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章涉及的时间范围是公元280—581年。
东晋时期的南北争霸
魏晋南北朝时期，淮河流域的枢纽在寿春。寿春沟通南北的巢淝通道也成了当年的兵家必争之地。
司马炎希望靠分封诸侯王来防止吴、蜀故地的离心倾向，却由于赋予诸侯王过大的权力造成了西晋的分崩离析。
刘渊和石勒的出现，为中国古代军事史增添了另一种模式：如何利用山西的高原山地来统一北方。
山西作为中原屋脊，有着发达的交通系统。两晋南北朝时期，山西进入陕西的通道有四条，进入洛阳地区的通道有三条，进入河北地区的通道主要有两条，还有无数小道。这些道路使得山西成了控制北方的锁钥之一。
要从山西统一全国，必须趁中原大乱之时。这是因为山西的地理优势很明显，却缺乏粮食资源，当中原统一时山西是无法抗衡的。
刘渊和石勒的策略都是首先占据山西和河北，拥有地形优势与粮仓，再进攻洛阳，最后获取关中。这种策略成了北方最新版的统一路线图。
随着北方的统一，加之利用闪电战得到四川，崛起的前秦已经控制了全国的三分之二。利用“晋灭吴”的模式，前秦本来有机会并吞东晋，统一全国。
东晋比当年东吴的命运稍好的原因，在于它多控制了淮河流域的几座城市，把战略线设在淮河而不是长江之上。
前秦完全采取了“晋灭吴”的模式，却在淝水之战中失败了。它失败的原因在于：第一，数路大军没能有效协同，各自为战；第二，东晋在淮河的防守远比东吴在长江要有优势得多。
秦汉时期关中防卫中原的要塞在函谷关。魏晋之后，关中放弃了函谷关，改在潼关防守。潼关的山河之险更加利于防守，从此之后直到近代，潼关都是关中地区的最重要门户。
历代都是北方并吞南方，很少有南方统一北方，这一现象源于南北两方的战略纵深不同。南方由于缺乏战略纵深，一旦丢了南京（宋朝是杭州），政权就结束了。在北方由于战略点更丰富，南方政权很难通过占领单一城市而控制整个北方的局势。东晋和南朝有过许多次北伐，都因为无法守住成果而失败。
从古至今，寿县一带就是洪水的天下，这里曾经是一片汪洋大海，后来在淮河与黄河的共同作用下，和华北平原上大部分地区一样逐渐变成了沼泽地。如今，华北平原已是一片肥沃的土地，淮河地区却保留着更多的水的特征，大面积的水域，湖泊星罗棋布，河流纵横交错，这些构成了寿县附近的主要地貌。
至今寿县县城仍然保存着古代的城墙，城墙外就是那条著名的淝河。
寿县，在三国两晋时期名叫寿春，是江淮地区最重要的城市。这里曾经历过无数次的争夺，曹魏、东吴、两晋、后赵、前秦及北魏等国家为了抢占这个位于淮河和巢湖地区的枢纽重镇，都投入了大量的兵力拼死厮杀。
当年，曹魏正是占领了这个枢纽，并重修了著名的勺陂水利工程，将附近的沼泽改造成良田，才依靠屯田获得了对东吴的优势，在淮河流域站稳脚跟。灭吴之战的王浑主力军也是从寿春出发前往长江的。
在寿春以北，就是著名的八公山。八公山属于大别山的余脉（只能算不起眼的丘陵），最高峰不过两百多米。但由于寿春地理位置的重要性，小小的八公山也成了这个枢纽地区的制高点，具有军事价值。
八公山前流淌的淝河，就是当年淝水之战所在地。
在中国古代历史上，由于地理的原因，在南北争霸中往往是北方处于进攻的地位，而南方是防守的角色。北方为了进攻南方，创造了层出不穷的战术，魏晋两朝已经向世人展示了如何利用“各个击破”和“协同作战”的方法蚕食南方。
晋朝灭掉吴国不久就丢掉北方仓皇南渡，陷入当年吴国的境地。北方的强敌大可以学习当年西晋灭吴的战略将东晋掐死。
那么东晋王朝又是如何做到战胜北方强敌，顽强地将国运延续了两百多年的呢？
这一切，都要从西晋王朝的失败谈起。
想巩固政权，却导致皇族内乱
司马炎建立的晋朝并没有稳固的根基。
晋朝是在三国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虽然三国之前是统一的汉朝，但经过几十年的分裂，社会已经有所不同。比如，魏国继承了汉朝的集权制；东吴则依靠江东的世家大族，权力分散；蜀汉由于地理的封闭，与其他地区相比有很强的离心倾向。
与秦朝遇到的问题一样，当朝廷将各地都统一在一个王权之下后，晋朝如何将统一的官僚制度也延伸到吴国和蜀国，形成有效的统治？
晋武帝司马炎并没有给出令人信服的答案。统一后，他耽于个人享乐而将问题堆积下来。他想到利用同姓王侯进行统治的方法，这是借鉴了汉朝的经验，却由于给同姓王侯赋予的权力过大，造成了不可弥补的离心倾向。
晋朝时期，皇帝最担心的区域是四川和江东，而枢纽的位置则是荆州、淮南（也就是寿春和广陵所在地区）以及陕西（防范四川）。晋武帝就设置了四个拱卫中原的大诸侯王，分别是占据关中的秦王、统领荆州地区的楚王、掌管江淮的淮王及占据原来曹魏故都许昌的汝南王。这四个诸侯王，再加上遍布全国的其他十几个王，共同构成晋朝防卫政变的军事体系。每一个诸侯王都拥有私人军队，其中管辖两万户以上的大国可以有上、中、下三军共五千人，万户左右的次国可以有上、下两军共三千人，五千户的小国也有一军共一千五百人。
为了防止割据分裂，晋武帝最初不让各王前往封国，而是住在国都。但在晋武帝晚年时，由于太子智力有问题，外戚势力把持了朝政，晋武帝担心自己死后外戚乱政，就让各王回到封国，互相呼应以防止外戚——这也是汉朝的经验。
晋武帝没有想到，他建立的这套制度离心力如此之强，在他死后立刻引起一系列的冲突。外戚、本家各王如同走马灯一样在朝廷出入，你方被杀我登场，西晋政权也随之分崩离析。
最初干政的是晋武帝的皇后杨氏和她的父亲杨骏，接着晋惠帝的皇后贾氏借助楚王司马玮的力量灭掉杨氏。
随后掌握中央权力的是汝南王司马亮以及太保卫瓘，贾后又将这二人视为眼中钉，借助楚王司马玮的力量除掉他们。之后，贾后反咬楚王擅权，杀了他。
贾后为了巩固地位，废了太子，这给了赵王司马伦机会，司马伦起兵灭掉贾后的党羽，并杀了反对他的淮南王司马允。
司马伦大权在握，引起齐王司马冏的反对。齐王联合成都王司马颖、常山王司马乂、河间王司马颙，杀了赵王司马伦。
随后，四大王侯在政权分赃上又起了冲突，河间王司马颙和成都王司马颖先后杀掉了齐王司马冏与常山王司马乂。
最后，司马颖和司马颙的统治又引得群情激奋，东海王司马越异军突起，消灭了两王。
司马亮、司马玮、司马伦、司马冏、司马乂、司马颙、司马颖、司马越，八个王侯先后登台，除了司马越之外无人善终，他们引起的巨大战乱最终摧垮了晋朝。
在“八王之乱”爆发时，原来属于蜀汉和东吴的地区纷纷掀起了反抗晋朝的武装斗争。在四川，曹操第一次进入汉中时，有一个少数民族（氐人）跟随他进入汉中地区。到了晋朝时期，氐人继续迁移进入四川。这支流民在李特兄弟的带领下，从顺从到反抗，建立了一个叫大成的政权——在西晋朝廷还没有崩溃时，四川就先分离了出去。
在孙吴统治的区域内，先后爆发了两次武装冲突。最先是荆州地区张昌领导的反抗运动；张昌被镇压后，参与镇压他的晋朝将军陈敏随即占据了江东，开始了新的反叛。
再后来，陈敏的反叛也被镇压了。司马越为了应对东吴的反抗势力，派琅琊王司马睿镇守江东。在王导、王敦两兄弟的辅佐下，司马睿在江东的统治成为东晋王朝开国的基础。
两赵之役：从山西统一北方
八王之乱还没有结束，北方为西晋敲响丧钟的势力就出现了。刘渊和石勒的出现，也为中国古代军事史增添了另一种模式：如何利用山西的高原山地来统一北方。
长期以来，北方最重要的战略基地是长安所在的关中盆地以及洛阳所在的伊洛平原。然而三国时期关中地区遭受的巨大战乱，让这个曾经富裕的地区很难恢复过来，暂时无法与中原的富庶相抗衡。洛阳地区虽然拥有极其险要的地理优势，却有一个克星——山西。
山西位于黄河以东、太行山以西，被黄河与太行山隔绝成一片特殊的地区。这里沟壑纵横，地貌支离破碎，地势较高，易守难攻。不管从陕西、河南，还是河北，想要攻克山西，都必须进入山区，顺着几条山间通道前行。而从山西进攻陕西、河北和河南，都占有地利。
两晋南北朝时期，从山西进入陕西进攻长安的道路主要有四条。
第一条，从太原顺汾河而下，在河津市附近的龙门渡河，从北方进攻长安。
第二条，从更南方的临晋关渡过黄河，向西袭击长安。
上面这两条路都是利用所谓的河内地区，也就是山西西南方被黄河包裹的三角地，渡过黄河后进入陕西。
第三条，从三门峡旁的黄河渡口太阳渡渡过黄河，到黄河南岸的三门峡（陕州），并入长安—洛阳大道，沿渭河进攻长安。
这条路也是秦汉时期最常用的通道，直到隋唐时期仍然是连接两京的大道。
第四条，从最北方的离石（古称左国城）一带渡过黄河，进入陕北的延安、榆林地区，再南下进攻长安。
这一条路是最偏僻的，古代较少被利用，因为它靠近山西西北部的少数民族区域。但石勒、刘渊本来就是少数民族，这条路对他们来说更加容易利用。
从山西进入河北的道路也有数条，这些路都由太行山天然的峡谷通道进入华北平原。最著名的两条是通往邯郸的滏口陉以及通往石家庄的井陉道，它们都属于“太行八陉”。
从山西进入河南进攻洛阳的道路也有三条：一条是先进入河北，再顺着太行山东麓，南下经过荥阳进入河南境内，从东方进攻洛阳；另一条是从太阳渡渡口渡过黄河，从西方进攻洛阳；还有一条是经过上党，过天井关，再过黄河孟津渡口，从北方袭击洛阳。
正由于山西的地势高，道路四通八达，它成了一代枭雄寻找根据地进而统一北方的最佳地点之一。如果要从山西统一全国，必须是在天下大乱的时刻（或者弱政府时刻），因为山西本身耕地不够多，无法生产足够的粮食来供应军队。如果中原是统一且足够强大的，即便山西拥有地势优势，也仍然不足以与中原抗衡。一旦中原出现乱局，就有人能够利用山西的地理优势，逐渐将中原纳入手中。
西晋的八王之乱将整个中原地区变成碎片，恰好提供了这样的机会。
在曹魏时期，由于中原空虚，许多北方的少数民族向南迁入山西的山川之中，在这里聚居。比如，刘渊所在的匈奴部落就住在黄河东岸的离石地区。随着西晋的内乱愈演愈烈，各地的诸侯王不得不雇佣少数民族士兵来作战。
在对抗东海王司马越时，成都王司马颖封了匈奴人刘渊做北单于，希望他能够帮助抗击位于北方的司马越的大将王浚，以及司马腾。司马颖没有意识到，他的这次任命敲响了西晋的丧钟，将少数民族势力引入中原。
刘渊的祖先进入山西的左国城（位于现山西离石）已历四代，投靠过曹魏和司马氏的晋朝。到了八王之乱时，匈奴的根基已经稳固，他们将山西北部当作故乡，对中原也不再陌生和崇拜，反而有了一统天下的意图。
得到封赏的刘渊并没有感激司马颖。回到离石后他与手下商量，认为司马颖是把他当作另一个呼韩邪单于来利用。当年呼韩邪单于就是西汉牵制北方少数民族的工具，而他则被司马颖用来打击政敌。他认为，大丈夫不要当呼韩邪，而应该当汉高祖。他随即拉开了反晋的序幕。
刘渊的目的很明确：进军西晋的国都洛阳和关中的中心长安，拿到两京，灭亡西晋。刘渊打出“复兴汉室”的旗号，宣称汉高祖曾经把宗室公主嫁给匈奴王冒顿，从这个意义上讲，刘渊是汉室外孙的后代，所以定国号为汉。
刘渊的出发地是家乡左国城，最终目标是洛阳和长安。但他并没有立刻西进，而是以河北为中间目标，因为他看上了河北的广袤平原。为此，他派遣十位将军从离石进入山西北部，顺着太行山的井陉进入常山（现河北石家庄），再南下进攻邺城；又派遣十位将军走山西中部的长子（现山西长治），出滏口陉，攻击朝歌（现河南淇县）和邺城。
刘渊的这次进攻实际上利用的是山西进攻河北的两条主道：井陉和滏口陉。
占据山西、河北之后，刘渊就有了进攻洛阳的基地。随后，他派遣大军从三个方面打击洛阳：一路大军从山西西部的安邑渡过黄河，从西面进攻洛阳；另外一路从长子直接南下；最后一路从河北进入河南，从东部打击洛阳。
这又是同时利用了从山西打击洛阳的三条通道。
刘渊死后，他的儿子刘聪继续父亲的战略，攻克洛阳，俘虏晋怀帝。随即刘聪转向进攻长安，攻打了三次才真正拿下长安，俘虏晋愍帝。西晋灭亡。
然而刘聪政权并没有来得及稳固下来。东晋太兴元年（公元318年），刘聪病死，大司空靳准作乱，杀死刘聪的儿子刘粲。最终，刘渊的族子刘曜登上王位，改国号为赵，历史上称为前赵。
前赵本有机会统一北方，但刘氏战略中的一些小漏洞带来了致命的影响，使得前赵不仅没有平定整个北方，反而被后赵并吞。这些漏洞是：在他们每一步的军事行动中都没有把事情做踏实，留下不少军阀势力，到后来无法扫平。
比如，在山西扩张时，太原一带始终有一个忠于晋朝的军阀刘琨。而进攻河北时，河北的北方也有一个忠于晋朝的军阀王浚。刘琨和王浚的实力都很强，前赵一直无法将其歼灭，养成了大患。而位于山东的青州，还有军阀曹嶷。
而从前赵内部又分出了许多军阀势力，最典型的就是后来的后赵皇帝石勒。
当前赵以洛阳和长安为目标进军时，未能将这些军阀剿灭，到最后处处都有反抗者。前赵的力量又不足以应对这些内部的反抗力量。更何况在南方的东晋已经占领了寿春、襄阳等地，如果不是晋元帝司马睿软弱，甚至可能收复中原。
在重重的压力之下，前赵的君主最终将统治权拱手让给后来兴起的石勒。
石勒曾经是刘渊手下的将领，在攻克洛阳之后走上了独立发展的道路，直到完全占领山西、河北之后才与刘曜脱离关系。
石勒统一北方、建立政权的过程，从某种程度来说就是刘氏开基的翻版——从河北、山西开始，以进攻洛阳和长安两京为最终目标。但石勒的做法与刘氏又有一定的不同，这些不同决定了他能够取得更大的成功。
晋永嘉六年（公元312年），决定独立的石勒开始寻找自己的根据地。他放眼全国：在南方是后来的东晋元帝司马睿；洛阳已经被前赵占据；而在山东、河北、山西，除了一部分归属于前赵，还有几位强大的忠于晋朝的军阀占据的地盘；唯一能够占领的地方，是长江、淮河之间以寿春为中心的一部分领土。他将最初的目标定在寿春一带，并要以此为依托进攻江南。
司马睿发现了石勒的意图，派大军进驻寿春，击败石勒。在江南的大雨中，石勒的军队饥寒交迫，损失大半。这也是石勒的命运最危险的时刻。
石勒走投无路时，召开了参谋会议，让将领们提出各自的看法。众人七嘴八舌，有人提议去河朔，有人建议先往高处避水。
见《晋书·石勒载记》：“邺有三台之固，西接平阳，四塞山河，有喉衿之势，宜北徙据之。伐叛怀服，河朔既定，莫有处将军之右者。” 在众说纷纭中，谋臣张宾提出一个建议：北上河北，在那里寻找根据地。 这个提议开创了石勒的事业。他率军北上，占领了位于现在河北邢台的襄国城，并以这里为国都。
在当时，襄国并非一个理想的都城，在它的西方和北方有两个强大的军阀势力，分别是并州的刘琨和幽州的王浚，在东部的青州则是曹嶷。在幽州、并州和青州的压迫下，襄国城如同危卵一般随时可能被挤碎。
在危机之中，石勒却看到了机会：如果他能够将幽州和并州各个击破，就占领了山西的战略要地，并辅以河北的粮仓，这两个地方足以成为进攻洛阳的基地。当年刘渊也是靠山西和河北起家的。而石勒要做得比刘渊更彻底。刘渊在没有彻底清理山西和河北时就贸然南下，导致背后的根据地并不稳固，石勒则希望完全并吞之后再行南下。
为了迷惑敌人，他首先向王浚和刘琨示弱，减少他们的敌意。然后，再以王浚为首要目标，北上幽州。王浚以为他是来效忠的，开城门请他进入，结果被石勒所杀。
除掉王浚后，石勒翻越太行山进入并州，赶走刘琨；再返回幽州，消灭了王浚死后乘机盘踞在幽州的段匹磾。
占据幽州和并州是石勒事业的关键。小心谨慎的石勒不想重蹈覆辙，在进攻洛阳之前先向青州进军，并吞了曹嶷。巩固了北方之后，石勒方才南下攻击洛阳。在攻击洛阳的同时，石勒又将东晋占领的兖州、豫州一带相继占领。
东晋咸和三年（公元328年），石勒在已经巩固了洛阳周边的情况下攻占洛阳，第二年顺理成章地占领了长安。
在前赵时期，当长安被占领后，北方各地还有大量的军阀存在，使得前赵虽然建国，但实际控制区域却是支离破碎的。而石勒的后赵从攻克长安那一刻起就已经有了一个完整的国家。北方除了凉州都已经在石勒的控制之下。第二年，凉州也向石勒称臣，虽然凉州政权一直保持着一定的独立性，但后赵已在名义上统一了北方。
在石勒统一北方时，在南方的东部是东晋政权，四川则是氐人建立的大成政权，这实际上又形成了一次三国鼎立的局面。只是，这一次的三国鼎立没有形成稳定结构，就迅速分崩离析了。
石勒的国家也是短暂的。他可以建立一个国家，表面上也消灭了对手，但在将这个支离破碎的国家从表面上捏到一块后，却无法让它生长出筋骨变成真正的整体。只有国家内部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时，才会产生足够的向心力和凝聚力。石勒懂得厮杀，却并没有完成后一步。
后赵攻克长安二十年后，再次陷入内乱，一个叫冉闵的将领夺取皇权，建立了冉魏政权。两年后，冉魏政权被北方崛起的慕容氏燕国所灭。北方再次陷入分崩离析的混乱之中。
前秦：从关中到北方
东晋永和六年（公元350年），一支氐人的部队在首领苻健的带领下完成了一次千里跃进，从位于后赵国都襄国南方的枋头城（现河南浚县）迁往关中地区。这次迁移也成了前秦统一北方的第一步棋。
最初，氐族居住在甘肃天水一带。在苻健的父亲苻洪时期，恰逢北方乱世，苻洪先后投奔过前赵和后赵。后赵君主石虎为了保卫国都襄国，将大量少数民族人民从关中地区调往中原。苻洪和他的族人也被石虎调走，驻扎在枋头城。
随后，后赵发生内乱。石虎为了巩固统治，将原来守卫东宫的一批守卫（号称“东宫力士”）废黜，送往西面的边关。这些东宫力士走到雍城（现陕西宝鸡）时，在梁犊的率领下反叛，迅速聚集了十万人，回头进攻洛阳。石虎派遣两员大将前往关中，镇压梁犊，其中之一是苻洪，另一个是姚弋仲，二人后来分别成了前秦和后秦的奠基者。
借助镇压梁犊，苻洪回到了关中。但这次停留的时间并不长。
石虎死后，后赵内斗更进一步，最终掌握大权的是权臣石闵（又称冉闵，石虎的养孙，后取代后赵建立大魏国，史称冉魏）。石闵意识到，苻洪回到关中地区就像鱼儿回到了大海，要想防止苻洪反叛，必须把他调回中原。
石闵的调令让苻洪愤怒不已，但他仍然遵令率领人马回到枋头城。他与东晋政权接触并投靠东晋，被封为氐王、使持节、征北大将军、都督河北诸军事、冀州刺史和广川郡公。
在苻洪投奔东晋时，后赵政权已经进入垮塌期。在后赵的南方和北方，两股势力夹击着要取代它控制中原。
在南方的势力就是东晋。永和五年、六年、八年（公元349年、350年、352年），东晋权臣殷浩组织了三次北伐，虽然都以失败告终，却也占领了一部分黄河与淮河之间的土地。
在北方有一支新兴起的鲜卑族人，他们号称慕容氏，在如今的燕山以北建立政权，号称大燕，历史上称为前燕。
关于北京地区的防御形势，在本书的后半部分有详细介绍。 慕容氏的燕国最终敲响了后赵的丧钟，在燕王慕容儁的策划下，前燕分三路大军从燕山以北向南挺进。他们首攻目标是燕山以南的蓟城（现北京），再以蓟城为基地南下攻取后赵的国都邺城。这是古代历史上第一次，北京以北的战略地理进入中原的视野。
东晋永和六年（公元350年），燕王慕容儁率三路大军南伐，只用了一个月就攻克了蓟城。在这一年，石闵（冉闵）也终于废掉后赵的君主，取而代之，改国号为魏。
两年后，冉闵被燕王擒获斩首，冉魏灭亡。前燕定都邺城，成为占据中国北方东部的大国。
在东晋和前燕南北夹击灭亡后赵（冉魏）时，苻洪和他的儿子苻健决定离开中原的是非之地，回到曾经占据的关中地区。
见《晋书·苻洪载记》：“洪谓博士胡文曰：‘孤率众十万，居形胜之地，冉闵、慕容儁可指辰而殄，姚襄父子克之在吾数中，孤取天下，有易于汉祖。’” 苻洪是位颇具战略眼光的统帅，他率领十万之众，要击败当时的几个对手取得天下，难度并不大。 而最重要的是寻找一个“形胜”的根据地。他的军师麻秋认为，这个形胜之地就是关中。但真正占领关中，是在苻洪死后由他的儿子苻健完成的。
苻健兵分两路：一路从孟津过黄河，从黄河南岸经过潼关入关；另一路走黄河以北，经过轵关，从蒲坂渡过黄河进入关中。从起兵到占据长安，只用了三个月。
在北方还有几个小国。在西北的凉州，前凉曾经向后赵称臣，后赵灭亡后前凉又独立了。在北方的河套地区，出现了鲜卑人的代国（也就是北魏的祖先开创的国家）。在陇南的仇池山区，还有一个氐族人建立的仇池国，这个小国既接受东晋的封爵，又接受前秦的封爵，却保持着一定的独立性。 前秦得到长安后，北方最主要的敌人是东部的前燕。 就在此时，东晋的一次征伐帮助前秦统一了北方。
东晋永和十年（公元354年），桓温北伐前秦，以失败告终。这次北伐前燕同样以失败结束。 东晋太和四年（公元369年），东晋大将桓温北伐前燕，以失败告终。 但这次征伐却削弱了前燕，给前秦留下了机会。
东晋太和五年（公元370年），前秦大将王猛从关中出兵，首先占领洛阳，将敌人吸引到南线，再派人经过山西走北线渡过黄河进攻太原。当敌人两头无法兼顾时，王猛再从洛阳出发进攻上党。通过夹击，前秦得到整个山西，从而具有了打击河北的地理优势。前燕的失败已经不可避免了。
前燕灭亡后，前秦获得了中原腹地，将长安、洛阳、邺城三个战略要地都掌握在手，接下来就是由近到远地收拾那些北方的小政权了。
首先要应对的，是处于关中平原上游的仇池国。仇池山位于甘肃西和县西南，在当年诸葛亮北伐的祁山以南，是从汉中进入陇南地区的要道，也是进入四川的跳板之一。要想征服汉中和四川，仇池是一个很好的战略高地。
仇池国同属于氐族，其中一个杨氏首领趁晋末的混乱占据了仇池山，建国已经几十年。为了生存，他接受各个政权的封号，顽固地保持着事实上的独立。前秦时期，这种做法终于失效。在灭燕的第二年，苻健之侄苻坚派兵并吞仇池国。
四川盆地此时已经归属东晋。东晋永和二年（公元346年），大将桓温从荆州沿长江而上，进入岷江攻陷成都，终结了大成政权。 两年后，前秦击败东晋凉州刺史杨亮，获得了汉中地区。就在东晋政权还没有反应过来时，前秦大将杨安立刻率领三万人马从剑阁进入四川盆地。 从双方在汉中交兵，到占领整个四川，前秦只用了三个月时间。当年曹魏费尽心机才占领的四川，被前秦轻松拿下。
东晋太元元年（公元376年），苻坚派出两路大军进攻位于河西走廊的前凉。大军分别从金城（现甘肃兰州）出发，一路北上姑臧（武威），另一路沿湟水进入现青海西宁以东，再向北折入扁都口，直接到达张掖以南，截击凉军的后路。在两路大军夹攻下，前凉国主张天锡投降。
在北方，还有一个代国，它是日后大名鼎鼎的北魏的前身，但在前秦时期，代国只是一个偏僻的小国。就在攻克前凉的同年，苻坚以帮助匈奴人刘卫辰抗击代国为借口发起攻击，代王投降。到这时，前秦苻坚已经彻底统一了北方。
前秦统一北方时，东晋却由于丢了四川而丧失了战略上的主动性。前秦随时可以从四川派军顺流而下，借助地理优势进攻东晋的湖南和湖北一带，乃至直接顺江而下进攻国都建康，当年西晋就是在这样的优势下进攻东吴得手的。
在前秦没有获得四川时，双方显得势均力敌，各据一半的领土；获得四川后，前秦已经有了六七成的领土。只要按照当年“晋灭吴”的模式，利用地理优势发起进攻，东晋的灭亡也指日可待。
但接下来战争的进程并没有按照预想的方式进行，东晋不仅没有灭亡，还在淮河流域创造了新的神话。
那么，到底东晋是怎样抵抗强大的前秦的呢？
淝水之战，让人们更加意识到，决定南方命运的防线不在长江，而在淮河。
淝水之战：淮河防线成关键
东晋太元三年、前秦建元十四年（公元378年），苻坚怀着统一全国的野心，向东晋发动战争。
此刻，前秦已经拥有了汉中和四川，将西面的边境线推到三峡一线。但在下游地区，东晋却借助北方诸势力恶斗的机会，占领了秦岭、淮河一线的大量战略要地。
在南襄隘道方向，东晋手中保留南阳、襄阳、荆州等要地，占据了几乎整个南襄隘道。在淮河地区，东晋占据彭城（现江苏徐州）、下邳、淮阴、寿阳（即三国时期的寿春）等地，将防守线推到了现山东与江苏的边界上。
前秦要想进军江南，必须首先清理这些战略要地，将它们作为中间目标。只有获得了这些中间目标，才可能继续南下进攻东晋国都建康。
苻坚的军事部署也在东、西两方面同时进行。在西面的荆州方向，以进攻南阳、襄阳为首要目标，主要军力共十七万人；在东面，则以淮阴、盱眙为目标，以便占据淮河。
这次战争的结局对于前秦是喜忧参半。喜的是前秦占领了若干处战略要地，特别是在西部攻克了南阳和襄阳，打通了汉江通往长江的通道，并在荆州对东晋形成了巨大的军事压力。
而在淮南地区，前秦却在初期的成功之后遭遇惨败。最初，前秦顺利攻克淮北重镇彭城，打开进军淮河的通道，接着攻克战略目标淮阴和盱眙，得到淮河上的立足点，最后直捣长江上的广陵。但随后，晋军反扑，将秦军赶回淮河以北，秦军最终只得到彭城。
战争结束后，双方的地理分界线已经南移。南阳、襄阳、彭城等具有关键性影响的城市进入前秦的疆域。这些城市的易手，让东晋的防御捉襟见肘。对东晋来讲，它此刻的处境与当年灭亡前的东吴已经极其相似。
晋太康元年（在公元280年）西晋伐东吴的战争中，西晋占领了四川、陕西和中原，在湖北的分界线也是以襄阳为界，东吴占荆州，西晋据襄阳。东晋与前秦的分野也同样划在这里。
东晋唯一比当年东吴强的是在淮南地区。当年西晋占领寿春、淮阴等地，将边境安在淮河与长江之间，而如今寿春（寿阳）和淮阴仍在东晋的掌握之中，没有被前秦夺走。所以，东晋的战略纵深比当年的东吴稍强。
但就是这一点点区别，造就了淝水之战的奇迹。
东吴之所以速亡，在于它没有足够的纵深进行防御，其防御线就设在长江之上，一旦长江失守，政权就会立刻崩溃。而东晋由于多了一点儿纵深，战略防御设在了长江以北的淮河流域。虽然防线只比东吴北移一两百公里，但不要小看这一点距离，即便在当下，寿春周围到了雨季也是泥泞不堪，在当时更是河流密布。这种地形对于北方军队来说就是死地，一旦陷入其中，失败的可能性非常大。
东晋太元八年（公元383年），苻坚终于下决心完成一次规模巨大的协同作战，其作战方略基本上照抄了西晋伐东吴的策略。
前秦将兵马分成四路大军：第一路是从四川沿长江而下的水军，试图模仿当年王濬顺江而下直捣建业的壮举；第二路是在襄阳集结的陆军，这一路军进攻荆州境内的据点，并配合第一路水军完成从西面的进攻；第三路是苻坚率领的主力军，负责从中原南部的项城（现河南南部）进攻寿阳，从寿阳沿巢淝水道可以到达东晋守卫的历阳（现安徽和县，在马鞍山以西的长江对面），再在当涂附近过江进攻建康；第四路部队来自河北，他们从彭城而下，沿泗水进入淮河，直指广陵，直下建康。
关于前秦军队的人数，史书告诉我们有慕容垂率领的二十五万前锋，再加上长安的骑兵二十七万、步卒六十余万，绵延千里。苻坚的主力部队已经到了项城，凉州兵才到达咸阳。就连运输辎重的船舶都有上万艘，沿黄河、汝水、颍水直达淮河流域。作为比较，当年西晋伐东吴动用的军队不过只有二十万人，苻坚以几倍的数量作战必然能够产生更大的动力。
在东晋方面，抵抗力并不比当年的东吴强。为了对抗苻坚，晋军分成东西两翼：西翼以荆州为中心，由桓冲指挥；东翼以江淮为中心，由谢安指挥。
更无望的是，东晋的军队是错配的，其中西翼有十万人，而东翼只有八万人，人数更少的东翼却要抵挡前秦的主力大军。
虽然前秦从实力到战略都处于优势，却有两个致命的弱点。
第一个弱点在于协调能力。当年西晋部队之所以能够攻克东吴，除了复杂的战略、数路并进之外，还有一个重要的条件——协同。西晋的五路大军与王濬的水军必须在时间上配合好，从各个方向共同挤压东吴的防线，直到将其压垮。为了协同，西晋专门设了司令官贾充，负责数路大军的协调工作。
苻坚既然模仿了西晋的战术，也必须在协同之事上慎之又慎，要求各路大军能够同时发起进攻并协同作战。特别是由四川而下的水军，如何与其余各路相配合也是一个难点。当年西晋作战时，依靠杜预的宽宏大量，对王濬充分授权才解决了这个问题。
但苻坚刚刚统一北方不久，他的军队是从各个征服地域抽调的，缺乏协同能力，在战争中无法做到有效协调。更致命的是，苻坚本人就是一路军的总指挥，当他离开大本营之后，各路大军之间并没有一个统一下命令协同的司令官，结果，他一出发，整个大军立刻陷入各自为战的境地。
其中，苻坚率领的攻寿阳部队按时到达战斗位。从襄阳出发的慕容垂也较早赶到，投入战斗。其余部队却拖拖拉拉，不知所措，形不成配合。从出发开始，前秦模仿的西晋战略就变了味，以致逐渐失控。到最后，变成了其他各路在观望，只有苻坚的主力军在战斗的局面。
当其余各路无法协同时，苻坚领导的主力军将前秦军的第二个缺点无限放大——淮河流域的泥沼起作用了。
由于地形复杂造成的移动过慢，在进军寿阳的过程中，苻坚等不及后续军队到来突然决定速战速决，在大军还没有集结完毕时，就率领一部分军队向寿阳快速行军。这样，前秦军人多势众的优势被削弱了。对于晋军而言，最大的机会则是趁前秦军集结未稳尽快发动进攻，将苻坚一举击破，形成震慑效应，逼迫其他部分退军。
双方在淝水河边相遇。
交战时，晋军指挥官谢玄向苻坚提出一个奇怪的建议：希望前秦军暂时后退，让晋军能够渡河作战。这个提议让苻坚欣喜不已，认为可以让晋军渡河之后形成背水阵，没有退路时，再将晋军完全歼灭。
这本身是一个没有问题的策略，但苻坚没有想到，他的部队由于缺乏必要的协同能力，竟然连整体后撤的动作都无法完成。在前秦军集体后撤时，降将朱序乘机大喊秦军战败。随后，前秦军的阵形彻底散掉，从后撤变成逃跑，苻坚再也无法有效地指挥部队，全军溃败。
苻坚的主力败退后，各路大军在没有到位时就开始撤离。更为复杂的是，前秦由于刚刚统一北方不久，各地仍然弥漫着对前朝的记忆。当秦军败后，各地迅速开始了重新独立运动。于是，北方再次碎成了小块，并且破碎得比以前更彻底。
在东方，慕容氏的后裔建立了后燕。在西方，还有一个小小的西燕存在，它曾经占领了长安，最后定都长子。关中平原则被姚苌占据，建立了后秦，苻坚也被姚苌俘获杀死。苻坚的大将吕光在河西走廊地区建立了后凉。鲜卑人的代国也重新复国，后来改为魏国，是为北魏。
东晋的疆界也达到了分裂后的极致，北达黄河边，收复荥阳、洛阳等重镇。原来丢掉的四川、襄阳等地也尽数被取回，只有汉中地区掌握在后秦手中。
淝水之战的胜利让人们意识到，西晋灭吴式的胜利不是北方的必然。西晋之所以胜利，包含了几个条件：第一，获得四川；第二，在淮河以南获得立足点，尽量将防线压到长江上，减少南方的纵深；第三，各条战线协同作战。
一旦无法同时满足上述这三个条件，北方的军队可能会陷入淮河流域的泥沼之中，那就是南方的机会。
接下来，东晋遭遇的是另一个问题：守住南方之后，它必然选择北伐收复中原。那么，南方北伐的命运又会如何呢？
诸葛亮、张竑都曾经提出过南方北伐的战略，都没有成功。东晋在同时占有江东、赣江谷地、两湖盆地和四川这几个地理单元后，终于有机会北伐了。
它能成功吗？
尴尬的北伐
东晋义熙十二年（公元416年），东晋大将刘裕组织了南朝历史上最成功的一次北伐。北伐的对象是盘踞在关中、洛阳地区的后秦。
在东晋后期刘裕执掌朝政后，这位能量充沛的平民将军开展了一系列的军事行动，除了北伐，还包括镇压反叛的一系列内战。在内战中，他先是剿灭了篡位的桓玄，又镇压了孙恩和卢循的起义。刘裕还组织了征伐四川、剿灭谯纵的战争。除此之外，刘裕还和当年一同反对桓玄的兄弟们反目成仇，进行了一系列的镇压活动以巩固自己的地位，为篡夺东晋政权做好了准备。
在这一系列的征伐中，最著名也最为人津津乐道的仍然是北伐。
刘裕的北伐主要有两次。第一次是讨伐南燕的战争。北魏灭了后燕，燕国的一部分残余在现山东境内建立了南燕国，定都在距离齐国古都临淄不远的广固（现山东青州）。东晋义熙五年（公元409年），刘裕率军走水路，在广陵经过邗沟向北进入淮河的淮阴，再从淮阴顺淮河直上，到达泗口（泗水入淮河的河口），经过泗水到达下邳。在下邳弃船登岸，向琅琊进军。占领琅琊后，再经过莒县，翻越沂山，进军广固，灭了南燕。
南燕灭亡前曾经向后秦求救，从那时开始，刘裕就有了灭亡后秦的念头。在处理完内部问题，获得东晋的绝对控制权之后，义熙十二年（公元416年），做过精心准备的刘裕亲自率军进行第二次北伐。
在确定进军线路时，刘裕特别注重战争的可持续性，最主要的是后勤问题。他分析了前面几次北伐行动，认为进军关中的道路无非就三条，分别是：从四川、汉中地区北上翻越秦岭的道路，从南阳走武关、蓝田直接进入关中的道路，从东面的河南境内走三门峡、潼关进入关中的道路。
刘裕并不相信前面两条道路。第一条曾经由蜀汉丞相诸葛亮多次尝试却徒劳无功。这条偏僻的道路一是太难走，二是无法解决后勤问题。在前几次东晋的北伐中，也曾经尝试过走汉中，都以失败告终。
至于第二条，同样由于山路过险，后勤问题突出，历次北伐凡是直接走这条路的也都失败了。
如果要解决大军的后勤问题，只有选择第三条道路，也就是走黄河、渭河进入关中的道路。在大军前进时，辎重部队沿着河流跟随，将物资源源不断地送往军队士兵手中。
基于这样的分析结论，刘裕放弃了四川—汉中道，对蓝田—武关道也只派遣了一支小部队，由将军沈田子率领，起到牵制和骚扰的作用。
至于大部队，都被刘裕安排在第三条道路上，也就是从洛阳向西，进入三门峡地区，走潼关进入关中。
在秦汉时代及以前，连接长安和洛阳的关口主要设在现河南灵宝境内的函谷关，这条路在一条巨大的峡谷中，人走在其中如同进入箱子里。但到了三国、两晋时期，关中的防卫者发现了一个更加显眼的、可以设立屏障的地方，这就是函谷关以西百里左右的潼关。
潼关位于黄河边的一个小土塬上，土塬睥睨着远处的黄土地，四面都是高耸的崖壁，如同一座天然的堡垒。更难得的是，在潼关以南紧挨着土塬有一条天然的大沟——禁沟。这条大沟长三十里，深达百米，两岸的宽度只有十几米。禁沟东西两侧的人可以隔着禁沟聊天，但如果想下棋等直接接触，就要顺着近乎垂直的沟壁下到沟底，再从另一边爬上去。如果有人率军从东方攻打潼关以西，仅仅一条禁沟就需要折腾许久才能通过。
潼关也是后秦防守的最关键所在。在刘裕的计划中，大军必须先在洛阳进行休整、集结完毕后，再西进潼关。
当时洛阳也不掌握在东晋手中，而是被后秦占领。于是，东晋的战略就成了这样：先派遣各路大军从不同的道路赶往洛阳，在洛阳集结完毕再一同西进潼关。
派往洛阳的部队走的路线也各不相同，其中先锋部队由龙骧将军王镇恶和冠军将军檀道济率领，另一支陆军由新野太守朱超石、宁朔将军胡藩率领。建武将军沈林子和彭城内史刘遵考率领水军，从黄河顺水而上。
在这些军队之后，是刘裕亲自率领的主力。大军从江南出发，沿淮河和泗水赶往彭城，利用位于现山东巨野的一个大湖巨野泽（沟通了黄河与泗水）进入黄河河道。水路的运输能力，既能保证大军的运输，也保证了后勤补给。
大军出发后，最初的进展出乎意料地顺利。王镇恶、檀道济顺利攻克洛阳，第一阶段的战略目标达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