辙《元祐会计录·收支叙》对皇祐和元祐年间（两者之间相差三十几年）的官员情况做了对比：“臣请历举其数：宗室之众，皇祐节度使三人，今为九人矣；两使留后一人，今为八人矣；观察使一人，今为十五人矣；防御使四人，今为四十二人矣；百官之富，景德大夫三十九人（景德为诸曹郎中），今为二百三十人矣；朝奉郎以上一百六十五人（景德为员外郎），今为六百九十五人矣；承议郎一百二十七人（景德为博士），今为三百六十九人矣；奉议郎一百四十八人（景德为三丞），今为四百三十一人矣；诸司使二十七人，今为二百六十人矣；副使六十三人，今为一千一百一十一人矣；供奉官一百九十三人，今为一千三百二十二人矣；侍禁三百一十六人，今为二千一百一十七人矣；三省之吏六十人，今为一百七十二人矣。其余可以类推，臣不敢以遍举也。”《宋史·食货志下一（会计）》：“克公抗言：‘官冗者汰，奉厚者减，今官较之元祐已多十倍，国用安得不乏。’” 虽然宋神宗试图对官制进行改革（元丰三年，即公元1080年），限制官员人数，落实事权。但在宋神宗死后的元祐年间（公元1086—1094年），人们就又开始抱怨官员人数太多，不仅比改制后几年有所增加，比改制前也增加了。 而到了宋徽宗时期，官员更是多如牛毛，在短短的20年里，比起元祐时期，用当时官员自己的话说，又增加了数倍。
洪迈《容斋随笔·宣和冗官》：“今吏部两选朝奉大夫至朝请大夫六百五十五员，横行、右武大夫至通侍二百二十九员，修武郎至武功大夫六千九百九十一员，小使臣二万三千七百余员，选人一万六千五百余员。”《皇宋通鉴长编纪事本末·官制》则记载，宣和二年官吏共四万三千余人。 宣和元年（公元1119年），政府官员人数已经超过了4.6万人， 比宋仁宗时期扩大了三倍。
《宋史·食货志下一（会计）》：“户部侍郎范坦言：‘户部岁入有限，支用无穷，一岁之入，仅了三季，余仰朝廷应付。’” 在这种巨大的压力下，户部的财政收入根本没有办法满足支出，几乎年年都有赤字出现，甚至收入只能满足支出的3/4。
就在户部仰仗皇帝解决问题的时候，皇帝花钱的能力却更强了。宋徽宗本人的花钱能力也位居宋代皇帝之首。他爱好广泛，品味高雅，建了不少亭台楼阁，又因为喜欢艺术，让各地进献花石纲。贤臣们都已经被贬斥，没有人告诉皇帝，他的爱好已经对国家财政构成了巨大的负担。
《文献通考·国用考》：“靖康元年，言者论天下财用，岁入有常，须会其数，宜量入为出。比年以来，有御前钱物、朝廷钱物、户部钱物，其措置裒敛、取索支用，各不相知。天下常赋多为禁中私财。” 在皇帝的周围，形成了一个巨大的享乐圈子，他们以搜刮民间、满足皇帝为首要目的，却从来没有考虑财政的承受能力。 而替政府筹措资金的责任，就压在了宰相蔡京的头上。
蔡京上台时，王朝的一切形势都对他有利，除了官场内斗造成的青黄不接外，就连宋神宗时期的官制改革（元丰改制）也对他有利。宋神宗之前，由于官职过于分散，政出多门，没有人能够做事。官制改革虽然成果有限，却将更多的权力集中在了皇帝和宰相手中，更便于蔡京弄权。
另外，交子、盐钞等金融工具的发展，也让蔡京有了更多的政策工具。王安石时期的变法仍然是一次传统的改革，以整理农业税、发展传统产业为主。而随着金融工具的进一步丰富，蔡京可以利用金融措施便捷地操纵社会经济，获得财政收入，手段更加多样化了。
崇宁三年（公元1104年），蔡京组织的全国性财政改革拉开了帷幕。
这一年，北宋中央政府决定利用纸币来筹资，扩大交子的使用范围，将原本不使用纸币的区域纳入纸币区。最先被纳入纸币区的是位于京城西边的京西北路（现安徽北部、河南大部）。中央政府仿效在四川的做法，在京西北路设立印钞机构，发行交子。此时发行交子不是为了方便贸易，而是财政需要，印刷的纸币也没有准备金在背后支撑。
《宋史·食货志下三（会子、盐上）》：“时钱引通行诸路，惟闽、浙、湖、广不行，赵挺之以为闽乃蔡京乡里，故得免焉。” 到了第二年，蔡京决定把纸币经验继续向更广阔的地区推广，下令发行一种叫作钱引的纸币。老交子仍然在四川地区使用，而钱引则在除了闽、浙、湖、广之外的其他地区通行。其中福建（闽）由于是蔡京的故里，才免于遭殃。
由于钱引是一种没有准备金的纸币，故而在各地受到了抵制，加之这些地区正在推行另一种纸质凭证——盐引，政府最后不得不暂停纸币的发放，任其自生自灭。
而对民间影响最大的通胀掠夺，仍然发生在四川地区。四川地区纸币发行得最成熟，人们早已经习惯了使用纸币。
《皇朝编年纲目备要》：“蔡京上奏：茶马司将川交子通入陕西，民已取信。今欲造三百万贯，令陕西与见钱、盐钞兼行，仍拨成都常平司钱一百万贯充本。” 宋徽宗崇宁元年（公元1102年），蔡京在四川奏响了滥发的序曲。他要求在四川地区增加交子的发行数量，造300万贯交子，并允许陕西使用四川交子。这次的发行有准备金，政府计划拨付100万贯钱币作为准备金（是否落实不知道）。
《建炎以来朝野杂记·甲集·四川钱引》：“崇观间，陕西用兵，增印至二千四百三十万缗（崇宁元年增二百万，二年又增一千一百四十三万，四年又增五百七十万，大观元年又增五百五十四万），由是引法大坏，每兑界以四引面易其一。” 然而，随着陕西用兵的增加，到了第二年，政府随即下令再印1143万贯交子，第四年又印了570万贯，到了大观元年（公元1107年），又增印了554万贯。 这几次增发都没有准备金，出现了通货膨胀。
在政府发行交子之初，总发行量也只有1256340贯，仅仅这几年的发行量已经超过了原发行量的20倍，而且大部分都没有硬通货做后盾。在市面上，交子的价格已经跌到了一贯只值十几文钱，出现了金融崩溃的局面。
蔡京一看形势失控，连忙规定新发行的交子与旧交子不再按照一比一的比例兑换，而是四贯旧交子只能兑换一贯新交子。由于交子三年一界，每隔三年，人们必须把手中的旧交子换成新的。这种做法本质上是将交子一下贬值为1/4，持有交子的人一下子损失了75%的财产。
这种做法让人们对交子本身产生了怀疑。由于“交子”这个名称已经失去了信用，蔡京决定将其改一个名字，在四川发行钱引。钱引与交子的不同，只是名字的差异，其实质是一样的。蔡京以为这样就能骗过市场，重新开始。
但随后，市场做出了反应：钱引也大规模贬值。另外，全国其他地区的交子和钱引都已经不能兑换，只有四川可以兑换，于是，全国的纸币都越界进入了四川地区，更增加了贬值压力。
《宋史·食货志下三（会子、盐上）》：“三年，诏钱引四十一界至四十三界毋收易，自后止如天圣额书放，铜钱地内勿用。” 在这种情况下，政府最后下令，以前发行的纸币（对应于41界到43界），不管是钱引还是交子，政府都不再兑换，让它们自生自灭。政府重新发行一界新的钱引，按照旧的额度发行。
通过一次明目张胆的违约行为，所有持旧交子的人都被政府洗劫一空。他们因为纸币方便才使用它，将所有的财富都换成纸币，到最后，政府开一下印钞机，就将所有的财富裹挟而去，留下懵懂的人们思考自己到底哪里没有算清楚，才致倾家荡产。政府获得巨利的同时，失去了民间的信任，将民间经济的活力彻底掏空。
除了瞄准纸币之外，蔡京对于以食盐为本位的盐钞也没有放过。
《宋史·食货志下三》记载，蔡京执政时期，中央政府的盐业收入（也是财政收入最重要的一部分）恰好经历了一次危机：中国最重要的产盐区——山西的解池，由于水涝问题产盐量下降。由于盐钞要求商人们都到解州的盐池去兑换盐，这件事就不仅影响了政府的盐业专卖收入，还让那些持有解盐盐钞的商人也无处换盐，造成了一次小危机。
蔡京及时地寻到东北和东南地区出产的末盐（解盐为颗盐，即颗粒状的盐，而其他地区大都为粉末状的末盐）来代替解盐，帮助政府获得了收入。同时，他规定商人持有的解盐盐钞可以拿到东南兑换末盐。
另外，盐钞还可以兑换乳香、茶叶、度牒等物品，扩大了使用范围。经过这些措施，盐钞反而更加流行，蔡京漂亮地处理了这次危机。
《皇宋通鉴长编纪事本末》卷一二二：“自去年九月十七日推行新法东北盐，十月九日客人入纳算清，至今年九月三日终，收趁到钱一百六十四万八千六百二十六贯三百六十八文，本钱一十四万七千七十三贯，息钱一百五十万一千五百五十三贯三百六十八文。” 然而，处理危机时，蔡京也看到了盐钞的潜力。在改革的当年，商人们向中央政府缴纳了164万贯，而中央政府产盐的成本却只有14万贯，净赚了150万贯。
蔡京意识到，只要把盐钞杠杆化，就可以从民间汲取大量的财富。在以前，只有北方解州盐使用区才实行盐钞制度，这种制度是由政府垄断食盐生产，大商人从政府处批发食盐后，卖给民间。而在南方则实行完全的政府专卖，从食盐的生产到运输再到零售，都由政府掌握。蔡京废除了东南末盐的专卖衙门，在全国都实行盐钞制度。原本只在北方实行的食盐票据化运动，就此遍及全国。
在宋代，只要政府把持了盐业供给，盐商就会帮助政府把盐价炒高。而盐价的高昂更激发了盐商的热情，政府又可以发行更多的盐钞。
当然，人们对食盐的需求是有限的，盐钞发多了，人们迟早会发现，储存的盐已经吃不完，那就是泡沫破裂的时刻。
但蔡京想方设法地避免泡沫破裂，他的办法是：让盐钞不断地贬值，增加盐商用盐钞换盐的难度。比如，本来盐商把钱交给政府，就可以获得盐钞去换盐。但有些早年的盐钞没有使用，就又已经发了新盐钞。对于旧盐钞，政府规定必须折价，去买盐时，最多只能使用三成的旧钞，其余的必须是新钞，或者还要搭配一部分现钱。
政府利用不断对旧钞折价的方法，控制了盐钞的数量。
《宋史·食货志下四（盐中）》：“新法于今才二年，而所收已及四千万贯，虽传记所载贯朽钱流者，实未足为今日道也。”《宋史·食货志下四（盐中）》：“崇宁间，蔡京始变法，俾商人先输钱请钞，赴产盐郡授盐，欲囊括四方之钱，尽入中都，以进羡要宠，钞法遂废，商贾不通，边储失备；东南盐禁加密，犯法被罪者多，民间食盐，杂以灰土，解池天产美利，乃与粪壤俱积矣。大概常使见行之法售给才通，辄复变易，名对带法。季年又变对带为循环。循环者，已卖钞，未授盐，复更钞；已更钞，盐未给，复贴输钱，凡三输钱，始获一直之货。民无资更钞，已输钱悉干没，数十万券一夕废弃，朝为豪商，夕侪流丐，有赴水投缳而死者。” 为了增加收益，蔡京还设置各种各样的出货障碍和苛捐杂税，将利润做大。到了高峰时期，每年收入达到两千万贯以上。 而在政府收入之外，则是食盐质量的大幅度下降。由于食盐价格高昂，许多山区能够吃得起盐的人家十户不过三户。盐商的手中则积攒了大量的盐钞，却因政府设置的各种规矩和障碍兑换不了。就算是与政府共舞的大玩家，也有一朝踩不准就倾家荡产的，朝为富翁，夕挂黄梁。
除了盐业之外，蔡京在茶叶等方面的改革也同样出于聚敛的考虑，发行了一种纸质凭证——茶引（又分为长引和短引），利用金融杠杆，将大量的财富收于政府手中。
蔡京的做法是第一次利用金融工具从民间抽取巨额利润的尝试。交子、钱引、盐钞、茶引……层出不穷的纸片将社会财富从民间送到政府手中。这些纸片的力量如此之大，以致人们都反应不过来，没有能力做任何的反抗，便最终被政府剥夺干净。
不仅仅是宋代，在任何时候，只要政府手中掌握着印这些纸片的工具，就必然会制造通货膨胀和财富再分配，在攫取巨额财政收入的同时，制造着一个又一个诱人的官商泡沫。
从王安石开始的政府理财实验，到蔡京时期终于达到高峰，只是，整个社会的金融系统已经在试验中分崩离析。当北方的战事兴起，政府已经无力再为战争筹集经费了。
北宋虽然亡于金人之手，但真正令它衰弱到无法抵抗之地步的原因，不在于外界，而在于内部的资源已经被剥夺到了极致，不管面临多大的外部刺激，都已经无力响应了。
靖康元年（公元1126年），宋徽宗让位于儿子宋钦宗，蔡京也同时被贬离京，《宋史·蔡京传》记载，他死于湖南长沙。就在第二年，金人攻破了北宋首都，俘获了徽、钦二帝，北宋灭亡了。
南宋的金融崩溃
宋宁宗开禧三年（公元1207年）十一月，南宋权臣韩侂胄正准备上殿奏事。这是他内外交困的一年。
《宋史·韩侂胄传》记载，一年前，作为宰相的他发动了针对金国的北伐（史称“开禧北伐”），想收复失地、恢复疆土。这是南宋建立八十年来，多少臣子盼望已久的时刻。他的支持者中不乏赫赫有名之人，如著名的词人陆游、辛弃疾，以及大思想家叶适等。
可是，北伐开始后出现的情况却出乎宰相的意料。宋军准备不足，金军早有绸缪，宋军吃了几场败仗之后，内部的主和派开始大肆行动，攻击宰相轻举妄动，在朝堂上给了他巨大的压力。
韩侂胄决定反击。他与右丞相陈自强策划，让林行可担任谏议大夫，对他的政敌礼部侍郎史弥远、参知政事钱象祖、李壁等人进行弹劾。这一天，他边思考问题，边向上朝的大殿走去。
南宋人把陪都杭州称为“行在所”，为了表示简朴和非正式，皇帝的宫殿也比北宋的京师汴州简单很多。这里也仿照汴州起了很多殿名，比如垂拱、大庆、文德、紫宸、祥曦、集英等，但是，这六个名字其实指向的都是同一个大殿，只是根据不同的事情换一下名称而已。
在韩侂胄到达之前，他的同党陈自强和林行可已经在殿外等候，而他的政敌钱象祖也出现在门口。
就在韩侂胄接近大殿时，突然从旁边出来一个人把他拉住，这人是负责宫城保卫的官员，名叫夏震。韩侂胄还没有明白怎么回事，周围又冒出来三百名士兵，这些士兵在夏震的率领下，挟持韩侂胄进入宫殿旁的玉津园。夏震拿出圣旨宣读了韩侂胄的罪状，随后命令士兵将他斩杀于皇帝的花园。
宋代是古代少有的对文官宽容的朝代。韩侂胄之死，和当年岳飞之死一样，属于宽容政策的例外，也表明了当时形势之复杂。斩杀韩侂胄由他的政敌史弥远一手策划。事前，史弥远已经在杨皇后的支持下，得到皇帝罢免韩侂胄的诏书，这才借着这个诏书将韩侂胄杀死。
第二年，在宋金议和之际，皇帝将韩侂胄的棺木撬开，将他的人头送给金国，完成了合议。南宋同意每年上贡银三十万两、绢三十万匹给金国，同时支付战争赔款三百万贯。
轰轰烈烈的开禧北伐以失败告终。开禧北伐不仅仅是一次军事失败，它更对南宋的经济和财政造成了不可恢复的持久性影响。
北伐前，南宋借着隆兴和议（宋孝宗隆兴二年，即公元1164年签订）已经获得四十年的和平时光。北伐始于开禧二年（公元1206年）五月，但到了当年十月，宋军就兵败如山倒。十二月，四川地区又发生叛乱，平叛期间，四川地区遭到了严重破坏。在此之前，四川地区是宋廷的主要财源之一；而之后，四川动荡，不仅无法向中央输出财政，反而需要政府投入大量的兵力维持秩序。这一系列的事件让宋廷彻底跌入财政崩溃的旋涡，再也无法挣扎出来。
由于财政收入的巨大漏洞无法弥补，政府加大了印钞力度，南宋好不容易维持住的金融系统再次陷入了混乱。
与北宋相比，南宋政府对金融系统的破坏更大，这是因为纸币的使用在南宋更加广泛。北宋时期，虽然四川地区发行纸币，但全国大部分地区仍然是金属货币区。而到了南宋，借着北宋末年蔡京的改革，政府在全国发行纸币，并大幅度减少了铜币的铸造量，纸币成为南宋货币最主要的形式。
《建炎以来朝野杂记·甲集·铸钱诸监》：“赣饶二监新额钱四十万缗，提点官赵伯瑜以为所得不偿所费，遂罢铸钱。”《宋史·孝宗纪》：“丁酉（淳熙三年十一月），定铸钱司岁铸额为十五万缗。” 导致铜币铸造量减少的因素很多：一是铜矿开采能力的衰弱；二是政府混乱，无法组织更大规模的铸币机构，由于生产量的缩小和效率的低下，甚至政府发行铜币本身就是一种亏本行为； 三是政府过于依赖纸币，故意减少了发行量。北宋铜币最多时一年发行五百万贯，但南宋的铜币发行量长期在每年十五万贯左右徘徊。
由于缺乏铜币，政府不得不大量发行纸币来满足民间的贸易需要。宋代政府喜欢在区域之间设立各种贸易障碍，南宋纸币的发行也变得支离破碎，在全国出现了几种不能互相流通的纸币。
《建炎以来朝野杂记·甲集·东南会子》：“当时临安之民复私置便钱会子，豪右主之。” 政府在东南地区发行了一种叫会子的纸币。会子的发行也是一波三折。最初，政府试图按照四川的方式在江浙一带发行交子，但是没有成功。后来，政府突然发现，民间已经在自发使用一种叫作会子的东西， 于是，政府禁止民间发行会子，改由官府经营。
与四川交子不同的是，会子是一种以铜币为储备的纸币（交子是以铁币为储备），理论上讲，会子与东南地区盛行的铜币有着一对一的兑换关系。会子的发行仅限于东南地区，也就是南宋最主要的经济区。由于区域限制，就算有人把东南地区的会子带到四川去，也没有办法使用，更没有办法兑换当地的铁币。
而在四川地区，南宋一共使用了三种纸币，其中一种是北宋末年取代交子的钱引，这也是影响最大的一种。除了钱引之外，还有一种叫作铁币会子的纸币，但流行的地区很小，影响也不大。另外，四川还有一种以银为储备的银会子，理论上用这种纸币可以与银兑换。
南宋时期，还有两个特殊的区域，分别是两淮地区和湖北一带。这两个地区原来也是使用铜币，但由于靠近这两个区域的金国同样需要货币润滑经济，并且从这些边境地区大量走私铜币到北方，所以，为了防止金国把铜都运走，南宋政府规定这两个地区不再使用铜币，而改为使用铁币。
两淮和湖北使用铁币之后，也对应着发行了两种纸币，分别是淮交和湖会。这两种货币都以铁币为储备。但是，淮交和湖会都不能越界发行。虽然都是铁币储备的纸币，但淮交不能拿到四川使用，四川的钱引也无法拿到两淮使用。
通过这种方法，南宋将全国划分成四个金融区，分别是最大的东南区、次大的四川区域，以及两个较小的两淮和湖北区域。这些地方各自使用不同的铁币和铜币，并发行各自的纸币。其中东南会子和四川钱引的影响力较大，而东南会子又为最大。
《宋史·食货志下三（会子、盐上）》：“三十年，户部侍郎钱端礼被旨造会子，储见钱，于城内外流转；其合发官钱，并许兑会子输左藏库。” 东南会子最早发行于宋高宗绍兴三十年（公元1160年）。 这一年，皇帝命令户部侍郎钱端礼根据以前的纸币流通经验，设计了会子。第二年设立会子办公室（会子务）。第三年通过《伪造会子法》，对伪造行为严厉镇压，违者处以死刑。
由于发行纸币的经验不足，在发行之初没有控制额度，于是，会子出现了第一次贬值。到了宋孝宗乾道二年（公元1166年），皇帝开始用现钱回购一部分超发的会子。两年后，会子正式采用了和当年交子类似的方法，分界发行。从这时起，会子正式成为南宋的主币。
按照规定，会子每一界的发行量为一千万贯，以三年为一界，到期后以旧换新，保持市面上流通的会子始终是一千万贯。
但南宋的货币发行制度始终不如北宋的四川地区，常常朝令夕改，一切以财政状况为依据。
最初，朝廷规定一界的发行量为一千万贯。但是这个额度很快就控制不住了。
宋孝宗淳熙三年（公元1176年），政府规定每界会子的展期为三年。每三年发行一界，每界使用六年，市面上同时运行两界会子。钞票的发行量扩大了一倍。
到了宋光宗绍熙元年（公元1190年），再次规定会子回收展期为三年。每三年发行一界，每界使用九年，市面上三界会子同时运行。钞票的发行量已经达到了最初的三倍。
但这一切仍然是可控的，失控马上就要到来了。
开禧二年（公元1206年）韩侂胄的开禧北伐惨淡收场，而北伐也对南宋的经济造成了不可弥补的损失。由于财政出现了巨大漏洞而无法弥补，所以，政府陡然加大了印钞力度。
《建炎以来朝野杂记·乙集·四川收兑九十界钱引本末》：“先是，四川钱引以二年为界，每界书放之数止于一百二十五万。……嘉泰末，两界书放凡五千三百余万缗，通三界所书放，视天圣祖额至六十四倍。逮嘉定初，每缗止直钱四百已下。”据此计算，125万的64倍为8000万。 据王迈《臞轩集》记载，会子最初发行时只有1000万贯，开禧北伐时期，会子的发行总量已经达到1.4亿贯，比当初扩大了13倍。加上在四川发行的8000万贯的钱引， 两者加起来达到2.2亿贯。
发行量大增带来的是剧烈的通货膨胀。中央政府意识到了通胀的危险性，于是考虑减少纸币的流通量。这就牵扯到了另一个秘密：政府发行纸币非常容易，但回收纸币却困难重重。
如果要回收钞票，当时唯一可行的做法就是政府拿出库存的硬通货，将纸币买回来销毁。所谓硬通货，主要是金银。但是，政府在发行钞票的过程中，的确换回了不少物资，可这些物资随即就被花光了，在空空如也的国库内，并没有多少硬通货储备。
政府检视家底之后，发现国库里还剩下一点金银。另外，政府还可以卖一部分僧侣的度牒。中国古代的僧侣一直享有免税权，度牒持有人不管是不是和尚，都可以享受免税待遇。据《建炎以来朝野杂记·乙集·四川收兑九十界钱引本末》记载，按照每两黄金兑换60贯纸币，每两银子兑换6.2贯，每道度牒价值1200贯计算，政府手中的资产一共可以兑换1300万贯纸币，约占全国流通量的5%强。如果把这些金银和度牒集中投放在四川，则可以收回半界的四川钱引（四川有三界钱引并行，一共8000万贯）。
《宋史·食货志下三（会子、盐上）》：“嘉定初，每缗止直铁钱四百以下，咸乃出金银、度牒一千三百万，收回半界，期以岁终不用。然四川诸州，去总所远者千数百里，期限已逼，受给之际，吏复为奸。于是商贾不行，民皆嗟怨，一引之直，仅售百钱。制司乃谕人除易一千三百万引，三界依旧通行，又檄总所取金银就成都置场收兑，民心稍定。” 但这次回收工作却引起了民间的恐慌，人们听说政府要回收纸币，立刻想到以后纸币都不流通了，结果纸币的价格从每贯价值400个铁币一下子跌到价值100个铁币，这引起了极大的混乱。
但不管怎样，回收纸币这件事说明宋朝政府还是一个想负责任的政府，并非道德败坏的剥削阶级，只是无法对如此庞大的王朝进行有效管理而已。
在更恶劣的情况下，政府会选择更为极端的做法，比如发行新会子取代旧会子。在发行新会子时，规定两贯旧会子才能兑换一贯新会子。当所有旧会子都按照这个比例兑换新会子时，市面上的钞票数量就减少了一半，从账面上做到了减少流通量。
《宋史·食货志下三（会子、盐上）》：“绍定五年，两界会子已及三亿二千九百余万。” 虽然政府暂时回收了一部分会子，但由于财政系统已经遭到破坏，于是，政府很快又不得不靠印钞来解决财政问题。印钞速度再次失控，到了宋理宗绍定五年（公元1232年）前后，仅仅会子的发行量已经达到了3.92亿贯，这还不算四川钱引。
《雪窗先生文集·丙午轮对第二札子》：“楮之为数，近如版曹所奏，旧者已及四十二千万，新者已及二十三千万，方来者、伪造者，盖又不知其几。” 到了宋理宗淳祐六年（公元1246年），会子的发行量已经达到了6.5亿贯。
《宋史全文》卷三三：“令措置十八界会子，收换十六界，将十七界以五准十八界一券行用。” 政府就在“财政困难——疯狂印钞——恶性通胀——朝廷感到害怕——想办法回收纸币——发行新纸币，强行以折价收兑旧纸币”的套路中不断循环。到了用第18界新会子取代第16界旧会子时（这时是两界会子并行），政府规定第16界会子不再使用，而第18界会子一贯相当于第17界会子五贯，直接将货币贬值为1/5。
《宋史·食货志下三（会子、盐上）》：“七年，以十八界与十七界会子更不立限，永远行使。” 到了淳祐七年（公元1247年），政府又决定要跳出这个循环，规定当时在市面上流行的两界会子（第17界和第18界）不再回收，永远使用。 这等于宣布政府无力维持会子的回收工作，只能继续印钞票，任其贬值了。
到了南宋末年，政府的和籴政策（也就是拿纸币从民间强买粮食）又把更多的纸币注入民间经济中，结果人人谈纸币色变，这种似乎具有魔力的纸已经丧失了信誉。
贾似道当权后，为挽救南宋政府的财政和金融状况，做了最后一次努力。除回买公田之外，他还发行了一种新的纸币“关子”，取代已经丧失名义的会子。
《宋史·贾似道传》：“复以楮贱作银关，以一准十八界会之三，自制其印文如‘贾’字状行之，十七界废不用。银关行，物价益踊，楮益贱。” 在用旧会子兑换新关子时，规定第17界会子直接废弃，第18界会子三贯兑换一贯关子。
贾似道本来是为重新树立政府权威，但强制作废、强制兑换的措施直接让政府彻底丧失了民意，人们再也不会相信任何纸币的魔术了。
南宋的金融体系彻底崩溃。
南宋的金融崩溃发生在蒙古人叩关之时，当政府最需要财政收入来组织军队打仗时，却由于金融的崩溃，没有钱养兵。而且金融破产影响到了每家每户，使得人民不再相信政府，也不愿为它卖命。从这个角度说，南宋的灭亡，不仅是军事上的失败，更是财政上的崩溃让这个中央王朝再也无力维持了。
本表引自漆侠的《宋代经济史》。原表分为四列，今舍去“材料来源”一列。 ▼表5 南宋会子发行及货币指数
本表引自同上 ▼表6 南宋纸币贬值情况
贾似道：灭亡前的土地改革
大约是在宋理宗景定三年（公元1262年），由宰相贾似道组织的南宋最后一次大型改革正在悄然展开。
几年前，南宋与北方蒙古族的战争已经进入白热化阶段。在元宪宗大汗蒙哥的进攻下，南宋军队节节败退，欲和不能。开庆元年（公元1259年），蒙哥死去，蒙古陷入大汗之位的内争之中，南宋获得最后一次喘息的机会，于是紧锣密鼓地做着战备。
宰相贾似道查看政府剩余资源时，发现南宋的国库已经空了。在任何一个即将崩溃的朝代，揭开它的财政膏药，就会发现下面已经溃烂。
此时，南宋的金融体制已经形同虚设，政府发行了太多的纸币，无力控制物价。税收也同样空虚，大量的农民破产，政府收入锐减。更糟糕的是，随着蒙古威胁的增大，政府却需要更多的粮食为打仗做准备。既没有钱，又想多收购粮食，南宋政府不得不依靠古代版的“收购公粮”政策，即“和籴”。
所谓和籴，是指政府强行向民间摊派购买粮食。本来购买粮食是需要花钱的，但由于是政权行为，政府以极低的价格，强迫农民大量出售。最初购买时还是用钱币，后来则改成纸币，再后来纸币都给不全，常常亏钱。于是和籴成为农民的一大负担。
《宋史·食货志上三（布帛、和籴、漕运）》：“开庆元年，沿江制置司招籴米五十万石，湖南安抚司籴米五十万石，两浙转运司五十万石，淮、浙发运司二百万石，江东提举司三十万石，江西转运司五十万石，湖南转运司二十万石，太平州一十万石，淮安州三十万石，高邮军五十万石，涟水军一十万石，庐州一十万石，并视时以一色会子发下收籴，以供军饷。” 以开庆元年（公元1259年）为例，这一年和籴粮食达到了560万石，全部用纸币购买。
南宋时期，人们对于和籴的批评不绝于耳，纷纷谴责这个可能让人倾家荡产的政策。《后村先生大全集·进故事》中同样是在宋理宗时期，大臣刘克庄也曾抱怨说，以前全国一年和籴只有150万石，现在，仅仅吴门一个郡就被迫交出100万石，全国更是不知已经增加了几倍。浙江中部本来属于富裕的地区，可是现在就连巨富，十家也有九家变成了穷光蛋。
《许国公奏议·应诏上封事条陈国家大体治道要务凡九事》中大臣吴潜则说起了两淮地区的情况。在两淮，一家人有240亩土地，已经算是富裕人家，但是政府除了收税之外，给这家人分派的和籴额度竟然达到了144石，这还不算，在征收时还要把两石算成一石，数额上立刻又翻倍。除了定额之外，还有各种各样的名目，呈样、罚筹、堆尖、脚剩，每一种名目又敛去若干，到最后竟然要上缴三四百石，家里几乎颗粒无剩。
在政府大量使用纸币与民间交易，导致粮食紧缺的同时，钞票却充塞市场，出现了恶性的通货膨胀。
贾似道看到，在官家逼迫之下，随着农民的破产，政府的财源将会很快枯竭，到时元兵袭来，军队由于缺乏供给，根本无法抵挡敌人的进攻。
要改变这种局面，就必须做一次全面改革。南宋最后一次拯救财政的努力——回买公田——就是在这个背景下展开的。
所谓回买公田，指的是政府从富户手中购买多余的土地，把土地作为公田。之后，再把公田出租，获得租金收入，这些租金就可以养活军队，支持战争。政府有了公田之后，只需要好好经营，就不用再把过重的税收与和籴负担强加给民间了。
吊诡的是，南宋政府刚建立的时候，手中是有大量的皇庄和公田的，但是，随着政府不断缺钱，慢慢把这些公田都卖给私人，卖地的收入补贴了财政。到贾似道时期，早就没有公田可卖了。贾似道决定反其道而行之，把公田再买回来，所以叫回买公田。
为什么要回买公田？他认为这样的做法对政府和民间都有好处，吃亏的只有特权阶层。在改革之前，特权阶层把持了大量的土地，却由于种种勾结行为，很少纳税。贾似道试图利用回买公田政策，逼迫这些特权阶层放弃一部分土地，交给政府。
按照中国古代的传统，一个人最多只能种一百亩土地，再多就超过了限制。但宋代整体的政策是不抑兼并，加上制度松弛，使得土地向官僚手中集中。
以前政府采取强行摊派购买粮食的做法，倒霉的是老百姓，并且由于穷人最没有权力，于是，最终由穷人承担了大部分的损失。如果能够从富豪和官僚手中购买公田，保证财政收入，就可以少干扰贫困的下层人民，也不用再搞粮食摊派强购了。
而由于和籴购买粮食都用纸币，只要不再搞粮食强行采购，政府也就不用发行这么多的纸币，这对于控制通货膨胀也是有好处的。
《宋史·食货志上一（农田）》记载，贾似道认为回买公田是一举五得的好事。景定四年，殿中侍御史陈尧道、右正言曹孝庆、监察御史虞虑、张晞颜等言廪兵、和籴、造楮之弊：“乞依祖宗限田议，自两浙、江东西官民户逾限之田，抽三分之一买充公田。得一千万亩之田，则岁有六七百万斛之入可以饷军，可以免籴，可以重楮，可以平物而安富，一举而五利具矣。” 既能筹措军粮，又能避免通胀，这就是贾似道一举两得的憧憬。 他的良方很快获得了皇帝的认可，并在宰相的主持下，迅速实行。
最初只是在广西一带小规模推行，尝试屯田，以获得财政收入。由于皇帝重视，广西的屯田进行得很成功，于是，贾似道开始在全国推行。
首先取得突破的是浙西路，这里是贾似道的根据地，最容易控制。他带头捐献出一部分土地。《宋史·理宗纪》记载，景定四年（公元1263年），根据政府的统计，平江、江阴、安吉、嘉兴、常州、镇江六郡已经购买公田350余万亩，皇帝大喜过望。回买公田已经取得了阶段性的成果。
然而，如果从民间的角度观察，则是另一番景象。
按照规定，在自愿的原则下，回买公田政策只购买大土地主多余的土地，不涉及中小土地主，尽量减少对民间的逼迫。但由于政府从财政角度考虑问题，势必有指标的要求。官员们为了完成指标，只能向民间摊派，结果到最后，变成每家每户除了二百亩豁免之外，其余的土地都要卖1/3给政府，其做法和摊派购买粮食时是一样的。
《齐东野语·景定行公田》：“先是，议者以官品逾限田外回买立说，此犹有抑强嫉富之意。既而转为派买之说，除二百亩以下免行派买外，余悉各买三分之一。及其后也，虽百亩之家亦不免焉。” 后来，当指标催得紧时，就连百亩之家都被逼卖地了。政府原本想通过富户筹款，却变成了一次不幸的全民运动，整个社会根基受到了动摇。
更严重的是，政府并没有足够的钱款来购买土地。所出价格都是压低再压低，上好的土地被以不到二成的价格强行买走。
在贾似道的逼迫下，各地的官员纷纷“八仙过海，各显其能”，想尽一切办法从民间搜刮土地，有的甚至用肉刑对付那些胆敢抵抗的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