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财政支出中，最大的两项是军政（常规为8349万8111两，临时为1400万546两）和交通（常规为4722万1841两，临时为780万4908两）。
令人扼腕的是，另一项重要的支出显得格外扎眼：对外赔偿款。清政府的对外赔偿款分为三部分，分别由各省、洋海关、内地关卡按年摊还，这三部分开支相加，达到了5164万959两。也就是说，如果按照康熙、乾隆时期的财政状况，政府全年的收入已经不够偿还赔款之用。
其余开支为：行政（常规为2606万9666两，临时为125万8184两）、交涉（常规为337万5130两，临时为62万6177两）、民政（常规为441万6338两，临时为132万4531两）、财政（常规为1790万3545两，临时为287万7904两）、洋关经费（常规为547万8237两，临时为9163两）、常关经费（常规为146万3332两）、典礼（常规为74万5759两，临时为5万4037两）、教育（常规为255万3416两，临时为104万1892两）、司法（常规为661万6579两，临时为21万8746两）、实业（常规为160万3835两）、工程（常规为249万3240两，临时为202万2064两）、官业支出（常规为56万435两）、边防经费（123万9908两）、归还公债（附列477万2613两）。 即便到宣统二年（公元1910年），政府的财政收入已经达到3亿，但是，大部分的项目都在经济体内运转，甚至不见现金，只有资源流动。而赔款的5000万两则是现金流和净流出，对中国经济的损害可想而知。
即便压力巨大，晚清政府仍然试图维持着脆弱的财政平衡。但是第二年辛亥革命随即爆发，在袁世凯的压力下，皇帝退位，中国由此进入了共和时代。
这份财政报表也成为集权时代遗留的纪念品，让人们看到了从汉到清这两千多年来财政高峰时期最后的幻影。
其实，清代社会学习西方的速度并不慢。从道光二十年（公元1840年）起，在西方的冲击下，除了战乱时期之外，中国经济一直处于飞速发展中。
虽然大量外国货的涌入带来了贸易的不平衡，出现了巨额的贸易逆差，但随后海外投资的大量增加，填补了巨大的贸易赤字。
与中国北方的小农经济相比，中国南方已经有了较为成熟的商业社会，也乐于接受新的商业规则，民间社会的自发转向就是中国商业的收获期。它们必须在全球化的背景下拼出一条路。
与民间社会的自发成长相比，另一场运动（洋务运动）却有着更大的争议。人们常常认为洋务运动是一场官商运动，直接压倒了民间资本主义的发展，让中国在进入近代化时无法发展更健康的经济。
但是，任何一个后进国家从一种模式向另一种模式转化时，都不能避免官商经济的发展。
当国门打开后，有两种人总是比其他人更先看到自己的不足：直接与海外接触的东部沿海地区的人们，以及一部分上层官员。于是这两种人会分别代表民间和政府的力量，开始效仿海外模式发展经济。
代表政府的开明官员眼界最宽，且拥有充足的资金，他们导演了第一波近代化浪潮。中国的民族资本主义经济只有在积累了更丰富的资本和知识之后，才能引领第二波，取得发展并逐渐超过官员主导企业。在日本、土耳其等转型国家也都出现了类似的局面，最初是政府主导，随后民间接棒，进入更加自由的经济时代。
中国社会真正的问题不在于这些洋务企业，而在于第二波的民间资本主义经济没有完成接棒，而它们跟不上的原因也不是洋务运动，而是大部分集权制官僚仍然无法按照新商业模式转换头脑，因而抑制了民间经济的发展。
中国近代的社会转型没有得到充分的时间，这也是问题之一。如果整个转型能够持续百年以上，等大部分思想守旧的老人死去，新上台的年轻人主导政治进程，随后的转型会更加顺利。
如果要持续更久，就必须保证政治上的稳定。同治时期，中国财政的稳定有助于王朝的持续，然而，新到来的甲午战争打碎了可持续的稳定。
甲午战争巨额的赔款，以及高昂的军费，终于让中国财政彻底失控。甲午战争之后的群情激奋，也让政府无法安抚民间。戊戌变法失败后，西化派与保守派都向更极端的方向演化，保守派默许的义和团运动更是再次重创了财政平衡，清政府再也无法从巨大的失衡中脱身。
清朝的灭亡让中国丧失了一次和平转型的机会。而更重要的是，随后的三十多年里，人们再也没有获得一次和平转型的机会。
附录
本表整理自赵冈、陈钟毅的《中国土地制度史》第二章。朝代时间与通行版本有差异，提请读者注意。 ▼附表1 各朝田亩丈量尺度
本表引自梁方仲的《中国历代户口、田地、田赋统计》，朝代及年号与通行版本有差异，提请读者注意。梁表原为10列，引用时省略“资料来源”一列，以及“与上次相距年数”一列，并将第一列拆分成“朝代”和“年份”两列。本表数据，特别是田亩数，均是古籍记载的原始数据，受统计条件、比率尺度的影响甚巨，不可直接用作精确的纵向比较。 ▼附表2 中国历代户口、田地统计数据
后记
掐指一算，离开北京开始游学生涯已经七年，本书的筹备也已经有七年了。
2010年是一个转折点，当时我还是一名经济类报纸的记者，对环境做出判断如下：第一，未来的国内将遭遇新闻报道市场逐渐萎缩的时代，如果继续做下去，可能只会消耗个人生命；第二，未来也是一个浮躁的时代，热心于工作本身的人将逐渐被善于变现的人取代，而如果只关注于变现，又会分散精力无法潜心做研究。
正是有感于这两点判断，我辞去在报社的工作，决心过一种游学式的生活，不依赖于任何单位和组织，行走在路上，用自己的眼睛去系统地观察，研究自己感兴趣的领域。
七年后，通过这种游学的方式，我已经出版了七部作品，加上这部《财政密码》，还有几部创作完成但未能出版的作品。但不管是哪一部，读者都不会看到任何陈词滥调，它们全都是我用眼睛去做观察之后，试图向读者呈现的真实世界的图景。
总结起来，我的研究可以概括为一个中心、两个维度。所谓一个中心，就是我的最终目标是研究中国现代问题，我真正关心的是中国社会和中国人，以及中国未来的走向。但是，要研究中国现代问题，必须有一个宽广的视角，必须了解现代中国在世界上的定位，以及现代中国在历史上的定位。所谓两个维度，就是一个横向的世界维度和一个纵向的历史维度。当对两个维度都有了更深入的了解之后，我会回过头来，集中研究最艰难的领域：现代中国问题。
针对这两个维度，我的非虚构作品分为两个系列。
第一个系列是文化游记。我带着问题和好奇心前往世界的许多地区，了解它们的历史、经济、文化、社会，并关注它们和中国的联系。目前这个系列已经出版了印度、东南亚、蒙古和中东这几个地区的，我的目标是，不泛泛而谈，而是希望读者读完一部书，就对一个地区有较为透彻的了解。对于中国人而言，目前最大的问题在于不了解世界，不了解历史，只能根据宣传的木偶化的影像去对世界做不靠谱的猜测。市面上也缺乏既好看又客观、及时，有深度的、合格的书籍，这就是我试图去做的事情。
第二个系列是历史研究。如果要了解现代，必须了解历史。但自古及今，中国历史已经被污染太久，淹没在层层迷雾之中，而市场上流行的说书人式的历史书中，又只会写王侯将相钩心斗角，却对于背后推动历史的真实力量一无所知。这种无知恰好给我留下了足够的研究空间。
根据规划，历史系列包括三本书，分别从财政、军事和政治哲学三个角度来研究中国历史。关于中国历史上最深层的脉动，我也认为可以分成这三个方面，即和平时期看财政，战乱时期看军事，维稳必须靠思想。
在和平时代，对历史演化影响最大的是财政和经济。一个朝代建立后，最深层的需求是建立官僚体系来维持社会稳定，并建立财政体系来维持官僚制度，而金融垄断、官营、均田制必然是政权所有者首先想到的几大手段。只有了解政权所有者的财政冲动，才能真正了解历史的走向。财政就是本书所选择的主题。
到了战乱时期，对于历史演化影响最大的是军事，而对排兵布阵影响最大的是地理因素，所以，本系列第二本书《军事密码》会对军事地理进行全面考察。为此我已经跑遍了全国所有的战略要地，去了解它们为什么重要。在考察这些地方时，我曾经亲眼见到了秦赵长平之战、宋夏好水川之战、东西魏玉壁大战的将士枯骨，借此寻找当年战斗的蛛丝马迹。当然，最终，我想看看中华文明如何在一次次暴力战争中渡尽劫波、浴火重生，每一次战争劫难的逻辑何在，胜利者胜在何种战略，失败者败在何种战略。
不管是和平还是战乱，树立一种稳定的政治哲学都是制度稳定的必要条件。而“稳定”这个词，是中国两千多年集权社会最重要的目标之一，要想维持稳定，不能仅仅靠军事，而必须把人从思想上统一起来。所以，我的第三本书《哲学密码》会对这个主题做出解读，让人们看到政治哲学如何建立，又如何通过政权的力量深入每一个人的潜意识，让每一个人在不知不觉中成了政权的附庸，而政权也得以建立起稳固统治。同时，还会关注这个哲学又如何变质、退化，并被取代的全过程。
由于这个系列牵扯到大量的史料，我在写作时也是慎之又慎。《财政密码》一书，已经拖了七年。每次回到北京见到我的好友洪波和张蕊，他们都会问：你关于中国古代财政经济的书什么时候能出来？我只能支吾地回答“还需要时间”。
2013年底，我认为自己的积累已经够了，开始撰写本书的第一稿。但完成后随即意识到还不成熟，遂将稿件彻底废掉。
2014年下半年，我从中东和非洲回来后，好友文学锋让我到广州常住一段时间，生活较为稳定。利用这个空当，除了撰写中东报告之外，我开始写作本书的二稿。
2015年，二稿成形后，在好友秦旭东、黄一琨等人的帮助下，交给相关人员审阅，他们又提出了很专业的修改意见，于是我进行第三稿的修订，最后形成了本稿。
在这本书上花的力气，达到前作诸书的两三倍。但写完后回顾一下，却发现所花的时间是值得的，因为这本书记录了非常长的时段（两千多年），试图利用现代财经视角重新审视中国古代的政治和经济，找到驱动中国集权社会政策变化的真实原因。
最后，需要说明的是，我有意把书稿截至清代。即便是写清代，也比写唐宋时期更简化。其主要原因是：现代人研究清代的书籍已经很多，而由于那个时代资料很多，哪怕稍微展开一点，都足以写一本书，为此我把主要精力放在清代之前的中国历史，将清代、民国和现代中国问题留待以后进行系统研究。另外，我不想把民国和现代放在书中，但相信读者在读完本书之后，自然会对后续时代的问题做出自己的判断。
本书的第一稿完成于大理游心楼，二稿完成于广州锋子居。
本书的部分章节曾经在微信公众号“剑客会”，以及王小明教授的公众号“江湖烟雨夜读书”上连载，因此我要感谢公众号的所有者和运营人张赋宇、王小明、王力、姚文辉。
除了上面提到的人之外，我还要感谢屈波、贝为任、董曦阳，在你们的帮助下，本书的出版才成为可能。感谢周杭君、文学锋、谷重庆，我的整个写作生涯都离不开你们的鼓励和帮助。
最后，感谢梦舞君，这本书在你的鼓励和陪伴下完成。
2017年于大理风吼居
再版后记
《财政密码》初版距今已经七年，如今有了再版的可能。一部历史作品在短短的七年时间里，本来就不需要太多的文字变动，也不需要增加多少说明，因此，在这篇再版后记中，我不会去探讨多少历史或者经济的理论，只想说一些围绕着本书的琐事。
对本书有过帮助的人
在这本书出版时，我还是一个非常“新”的作者，之所以说“新”，不是说没有作品，而是说我写了数部作品，但依然不为大众所知。
在这之前，我出版了小说《告别香巴拉》的上部（出版下部时，编辑提出了我无法满足的修改意见，只好撤回稿件）、历史游记“亚洲三部曲”（《印度，漂浮的次大陆》《三千佛塔烟云下》《骑车去元朝》）。但这四本书都无声无息地出版，又无声无息地在书库的角落里睡觉。唯一的收获是一个开饭店的女孩子偷偷买了我的书，读过后得出结论：他的书实在太小众，养不活自己的，不过看他执着的样子，只要他愿意写，我就愿意养他！这个女孩子就这样勇敢地成了我的妻子。
到了第五本书《穿越百年中东》，我收获了第一位真正的伯乐：新东方的俞敏洪。他不认识我，却热情地推荐我的书，甚至买齐了我之前的作品，且不遗余力地称赞我。这让我终于敢自称是一位写作者了。但到那时，我距离能够依靠作品养活自己依然很遥远。
《财政密码》出版后，情况才真的出现改变。这本书初版很快被评为“《新京报》年中好书”，这得益于万圣书园刘苏里老师的推荐。《新京报》书评版编辑告诉我，由于我是相对新的作者，评选时收到的专家质疑并不少，特别是当时还没有人这样写历史，加上书中对于传统历史学家的评价并不高，很让一些人反感。最后促使《新京报》力排众议选了本书的原因，可能也恰是写法的独特性。
这本书的出版，也让我和几位编辑成了好友，其中的负责人董曦阳成了我之后所有书的出版人，责任编辑李博、编辑张根长也一直合作。营销编辑赵娜、当时的发行总监李杰，以及副总编辑雷戎，我们至今也都有联系。
另外，第一次有一位业内人士给《财政密码》写了长篇书评。他是上海的一位历史作家张明扬。初版初上市时，我恰好和妻子梦舞君出国旅行，途经北京，给刚刚印刷完毕的第一批书签名。三个多月后我回国，张明扬的书评就已经发表了。当时我与张明扬素不相识，但这件事让我记住了他的名字。三年后我们第一次见面，并迅速成为好友。张明扬自己也是一位非常优秀的历史作家，我们互相欣赏，而他不知道我内心始终还存有深深的感激。
然而，就算有了上面两件事，《财政密码》也并非一下子就有了后来的热度。出版的第一年，它只是悄然流传。当时梦舞君已没有再开店，我也只有版税收入。当我拿到第一笔版税的时候甚至有些失望，怀疑能否靠写作养活自己。
到了第二年，情况突然变了，在短短的一天时间里，多位朋友都在告诉我，“罗辑思维”（罗振宇）推荐了我的书三次。罗振宇的推荐彻底改变了本书的命运——本来它还只是业内人偶尔会翻的小众书，但之后整个财经圈都在谈论它了。同样需要说明的是，我当时并不认识罗振宇，他的推荐也毫无私心，几年后，我们才第一次见面。
我是非常幸运的，不仅是因为他们推荐了我的书，而且我后来都有机会与这些伯乐一一相识，甚至当面表达感激。得到陌生人的帮助，在事后又有机会再感谢他们给我帮助，这才是世事应有的一个闭环。
我们的生活也在改变
这本书也改变了我和梦舞君的生活。梦舞君曾经下决心要养活一位只会码字的无用男人，因为她担心这个过于理想主义的人无法在野蛮社会存活。但2017年，一次荒诞的整治让她的店开不下去了，我乘机劝她去尝试曾经的梦想：写作和绘画。因此，我们有一段时间是没有固定收入的。虽然《穿越百年中东》也能带来一定的版税，但无法与她之前开店的收入相提并论。我们也有一些储蓄，但未来不明，就不敢乱花。
我们的节衣缩食状态在《财政密码》刚出版时也没有太多改观。
接着，我们经受了一次意外小财的考验。同样是因为这本书，一位报社的前同事兼朋友为帮助我而找来。她当时已经供职于一家理财公司，提出让我在公司当年的年会上发言，大约两小时。梦舞君正要去东南亚旅行，我暗示她，这次发言的劳务费大约可以给她挣到来回东南亚的机票钱。她劝我不要有太高的期待，只要有两千元，她就满足了。
等我参加年会回来，她去车站迎接我。我将税后四万元的短信给她看时，她却突然哭了起来，对我说：“在我开店的时候，饭店里的小妹拼死拼活一年都无法赚到四万元，你却可以用两个小时赚到。这个世界太不可理解，我担心我们掉进去，就再也找不到那颗平常心了。”
她的这句话把我救了出来。从那天起，我很少再接类似的任务，即便有一些半公益性的，或者好朋友邀约的，我也总是事先说好：可以管路费和住宿，但不要再给钱（虽然有时还会收到一点劳务费，但额度和次数已经很少了）。就这样，我没有成为那种奔波于各种会议的“精明人士”，却写出了更多的作品。《财政密码》的读者以财经、科技、研究群体为主，它的确是一本离钱很近的书。我知道许多作者往往是写了一两本畅销书之后，就借着名气跳到离钱更近的行业中，之后就不再写作了。
《财政密码》出版三年后，我们的生活终于有了改观。之后，此书的出版社发生了变故：可能为了遏制一位下属的权力，新上任的社长决定收缩北京分公司的业务。不幸的是，我的书就是北京分公司出版的，它只印行了三年多就不再加印了，另两本“密码”一本只出版了两年多，一本只有一年多。在停止加印时，我的大部分版税还没有到账，甚至我当时都不知道一共印了多少册。这时候，分公司的最后一任经理李杰出现了，他一面协助总社做收缩分公司的工作，一边将绝大部分版税从总社结出，分批打给了我。当所有当时已回款的版税都支付完毕，李杰又主动协调总社和我签订了解约合同，让我得以自由地联系别的出版社。这些都做完之后，他本人提出了离职。因此，我能够享受“密码三部曲”的收益，主要靠的是李杰的无私帮助。整个过程均非出自我的要求，而是他凭良心做的。
正是在这些朋友的无私帮助下，我的写作之路可以继续下去，我也树立了明确的理想，那就是：要靠写作挣钱，靠版税养活自己，主动拒绝其他收入以保持纯粹性。得到过行业内这么多的帮助，我意识到，中国的文化圈里依然是理想主义者浓度最高的地方。随着知名度的打开，现在与我合作的出版社已经正规了不少，艰难情况也逐渐成了过去。
我和梦舞君的关系也起起伏伏。我们二人相识时都已三十多岁，有过热恋，但生活习惯和世界观却早已成形。生活在一起之后，也经历过激烈的冲突。现在，我们已经磨合得差不多了，终于来到“相看两不厌”的阶段。我从没有怀疑过，即便下辈子、下下辈子，如果能够选择，我依然会和她走到一起。
与梦舞君一起生活的最大好处，是我找到了一种新的生活方式。在认识她之前，我四处漂泊，现在，我们终于有了自己的住处。这个住处远离大城市的喧嚣，或许对一个写作者来说是最理想的模式：如果我一直生活在北京或者上海，那么我将迎来数不尽的应酬，而且会发现大部分是推不掉的；但现在，当朋友们想到我的时候，发现我在遥远的大理，他们也就放弃了找我的念头。这让我可以不受干扰地写作。我只是把出版关系留在了北京，每年有新书出版时，去一两周做一下活动，剩下的时间就享受在大理的宁静生活了。
在大理，我也第一次有了一间小书房，如今的参考书已达五千册，基本古籍都已齐全。在写作“密码三部曲”时，我依靠的主要还是电子版的古籍，编辑校稿曾经发现电子版古籍中的不少错误。但之后我的新书大都直接查纸质版的图书了。
还有那些朋友
在我所有书的后记中，我往往会提到一些对书籍的出版有过帮助的人。他们这些年的生活也大都有了新的变化。
除了在第一节中提到的那些，我的朋友中对我帮助最大的还有三位，分别是：我的同学、帮我找到报社工作进入文字行业的文学锋；我的同事、教会我写作技巧并与我合作出版第一本书的谷重庆；以及我的同道、帮助我联系出版社，帮助我营销，向我开放所有资源的秦旭东。
在这些年，他们的生活和事业也在变动着。
文学锋在中山大学读了博士，他的论文获得了“全国百优博士论文”提名。他两次去往北美访学，已经是一位广受学生欢迎的学者。我们在读书时常常谈论学术理想以及中国的未来，谈到激动处，有时候叹息，有时候欢欣。人到中年时，大部分人的理想都已经随风而去，但至少我们还在挣扎，不肯屈服于世俗的世界。
谷重庆和秦旭东都已离开新闻行业，随着整个行业的衰落，这个行业的优秀人才也四散而去。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放弃了理想，谷重庆供职于长江商学院，继续研究中国的经济问题，他的最核心观点依然是中国的改革开放必须进行下去才能走出当前的困境。要知道，对一个社会来说，最麻烦的不是一两次的经济萧条，而是整个民族丧失了好奇心、变得故步自封。
秦旭东离开媒体后，成了一名律师。对于一个热爱社会的人来说，最好的职业除了记者（真正的记者，而不是那些没有思想的传声筒），就是律师，因为这会让他接触到社会的最深层脉动。
正因为有这些同道，我才能毫不犹豫地宣称，我毕生都将是一个理想主义者，只为了自己的兴趣而活，绝不向所谓的财富、地位和一切外在的东西屈服。哪怕未来遭遇艰难，也绝不改变自己的研究方向和看法，也绝不停下写作的笔。
我也很高兴地看到，我的自我坚持带给身边亲朋的，多是正向反馈。我爱我的父亲郭连生，他出生于1945年，是“文化大革命”前最后一届真正的大学生。他的理想是当一名治病救人的医生，因为所处的时代，四处碰壁，才终于实现愿望。在碰壁的过程中，他也学会了顺应潮流，变得小心翼翼，甚至感慨读书人的命运不如熟知人情世故的混子（在许多小地方，这是事实）。但他心中的火种依然在，发现了我的理想主义倾向后，不但没有制止，反而忐忑不安地鼓励着我，为我提供经济帮助。我成为一名写作者后，他为我感到高兴的同时，更欣慰地意识到，这个世界依然没有被丢给那些混子，最终能够站着决定自己命运的，还是那些理想主义者。
还有我的本科同学周杭君。我曾经说过，我们几乎是同学中唯二不肯放弃理想、坚持做事的人，至今，这个说法依然成立，我们仍骄傲地看向那些早已经屈服于生活的人。
本书的再版，依然只献给那些不肯屈服于时代，愿意用自己的生命去折腾的人。
2024年元旦于大理
版权信息
COPYRIGHT
书名：军事密码
作者：郭建龙
出版社：中信出版集团·读客文化
出版时间：2024年8月
ISBN：9787521765168
字数：280千字
本书由上海读客数字信息技术有限公司授权得到APP电子版制作与发行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前言
缔造王朝的军事密码
统一战争与衰亡战争
所有战争都是典型的零和游戏，一方的所得必然意味着另一方的所失。战争的损耗使得即便是获胜的一方也要遭受巨大损失。在整体上，战争对整个人类造成的是破坏和伤痛。人类不得不通过战争重新分配利益，这本身就是一种悲剧的博弈。
对于人类社会而言，战争有一个好处：将国家统一起来，形成统一的市场。在这里，国家统一是市场统一的前提，市场统一是人类的福祉。
在世界上，中国之所以一直作为大国存在，就在于其地理天然形成了一个巨大的疆域，在这个疆域内的人们倾向于成为一个整体。在统一的国家中，人力、物资、资金这三种最重要的要素都可以较为自由地流动。在国界之内，人们也不用过多地担忧人身和资金的安全。不管生活在古代盛世还是现代盛世，人们都是幸福的，他们安居乐业，形成了大规模的社会协作，共同创造了财富的黄金时代。
但是，历史上不是所有的战争都是统一战争，还有许多战争导致国家的分裂。由此，我们不妨通过简化，把战争分成统一战争和衰亡战争两类。
也因为这种划分，中国古代的战争就有了第一个密码：在乱世，战争促进了统一，统一又结束了战争；随着战争的结束和经济的发展，人们的生活变得富裕，但人口激增、社会矛盾激化等各种因素，会在和平时期再次点燃战争的导火索。后一种战争就带有巨大的破坏性，即便打胜了，也会给社会留下不可磨灭的伤痕。
这就是为什么在朝代初期，人们总是讴歌那些缔造了国家统一的战争，因为通过战争，他们得到了长久的和平，能够在稳定的大市场中过上好日子。
当日子开始变好时，人们更加珍惜这得来不易的机会，害怕和平被新的战争打断，这时对战争的看法非常负面，更倾向于从个人遭遇的角度去解剖战争的残酷。
可社会发展到更富足的程度时，一旦社会矛盾激化，战争的阴影会再次笼罩，整个社会就面临着巨大的威胁，很可能要进入衰落期了。
朝代中后期的战争对经济的影响也是致命的。为了战争，政府必然要加税，而加税又必然导致社会凋敝。在中国古代社会里，经济进入下行周期时，官僚集团的膨胀速度反而会加快。所以，社会下行时，养官成本不仅不会减少，反而会增加。这种增加最终会拖垮经济，到了这一步，社会就可能进入下一个改朝换代的周期。
如果我们把朝代之初的战争视为统一战争，那么朝代中后期发生的战争则可以称为衰亡战争，它导致了社会的分裂和衰落。
但衰亡战争又是很难避免的。当社会发展到一定程度，民众情绪的积累必然失控，到这时，不是皇帝领导社会去打仗，而是社会自发地向战争方向前进。
战争既然无法避免，就来到了本书探讨的最主要问题：历次战争的胜利者是怎么胜利的？失败者为什么会失败？其中有什么秘密可言？
战争的地理逻辑
古代中国的战争最关键的因素是地理。
中国人对于战争的认知大都来自那句古话：“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只有地理是长久不变的：如果论山脉，从人类出现后就基本上没有变化；如果说水域，在几十年里也是相对固定的。
中国古代的任何一个军事战略家，首先都是一个精通地理的人。当刘邦进入咸阳时，萧何首先想到的是进入秦宫室将天下图籍搜走，就是为了了解地理关隘之所在，为后来的楚汉战争指明战略方向。诸葛亮的“隆中对”之所以著名，在于他率先将南方的地理纳入战略考量，制定了从南方反制北方甚至统一北方的战略。在他之前，人们普遍认为，只有从关中和中原出发才能得到天下。诸葛亮的策略虽然最后没有成功，却极大地丰富了南方战略。
本书所考察的，就是以地理为基础的军事战略，并试图总结其中规律性的因素。本系列的另外两本《财政密码》和《哲学密码》都能区分出明确的历史大循环，比如秦汉以来的财政大周期只有三次，而哲学大周期只有两次。但在军事上，战争的逻辑却并不能区分出如此明确的周期。
实际上，军事规律是随着人们地理视界的打开而变化的。秦汉时期的战略家在统一战争中很少考虑南方，因为当时的地理中心在北方，南方微不足道。到了三国时期，南方的长江成了战略重点。在秦汉时期，关中是全国最重要的地理要素，唐朝之后的关中地区虽然还很重要，却再也不是战略地理中心了。这是因为秦汉时期的中原和长江都还不够富裕，到了唐朝，东部的财富远超西部，王朝对于东部的地理也已经探索完毕。
不同时代的发展，决定了军事战略的演化。
中国古代的军事战略演化可以分为五个时代：关中时代、分裂时代（长江时代）、失衡时代（第二次关中时代）、中原时代以及元明清时代。
第一个时代即关中时代，包括从春秋战国到秦汉的近千年时间。这个时代的地理基础是以关中和中原两地为中心的，唯一的例外是占据了江淮地带的楚国以及刚刚进入统治者视野的四川。
除了关中之外的其他地区没有形成可以防御的封闭式结构，比如中原虽然足够富裕，却没有足够的天险以抵挡来自外界的攻击。只有关中是一个四塞之地，四面环山，有函谷关、武关、大散关、萧关四大关口保护，从其中任何一面进攻关中都是极其困难的。
即便在秦汉时期，仅仅靠关中仍然不足以与中原及江淮对抗。关中的优势在于，还有两个富裕的盆地成了其附属，那就是汉中盆地和四川盆地。一旦关中的政权同时掌握了汉中和四川，就拥有了足以与整个中原对抗的资源。同时由于关中、汉中、四川都地处上游，打击中原更加占有形胜。
秦国正是借着这个战略实施了统一。秦朝崩溃后，汉高祖又几乎按照同样的方式，利用关中、汉中和四川反攻中原成功。
但关中模式也有弱点，这个弱点随着时间的延续和江淮的经济发展变得越来越明显，那就是：关中、汉中和四川三地中的任何单独一个所拥有的资源都无法与中原抗衡，只有三者统一在一个政权之下才可以应对中原。东汉光武帝就利用这个弱点，趁关中、汉中、四川等地四分五裂时，以中原为基地反击关中得手。这次反击，也预示着关中优势已经成为过去。
关中时代虽然结束了，但人们探索关中地理战略所留下的经验，还会在以后的战争中屡屡使用。从这个意义上讲，任何一个时代的落幕都不意味着前人探索经验的失效，它只会以更高级的形式出现在新的战略框架之中。
第二个时代即分裂时代，是长江成为战略主角的时代。关中时代是围绕着黄河制定终极目标的，长江地区由于发展较晚，处于附属性地位。随着长江地区经济的发展，这里逐渐拥有了与北方抗衡的资本。特别是汉光武帝刘秀沿长江三峡进攻四川，将四川与湖北打通。在这之前，通往四川的主道是从关中出发的蜀道，这使得四川一直是关中的附属地；自从四川通过长江与湖北直联之后，四川逐渐加入南方阵营，与关中的关系疏远了。
分裂时代的开篇，是两个划时代的军事战略，分别是（东吴）张竑提出的江东战略与（蜀汉）诸葛亮的“隆中对”。两个战略的共同点是：长江不再是北方的附属，而是足以与北方对抗的基地。张竑指出江东地区的重要性，认为首先占领江东，再顺长江而上，将赣江谷地（江西）、湘江谷地（湖南）收入囊中，最后进攻荆州乃至四川，这些地区加起来足以和中原对抗。诸葛亮则认为，只要占据荆州和四川，就拥有了两条北上的道路。南北之间沟通的主要通道本来只有三条，占据了其中两条，就足以借助四川粮仓，向中原发动钳形攻势，甚至统一。
张竑和诸葛亮的战略虽然都没有完成统一，却是对长江流域最好的战略探索，为日后的战争增加了足够的深度。
东晋南北朝更是进一步对长江进行探索，特别是中下游区域探索出了“建康（现江苏南京）—荆州”轴心，这两个超级城市成了南方军事和政治的中心。一个轴心、两个重点区域（南京和荆州）、三个湖（洞庭湖、鄱阳湖、巢湖）、四条江（长江、汉江、湘江、赣江）、五座城市（镇江、马鞍山、九江、岳阳、武汉），构成了南方的军事战略基础。
此时，南方虽然足以称霸，却很难统一全国。这和南方战略纵深不足有关。北方由于有太行山和山西高地，构成了足够的纵深，使得南方对北方的攻击不可能毕其功于一役，必然在某一个点被迫停滞。而北方对南方的进攻，却只要攻克长江就行，再往南的地方缺乏足够的纵深空间和富庶的粮仓，构不成对北方的有效抵抗。
南方的这种缺陷，导致它可以丰富军事战略，却很难颠覆北方的优势。于是，北方借助地理优势最终统一了南方，结束分裂时代。
第三个时代即失衡时代，战略重心又回到了北方的关中地区，但这时的关中已不足以支撑整个庞大国家的战略，于是唐朝的战略一直处于失衡状态。
由于关中不够富裕，为了保卫和养活关中，唐朝花费了大量的财富，却仍然无法解决失衡问题。加之无法解决养兵难题，唐朝皇帝发明了节度使这种制度，却将国家送上了不归路。
安史之乱中，叛军由于战略错误并没有占上风。这时山西的作用突显出来。唐朝就是从山西太原起家统一全国的，安史之乱中又是唐军守住山西，并防住了襄阳、商丘一线，使得安禄山的军队被压缩在华北平原一个倒L形区域。这个区域由于缺乏制高点，安禄山如同风箱中的老鼠一般四处挨打。如果唐王朝完全采取李泌的“关门打狗”战略（详见本书第十二章），安史之乱将更快被平定且后遗症较少。可惜的是，唐朝没有采取这种战略，虽然平定了叛乱，却造成了藩镇割据的局面。
失衡时代，另一个战略浮出水面，成了后世的反叛者们经常使用且屡屡奏效的战略，这就是黄巢的游击战和运动战。当一个国家处于不稳定状态时，起事者最好的方式不是建立基地，而是以运动的形式进行征战，击打最虚弱的地方，直到引起中央的财政和行政崩塌，甚至将其灭亡。黄巢作为中国古代历史上最能远征的人，给后来的李自成等提供了范本。
失衡时代表明长安再也无力主导全国的战略发展，于是中国古代军事战略史进入第四个阶段：中原时代。这个时代以北宋为代表，甚至可以延续到明清时期。
中原时代的关键是在中原地区找到一个足够富裕又拥有战略优势的中心。不幸的是，宋太祖赵匡胤虽然看上了洛阳，却由于过早去世，让开封成了北宋国都。这个失误造成了宋朝指挥中心处于无法防守的大平原上，加上燕云十六州的丢失，游牧民族可以长驱直下，直捣龙庭。北宋的战略失误到了明朝被弥补，明成祖将国都选在最具有防守优势的北京。
在中原时代继续的同时，另一个时代也到来了，那就是从元朝到清朝的时代。中原、长江已经合为一体，皇帝要做的是将边缘地带一一整合进入中央王朝。
本书将叙述中国古代历史上军事战略的详细演化过程，探讨每一个时代的军事关键点，寻找那些成功者和失败者的秘密。
本书与传统的军事史书有以下两大区别。
第一，本书既不探讨三十六计，也不强调民心可用，而是从技术化的角度出发，聚焦最不易变的地理因素，旁及其他，来叙述两千年的军事战略演化史。这样做，是想让读者在读历史时不光是看热闹，而是知道每一场战争背后的逻辑所在。
第二，阅读本书，实际上是理解中国地理的一个过程，从关中出发，直到新疆、西藏。随着阅读的深入，读者会更加理解中国大地上发生的一幕幕悲喜剧，并在谈论现状时也更能理解其演化和逻辑所在。
楔子
复旦大学历史系温海清教授在2016年的一篇文章《再论蒙古进征大理国之缘起及蒙哥与忽必烈间的争斗问题》中，借助伊朗的《史集》推断出忽必烈这次行动并非全程主动谋划，而是迫于蒙哥汗的压力而攻大理。但即使如此，客观上这仍是一次惊人的军事行动。
蒙古攻宋：中国古代最大规模的协同作战
为了进攻南宋国都临安（现浙江杭州），蒙古人选择现在甘肃境内的达拉沟作为出兵起点，以云南大理为中间点，实现了上万里的大迂回，这在世界战争史上都是最有想象力的进攻之一。
宋元时期，沟通南北的主要通道有三条，分别是长安（汉中）四川道、南襄隘道以及淮河平原交通网。北方进攻南方，通常选择上述三条道路中的一条或者几条。
蒙古人在传统的三条道路上都遭到南宋军队的顽强抵抗，从机动战变成攻坚战。他们必须重新掌握机动性，才有可能击败南宋。
蒙古人重新获取机动性的方法，是首先进攻云南，再以云南为基地，从南方包抄打击重庆与湖北地区，形成大迂回。
为了进攻云南，蒙古人在西部开辟了几条前无古人的进军通道，完成了这个上万里的大迂回。
得到云南后，蒙古人在数千里的战线上组织了一次规模巨大的协同作战，却由于一个人的死亡而功败垂成。
甘肃与四川交界的一个小山沟，成了中国古代历史上一场伟大奇袭的起点。
达拉沟位于白龙江的上游地区。现代人想从内陆去往这个偏僻的山沟，必须从西安出发，跨越巨大的陇山山脉，去往三百五十公里外的甘肃天水，再从天水向南，到达二百三十公里外的陇南市。从天水到陇南同样要翻越好几座山谷，才能进入迭山山脉以南的一个河谷盆地，陇南就坐落在这个小盆地上。这里看上去相当偏僻，除了市区，四处都是高山大壑，在古代已经属于极偏远的地区。但陇南仍然不是故事的起点。
陇南所在的河谷叫白龙江谷地，是由白龙江冲刷而成的。从陇南开始，白龙江继续向东南方奔流几百公里，汇入嘉陵江。而要想到达本书提到的现场，不是沿河向下，而是向着河流上游方向再西行两百多公里。
这两百多公里都是沿着白龙江所在的峡谷前行，谷地极端狭窄，最宽处只有几百米。在峡谷的南北两岸，是两列高耸入云的山脉。这两列山脉近在咫尺却截然不同，南侧是著名的岷山山脉，北侧是迭山山脉。
在河谷靠近迭山山脉的一侧，有一座小城叫舟曲。在舟曲附近，河谷越发狭窄，由于山太高，这里是滑坡、落石、泥石流的高发地带。
从舟曲继续向前，到达迭部县。在这里，白龙江已经缩成了一条季节性的小水沟，抬头可以望见岷山山脉巨大的雪峰，已经是河流的极上游，再往西走，地势突然变平坦，由此进入青藏高原的边缘地带。从陇南到迭部虽然只有两百多公里，却路途艰难，开车往往需要一整天时间。
从迭部县城出发，向东走三十公里，从白龙江的北岸过到南岸，就会看到一条湍急的小河（也是白龙江的主要支流）在岷山山脉上劈开了一座山谷。顺着小河走到山谷的尽头，形成了一片山间小盆地。这个小盆地才是达拉沟的所在。
见《元史·世祖本纪一》。 达拉沟如此偏僻，但在南宋宝祐元年（公元1253年），这里却驻扎着一支远征的大军，在如今荒芜的树下和草甸中，曾经人声鼎沸、马嘶刀鸣。当时，达拉沟还不叫现在的名字，而是被称为“忒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