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章涉及的时间范围是公元前133—公元169年。
汉王朝的塞上曲
燕然山铭的发现，确定了汉朝军队到达的最北区域已经进入蒙古国境内。
汉匈战争中，由于各自王庭设置地的不同，汉军的打击往往落在西部，而匈奴的打击大部分在东部。
在战争中，大量的非战斗人员会死于非命，这与此前只杀军人的战争形成对比。
卫青第一次大捷歼敌五千，获得了三千八百户的封赏，可谓“昂贵的战争”。
汉武帝发动的战争对国家最大的破坏，是让汉朝失去了健康的财政，不得不制定一系列影响后世的国家政策，导致经济的凋敝。
消耗战几乎同时拖垮了汉朝与匈奴，使得汉朝社会出现了极大的萧条，也造成了匈奴社会的崩溃。
我游历蒙古国时，曾经在西部的乌瑞格湖和科布多河畔见到大量的石堆墓葬。回国后，又在新疆青河县的三道海子见到了世界上最大的游牧石堆墓，这座大墓高近二十米，直径近百米，如同一座小山的规模。
墓葬由中间的一个石堆加上周围的石圈构成。从石堆到石圈之间，还有若干辐条结构，最多的大概有七条。石堆的大小、辐条的多寡，可能反映了墓主的社会地位。
在墓葬前，有时还会发现竖立的石鹿或者石人，石人带着刀剑，留着胡子。
这些墓葬并不来自单一的时代，在数千年的时间里，草原上的各民族都有建立石堆墓的习俗。早期墓葬中甚至有印欧血统的墓主，而更多的墓主则属于东北亚血统。
许多墓葬的年代可以追溯到两千多年前的战国、秦汉时期，墓主很有可能就是当年的匈奴人。
秦朝对北方的少数民族采取闭关政策，筑起长城，试图将匈奴人隔离。汉朝则采取了另一种政策——主动出击。
汉朝两次出击最远的战役，分别是霍去病到达狼居胥山和窦宪到达燕然山。自古及今，人们一直在争论这两座山到底在哪里。
最流行的说法是，狼居胥山就是蒙古国东部的肯特山。肯特山在蒙古国首都乌兰巴托东面，它不是一座山，而是一组山丛，它并不高大。肯特山现在之所以出名，是因为蒙古人的领袖人物成吉思汗就出自这里。
燕然山可能是杭爱山。杭爱山位于蒙古国的中部，呈南北走向。在杭爱山以东，就是一个硕大的盆地，盆地之中是蒙古人最著名的都城哈拉和林遗址，也是唐朝突厥人建立的都城所在。当年匈奴人的都城早就不见了踪迹，但也可能就在附近。
不是所有人都同意这样的观点，针对狼居胥山和燕然山的另一种说法是：霍去病和窦宪并没有到过现蒙古国境内，这两座山可能都位于中国内蒙古地区，或许就是阴山和贺兰山。这种说法的依据，是认为汉朝还不具备穿越大漠的条件。
在蒙古国和内蒙古之间有一个庞大的戈壁，称为大漠。这座戈壁几乎是人类的禁区，只有游牧民族才能根据沙漠生物的蛛丝马迹穿行而过；对于汉朝军队来说，能否穿过广阔的无人区，的确是存在疑问的。
这个疑问随着现代考古的进行，终于画上了句号。2017年，考古学家发现了燕然山在蒙古国境内的最直接证据。当年窦宪到达燕然山后，随行者中有《汉书》的作者班固。班固写了《燕然山铭》刻在燕然山的山体之上。考古学家发现了这篇铭文，汉朝人到达过蒙古国成为定论。
准确地说，燕然山不是杭爱山的主脉，而是在杭爱山脉东南方的一条余脉上，距离主脉有上百公里。这条山脉位于中戈壁省的西南方，处于戈壁之中，并不高大。
燕然山在大漠的北边缘，不属于蒙古草原最肥沃的地带。也正因如此，汉朝对于蒙古高原的记忆充满了沙子和石头。
汉与匈奴的战争，给社会带来了巨大的负担。但作为战争本身，它却又是一次发现地理的冒险之旅，让人们可以借助战争的开拓作用，将北方广大的地域收进中原的记忆与地理认知之中。
北方长战线
汉与匈奴的战争，是中国古代战争史上最长的战线之一，东线在辽西一带，西线到达新疆西部。这条战线如此漫长，是因为南北的两大文明都达到了一次巅峰。北方的游牧民族统一在匈奴之下，而南方的大汉王朝经过几十年的休养生息，也处于经济高峰。
在这漫长的战线上有若干个战略要地，成为汉朝控制全局的关键。
在这些战略要地中，最突出的是由黄河组成的特殊地形。在北部，黄河从甘肃北上，拐了个“几”字形的大弯，流经甘肃、宁夏、内蒙古、陕西、山西诸地。这个“几”字形大弯容纳了东西近四百公里、南北六百多公里的广大区域。这个区域包含了农耕与游牧民族的分界线，在南部仍可农耕，随后是连绵的山脉，最后过渡到荒滩和草原。秦朝在巅峰时期曾经把整个河套地区纳入版图。到了汉初，位于陕西榆林和延安以外（以北和以西）的河套地区已不再为汉人所有，成了游牧民族的天堂。
这里也是游牧民族向关中地区发动进攻的大本营。只要占据了河套，眼前就摆着两条路可以直趋关中：一条顺着黄河南下，在如今的宁夏中卫，顺黄河支流清水河而上，进入固原盆地，再走经过萧关的回中道进入关中；另一条是从延安翻越北山的道路，秦始皇利用这条路修筑了秦直道，从黄河北岸的包头直达长安。
从河套再往北，就是著名的阴山山脉。秦始皇为了保护直道，在阴山山麓建筑了秦长城。
阴山是游牧民族的家园，在南部有着广大的草场，北部则相对荒凉，并逐渐过渡到戈壁地貌。如今中国和蒙古国的交界是大戈壁，戈壁以北叫漠北，以南叫漠南。班固描写的燕然山就在漠北的南沿地带，没有深入蒙古草原。
从河套往西，在黄河西岸，就是著名的贺兰山。这座山现在以岩画和西夏王陵闻名于世，在两千年前曾经是汉匈争夺的重要地区。
贺兰山以西，越过沙漠，就进入河西走廊的范围。河西走廊是汉朝入西域的必经之路，也是匈奴东西交通的要道。
从河套往东，则进入山西北部的山地，这里分布着一系列的碎山和小平原。在战国时期，这里是代地（中心在现河北蔚县）的一部分。代地曾属于赵国，楚汉相争时期单独成国。继续往东翻越五台山和太行山，就进入燕、赵的领地。
在这些高山大川之间，汉朝继承和修建了若干个城市，以满足对于北方的防御，最著名的是平城（现山西大同）和马邑（现山西朔州）。
汉初，韩信勾结匈奴造反。汉高祖在平定韩信之后，顺便想试一试匈奴的战斗力，却被匈奴大军围困于白登山，差点做了俘虏。白登山就在当时的平城。
平城西面是雁门，雁门西面则有定襄，以及黄河河套东北角的云中。在黄河河套的西北角内外分别有五原和朔方，后者是汉武帝时期新筑的城市。
在平城以东，五台山脚下有代城（现河北蔚县境内），继续往东，在如今的北京附近，有上谷和渔阳。
而在河西走廊地区，汉武帝修筑了四郡，分别是武威、张掖、酒泉和敦煌，构成了著名的“河西四郡”。
四郡之间建了大量的长城和烽燧，以保证彼此之间的联系。卫青、霍去病等人伐匈奴的出发地也大都在这些地方。
另外，双方的都城所在也影响了各自的战略。汉朝的国都在长安，距离河套地区、固原、天水、河西走廊等地较近。因此，汉朝的军事出发点首先是进攻这些地方，以保证国都的安全。
而匈奴的王庭包括两个部分：在漠北（现蒙古国境内）的王庭，汉军很难到达；在漠南也设了王庭，位于现内蒙古乌兰察布，距离山西、河北、北京都不算遥远。
王庭东面的广大区域，从王庭直到辽宁境内，是左贤王的居所；西面广大区域，从王庭直到新疆，是右贤王的居所。
汉军的打击常常落在右贤王的辖区，所以右贤王的损失总是更显惨重。而匈奴人的打击则更加倾向于东面，给汉军的渔阳、代、上谷造成了持续的压力。
一将功成万骨枯
战线虽然漫长，但汉匈战争的规模也许并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大。卫青、霍去病杀敌成千上万，其中可能包含大量非战的平民。
在中原的战争中，双方在战场上决一胜负，失败一方的士兵或投降或被斩首，至于妇孺以及非参战人员并不受影响。
即便是最残酷的秦赵战争中，白起坑杀的也是赵国士兵。汉朝之后杀俘行为也少了。
在汉匈战争中非战斗人员被杀主要有两个原因：第一，双方在战争中都不把对方当作平等的人；第二，皇帝按照人头进行封赏。
另外，早期的游牧民族也很难区分战斗人员与非战斗人员。他们逐水草而居，男人骑马放牧，女人照顾家庭。即便男人也只是生活在草原上，并非纯粹的战士。如果首领召集出征，男人们就骑马上阵，进行掠夺或者格杀，战斗完毕后各自归家，仍然是平民。如果敌人来了，所有的男人也都上马保卫家庭，妇孺则躲起来，避免被屠戮。如果男人失败，妇孺要么被掳走，要么被杀死，所有牲口都归属战胜者。如果将妇孺留在原地，孩子长大后势必会复仇。
见《汉书·爰盎晁错传》：“陛下幸忧边境，遣将吏发卒以治塞，甚大惠也。然令远方之卒守塞，一岁而更，不知胡人之能，不如选常居者，家室田作，且以备之。” 在匈奴攻打汉朝边疆时，也采用了类似模式。汉文帝采纳晁错的建议，大量地向边关迁徙人口，希望他们在边关生活，生产粮食，代替远程的屯戍。 这个建议把平民推向与匈奴交界的前线，时不时地发生冲突。随着冲突的激化，匈奴发动战争，其目的是将汉人赶离土地，恢复草场。
汉文帝时期匈奴的进攻以掠夺为主，一直持续到汉武帝初年。以汉武帝元朔元年（公元前128年）的情况为例，匈奴组织两万骑进入辽西地区掠夺，抓走边民两千多人，又在雁门郡杀掠千余人。这些死亡和被俘的人中，既有士兵，又有平民。
汉军的出击也采取了类似模式。我们以汉武帝元朔二年（公元前127年）汉军针对匈奴的第一次真正意义的大捷为例。匈奴的两个部落生活在原来秦的疆域之内，却在当时汉的疆域之外，这片地方在现宁夏黄河河套以内。两个部落的名字分别叫楼烦和白羊。
作为部落的居所，这里必定是牛羊成群，妇孺穿梭其间，男人骑马放牧。卫青率军攻入该地，共杀戮五千余人，剩下的部落民众跟随着首领逃走，上百万头牛羊成了汉军的猎获品。因为这次战役，卫青被封为长平侯，赏赐给他的食邑达到三千八百户。
老将之死与新星联欢
元光二年（公元前133年）六月，汉武帝决定不再对匈奴采取和平政策，而是通过战争解决问题。在这之前，汉文帝和汉景帝更愿意采取和平方式，但随着汉朝的国力增强，鹰派已经占据了上风。
见《史记·韩长孺列传》。 汉朝派遣三十万军队（也有说二十多万 ）兵分五路，试图在马邑附近伏击敌人；同时派人诈降，将匈奴十万大军引入马邑伏击圈。匈奴在进军途中看穿了汉朝的计谋，主动撤退。兴师动众却徒劳无功，汉武帝为给自己留个面子，将献计的大行令王恢杀掉。
见本书作者的另一部作品《财政密码》。 马邑的这场军事行动是非常重要的标志——双方从此不再把和平当作选项，开始了连年的战争。战争还破坏了汉初稳健的财政，迫使汉武帝建立起一套特殊的、依靠官营产业和金融垄断来筹钱的财政体系。
元光六年（公元前129年），汉武帝派出四路大军，分别从上谷、代郡、雁门和云中出发，北上袭击匈奴。其中几路或者吃了败仗，或者徒劳无功，只有卫青获得了斩首七百人的小功。
号称“飞将军”的李广此时已经成名三十多年，曾令匈奴闻风丧胆。不幸的是，在这次袭击中，李广碰上了匈奴的大部队，不仅全军覆没，本人也被俘，侥幸才得以逃脱。这场战役却是卫青成名之始，第一次带兵就获得小胜。随着汉匈战争的发展，卫青官封大将军，又有三子封侯，父子的封户加起来达到一万五千七百户。而李广死时甚至连个五百户的小侯都没有得到。
匈奴开始反击，从王庭和左贤王部出发，向汉朝疆域的右翼（东方）进攻。元朔元年（公元前128年），匈奴兵分数路，骚扰汉疆域东北角的辽西郡，其中一路杀掉辽西太守，俘虏两千人，又击败渔阳的千余人，围攻镇守渔阳的韩安国。另一路匈奴军进攻山西北方的雁门郡，杀了千余人。汉军派出卫青和李息，分别解救雁门和渔阳。这次卫青又得小胜，斩首数千。
让卫青声名鹊起的，是对楼烦和白羊部落的讨伐。卫青将两部落从河套赶走，将他们的牛羊全部虏获。这一次可以算作汉军对匈奴的第一场大胜。这次战役也确定了汉军的出战模式：当匈奴以主力攻击东方时，汉军派出主力从西方出发，向匈奴的各个部落发动进攻，除斩杀之外，也以驱逐为目的，将匈奴赶往北方更加荒芜的土地。
随后两年，匈奴反攻，除进攻刚刚丢失的河套地区之外，其主要兵力集中于战线的中部，在代郡、雁门、定襄之间造成汉军伤亡。
元朔五年（公元前124年），汉军进兵，重点仍然放在右贤王所在的西部。这次，车骑将军卫青率领三万骑兵，出阴山的高阙塞，进入漠南。此外，卫青还联合其他六位将军一并出击：卫尉苏建为游击将军、左内史李沮为强弩将军、太仆公孙贺为骑将军、代相李蔡为轻车将军从朔方出发；大行李息、岸头侯张次公为将军，出右北平，在东方作为牵制。
在此之前，汉军从来没有过如此深入的北方作战。卫青的冒险换来了回报。当汉军到达匈奴人的放牧地时，匈奴的右贤王根本没有防备。汉兵开始攻击，右贤王仓促之间带着一个爱妾和数百个亲信骑马逃走。其余的男女老幼和牲口悉数被卫青俘获，共一万五千余人，牲畜数十万。
此役之后，卫青成为汉王朝最著名的军人，得到大量封赏，官拜大将军，位于所有将军之上。
在削弱了匈奴的右贤王（右翼）之后，第二年汉军将目标转向匈奴的核心——单于的本部。
元朔六年（公元前123年），大将军卫青率领中将军公孙敖、左将军公孙贺、前将军赵信、右将军苏建、后将军李广、强弩将军李沮从定襄出发，向匈奴王庭发动攻击。汉军碰上了匈奴单于的大部队，双方交战，汉军斩首数千人后撤退回到定襄。
卫青不满意这一仗的结果，一个月后再次率军出发，遭到匈奴大部队的围攻。右将军苏建在所部被围歼后只身逃脱；前将军赵信原本是匈奴人，损耗殆尽时率领最后的八百人投降，成为此后匈奴最重要的智囊之一。
汉军第二次出击斩首敌人上万，但己方的损失也很大。最终证明，当面对匈奴的精锐部队时，汉军并没有太大的优势可言。
这次战役最大的收获，是汉武帝找到了第二员大将——骠骑将军霍去病。这位年轻的将领当时只有十八岁，他率领八百骑兵斩杀敌人两千余人。汉武帝随即提拔霍去病，使之在随后的战争中成了主角。
元狩二年（公元前121年），由于攻击匈奴中部单于难度太大，汉军把精力转回到西部的右贤王处。这次的目标是打通西域通道，右贤王所在的区域包括著名的河西走廊，在汉朝，这是通往西域的唯一一条路。建元二年（公元前139年），汉武帝派张骞出使西域，想联合大月氏一同抗击匈奴，张骞却在河西走廊被匈奴人抓获，十三年后方才归汉。想联合西域对抗匈奴，打通河西走廊、确保联络线的安全是必需的前提条件。
霍去病接连发动了两场战争，第一场在春天，第二场在夏天。
春之战中，霍去病从长安出发，扫荡如今的天水一带，再从陇西（现甘肃临洮县境内）北上，过焉支山（现甘肃山丹县东），一路斩杀，斩首八千人，其中包括折兰、卢胡两个匈奴部落的首领，并活捉了匈奴浑邪王的儿子、相国等人。第一场战争以擒贼先擒王为目的，机动性强。
夏天，霍去病再次出击，彻底打通了河西走廊，将河西走廊地区的匈奴人驱离，斩首三万余人，两千五百人投降，五个部落首领被擒。这次战争还导致了匈奴的分裂，浑邪王率领十万人投降汉朝，被安置在河西走廊地区。汉武帝设立了武威郡和酒泉郡，以保护河西走廊的安全，之后又设立了张掖郡和敦煌郡，这就是著名的河西四郡。
河西走廊的打通，是汉武帝伐匈奴最大的成就。这条通道的畅通，令汉朝与西域有了稳定的联系，造就了丝绸之路的第一次繁荣。
得到河西走廊、击溃匈奴的右翼之后，汉武帝决定对匈奴发动一次总攻，同时攻击其中央军（单于本部）和左翼（左贤王部）。这次总攻由卫青和霍去病联合指挥，其中卫青率领人马攻击左贤王，霍去病率领精锐部队攻击单于本部。
元狩四年（公元前119年），两支大军集结完毕。按照计划，霍去病将率领六位将军（加上两名匈奴降将）从定襄出发北上直接攻打单于王庭，而卫青率领六位将军从代郡出发攻击左贤王。然而在出发前情报出错，以为单于在左翼，两位将军于是交换了目标，改由霍去病出代郡，卫青出定襄。
这次交换，使得卫青率领的非主力部队遇上了单于的主力部队，与单于搏杀多日，深入漠北，最后斩杀上万人，烧掉了匈奴的辎重，却无力消灭匈奴单于。霍去病率领主力部队，斩杀左贤王部七万多人，基本上击溃了左贤王的部属。
这次战争，也代表着老将军的谢幕与新将军的巅峰时刻。当霍去病再次受到皇帝封赏时，李广黯然谢幕，这位在战场厮杀了几十年的老将，本是卫青麾下的前将军，却由于迷路没有赶上战争。
卫青责问李广时，李广承担了所有的罪责。他决定不面对皇帝的审判官，引刀自刭。他死时，手下部卒全部痛哭，百姓中认识和不认识他的、老的少的也都跟着流泪。
李广不知道的是，他所参与的其实是汉武帝最后一次大的胜仗。汉朝的军事力量已经在汉武帝的挥霍后耗空了，无力再组织如此大规模的征伐。
战争的财政陷阱
在世界上，大规模的战争往往不是在战场上决出胜负，而是看谁经得起战争对财政的蚕食。
到最后，必定有一方被消耗战拖垮，或者没有了可以上战场的年轻人，或者出不起战争的费用，引起社会的总坍塌。
本节数据来源分析参见本书作者的《财政密码》。 汉匈战争变成了漫长的消耗战，对参战双方都造成极大的损失。 对匈奴而言，最大的资源是人，当部族被一次次攻击、年轻人遭到屠杀时，人口稀少的匈奴人已经无法守住如此广阔的地盘，开始收缩了。单于从漠南退到漠北，整个民族开始向西方移动。左贤王退出东部的北京、辽西一带，来到云中郡北方，也就是现内蒙古和陕西一带；而右贤王失去了河西走廊，进入新疆北部。
除了人力，匈奴还失去了大量的牛羊和粮食储备。没有了后勤支援，战争就无法进行。
对汉朝而言，这些战争的代价同样是巨大的。人不是问题，霍去病两次出击匈奴，人员损失比例都高达三成，但朝廷仍可找到源源不断的士兵。出乎意料的是，汉朝最先被消耗光的资源竟然是马。在卫青、霍去病发动的最后一场攻势中，汉军一共使用十四万匹马，存活的不足三万匹。如此巨大的消耗让汉武帝凑不足马匹发动下一次战役。
除了马匹，汉武帝的国库也变得空空如也。作为汉朝最喜欢打仗的皇帝，除了征战匈奴，汉武帝还发动了针对朝鲜、南越（以广州为中心，涵盖了广东大部以及广西，乃至越南的一部分）、西南夷的战争，也消耗了大量资源。
由于前几位皇帝都采取了和平与休养生息的政策，汉武帝继位之初，政府的财政非常宽裕，据《史记·平准书》记载，“京师之钱累巨万，贯朽而不可校；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至腐败不可食”。仓库内堆满粮食和钱币，甚至串钱的绳子断了，钱滚得到处都是，无法详细统计。社会上马匹充足，人们羞于骑母马赴宴。
这样巨大的财富竟然禁不起几场战争的消耗。
实际上，汉朝的财政在元朔六年（公元前128年）之战后就变得非常困难。原本丰盈的国库消耗殆尽，大司农拿不出钱来给皇帝打仗。
这两场战役造成汉军十余万兵马的损失。而为了安抚活着的士兵，汉政府又拿出二十余万斤黄金进行赏赐，约合二十亿钱，仅仅战争的赏赐就达到中央官吏俸禄的几十倍。被俘的数万名匈奴人也受到优待，吃饭穿衣都由汉政府供给。此外还有正常的战争物资、粮食消耗等。
为了应对这巨大的开支，除了花光积蓄，汉武帝只好下诏卖爵——可以获得三十余万斤黄金的收入。买爵的人可以免除一定的人头税，还可以做吏，甚至当官。此举破坏了汉朝官僚系统。
元狩二年（公元前121年）之战，朝廷的财政消耗是上百亿。这个数据甚至超出了前几次战争的总和，是朝廷一年正常财政收入的数倍。
元狩四年（公元前119年）之战，战死的马匹又高达十多万匹，而为了奖赏出生入死的战士，皇帝拿出的赏赐高达黄金五十万斤（折合五十亿钱），超过了政府一年的正规财政收入。
到此时，汉武帝已经无力再应对下一场战争了，于是汉匈战争虎头蛇尾，突然间进入低潮期。但它的后遗症却一直在：汉武帝为了应对财政问题，不得不建立一系列的国家垄断机构，从自然资源、金融等各个方面从民间获得收入。这一系列举措最终造成汉朝经济鼎盛期的结束。
汉匈战争的尾声
整体而言，汉匈战争是一场悲剧。两个正在崛起的民族，随着各自变得更加富裕、强大而冲突不断，最终变成大规模的连年战争，两败俱伤。匈奴进入衰落期，而汉朝也过了鼎盛期。
汉武帝后期，经过近十年的休养生息后，恢复了对匈奴的部分对抗，但再也没有赢得巨大的胜利。太初二年（公元前103年），由于匈奴内部的分歧，左大将军企图与汉朝联合反对年幼的单于，汉武帝派遣浚稽将军赵破奴率领两万骑兵前往接应，却由于左大将军的计谋泄露，汉军被匈奴单于围困全歼。这是汉匈之战中汉朝的一次大败。
天汉二年（公元前99年），汉武帝遣三路大军攻打匈奴。在三军之外，李陵率领五千名步兵深入蒙古境内，与匈奴接战，战败投降，其麾下只逃回四百人。贰师将军（得名于著名的贰师城，也就是现吉尔吉斯斯坦奥什城）李广利进军天山大胜，却在回师途中遭遇惨败。
征和三年（公元前90年），贰师将军李广利率领七万大军进攻匈奴，战败投降。
见《汉书·西域传》。 经过几次惨败后，汉武帝晚年回顾自己的政策，终于认识到“当今务在禁苛暴，止擅赋，力本农，修马复令，以补缺，毋乏武备而已”
此后，汉武帝再也没有主动向匈奴发起过战争。真正决定西汉胜利的，是匈奴的衰落而不是汉军的胜利。
汉宣帝时期进行过一次失败的远征。又过了十几年，匈奴内部分裂越来越严重，最多时曾经五个单于并立。最后，呼韩邪单于投靠汉朝，郅支单于逃往西部被陈汤所杀。西汉与匈奴的战争终告结束。
东汉时期，匈奴有了一定程度的恢复，但在窦固、窦宪的两次打击下彻底衰落。匈奴的灭亡并没有给汉朝带来太大的利益，因为灭亡了匈奴，还有其他的少数民族。东汉时期，甘肃境内的羌乱成了国家财政的大包袱。
汉安帝永初元年（公元107年），羌族反叛，战争断断续续地进行了六十年，直到汉灵帝建宁二年（公元169年）破羌将军段颎平定东羌，汉羌战争才暂时告一段落。在这一个甲子的悲剧中，汉军屡次出兵，遭遇了五次全军溃灭。
见《后汉书·西羌传》：“自羌叛十余年间，兵连师老，不暂宁息。军旅之费，转运委输，用二百四十余亿，府帑空竭。”见《晋书·食货志》：“迨建宁永和之初，西羌反叛，二十余年兵连师老，军旅之费三百二十余亿，府帑空虚，延及内郡。” 汉安帝永初年间陇右羌乱持续了十二年，朝廷直接的军事花费就达两百四十余亿钱。 从汉顺帝永和元年（公元136年）烧当羌反叛到建宁二年（公元169年）东羌反叛结束，战争费用更是高达三百二十亿钱。
上述反叛造成了政府的财政崩溃，并最终导致东汉灭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