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章涉及的时间范围是公元589—622年。
唐朝建国：关中的最后辉煌
隋炀帝组织了上百万人（号称两百万）参加的东征高句丽行动，由于无法在如此庞大的军队中进行有效协同而告终。历史证明，军队人数不是越多越好，超出需要的军队无法组织协同，还会把军粮吃光，反而成了失败的根源。
隋朝的崩溃在于财政机器太高效，将高于民间承受能力数倍的税收从民间抽走。由于财政收入来得太容易，刺激了皇帝的野心，修建了一系列大工程，并发动了数场耗资巨大的战争，拖垮了隋朝。
在各地反叛时，隋炀帝本应该留守北方镇压反叛。但他选择去战略地位远不及北方的扬州，在实际上放弃了北方，这也宣告隋朝的统一结束了。
隋末杨玄感起义时，李密向杨玄感提出上、中、下三策，其中进攻洛阳是必败的下策。杨玄感采取了下策，兵败身死。当李密成长为隋末最重要的领袖时，他又一次面临进攻关中还是进攻洛阳的选择，却仍然选择了进攻洛阳这个下策，错过了机会，被李渊捷足先登占据了关中。
李渊进攻长安最大的障碍不是军事，而是安抚北方的匈奴和南方的李密，趁他们放松警惕的时候实现自己的作战目标。李渊利用低姿态迷惑了他们，从而完成了军事计划。
李渊是最后一次利用“关中—四川”模式统一全国的开国君主。他的策略是：先从山西借助汾河谷地进入关中地区，获得四塞之地，再将汉中、四川收入囊中，并平定甘肃、山西境内的反抗势力，拿下所有对关中可能产生威胁的战略点。一旦关中安全，就东进洛阳和华北平原，取得这个巨大的粮仓和后备基地。而南方由于支离破碎，已经无力抵抗北方的攻击。
唐朝之后，关中的地位继续下降，依靠关中就不可能再赢得整个国家了。
隋炀帝大业六年（公元610年）正月，是一年一度百戏大会的日子。
自从大业二年（公元606年）开始，为了炫耀国家的富裕和强大，隋炀帝每年都会组织盛大的集会和游行活动，会集了海内外数万的乐工和舞者。
这场集会从春节开始，持续十五天。各种戏法应有尽有，神鳌负山，幻人吐火，千变万化，旷古莫俦。百官起棚夹路，从昏达旦。
春节还是万国来朝的时期，大量的外国人涌入，在戏场上来回穿梭，惊叹于中国的富裕和繁荣。
见《隋书·音乐志下》。 大业六年（公元610年）的春节，突厥的启民可汗与许多小国的国王一同前来东都。这一年的百戏大会设在天津街。朝廷拿出上万亿的经费来组织。各种奢侈的器玩，华丽的衣服上缀满了珠宝金银，修饰着锦绣罗绮，蜡烛火炬映红了天空，众人目不暇接。
但在欢乐的背后，隋炀帝正在组织一次大规模的远征。他向天下的富人加税，购买马匹，又下诏征兵，于北方的涿郡（现北京）集结，准备东征高句丽（现朝鲜半岛北部和中国东北）。
隋文帝时期修建了从国都大兴城（长安）到潼关的广通河，当粮食从中原地区经过黄河运送到潼关附近，就可以转广通河直达国都。
隋炀帝时代则开通了三条运河，并疏通了一条已有的河道。第一条是从洛阳到淮河南岸的山阳（现江苏淮安）的通济渠，这条河从洛阳引谷水和洛水入黄河，再引黄河水入淮河。第二条从淮河到长江，则采用了春秋时期吴王夫差修建的邗沟旧道并进行了加宽，这条河从山阳直到江都。第三条是渡过长江之后，从江都对面的京口到余杭（现浙江杭州）的江南河。
这三条运河构成了“洛阳—杭州”运河的主航道。
另外还有第四条运河，是向北连接的永济渠，从黄河北岸延伸到涿郡。这条河将洛阳与北方连接起来，直达现在的北京附近。
涿郡也就此成了北伐的转运中心，不管是物资还是士兵，都会首先运到涿郡，再经陆路朝东北出发。
第二年，征伐高句丽的军事行动继续准备，皇帝下令建造三百艘海船集结在东莱海口（现山东烟台），作为从海上打击高句丽的基地。劳工们日日夜夜造船，甚至为了赶工期不敢上岸，腰部以下都生了蛆。
炀帝本人则在四月抵达涿郡，随后下令建造五万辆运输车，送到高阳（现河北高阳县，位于保定东南），再由士兵拖往前线。七月，江淮以南的民夫开始将大量的粮食从洛阳附近的洛口仓、黎阳仓运送到涿郡，运河中一时挤满了船只，千里不绝，路上奔波的运输工达到了数十万，死亡的不计其数。
所有的粮食被运送到涿郡后，就无法使用水路了。接下来，要由民工用牛车运到下一站怀远（现辽宁阜新境内）。由于东北地区较少开发，一路上坎坷泥泞，又造成了大量的伤亡。
许多人经不起折腾，走上了逃亡或者反叛的道路。沿着运河各地，反叛此起彼伏，隋炀帝命令各地政府进行镇压。
那么，如此折腾的运输，到底组成了多大一支军队呢？答案是：一共征发了正规部队24军，加上御营军，一共凑了30个军和12卫，共113.38万人，号称200万人。
这些人又分成水军和陆军，水军以东莱为基地，渡海直接打击敌人的重要城市；而陆军则从陆地经过三道防线，进攻敌人的国都。
第一道防线是在辽东（现辽宁辽阳）的辽河防线，第二道是现在中朝边境的鸭绿江防线，第三道是在如今朝鲜境内的萨水（清川江）防线。
大业八年（公元612年）正月初二，隋炀帝下达出发的命令。每天出发一军，每军相隔四十里。一共用了四十天，所有的军队才出发完毕。隋军在绵延上千里的进军线路上旌旗招展，蔚为壮观。
隋炀帝动用如此庞大的军队去征服高句丽，不是没有反对的声音。实际上，许多人看到了问题所在：中国古代历史上还没有出现过一支号称两百万的部队，这支庞大的部队必然导致协同的不畅，引起效率的低下，从而被敌人各个击破。即便不会在战场上失败，吃饭问题也会压垮补给线，造成军队的分崩离析。
隋军在进攻过程中果然问题不断。最合适的进攻方法是由段文振提出来的：为了避免军需压力，应该水陆并进，快速打击，直接进攻平壤，速战速决。
但是隋炀帝并没有采纳这个提议。于是，这支笨拙的大军就以每天四十里的速度向高句丽的边境进发。
三月十四日，隋炀帝到达辽河，准备渡河事宜。为此需要架起三道浮桥，但工部尚书宇文恺造的浮桥却比河宽短了一丈有余，结果士兵们上了桥仍然无法到达彼岸，只好撤回，还丢下了大量的尸体。十天后，隋军才终于渡过了河。接着，隋军的任务是攻克辽东城。这项看似不麻烦的任务又耗去隋炀帝两个多月时间。
辽东城曾经多次想要投降，可隋炀帝要求将军们不能自作主张，必须向他汇报。可每一次将领们找到他，报告完毕，又经过他决策之后，敌人已经重新安排好守备开始继续抵抗。
到了六月初，隋炀帝嫌攻城太费时间，于是分出了9个军共30.5万人先行东向，渡过鸭绿江进攻平壤。这支由于仲文和宇文述领导的军队本来要和水军会合，可是由于陆军行动太慢，水军已经被高句丽先期击败退走了，陆军只好单独出发。
到了鸭绿江边，高句丽派遣大臣乙支文德前来商谈投降事宜。将军们在自作主张和听从皇帝之间摇摆不决，又耽误了不少时间，还放走了乙支文德。
隋军终于开始了攻城行动。
但就在这时，宇文述又发现新的问题：隋军的粮食吃光了。出发时，本来每个士兵带了百日的粮食，可由于粮食和武器装备太重，士兵们偷偷把粮食遗弃。结果，围困平壤的行动还没有开始，最先感到饥荒的反而是隋军。
宇文述只好退军。在士兵们渡过萨水不到一半时，高句丽人发起了进攻。隋军向鸭绿江奔逃，庞大的三十万大军只有两千多人逃回。
这次远征是一次军事协同作战的巨大失败。在本来需要协同的各个环节都出现了极大的失误。实际上，以当时的技术能力，任何人都不可能组织如此大规模的军事行动。要想获胜，就必须减少士兵人数，降低后勤保障难度，只有这样才能增加协同性——军队的数量不是越多越好，而是要合适。
进攻高句丽，也是隋朝崩溃的开始。这次远征刚开始，运河沿岸的人们就已经造反。随后，隋炀帝又进行了第二次远征。刚上路，就经历了大臣杨玄感的反叛，所有军事准备、巨大的人力物力消耗都白费了。
大业十年第三次远征以高句丽王表面服从而告终，但这时隋朝社会已经失控，朝廷再也无力挽救局面了。
隋朝崩溃于“大跃进”
隋朝建国后的政策可以称得上是一次古代版的“大跃进”。
隋文帝本人生活节俭，为人刻薄，特别重视财政，并以财政来衡量民间的富裕程度。由于经过长期分裂之后刚刚统一，隋文帝的雄心壮志也造成了一定的问题。为了表现盛世繁荣，隋文帝很重视户籍和土地的增长情况：一方面加大核查人口的力度，将每一个不纳税的逃籍户都找出来；另一方面加强对土地的丈量和分配，务必做到全国没有被隐藏的土地。由于隋朝的税收是根据土地、人口和户数三方面进行征收的，土地和人口的增加就能提高政府的财政收入。
见《通典·食货二》。见赵冈、陈钟毅著《中国土地制度史》（新星出版社，2006年）。 结果，隋朝的土地和户籍统计数据在政府的倡导、官僚的浮夸下极严重地失真。以土地数据为例，开皇九年（公元589年），根据政府的统计，隋朝的土地有19.4亿亩 ，约合现在的21.3亿亩，远远超出中国现代的耕地面积。而事实是，在汉唐时期，耕地数量在5亿亩（现代亩）左右徘徊，明朝之后才大幅度攀升。
见《隋书·地理志》。 隋朝的土地统计数据偏离实际数据四倍，如果按照这个数据征税，必然导致税率水平抬高4倍。到了隋炀帝时期，浮夸风更加严重，官员上报的数据是55.85亿亩 ，已经超过实际情况十倍。
见《隋书·地理志》。见《新唐书·食货志一》。 人口数据虽然没有这么离谱，却也有些惊人。根据统计，恢复和平没有多少年的隋朝户数达到890万户，人口4602万人。 作为对比，唐太宗贞观年间，官方统计的人口不过300万户 ，相当于隋炀帝时期的1/3而已。
正是隋朝的财政丰盈，才导致隋文帝和隋炀帝父子二人都热衷于大规模的工程建设。他们在国都大建宫殿楼堂馆所，开凿和疏浚了五条大运河，在洛阳附近修建了一系列大型的仓库堆放粮食。经过两位皇帝的不断消耗，民间的粮食仍然源源不断地堆满粮仓。
财政丰盈时，皇帝就很难抑制对外战争的冲动。
隋炀帝曾经向南发动战争，进攻如今在越南中部的林邑国，也就是后来的占婆国。又遣兵进攻东方海上的流求国（有学者认为位于现在的中国台湾）。在北方，为了震慑突厥人，修筑了位于黄河、燕山以北的三千里御道，花费了大量的人力。而在西部，也对位于新疆和中亚的西域诸国进行了打击。
隋炀帝最著名的远征，是向祁连山中的偏僻谷地进军。
从西宁到张掖的高速铁路也经过这一著名的山区，最高海拔在两千米以上。 在如今，如果从张掖南下去西宁，汽车先是在河西走廊的干旱土地上行驶，接着就会进入山区 ，顺着河谷逐渐爬升，植被也从农田变成了山区林地，最后是草原，在道路的两侧则是祁连山脉四千米高的白色雪峰。这里现在被称为扁都口，古代被称为大斗拔谷。
随后，汽车翻过山口，进入一片巨大的草场，峨堡古城遗址在草场上耸立；经过草场后，爬过一连串雪峰，就进入青藏高原。
这条路在夏天到处是绿草和鲜花，到了冬天则白雪封路、天寒地冻。在古代，由于没有现代的道路系统，人们只能沿着陡峭的河边行走，行军则更是极其艰难。
这条路是历史上著名的一条行军道，连接青藏高原与河西走廊。
大业五年（公元609年），隋炀帝举行了一次著名的远征。为了征伐吐谷浑，他率军向西出发，进入甘南，再向西北进入如今的青海西宁一带，这里就是吐谷浑所在地。
隋炀帝并不以到达西宁为满足，他从这里北上，翻越祁连山脉，经过大斗拔谷。在谷地里，风雪弥漫，天昏地暗，隋炀帝与他的随从失去联系，士兵也冻死了一大半。
翻越祁连山到达张掖后，隋炀帝接受高昌王麹伯雅的朝见，高昌王向隋炀帝献出了位于新疆的大片土地。隋炀帝在那儿设置了四个郡：西海、河源、鄯善和且末。这是隋朝疆土的鼎盛时期。
从河西走廊回来后，隋炀帝就准备东征高句丽。在此之前，隋朝的社会经济已经在巨大的财政机器下被压榨得嘎嘎直响，而这个高效的机器却又总能继续压榨，给皇帝带来巨大的幻觉。
这种幻觉随着远征高句丽带来的巨大的军事财政负担最终破灭了。隋炀帝三征高句丽结束时，全国陷入了持续的动荡，各地纷纷反叛。
即便如此，隋炀帝仍然有财力举行下一次征伐，他率领大军进入山西北部的雁门，却被突厥人围困，差点被俘。
解围后，隋炀帝本应该迅速从雁门回到国都坐镇，指挥镇压反叛。当时从雁门回长安的道路有三条：一条是从雁门走北方的河套地区，从陕北直达长安；另一条是经过太原，走汾河谷地，渡过黄河回长安；最后一条也是最远的一条，是经过东都洛阳，再走潼关回长安。
隋炀帝本来应该选择走前两条路，以最快的速度回去。但他先是贪恋洛阳（军队、大臣的家属大都在洛阳），决定走最后一条路；到了洛阳之后，又决定不回长安，而是前往南方的江都。
江都虽然富裕，但在军事上的重要性却远低于北方。当北方陷入战乱时，隋炀帝想学习东晋的做法在江都建立国都。这种做法很失策：第一，北方统一南方容易，南方反攻北方却非常困难，隋炀帝的做法实际上是放弃了北方；第二，皇帝的部下大都是北方人，且有家属在北方，他们开始表达不满。
这时，大臣宇文化及乘机杀掉隋炀帝，率军北归。
隋炀帝的死亡意味着隋朝的统一已经不可能实现，全国分成了几十个小政权互相混战，滑向又一次乱世。
李唐：低调示人的黄雀
在隋朝的所有反叛者中，最有希望继承正统的是李密。
隋炀帝第二次东征期间，在黎阳（现河南浚县）督运军备的礼部尚书杨玄感突然反叛，导致东征失败。
在隋朝，围绕着东都洛阳，朝廷曾经在各个河口交汇处建立了一系列大型仓库，便于全国的税收（当时以粮食为主）调拨。其中比较重要的几座是：位于洛河与黄河交汇处的洛口仓，围绕着东都洛阳的回洛仓、含嘉仓和河阳仓，以及主要负责供给北方粮食的黎阳仓。杨玄感占据了黎阳仓，也就切断了隋炀帝在北方的军事补给。
杨玄感的知交李密从长安赶往黎阳，加入反叛队伍。对于反叛何去何从，李密给杨玄感提出了上、中、下三策。
上策是：从黎阳向北方进军，占据北京，然后出兵临榆关（山海关），与高句丽前后夹击攻击隋军。由于杨玄感切断了隋炀帝的粮道，不用多久就可以战胜隋炀帝。这样做，隋炀帝几乎不可能逃过被击败的命运，反叛成功的可能性很大。
中策是：从黎阳向西进军，尽快占领关中地区和长安，利用关中的有利地形守备，再逐步统一全国。这样做必然可以获得关中地区。但由于关中的地位在全国已经下降，得到关中不一定能够统一全国，反叛首领很可能成为地方军阀。
下策是：进攻距离黎阳最近的东都洛阳，因为出征将士、百官的家属大都在这里。但洛阳的防卫极其坚固，易守难攻，如果在百日之内无法攻克，等到各地勤王的军队到来之时，就是反叛者的败亡之日。
出乎意料的是，杨玄感选择了下策。他的盘算是，先占据洛阳，把在洛阳的官兵家属当作人质，让隋炀帝的军队瓦解。
事实证明，李密的预测是对的。叛军久攻洛阳不下，各地勤王军纷纷到达，杨玄感的军队处于绝对劣势。他被迫转向中策，向关中进击。但此刻改弦更张已晚，加上进军路上犹豫不决，屡屡为城池所累，最后失败。
杨玄感失败后，李密改名换姓踏上逃亡之路，他逃到瓦岗寨（现河南滑县境内），加入翟让领导的瓦岗军。
由于李密是文化人，逐渐成了瓦岗军的首领。离开瓦岗寨之后，向南占领了恒山南方的阳城（现河南登封告城镇境内）。在这里，李密制订了进军洛口仓的计划。在当时，洛口仓位于洛河与黄河的交界处，粮食储备是隋朝几大粮仓中最为丰富的，又地处交通要道，封锁了洛口水路就截断了东都最主要的补给线。
大业十二年（公元616年）二月，李密率军从嵩山西面插入，经过轘辕关进攻洛口仓，乘机占领了这里。
此刻，李密面临着与当年杨玄感同样的局面。在洛口仓获得粮食之后，他有两种选择，要么向西进攻关中和长安，要么就近进攻东都洛阳。
当年的上策已经失效，此时皇帝已经不在北方，也就无法北上进攻皇帝了。 当年李密给杨玄感制订计划时，将进攻关中作为中策，而把进攻东都洛阳当作下策。
李密的部下提出要进攻长安，获得关中四塞的天险，利用关中来平定全国。
成为统帅的李密此刻却否定了这个提议。他认为，进军关中的确是最好的战略，可是考虑到自己手下的素质却无法做到。李密的兵大都来自翟让领导的乌合之众，他们更看重眼前的胜利，不在意全盘的形势。如果连东都都攻不下，没有人肯相信李密，也就无人跟着他去攻打长安。
从大业十二年到十四年（公元616—618年）这三年时光，这支隋末曾经最亮眼的军事力量在进攻东都洛阳的战役之中被消耗了。隋朝大将王世充与李密对峙，虽然败多胜少，却成功地阻止了李密的西进。
在江都杀掉隋炀帝的宇文化及率军北上，希望回到关中地区，却被李密在黎阳击破。宇文化及辗转于河北、山东一带，被另一支叛军窦建德所杀。王世充也趁着李密战胜宇文化及之后的骄傲与疲惫，击溃了李密。
就在李密与王世充缠斗、失去进攻关中机会的时候，“螳螂捕蝉，黄雀在后”，另一支重要的军事力量乘机向关中进军。这支力量就是唐王李渊和他的三个儿子。
大业十三年（公元617年），就在李密与王世充在东都对决时，担任太原留守的李渊按捺不住了。
李渊是北朝贵族世家，在隋朝担任唐国公，也曾多次担任地方长官。后来由于受猜忌，被召回隋炀帝的身边。隋炀帝被突厥人围困时，李渊再次被起用，镇守太原。
李渊赴任时，社会局势已经乱到极致。李渊作为朝廷命官，有数千人马随行，当他率领人马沿着汾河谷地前往太原时，竟然遭到民间反叛分子甄翟儿的袭击，被围困在山西介休一带的雀鼠谷中，如果不是儿子李世民及时相救，他差点遭遇不测。
到达太原后，李渊迅速平定了周边。
此刻，隋朝江山已经分割成无数小片，除了李密，在河北有窦建德，河南有卢明月，鲁郡（现山东兖州）有徐圆朗，马邑有刘武周，朔方（现陕西横山区）有梁师都，榆林有郭子和，陇西有薛举，河西有李轨。
在李渊身边有一群人敏锐地认识到，想恢复隋朝曾经的荣光已经不可能了。现在看谁能脱颖而出，统一全国。
此时李渊已经五十二岁，对古代的开国帝王来讲却是黄金年龄。
虽然人们通常认为年轻人的冲劲更足，但在开创一代新王朝方面，年轻人往往不够成熟。群雄灭秦之时，刘邦已将近五十岁，而项羽只有二十几岁。刘邦积累了足够的人脉，得到众多的帮手来完成多方出击的战争。年轻的项羽却无法获得人才优势，只能依靠单方面的武力，他走到哪儿就胜到哪儿，但他照顾不到的地方却屡屡吃败仗。
刘邦之后的历代开国者大都年长，只有东汉光武帝刘秀是个例外（三十岁称帝）。还有几个实行禅让的朝代，在父亲打好基础后，由年轻的儿子完成禅让的最后一步。
李渊在太原起兵时已经积累了足够的人脉资源，有足够的阅历来处理与部下将领的关系，形成多头出击的局面。令人羡慕的是，他的三个儿子都野心勃勃、能力出众，弥补了他作为老人的体力和胆量的不足。
更难得的是，李渊是一个合纵连横的高手，围绕着最终目标，在螳螂和蝉争斗之时，只是静静地行动，绝不打扰他们；当其他人缠斗完毕，回头一看，才发现李渊已经占据了先机，此时，他的优势已经不能动摇了。
大业十三年（公元617年），在儿子和属下的鼓动下，李渊杀掉隋炀帝派去的副手王威、高君雅，获得了绝对的权力，随后在太原起兵，向西南方向进攻长安。
虽然目的是进攻长安，但最首要的任务是保卫好自己的后方和侧翼。由于太原北方还有突厥和刘武周的威胁，而在南方的洛阳势力最大的是李密，李渊只有安抚好突厥、刘武周、李密这三方势力，才能保证在出兵长安时不会丢失太原基地。
李渊派人前往突厥，向突厥人献上厚礼并称臣，表示了联合的意向。他提出，出兵之后，自己只要土地，而劫掠的财产归属突厥。突厥人接受了这个提议，并送了两千匹马作为支援。由于马邑的刘武周也是投靠突厥的，李渊搞定了突厥，也就搞定了刘武周。于是，李渊的北方边境安定得到了保证。
对南方，李渊则派人与李密联系，放低了自己的姿态，奉李密为盟主。李密获得了沾沾自喜的资本，而李渊巩固了南方边界。
唐军进军关中，难度最大的问题不在军事上，而在人际关系。当李渊以低姿态摆平了几个竞争者之后，他已经占据了先机。
这只小心翼翼的黄雀最终会让当初忽略他的人大吃一惊。
在太原与长安之间，最便捷的通道是向西南汇入黄河的汾河谷地。在谷地中最险的一段，是介休附近的雀鼠谷，谷地向南经过贾胡堡到达霍邑（现山西霍州），霍邑就是李渊起兵中的第一大障碍。
从霍邑向南，经过临汾，就到达了隋朝重兵守卫的绛郡（现山西绛县），此是为第二大障碍。
从绛郡出发向西南，当时人们最常走的路是经过河东（现山西永济），在蒲坂渡过黄河，进入关中平原的道路，而河东城更是重兵把守之地，此是为李渊进攻的第三个障碍。
过河之后，在渭河边上有一个巨大的仓库——永丰仓，唐军获得了重要的补给，此是为进攻长安之前的一个中间目标。
李渊出兵一个月后，到达霍邑城下，此刻守卫霍邑的是宋老生。隋军的最佳战略是守险不战，直到进攻者筋疲力尽再消灭他。但缺乏经验的宋老生在李渊的挑战下贸然出击，被断了后路，霍邑被轻松攻克。
霍邑的失守引起了连锁反应，李渊迅速向南推进，先后占领了临汾和绛郡，半个月后唐军已经站在了龙门的黄河边。
此刻，在黄河的东岸仍然有一大威胁等待着唐军，就是位于河东的隋朝守将屈突通。河东位于黄河蒲坂道的枢纽地带，屈突通又是有经验的老将，难以攻克。李渊在尝试之后，决定采取另外的策略：从另一条稍微绕远的道路，也就是汾河与黄河汇合口附近的龙门渡过黄河，同时留下一部分人马进攻河东，避免屈突通从后面骚扰。直到李渊进入长安之后，河东据点才被攻克。
渡过黄河，李渊的唐军占领永丰仓，获得大量的补给。打开仓门，开仓放粮，得到了人们的拥护。接着，他兵分数路，一面围攻长安，一面分兵在渭河谷地四下平定反叛。两个月后，当长安城最终被攻克时，长安周边已经基本平定。
在之后的数个月内，李渊除了攻克河东和潼关之外，还得到汉中、四川、陕北、灵武、南阳等多个地方，关中四塞基本上都掌握在唐军手中。由于李渊还占据了四川和汉中，已经获得了秦朝和汉朝统一之前的地理优势。既有粮仓，又有险关，一条像当年秦始皇、汉高祖统一全国一样的道路展现出来。
在隋唐时期，关中的优势衰落，中原的富庶、江南的崛起让关中的经济地位下降。李渊即便占领了关中和四川，还有没有可能再一次利用“关中—四川”模式完成统一呢？
有人说，李渊比起当年秦始皇与汉高祖的优势在于，他还掌握了山西高地，对于中原地区有压迫性。但实际上，山西并没有全面掌握在李渊的手中，在山西的马邑还有刘武周，限制了这方面的军事优势。
那么，李渊如何行动，来使自己的优势最大化呢？
清理后院的战争
在夺取关中之后，李渊接下来的最大任务是占领东都，而要占领东都，最大的敌人是李密、王世充和窦建德。随着李密被王世充打败，李渊在北方最大的对手就只剩王世充和窦建德了。
与李渊相比，王世充和窦建德虽然实力强劲，可所占地域都处于平原地区。一些小军阀实力不如他们，却占据了险要，如果不把他们清除掉，在唐军向东方进攻时，他们就会在背后进攻，牵制唐军的军事行动。
这些小军阀位于陇西、河西走廊和山西北部，只有清理了这些后院，解除后顾之忧，才能放手应对位于中原和华北平原上的敌人。
这些较小的反叛者是：在甘肃南部，以天水、临夏、兰州为中心，盘踞着军阀薛举和他的儿子薛仁杲；在河西走廊地区，是号称凉王的李轨；在山西的马邑则是投靠了突厥人的刘武周。
另外，在幽州，还有军阀罗艺。李渊进入长安后，罗艺投诚效忠。幽州的臣服，使得李渊在遥远的北方获得了一个坚定的同盟者。
最先对李渊发难的是位于甘肃南部的薛举。隋大业十三年（公元617年），薛举以天水为基地，向唐军发起了进攻。
在隋唐时期，从天水进攻关中平原的道路主要有两条。一条是最常用的（南路），从天水经过陇山，下陇山后到达现陇县一带，继续向东进攻扶风（现陕西宝鸡凤翔区境内）。扶风位于群山之中，有五条河流（汧、渭、漆、岐、雍）交汇于此，是长安城西面的屏障。一旦拥有扶风，就拥有了从渭河上游打击长安的地理优势。
另一条（北路）是从北边绕远的道路，从天水经过六盘山，在如今的固原南面顺着弹筝峡向东去平凉，再下泾州（现陕西泾川）。这一条路连接固原地区，从长安去往塞外就走这条路进入固原。
薛举使用了最直接的陇山—扶风道，他的儿子薛仁杲下陇山围困了扶风，但被李世民率领的援军击败，薛仁杲不得已退回陇山之上。
当南路被唐军扼守时，薛举转而寻求从北路突破，大举进攻泾州。唐武德元年（公元618年），薛举率军从天水出发，进入北方的泾州地区，击败唐军，向长安进军。
此刻是李渊最危急之时，如果丢失了长安，就意味着关中地区的混乱。即便未来唐军能够夺回长安，由于失去了时间，东部群雄可能也已经整合完毕，不容易进攻了。
幸运的是，薛举突然死了，其子薛仁杲的威望和能力都不足，无力发动新的攻势。
同年下半年，唐军大举反攻，逼迫薛仁杲投降。
薛仁杲的灭亡，消除了唐军在关中地区最大的隐患。第二年，唐军又击败了盘踞在河西走廊一带的军阀李轨。到这时，李渊紧锣密鼓地准备进攻洛阳。
在洛阳地区，击败了李密的王世充已经杀掉了隋朝的傀儡皇帝杨侗，自立为帝，建国号为郑。而在河北、山东一带，窦建德也已经称王，国号夏。
就在唐军准备东征时，突然传出了北方军阀刘武周入寇的消息。刘武周曾经在隋朝担任过武官。当隋末群雄并起之时，他在马邑树旗，并依靠突厥人占据了山西北部地区。
当李渊从太原率军进入关中开创一代王朝时，在他的背后，刘武周决定全盘照搬，复制他的军事行动。
刘武周决定利用自己在山西北部马邑的地理位置，首先进攻太原，将李渊发迹的老巢据为己有，再顺着李渊进攻长安的道路向西南进军，进攻长安，夺取关中地区的控制权。
刘武周在大将宋金刚的帮助下率军南下。由于太原驻扎着李元吉（李渊之子），刘武周绕过了太原，进攻太原南面的榆次，再南下占领平遥和介州（现山西介休），并以介州为基地，击败唐军的数次援军。
在如今介休东南十公里左右，有一个叫张壁的小村子。这个村子建设在一个三面环沟的土塬之上，沟深数十米，是个易守难攻的军事宝地。如今的张壁村仍然城墙环绕，街道两旁房屋高大、小巷狭窄，带有强烈的军事色彩。在张壁村保留着复杂的地道，这些地道四通八达，又分为数层，是中国少有的古代地下系统。
当年刘武周就利用这些地道和坚固的堡垒击败唐军的进攻，切断了太原和南方的联系。由于唐军的救援无法到达，李元吉逃离太原，将这个山西最重要的军事重镇拱手让给刘武周。
刘武周继续南下，先后攻克晋州（现山西临汾）、浍州（现山西翼城）等地，并控制了渡过黄河的龙门通道。这时，除了西南一隅（河内地区）之外，整个山西都在刘武周手中掌握着。
刘武周的南下，让李渊不得不推迟进攻洛阳以保证侧翼安全。为了避开敌人的势头，有人提议唐军撤出山西，退到黄河以西，再集结力量与刘武周决战。
这个提议被李世民否决。他率领军队东进，与刘武周相持在绛州一带。在如今新绛县以西的汾河南岸，有一个叫柏壁的小村子。这个村子距离东魏、西魏玉壁大战的战场玉壁城只有四十里左右，同样属于黄土台地地貌。
柏壁村的位置恰好位于几条道路的交会点附近，它西可以通黄河的龙门通道；东南可以经过垣曲县，到达济源，再过黄河前往洛阳；北可以沿汾河谷地而上，去往太原。李世民选择柏壁的意图很明确。和当年西魏占据玉壁一样，李世民只要占有了柏壁这个位于高台地上的堡垒，刘武周就不敢贸然向西进攻长安，而它在几个方向上的交通线也都会受到柏壁的骚扰。
为了克服柏壁的屏障，宋金刚率军围困了这里。李世民一面下令运输粮食囤积在柏壁，做好长期被围困的打算；一面坚守不战，以消耗敌人的物资为主。再派军破坏敌人的交通线，造成了敌人的粮食匮乏。
半年后，宋金刚放弃了速胜的打算，由于粮食无以为继，终于率军撤走。在撤退途中，宋金刚遭到唐军毁灭性的打击。
刘武周进攻时势如破竹，在撤退时也崩盘得非常迅速。一路上，他放弃了占领的所有据点，退回到北方的马邑，又逃入突厥，最终被杀。
刘武周的失败，让唐军消除了一个心腹大患。到这时为止，影响关中地区的所有战略点都已经被唐军控制。王世充与窦建德固然凶猛，但他们处于地理上的绝对劣势之下，唐军巩固了关中和山西堡垒之后，出关向最大的敌人进攻了。
关中的最后辉煌
唐武德三年（公元620年）六月，经过多次耽搁之后，唐军进军东都的战役终于爆发。
此刻，由于唐军的迟迟不发，王世充已经借机占据了大片领土，南方直达襄阳，东方达汴州（现河南开封）、杞州（现河南杞县）。在东北方向则与另一个军阀窦建德相接，窦建德占据了河北和山东的广大地区。
唐军进攻时，王世充的主要兵力除了分布在洛阳和几个卫星城之外，还有襄阳、虎牢、怀州（现河南沁阳）等交通要道。
王世充的薄弱点在西面的崤山、函谷关一带。由于唐军占领了从关中到河南的天险潼关、陕州（现河南三门峡陕州区）一带，王世充在西面缺乏抵御唐军的地理优势。为此，王世充采取的方法是“机动防御”与“固守国都”的结合。
所谓“机动防御”，指的是由于缺乏天险，只能派出机动军队，在唐军主力的方向做防守。另外，自从隋朝以来，洛阳就汇集了天下的粮食，建立了一系列的粮仓。王世充希望在洛阳做防御，当唐军久攻不下且粮食又出了问题时就会撤军。
唐朝大军在李世民的率领下东进。王世充采取了机动作战形式，派出三万人阻挡唐军的前进，却被李世民击败。他只好东撤，回到洛阳一线，放弃了机动作战，开始认真组织洛阳防御战。
为了应对王世充的坚城防御，李世民则采取蚕食战略。他知道一时无法攻克洛阳，就从外围入手，首先切断洛阳与周围的联系。
洛阳的南面，与江汉平原的联系主要通过龙门山（现龙门石窟所在地）上的伊阙塞进行，可以前往南阳、襄阳。李世民派军向南进军伊阙，切断洛阳与南方的联系。
洛阳的北面是黄河和孟津渡口。黄河以北是军事重镇怀州，而在黄河以南则是著名的粮仓回洛仓，是洛阳的粮食基地。李世民派军进攻怀州，再从怀州向黄河进军，切断回洛仓与洛阳的联系。
洛阳的东面是另一大仓库洛口仓，也是李密当年进军洛阳的基地。李世民派军占领了洛口仓。
李世民本人则率领大军继续进攻洛阳城。
在唐军的节节进逼之下，王世充退入越来越逼仄的空间，大批军队投降唐军。外围的据点逐渐被清理干净，洛阳越来越成为孤城。
然而，对唐军来说，这样的策略也有巨大的风险。在唐军与王世充对垒时，位于河北、山东地区的军阀窦建德的走向令人关注。如果他乘机加入反对唐军的一方，必然导致唐军腹背受敌。
为了拉拢窦建德，李渊在进攻洛阳之前就与窦建德取得了联系，约定建立同盟关系共同出击王世充。但在实际战争中，由于窦建德忙于平定东部的军阀孟海公，并没有参与对王世充的军事行动。
当王世充逐渐失去领土，唐军也因为食物匮乏而出现厌战情绪时，王世充向窦建德求救。此刻窦建德突然明白：如果他继续与唐军联合，那么等王世充灭亡后，下一个目标就会是他。
窦建德及时改弦更张，开始与王世充联合。他派出使者，希望双方罢兵。窦建德的提议让唐军感到紧张，因为唐军也到了强弩之末，很难再抵御新的敌人。
但李世民决定孤注一掷，坚决不撤兵。
唐武德四年（公元621年）三月，窦建德大军呼啸西进，荥阳、阳翟（现河南禹州）等地应声而下，大军直达虎牢关东面的东原。东原在历史上以广武而知名。在楚汉相争时期，广武城分为楚国占据的东广武和汉军占领的西广武，两个广武城中间是一条深深的大沟，即鸿沟的所在。
在西广武西面二十余里，就是著名的虎牢关。李世民占据了虎牢关，与窦建德的东广武遥遥相对。唐军主守势，窦建德被阻挡在虎牢关以东，无法救援洛阳。
此刻，窦建德的下属提出“围魏救赵”的建议：既然无法前往洛阳，就应该率领大军向北渡过黄河，沿着黄河北岸向怀州、河阳进军，越过太行山到达上党地区，再进入汾河谷地，向关中进军。这样一方面可以占据山西的高地，居高临下监视洛阳；另一方面又可以震慑关中，逼迫唐军放弃洛阳，回关中守卫长安。
窦建德想采用此计，却又禁不住王世充三番五次地求救。他的犹豫不决直接影响了士气。在这之前，处于两方夹击之中的唐军显得更绝望。但随着时间的拖延，窦建德的军队士气下降，唐军的局势又开始好转了。着急的反而成了窦建德，他必须尽快打一个胜仗才能解决军队的士气问题。
窦建德部将刘黑闼后来继续抗唐，三年后被平定。参考《新唐书》。 到双方真的在战场上相见时，李世民利用窦建德急于决战的心理，故意拖延布阵，让布好了阵的窦建德军从辰时足足等到午时，方才利用对方人困马乏之际展开战斗。这次战斗的结局是：唐军一举击溃对方，俘虏了窦建德。
李世民一战封神，却带有很大的侥幸。双方上战场之前都面临着许多不利因素，在地理上也没有一方具有绝对优势。可以说，胜面只是五五开。但心细胆大的李世民却孤注一掷，利用一切机会拖延和消耗敌人，将敌人的心急和厌战情绪尽量放大，这才取得了胜利。
虎牢关一战同时解决了唐军最难缠的两个对手，窦建德被俘后，王世充见援军没有了，只好举城而降。
唐军占领了东都和山东，幽州的军阀罗艺一直是唐朝的友军。整个北方已经为唐所有，到了收拾南方的时候了。
在南方，割据的军阀势力主要有以下三家。
占据荆州地区的是南朝梁的皇室后裔萧铣，他趁隋末大乱占据江陵，希望恢复南朝的统治。唐军占据了襄阳和四川后，在三峡和襄阳与萧铣对峙。
占据如今江西省地域的是军阀林士弘，他定都豫章，自称楚帝。
而盘踞江淮一带的则是军阀杜伏威。在李渊称帝后，杜伏威与北方幽州的罗艺一样，一直是唐朝的忠实盟友，并称臣于唐。当唐平定南方时，杜伏威为了防止唐皇的猜忌，主动要求进京交出兵权。但他离开后，大将辅公祏却举起了造反的大旗。
这三家互不隶属，由于地盘不大，本身并不构成太大的威胁。唐军采取了各个击破的原则，兵分三路，灭了萧铣，之后进攻林士弘，最后平定辅公祏。
当最后一个军阀被唐王朝平定时，一个足以比肩汉朝的强大王朝屹立在中国大地。这一次，它存在了289年。
李渊最初起家于山西，他的策略在于首先从山西借助汾河谷地进入关中地区，获得四塞之地，再将汉中、四川收入囊中，并平定甘肃、山西的反抗势力，拿下所有对关中可能产生威胁的战略点。
一旦关中安全，就东进洛阳和华北平原，这里是巨大的粮仓和后备基地。获得北方后，南方已支离破碎，必然无力抵抗北方的攻击。
这是中国古代历史上最后一次利用陕西统一全国。唐朝之后，关中的地位进一步下跌，人们发现，如果同时占据山西和华北平原，依靠山西的地势和华北的粮食，实力已经远远超出关中地区。
唐朝的统一已是关中的最后辉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