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章涉及的时间范围是公元622—763年。
安史之乱：缺乏制高点的叛乱
节度使的出现源于唐朝财政问题的恶化。唐朝的财政一直不健康，财政收入不够养兵，节度使就是为了解决军事财政问题而一步步出现直至彻底失控的。
安史之乱初期，安禄山占据洛阳后，由于叛军缺乏制高点，唐军本有望通过侧翼进攻的方法，在河北一带切断叛军，击败安禄山，但这个机会被杨国忠等人浪费。
在杨国忠等人的威逼下，唐军将领哥舒翰不得不搁置自己死守潼关的正确战略，率军出击。哥舒翰被击败后，安禄山突破关中，逼迫唐玄宗逃走。
安禄山的军事计划包括四个方面：第一，保住河北和北京的大本营；第二，由于出征的距离遥远，必须保证军事补给线的畅通；第三，必须尽快破坏敌人的军事补给线，让敌人在财政上无法支持战争的消耗；第四，出其不意，迅速占领两京，瓦解唐王朝的指挥中枢。
保护自己的补给线，掐断敌人的补给线，这两条充分展现了安禄山的军事谋略。
唐朝国都长安必须靠江淮的物资来养活。江淮到国都的通道包括两条，一条走大运河，另一条走武汉、汉江到汉中，再翻越秦岭到达长安。安禄山成功地封锁了第一条通道，在封锁第二条通道时却失败了。
由于忽略了山西，安禄山的军队被困在反L形的平原之内。缺乏制高点，无法应对侧翼攻击，这是他战略上最大的失误。
郭子仪打通朔方到太原的通道，使得唐军控制了一条从侧翼进攻安禄山后方的道路，这条路在整个安史之乱时期都发挥了重大作用。
长安失陷前，唐军采取关门打狗的战略：将安禄山限制在北京到洛阳的平原地带，将四周封死，利用山西高地，打击敌人的侧翼，直到安禄山疲于奔命。但这个战略由于杨国忠等人的干预而失败。
运河失守后，唐朝建立的第二物资转运线成了支撑战争的生命线。这条线路是：江南和江汉的粮食汇集在荆州、襄阳一带，沿着汉江到达汉中地区，再从汉中地区向北翻越秦岭，绕过长安，从西面直达宝鸡一带，然后继续北上，经过固原送往北方前线。
长安失陷后，李泌提出了一个大胆的战略：暂时不收复两京，而是借助两京拖垮安禄山，再从北方塞外出奇兵直捣他的老巢，将其击败。这是中国古代历史上最具想象力的战略之一，却没有被皇帝采纳。唐军虽然收复了两京，却无法彻底击败叛军，使之造成了更长久的破坏力。
为了镇压安史之乱而设立的内地节度使，种下了唐中期藩镇割据的苦果。安史之乱结束时，全国已经有三十六个节度使。
唐天宝十五年（公元756年）中，起兵造反的安禄山第一次尝到了四面楚歌的滋味。此刻，他已经占领了唐朝的东都洛阳，并在这里称帝。
然而，唐军的顽强抵抗也让他始料未及。按照计划，他从幽州发动叛乱，挥师南下，经过河北，渡过黄河，占据洛阳之后，应该一面率领军队过潼关占领唐朝的国都长安，另一面则派人继续南下，从淮河、襄阳两个方面切断唐朝南方的税收，彻底瓦解唐王朝。
大唐是一个失衡的王朝，它的政治中心在长安，但经济和税收中心则转移到江淮一带，一旦被人切断了税收线，整个国家就如同缺血一般陷入困境。
事情的发展出乎安禄山的意料。他的大军占领洛阳之后，却在三个方面都遭受挫折。
在西面，由哥舒翰率领的唐军据守潼关，挡住了西进的道路，安禄山无法在短期内突破哥舒翰的防线。
在东南方向，安禄山的大军也同样遭受了顽强的抵抗，两座不起眼的小城挡住了叛乱者的大军。这两座小城是雍丘（现河南杞县）和睢阳。张巡血战不屈，先是据守雍丘，后来退到睢阳，致使安禄山的大军无法越过睢阳而占据江淮的粮仓。
在西南方向，南阳太守鲁炅在叶县设防，后来又退到南阳，阻挡安禄山占据南襄隘道。
张巡和鲁炅二人的顽强抵抗，起到了阻止战局恶化的作用，为唐军争取了反击的时间。
唐军的抵抗将安禄山压制在一个反L形的平原地带，这个反L形以幽州为顶点，伸向郑州附近的平原区域，在这里转折向西，到达另一个顶点——洛阳。
这个反L形区域位于富庶的中原地带，是唐朝领土的中部位置，将剩余疆土隔得四分五裂。
而安禄山方面有一个致命的弱点：缺乏高地，也就是战略防御点。这个反L形的四面都有唐军对其形成压迫，最重要的地点在太行山背后的山西，这里是高原地带，具有居高临下的作用，却由唐军牢牢掌握。
如果安禄山不能突破这个反L形区域，迟早会如同风箱中的老鼠一样，在唐军的攻击下疲于奔命。
果然，形势逐渐逆转，就连安禄山的老巢也遭受了唐军的打击。安禄山发难时担任着平卢、范阳、河东三镇的节度使，同时担任河北道的采访处置使，是整个唐王朝疆域东北部的最高长官，他的根据地在幽州与河北一带。
安禄山进攻洛阳后，根据地却逐渐陷入混乱。先是有颜杲卿和颜真卿兄弟在河北反抗安禄山，宣布效忠唐朝。其后，李光弼和郭子仪先后率军从太原方向打击河北，要切断安禄山在洛阳与根据地幽州的联系。
安禄山忧心忡忡，在留守洛阳还是返回幽州的问题上犹豫不决，至于进军关中、占领长安，此时已经是遥不可及的目标了。
此刻也是安史之乱的第一个关键点。如果唐玄宗能够把握好时机，继续让哥舒翰、张巡、鲁炅等人死守，同时让郭子仪、李光弼等人从背后打击安禄山，那么叛乱者的军队很可能会溃散，这场叛乱在两年之内就会被迅速剿灭。如果是这样，大唐的江山也不至于伤筋动骨，开元盛世的基础犹在。
但突然间，朝廷犯了一个严重的错误，让安禄山绝处逢生。他不仅没有退回幽州，反而占据长安，并将唐玄宗逐出关中。
错误的缘由来自唐朝内部的争斗。在唐玄宗后期，李林甫和杨国忠先后擅权，引起了人们巨大的不满。有人劝说驻守潼关的天下兵马副元帅哥舒翰，让他率军先进长安把奸相杨国忠清理掉，再去处理安禄山的问题。哥舒翰拒绝了，但杨国忠却担心有朝一日哥舒翰会重新想起这个提议。他一方面培养亲信做防范，另一方面则催促唐玄宗命令哥舒翰赶紧出战。他的情报显示，安禄山在潼关以东的兵力薄弱，如果哥舒翰出击，一定能获得胜利。
哥舒翰、郭子仪等人都主张不要与安禄山硬拼，在潼关采取守势，在敌人的背后（河北）进行打击。这种侧翼迂回攻击的效果远大于正面对抗。但在杨国忠的一再催促下，哥舒翰别无选择，他大哭一场，率军上路。
果然，杨国忠的情报是错误的，那些战斗力不强的老弱病残只是诱饵。当唐军将士进入山谷之中时，被敌人从山上扔下的大石块砸死无数，随后又被放火焚烧，唐军大败。
之前，唐玄宗由于听信了宦官边令诚的谎言，杀掉了镇守潼关的大将高仙芝和封常清，换上哥舒翰。此时哥舒翰失败，为了避免遭遇与高仙芝同样的命运，他投降了安禄山。
原本陷入绝境的安禄山竟然交上好运，享受了一场意想不到的胜利。唐玄宗在潼关陷落后闻风丧胆，向四川境内逃跑。
一场更大的灾难席卷了大唐江山，盛世一去不返。
都是藩镇惹的祸
要想看清安史之乱的根源，就必须追溯唐朝初期建立的制度。
唐朝继承了隋朝和北周，建立了以府兵制为基础的军事制度。所谓“府兵制”，指的是士兵以府为单位聚居，他们既要在战时负责打仗，也要在和平时期种粮食养活自己。
之所以要让士兵自我谋生，与唐朝极其简化的财政制度有关。唐初的前两位皇帝都不重视正规的财政税收，而是想建立一套自我经营的养官体系，不用太多的税就能让官员和士兵自我生财。
简单来说，就是划出一部分土地给士兵和官员，士兵种地供应军费开支，而官员分得的土地叫职分田，他的主要生活来源就是出租这些职分田以获得收入。就连官府的办公经费也不依赖于正规税收，而是由朝廷划拨一部分土地出租，这些土地被称为“公廨田”。
除了土地，朝廷还一次性给每一个政府机关一笔钱，让它们放高利贷，把利息作为办公经费，这些钱叫“公廨钱”。
唐高祖和唐太宗都认为，这个架构完成了政府机关的自我维持，不需要朝廷划拨太多的财政款项就可以照常运转。由于对财政税收依赖小，唐朝前期的税收一直不正规。
然而，这套自我维持系统被证明是失败的。虽然府兵们有土地，可是随着惰性的增加，士兵并不乐于种地；而划拨的土地也不够维持他们的军事行动经费，最后只能靠政府拨款。
官员们的职分田也引起了麻烦，许多官员理财不善，收不上足够的租金，最后政府只好再给他们发一份俸禄。
充任各级政府办公经费的公廨田和公廨钱也都失败了，特别是公廨钱，由于官员不会管理公家财务，放出去的钱收不到足够的利息，甚至出现了亏本，到最后只好依靠强买强卖，把钱硬是贷给一些富户，强迫他们按照年率百分之百地给政府交钱。即便这样，办公经费仍然不够，朝廷还是得调拨经费。
就这样，一方面自我维持系统失败了，另一方面政府的财税体系又没有建设好，唐朝财政一直处于紧张之中。
财政收入不够的同时，财政支出却越来越大。唐朝恰好处于一个周围的少数民族势力都很强大的时代。唐朝皇帝们要应对的，除了传统的突厥人之外，还有薛延陀、回鹘、吐谷浑、奚、契丹、突骑施等，以及周边国家（政权），包括高昌、龟兹、高句丽、百济、吐蕃及大理。
如此庞大的战争需求给不健康的财政系统带来了极大的压力，随着府兵制的恶化，到唐玄宗时期已经没有办法依靠正规财政来供应军队需求了。
唐玄宗执政初期是两种思想的碰撞时期。其中一种思想认为，要解决财政问题需要节省开支；而另一种思想坚持，要解决财政问题必须增加收入。
这两种思想区分了两个集团，可以分别称为“贤相集团”和“聚敛集团”。在唐玄宗执政前期，贤相集团在朝廷占据优势，但随着财政的恶化，聚敛集团逐渐兴起。唐玄宗后期，聚敛集团已经将贤相集团排挤走，控制了朝政。这样，朝廷就被一群以聚敛为目的的技术性官僚所控制。他们执政是以财政为目标来考虑政策的，任何能够带来财政收益的都是好手段。
在聚敛集团的主导下，唐朝的军事制度出现了巨大的变革。
唐初采取的府兵制中，全国各地设有总管府（都督府），这些府只管军事，不负责民事，地位在各州之上。有的都督府驻扎在一个州内，又节制周边的数个州，形成了一种复杂的结构。但基本上而言，军事与民事是分家的，而军事又直接受朝廷节制，不参与地方财政。
唐高宗时期，由于军事行动需要协调各方关系，唐高宗给一些军事官员（都督）授予节度使的称号。他们由中央派出，带着皇帝的令符，负责节制当地的军事。这时的节度使并不是一个官职，只是临时性的称号。
景云二年（公元711年），由于西北方向用兵的需要，唐睿宗给凉州都督贺拔延嗣一个新的名号——河西节度使，节度使由此作为官职正式出现。
见《新唐书·兵志》：“及府兵法坏而方镇盛，武夫悍将，虽无事时，据要险，专方面，既有其土地，又有其人民，又有其甲兵，又有其财赋，以布列天下。然则方镇不得不强，京师不得不弱，故曰措置之势使然者，以此也。” 所谓“节度使（藩镇）”，既不同于之前的都督，因为都督只负责军事，不参与民事；又不同于地方的州刺史，因为刺史不管军事，只负责民事；它还不同于观察使，因为观察使只有监察权，没有军事权和民事权。节度使是将所有权力合而为一、权力高度集中的官职，不仅负责招兵买马，还负责民事和税收，同时可以选择下属官员，拥有任命权和监察权。
节度使的兵员也不再依靠府兵制，而是直接从民间募兵，这样，士兵就会和其直接长官结成非常强烈的忠诚关系，与皇帝的关系反而边缘化了。
为什么要设立节度使？因为军事财政需要。唐朝没有足够的钱养兵，府兵制的战斗力又太差，设立节度使的意图就是让将军们除了带兵之外，还负责地方财政，从地方上直接搜刮钱财养兵，而朝廷不再过问。
由于士兵们脱离了劳动，节度使的军队战斗力更强，当他们守卫边关时对少数民族的威慑力更大。从表面上看，这是一项有利于军事作战的改革。但问题在于，以前的兵都由朝廷直接控制，而现在由于节度使搜刮钱财养活士兵，士兵们就认为自己是节度使的私家兵，对节度使的忠诚逐渐替代了对唐朝政府的忠诚。
由于节度使军队的战斗力更强，又不用花朝廷的钱，唐朝政府开始削减其他军队。到最后，边关地区的藩镇兵已经占了全国士兵总数的大半，局面严重失控。
唐玄宗时期，围绕着唐朝边关，北方、西南、东南，一共设立了十个节度使。
根据《旧唐书·地理志一》整理。 表4 唐玄宗时期的十节度使
唐玄宗时期的另一个错误，是对节度使的控制力太弱。最初为了保证节度使的忠心，皇帝还特别注意派遣可靠的官员，比如请一些退职和没有退职的宰相来担任或者兼任节度使。
随着贤相集团的崩溃，唐朝的宰相职位被聚敛集团掌握。聚敛集团有着严酷的内斗传统，为了打击政敌，获胜的人不会把节度使的职责放给那些失败者（退职宰相）。
唐玄宗后期，李林甫成为宰相后决定再进一步，将节度使授予归顺的少数民族。于是，唐朝边境的军政大权经过数次演化后，交给了少数民族将领。安禄山、史思明、高仙芝、哥舒翰等一批少数民族名将掌管了庞大的唐朝军队。
李林甫时期，依靠着个人魅力和手腕，他能够保证这些少数民族节度使的忠诚。但他一离任，这种平衡立即被打破。
李林甫的接任者杨国忠不仅没有魅力，还与节度使们起了冲突。他首先要应对付的是兼任平卢、范阳、河东三镇节度使的安禄山。此刻，安禄山的力量已经发展到几近失控的地步，如果他想叛乱，没有任何力量能够阻止他。
杨国忠想削弱节度使的职权，他的削藩举动又进一步激起了安禄山的疑心。双方的不信任感越来越重，到此时，一场叛乱已经不可避免。
安禄山的智慧与失误
天宝十四年（公元755年），长安城内发生了一次秘密搜查行动。这次行动由宰相杨国忠授意，搜查安禄山在长安的宅邸，抓捕了他的食客李超、安岱，并在御史台将二人勒死。接着，杨国忠把安禄山安插在京城的亲信贬出长安。
杨国忠这么做有几个目的：一是为了动摇安禄山在国都的根基；二是寻找证据让唐玄宗醒悟；三是激怒安禄山，让他露出马脚。
可惜的是，杨国忠的策划并没有让唐玄宗醒悟，反而让安禄山铁了心要反。他打出的名义就是诛杀皇帝身边的奸臣杨国忠。声名狼藉的杨国忠没有想到，当安禄山打出这个旗号时，大部分人竟然拍手称快。
安禄山最初的计划，是以献马的名义派精兵护送马匹到洛阳，一举拿下洛阳后再进攻长安。这个计划还没有实施，就被河南尹达奚珣识破。随后，安禄山制定了另一个自认为更加可靠的战略。
安禄山占据的土地是平卢、范阳与河东三地，具体说来包括三部分：一是现在北京附近，二是北京以东的辽东地区，三是山西北部的大同地区。
与安禄山势力范围接壤的地区中，太原在朝廷手中，而河西地区则是朔方节度使郭子仪的地盘。幸运的是，唐朝由于掌握了山西与河西，无意之间占有了战略地理上的优势。只要能够守住太原及其以南地区，就把控了华北的屋脊，将叛军压制在平原地带。这一点决定了后来的战局。
在河北地区，安禄山由于是河北采访处置使，也拥有较强的控制力。但在河北道所辖的二十五个州仍然由各州的民政长官控制，安禄山只有监察权。他必须依靠自己的权威镇住河北，巩固北方基地。
综合上述形势，安禄山制订了计划，这个计划一方面表现了他卓越的军事战略才能，另一方面又展现了他的不足。
安禄山的计划可以分成几个方面：第一，保住大本营；第二，由于出征的距离遥远，要想获胜，必须保证军事补给线的畅通；第三，必须尽快破坏敌人的军事补给线，令其在财政上无法支持战争的消耗；第四，出其不意，迅速占领两京，瓦解唐王朝的指挥中枢。
安禄山对于“保护自己后勤”和“破坏敌人后勤”这两方面的强调，尤其显示出一个军事家的智慧。
针对上述四个目标，具体的计划如下。
第一，安禄山的大本营是大同、幽州、辽东一带，三地又以幽州最为重要。而对幽州造成最大威胁的是唐军在太原的基地。从太原到幽州，中间隔着一座太行山。为此，安禄山一方面在太行山的主要通道井陉布设了军队，防止太原唐军从这里过境；另一方面，派遣大同的军队进攻太原，期待攻克这座城市，彻底保证侧翼的安全。
第二，安禄山的基地是幽州，要进攻的第一目标是洛阳。从幽州到洛阳最重要的通道是隋炀帝开通的运河永济渠。为了保证这条运河的安全，安禄山在运河沿线设下重兵进行防守。
第三，在唐朝，长安实际上已经处于一个非常尴尬的位置。唐朝的经济中心已经转移到江淮一带，关中的粮食产量已经无法供应庞大的国都人口，必须依靠从江淮地区转运粮食来维持国都的消耗。
从江淮转运粮食到国都，有一条主要通道和一条次要通道。主要通道是从淮河通黄河的通济渠（大运河），一旦通济渠被截断，长安的粮食就会立刻陷入紧张。次要通道则是利用长江将物资转运到武汉地区，在武汉转入汉江，经过襄阳地区，最后到达陕西汉中，再从汉中走陆路，翻越秦岭，到达长安。次要道路需要经过陈仓道或者褒斜道，虽然都是古代重要的通道，却并不好走，在翻越秦岭时必须放弃水路而走陆路，所以并不经常使用，只是作为应急道路。
安禄山为了切断长安的粮食供应，在进入黄河流域后就派人去攻占江淮，以切断主要通道；同时又向襄阳进军，以封锁次要道路。
如果这两条通道得以封锁，时间持续久一点，长安可以不战而溃。
第四，军队到达黄河后，打闪击战，尽快攻克洛阳和长安。
但百密一疏，安禄山作为军事家又是不合格的。他虽然制订了复杂的计划，却轻视了一点——山西。之前，不管是东汉光武帝还是刘渊或石勒，他们在攻打洛阳之前，都必须首先考虑山西。由于山西地处高原，不先拿下或者与之结盟，当进攻洛阳时，就很容易受到从山西发动的侧翼进攻。
安禄山必须考虑首先拿下山西的太原盆地、长治盆地和临汾盆地，才能够封锁侧翼进攻线；否则，即便攻下了洛阳，唐军只要仍然控制着山西，就随时可以从高处调兵打击叛军。
安禄山并非不重视山西，只是由于最初的进攻过于顺利，起兵不到一个月就已经过了黄河，并向东都洛阳进逼。当进攻东都迫在眉睫时，山西问题就被搁置了。
山西被搁置引起的问题暂时不会显现。但时间长了，叛军始终在反L形的平原内活动，随时被山西压迫，这时想起来当初的决策才会发现失误有多大。
叛军进攻洛阳时，唐玄宗仓促任命安西节度使封常清为范阳、平卢节度使，前往东都招兵。封常清飞驰洛阳，紧急招兵六万人开赴虎牢关。此时安禄山已经攻克了荥阳。在两军对峙中，由于封常清的士兵没有经过训练，缺乏战斗力，被安禄山击溃。当年十二月十二日，安禄山占领洛阳。
安禄山占领洛阳达成了一个重大目标：长安的交通命脉被切断了。洛阳控制了从江淮地区到长安的水路，这也是唐朝最主要的粮食运输道路（也就是长安、江淮两条交通道的那条主道）。洛阳一失守，长安就陷入恐慌之中，道路被封锁后，时间长了，必然会导致物资和粮食的匮乏。
封常清撤退到陕州，与唐玄宗仓促任命的副元帅高仙芝会合，二人商议退守潼关，凭借天险阻挡安禄山进攻长安。高仙芝与封常清都是唐朝名将，在边关征战多年。近代英国探险家奥雷尔·斯坦因在中亚探险时，曾经探访了克什米尔地区一系列的高山峡谷。这些峡谷在一千多年前曾经被高仙芝征服。高仙芝曾率军从现在的新疆西南部出发，进入喀喇昆仑山的崇山峻岭之中，完成奇袭，征服了小勃律，即便是现代人借助现代机械仍然很难到达此地。
高仙芝与封常清退守潼关是军事上非常正确的决定：一方面，将安禄山封闭在从洛阳到幽州的低地上；另一方面从侧翼袭击他，在正面战场却暂时不与他作战，以免他攻破战线进入长安。
但固守的做法在政治上很难被采纳。一方面，由于安禄山切断了长安的粮食运输线，皇帝担心长安会缺粮，希望能够尽快打通交通线；另一方面，宫廷内斗使得更多的人质疑将军们坚守不战的做法。
封常清在死之前仍然上书皇帝：“臣死之后，望陛下不轻此贼，无忘臣言。” 大宦官、监军使边令诚利用了这种质疑，乘机上告唐玄宗要求诛杀两位将领。唐玄宗竟然批准了这个请求。 高仙芝和封常清的死亡显示了唐军的混乱与唐玄宗的昏庸。
就在这时，安禄山遭遇了第一次转折——他的好运似乎就要结束了。
唐军的“关门打狗”战略
就在安禄山制定战略进攻两京并破坏了朝廷的经济和交通动脉时，唐军也逐渐适应了战争，局部反攻的时机到来了。
反攻最关键的地点就在安禄山忽视的太原。虽然安禄山也试图从大同出兵进占太原，甚至派人渡黄河打击位于陕北和宁夏的朔方节度使郭子仪。但由于战略没有落实，真正将山西利用起来的反而是郭子仪。
郭子仪一面组织人马击败来犯的敌人，另一面派遣大将李光弼、仆固怀恩等人出兵向大同反攻，占领了中途的马邑、雁门一带。虽然大同仍然掌握在叛军手中，但马邑和雁门却有一条路通往太原。这样，郭子仪就控制了从朔方到太原的关键道路。唐军源源不断地通过这条路支援太原，再从太原出发，通过井陉进入河北骚扰安禄山。安禄山的后院开始受到威胁，他千方百计保障的交通线和后勤线不再稳固。
当郭子仪从山西高处打乱了叛军的战略意图时，河北也开始抵抗。在河北率先起事的是颜杲卿和颜真卿兄弟。
颜氏兄弟都在河北道任职，颜杲卿担任常山（现河北正定）太守，颜真卿担任平原（现山东平原）太守，本来都受安禄山节制。特别是颜杲卿所在的常山，就在井陉口的东侧，与太原隔太行山相对，是安禄山阻击太原的前线。
安禄山叛乱后，率军从河北掠过，南下进攻洛阳，在背后的颜氏兄弟则先后起兵效忠唐朝。在他们的鼓动下，河北各郡纷纷响应。
河北二十五个州郡中，一共有十七个郡反正归唐，真正铁心效忠安禄山的只有范阳、卢龙、密云、渔阳、汲、邺等少数几个州郡，形势开始对唐朝有利。
为了应对颜氏兄弟，安禄山派大将史思明从北方赶来加入混战。颜杲卿战败被杀，颜真卿继续抵抗。
当河北战局再次向安禄山倾斜时，唐玄宗派李光弼出兵井陉，过太行山进入河北加入战局，击败了史思明。山西的战略地位再次得以显现。
李光弼出兵后，安禄山在河北的困境并没有出现根本变化。
河北大乱时，南方也并没有按照安禄山的战略顺利进行。按照计划，一旦占领了东都洛阳，叛军就要兵分三路：一路向西攻打长安；一路向东南方向进攻，经过淮河到达长江，占领江淮地区的大粮仓，彻底破坏唐朝的军事和财政系统；最后一路则向西南进攻南阳盆地、襄阳和荆州，夺取长江中游。
但这三路的进军都遭到了抵抗。在西路，唐玄宗又任命了边关悍将哥舒翰担任守将。哥舒翰沿袭了高仙芝的战略，在潼关坚守不战，以消耗叛军的锐气。
在叛军截断了大运河到黄河的物资运输线之后，唐王朝匆忙间搭建了另一条物资运输线（也就是原南北交通的次要道路），沿长江而上，到达武汉，再转汉江，过襄阳，沿着汉江进入陕西汉中地区，再从汉中走陆路送往长安。这种做法舍近求远，却避开了叛军占领的地界，让唐朝勉强可以维持战时的财政需求。
要想截断这条新的运输线，必须向西南进攻南阳、襄阳，从襄阳断掉唐朝的运输船队。安禄山的第三路军正是要攻打襄阳。
叛军到来后，南阳太守鲁炅（后升职为南阳节度使）率军北上叶县，抵抗两个月后退守南阳，与敌军僵持了整整一年，随后弃南阳保襄阳。这种有计划的抵抗和撤退，始终没有让叛军摧毁襄阳的运输线。
而在东南，安禄山的军队在小城雍丘和睢阳也遇到了顽强的抵抗。雍丘令张巡和睢阳太守许远坚决阻止敌人南进，一共抵抗了二十一个月，直到叛军势头过去，已经无力南侵，才告沦陷。
到这时，安禄山的军队正式被限制在一片广大的反L形平原地带：从现北京向南，抵达华北平原，但在南阳—许昌—睢阳一线被唐军阻止，无法继续南进；在西面则被阻于潼关；他虽然占领了山西北部的大同，但以太原为中心的山区直到黄河北岸，也就是所谓华北屋脊地带仍然由唐军占领。
唐军战略也已经成形，可以归结为“关门打狗”战略：把安禄山逼在一条狭长的平原通道内，将四周的门封死，你打一下我打一下，让他四处乱窜直到最终被消灭。
唐军的战略是几员大将不经意间配合的结果：哥舒翰负责关上潼关的门；李光弼负责骚扰安禄山的北方基地；郭子仪则在太原聚集军队，准备从上党地区南下黄河，进攻安禄山占领的洛阳，完成对他最后的击破。
但就在这最紧急的关头，由于宰相杨国忠的私心，他逼迫哥舒翰出战，被安禄山乘机利用，攻破了潼关，冲破了唐军设下的“牢笼”。形势急转直下。
李泌奇谋空叹息
潼关失陷当天，消息就传到长安。一天后，宰相杨国忠提议西逃四川。第三天，皇帝召集百官商议，所有人都惊慌失措，无人提供对策。大量的官员开始逃亡，到了第四天上朝时十无一二。第四天晚上，皇帝也开始做逃跑的准备。第五天一早，唐玄宗带着皇子、皇孙、妃子、近臣踏上了逃亡之路。
在长安西面的马嵬坡，跟随唐玄宗的将士发动反叛，杀死宰相杨国忠，逼迫皇帝绞杀了杨贵妃。
将士们希望唐玄宗不要进入四川，因为四川是偏安一隅的地方，一旦去了四川，就失去了对北方的控制权。唐朝即便没有完全灭亡，也会变成一个龟缩在四川的小政权。
安禄山虽然攻入关中平原，但关中四周的险要（除了潼关之外）都还掌握在唐军手中，唐朝并非没有希望。特别是在北方，以灵武和太原为中心，已经是反击安禄山的核心，随时可以打击敌人的侧翼。
灵武是朔方节度使郭子仪的地界，他是唐军最坚强的后盾。如果皇帝能够撤向灵武，对唐军无疑是一大鼓舞。
但灰心丧气的唐玄宗没有接受这个提议，撤往四川的大后方。太子李亨决定留在北方，与父亲分道扬镳后，前往灵武称帝，是为唐肃宗。
唐肃宗前期，是唐王朝最艰难的时期。潼关的失守导致大好形势瞬间反转：郭子仪和李光弼被迫离开河北，撤回太原和朔方；在河北一直抵抗的颜真卿等人被迫转移，将整个河北留给叛军。
安禄山占据了华北和关中，唐朝控制的领土七零八落。西北的朔方和太原是主要的军事集结地区，但这两个地区缺粮，必须从外界运粮救济。江南、江淮、江汉和四川地区虽然有粮食，但运河交通线被敌人破坏后，如何把这些粮食运到北方，成了必须解决的问题。
在江南地区，唐朝的宗室永王李璘也反叛了。由于南方的粮食大都囤积在江陵一带，驻扎在这里的永王决定自立门户，不再听从唐肃宗的领导，想在这里建立一个新的南方政权。
永王沿江东下，直取江东。为了应对永王，唐朝廷不得不继续分权，新设立了几个节度使，让高适担任淮南节度使、来瑱担任淮西节度使、韦陟担任江东节度使，由他们镇压永王李璘。
节度使的随意设置，让唐王朝变得更加支离破碎，为未来的藩镇割据打下了基础。
所幸的是，唐朝危急的时刻，安禄山也犯了错误。
占据长安之后，他本应该继续以长安和洛阳为基地，迅速平定关中周边的关塞，以及山西南部。如果能够有效控制北方的制高点，就形成了有效占领，唐朝失败的可能性就很大了。
但安禄山此刻却出现了战略空白期，除了继续向江淮和江汉用兵，在关中却缺乏合理的战略，导致叛军盘踞在长安不知所措。出了长安不远，就已不在叛军的控制之中。
长安西面的扶风地区仍然掌握在唐军的手中。唐军利用扶风、宝鸡形成一条新的通道，从南方向北方运输粮食。
这条通道是这样的：江南和江汉的粮食汇集在荆州、襄阳一带，沿汉江到达汉中地区，再从汉中地区向北翻越秦岭，绕过长安，从西面直达宝鸡，然后继续北上，经过固原送往北方前线。
这条路绕了极远，却勉强解决了唐军的后勤保障问题，使得唐肃宗能够继续领导平叛行动。
在山西地区，史思明在潼关陷落后向太原发动了进攻，却被李光弼死死守住。保住了太原，也就能继续从太行山后出兵，从侧翼打击河北。
在南方，张巡、鲁炅的抵抗仍在继续，确保了江南的安全。
与此同时，李泌进入唐肃宗的幕僚团队。李泌是中国古代历史上最具传奇色彩的人士之一。他才思敏捷，声名远播，当年唐玄宗有意让他入仕，却被拒绝。李泌以布衣的身份与当时的太子李亨结交。后来为了避开杨国忠的迫害，他隐居于湖北。
唐肃宗继位后，李泌再次前来，却坚持不要官，仍然以布衣身份帮助皇帝，成为皇帝的首席幕僚。
针对当时的形势，李泌敏锐地观察到安禄山的处境并不比唐军好。唐朝的地盘虽然分散，却以大包围的形势将安禄山裹在当中。安禄山南过不了淮河，北占不了太原，虽然占领了长安，但长安城外几十里就是唐军的势力范围，留给他的只有长安和洛阳之间的一条通道。
针对这个形势，李泌提出了一个大胆的设想：暂时不收复两京，而是借助两京拖垮安禄山，再捣毁他的老巢。
这个战略具体的内容如下。
第一，派遣李光弼从太原出井陉，扰乱安禄山控制的河北。由于北方是安禄山的老巢，李光弼可以拖住安禄山在河北的大将史思明和安守忠。
第二，派遣郭子仪从冯翊（现陕西大荔）渡黄河进攻河东。由于河东在潼关以北，威胁潼关、华阴，郭子仪可以拖住安忠志和田乾真。
安禄山拿得出手的大将除了这四位，还有阿史那承庆。
郭子仪在占领河东之后，不需要进攻潼关和华阴，给安禄山留一条在洛阳和长安之间的通道。由唐肃宗、郭子仪和李光弼轮流在长安以西、长安与洛阳连接部以及河北三地打击叛军，让安禄山率领阿史那承庆四处救火，直到士气消耗殆尽。
第三，再派唐肃宗最英勇善战的儿子建宁王李倓率军从北方塞外出发，绕过河套，从燕山以北进入北京，与李光弼南北夹击，端掉安禄山的老巢。失去了老巢，位于两京的叛军无处可去，就只有灭亡一途了。
李泌的战略有两点最值得称道：第一，出其不意，从大北方绕道北京以北进行大包围，直捣安禄山老巢。这条路虽然在隋朝就已经打通，但是在军事上一直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到了李泌时期，北方道路才进入战略视野，并在未来宋、元、明、清的战争中成为一条战略要道。第二，唐肃宗曾经认为这个战略过于麻烦，不如率军直捣两京来得痛快。何必放着眼前的两京不打，反而千里迢迢去攻击遥远的幽州？李泌说出了这么做的好处：如果直捣两京，的确可以把敌人赶走，但是不能把敌人歼灭。即便唐军收复了两京，安禄山率军逃回老巢，事后还将卷土重来。
唐肃宗采纳了李泌战略的前两步，派遣郭子仪、李光弼分别进军河东与河北，但是拒绝了最关键的第三步——他还是选择了直接进攻两京。
事情果然如李泌所料。在经过几次尝试后，唐军在回纥人的帮助下占领了两京，而此时安禄山已经被儿子安庆绪杀死，安庆绪率军回到河北的邺城。
安禄山的大将史思明投降了唐军。李光弼试图除掉史思明，史思明再次反叛。
史思明南下救助被围困在邺城的安庆绪。唐军派出由九位节度使组成的大军将邺城团团围住，却被史思明击溃。
史思明进入邺城，杀掉安庆绪取而代之。
唐肃宗没有采纳李泌的策略，导致唐军无法彻底击溃敌人的老巢。史思明父子代替安禄山父子继续叛乱，给唐朝造成了更多的伤害。
李泌奇谋与当年秦取四川统一中国、蒙古借道云南包围南宋一样，是最具想象力的战略。如果唐肃宗不急于夺回两京，而是选择从北方夺取幽州，那么战争后朝廷仍然可以重树权威，唐朝可能不会陷入后来的藩镇割据局面。但由于唐肃宗没有完全采纳李泌的建议，这个奇谋只剩下了一声叹息，留在历史的夹缝里供人讨论。
安史之乱的后半段变成了消耗战。史思明已经失去夺取全国的可能性，但唐朝也一时无法消灭他。
唐军邺城战败后，战线再次被拉回洛阳一带。史思明乘机占领汴州和洛阳。统率唐军的李光弼（郭子仪为战败负责而被撤职）再次以山西为依托，与史思明作战。他不急于进攻洛阳，而是占据了洛阳北面、黄河上的河阳城。如果史思明向西攻打长安，李光弼就从河阳出兵，在背后攻击他；如果史思明进攻河阳，李光弼就采取固守的策略，利用背后的山西支援河阳。
只有在叛军完全疲劳之后，李光弼才会从山西出发，对河北、洛阳的敌人分别进行打击和切割，各个消灭。
但李光弼的作战意图没有实现，干扰他的还是唐肃宗和太监。太监鱼朝恩游说唐肃宗，逼迫李光弼出兵洛阳，导致唐军在洛阳北面的邙山下惨败，丢失了河阳城。形势再次变得对唐军不利。史思明秣马厉兵，又准备进攻长安。
幸运的是，这时叛军再次起了内乱，史思明的儿子史朝义杀父篡位，叛军内部的风雨飘摇让他们对长安的进攻无疾而终。
经过长期的拉锯战，叛军的力量终于开始削减。唐军在新统帅仆固怀恩与回纥兵的帮助下最终收复了洛阳，把战线推回到河北。
在收复河北的过程中，仆固怀恩为唐朝留下了最后一个隐患。为了尽快结束战争，仆固怀恩认为，应该争取史朝义的几员大将反正。除了对他们反叛的经历既往不咎，还由朝廷委任他们为当地的节度使。
在仆固怀恩的安排下，史朝义的大将薛嵩、李宝臣（原名张忠志）、田承嗣、李怀仙都成了唐朝的节度使，继续统治着河北。这些河北的节度使将成为未来战争的主角，是使唐朝统治支离破碎的罪魁祸首。新的反叛种子已经种下。
安史之乱结束时，全国已经有了三十六个节度使，这些节度使有些是以前的，有些是为了镇压反叛在临敌的前线临时设置的，还有些则是河北的降将。
节度使们拥有地方统治的全权，有兵权，又控制着地方财政，朝廷的权力被逐渐消解，最终形成了藩镇割据的局面。有的节度使甚至对抗中央，实现了权力世袭。唐朝早已经面目全非。
