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章涉及的时间范围是公元384—589年。
北朝：从黄河到长江
南朝刘宋时期，鲜卑人统一中国北方，建立北魏。北魏文明程度落后于南方，却在一张白纸之上建立新的制度，避免了南方积累几百年的弊端，并在国力上逐渐压倒南方。
北魏孝文帝迁都洛阳，从战略上意味着北朝将战争重心转移到南方，为将来统一打下基础。
玉壁古战场位于汾河以南的台地上，诉说着当年东西魏的厮杀，也见证了历史上最后一次东西对立。此后，随着江南的进一步发展，分裂模式变为南北对立。
玉壁城正好卡在从汾河进入黄河的岸边。这座城市的存在，让东魏不敢越过黄河进入关中平原，从而保证了关中的安全。
西魏对东魏的打击主要针对中路的洛阳，却由于河阳三城与虎牢关的存在，让西魏即便占领了洛阳也无法越过洛阳进攻豫东和太原。
西魏乘南朝内乱取得四川与荆州，这两个超大粮仓成了改变战争局势的胜负手，使得西魏一跃成为当时中国最强大的政权。
隋唐时期，长安和关中平原已经不再是经济和军事中心，随着长江流域的经济发展，关中盆地虽然还有一定的战略重要性，却已经成了中原的附庸。在这种情况下定都长安，导致中国古代在军事战略上进入一个失衡的时代。
淝水之战后，七拼八凑的前秦崩溃，另一少数民族政权却正在复国。
在如今山西省北部，曾经存在着一个鲜卑人的小国——代国。其地理位置偏远，国土面积也不大，与中原接触不多。前秦王苻坚统一北方时，在兼并其他地区的空隙间顺便将代国也并吞了。
前秦在淝水之战失败后，各个北方少数民族部落纷纷独立。代国前首领拓跋什翼犍的孙子拓跋珪乘机崛起，重建代国，定都盛乐（现内蒙古和林格尔）。后又改国名为魏，史称北魏。在随后的扩张中，北魏重新获得山西北部地区，又跨过黄河，拥有了陕西以北的河套地区。
在拓跋珪扩张时，北部的前秦已经消失，地图上换成了占据关中的后秦（定都长安）以及拥有中原的后燕（定都中山）。此外，在山西的长子还有一个小国西燕（也是前燕王室后裔所建），在甘肃河西走廊是前秦大将吕光所建立的后凉。
这些敌人中，最直接和最具威胁的是同处于北方的后燕，两国只隔着一座太行山。后燕位于平原之上，缺乏制高点，这给了拓跋珪机会。
不过，先动手的是后燕。北魏登国十年（公元395年），后燕王慕容垂派遣八万大军从中山出发，越过太行山的井陉关口进入晋阳，再从晋阳北上经过平城，出雁门，向北魏的国都盛乐进发。
拓跋珪使用了堪称经典的计策：派兵封锁燕军交通线的同时招降燕军的传信兵，将燕王去世的假消息传递给燕军，从而扰乱军心，击败燕军。 事实证明，山西北部和内蒙古地区并不适合闪击战。当后燕大军到来时，北魏迅速向西方撤退，一直撤退到千里之外的河套地区。后燕由于无法保障后勤，进退两难，被机动性更强的拓跋珪击败， 大部分降卒被坑杀。
第二年，拓跋珪再次击败燕王的部队，并投入反攻。
拓跋珪占领的地区主要是山西和内蒙古地区的草原地带，想要通往华北平原，主要道路有两条：一条从北京以北的军都陉（现居庸关）穿过燕山山脉，进军幽州；另一条从山西北部南下，经过马邑，攻克晋阳（现山西太原），再从井陉穿越太行山，直达后燕的国都中山。
拓跋珪两道并进，大破燕军，灭了后燕。
后燕的灭亡，让拓跋珪得到了山西北部和河北地区。山西提供了险要的地形，河北提供了粮仓。之后，北魏将国都迁往平城，成为北方的豪强。
北魏灭后燕时，恰好也是南朝宋刘裕向北扩张时期。南朝最远占据了黄河南岸，北魏则拥有黄河北岸，双方以黄河为界对峙。
与此同时，在北方的西部，关中平原上的主人已经换成了匈奴人赫连勃勃。当年刘裕北伐关中，灭亡后秦，但他攻克长安后匆忙南返，位于陕西北部的匈奴人赫连勃勃趁机进入长安和关中，建立了夏国。
对北魏而言，北方唯一的强大敌手就是夏国，其余的小地方政权已经不构成威胁。
即便是夏国，实力也无法与北魏相比。北朝时期的关中地区由于常年战乱，早已不再是富庶之地，无法与华北相抗衡，北魏只需要采取蚕食战术就可以慢慢将夏国消灭。从北魏始光元年（公元424年）九月开始，到神䴥元年（公元428年），北魏用五年时间灭了夏国。
之后，北魏击溃了位于辽东的慕容家族残余势力北燕，并击败北方强大的柔然，统一北方。
北魏统一北方时，南方的刘宋仍然处于巅峰时期。但随后，南朝进入衰落期。鲜卑族建立的北魏启动了建立国家制度的过程，将一个以游牧为主的民族部落变成了定居的国家。随着一系列制度的确立，政权更加中原化。
于是，此消彼长之间，天平已经向北方倾斜。
定都洛阳的利弊
北魏太和十七年（公元493年），南朝齐武帝逝世，魏孝文帝率军从国都平城向南进发，准备乘机攻击南朝齐。
但天公不作美，大军到洛阳后，一直淫雨绵绵，将士们疲惫不堪，不想继续向南。孝文帝不得不屈服于将士们的意愿，但他提出一个要求：如果此次不进行南征，就必须迁都洛阳。
多数大臣都留恋平城，迁都意味着他们必须放弃安逸的生活，带着家眷千里迢迢地随孝文帝到洛阳重建家园。但是，相比起南征，他们宁愿选择迁都。于是，迁都洛阳就成了孝文帝的既定政策。
大臣们没有料到，所谓迁都其实只是孝文帝南征的一个步骤而已。迁都后，北魏与南方政权的军事冲突迅速增加，进入持续战争时期。
孝文帝时，北魏的制度建设已经进行了数十年，与汉族政权在文化水平上不相上下。
特别是在孝文帝时期，由冯太后主导的一系列改革更是成为历代改革的范本之作。在冯太后的主持下，太和八年（公元484年），北魏实行官员的班禄制改革。在这之前，北魏的中央官员都没有俸禄，官僚阶层依靠许多不正规的手段，如战争劫掠和霸占土地获得收入。随着战争的远去，官僚阶层没有了战利品，更多地依靠骚扰民间来获得收入。太后决定给官员发俸，钱则来自从民间征收的一笔特别税。
为了从民间征税，冯太后又在第二年启动土地改革，将土地分给百姓去耕种，建立了一套影响深远直到唐朝仍然继承的土地制度。
分地进行得并不顺利。要向百姓分发田地，必须掌握百姓的户籍资料，可是北魏的统治者还不知道怎么去统计和管理户籍。冯太后在内秘书令、南部给事中李冲的建议下，开始建立社会基层组织，在县以下建立三级村民机构（三长制），由这些机构负责基层的户籍和税收管理。
班禄制、土地改革、三长制，环环相扣，让北魏的官僚制度成为当时最先进的范本。
而在意识形态领域，北魏也同样从落后到反超。北魏历代皇帝都很重视佛教的发展，纷纷开凿石窟，发扬佛法。南朝的佛教往往注重繁文缛节和奢侈豪华，而北朝的佛教则更注重义理和修行，在影响力上丝毫不比南朝差。
北魏还是一个尊崇儒教的国家。由于对中原文化的尊崇，儒教在皇家的扶持下逐渐成了气候，并主导了一系列神化皇权、加强仪式感的运动。而在南朝，儒教呈现衰落状态，到了唐朝，当人们想回归儒教的时候，只能从北朝的传承中去学习。
在政治上，北朝的各个皇帝都很在意制定一套符合时代的法律。由于南朝继承了两汉魏晋时期的社会制度，许多利益集团已经彻底把持了政治，任何改革都不再可能。北魏却是在一张白纸上建立法律制度。结果，北朝的法律制度很快超过了南朝，不论公平性，还是统一性，都成为后代的样本。
北魏的改革高峰随着冯太后的离世告一段落。当孝文帝独立行使权力时，他想继续改革，却总是改得不是地方。为了表现出比冯太后更加汉化，他加强意识形态特征，进行了一系列改革，比如改汉姓、穿汉服、说汉语等。这些改革措施看上去很激进，却意义不大，只是激起了鲜卑人与朝廷的对抗，正是这些对抗导致了北魏的分崩离析。
虽然孝文帝其他的改革措施不尽如人意，却有一项改革意义非凡，那就是迁都洛阳。
人们往往把迁都洛阳也作为魏孝文帝汉化改革的一部分。但实际上，迁都不是为了汉化，而是服从战略需要。
北魏平城时期，人们只要看一眼地图，就会发现南北两大王朝之间的地理错位。南朝的国都设在长江边上的建康，而北朝的国都在遥远的平城。
之所以定都平城，与北魏建国初的政治形势有关。在建国初期，北魏的对手一直是柔然、燕国、夏国等北方国家，与南朝的交往并不多。
北魏统一北方后发现如果要南征，面临的最大问题是出兵的战线太长。
以孝文帝的南征为例。孝文帝在平城组织军队，亲自率军南下。平城位于现山西北部，从平城南下必须首先经过太原，再从太原南下上党，渡过黄河，进入洛阳地区。到洛阳时，士兵们已经翻山越岭走了一千五百多里路，就算是没有大雨，也必然疲惫不堪，而此刻军队还未出境。
因为国都太靠北，北魏已经吃过一系列的亏。在北魏灭后燕后，燕国流亡者在山东境内建立了一个小国南燕。如果北魏的国都在洛阳，就很容易沿黄河向东灭掉南燕；但由于国都距离太远，出兵不便，反而让刘裕乘机北上夺得了山东。这是当时南方政权边境最靠北的一次，甚至威胁到北魏在河北地区的统治。
北魏历次与南方的作战，虽然拥有兵力优势，却大都因为距离太遥远，指挥不便，不得不半途而废。
孝文帝此次迁都，不是因为大雨被迫留在这儿，而是希望借助迁都来巩固北魏的南疆，并以此为基地出发打击南朝，节省一千多里的道路。
孝文帝迁都两年后再次南征。这次进军以失败告终。更为严峻的是，虽然这是一个颇具战略眼光的决策，却由于与孝文帝一系列不必要的改革混在了一起，成了保守集团攻击的对象。北魏的政治被撕裂，从而影响军事。北魏分裂了。
孝文帝的迁都，为后来的东魏和西魏打下了基础。也是从这时开始，北方从更短的用兵线出发，将战线南移，获得了绝对优势，为后来的统一做好了准备。
最后一次东西对峙
山西稷山县是一座在汾河北岸的城市。汾河水向南流经临汾后，经过襄汾和新绛，然后折向西方，经稷山、河津，最后汇入黄河。如果从黄河出发，汾河就成了进入山西（特别是临汾、太原）的一条最便捷通道。
除了沟通长安和太原之外，从汾河谷地的新绛县向东南翻越中条山，可以经过垣曲到达济源，这是另一条沟通汾河与黄河的道路。从济源既可以渡河去洛阳，也可以在黄河北岸继续向东去往河北。
两条路的交叉，赋予汾河谷地（新绛到河津段）以特殊的意义。稷山县恰好就处于这一段河道上。
从稷山县向西，在汾河北岸行走两公里，再向南渡过汾河继续前进两公里左右就来到了白家庄。这个村庄在东魏与西魏时期大名鼎鼎，即便到了现在也仍然保持着古战场的形态。
在白家庄村外的西面，有一个巨大的黄土台地，顶部平坦如桌，边缘垂直如削。在台地四周还可以看到一圈古人修建的土墙遗迹，这就是当年的城墙。台地顶上，古代的瓦片、骨片俯首可拾。西缘有一条巨大的冲沟，将整个台地刻成“凹”字形（那一凹，就是冲沟的位置）。在冲沟边缘的土墙下，依然可以看到厚厚一层完整的人类骨架，大腿骨叠压着脊椎骨，下颌骨上的牙齿显示死者大都是二三十岁的青壮年。当地人称这里为万人坑。
这些骨架是一千四百多年前死去战士的遗骸，可能达到数万具之多。除了人的尸骨之外，还可以找到马的尸骨，说明当年战争的惨烈。
在台地上还能看到地道的痕迹，这些地道是当年攻城者挖掘的，他们希望从地下攻入城中，却又被守城者放火封锁。一千多年后，地道犹存，甚至在地道口还可以找到大量骨片，那可能就是攻城者留下的。
这座城市叫玉壁城，是当年西魏揳入东魏的最深入堡垒，承受了难以想象的围困和攻击，却依然屹立。
由于人口众多，人类活动明显，历史上的古战场大都不能保持原样。玉壁却由于位于临河的台地上，人口相对较少，躲过了人类活动的破坏，向我们诉说着当年的杀戮。
孝文帝之后的北魏王朝，经历了一系列的内部纷争而衰落。北魏末年，一场席卷北方的大骚乱打乱了这个刚刚步入正轨的王朝。
北魏时期，除了与东、西、南三方的敌人作战之外，在北方还有一个强大对手——柔然。太武帝拓跋焘曾经大力打击柔然，将其赶向更北方。为了防止柔然回来，他在黄河以北、大漠以南，沿阴山山脉建立了六个军镇，分别是武川镇（现内蒙古武川）、抚冥镇（现内蒙古四子王旗东南）、怀朔镇（现内蒙古固阳）、怀荒镇（现河北张北）、柔玄镇（现内蒙古兴和）和沃野镇（现内蒙古巴彦淖尔）。在六镇中担任将领的大都是鲜卑贵族，士兵以鲜卑人为主，也有来自中原的汉人。六镇起着保卫国都平城的作用，在北魏的军事和政治中有着很强的影响力。
孝文帝迁都洛阳之后，北方的重要性在北魏朝廷中降低了，六镇再也感觉不到皇权的照耀。
北魏正光四年（公元523年），沃野镇和怀荒镇首先举起造反大旗，随后从关西到河北地区都发生了反叛。
为了镇压这一系列反叛，北魏朝廷不得不借助秀容（现山西忻州境内）军阀尔朱荣。于是，尔朱荣就成了北魏版的董卓，受朝廷邀请进入洛阳，执掌大权，另立了皇帝（孝庄帝）。尔朱荣按照自己的理想改造北魏政权，他在镇压反叛的同时大肆杀戮不服从的官员。
不肯充当傀儡的孝庄帝杀死了尔朱荣，却又被尔朱荣的从弟尔朱世隆所杀。此刻，尔朱家族的权力已经遍布天下，许多家族成员都身居要职。但最终，尔朱家族被以高欢为首的武装集团消灭。
在一系列纷争过后，北魏形成了以高欢为首、以晋阳和邺城为核心的东部集团，以及以贺拔岳为首、盘踞在关中的西部集团。贺拔岳死后，西部集团权力落到其部下宇文泰手中。
高欢和宇文泰从北魏皇族中选择不同的人担任皇帝。于是，北魏分裂为东魏和西魏。高欢和宇文泰死后，他们的后代分别篡位，建立了北齐和北周。
在中国古代历史早期，当中华文明仍然以黄河流域为主时，不同政权大都是以崤山和黄河为界，东西对立；到了后来随着江南的发达和关中的衰落，就变成以秦岭、淮河为界的南北对立。东、西魏（北齐、北周）是中国古代历史上最后一次东西对立。
双方大致以关内和关外的传统分界作为边界线，也就是以现陕西和山西之间的黄河为边境。边境线从黄河到蒲坂后，离开黄河，经过潼关，南下武关，在襄阳西北与南朝梁的国境接壤。
唯一的例外在陕北地区靠近内蒙古的地方，这里在黄河以西有一座城市叫统万城，曾经是夏国的国都，被东魏占领。
双方的边境线决定了不管是东魏进攻西魏，还是西魏进攻东魏，都主要沿三条路线进攻，这三条路线从战国时期以来就一直是沟通关内外的主要通道。
以率先发起进攻的东魏为例。东魏军队可以从晋阳沿着汾河谷地，经过临汾、稷山等地，从龙门或者蒲坂渡过黄河进攻西魏（北路），也可以从洛阳出发进攻潼关，然后再向长安进军（中路）。除了这两条路线之外，还有第三条路线，即从南面的武关进攻上洛、蓝田，直捣长安（南路）。因为这条路过于遥远，山路难走，对补给要求高，往往只是作为协同使用。
在进攻中，东魏的高欢喜欢两路并进，一路从太原沿着汾河谷地过黄河（北路），另一路从洛阳进攻潼关（中路）。这两条路中，北路的利用率更高一些。这主要是因为山西地区是高欢曾经的辖地，也是重兵布防的所在，调兵方便。
西魏的宇文泰则喜欢在北路持守势，而在中路使用攻势，数次派出大军经过潼关直捣洛阳。由于西魏掌握潼关天险，又逐渐占据了位于现在三门峡的陕州区一带，从中路进攻到达洛阳，已经相对容易。在历次征伐中，西魏都能顺利地到达洛阳，并继续向北，企图突破黄河直插山西的晋阳，或者向东进攻位于河北的东魏都城邺城。
但西魏在洛阳东北的黄河边，却总是遭遇决定性的失败。
在洛阳以东，有两个决定战争走势的军事据点。一个是位于汜水的虎牢关，距离如今的河南省会郑州只有几十公里。虎牢关地处黄河边，附近就是著名的荥阳城，刘邦和项羽曾围绕荥阳展开过激烈的争夺。到了北朝，人们在荥阳旁的黄河边上修筑了一座关口，就是虎牢关。
虎牢关位于黄河南岸，这里全是黄土构成的悬崖台地，台地之间沟壑纵横，难以通过。如果沿着汜水而上，就可以进入一个如同大肚宝瓶一样的谷地，谷地的四周都是峭壁，即便老虎进入这里，也如同进入笼子。虎牢关就卡住了笼子的入口。如果西方的军队要向东前往豫东地区，必须占据虎牢关，否则就会被虎牢关从背后卡住脖子。
另一个决定走势的据点是距离洛阳更近的河阳三城，离位于洛阳东北的黄河渡口孟津不远。这里的黄河中心有一座小岛，在岛上和黄河两岸各筑有一座城池，加起来一共三座，三座城池以浮桥相连。西魏在占领洛阳后，如果要渡过黄河向北进攻上党、晋阳，那么必须将河阳三城拿下，才能顺利渡过黄河并且没有后顾之忧。
西魏的军队就在虎牢关和河阳三城这两个据点屡屡遭受失败。虽然西魏每次都可以进攻并占领洛阳，但由于军粮耗尽，无法防守，最后只能退出洛阳盆地，回到陕县或者潼关。
西魏在中线的进攻无法得手，在北线的防守却总是非常成功。在如今的山西运城地区，有一个战略地位非常重要的三角地带，夹在黄河、汾河之间，在古代称之为河内地区。这个三角地带是北路和中路交会的中间地带，如果东魏占领了这里，就可以沟通北路和中路，形成策应，协同打击敌人；如果西魏占领了此地，就如同一个揳入敌人七寸的楔子，让敌人不敢越过黄河进攻关中。
在这个三角地带，西魏大将王思政发现了一个最具有战略意义的地点。这个地点在如今稷山县西南五公里的地方，在汾河南岸的一个高土台上。这个土台四面绝壁（只有东面相对高一些，但是这里筑有坚固的城墙），顶部平坦得像一张桌子。在土台的西壁，又有一个巨大的冲沟，使得整个土台变成向西的“凹”字形。
如果在这个土台上筑城，就等于扼住了汾河的咽喉，东魏如果派兵从汾河进入黄河，就必须从玉壁城下经过。由于地势险要，东魏将士几乎不可能打下玉壁。如果东魏将士想要绕过去继续前进，玉壁城的守军就会从后方掐断他们的补给线。
王思政认为，只要占有玉壁，就防守住了北路，让东魏无法通过此路进攻关中。这里在黄河东岸，已经深入东魏的境内，对于西魏来说，要守住这样的城市也有很大的难度。
幸运的是，西魏在黄河南岸占有潼关和弘农（现河南三门峡陕州区），这两座城市与玉壁恰好构成一个三角形，潼关和弘农就是三角形的两个底角。“潼关—弘农—玉壁”三角正好与“黄河—汾河”三角重合，西魏占据这里之后，东魏就很难从中路和北路进攻关中。
玉壁城自从建成之后，就成了两魏战争中最血腥的战场。高欢每次率军进攻西魏，首先要进攻该城。他利用地道、攻城车等，尝试过所有的武器，却只留下了数万具尸体，被迫撤回。
正因玉壁的存在，西魏才巩固了北部的边防，有力量组织军队对洛阳实施打击。西魏本来比东魏弱小，却能在历次战役中不落下风，这就是得益于玉壁这座城市的杰出防卫作用。
对西魏更加有利的是，梁朝的侯景之乱改变了南北方的实力对比。在东西对抗的同时，西魏（北周）还腾出手来夺取了南方的四川和荆州地区，获得了两个超大的粮仓。于是，北方双雄的胜负手已经悄然变换，原本资源处于劣势的西魏已经成为最强大的政权。在经过多年的鏖战之后，西魏的大反攻开始了。
统一与失衡
北齐武平三年（公元572年），一场针对左丞相、咸阳王斛律光的阴谋正在进行中。
斛律光是北齐名将，甚至可以说是北齐当时唯一的依靠。他的父亲斛律金同样是名将，他的女儿是当朝皇后。更难得的是，斛律光本人毫无野心，忠心耿耿地服侍北齐皇帝。
但这时突然传出了很多民谣，比如“百升飞上天，明月照长安”，又如“高山不推自崩，槲树不扶自竖”。在古代的计量单位中，一百升就是一斛，而明月则是斛律光的字，北齐的皇族姓高。这些民谣所指向的都是斛律光，暗示他有野心，要篡位。
在南北朝时期，北方政权在学习中原文化时往往以汉朝为蓝本，而汉朝流行天人合一的谶纬，对民谣中蕴含的各种暗示充满了警惕。这些民谣的出现，必然令北齐的统治者慌张。
在民谣的助推下，权臣祖珽和穆提婆构陷斛律光，劝说北齐君主高纬杀掉斛律光。
高纬以奖励斛律光一匹马的名义，召他前来谢恩。斛律光没有丝毫怀疑。高纬的卫士刘桃枝从背后偷袭并杀死他。斛律光在死前故意不做反抗，以此表示自己没有做过任何对不起朝廷的事。
斛律光的死与当年南朝宋的名将檀道济一样，成了自毁万里长城的典型。檀道济是帮助南朝宋武帝刘裕打天下的人，却由于南朝宋文帝的猜忌而被杀。檀道济临死前说：“乃复坏汝万里之长城！”檀道济死后，北魏君臣额手称庆，庆幸南方再也没有能够打败他们的将领了。斛律光死后，北齐的对手北周庆祝得更为夸张，北周武帝干脆在全国范围内举行大赦。
斛律光之死除了是奸臣所害，还是北周大臣韦孝宽的计谋，那些民谣就出自他手。韦孝宽一辈子立下两宗大功：一宗是守卫玉壁，气死了高欢；而第二宗就是除掉北周的最大对手斛律光。
在斛律光执政的最后年代，强大的北齐由于制度的失灵已经衰落，弱小的北周得到荆州和四川后却变得强大起来。只是由于斛律光等人的拼死搏杀，才保持了相对的均衡。
在斛律光死前九年，北齐河清二年（公元563年），北周曾经发动过一次激烈的统一战争。这次战争中，北周选择了与突厥人联合，试图从一条北齐意想不到的线路进攻。突厥人和北周大将杨忠从山西的正北方向晋阳进攻，而另外两支部队则沿着传统的北线和中线，分别进攻平阳（现山西运城境内）和洛阳。这次拼凑的进攻以失败告终，特别是在北线和中线，斛律光先是在平阳阻击北周军队，又驰援南方逼退洛阳的敌军，可谓战功显赫。
斛律光死时，北周武帝的下一次战争已经在准备了。
这一次，他决定不再像上次那样分散兵力，而是集中在一个方向进行重点攻击。到底选择北路，还是选择中路，就成了战略决策的焦点。
北周武帝希望选择中路。他亲率大军直攻洛阳，再以洛阳为跳板，过黄河，进攻北齐的国都邺城。这条路接近于当年武王伐纣的道路。有三位大臣建议走北路，从汾河进攻晋阳，以晋阳为中间目标，再越过太行山进攻北齐的国都邺城。这条路近似于当年韩信袭击赵国的道路。
北周武帝经过衡量，被洛阳古都的气质所吸引。不过，他对计划也做了变通，不准备直接进击洛阳，而是顺河而下，先进攻洛阳东北黄河上的河阳三城。
北周武帝的军队长驱直入，攻克了位于黄河南岸的河阴城，阻止北齐军队从山西前来救援洛阳。然而，位于河水中间的中潬城和北面的河阳城久攻不下，洛阳城也一直在坚守，不肯投降。山西方向北齐的救兵又快到了。
北周武帝只好撤军。由于选择进攻方向的错误，他丧失了第一次机会。
事实证明，在从陕西向东进攻河北时，中路之所以不如北路，在于中路的战略中间点洛阳处于平地之中，从洛阳打击河北，缺乏制高点，也过于遥远。如果平地作战，必须有足够的机动性，打闪击战，但黄河的阻隔让进攻者的机动性丧失了，快不起来。
对手占据了山西的高地，可以很容易地实施打击。在这种情况下，北周的进攻就只有失败一条路了。
一年后，北周武帝再次伐齐。这次，他吸取了前面的教训，选择了北路。与中路相比，北路位于山西的崇山峻岭之中，由于一直顺着汾河谷地前进，比起洛阳道的形势更加简单。
山西地区的晋阳由于位于各条山脉的中心，拥有居高临下的气势，有着控制河北、河南的作用。所以，北周武帝此次的目的，是利用晋阳从高处控制华北，再居高临下对北齐国都邺城进行打击。
这次的策略奏效了，在北周的打击下，北齐灭亡。
随着北周统一北方，南方的陈朝政权的灭亡已经不可避免。
公元581年，杨坚灭掉北周，建立隋朝。
隋开皇七年（公元587年），为了给伐陈做准备，隋文帝灭掉了位于江陵的傀儡国家后梁，进一步部署军事计划。
隋开皇八年（公元588年）年底，占据四川、荆州和整个长江北岸的隋文帝开始安排一次类似于西晋伐吴的军事协同行动。
隋朝大军兵分八路向陈朝猛攻。在西面，隋军经过一个月的战斗，占领长江中游地区，而对东面的进攻选在了春节时。由于在春节期间陈朝将领们纷纷请假回家过年，士兵也没有防备，隋军顺利渡过长江。二十天后，建康城破，陈后主被俘。
经过两百八十年的乱世纷争，中国再次统一在一个政权之下。
历史上从东汉末年开始的大分裂，中间只经过西晋的短暂统一，大部分时间都处于南北对峙状态。三国时期，曹魏统一北方，南方的蜀、吴分别制定了北伐战略，却由于南方的分裂，无法集中资源完成北伐。
东晋之后的南方在大部分时间里都处于统一状态，而北方却分分合合，一直不够稳定，这本来是南方反攻北方的好时机。
但事实证明，南方反攻北方的难度比诸葛亮和张竑想象的要大。南方之所以难以反攻北方，在于北方的地理纵深更长。南方即便攻克了洛阳，也未必能攻克由潼关保护的长安；南方即便进入了长安，抵抗者仍然可以退到山西，借助地理优势居高临下地打击北伐者。
北方进攻南方时，只要攻克了建康，战争就算结束；而南方进攻北方时，即便占领了华北平原、洛阳和长安，战争也只是刚刚开始。
不过，即便从南方很难完成统一大业，东晋南北朝的大分裂也丰富了南方的战略。在这段时期内，南方政权在经济发展上也取得了巨大成就，同时开发出一条“建康—荆州”轴心，长江也成了战略调兵的通衢大道。同时，广州也进入了战略视野，卢循和陈霸先两次利用广州为基地进攻长江流域，前一次失败，而后一次取得了成功。
南北对峙下，人们进一步认识到淮河流域的战略价值。“要守长江，必守淮河”已经成为南方政权的魔咒，在未来一直得以遵守。任何守不住淮河的政权必然丢失整个国家。
分裂虽然不利于百姓的生活，却是发展战略的最佳时机。南北朝之后，中原的战争战略基本已经定形，只有向外扩张时才由于新的地理因素的引进而有所发展。
但令人担忧的是，由于北周是从长安起家的，它的后续王朝隋和唐也都定都长安。在隋唐时期，长安和关中平原已经不再是经济和军事中心，这里已经供养不起一个大国的消耗。随着长江流域的经济发展，关中盆地虽然还有一定的战略重要性，却已经成为中原的附庸。
在这种情况下仍然选择定都长安，必然引起新一轮的失衡，不管是和平时期供给长安物资，还是战争时期保卫长安，都必须付出足够大的代价。于是，中国古代在军事战略上进入一个失衡时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