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章涉及的时间范围是公元234—280年。
西晋：北方反击战
三国时期最被低估的军事家是邓艾。邓艾的奇袭不仅灭亡了蜀国，也为后来人们进攻蜀地指出了一条道路，使得人们可以绕过狭窄的金牛道，从西部直捣成都。
在灭蜀战争之前的二十年，邓艾就要求魏国必须为十万大军准备至少五年的粮草才可以言战。邓艾选择的军粮基地在寿春一带。粮草的充足，为后来魏、晋先后灭蜀、灭吴奠定了物质基础。
魏国兵分五路，进军汉中。围困了蜀国在汉中最重要的两个城池，并迫降通往蜀道的门户阳安关。但随着蜀军在汉寿（剑门）的加强防守，魏军无法进入四川盆地。如果没有邓艾，伐蜀将以失败告终。
邓艾发现，桥头（白龙江与白水江交汇处，后世在此筑“玉垒关”）与四川盆地只隔了一座摩天岭，只要寻找伐木的小路翻越摩天岭，就可以绕过汉寿，直插四川盆地，奇袭成都，逼迫蜀汉投降。他的发现是灭亡蜀汉的最关键因素。
从邓艾以后，四川不再是天险；随着大量西部道路的发现，北方政权可以更加方便地进军四川。
四川丧失独立地位后，成了南北对峙的胜负手。如果北方政权占领四川，就可以借助上游优势打击位于下游的江东；如果南方政权占据四川，就足以与北方抗衡。
西晋灭吴是一次充分利用了地域宽度的大规模协同作战，为后来的南北对峙战争指明了方向。
总结曹操赤壁之战的教训，西晋认定如果把兵力集中在一点，双方展开对决，就容易放大北方军队不习水战的劣势。必须采取多线路协同作战，才能避免劣势，并放大自己的人数优势。
西晋伐吴的军事战略可以被总结为“五纵一横”，即利用南下建业的五条南北道路，同时向南进军，对吴军形成压倒性攻势，再利用在四川境内囤积多年的水军舰船，沿长江直下，分别经过这五路大军的防区，直达建业。
六路大军中，达到奇袭效果的是第六路，沿长江的横向进攻。龙骧将军王濬、广武将军唐彬率领巴蜀的水军浮江而下，先后经过纵向五路的战区直捣建业，完成灭吴。
东晋以后，北方对南方战略的基本模式是：充分利用地图的宽度，将南方的四川、两湖、赣江谷地、江东四大单元逐个剥离，再兵分数路集中于江东。这个战法至今有效。
蜀汉兴元元年、曹魏景元四年（公元263年），魏国在司马昭的组织下对远在四川的蜀汉发动大规模的远征。
在远征中担任主力的是镇西将军钟会，他率领十二万大军从长安出发，进攻汉中。此时蜀国已经在庸君和宦官的共同作用下变得无比衰落，却仍有一人让钟会担心，他就是蜀国大将姜维。
不过姜维并不在成都，为了躲避宦官之祸，他率领军队屯驻在偏远的沓中。沓中的位置与千年后蒙古人进攻云南的起点达拉沟很接近，也是位于四川、甘肃交界地带，在白龙江的上游。
这里距离成都和汉中都很遥远，很难对魏军构成威胁。但姜维是一位经验丰富的将军，曾经率领人马七次与魏军征战，是司马昭最忌惮的蜀国将领。为了防止姜维千里跃进驰援汉中，司马昭下令在陇右地区的征西将军邓艾出兵主动进攻姜维，将他拖在陇右地区，不要阻挡钟会的大部队。
邓艾并不同意司马昭的计划。他认为，要想征服一个国家，必须等这个国家内部出现反叛。蜀国虽然弱小，却并没有出现内部纠纷，征服这样的国家得不偿失。
不过，作为军人，他忠实地执行司马昭的命令。
这一年九月，邓艾兵分三路：一支从狄道（现甘肃临洮）南下，进攻沓中的东部；再有一支军队从洮阳（现甘肃临潭）出发，直接打击沓中的北部；而另一支军队绕道西面的高原地带，从沓中的西面进军。这三路大军形成包围之势，指望将姜维围困擒获。
邓艾正要进攻时，钟会出兵汉中的消息也传到了蜀国。姜维恍然大悟，连忙率军向东方撤退，前往汉中。邓艾在后面紧追不舍，不断地袭击姜维。
姜维虽然战败，却乘机逃走了。邓艾拖延姜维的计划失败。
姜维没有想到的是，魏国为他准备了双保险。司马昭担心仅仅靠邓艾无法拖住他，又暗地里派遣雍州刺史诸葛绪率领三万人马在武街（现甘肃武都境内）和桥头等待姜维。
在三国时期，沓中所在的甘肃南部是一片荒芜之地。要想去往沓中，必须从金牛道上的汉寿（现四川昭化）进入嘉陵江的支流白龙江。
在白龙江谷地的南北两侧，分别是迭山和岷山两大山脉，逼仄的峡谷如同一条地缝，将进攻者和守卫者都局限在这一脉的地盘上。而这条路上最重要的两个地点，一个是位于现在武都的武街，另一个是位于白龙江和其支流白水江上的一座桥，这里因桥得名“桥头”。
白水江在白龙江以南，经过阴平（现甘肃文县），在桥头汇入白龙江。白龙江则先经过武街，再到达桥头。
阴平也有一条小道直达沓中，叫阴平道。从沓中去往桥头既可以走白龙江道，也可以走阴平道，两道在桥头汇合成一条。
姜维没有走白龙江道，而是选择从阴平道撤离沓中，到达阴平后再顺着白水江前往桥头。他还没有到桥头时，就突然听说诸葛绪的军队已经在桥头布防等着他了。后方的邓艾也正在赶来，与诸葛绪前后夹击，要将他歼灭在白水江上。
情急之中，姜维决定冒险翻山。在白水江和白龙江之间隔着一座巨大的山脉——岷山，在岷山之间有几条山谷小道，很难行军。姜维强行穿过岷山，从孔幽谷北上进入白龙江流域的武街，再顺白龙江而下，从背后打击诸葛绪的军队，试图打通桥头要道。
这时，诸葛绪犯了一个错误。当他听说姜维的军队消失在白水江畔进入白龙江时，害怕武街的防卫空虚，连忙撤离了桥头，向上游的武街赶去。这样，桥头这个最重要的防御地点就被放弃了。
姜维打听到诸葛绪已经离开桥头，并没有去武街，而是挥军返回，通过无人把守的桥头，率军东下。
魏军用两员大将和六万人马也没有拖住姜维，反而让姜维成功逃出，去解救汉中。
到这时，这场斗智斗勇的大戏看上去以姜维的胜利而告终。如果姜维能够守住汉中，必然成为三国时期最重要的军事家而被人铭记。
但就在这时，在后面追击的邓艾却采取了关键性的一步险棋——直捣成都，让姜维的努力功亏一篑。邓艾，这个最被低估的军事战略家，也以这一次冒险而被载入史册。
魏国政治斗争中的伐蜀议题
在司马昭对蜀国发起总攻之前二十年，正始五年（公元244年）三月，魏国大将军曹爽（曹真之子）就开展了一场规模巨大的征蜀运动。
魏明帝去世时，将年幼的儿子齐王曹芳留给曹爽和司马懿，令二人辅佐新皇帝稳固魏国江山。曹爽随即与司马懿开始争权，将司马懿排挤出权力核心，大权独揽。
为了巩固自己的权威和地位，曹爽制订了伐蜀的计划。如果能够征服蜀国，那么大将军的权势将变得稳固，没有人再质疑他是无功受禄。
当年，曹爽在长安征发了十万军队，又从周围调拨了大量物资出发了。在选择进军汉中的道路时，他选择了一条平常很少有人走的路——傥骆道。
汉中与长安之间的秦岭主要道路有三条：子午道、傥骆道和褒斜道，在秦岭之西，还有陈仓道和祁山道。诸葛亮的北伐多使用祁山道、陈仓道和褒斜道，而子午道和傥骆道因为险峻被排除在外。
以傥骆道为例，傥骆道的北口叫骆谷，南口叫傥谷，谷道长四百二十里。其中险峻的山路八十里，有八十四盘，中间有三大险要的关口，分别是沈岭、衙岭和分水岭。在南口则有著名的兴势山，易守难攻。
当时，蜀国在汉中的守军只有三万，如果能出其不意，汉中的确有可能在曹爽大军的碾压下分崩离析。
但由于过于兴师动众，无法保密，魏军的行动很快被蜀国知悉。在蜀国大将王平的布防下，蜀军在南口设防将曹爽阻截。
粮食和军备问题随之凸显，十万大军的军粮也要通过狭窄的谷道运输，大批的牲畜死亡。到最后，曹爽不得不退兵。在退兵时还遭到蜀军的截击，差点回不去。
这次魏国的出兵可谓损兵折将，也凸显了伐蜀的难度。
曹爽的失败加速了他的灭亡，在与司马懿的争斗中被后者俘获并斩首。
曹爽时期，魏、蜀、吴三国的秩序都被内部争斗所打乱，国与国之间的互相攻伐虽然不少，但主流的矛盾已经转换成内部权争。
以魏国为例。司马懿剿灭曹爽后，司马氏就取得了魏国的主导权，司马懿死后，司马师和司马昭相继废了魏国的两任皇帝。司马氏的专权引起魏国许多大将的不满，而反抗最激烈的地区是与吴国接壤的寿春一带。这里属于前线地区，统兵将领的权力更大，也更加忠实于曹魏政权。司马氏必须将这些将领的权力收回，将他们换成自己的心腹，才能控制住整个魏国政权。
在寿春，先后有三大将领（王凌、毌丘俭、诸葛诞）造反，最终都被一一镇压。
与此同时，吴国孙权死后，诸葛恪、孙先后掌权，屡次出兵魏国却鲜有收获，引发朝野内乱，削弱了吴国。
而在蜀国，造成国力下降的因素主要有两个：一是蜀国后主刘禅声色犬马，信用宦官黄皓等人，引起内政混乱；二是以姜维为首的将领继承了诸葛亮的遗志，屡次北伐却徒劳无功，消耗了蜀国的国力。由于宦官势力的增大，为了避免被宦官迫害，姜维离开成都，前往遥远的沓中地区，离开了权力中心。
蜀国在汉中的军队也衰弱到无力进行全面防守。之前汉中的防守以守卫边境各个险要地带为主，也就是说，对于秦岭的各个通道都在险要地方设防，以期第一时间发现和阻拦敌人，不让他们进入汉中平原。但军队逐渐衰弱，蜀国已经无法做到这种撒网式的防守，不得不把兵力收缩，放弃各个险要关口的守卫，而将兵力集中在诸葛亮建立的两座城市——汉城（现陕西勉县境内）和乐城（现陕西城固县境内）。
这样，魏军可以通过各条道路直达汉中平原。蜀国守军龟缩在汉、乐二城内，等待魏军找不到足够的粮食自动撤兵。如果魏军越过汉中平原继续向蜀地前进，那么汉、乐二城里的守军就会袭击魏军的粮道。
这种定点式的防卫，实际上是实力减弱的一种无奈之举。事后证明，魏国恰好利用了这一点，快速地占领汉中。
邓艾：被低估的军事天才
在三国历史上，邓艾是一位最被低估的将领。他是孤儿，年少时以给人放牧为生，还有口吃的毛病。如果不是生于乱世，被司马懿发现，邓艾在东汉时期近乎结块的社会结构中必然只能当一个下等人。
历史上的名将，大致分为两类：一类是只管行军打仗，百战不殆的将才；另一类是运筹帷幄，从全局上筹划战争的帅才。前者只管打仗，后者除了对兵法精通，还需要对政治、经济、地理有全盘的了解。
在三国时期，能当帅才的人寥寥无几，邓艾就是其中之一。军阀混战时，在军事上最重要的因素不是士兵，而是经济和财政。只要有粮食，就能招足够的兵来替自己卖命。很多小股部队不是被击溃，而是被饿散了。
在所有军阀中，最重视粮草问题的是曹魏集团。曹操之所以能够统一北方，一个重要因素就是屯田工作做得最早，解决了后勤问题，当其他军队只能靠掠夺来筹集辎重时，他已经有了固定的税收来养活军队。
曹魏的众多将领中，对于经济与军事的联动理解最透彻的人里就有邓艾。
魏齐王正始四年（公元243年），距离蜀汉灭亡还有整整二十年，距离东吴灭亡还有三十七年，邓艾就看到了统一战争中最重要的因素——粮食。
见《晋书·食货志》：“昔破黄巾，因为屯田，积谷许都，以制四方。今三隅已定，事在淮南。每大军征举，运兵过半，功费巨亿，以为大役。” 他为司马懿筹划时写了一篇《济河论》，认为要统一全国，必须在财政上做好准备，有了压倒性的财政优势才能动用军队，并将对方的军事实力耗尽。当初曹魏之所以能够占领半壁江山，就是因为屯田积累了足够的粮食。
见《晋书·食货志》：“六七年间，可积三千万余斛于淮上，此则十万之众五年食也。以此乘吴，无往而不克矣。” 根据邓艾的计算，要征服南方，至少需要准备好十万大军，用五年的时间。如果准备不充分，就会耗费巨大的财力却空手而归，不如不战。要供应十万大军吃五年，意味着必须有三千万石的粮食储备。
问题是：怎么才能储存三千万石粮食呢？
另一个适合屯田的地区是关中。这个地方受董卓之乱的影响最深，曾经全国最繁荣的地方早已经变成了荒芜之地。后来，司马懿为了应对诸葛亮的进攻，在关中大量屯兵；为了供养士兵，大力发展农业。因此，诸葛亮北伐的一个副产品是关中地区的农业和经济得以恢复。 邓艾环顾曹魏的土地，发现最大、最肥沃且没有被利用的土地在寿春地区。 寿春地处魏国和吴国之间的中间地带，这里曾经是肥沃的土地，被魏国占领，却常常受到吴国的军事骚扰，由于河湖纵横，水利设施年久失修，变成一片灾荒之地。
在邓艾看来，寿春是一个天赐的粮食基地。如果合理地开凿运河进行灌溉，土地产量可以提升三倍。只要五万士兵参与耕田，加上水源充足，就可以每年上缴五百万石的稻谷作为军粮，经过六七年后，就可以凑够三千万石之数，为战争做好准备。
邓艾的提议被采纳，曹魏在寿春大修水利，兴兵屯田。东吴发现邓艾计策的威力后，曾经长期以破坏寿春的农田为目的发动骚扰战，却仍然无法击碎魏国的财政能力。
见《晋书·食货志》：“每东南有事，大军出征，泛舟而下，达于江淮，资食有储，而无水害，艾所建也。” 邓艾的计策为司马氏的统一奠定了物质基础。此后财政成为西晋统一战争中看不见的战场，深深地影响着古代中国的历史走向。
除了对战争资源有着深刻的认识之外，邓艾对于政治形势的估计也恰到好处。吴国的孙权死后，诸葛恪掌握了吴国的权力，为了巩固权力，树立权威，他开始了大规模的北伐，令魏国朝野震动。当诸葛恪围攻合肥新城失败退军后，魏国群臣都担心他还会回来，只有邓艾对司马师说：诸葛恪不会回来了，他马上就要灭亡。
邓艾的理由是：孙权刚死，大臣都还没有归心新主，特别是吴国有很多江东本土的大户人家，都有私人军队，依仗着武力与中央对抗。诸葛恪新掌权后，不是先对内巩固根基，而是想靠对外侵略立威，兴师动众不仅没有攻克合肥，反而死了上万人，这样的人必然会被推翻。果然如邓艾所言，诸葛恪回去后，遭遇政变被杀，被夷灭三族。
在指挥打仗上，邓艾也同样擅长。他与姜维在西部周旋十数年，没有让姜维占到便宜，直到最后完成了伐蜀奇功。
当人们谈论三国时期，总是提到关羽、张辽等人，却忽略了为人低调的邓艾，的确是一种历史的不公平。
击穿金牛道
魏景元四年（公元263年），就在邓艾进攻沓中，诸葛绪试图阻截姜维的同时，魏国的主力军队在镇西将军钟会的领导下兵分五路向汉中进军。
这次进军几乎利用了所有通往汉中的通道，数路兵马分别从陈仓道、褒斜道、傥骆道、子午道进军。同时，还动用了从南阳经过安康的汉江通道直上汉中。
与邓艾不赞成攻打蜀国不同，钟会是进攻蜀国的最主要支持者。
钟会出身于官宦世家，是司马氏的宠臣。在司马氏平定毌丘俭和诸葛诞的反叛中，钟会表现抢眼，声名鹊起。随后，他更加积极地支持司马氏向南进军，剿灭蜀国。实际上，在魏国的内部争论中，除了司马昭和钟会，大部分人并不支持伐蜀，这使得司马昭对钟会更加信任，委派他担任主攻将领。相比较而言，邓艾只是一方的偏将，负责协同作战。
如果诸葛亮仍然在，钟会的兵分五路出击必然被迅速粉碎。在诸葛亮时期，蜀国的防守策略是把守各个要道，将敌人阻挡在关口之外进行痛击。但诸葛亮去世后，随着蜀国的疲惫，汉中的防守策略有了很大改变：守军龟缩在汉、乐二城，而将各个通道拱手让给了魏军。这就让钟会捡了个大便宜。魏军兵不血刃就进入了汉中盆地，随后对汉、乐二城展开猛攻。
除汉、乐二城之外，蜀国的另一个防御地点在金牛道（从汉中通往四川的通道）的阳安关。虽然魏国五路大军看上去很威武，但不管走哪条路，都只能到达汉中，如果要从汉中继续进入四川，必须走金牛道，经过阳安关，这里是个绕不过去的地方。
蜀国的防御策略是：死守汉、乐二城和阳安关。只要守住了阳安关，魏军就无法顺着金牛道南下蜀道进入四川。当魏军在阳安关口感到疲惫时，蜀军就利用后方的汉、乐二城对魏军进行打击。
这个策略从表面上看颇具智慧，但缺陷是它要求非常好的执行力。首先，必须严防死守阳安关，不管出现什么情况都不能投降；一旦投降，蜀道洞开，敌人不需要攻克汉、乐二城就可以南下进军四川。其次，汉、乐二城也不能投降，一旦汉、乐二城失守，即便阳安关仍在，整个汉中地区再也无法收复，持久下去，阳安关也必定丢失。三城必须相互配合，有一方松动，都会让另外两方的压力突然间爆炸，导致整个汉中平原乃至蜀国丢失。
但是，到了蜀国后期，已经不可能再有如此强的执行力了。这是钟会捡的第二个便宜：当他率军到达阳安关下，阳安关将领蒋舒竟然率军投降了魏军。这个最重要的关口竟然在两天之内就被攻克。
阳安关的失守，让汉、乐二城成为孤军，被攻克已经是迟早的事情。即便蜀军能够借助更南方的几个关口防住金牛道，也不可能收复汉中了。
阳安关失守后，下一个战略点是金牛道上的剑门关（剑阁）。剑门关在现在的四川广元，位于嘉陵江和白龙江的交汇处附近，不管从陇右还是汉中，都必须经过剑门关才能进入四川盆地。它是进入四川盆地前的最后一道防线，如果失守，就门户洞开了。
阳安关失守时，从四川盆地来的蜀国援军已经北上，得知来晚了，只好退守剑门关。与此同时，姜维的部队也从桥头退回到剑门关，将这里变成了守卫四川盆地的最后防线。魏军则一面围困汉、乐二城，一面南下在剑门关与蜀军对峙。
随着姜维对剑门关防守的加强，魏军捡便宜的时机过去了，钟会大军的粮食问题凸显出来。对于魏军来说，最可能的结局是守住阳安关，逐渐消化汉、乐二城，保住汉中的果实。至于攻克成都，已经不再可能。
到这时，魏国的灭蜀战略只取得了有限的成果。
历史往往是被一些偶然的人和偶然的事所推动的。
邓艾在之前的战争中都只是牵制性的边缘角色，谁也没有想到他会突然间打破双方的战略平衡。
当姜维逃脱了邓艾的追击时，邓艾的战略使命本来已经结束。但他在对姜维紧追不舍时打听到，在四川盆地北部的群山之中还有其他道路，可以不经过剑门这个“必经之路”，直插成都。
人们常走的正路是从阴平城经过桥头，从桥头往东去剑阁。桥头到四川盆地隔着一座巨大的摩天岭，如果能够找到一条伐木的道路翻越摩天岭，就可以不经过剑门关，直接进入四川盆地。
邓艾率领大军从这里向南，途经七百余里的无人区，没有路的地方就凿山通道，没有桥的地方就架桥。这里山高谷深，艰险异常，又由于缺乏粮食，部队屡屡进入险境。到了没路的地方，邓艾率先裹着毛毯从高处滚下，将士们在山崖上攀着树木，鱼贯前行。
翻过摩天岭就是四川盆地内的城市江油，由于魏军出现得太突然，蜀国守将马邈立刻投降，邓艾获得了在四川盆地内的第一个立足点。
魏军的出现震惊了四川盆地。接下来阻挡邓艾去路的是诸葛亮的儿子诸葛瞻，他在绵竹摆开阵形。在这里，邓艾经历了进军四川最严峻的一战，如果失败，他的人马连退守的地方都没有，会直接被围困歼灭。
邓艾依靠着置之死地而后生的勇气督战，甚至差点杀了自己的儿子邓忠，才死战得胜。诸葛瞻战死。
进军蜀国的邓艾和钟会都没有善终。入蜀后，钟会首先污蔑邓艾谋反，后来又自己策划谋反，导致二人都被杀。一代名将邓艾看透了战争的秘密，却看不透政治的钩心斗角和自己的命运。 诸葛瞻阵亡的消息传回成都，成了压垮蜀汉的最后一根稻草。蜀后主刘禅不顾众人的劝阻，出城投降。蜀国正式灭亡。姜维在北方听说后，仰天长叹，投降了钟会。
蜀国的灭亡，表明四川的战略地位进一步下降。战国时代，其他地区进入四川只有金牛道（去成都）和米仓道（去重庆）两条路，而且必须经过汉中，造就了四川的战略优势。但到了东汉时期，除了经过汉中的道路，长江通道已经逐渐进入主流视野，于是从湖北也可以进攻四川了。
三国时期，随着对陇右地区的进一步探索，人们发现原来汉中也不是陕西进入四川的必经之地，在西部还有很多道路可以进入四川。邓艾的奇袭，是发现过程中一个重要的时刻，但绝不是终点。
随着这些道路的发现，进攻四川的核心变成了如何选择一条通道达到出其不意的效果。而随着可选择通道数量的增加，守卫四川的难度也越来越大。汉高祖当年靠汉中和四川一统天下，但从三国以后再也没有人能够通过控制四川来争夺天下了。
不过，四川对于北方政权却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如同当年秦统一，只要北方政权获得了四川，就拥有了打击两湖盆地乃至江东的上游优势。
当出现南北对峙时，如果位于长江中下游的南方政权拥有四川，就足以与北方抗衡；可如果丢失了四川，就连两湖与江东都很难守住。
接下来的东吴灭亡，恰好证明了唇亡齿寒的道理。
进军东吴：最完美的战略进攻
晋太康元年（公元280年）的伐吴战争，是中国古代历史上少有的大规模协同作战。它利用了中国疆域的宽度，在绵延三千里的范围内同时作战，最终达到战略目标。在利用马匹和自然能源（水力、风力）作为动力的冷兵器时代，能够在如此广阔的范围内做到有条不紊地协同，可谓奇迹。蒙古人进攻南宋的协同作战可以从晋朝攻吴找到源头。
这次协同作战也可以看作三国时期军事探索的总结性战役。从吴、蜀开始探索南方战略以来，他们借助南方的地形条件尝试了许多作战方案，基本上把南方的地理优势和劣势都摸清了。西晋恰好利用了前人的探索成果，将南方地理进行通盘考虑，充分利用南方的宽度，制定了一个规模巨大的作战方案，并取得成功。它的成功也给后人指明了道路，未来南北对峙的战争都或多或少地借鉴了西晋灭吴的经验。
灭蜀之后不久，魏国也走到了历史的尽头。掌握魏国大权的晋王司马昭去世，取而代之的是他的儿子司马炎。司马炎仅上台几个月，就迫不及待地将当年曹丕编写的禅让剧本再次上演了一遍，将曹魏皇帝废黜，建立了晋朝政权。
在晋朝建立的同时，位于东南方的吴国实际上已经变成偏安一隅的小朝廷，相比于同时拥有中原、陕西和四川的晋朝，吴国的江南地区过于狭小，无力抵抗。但北方的少数民族反叛阻碍了统一的进程，直到十几年后晋朝灭了秃发树机能（河西鲜卑首领），才又腾出手来准备对吴战争。
以羊祜、杜预、王濬等人为首的晋朝将领制订计划，大力推进伐吴事业。在中央，也有司空张华等人积极策划。
几十年前，曹操进攻东吴以惨败告终。当时的人们总结认为，北方军队不习水战，所以才会失败。几十年后，东吴水军依旧，晋朝又是如何避免曹操式的失败呢？
晋朝总结的经验是：曹操当年的进攻以一条路线为主，双方都将兵力布置在一个点上进行角力，这样容易将北方的水战劣势放大。要进攻南方，必须采取多线路协同作战，这样才能利用自己兵力众多的优势，避免一个点上的失利变成全盘的失败。
东吴与北方之间漫长的国境线上，有若干条通道形成了进军路线。在最西侧，晋国与吴国在长江以南的分界线大致与今天的省界重合，晋国占领了四川、重庆，而吴国占领了湖北和湖南。在两国边境上是险峻的川东群山，如武陵山等，这些山脉阻碍了晋军的攻势，使得晋国很难直接进攻长江以南的湖南。
晋国能够利用的第一条进军路线是从四川、重庆沿长江顺流而下，经过巫山、宜昌直达吴国控制的荆州地区。更远方，晋军甚至可以从长江乘船直达吴国的国都建业。
下一条路是从西晋的南阳、襄阳到吴国的荆州，这条路是当年关羽北伐的反向，也是曹操当年的攻伐之路。
在晋、吴对峙时代，另一条不大重要的小路也被开发出来，那就是从现在的河南信阳直接翻山进攻如今的武汉。现在的京广铁路就经过这条路，但在古代并不是最主要的大道。
在长江中下游的江淮地区有一条主要通道，这条道又形成两条分道：一条从寿春、合肥一带进入巢湖，再顺着巢湖进入长江；另一条是从淮河经过广陵入江。此外，由于已经占领了淮河以南的广大地区，晋军还开辟了第三条路，由距离吴国国都建业最近的涂中（现安徽滁州）向长江进攻。
人们常常认为，在吴国和晋国之间，起到两者分界线作用的是长江天险。但实际上，东吴之所以能防御魏、晋几十年，依靠的是长江以北的土地。历代的战略家谈到长江、淮河的形势时，都认为要想保住长江不能仅仅从长江入手，而应该进驻淮河，不让敌人抵达长江。一旦敌人占了长江北岸，就可以随时发动渡江，即便一次不成功，也可以发动第二次、第三次……直到某一次成功。
见《读史方舆纪要·南直一》。 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总结了这些看法，认为有淮河才有长江，如果没有淮河，那么长江以北的诸多港湾和芦苇荡，都是敌人可以渡江之所在。杨万里也认为：“固国者，以江而不以淮；固江者，以淮而不以江也。”
吴国虽然占领了一部分北方地区，却始终没有将淮河以南完全收入囊中。魏国和晋国始终牢牢地占据了淮河以南的一系列战略要地，如涂中、合肥、六安、广陵等地，作为进攻吴国的基地。正是在这种基调下，吴国虽然能够坚持几十年，却始终处于下风。
晋国制定的伐吴战略就充分利用了这些战略要地作为前进基地，迅速推进到长江北岸，让吴国君臣闻风丧胆。
晋国的军事战略可总结为“五纵一横”，即利用南下建业的五条南北道路，同时向南进军，对吴军形成压倒性攻势，再利用在四川境内囤积多年的水军舰船顺长江直下，分别经过这五路大军的防区直达建业。
伐吴的六路大军最主要的问题在于彼此的协调。由于地理广阔，在古代很难做到协同作战。然而，由于晋国上下从中央到地方都做了长期准备，形成了成熟的决策和信息传递链条，所以协同成为优势所在。
晋咸宁五年（公元279年）十一月，晋军的征服行动开始，“五纵一横”大军集结完毕，向晋吴边境挺进。在中央层面上，统一指挥和协调的是大都督、太尉贾充，冠军将军杨济是贾充的副手。
纵向五路大军分别为：镇军将军、琅琊王司马伷从晋军占领的前线城市涂中（现安徽滁州一带）出发，直接向建业以北进军，威胁长江正北方；安东将军王浑从江西（现安徽长江西岸）出发，向巢湖挺进，并试图攻克马鞍山附近的采石矶，这条线是历史上进出江东最成熟的线路之一，也是战斗最激烈的线路；建威将军王戎出武昌，平南将军胡奋出夏口，这两路大军主要目的是占领长江中游最重要的城市，便于进一步机动；镇南大将军杜预出江陵，也就是从襄阳到荆州的线路，是长江中游最重要的关口，为晋军的船队打开通路。
除了纵向五路之外，更重要的是沿长江直下的那路横向大军：龙骧将军王濬、广武将军唐彬，率领巴蜀的水军浮江而下，先后经过杜预、胡奋、王戎、王浑、司马伷的战区，与陆军配合。
六路大军一共动用了二十万人。
为了统一指挥权，不至于出现混乱，当王濬到达杜预的战区后就受杜预的指挥，经过王浑的战区时就受王浑的指挥。
晋太康元年（公元280年）初，双方的大军开始接触。陆路的五军中，司马伷、王戎、胡奋的部队任务相对简单，而战斗最激烈的是王浑和杜预指挥的部队，他们面对的是沟通南北的最主要道路，受到的抵抗也最顽强。杜预为了征服荆州地区，甚至不得不调动进攻夏口的胡奋部队。而王浑则直接遭遇了吴国丞相张悌的精锐部队三万人。
在张悌率军北渡之前，吴国将军沈莹提出反对意见，他敏锐地觉察到晋军最可怕的部队不是五路陆军，而是从上游顺水而下的王濬水军。他认为，为了防御水军，吴军不应该过江，而应该在南岸等待水军到来，再拼死一战。一旦击败了晋国的水军，其他的军队都会退却。
《三国志·吴书·三嗣主传》引干宝《晋纪》：“至牛渚，沈莹曰：‘晋治水军于蜀久矣，今倾国大举，万里齐力，必悉益州之众浮江而下。我上流诸军，无有戒备，名将皆死，幼少当任，恐边江诸城，尽莫能御也。晋之水军，必至于此矣！宜畜众力，待来一战。若胜之日，江西自清，上方虽坏，可还取之。今渡江逆战，胜不可保，若或摧丧，则大事去矣。’悌曰：‘吴之将亡，贤愚所知，非今日也。吾恐蜀兵来至此，众心必骇惧，不可复整。今宜渡江，可用决战力争。若其败丧，则同死社稷，无所复恨。若其克胜，则北敌奔走，兵势万倍，便当乘威南上，逆之中道，不忧不破也。若如子计，恐行散尽，相与坐待敌到，君臣俱降，无复一人死难者，不亦辱乎！’遂渡江战，吴军大败。” 但张悌仿佛知道东吴躲不过此次灾难，担心如果军队不过江，王濬的水军没到，吴军已经丧胆溃散。带着“知其不可而为之”的勇气，他宁肯北渡一战，用吴国的国运赌一赌。
张悌毅然率军北上。不出意料，在陆战中吴军溃败，丢失了最后的精锐，张悌本人也死于阵中。
张悌的死亡和吴国精锐部队的覆灭，注定了吴国灭亡的命运。王浑战胜吴国的主力军后，并没有立刻渡江，他害怕独自承担责任，担心万一渡江攻打建业失败会受到耻笑和惩罚。虽然部下都劝他赶快过江抢头功，但他却坚称收到的命令只是打到江边，然后等待王濬的部队，再水陆联合一起进攻建业。与王濬一同作战，即便失败，责任也是共同承担。
王浑在江边等候时，王濬的水军已经杀了过来，他从成都一路南下，进入长江，到达江州。再顺长江进军涪陵，在这里兵分两路，一路从彭水向东进入武陵（现湖南常德境内），再顺水到巴陵（现湖南岳阳）与主力会合。而主力部队七万人则继续顺长江直下。到达建平（今湖北秭归境内）时，由于吴军抵抗，王濬直接绕过建平，拔掉了建平附近吴军设在江中的铁索铁矛，进攻丹阳（现湖北秭归）、西陵、荆门、夷道（现湖北宜昌），直达江陵。
在江陵，本来王濬应该接受杜预的指挥，但杜预显然了解充分授权的重要性，写信给王濬，叫他发挥能动性，尽快赶往下游，不用等自己的命令。王濬立刻出发去帮助王戎和胡奋攻打夏口与武昌。攻克两城后，王濬又一刻不停，急忙向建业进发。
到达距离建业五十里的三山附近时，在长江边等候王濬的王浑发出命令，让他停船接受调遣，一同攻打建业。王濬此时已经不能停船，决定抢攻吴都，回绝说：“风利，不得泊也。”当天船队就到了建业。
无计可施的吴国君主孙皓早已写好降表，分别送给王濬和江北的王浑、司马伷。由于王濬的船队当天就到达建业，孙皓出城向王濬投降。
到此时，这场三国时期最大的协同作战宣告结束。虽然经历了二王争功的不愉快，但整体配合上的成功与时序上的精准，为未来的协同作战留下了一个不朽的榜样。
这场战争显示：南方虽然已经很富裕，但由于人口的缺乏、战略纵深的不足，仍然难以与北方抗衡。不管是诸葛亮的“隆中对”战略还是张竑的江东战略，都很难在四川、两湖、赣江谷地、江东四大单元基础上实现有效的协同，因为它们太分散了。
如果北方要攻打南方，最佳的战略方案是充分利用地理的宽度，将南方的几个地理单元逐个剥离，再兵分数路集中于江东。
在之后的一千多年内，这个战略如同魔咒一般笼罩着南方，不管是南北朝人还是蒙古人，都是在这个基本战略的基础上进行变形，获得更加机动的效果，完成了对南方的并吞。
那么，南方又依靠什么战略来进行自保呢？东晋的淝水之战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新的样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